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一直流傳著一個段子：法國人和美國人互相瞧不上。🇫🇷 法國人眼中的美國人很多法國人對美國文化既欽佩又批評。他們“看不上”的常見點包括：1. 文化層面• 認為美國文化“太商業化”，缺乏深度（比如快餐、好萊塢大片、消費主義）。• 覺得美國人穿衣打扮太隨意、太“土”。• 一些法國知識分子認為美國社會過於“實用主義”，缺乏對“精神與哲學”的追求。2. 語言與文化保護• 法國人非常重視法語和本國文化，對英語（尤其是美式英語）的全球擴張頗有反感。3. 社會與政治• 有些法國人認為美國社會太功利、節奏太快、工作壓力過大，不懂“生活的藝術”（art de vivre）。不過與此同時，他們也非常羨慕美國的創新力、經濟活力和自由精神。紐約中央公園🇺🇸 美國人眼中的法國人美國人對法國人也常懷有一種“又愛又恨”的複雜情感。他們“看不上”的常見點有：1. 傲慢與自負• 一些美國人覺得法國人“自以為是”，喜歡批評別人（尤其是當他們批評美國文化時）。2. 官僚與保守• 美國人常調侃法國辦事效率低、罷工抗議太多。3. 反美情緒• 在某些國際政治議題上（比如伊拉克戰爭），法國曾公開反對美國，這也讓部分美國人不滿。以前我其實並不太理解這種“互相看不上”的心理，甚至覺得那只是法國人傲慢的一種表現。但到了美國之後，我在某種程度上理解了——為什麼法國人會瞧不起美國人。因為和法國人（尤其是巴黎人）相比，美國人確實有點“土”。不說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吧，至少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上兩層。美國別的地方不好說，但洛杉磯和紐約人的穿衣風格確實太過實用主義。尤其是紐約當地人，穿得過於“實在”，讓人很難想像這裡是全球金融中心、世界最發達的城市之一。而且洛杉磯可是好萊塢的所在地，而紐約是百腦匯的所在地，這裡人的穿著很難讓我把他們和藝術掛上鉤。不僅穿著如此，紐約的地鐵也幾乎毫無美感可言。可能他們覺得地鐵就是一個交通工具而已，建得那麼好看幹嘛。當我在德國旅行時，從巴黎到德國那一刻，我就明顯感受到巴黎人與德國人穿衣的鮮明對比——德國人穿得確實“土”，但這倒也合理，畢竟德國是以製造業聞名的國家，講究實用無可厚非。然而，紐約人和洛杉磯人也如此“實在”，就讓人有些意外了。不過，與他們的穿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的城市建築反而相當漂亮。尤其是高樓大廈，不僅外觀現代大氣，而且乾淨明亮。如果只用一個詞形容紐約的高層建築，我想大概是bright吧。而且紐約的高層建築改變了我一直以來對高層建築形式主義和鋪張浪費的看法。原來高層建築也可以這麼美。另外，正是因為他們穿的相對比較樸實，所以人與人之間不會有明顯的距離感。最後，我想強調，穿衣是個人自由，沒有好壞高低貴賤之分。我說的“土”也是一個中性詞這大概就是美國吧——不完美，但真實。 (小熊流浪記)

西爾維·德萊澤納（Sylvie Delezenne）今年45歲，是一位頗有經驗的行銷人員，但年輕時的一次求職經歷，一直是她心裡的一道傷疤......那是2015年，35歲的西爾維正在找工作。一天，她在領英上收到法國文化部HR的資訊，邀請她去巴黎參加面試。巴黎！文化部！這可把西爾維高興壞了。“在文化部工作是我的夢想啊。”（西爾維）文化部大樓離巴黎盧浮宮不遠，在那裡，她見到了面試官、文化部高級公務員克里斯蒂安·內格雷（Christian Nègre）。對方先帶她去了一間會議室，又在自動咖啡售賣機上給她買了一杯咖啡，她接受了。“在面試的場合，我不會拒絕面試官給我的咖啡。”咖啡售賣機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是西爾維自己選擇了少糖的咖啡，按下按鈕。咖啡做好後，面試官內格雷端起了她的杯子，轉身跟一位同事打招呼，然後穿過走廊，把咖啡遞給她。之後，內格雷又提議出去四處轉轉，看看周圍的古建築。“天氣太好了，我們溜躂溜躂吧。”內格雷把她帶到了離盧浮宮不遠的杜樂麗花園，他們一邊逛，內格雷一邊提問。西爾維之前因為健康原因，辭掉了上一份工作，眼看著口袋裡的積蓄越來越少，她現在找工作心切，所以一直在強調自己急需一份工作。可是，內格雷的問題沒完沒了，面試長達幾個小時。西爾維漸漸開始坐立難安，她正在被尿意折磨：“我越來越想去廁所。”“我的手在顫抖，心跳加速，汗珠從額頭上流下來，臉漲得通紅。”“我說我需要暫停一下，但他還繼續往前走。”（杜樂麗花園，示意圖）但尿意跟噴嚏一樣，都是忍不住的。“我當時憋得不行了，我一直想我應該怎麼辦。”最後，西爾維實在堅持不住了，她蹲在一條通往塞納河上人行天橋的隧道邊尿了。她回憶，當時內格雷走了過來，脫下外套，跟她說“我會保護你的”，這一系列舉動，讓西爾維覺得有點奇怪，可又說不出是為什麼。作為一位成年女性，竟然因為尿急在公共場合隨地小便，這種羞恥感給西爾維帶來巨大的衝擊，讓她非常沮喪：“我心想，面試徹底搞砸了。”在回家的路上，她覺得異常口渴，陸續灌了好幾升水。“喝了太多水，我的腳腫得厲害，都被鞋子磨破出血了。”在接下來的若干年裡，西爾維一直責怪自己把這次機會搞砸了，這件事給她留下了心理陰影，她不想再去巴黎，也不想再找工作。“我經常做噩夢，還會暴怒，我不想找工作，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被“當街小便”的糗事困擾了4年，直到2019年，警方聯絡了西爾維，她才知道這一切都不怪她......（塞納河，示意圖）有問題的不是西爾維，而是她的面試官內格雷——他屢次利用職務之便，偷偷往女性應聘者的咖啡或茶裡加入利尿藥品，再故意把面試時間拖得很長，讓她們尿急，不得不在公共場合小便，藉機偷拍她們的大腿。更可惡的是，內格雷是個慣犯，用同樣的伎倆多次作案，警方統計發現，受害女性多達240名。據受害者們說，他經常帶應聘女性在戶外進行面試，故意走到離衛生間很遠的地方。這些女性在面試時憋得難受，卻被他拖住無法上廁所，有人在絕望中不得不在公共場所小便，甚至直接失禁，狼狽不堪，當場社死。有些人因此羞愧難當，覺得自己很失敗，這些負面情緒對生活也造成影響。這跟西爾維的遭遇一模一樣，警方告訴她，他們發現內格雷在一張電子表格裡，存了她的個人資訊以及偷拍她大腿的照片。“當時，我甚至想不到，還有這種類型的侵害他人的方式，”西爾維說......（相關報導）不光西爾維，安娜伊斯·德沃斯（Anaïs de Vos）也是接到警方的電話後，才知道自己曾經的糗事，竟然是人為原因導致的。2011年，當時28歲的安娜伊斯申請了法國文化部管理助理的工作，面試官也是內格雷。她平時不喝咖啡，可面試那天，內格雷走到會議室角落給她準備咖啡。“面試的時候，如果有人給你咖啡，尤其是面試官，你肯定得答應啊。”內格雷給了她一杯咖啡，又提議去外面走走，邊走邊聊。喝了咖啡的安娜伊斯開始有尿意，還覺得很冷，她試探著提出想回去，可內格雷根本不聽她的話，他徑直穿過馬路，朝另一個方向，往塞納河邊走去。（安娜伊斯喝了內格雷給她的咖啡，示意圖）當安娜伊斯直接表示想去廁所時，內格雷看著她的眼睛問：“你想尿尿嗎？”“就像一個大人跟一個小孩說話一樣，”安娜伊斯回憶。“這讓我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沒想到，內格雷指著橋下的一個倉庫，讓她在那裡尿，被她拒絕了。“我腦子裡有一個警示燈亮了，告訴我這件事不對勁兒。”在內格雷的建議下，他們接著往盧浮宮的方向走，那邊有公共衛生間，但要收費1歐元。面試剛開始時，她把包放在了文化部大樓，出來時沒帶，所以身上沒錢，內格雷也說沒帶錢。最後，安娜伊斯走進了一家咖啡館，找店家借用衛生間。但咖啡館的衛生間在二樓，她當時已經憋不住了，剛一看見衛生間的門，就忍不住尿了褲子。安娜伊斯尷尬極了，雖然想辦法把褲子擦乾了，但坐在回家的火車上，她還是感覺非常難受，好像快要暈倒了一樣。8年過去了，2019年警方聯絡了她，安娜伊斯心裡的疑惑才終於解開：“我一直覺得有些不對勁兒......”（盧浮宮，示意圖）艾米莉（Émilie）同樣是此案的受害者，她在律師的建議下使用了化名。2017年，29歲的艾米莉已經在藝術圈小有名氣，當時正在找新工作。內格雷通過領英聯絡上她，邀請她到他當時任職的斯特拉斯堡地區文化辦公室面試。面試時，內格雷故技重施，先親自給她泡了一杯茶，然後又提議去河邊走走，還參觀了一座教堂，整個面試長達兩小時。喝了那杯茶後，艾米莉開始內急。“我想上廁所，但他卻說：‘這裡沒有衛生間，我們接著走吧。’”“他走得很慢很慢，時不時停下來問我問題。”“我覺得頭暈目眩，感覺自己好像要暈過去了。”逛了一大圈，他們終於回到了辦公室，內格雷把她帶到他辦公室旁邊的一個私人衛生間，讓她在那裡上廁所。跟前面兩位受害者一樣，艾米莉也覺得他的舉動很怪異，但又沒啥證據。兩年後，艾米莉讀到一篇媒體報導，內容是文化部一名公務員涉嫌給應聘者下藥。“一切都突然說得通了，但這對我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艾米莉勇敢地向警方報了案，然後辭去了在斯特拉斯堡的工作，後來乾脆離開了法國......（內格雷往茶裡下了藥）內格雷的伎倆算不上高明，但因為“面試官”的身份，他作惡多年，一直沒被人揭穿。直到2018年，他試圖偷拍一名高級官員的腿，被一名同事舉報，警方對他展開調查。這一查，警方發現了內格雷的真面目。他有一份名為“實驗”的電子表格，裡面記錄著給那些女性受害者下藥的時間以及她們的反應，還有他偷拍的腿部照片。2019年，內格雷被免去文化部以及公務員的職務，並因涉嫌下藥和性侵等多項指控，接受正式調查。內格雷一案受害者眾多，調查進度緩慢，案件遲遲沒有開庭審理，從2019年到現在已經拖了6年。等待審判期間，內格雷在私企找了一份工作，受到的影響有限。可對於受害者們來說，每多等一天都是煎熬。像文章開頭提到的西爾維，警方聯絡她之後沒多久，她就被確診患有創傷性應激障礙。“審判遲遲沒開始，這讓我很焦慮，憤怒感一直無法散去。”另一些受害者表示，案件開庭拖得太久，這會加深她們的創傷。“6年過去了，我們還在等待審判，這簡直難以置信。”“時間太長了，司法程序帶來的創傷遠遠大於治癒。”“這根本不是正義應該有的樣子。”在評價此案時，幾名受害女性的律說：“這表面上是一種性幻想，實際上是通過羞辱和控制，對女性的身體進行佔有和支配。”而且律師也表示，此案的規模非比尋常，漫長的調查相當於給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法國文化部大樓）除了向內格雷追究責任，很多人覺得他的僱主，也就是法國文化部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一些受害者向國家提起民事訴訟，獲得了賠償，但文化部始終沒有被認定為存在過錯。文化部的一名官員只是承諾，該部門一直致力於防止性騷擾和性暴力，並會為受害者提供支援。法國總工會文化部門分會表示：“我們希望文化部承認其作為僱主的責任，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正是這個問題讓一名高級公務員能夠如此行事長達十年之久。”據該總工會透露，在案發之前，已經有其他員工舉報過內格雷，指控他在會議上偷拍女性的腿，但顯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事已至此，也只能向前看了，受害者們唯一的願望，就是案件能早些開庭審理，讓法律給她們一個交代。用文中第一位受害者西爾維的話說，“我現在的首要目標，就是確保此類事件不會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西爾維）(英國那些事兒)

成立十周年之際，La Liste 發佈了2026年全球最佳千家餐廳Top 1000榜單。今年首次有來自八國的十家餐廳並列榜首。其中，中國餐廳達到了兩家（龍景軒、天巢法國餐廳）。中國上榜Top 1000的美食餐廳也從去年的109家上升到118家，蟬聯上榜國家總數前列。這展現出美食界愈加多元的趨勢，全球味覺重心正在不斷移動、重塑。▲LA LISTE 2026全球美食榜單獲獎主廚“全家福”。（圖片來源：柳怡供圖）01 十周年紀念：La Liste發佈《美食觀察 2025/2026趨勢手冊》不僅如此，為慶祝十周年，La Liste發佈了《美食觀察 2025/2026趨勢手冊》，回顧過去十年全球美食的發展軌跡，並提出未來十年的十大戰略趨勢。榜單創始人兼主席福爾（Philippe Faure）表示，全球已成為共享卓越美食的舞台。聯合創始人兼主編奇普瑞克（Jörg Zipprick）同樣表示,“十年的資料表明，全球美食版圖正在重新繪製，亞洲正穩步躍居中樞位置。”▲法國憲法委員會前主席、前總理法比尤斯（中），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左二）等多位政要出席頒獎典禮。（歐洲時報記者靖樹 攝）02 2026年Top 1000榜單主要趨勢此外，2026年榜單的主要趨勢包括：·第二波亞洲美食浪潮初見端倪La Liste資料證實了一項深刻趨勢：亞洲是全球美食的重要中心。據其官網介紹，長期以來，中國、日本和韓國料理常被簡化為廉價的異國風味，但這種局面已經結束。如今，香格里拉（Shangri-La）、文華東方（Mandarin Oriental）等酒店集團正大力投資中國高級餐飲；與此同時，主廚如 George Chen（Eight Tables，舊金山）和 Simon Kim（Cote，紐約）正確立新的標準：技藝卓越、建築與空間設計精緻，並且定價與歐洲頂級餐廳看齊。根據《La Liste 美食觀察 2025/2026 趨勢手冊》，第二波亞洲美食浪潮已經初現端倪，由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推動。東南亞有望成為下一個重要美食目的地。▲法國外交部秘書長安娜-瑪麗·德科為頒獎典禮揭幕。