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蘋果CEO庫克秘密簽署了一份價值高達2750億美元的協議——這不是一份普通的商業合同,而是一份投名狀,作為交換,蘋果獲得了在中國市場暢通無阻的通行證,以及一個無與倫比的製造基地。十年過去,當我們回望這一刻,會發現這不僅是蘋果市值的轉折點,也是全球科技產業格局的分水嶺。帕特里克·麥吉(Patrick McGee)在其新書《Apple in China》中,用“捕獲(Capture)”一詞來形容這種關係。Capture的意思很有趣:你越發展,越離不開我,雙方深度繫結到一種難以分離的結構裡。通常我們認為是美國巨頭利用了廉價勞動力,但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捕獲”了蘋果。蘋果不僅將其身家性命(95%以上的產能)押注於此,更重要的是,蘋果在追求極致效率的過程中,通過技術轉移和標準輸出,無意中為中國培養出了強大的供應鏈。這是一個關於貪婪、遠見、共生與反噬的複雜故事。庫克與供應鏈要理解蘋果當下的困局,必須回到原點:為什麼是中國?事情還要從上世紀80年代說起。1983-1984年,賈伯斯深受亨利·福特(流水線祖師爺)和索尼(當時精密製造的巔峰)的影響,決定在加州弗裡蒙特(Fremont)建立一座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麥金塔(Macintosh)工廠。喬老爺子是頂級的產品大師,但在生產製造上卻是一言難盡:他要求工廠必須像實驗室一樣一塵不染。他甚至堅持將昂貴的自動化機器刷成鮮豔的顏色(這實際上導致了機器運行故障,因為油漆會剝落並堵塞精密部件),更要命的是,他完全無視商業邏輯:工廠的設計產能極大,但銷量跟不上,昂貴的機器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空轉。最終蘋果在1990年代初關閉了這座工廠。時間來到1998年,這一年現在的蘋果CEO庫克從康柏(Compaq)跳槽到蘋果擔任營運副總裁,蘋果的供應鏈狀況還是“災難”等級的:蘋果當時的庫存周轉期長達31天(作為對比,當時供應鏈管理的標竿戴爾(Dell)的庫存只有幾天);供應商管理也極其混亂,蘋果同時與成百上千家供應商打交道,缺乏議價能力。庫克上任後,迅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有一句名言:“庫存是邪惡的。”就這樣,庫克關閉了蘋果在全球的大部分自有工廠和倉庫;將生產全部交給富士康(Foxconn)等代工巨頭,在短短幾個月內,將蘋果的庫存從30天壓縮到了2天,甚至在某些環節實現了零庫存。更絕的是,他充分利用了亞洲/主要是中國供應鏈的彈性(Flexibility)——這是賈伯斯當年的自動化工廠最缺乏的東西。遙想當年第一代iPhone在2007年橫空出世時,蘋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產能壓力,但庫克打造的供應鏈系統完美應對了這些挑戰。書中記錄了一個細節:當蘋果在發佈會前幾周突然決定更改iPhone螢幕設計時,中國的工廠在午夜叫醒了8000名工人,給每人發了一塊餅乾和一杯茶,半小時後,新的生產線就已經開始運轉。這種“軍事化”的動員能力,在當時的美國、甚至日本都是不可想像的。八人幫的建立另外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2013年。那一年央視“3·15”晚會上,蘋果因為售後服務政策被中國官方媒體猛烈抨擊為“傲慢”,蘋果股價和聲譽在中國大受打擊。而在此之前,蘋果在中國的策略非常單純——利用中國大市場銷售產品,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製造產品。央視315晚會曝光蘋果產品售後問題面對危機,蘋果最初的反應是美式的法律抗辯,但這在中國行不通。那什麼行得通呢?一支懂“中國”的特種部隊。於是,一個代號為“八人幫”的核心小組應運而生——這曾是蘋果內部的最高機密。“八人幫”中的靈魂人物包括道格·格思裡(Doug Guthrie)與羅裡·塞克斯頓(Rory Sexton):道格·格思裡,小組的智囊。作為一名能講流利普通話的社會學家,他不僅研究中國,還曾在上海攻讀博士學位。他深刻理解中國政府的底層邏輯——“以市場換技術”。他教導庫克:在中國,你不能只做生意,你必須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羅裡·塞克斯頓,小組的行動隊長。他是第一位常駐中國的蘋果副總裁等級高管。作為一名工程師出身的實幹派,他負責將格思裡的理論轉化現實,核心任務是改變蘋果在中國政府眼中的形象——從一個單純“搾取廉價勞動力”的美國公司,轉變為通過創造就業和稅收為中國做貢獻的“本地夥伴”。其他成員包括葛軍(Jun Ge)、史蒂文·馬爾徹(Steven Marcher)、布倫丹·勞裡(Brendan Lawry)、丹尼·圖扎(Denny Tuza)、布萊恩·盧(Brian Lu)、奇普·希爾斯(Chip Hills)。“八人幫”的運作在2016年達到了頂峰。當時,蘋果的iTunes Movies和iBooks Store在中國突然被監管叫停,股價大跌。庫克在“八人幫”的策劃下迅速訪華,簽署了一份長達五年的秘密協議,承諾在中國投資超過2750億美元。這筆投資包括在貴州建立資料中心(響應資料本地化)、投資滴滴出行(10億美元),以及幫助中國培養高端製造人才。蘋果公司位於中國西南貴州省的首個資料中心2019年5月19日拍攝(新華社)正是“八人幫”的這一系列操作,將蘋果從一個“賺了錢就走”的過客,變成了中國經濟肌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學與學徒書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是“幫助中國培養高端製造人才”,也即“技術溢出”。之前,蘋果看中的,地球是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和供應鏈的叢集效應;但為了達到蘋果近乎變態的質量標準(例如公差控制在微米級),蘋果被迫扮演了“大學”的角色,派駐了數千名工程師進駐工廠。