9月8日,貝森特在布賴特巴特新聞網的活動上說了一句話:如果中國在AI競賽中把美國遠遠甩開,那麼“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他還補了一句更掏心窩子的:“沒有明天可言。”
一個美國財政部長,在一家右翼網站的活動上,用“沒有明天”這種句式去動員國內情緒,這在美國政治裡是常態。但貝森特說這句話,比別的政客更值得琢磨,因為他自己就是“美國為什麼焦慮”的答案之一。
貝森特是華爾街出身,避險基金經理,索羅斯的舊部,靠金融投機發家。他代表的是美國過去四十年最典型的人才流向:最聰明的腦子進了金融,進了諮詢,進了法律,而不是進了電機系、材料系、電腦底層架構。現在他坐在財政部長的位子上,對著中國企業用開源模型把價格打下來、在西北戈壁上批次建資料中心這種事幹瞪眼,然後喊“我們沒明天了”。
這不是偶然,這是美國人才結構長期偏移的必然結果。當最聰明的腦子都去設計金融衍生品的時候,別人在畫電路板。等有一天你突然發現電路板被甩開了,再喊“沒明天”,這已經不是警告,是遲到的自我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