（歐洲時報記者靖樹 攝）·北歐國家：“當代高級料理中心”瑞典和丹麥正崛起為當代高級料理的重要中心，並由 Björn Frantzén（位於斯德哥爾摩的Frantzén 餐廳）和 Eric Vildgaard（位於哥本哈根的Jordnær）引領。其美食生態依託創新、設計、技藝，並得到公共和私人部門長期支援。例如，2025年Björn Frantzén / Frantzén Group所獲得的創新獎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發展趨勢。·歐洲：傳統“高級餐廳”概念在轉變根據《La Liste 美食觀察：2025/26 趨勢手冊》，“美食浩劫”的直接後果是高級餐飲雖存續，但付出了結構性疲勞的代價。不過，傳統“高級餐廳”概念正在深刻轉變，其變化特徵包括奢華的休閒化、回歸簡單懷舊風格。·美洲與中東：新興投資力量美國持續推行以美食與創業創意融合為核心的模式。在中東地區（迪拜、利雅德、多哈），國際化的酒店服務、壯觀的建築設計、雄心勃勃的預算重新定義了“美食目的地”概念。·餐廳酒店的結構性增長2026 年榜單的一個顯著現像是，附屬於大型獨立或國際酒店的餐廳正迅速崛起。這些餐廳依託雄厚預算和整體化的客戶體驗理念，重新定義了酒店服務、文化與高級餐飲之間的關係。·Robuchon強勢回歸在主廚Julian Tongourian的帶領下，天巢法國餐廳（Robuchon au Dôme）晉陞榜首：在摩洛哥裔倫敦投資人Ely Michel Ruimy的推動下，Robuchon集團持續展開國際化發展。▲世界中餐業聯合會副會長武力代表兩位並列第一的中國餐廳龍景軒、天巢法國餐廳主廚領獎。（柳怡供圖）03 中國展台南北風味輝映頒獎禮前的雞尾酒會歷來是多國主廚高端美食展示的舞台。作為保留節目和每年亮點，中國展台曾邀北京香港馬會、淮揚府、揚州迎賓館、眉州東坡、白家大院、仿膳等特色中餐進行展示。今年，中國廳聚焦兼具嶺南雅緻與北方淳厚的“潮州與山西風味”：潮州菜講究清雅咸鮮、食材本味，山西飲食以穀物香氣和北方醇厚著稱，兩地風味也展示了中國地域美食文化的廣度。中國駐法大使鄧勵夫婦親自到場為參展中餐助力。鄧勵大使表示，中法美食交流是相互成就：中國美食的加入，提升了法國美食榜單的國際品質與知名度，同時中國文化也通過該平台擴大了國際影響力。▲中國駐法大使鄧勵（中），大使夫人張華（左六），中國駐法使館參贊金旭東（右二）與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嚴明（左二），歐洲時報總編輯梁揚（右三），La Liste全球美食榜單大中華區首席代表、世界中餐業聯合會中餐美食全球推廣大使柳怡（左三），獲獎的中國潮州“韓府大院”餐廳負責人張友婷（左五）以及此次中國展台參展代表合影。（歐洲時報記者靖樹 攝）美食是重要的外交與人文紐帶，拉近兩國民眾的相互之間的情感與認知，中法美食的合作前景廣闊。▲LA LISTE創始人和主席、法國終身大使菲利普·福爾（右四）與世界中餐業聯合會副會長武力（左五），La Liste全球美食榜單大中華區首席代表、世界中餐業聯合會中餐美食全球推廣大使柳怡（左四），法國四任總統府御廚、馬克宏總統親命美食大使紀堯姆·哥梅茲（Guillaume GOMEZ）（右三），以及此次中國廳參展代表合影。（柳怡供圖）率中國潮州和大同代表團參加此次盛典的世界中餐業聯合會副會長武力表示：在中國，餐飲產業是彰顯經濟實力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展示平台。中餐正努力實現全球佈局，推動為全球消費者服務的新理念。客觀上中餐群體的參與評選讓La Liste榜單更具全球性，同時，該榜單的全球視野與評選程式設計也對中國餐飲企業的快速成長有助益。La Liste全球美食榜單大中華區首席代表、世界中餐業聯合會中餐美食全球推廣大使柳怡透露，自La Liste 全球美食榜單大中華區上榜餐廳頒獎盛典2024年在上海、2025年在無錫相繼成功舉辦後，這一獎項還將在明年繼續落地中國，旨在推廣中國豐富多樣的地方特色美食，提高中國餐飲業從業者的地位，促進中餐業與世界餐飲產業的融合發展。 (歐時大參)

參考智庫與世研指數日前聯合發佈“中國城市海外社交媒體傳播力指數（2025年10月號）”。本指數以2025年10月1日至31日為監測周期，以138個中國城市為監測目標，資料覆蓋範圍為5個海外社交媒體平台：臉書（Facebook）、X平台、照片牆（Instagram）、優兔（YouTube）和TikTok。其中，TikTok因其帳號數量較少，暫不列入綜合指數評估。本監測周期，中國呈現出顯著的地域環境差異化特徵。南方地區暑熱餘韻未消，而北方已初顯冬季氣象。中國各主要城市營運的海外社交媒體帳號，精準把握並有效利用了此時節所蘊含的獨特傳播契機，聚焦於展示地方自然與人文景觀的鮮明個性。通過將地方特色與國際國內熱點議題聯動，持續強化並提升中國城市品牌在國際社會的識別度與影響力。一、總體情況在綜合傳播力方面，本監測周期表現相對優異的城市涵蓋：北京、南京、成都、深圳、寧波、桂林、杭州、佛山、重慶、西安。以上排序隨機，不分前後。北京在本監測周期綜合傳播力優勢相對明顯。北京四季分明，這一規律性景觀變遷成為其在打造差異化城市形象中的有利條件。同時，北京的歷史底蘊與時代發展交匯，為其國際傳播提供了豐富的內容資源。當前，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與全球視野在此碰撞融合，所形成的“中西文化交融”新圖景，已逐步演進並成為北京國際傳播實踐中一張具有辨識度的名片。在具體實踐中，北京於10月31日萬聖節前夜，通過其臉書發佈了北京歡樂谷主題公園的萬聖節活動現場照片，其內容融入了中式傳統文化中的“恐怖”美學元素與場景佈局。此次傳播精準把握了西方傳統節日的全球文化熱點，通過“中體西用”的內容創新策略，在熟悉的節日語境中提供了新鮮的文化體驗，從而形成吸引力。截至統計日，該網帖獲得逾2.3萬次點贊。同時，北京亦重視依託本土特色季節性景觀進行內容策劃。以楓葉為秋日符號，其X平台帳號於10月23日發佈了一張來自北京舞彩淺山風景區的秋景圖片。該圖片聚焦於“漫山紅遍”的景象，以具有視覺衝擊力的紅色楓葉，傳遞出北京金秋的獨特韻味，傳播效果良好。▲北京臉書、X平台帳號截圖二、各海外社交媒體傳播力情況（一）中國城市臉書傳播力指數2025年10月，中國城市臉書傳播力指數表現優異的城市涵蓋：北京、南京、桂林、廈門、瀋陽、無錫、西安、寧波、成都、鹽城。亦為排序隨機，不分前後。在國際傳播實踐中，深入挖掘並精準運用城市獨有的文化符號，是建構受眾關聯性認知、深化城市品牌印象的有效策略路徑。本監測周期內，南京作為歷史名城的典型代表，對此策略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其國際傳播聲量與影響力持續保持強勁態勢。在策略執行層面，南京臉書帳號於10月22日發起以“#NanjingNights”為主題的話題傳播。該網帖聚焦於秦淮河這一南京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符號，闡釋了秦淮河作為城市血脈與靈魂的獨特地位，將其與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形象緊密關聯。此次傳播將抽象的文化底蘊轉化為可感知的城市夜景與情感共鳴，收穫逾2.2萬次點贊，有利於強化海外受眾對南京“人文古都”形象的辨識度。▲南京臉書帳號截圖此外，將線上傳播活動與線下實體消費場景進行有機結合，也已成為中國城市國際傳播的一項重要策略。該模式不僅能夠將虛擬空間的關注度轉化為現實世界的客流與消費，更能通過遊客的親身體驗，進一步鞏固和豐富線上傳播的城市形象，從而形成“線上引流、線下體驗、再傳播反饋”的良性閉環。本監測周期，成都應用這一策略，效果良好。在實踐層面，成都臉書帳號“GoChengdu”在本監測周期策劃推出“#ChengduFallinLove”線上話題互動活動。該話題力求全方位展示“金秋愛上成都”多元假期體驗。內容涵蓋青城山、都江堰等自然與世界遺產景觀，以及大貓熊基地、東郊記憶、城市景觀與現代創意空間等標誌性打卡點，讓海外受眾直觀領略到成都“文化×自然×休閒×萌趣”的獨特魅力，截至統計日，相關網帖總瀏覽量達108萬以上，總互動量超3萬次。▲成都臉書帳號截圖此次線上互動活動與線下文旅消費活動緊密配合，不僅有效助推成都國際消費中心的建設，還進一步打造了“中秋國慶黃金周，海外遊客打卡成都”的品牌形象。（二）中國城市X平台傳播力指數2025年10月，中國城市X平台傳播力指數表現相對優異的城市涵蓋：北京、南京、廈門、西安、南通、上海、杭州、瀋陽、深圳、鹽城。排序隨機，不分前後。本監測周期，廈門表現搶眼，其利用獨特的地域風貌，打造了與北方城市差異明顯的城市形象。當北方地區普遍以紅、黃暖色調作為秋日主旋律時，廈門憑藉其依舊蔥鬱的綠色生態，以及本身所蘊含的中西合璧文化底蘊，在深秋時節持續傳遞出“生機勃勃”的視覺資訊與城市感受，這種反差性與獨特性，使其在國際傳播中具備了高辨識度與話題潛力。在具體操作層面，10月21日，廈門在其X平台帳號發佈了一則視訊，重點推介鼓浪嶼地標性建築——八卦樓。該視訊通過影像語言，凸顯了八卦樓所承載的中西合璧建築美學，同時以周邊蔥鬱繁茂的綠植作為視覺襯托。此內容在深秋時節塑造了一條與眾不同的“綠色風景線”，其展現的獨特城市氣質有效吸引了海外受眾關注。截至統計日，該視訊收穫逾1300次點贊。▲廈門X平台帳號截圖（三）中國城市照片牆傳播力指數2025年10月，中國城市照片牆傳播力指數表現相對優異的城市涵蓋：成都、北京、深圳、南京、常州、廈門、桂林、寧波、上海、西安。排序隨機，不分前後。城市文旅的國際傳播不僅在於展現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也在於展示城市的文化與日常，打造有“人情味”的場景，以進一步增強中國城市品牌親和力。以成都帳號為例，本監測周期，其在具體操作層面發佈了一則視訊，內容為一名幼童意外從行駛車輛中跌倒在道路上，後方多位司機第一時間主動停車，並迅速下車協力救助該兒童。這一突發事件完整展現了市民自發、高效的救援過程。該視訊內容以其真實發生的危急場景與眾人伸出援手的結局感染海外受眾，截至統計日，累計獲得超過1.6萬次點贊。▲成都照片牆帳號截圖（四）中國城市優兔傳播力指數2025年10月，中國城市優兔傳播力指數表現相對優異的城市涵蓋：杭州、北京、南京、鹽城、廣州、佛山、深圳、寧波、台州、桂林。排序隨機，不分前後。當前，通過第三方見證與體驗進行的內容生產與傳播，正成為提升中國城市國際形象可信度及共鳴感的有效方式。中國城市策劃與徵集海外遊客的實地體驗內容，鼓勵其在社交媒體分享，此舉並非削弱自主敘事，而是與之形成有效互補，共同建構既有主體性、又具開放性的現代化城市國際傳播體系。廣州應用上述策略效果良好，其優兔帳號視訊在本監測周期觀看總量相較上一監測周期顯著提升。在具體操作層面，廣州在其優兔帳號發佈了一則題為“Unfolding Guangzhou |Guangzhou, but make it aussie”的視訊內容。該視訊採用快節奏剪輯風格，記錄了幾位澳大利亞遊客在廣州的遊覽體驗與真實反應，整體風格輕快靈巧，富有視覺美感，截至統計日，累計收穫逾7.8萬次觀看。▲廣州優兔帳號截圖（五）中國城市TikTok傳播力指數2025年10月，中國城市TikTok傳播力指數表現相對優異的城市涵蓋：北京、鹽城、南通、滄州、鎮江、常州、南京、深圳、天津、西安。排序隨機，不分前後。當前，中國城市的國際傳播策略正呈現出顯著的“精細化”與“柔性化”趨勢。其中，運用動畫形式進行內容呈現，以及提供高實用性的資訊服務攻略，已成為有效拉近與海外受眾心理與物理距離的兩大路徑。其通過降低理解門檻與提供實際價值，實現了從“被動宣傳”到“主動服務”與“情感共鳴”的傳播方式升級。本監測周期，西安帳號積極應用上述策略，其TikTok帳號視訊累計觀看量超22萬次。在具體操作層面，西安TikTok帳號連續發佈兩條以原創“兵馬俑動畫人物”為核心視角的視訊內容，巧妙介紹城市文旅資源。一是《國慶出行攻略》，該視訊圍繞“智慧打卡、沉浸體驗”，將動畫兵馬俑形象與現代城市交通（地鐵）相結合，為遊客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路線規劃建議。二是《暴走攻略》，該視訊以“五站解鎖”為結構，通過動畫兵馬俑的引導，將西安的多元業態——從特色小吃、老字號、咖啡館到道家古觀、手工藝品與城市夜景——有機串聯，呈現出西安兼具歷史底蘊與現代活力的立體城市形象。截至統計日，上述兩條視訊共獲得逾16.5萬次觀看。▲西安TikTok帳號截圖三、研究說明“中國城市海外社交媒體傳播力指數”以中國城市主要官方帳號為指數評估主體，依據其在多個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多維度傳播資料，通過指數模型運算，實現對城市國際傳播效力的指數得分。根據各平台的全球使用者規模、活躍度、影響力相關度等因素動態設定平台權重，各平台指數加權計算形成綜合傳播力指數。國際傳播力指數體系演算法包括定性與定量兩部分。其中，定量指標權重佔比80%，定性指標權重佔比20%。▲研究說明 製圖：世研指數本指數的資料獲取方式為：篩選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上有傳播行為的中國城市的官方帳號，納入巨量資料監測系統，獲取該官方帳號的傳播行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內容創作資料（Generate）；互動交流資料（Interactive），包括分享、評論和認可等行為動作所產生的資料；使用者享用資訊資料（Utilize），包括訂閱/關注、瀏覽等行為動作所產生的資料。指數模型設計及製圖由世研指數提供。 (參考消息智庫)