最典型的案例之一便是立訊精密(Luxshare)。早期,立訊只是富士康的連接器供應商。蘋果為了降低對富士康的單一依賴,開始有意扶持立訊.既然要扶持,就要技術管理兩手抓:技術方面,蘋果購買了昂貴的CNC機床放在立訊工廠,派駐了數千名工程師進駐立訊的工廠,手把手教中國工人如何程式設計、如何維護;管理方面,蘋果將原本屬於機密的工藝流程管理(Process Engineering)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中國合作夥伴。這種深度的“幫扶”+“嚴苛訓練”,造就了中國電子製造業的奇蹟。2024年8月12日,安徽省阜陽市立訊精密汽車電子產業園生產線照片中國供應商從最初只做簡單的線纜組裝,進化到聲學模組(歌爾)、螢幕(京東方)、甚至整機組裝(立訊代工AirPods和部分iPhone)。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工程師在蘋果體系內掌握了世界頂級的製造工藝,而且這些知識並沒有被鎖在蘋果的圍牆內,而是溢出到了華為、小米、OPPO等本土品牌。在作者看來,這些品牌之所以能迅速在硬體工藝上追平蘋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共享了蘋果一手培養起來的供應鏈。2024年3月20日,庫克與比王傳福在上海正如麥吉在書中所言:“沒有蘋果,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科技製造;但反過來,沒有中國,蘋果也無法成為那家市值3兆美元的公司。”罪人與人質這種深度繫結的蜜月期,在2018年貿易戰爆發後開始出現裂痕,並在2022年達到了恐慌的頂峰。2022年,鄭州富士康的疫情封鎖事件,是蘋果供應鏈歷史上最大的“黑天鵝”。當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廠陷入混亂,工人出走,產能歸零時,庫克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無法動彈的噩夢:蘋果每周損失超過10億美元。這暴露了“精益生產”的致命弱點:零庫存意味著零容錯。95%的iPhone產自中國,這種極端的集中度在和平時期是效率的極致,在動盪時期就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獲取2024年蘋果供應商名單,請後台回覆果鏈,獲取下載連結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開始超越資本效率了。曾經,庫克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商業是商業,政治是政治”。但在中美大國博弈的背景下,這種騎牆策略已不再奏效。在美國看來,蘋果就是那個“把就業機會送給對手”的罪魁禍首,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而站在中國的視角,蘋果也面臨著越來越強的本土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政府對資料安全的強力監管。蘋果發現自己被“捕獲”了。它無法輕易離開,因為離開意味著利潤的崩塌;它也無法舒服地留下,在美國它像是“罪人”,在中國它像是“人質”。印度,下一個中國?面對困局,蘋果開始了著名的“N+1”策略,其中的“1”主要指印度。這不僅是蘋果的自救,也是全球供應鏈轉移的風向標。但麥吉的研究潑了一盆冷水:印度不是中國,複製中國模式比想像中難得多。首先是文化的衝突。在中國的富士康,管理者可以要求工人每天重複同一個動作12小時,這被視為“紀律”。但在印度,這引發了罷工和火災。印度工人的權利意識、工會力量以及文化習慣,讓習慣了“中國速度”的蘋果感到極度不適。2024年9月泰米爾納德邦Hosur的塔塔電子工廠發生大火,生產一度受阻更麻煩的是供應鏈的缺失。印度目前只能做組裝(Assembly),而無法做製造(Manufacturing)。目前,蘋果在印度主要進行FATP——最終組裝、測試和包裝,而所需的上游零部件幾乎都需要從中國大陸空運過來,為此蘋果必須支付關稅,關稅約為22%。再加上18%的GST(商品及服務稅),單單是稅收,成本就上漲了40%,所以iPhone在印度製造最終的售價,真的不便宜啊。↓此外,雖然莫迪政府推出了類似中國的PLI(生產掛鉤激勵)計畫,但印度的行政效率、土地徵收難度以及各邦之間的法律差異,讓建廠成為一場馬拉松。目前,印度可以承接一部分產能,但它無法替代中國“世界工廠”的生態地位。蘋果的去風險之路,註定是漫長且痛苦的。全球化的終結與新範式其實,我們可以從《Apple in China》抽離出幾個關於商業與政治的底層邏輯:1.效率至上主義的終結過去三十年,全球化的核心邏輯是“效率”。那裡成本低、效率高,資本就流向那裡。蘋果是這一邏輯的集大成者。但未來三十年,核心邏輯將轉變為“安全”與“韌性”。企業必須在效率與安全之間通過支付溢價來購買“保險”。2.技術轉移的不可逆性西方政客常談論“技術封鎖”,但蘋果的案例說明,在大規模製造的接觸面上,知識的滲透是不可阻擋的。中國工程師通過與蘋果的合作,掌握了頂層的工藝流程管理(Process Engineering),這種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比圖紙更難被剝奪。我們常說蘋果是中國的人質,因為它的產能被鎖定。但反過來,中國也是蘋果的人質。蘋果為中國提供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和巨額出口創匯,如果蘋果真的決絕地撤離,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是毀滅性的。這種“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可能是維持現狀的唯一力量。當商業利益大到足以富可敵國時,企業究竟是由於其規模而獲得了超越主權的自由,還是因為其規模而註定成為大國博弈的囚徒?蘋果的答案,顯然是後者。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