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隊在美國已成新常態，尤其是在機場安檢處。五十分鐘、兩小時、大半天——一趟航班、一個牛角甜甜圈，或是一張哈里·斯泰爾斯演唱會門票，究竟值得我們耗費多少時間？從一個社會的排隊狀況，便能窺見其健康程度。近來美國機場的安檢隊伍排到了蘇聯時期的水平，這恐怕不是個好兆頭：休斯頓霍比機場安檢要排三個半小時，勞德代爾堡機場的隊伍繞著航站樓蜿蜒，奧斯汀機場的隊伍甚至溢出到了人行道上。當然，也有些特殊的隊伍象徵著富足或放縱——比如排隊買可卡因，或是跳康加舞的長隊——但排隊通常是供應短缺的訊號：面包領取隊伍、古巴雜貨店的長龍、禁運時期的加油隊伍。唐納德·川普在自然災害後，曾向人群分發物資（還排什麼隊？人人有份！），卻又吹噓自己競選集會的隊伍有多長。這和路易十四刻意營造覲見隊伍的道理如出一轍：當你掌握稀缺資源時，短缺本身就是權力的彰顯。在法語裡，“la queue”既是“隊伍”，也是“陰莖”的俚語。在甘迺迪機場（排隊超一小時）和紐瓦克機場（七十一分鐘），人們用頗具地方特色的說法“wait on line”（在隊上等候）；在亞特蘭大（兩小時）、新奧爾良（三小時）以及幾乎所有其他地方，人們說“wait in line”（在隊裡等候）；唯有英國人用“queue”（排隊）一詞。英國是個痴迷於等級與位次的國度，排隊禮儀幾乎就是他們的公民入籍考試。美國人則普遍沒什麼耐心。你可以通過通膨和貧富差距追蹤社會的政治不滿，也可以看看各類隊伍：投票隊伍、疫苗接種隊伍、 退伍軍人福利的線上排隊隊伍。機場長隊源於政府停擺——這已是六個月內的第三次。自2月14日起就未領到薪水的TSA安檢員，紛紛請病假。社保支票申領排起了線上長龍（罪魁禍首是DOGE），哈里·斯泰爾斯演唱會門票也排起長隊（要怪就怪Ticketmaster票務平台）。紐約人願意花三千二百美元租一間單間公寓，卻往往要先排著長隊看房。當然，當排隊機會分配不公時，這種等待就更令人惱火。TSA機場預檢通道、頭等艙通道、CLEAR快速安檢通道——隊伍分明揭示了誰的時間更金貴。（看看女廁所的隊伍就懂了。）在杜拜，統治階層的阿聯人可以插隊；泰國政客也享有此特權。但純粹的、無差別的隊伍，卻蘊含著某種平等精神。這是一套無法被演算法、禮賓服務或機器人鑽空子的規則，其準則無需解釋（儘管溫網的排隊指南長達五頁），違規者會受到嚴厲對待。2006年，一名男子在曼哈頓中城一家清真餐車旁，刺傷了一名據稱插隊的人，就連檢察官也承認，人人都痛恨插隊者。“他們鬼鬼祟祟，”她說，“這禮貌嗎？不。但這算犯罪嗎？也不算。”弗拉基米爾·索羅金寫過一部名為《隊伍》的小說，他將排隊視為蘇聯的標誌性特徵。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聯的終結並非始於柏林牆倒塌，而是始於排隊體系的瓦解。索羅金寫道：“隊伍被驅散，又以人群的形式重生。”排隊者的悖論：路過一條長隊，你竟會心生加入的衝動。從聖經意義上講，人類的第一支隊伍是諾亞方舟的隊伍——人人都想擠進去。我們為牛角甜甜圈、Trader Joe's超市、莎士比亞戲劇、Jimmy Choo特賣會排隊。你會注意到Lucali的長隊，卻不會留意Sbarro的隊伍。康奈爾大學等候理論教授賈莫爾·彭德近日表示：“隊伍越長，越能彰顯事物的價值。”排隊無可避免（彭德說：“我的一篇期刊論文，審稿排了三年才出結果——論文主題正是等候理論”），但也有緩解之法。機場會把登機口設在遠離行李提取區的地方——人們不介意步行去取行李，卻介意排隊等行李。近日一個下午，拉瓜迪亞機場B航站樓的隊伍是全美最長的之一。機場說預估等待時間是28分鐘。這數字聽著就不可信——隊伍早已溢出航站樓大廳。一位業餘等候理論研究者排在穆伊茲·謝赫前面，謝赫是來自印度浦那的物理治療師，正經丹佛前往鳳凰城參加一場會議。印度是個排隊文化盛行的國度，但規則與美國不同，人們可以靠交涉插隊。“在浦那，我們有種叫vada pav的鹹味小吃，”謝赫說，“人們會排隊買，但出餐很快，也就五分鐘。”他這趟行程至今：孟買機場兩道入境隊伍、值機與登機隊伍、杜拜機場安檢隊伍——此前有報導稱一架伊朗無人機擊中了油輪，航班需在吉達經停加油，而吉達機場的計程車隊伍一直排到了跑道。謝赫降落在甘迺迪機場（過海關），但下一趟航班被取消了。“我已經在路上三十四個小時了，”他說，“一點力氣都沒了。”預估的28分鐘過去了，旅客們連安檢口的一半都沒走到。到第四十分鐘時，眾人眼神呆滯。一個拎著路易威登行李箱、攥著一沓現金的男人對著家人大吼。九分鐘後，謝赫在三個身份核驗隊伍中選了一條。“我好像總選到最慢的那隊。”他說。加入隊伍五十五分三十秒後，他終於通過安檢，朝登機口走去。他還有足夠時間在登機前的人群裡磨蹭、進入正式登機隊伍，再在登機橋上排隊，最後才走到自己的座位。 (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