2025年11月4日，美國紐約市選出了自己的新市長，印度裔政客祖赫蘭·馬姆達尼。祖赫蘭·馬姆達尼今年才34歲，是紐約市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而且得票率高達50.4%，直接過了半數，絕對碾壓，其他人的票加一起都沒他多。因此，這位紐約市的新市長直接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在馬姆達尼爆火的同時，還有一張馬姆達尼的“黑照”在網上流傳，照片顯示這位紐約市的新市長坐在高檔餐廳裡，卻野蠻的用手抓吃飯。很多不明就裡的人看了這張圖之後，認為這位紐約的新市長是一個野蠻落後的人。但實際上這張“黑照”是馬姆達尼自己故意拍攝放出去的，為了宣傳“印度的傳統文化”。這看起來瘋狂但實際上並不瘋狂，因為紐約市的白人佔比僅為31%，高達7成是有色族裔，高調宣傳展示自己和白人不同的文化傳統，對選舉有益無害。當然了，藉著馬姆達尼這次宣傳的東風，我們也真正瞭解了印度的手抓飯文化，和我們之前認為的並不一樣。在我們之前的印象中，印度人用手抓吃飯是因為貧窮愚昧，那些接受過教育和富裕起來的印度人肯定不會這麼做。但實際上恰恰相反，目前在印度富人階層是手抓吃飯的主力，窮人反而不怎麼手抓吃飯。印度曾經被英國統治了數百年，已經整個被英國文化給洗了一遍，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期一切都是按照英國文化來的，手抓吃飯是絕對不可能被允許出現在正式場合的，英國人也絕對不會這麼吃，所以那個階段印度的富人都是遵循英國習俗用刀叉吃飯的，只有窮人才會吃手抓飯，然後慢慢的窮人也不手抓吃飯了。但手抓吃飯這個事在印度，不是一個簡單的飲食習慣問題，而是宗教問題。印度教的教義明確規定人的右手是潔淨的，能與神聖力量連結，用右手進食是對食物的尊重，而食物被認為是神的餽贈，因此用右手直接抓取食物送入嘴裡，是一種尊重和感恩神明的表達方式。《摩奴法典》等古籍明確記載，右手是潔淨的，用右手進食能建立人與神性的直接聯絡。而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常年比較炎熱，飲食也多為冷食，用手抓冷食吃會感覺非常涼爽。印度文化的大多數菜都被做成糊狀，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用手抓餅捲著吃，或是抓米飯拌著吃。基於以上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傳承，印度父母從小就教育孩子用右手抓食物吃，這使得手抓吃飯成為印度人的社會特徵。它承載著家族和民族的記憶與傳統，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來。印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更是多次公開手抓吃飯，為的就是“弘揚印度文化”。左一為尼赫魯所以手抓吃飯這個事情，在印度是被英國改掉之後，又被新成立的印度官方給硬生生改回來的。為了讓印度人能重新開始手抓吃飯，印度官方要求各路學者做出了各種“研究成果”。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發表的論文顯示，人類手部神經末梢能感知食物的精確溫度（45-50℃為最佳食用溫度）和質地，這是餐具無法實現的。印度富人特別青睞的"dum pukht"等傳統烹飪方式（慢火密封烹飪）的食物，通過手指可以精準判斷肉質鮮嫩程度。班加羅爾營養學家Dr. Shikha Sharma的研究表明，手部益生菌與食物接觸能形成獨特的微生物平衡。基於此，印度人重新開始大規模手抓吃飯，在日常生活和對外接待的過程中還是使用餐具的，但在婚禮和宗教場所這種“正式場合”一般都是手抓吃飯。上面這個流傳很廣的圖，看起來就很窮很落後，但其實並不是印度窮人的主要進食方式，因為這場所一看就不是吃飯用的，而是一個很典型的宗教場所，這種進食更類似於某種宗教儀式。在印度能日常手抓吃飯的，一般都是富人，而不是窮人。印度德里最貴餐廳"Indian Accent"（人均消費200美元以上）專門為高端客戶提供傳統手抓飯的尊享服務，侍者會指導客人如何用指尖感受藏紅花米飯的最佳食用狀態。而新德里高端餐廳"Bukhara"（連續多年入選亞洲50佳餐廳）更為極端，直接堅持不給客人提供任何餐具，只允許客人手抓吃飯，其招牌菜"Dal Bukhara"（手抓黑豆咖喱）單價高達3800盧比（約50美元），這家餐廳寧可提供“玫瑰水淨手”都要求客人必須手抓吃飯。而孟買金融區的高級餐吧甚至開發了"手抓飯社交禮儀課程"，學費高達10萬盧比/期。之所以會有這種課程，是因為在印度孟買的富豪私人俱樂部，能掌握熟練的手抓吃飯技巧是一種身份象徵，因為窮人一般不會。能優雅地用右手前三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將米飯與咖喱精準送入口中而不弄髒其他手指，被視為“印度貴族”的標誌。塔塔集團前董事長拉坦·塔塔曾在採訪中表示："在印度頂尖企業的董事會午餐會上，不會手抓飯的人反而顯得格格不入。"而寶萊塢明星沙魯克·汗在自家的豪宅中專門設定了傳統"baithak"式（盤腿而坐）就餐區，這種刻意保留的"印度性"反而成為其國際形象的重要組成。印度真不是窮人在手抓吃飯，而是以富裕階層為主體，尤其是在婚禮、宗教儀式以及正式國內社交等場所，就連喝牛奶都是用手接著喝的。如果你覺得上面那個場景還不夠富，不能證明吃飯的人都是富人，那看下面這個，精緻的佈景就算在中國都算得上能一眼看出很是花錢了，就餐者全是印度高種姓，但就算這樣也依然是手抓吃飯，因為就是故意手抓吃飯的，不是買不起餐具。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安巴尼家族，在家族私人聚會時永遠使用手抓吃飯習俗，在接待親密好友的時候也只使用手抓飯習俗，如果安巴尼家族的成員在和你吃飯的時候使用刀叉或者其他餐具，那只能說明對方是把你當商務對象或者一般朋友看待的。印度自己的文章是這麼寫的：手抓飯不僅僅是一種飲食習慣，更是一種文化認同和情感連接的方式。無論身居海外的印度人用刀叉多麼熟練，回到故鄉的第一頓飯必定是母親親手做的手抓飯。指尖觸碰到熟悉的溫度與質感，漂泊的靈魂便有了歸屬感。在婚禮、宗教節日等重要場合，手抓飯更是絕對的主角，因為"用手分享的食物裡，有機器造不出的情感"所以手抓吃飯這種“落後野蠻”的方式，在印度不是越窮的人越這麼吃飯，而是越富的人越這麼吃飯，和常規的認知恰好反過來。這種習慣的傳承極其強大，以這次的紐約市長為例，雖然馬姆達尼是印度裔，但並非出生在印度，而是1991年出生在烏干達，甚至父母也只是印度裔而不是印度人。馬姆達尼沒有出生在印度，7歲就隨家人移居紐約，基本從來沒在印度生活過，但因為父母手抓吃飯的影響，所以馬姆達尼在成為了紐約的精英人士之後，依然保持手抓吃飯的傳統。當然，他們只在私人家庭聚會，婚禮或宗教儀式等場所這麼吃飯，手抓吃飯的時候必須很“隆重”，平時一般用刀叉吃飯。這就是“印度傳統”。在印度富人們放棄英式生活，重新開始手抓吃飯的時候，印度窮人們搞的是另一套“印度傳統”，也就是吃牛糞喝牛尿等，這個印度富人一般不玩，但印度窮人很喜歡這麼做。和這個一比，同樣是“堅守”印度傳統文化，你是不是覺得印度富人的手抓吃飯其實已經高雅多了。但有沒有一種可能，印度教的教義說的是不對的，人用右手直接手抓吃飯並不能和神明的神聖力量連結，反而是不健康不衛生的，就算用玫瑰水淨手也不能解決這個不衛生的問題。這都二十一世紀了，講點科學好不好。本來已經被基本消滅的落後習俗，在印度居然能由官方和富人重新帶頭搞起來，然後向中產和基層反向大規模擴散。和科學進步方向反著來，還引以為傲，這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國家。 (遠方青木)

信任金融機構的文化差異Joe 盧, CFA | 2025年11月1日摘要多數台灣民眾傾向信任大型銀行，因為文化規範和嚴格的監管，培養了對老牌金融機構的信心。相較之下，多數美國人對各大銀行抱持懷疑態度，尤其在2008年後，利益衝突和不當銷售有毒抵押貸款證券的事件，暴露了銀行激勵機制與客戶利益的不一致。此反彈促使多數美國人轉向獨立、具備信託責任、以費用為基礎的註冊投資顧問(RIA)，這類顧問強調透明度和客戶利益一致。台灣的銀行主導了基金分銷和零售投資管理。儘管金管會有嚴格的規定和必要的揭露要求，但過去的案例顯示利益衝突仍可能發生。對台灣散戶投資者的啟示是「信任，但要驗證」：確認您顧問的信託責任和薪酬結構、避免過於複雜的產品、尋求第二意見，並積極參與財務決策。台灣第二大城——高雄市的天際線。此城市近期啟動了一個財富管理示範區，旨在吸引國際金融機構進駐超過700人已在我們的LINE上追蹤。加入我們，即可獲得我們的趨勢指標矩陣™ 市場監察員！當我與台灣一般投資者交談時，我注意到一個顯著的差異，那就是他們對金融機構的信任程度。在台灣，大型銀行和知名金融品牌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公眾信心。許多台灣投資者本能地相信大型銀行能安全地管理他們的資金並提供建議，這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民眾對大型銀行的信任度急劇下降，至今仍相對較低。舉例來說，世界經濟論壇在2015年的一項調查中，美國公民對其銀行體系的信心僅排名第49位（英國則為第89位）——這反映了美國人在2008年後如何對銀行失去信任[1]。事實上，到2008年底，只有約20%的美國人對美國銀行抱有高度信心[2]，這與過去幾十年相比是急劇的下降。公眾對銀行信任度隨時間的變化（美國 vs. 台灣）資料來源：Gallup, Business Insider從文化上講，美國人通常為「小人物」喝采，並對大型機構抱持懷疑，特別是當他們懷疑這些機構可能將利潤置於民眾之上時。相較之下，在台灣，社會規範傾向於尊重權威和老牌機構。集體主義和較高的權力距離等文化因素，可能會促使人們對知名銀行產生更大的信任。關於東亞金融行為的研究發現，「信任」是消費者的一個關鍵因素，並受到集體主義文化的顯著影響[3]。一項針對台灣和南韓銀行保險業務銷售的研究表明，消費者從其銀行購買金融產品的意願，受到感知價值、形象、滿意度和信任的驅動——且值得注意的是，高度集體主義的文化背景增強了這些銀行關係中的信任和滿意度[3][4]。簡言之，台灣投資者往往對大型金融品牌抱持「姑且相信」的態度，假設它們會正當行事。台灣穩定的銀行業環境強化了這種對老牌銀行的信心；本地銀行受到嚴格監管，且普遍未經歷過西方那種規模的倒閉事件。因此，許多台灣人將大銀行視為安全、信譽卓越且標準高的機構，值得他們的信賴。然而，文化上的信任可能是一把雙面刃。盲目地聽從大型機構，可能會使投資者較不傾向於質疑建議或注意到利益衝突。在美國，慘痛的經驗教會了投資者要更加謹慎。美國人清楚地記得，華爾街的巨頭們並非總是能對得起人們賦予他們的信任——這個教訓值得台灣投資者客觀地審視。2008年危機：利益衝突侵蝕了美國的信任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一個分水嶺，粉碎了美國大眾對大型銀行的信任。主要的銀行和投資機構被發現從事損害其客戶利益的自我交易和利益衝突行為。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些銀行明知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及相關產品品質低劣，卻仍將其產品化並出售給投資者——包括它們自己的財富管理客戶。在美國司法部的和解協議中，高盛(Goldman Sachs)承認在2000年代中期出售的證券存在誤導性，背後包含了有毒抵押貸款[5]。聯邦調查人員指出，銀行業在銷售這些產品時普遍存在「欺詐行為」[6]。本質上，幾家大型銀行正在承銷高風險的抵押貸款債券，同時又將其作為安全的投資品，向信任它們的客戶推銷。當這些證券價值崩潰時，不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摧毀了公眾對銀行諮詢服務誠信的信心。正如一份報告總結的那樣，美國的銀行揮霍了信任，它們向客戶保證有瑕疵的抵押貸款債券是穩健的——而與此同時，銀行卻從銷售中獲利[5][6]。次貸危機的慘敗使美國人敏銳地意識到，大型銀行的利益可能與個人投資者的利益產生衝突。美國投資者逐漸意識到，大銀行或券商的「理財顧問」，不過是穿著體面西裝的銷售代表——通常靠佣金來推銷銀行的產品或達成業績目標。這種利益衝突在許多傳統的財富管理模式中是固有的。正如世界經濟論壇指出的，「銷售金融產品的佣金激勵制度，會產生不利於投資者的利益衝突。」[7] 受僱於銀行的顧問可能會傾向於推薦能最大化其費用或其雇主利潤的產品，而非真正適合客戶的選擇。一種常見的做法是「雙重收費」(double-dipping)，即公司的內部顧問銷售公司自家的基金或結構型產品；不出所料，這種設置構成了「固有的利益衝突」，因為如果銀行能引導客戶購買其自家的高利潤產品，它就能賺取更多利潤[8]。在2008年之前的幾年裡，此類衝突猖獗——而許多美國客戶為此付出了代價。RIA成長 vs. 銀行體系券商市佔率 (2008–2025)資料來源：Advisor Perspectives這些揭露所引發的反彈，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財富管理格局。投資者開始尋求與華爾街大型企業無關的獨立顧問和替代方案。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獨立的註冊投資顧問(RIA)和只收費(fee-only)的理財規劃師的崛起。與銀行的傳統經紀人不同，美國的RIA以信託人(fiduciaries)的身份運作，在法律上有義務將客戶的利益置於首位。這種模式通常向客戶收取固定或基於資產的費用，而非佣金，對那些被大銀行具衝突性的建議所傷害的美國人很有吸引力。事實上，RIA通路已見到爆炸性的增長。到2023年，獨立RIA管理的資產已翻倍至近20兆美元，成為美國財富管理中增長最快的部分[9]。投資者正優先考慮「費用透明度和信託責任建議」，並獎勵那些與其利益一致的顧問[10]。簡言之，美國對「大公司」的信任在2008年受到重創，許多投資者的反應是給予新進者和獨立顧問一個贏得他們信任的機會。「信任，但要驗證」的健康懷疑精神，現已深植於許多美國人選擇理財顧問的方式中。美國理財顧問模式比較資料來源：SEC台灣對大型銀行的信任 – 標準高，但須提防利益衝突在台灣，環境則大不相同。本地銀行在2008年並未引發本土的金融危機，且它們普遍保持著穩健的紀錄。台灣的監管機構對銀行實施嚴格的監督，整體金融體系也保持穩定和韌性[11][12]。這種強力的監督，無疑有助於民眾與主要銀行打交道時的安心感。台灣的財富管理市場主要由大型銀行主導——這是信任的一個明顯指標。在台灣，超過80%的共同基金投資是透過銀行的分銷通路銷售的，遠遠超過任何獨立的理財顧問或券商[13]。對許多台灣投資者而言，他們尋求投資產品或建議的第一站（且往往是唯一一站）就是他們的銀行。依賴銀行的客戶關係經理或理財顧問，來指導從保險到共同基金等一切事務是很常見的。人們的假設是，一家大型、知名的銀行會提供穩健的建議，並保障個人的利益。台灣2008年後金管會監管查核清單資料來源：金管會法規這種信任關係，加上嚴格的監管，至今為止防止了像華爾街崩盤那樣規模的重大醜聞。台灣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在許多方面對銀行實施了「更高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後，金管會為財富管理引入了新的消費者保護規則。例如，頒布了《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以遏制複雜產品的不當銷售。現在，台灣的銀行必須以中文提供完整的風險揭露，明確告知投資者產品是否保本，甚至必須在錄音的情況下，向客戶大聲朗讀風險揭露文件[14]。這些措施突顯了監管機構理解濫用的可能性，並已採取行動，透過增加透明度和問責制來鞏固信任。本質上，銀行受到良好監督：銀行的任何私人財富顧問或信託經理，都被期望遵循嚴格的規程，這有助於維持公眾的信念，即「這家大銀行正為我做正確的事。」然而，高標準並不意味著零利益衝突。即使在台灣較為保守的銀行文化中，根本的激勵問題仍可能潛伏在表面之下。在2008年後的改革之前，台灣的銀行曾透過信託帳戶，在沒有太多監督的情況下，自由地向零售客戶銷售各式各樣的境外結構型票據和衍生性金融商品[15]。許多一般投資者從其銀行的財富管理部門購買了複雜的產品（如信用連結票據或結構型票據），卻未完全理解其風險。當全球危機來襲時，這些產品的價值暴跌，導致了重大的損失和爭議。事實上，在2000年至2013年間，台灣投資者就結構型票據的疑似不當銷售，提起了超過300件訴訟[16]。這波法律行動顯示，即使在台灣，一些銀行顧問也曾推銷客戶不理解或真正不需要的產品。此事件的後續影響促使監管機構收緊規則，如上所述，但它是一個警世故事：利益衝突確實存在——只是在壓力揭示它們之前，它們較不為人所見。此外，台灣主要銀行的私人銀行理專，通常仍是領取薪資並有銷售目標的員工，他們經常因分銷銀行核准的金融產品而獲得獎金或佣金。存在著一種推銷產品和達成銷售目標的內在壓力，這可能會使您收到的建議產生偏見。顧問或許並非公然欺詐，但他們可能會利用銀行享有盛譽的品牌來贏得您的信任——然後巧妙地引導您購買銀行想要銷售的投資產品，而偏離了您的最佳利益。當一位顧問將自己定位為由知名機構支持的專家時，心理上的影響力可能很強。簡言之，台灣的銀行享有良好的信譽與信任，且通常依法運作。然而，投資者應記住，銀行也是企業。一家大銀行的優先考量是其股東利益和實現獲利，這有時可能與客戶的最佳利益相衝突。具衝突性的建議——例如在一個更便宜的指數基金就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被推銷一個高費用的基金，或者被慫恿頻繁交易——如果投資者從不質疑其銀行的建議，就可能發生。從美國以及一些本地的經驗中學到的教訓是，健康的懷疑和盡職調查是必要的，即使是與一家信譽良好的銀行打交道時也一樣。信任，但要驗證。給台灣投資者的建議保持一種正式、分析性的態度，意味著在信任與謹慎之間取得平衡。以下是一些值得考慮的建議：驗證資格與信託責任： 確保您的理財顧問具備良好資格（尋找證照或執照），並詢問他們是否對您負有信託責任。在美國，RIA依法必須將客戶利益置於首位；在台灣，詢問顧問是獨立的，還是與銷售業績掛鉤。與真正合格的專業人士合作，意味著與一位將您的目標置於推銷產品之上的人合作。了解您的顧問如何獲得報酬： 務必釐清其激勵結構。如果您與銀行的財富管理部門打交道，他們是否因銷售某些基金或保險而賺取佣金或獎金？佣金制度本身就會造成利益衝突——正如一份全球分析所言，這種「激勵分銷商銷售對其自身有利的產品」而不是對投資者有利的產品[17]。盡可能考慮採用只收費模式的顧問（只需支付透明的費用）。此類顧問費用只由您支付報酬，而非由產品提供者支付，這促使他們以您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行事[18]。警惕「好到不真實」的產品： 如果一位銀行顧問推薦一個承諾高報酬的複雜產品（例如結構型票據、奇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或任何您難以理解的投資），請暫停並仔細審視。低風險高報酬的產品並不存在；總有蹊蹺。要求以書面形式提供所有費用和風險。請記住，在2008年之前，許多投資者（包括在台灣）被推銷了表面上「安全」的高收益產品，而這些產品後來都崩盤了。不要猶豫提出尖銳的問題——如果解釋充滿專業術語，或者顧問對風險輕描淡寫，那就是一個警訊。分散您的建議來源： 正如您分散投資一樣，考慮分散您獲取建議的來源。您不必放棄您的銀行——但尋求獨立理財規劃師的第二意見，或自己做研究是明智之舉。外部顧問可能會提供不同的觀點，相互比較可以揭示您銀行的建議是否真的具有競爭力。在美國，獨立顧問之所以增長，是因為他們通常提供更客製化、以客戶為中心的建議[10][9]。在台灣，獨立顧問服務仍在興起，但您仍然可以諮詢那些不與銷售單一銀行產品掛鉤的持牌理財顧問。即使只是閱讀中立的研究報告（來自信譽良好的財經出版物或投資者教育材料），也能幫助您做出更明智的決定，而非僅僅依賴銀行的說詞。保持資訊靈通並積極參與： 說到底，這是您的錢。培養對您投資計畫和投資組合的基本理解。不要將所有思考都外包給顧問。監控您的帳戶和績效，如果發現任何不對勁之處（例如頻繁交易，或您不記得同意過的產品），應立即提出。一位值得信賴的顧問會歡迎您的參與和提問。俗話說，「信任是每天贏得的。」讓您的顧問透過透明和迅速的回應來贏得那份信任。如果您覺得他們在迴避問題或將銀行的利益置於您的利益之上，請準備好離開或將疑慮上報。透過遵循這些步驟，台灣投資者可以兼得兩全——利用主要銀行的強大金融基礎設施和專業知識，同時也保護自己免受潛在的利益衝突。對機構的健康信任是寶貴的，但它絕不應是盲目的。美國的經驗顯示了盲目信任的代價有多高，而一種平衡的方法——信任並驗證——則能帶來更好的結果。總而言之，在管理您的財富時，請保持正式和分析的態度：尊重專業人士的建議，但務必確保該建議真正與您自己的目標一致。憑藉審慎的懷疑和知識，您可以繼續從台灣信譽良好的銀行中受益，而不會成為其他市場中因銷售技巧勝過託管責任而出現的陷阱的受害者。務必確保您合作的對象是一位將您置於首位的合格專業人士，如此您才能在長期的財務道路上取得成功。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與Baker Tilly關於對銀行信任度的調查數據[1]; 蓋洛普關於美國對銀行信心的民意調查[2]。關於集體主義與東亞金融行為中信任度的研究[3][4]。美國司法部關於銀行對抵押貸款證券不實陳述的調查結果（高盛和解案）[5][6]。世界經濟論壇關於財富管理中利益衝突以及只收費顧問模式益處的報告[7][8][18][9]。高盛資產管理關於美國獨立RIA顧問崛起的洞察[10]。台灣金融產業報告：銀行在基金分銷中的主導地位[13]，金管會2008年後對結構型產品的監管措施[14]，以及台灣不當銷售案例的分析[15][16]。📲加入我們的專屬頻道，即可獲取我們的跨資產趨勢指標矩陣，以及專家嚴選的投資內容。💬透過LINE與我們聯繫，即可加入社群。如果您覺得這份研究有價值：👍為這篇文章按讚。📰追蹤此部落格，獲取最新的市場動態。➡️分享給其他關注美股和台股市場的投資者。本電子報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證券或資產類別的投資建議或買賣推薦。文中所表達的觀點為作者截至發布日期的觀點，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所呈現的資訊乃基於從相信可靠的來源所獲取的數據，但其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不作保證。過往表現並非未來結果的指標。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讀者在做出任何投資決策前，應諮詢其財務顧問。作者及相關實體可能持有本文所討論的資產或資產類別的部位。Trust in Big Banks: Taiwan’s Confidence vs. U.S. Skepticism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rus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By Joe 盧, CFA | 2025-11-01Executive SummaryMost Taiwanese tend to trust big banks because cultural norms and strong regulation foster confidence in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In contrast, most Americans are skeptical of large banks, particularly after 2008, wh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the mis-selling of toxic mortgage securities laid bare incentive misalignment.The backlash drove most Americans toward independent, fiduciary, fee-based RIAs that emphasize transparency and client alignment.Taiwan’s banks dominate fund distribution and reta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The FSC has strict rules and required disclosures, but past cases show that conflicts can still arise.The takeaway for retail investors in Taiwan is “trust but verify”: confirm the fiduciary duty and compensation of your advisor, avoid overly complicated products, seek second opinions, and stay actively involved in financial decisions.The skyline of Kaohsiung, Taiwan’s second-largest city. The city is home to a newly launched wealth management zone aimed at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One of the striking differences I notice when I talk to the average Taiwanese investor is the amount of trust they have in thei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major banks and big-name financial brands enjoy a strong reputation and public confidence. Many Taiwanese investors instinctively trust big banks as safe stewards of their money and advice. This contrasts starkly with the U.S., where public trust in big banks plummete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remains relatively low. For example, a World Economic Forum survey in 2015 ranked the United States just 49th (and the UK 89th) in citizens’ confidence in their banking system – a reflection of how Americans lost trust in banks after 2008[1]. In fact, by late 2008 only about 20% of Americans had high confidence in U.S. banks[2], a drastic drop from prior decades.% of Public That Trust Banks Over Time (U.S. vs. Taiwan)Source: Gallup, Business InsiderCulturally, Americans often cheer the “little guy” and harbor skepticism toward large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f they suspect those institutions might put profits over people. In Taiwan, by contrast, societal norms tend to respect authority and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Cultural factors like collectivism and higher power distance may encourage greater trust in well-known banks. Research on East Asian financial behavior finds that “trust” is a key factor for consumers and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collectivist culture[3]. In a study of banks selling insurance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financial products from their bank was driven by perceived value, image, satisfaction and trust – and notably, the high collectivist cultural context boosted trust and satisfaction in those banking relationships[3][4].In short, Taiwanese investors often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o big financial brands, assuming they will act properly. This faith in established banks is reinforced by Taiwan’s stable banking environment; local banks are closely regulated and generally did not experience failures on the scale seen in the West. Many Taiwanese therefore see big banks as safe, reputable and held to high standards, deserving of their confidence.However, cultural trust can be a double-edged sword. Blindly deferring to large institutions may leave investors less inclined to question advice or noti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U.S., painful experiences have taught investors to be more wary. Americans vividly remember that Wall Street giants did not always justify the trust placed in them – a lesson that Taiwanese investors would do well to examine objectively.The 2008 Crisis: Conflicts of Interest Erode U.S. TrustThe 2008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was a watershed moment that shattered public trust in big banks in America. Major banks and investment houses were found to have engaged in self-dealing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harmed their clients. A glaring example was how some banks packaged and sol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related products to investors – including their own wealth management clients – despite knowing those loans were of poor quality. In a U.S. Justice Department settlement, Goldman Sachs admitted to misleading investors about the toxic mortgages backing securities it sold in the mid-2000s[5]. Federal investigators noted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s fraudulent practices in selling” these products[6]. In essence, several big banks were underwriting risky mortgage bonds and simultaneously marketing them as safe investments to trusting customers. When those securities collapsed in value, it not only inflicted huge losses but also destroyed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integrity of banks’ advice. As one report summarized, banks in the U.S. squandered trust by assuring clients that flawed mortgage bonds were sound – all while the banks profited from the sales[5][6].The subprime fiasco made Americans acutely aware of how the interests of large banks can diverge from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U.S. investors learned that a “financial advisor” at a big bank or brokerage was little more than a sales representative in a nice suit – often paid on commission to push the bank’s own products or meet quotas. This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inherent in many traditional wealth management models. A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notes, “Commission-based incentives for selling financial products creat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work against investors.”[7] Advisors employed by banks may be tempted to recommend products that maximize their fees or their employer’s profits, rather than truly suitable choices for the client. One common practice is “double-dipping,” where a firm’s in-house advisers sell the firm’s proprietary funds or structured products; unsurprisingly, this setup poses an “inher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since the bank earns more if it can steer clients into its own high-margin products[8].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2008, such conflicts were rampant – and many U.S. clients paid the price.RIA Growth vs. Bank Wirehouse Share (2008–2025)Source: Advisor PerspectivesThe backlash from these revelations has profoundly altered the U.S. wealth management landscape. Investors began seeking out independent advisers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not tied to the big Wall Street firms. A great example is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s (RIAs) and fee-only financial planners. Unlike traditional brokers at banks, RIAs in the U.S. operate as fiduciaries, legally obliged to put clients’ interests first. This model, often charging clients flat or asset-based fees instead of commissions, appealed to Americans burnt by conflicted advice from large U.S. banks. In fact, the RIA channel has seen explosive growth. By 2023, independent RIAs had doubled their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to nearly $20 trillion, becoming the fastest-growing segment of U.S. wealth management[9]. Investors are prioritizing “fee transparency and fiduciary advice” and rewarding advisors who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10]. In short, America’s trust in “the big guys” was badly damaged in 2008, and many investors responded by giving newcomers and independent advisors a chance to earn their trust instead. The cultural ethos of healthy skepticism—“trust, but verify”—is now ingrained in how many Americans choose financial advisers.U.S. Financial Advisor Model ComparisonSource: SECTaiwan’s Trust in Big Banks – High Standards, but Beware ConflictsIn Taiwan, the environment is quite different. Local banks did not produce a home-grown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nd they generally maintain a solid track record. Taiwan’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nforce rigorous oversight on banks, and the overall financial system has remained stable and resilient[11][12]. This strong oversight no doubt contributes to the public’s comfort in dealing with major banks. Wealth management in Taiwan is largely dominated by big banks – a telling indicator of trust. Over 80% of mutual fund investments in Taiwan are sold through banks’ distribution channels, far outpacing any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s or brokers[13]. For many Taiwanese investors, their first (and often only) stop for investment products or advice is their bank. It’s common to rely on a bank’s relationship manager or financial consultant for guidance on everything from insurance to mutual funds. The assumption is that a large, well-known bank will offer sound advice and safeguard one’s interests.Taiwan Post-2008 FSC Regulation ChecklistSource: FSC RegulationsThis trusting relationship, combined with strict regulation, has so far prevented major scandals on the scale of Wall Street’s meltdown. Taiwan’s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holds banks to a “higher standard” in many respects. Notably, after 2008 the FSC introduced new consumer protection rules for wealth management. For instance,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Offshore Structured Products were enacted to curb mis-selling of complex products. Banks in Taiwan must now provide full risk disclosure in Mandarin Chinese, explicitly inform investors whether a product is principal-guaranteed, and even read the risk disclosure documents out loud to the client while recording the conversation[14]. These measures underscore that regulators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for abuse and have moved to fortify trust by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essence, the banks are well-policed: any private wealth advisor or trust manager in a bank is expected to follow stringent protocols, which helps maintain the public’s faith that “this large bank is doing right by me.”However, high standards don’t mean zero conflicts of interest. Even in Taiwan’s more conservative banking culture, the fundamental incentive problems can still lurk beneath the surface. Before the post-2008 reforms, Taiwanese banks freely sold a wide array of offshore structured notes and derivatives to retail clients without much oversight, often via trust accounts[15]. Many regular investors bought complex products (such as credit-linked notes or structured notes) from their banks’ wealth managers, not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risks. When the global crisis hit, those products tanked in value, leading to significant losses and disputes. In fact, over 300 lawsuits were filed by Taiwanese investors between 2000 and 2013 over alleged mis-selling of structured notes[16]. This wave of legal action suggests that even in Taiwan, some bank advisors had been salespeople pushing products that customers didn’t understand or truly need. The fallout prompted regulators to tighten rules, as noted above, but it serves as a cautionary tale: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did exist – they were just less visible until stress revealed them. Additionally, a private banking officer in a major Taiwanese bank is still typically a salaried employee with sales targets, often receiving bonuses or commissions for distributing the bank’s approv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re is an inherent pressure to move product and meet sales goals, which can bias the advice you receive. The advisor may not be outright fraudulent, but they may leverage the bank’s prestigious brand to earn your trust – and then subtly steer you toward investments the bank wants to sell, and away from your best interests.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can be strong when an advisor positions themselves as the expert backed by a big-name institution.In short, Taiwanese banks enjoy a reservoir of goodwill and trust, and generally they operate ethically within the law. Yet investors should remember that banks are also businesses. A large bank’s priority is to its shareholders and its bottom line, which can at times conflict with a client’s best interest. Conflicted advice – such as being sold a high-fee fund when a cheaper index fund would do, or being urged to trade frequently – can happen if an investor never questions their bank’s recommendations. The lesson from both American and some local experiences is that healthy skepticism and due diligence are necessary, even when dealing with a reputable bank. Trust, but verify.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ese InvestorsMaintaining a formal, analytical approach to your finances means balancing trust with caution. Here ar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consider:Verify Qualifications and Fiduciary Duty: Ensure your financial advisor is well qualified (look for certifications or licenses) and ask whether they have a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to you. In the U.S., RIAs must by law put client interests first; in Taiwan, ask if the advisor is independent or tied to sales quotas. Working with a tru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 means someone who prioritizes your goals over pushing products.Understand How Your Advisor Gets Paid: Always clarify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f you deal with a bank wealth manager, are they earning commissions or bonuses for selling certain funds or insurance? Commission-based models inherently create conflicts – as one global analysis put it, they “incentivize distributors to sell products that benefit them financially” rather than the investor[17]. Whenever possible, consider advisers who use a fee-only model (you pay a transparent fee for advice). Such fee-based advisors are only paid by you, not by product providers, which encourages them to truly act in your best interest[18].Be Wary of “Too Good to Be True” Products: If a bank advisor recommends a complex product (e.g. a structured note, exotic derivative, or any investment you struggle to understand) promising high returns, pause and scrutinize it. High returns with low risk do not exist; there’s always a catch. Ask for all fees and risks in writing. Remember that before 2008, many investors (including in Taiwan) were sold ostensibly “safe” high-yield products that later collapsed. Don’t hesitate to ask tough questions – if the explanation is full of jargon or the advisor brushes off risks, that’s a red flag.Diversify Your Advice: Just as you diversify investments, consider diversifying where you get advice. You need not abandon your bank – but it can be wise to seek a second opinion from an independent financial planner or do your own research. An external advisor might offer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a bit of comparison can reveal if your bank’s recommendations are truly competitive. In the U.S., independent advisors have grown because they often provide more customized, client-centric advice[10][9]. In Taiwan, independent advisory services are still emerging, but you can still consult licensed financial consultants who aren’t tied to selling one bank’s products. Even reading up on neutral research (from reputable financial publications or investor education materials) can empower you to make more informed decisions rather than relying solely on a bank’s word.Stay Informed and Involved: Ultimately, it’s your money. Cultivat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your investment plan and portfolio. Don’t outsource all thinking to the adviser. Monitor your accounts and performance, and if something seems off (e.g. frequent trading, or products you don’t recall agreeing to), speak up immediately. A trustworthy advisor will welcome your involvement and questions. As the saying goes, “trust is earned daily.” Make your advisor earn that trust by being transparent and responsive. If you ever feel they are evading questions or prioritizing the bank’s interest over yours, be ready to walk away or escalate the concern.By following these steps, Taiwanese investors can enjoy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 leveraging the strong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of major banks, while also protecting themselves from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Healthy trust in institutions is valuable, but it should never be blind. The U.S. experience shows how costly blind trust can be, whereas a balanced approach – trusting and verifying – leads to better outcomes.In summary, remain formal and analytical in managing your wealth: respect the advice of professionals, but always make sure that advice truly aligns with your own goals. With prudent skepticism and knowledge, you can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Taiwan’s reputable banks without falling victim to the pitfalls that come when salesmanship trumped stewardship in other markets. Always make sure you’re working with a qualified professional who puts you first, and you will be well-positioned to succeed financially in the long run.Sources:World Economic Forum & Baker Tilly survey data on trust in banks[1]; Gallup polling on U.S. confidence in banks[2].Research on collectivism and trust in East Asian financial behavior[3][4].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indings on bank misrepresentation of mortgage securities (Goldman Sachs settlement)[5][6].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wealth management and the benefits of fee-only advisory models[7][8][18][9].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insights on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RIA advisers in the U.S.[10].Taiwan financial industry reports: dominance of banks in fund distribution[13], FSC regulatory measures on structured products after 2008[14], and analysis of mis-selling cases in Taiwan[15][16].📲Join our private channels to gain access to our cross-asset Trend Conviction Matrix and expert-curated investment content.💬Connect with us on LINE to join the group.if you found this research valuable:👍'Like' this post.📰Follow this blog for new market updates.➡️Share it with others who track U.S. and Taiwan markets.This newsletter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investment advice or a recommendation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y or asset class.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as of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s based on data obtained from source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but its accuracy, completeness, and timeliness are not guaranteed.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results. Investing involves risks, including the possible loss of principal. Readers should consult with their own financial advisors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author and associated entities may hold positions in the assets or asset classes discussed herein.立即加入《Joe’s 華爾街脈動》LINE@官方帳號，獲得最新專欄資訊（點此加入）關於《Joe’s 華爾街脈動》鉅亨網特別邀請到擁有逾 22 年美國投資圈資歷、CFA 認證的機構操盤人 Joseph Lu 擔任專欄主筆。Joe 為台裔美國人，曾管理超過百億美元規模的基金資產，並為總資產高達數千億美元的多家頂級金融機構提供資產配置優化建議。Joe 目前帶領著由美國頂尖大學教授與博士組成的精英團隊，透過獨家開發的 "趨勢脈動 TrendFolios® 指標"，為台灣投資人深度解析全球市場脈動，提供美股市場第一手專業觀點，協助投資人掌握先機。

導讀你是否曾想過，我們習以為常的經濟成長、科技爆炸和生活水準的持續提升，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其實是個驚人的「例外」？為什麼照亮現代科學的閃電，劈在了17世紀的歐洲，而不是其他偉大的文明？主流解釋往往聚焦於制度、資本或地理。但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代表作《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卻給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答案：現代經濟的起源，最深層的動力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變遷」。這不是關於藝術或文學的文化，而是關於「有用知識」的文化——整個社會，尤其是菁英階層，如何看待知識、如何獲得知識、以及相信知識能帶來怎樣的未來。今天，就讓我們跟隨這本書的指引，穿越回500年前的歐洲，揭開那場徹底改變人類命運的思想巨變的序幕。《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美] 喬爾莫克爾 著胡思捷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01. 中世紀的微光：為何修道士成了技術先鋒？在通常的敘事裡，中世紀是「黑暗時代」。但本書指出，這其實是被低估的技術勃發期。機械鐘、眼鏡、風車、鑄鐵、深耕犁……這些發明奠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更關鍵的是，當時掌控知識的精英——修道士們，對科技抱持驚人的熱情。像羅傑·培根這樣的修道士，本身就是頂尖的技術作家。書中引用了林恩懷特的論點：修道院是中世紀科技進步的先鋒。為什麼？因為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觀裡，科技活動被視為「為了幫助大眾，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這是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信念，認為人類有責任和權利去利用上帝所創造的一切。然而，問題在於：中世紀有技術，卻沒有可持續的成長。這些發明如曇花一現，未能形成連鎖反應。為什麼？本書一針見血地指出：因為這些進步多源自於工匠的「緘默知識」和偶然試錯，缺乏對背後科學原理的深刻理解。手藝可以改變世界，但若無系統的「命題知識」與之並行，進步很快就會陷入停滯。02. 大轉折點：「工業啟蒙」與文化的裂變那麼，轉折點在那裡？本書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工業啟蒙」。這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大約在哥倫佈到達新大陸後的兩個世紀。這是一個科學革命的時代，但真正關鍵的，是精英階層「信仰和態度」的根本性變化：有用知識的看法改變了：知識不再是用來註釋經典的，而是用來改善生活、創造財富的。獲得知識的方式改變了：從迷信權威，轉向觀察、實驗和實證。傳播知識的態度改變了：從秘傳、封閉，轉向開放、分享。這種新信仰催生了新制度（如皇家學會），新制度也反過來強化了新信仰。最終，在18世紀中葉，一種認為「科技可以驅動持續物質進步」的信念，成為了西方社會的共識。這才是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文化溫床。03. 致命的開放性：歐洲為何能「抄襲」全世界？本書揭示了歐洲文化一個至關重要的特質：對外來知識的極度開放和「抄襲」意願，且毫不羞愧。這與世界其他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作者引入了生物學概念—「傳播隔離機制」。許多社會都建有文化防火牆，認為外來者是野蠻的，沒什麼好學。例如，德川幕府下的日本和明清時期的中國，都對西方知識抱持著深刻的懷疑和選擇性接受。但歐洲呢？政治分裂和激烈競爭，迫使它們必須模仿對手，即使對方是異教徒或敵人。於是，大航海時代後，歐洲人如飢似渴地吸收全世界的有用知識：他們使用“阿拉伯數字”，喝“酒精”，學習“代數”。他們迷戀中國的瓷器、絲綢和漆器，掀起「中國風」熱潮。他們種植美洲的玉米、土豆，穿著印度的棉布，並最終在這些領域反超原產國。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被明確標註來自君士坦丁堡，然後被歐洲人改進。正如書中所說：“棉花和陶瓷工業，工業革命中的兩個典型產業，不僅反映出了歐洲對採用外國技術和產品的意願，而且表明他們對這種做法完全沒有絲毫的羞愧之情。”04. 屠神之戰：他們為何敢向「古人」的權威挑戰？開放是對外，而對內，歐洲發生了更深刻的革命：對古典權威的信念崩塌了。在1500年之前，亞裡斯多德、托勒密、蓋倫的學說與神學緊密結合，構成了不可挑戰的正統。懷疑經典，近乎褻瀆。但這一切從16世紀開始崩瓦解。本書生動地描繪了那些「文化企業家」驚世駭俗的言行：帕拉塞爾蘇斯當眾焚燒蓋倫的醫學經典，被稱為「醫學界的路德」。威廉·吉爾伯特在其著作《磁石論》開篇就宣稱，不引用希臘古人，因為他們的“錯誤像邪惡和有毒的植物一樣瘋長”，追隨托勒密的是“一群烏合之眾”。法蘭西斯·培根更是系統性地批判古典科學，稱希臘人的智慧只是“男孩的智慧”，呼籲建立基於實驗的新科學。推動這場「屠神之戰」的，是新工具帶來的新事實：望遠鏡讓伽利略看到了木星的衛星，宇宙不再以地球為中心。顯微鏡打開了微觀世界。氣壓計和真空幫浦證明了亞裡斯多德「自然厭惡真空」是錯的。解剖學發現蓋倫的人體結構描述漏洞百出。環球航行證實赤道附近可以居住，推翻了古典地理。古典教條與觀測事實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權威的聲望也被不可逆轉地摧毀。 「好奇心」從一種罪惡，變成了一種美德。05. 思想的市場：競爭如何催生偉大？本書另一個精闢的論述在於，它將早期現代的歐洲視為一個高度競爭的「思想市場」。在這裡，沒有唯一的真理仲裁者。亞裡斯多德主義者、原子論者、醫療化學家、蓋倫信徒……各種學說激烈交鋒。書籍可以被禁，但印刷術讓思想無法被徹底扼殺。伽利略的禁書在新教地區被大量翻印傳播。這個市場雖然不總是能迅速達成共識，但在證據確鑿、邏輯嚴密的問題上，「內容偏見」最終會發揮作用——人們會被更有說服力的觀點所說服。哈維的血液循環論、牛頓的力學體系，最後都贏得了市場。而推動這個市場的，還有一群被稱為「技藝愛好者」的貴族菁英。他們有錢有閒，出於好奇和榮譽感，投身於自然哲學研究，收集全球的「奇珍異寶」。他們為科學活動提供了資金、聲望和社會合法性，為後來的專業科學家鋪平了道路。結論：一場沒有保證的勝利讀完這本書的論述，你會形成一個強烈的印象：現代經濟的起源，並非由某種「必然性」所驅動。它不是歐洲人更聰明，或純粹由經濟利益使然。它是一系列獨特文化要素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耦合」：源自中世紀的、對操控自然的正面態度。大航海帶來的全球視野和致命開放性。對古典權威的徹底懷疑和背叛。高度競爭的思想市場制度。印刷術、新工具帶來的「事實」革命。作者強調，這不是一場命中註定的勝利。文化企業家（如培根、伽利略）的成功，是與保守勢力不斷鬥爭的結果，充滿了偶然性。其他社會在面對類似衝擊時（如明清中國、德川日本），選擇了保守與內斂。而歐洲，恰好在那幾個世紀裡，完成了一次文化的“適應輻射”，就像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一樣，新思想、新物種（科學方法、進步信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湧現，最終為工業革命準備好了所有的文化條件。《成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不僅是一本經濟史著作，它更是一部關於思想、勇氣和開放如何塑造現代世界的宏大敘事。它告訴我們，經濟成長最深的根，紮在文化的土壤裡。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為何能活在今天這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如果你對「李約瑟之謎」和「大分流」充滿好奇，如果你相信思想的力量能夠改變世界——那麼，這本書絕對是你書架上不可或缺的珍藏。 （IMI財經觀察）

10月10日開盤，截至9:38發稿，指數走弱，創業板指下挫跌逾1%，滬指跌0.50%，深成指跌0.76%。貴金屬、半導體晶片、有色金屬等方向跌幅居前，滬深京三市下跌個股近4000隻。盤面上，影視股繼續昨日跌勢，截至發稿，文化傳媒指數下跌超1%，類股內多隻個股跌幅明顯，果麥文化連續20CM跌停、萬潤科技跌超9%，橫店影視跌超6%，博納影業、中國電影持續下跌。截至9日收盤，果麥文化年內漲幅超100%截至9：45 影視類股多股下挫消息面上，《三國的星空第一部》由果麥文化、北京光線影業等多家影視公司聯合出品，易中天擔任編劇、監製，於10月1日上映。該片是中國首部官宣立項的三國題材動畫電影，也是易中天首次擔任編劇兼監製的動畫電影。貓眼票房顯示，截至10月9日中午，該影片票房僅7500多萬元，位居國慶檔影片第8名，低於市場預期。據國家電影局資料，2025年國慶檔電影票房同比下降13%至18.35億元。作為對比，2021-2024年國慶檔票房依次為43.88億元、14.97億元、27.35億元、21.05億元。今年國慶檔票房同比下跌2.7億元，規模處於近五年倒數第二。電影國慶檔冷淡收場今年國慶檔的收縮是全方位的。貓眼專業版資料顯示，該檔期觀影總人次5007.9萬，同比下降4%；場均人次13.7，同比下降15%。從影片來看，今年國慶檔國產影片票房佔比為98.93%。檔期內票房前5名影片分別為：《志願軍：浴血和平》4.50億元，《731》3.45億元，《刺殺小說家2》2.95億元，《浪浪人生》2.19億元，《震耳欲聾》1.75億元。這是近五年來，首次國慶檔內無影片票房過5億元。還需看到，今年國慶檔堪稱“最划算”一年。貓眼專業版資料顯示，今年國慶檔平均票價下調至近5年最低至36.6元。10月4日，新片集體降價。但僅《浪浪人生》降價後人次連續3日小幅增長，部分影片單日票價環比降幅超9%，卻未能帶動人次增長。但事實上，今年國慶檔電影的背後集齊了許多影視上市公司。《志願軍：浴血和平》背後的出品方包括中國電影、博納影業，聯合出品方有華誼兄弟、萬達電影等公司。奇幻動作片《刺殺小說家2》出品方包括華策影視（300133.SZ）、貓眼娛樂（01896.HK）、中國電影等。《浪浪人生》由中國電影、橫店影視（603103.SH）旗下橫店影業、萬達電影子公司等出品。國內首部聚焦聾人群體反詐題材的現實主義電影《震耳欲聾》出品方包括中國電影、貓眼娛樂、橫店影視等8家公司。爆款缺乏下，電影市場正走向更被動的局面。艱難影業一線城市觀影熱情持續下滑。燈塔資料顯示。在今年國慶檔，一線城市票房佔比僅13.4%，創下歷史新低。作為對比，三四線佔比持續提升，佔比近44%。而市場冷淡下，電影公司經營明顯承壓。比如，截至10月9日17:44，由陳凱歌執導的國慶檔票房冠軍《志願軍：浴血和平》累計票房僅4.88億元，基於該片高額投資能否回本存在著壓力。在上半年，《志願軍：浴血和平》主出品方中國電影營收同比下滑19.13%至17.17億元，淨虧損1.1億元。背後是，今年第二季度電影市場遇冷，全國電影票房同比下降 34.73%，清明檔、五一檔票房均出現明顯回落。光線傳媒作為第二出品方的動畫片《三國的星空第一部》在國慶檔票房僅7471萬元，亦存在虧損壓力。這樣給曾經狂飆的動畫市場籠罩上陰影。今年初上映的《那吒之魔童鬧海》（《那吒2》）拿下154.46億元票房，創下國產影片票房歷史性高點。受《那吒2》推動，截至10月8日，全年電影總票房437.89億元，同比增長18.98%，比2024年全年總票房超出12.87億元。《那吒2》正是由光線傳媒出品。事實上，頭部影片走向虧損，業內甚至已習以為常。今年暑期檔大片《醬園弄·懸案》就是明顯案例。該片聚集了章子怡、易烊千璽、趙麗穎、雷佳音、楊冪在內的大牌明星，最終票房僅3.75億元。這直接給《醬園弄·懸案》出品方歡喜傳媒帶來虧損。歡喜傳媒半年報顯示，其上半年淨虧損1.02億港元。該公司提到，期內上映電影票房未及預期，導致虧損。歡喜傳媒在期內上映重點影片，就是《醬園弄·懸案》。“現在對項目的投資越來越謹慎，成本控制也越來越強。大導演們的話語權正在降低。”有年度票房冠軍項目的製片人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透露。電影市場需轉型加速作為對比，其他娛樂方式保持增長。10月9日，文化和旅遊部公佈2025年國慶中秋假期文化和旅遊市場情況。經測算，假日8天，全國國內出遊8.88億人次，較2024年國慶節假日7天增加1.23億人次；國內出遊總花費8090.06億元，較2024年國慶節假日7天增加1081.89億元。虎鯨文娛發佈的《2025國慶假期文娛消費報告》顯示，三四五線城市演出總場次增長34.1%；線上方面，大屏端觀看時長同比上幅23%，其中動漫觀看時長同比增長76%。抖音資料顯示，國慶假期期間，多類住宿抖音團購訂單量增長超5成。這都讓電影市場顯得吃力。缺乏大片下，人們正在“走出”電影，這也進一步影響了電影項目投資。這是種逆向循環。如此態勢下，影業巨頭也在重新定義自己。比如，萬達電影就聯合遊戲IP《戀與深空》在影院打造新場景。玩家以遊戲中“獵人小姐”身份走進影院，與遊戲角色共同體驗“一部電影的誕生”。萬達電影稱，國慶期間，已有超百萬遊戲玩家走進全國的萬達影城參與相關活動。中國電影也提到，會進一步探索分線發行、預約放映等新模式，推動話劇、音樂會、體育賽事等內容進影院。如此局面下，電影項目的融資難度正在加劇。據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瞭解，為瞭解決此種問題，甚至相關主管單位會幫電影人拉投資。8月，中宣部電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長毛羽就在“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上表示，電影業需要破解當前關鍵難點。他指出，優質的電影企業是電影產業強大、建成電影強國的基礎。“電影的產業扶持政策要擺脫政績思維，借鑑世界主要電影大國精準施策、靶向發力經驗，使電影拍攝、製作與旅遊、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緊密相連。”毛羽稱。這都代表著，電影市場的轉型需要加速了。 (21世紀經濟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