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資本
62.5億美元,戴爾要靠捐贈改寫美國資本主義
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2025年12月2日,美國華盛頓,白宮羅斯福廳,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佈戴爾科技公司首席執行長邁克爾·戴爾(左)及其妻子蘇珊(中)向“川普帳戶”捐贈62.5億美元。這筆捐款將用於資助至少2500萬美國兒童的投資帳戶。2025年12月,美國實業巨頭邁克爾·戴爾在白宮和川普共同宣佈一項62.5億美元的捐贈計畫。戴爾將捐贈62.5億美元,幫助沒有被“川普帳戶”覆蓋的兒童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投資帳戶。根據規劃,這筆善款將覆蓋全美約2500萬兒童,每人250美元。這不是一次傳統的捐贈。戴爾正在參與一項國家級的資本實驗:讓每個美國孩子從出生起就成為資本的擁有者,讓資產性收入從精英特權變成全民標配,讓新一代年輕人通過市場機制分享國家增長的紅利。這個設計如果成功,將為數千萬美國家庭打開通往財富積累的大門;但它同時也是一場豪賭,將整整一代人的命運與股市的漲跌深度繫結,其長遠影響充滿了未知數。川普帳戶與戴爾帳戶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必須先理解“投資美國帳戶”這個制度本身的來龍去脈。2025年7月4日,川普在獨立日這個像征性的時刻簽署了《投資美國法案》。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福利法案,而是一次對美國社會契約的激進重構。法案的核心內容極其簡潔:從2025年到2028年,每個在美國出生的嬰兒都將自動獲得一個由聯邦政府出資的“投資美國帳戶”,啟動資金1000美元。這1000美元不會存在銀行帳戶裡,而是會被投入美股指數基金,主要是標普500或類似的廣基市場指數。帳戶在18歲前完全鎖定,孩子無法動用。18歲之後,帳戶分階段解鎖:可以用於支付大學學費、職業培訓費用,可以用於創業啟動資金,可以用於購買首套住房的首付,也可以用於組建家庭的初期開支。但有一個關鍵限制:這筆錢不能用於日常消費,不能提現,只能用於“資產建設”。更重要的是,這個帳戶允許追加投資。家庭每年可以向帳戶注入最高5000美元,僱主可以匹配最高2500美元,慈善組織和其他第三方也可以捐贈。所有追加投資享受稅收遞延優惠,類似於傳統的退休金帳戶,但靈活性更高。2025年9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國宴廳設宴款待科技和商業領袖,席間這些企業高管共承諾在美國投資1.5兆美元。這個制度的設計哲學,與美國傳統福利體系截然不同。它不是救濟,不是補助,不是再分配,而是“資本啟蒙”——讓每個美國人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成為股市的參與者,就擁有資產性收入的來源,就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命運綁在一起。川普在簽署儀式上的講話充滿了民粹色彩,但也暴露了這一政策的深層邏輯:“我們要讓每個美國孩子成為所有者,成為建設者,成為投資者。我們不要培養下一代福利依賴者。美國夢的核心從來不是領救濟金,而是擁有自己的資產。”這番話擊中了美國社會的一個痛點: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而資本市場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那些擁有股票、房產、基金的家庭,財富翻了數倍甚至數十倍;而那些只靠工資生活的家庭,購買力反而在下降。階層分化的根源,不在於工資差距,而在於是否擁有資產。但《投資美國法案》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它只覆蓋2025年之後出生的新生兒。那些2024年、2023年、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那些已經5歲、10歲的孩子呢?從制度公平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戴爾的出現,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宣佈的62.5億美元捐贈,針對的是全美約2500萬名10歲以下的兒童,每人250美元。更關鍵的是,這筆錢不是平均分配,而是精準投向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15萬美元的郵編區域——也就是說,富人區的孩子拿不到這筆錢,真正的受益者是中產和底層家庭的孩子。戴爾與川普的關係,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深。兩人都是商人出身,都相信市場的力量,都對傳統福利體系持懷疑態度。更重要的是,戴爾在川普第一任期時就與其有過密切接觸,戴爾公司是白宮“美國優先”政策在科技領域的積極響應者。這次捐贈,與其說是慈善家的個人義舉,不如說是企業家階層與政治權力的一次深度合作。戴爾在宣佈捐贈時的措辭頗有深意:“我用1000美元創立了戴爾公司,我知道初始資本的力量。現在,我希望2500萬美國孩子也能擁有他們的第一筆資本。”這句話既是在呼應川普帳戶的1000美元啟動金,也是在講述一個美國商業文明的經典敘事——白手起家,資本滾雪球,個人奮鬥改變命運。但這個敘事背後,是一套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政府搭台,企業家配套,民眾入場,股市繫結——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利益共同體。政府通過這個制度將公民的長期利益鎖定在資本市場上,從而為股市提供了數千萬個穩定的長期投資者;企業家通過捐贈獲得了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同時鞏固了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而普通民眾,則被告知他們正在分享美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這是一場三方共贏的遊戲,還是一場重新分配社會權力的政治工程?答案可能取決於你站在那個位置上看。戴爾: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資本操盤手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首先要理解戴爾是如何賺到錢的。大眾對戴爾的認知停留在“賣電腦的人”。確實,戴爾公司起家於PC直銷模式。1984年那個在宿舍裡用1000美元組裝電腦的德州大學生,已經成為美國創業神話的經典樣本。但過去十年,推動戴爾個人財富從300億美元飆升至1480億美元的,早已不是筆記型電腦的利潤,而是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資本運作。2013年,戴爾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具爭議的決定——斥資249億美元將戴爾公司私有化,退出納斯達克。華爾街一片嘩然,認為這是一個衰落企業的垂死掙扎。但戴爾的真實意圖是擺脫公開市場的短期業績壓力,為徹底轉型爭取時間。他看到了未來十年的趨勢:消費電子式微,企業服務崛起,雲端運算和資料中心將成為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戴爾公司總部。三年後,戴爾出手了。2016年,他以670億美元收購EMC,這是科技史上金額最大的一筆併購。交易的核心資產是VMware——虛擬化和雲端運算領域的隱形巨頭。為了完成這筆交易,戴爾借債500億美元,槓桿率高得驚人。但他用VMware的股權作為抵押品,通過複雜的債務結構和股權設計,最終不僅完成了併購,還在隨後幾年通過資本市場操作實現了超過400億美元的帳面收益。這是典型的華爾街玩法,而非矽谷創新。戴爾的成功,本質上是對產業周期的精準判斷、對資本槓桿的熟練運用,以及對企業生態的系統重組。他不是技術天才,而是資本天才。正因如此,戴爾比任何人都清楚資產性收入的力量。他的財富增長曲線,從來不依賴工資或產品利潤,而依賴股權增值、債務重組和資本市場套利。這種經歷讓他深刻理解一個事實: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階層跨越不是靠勞動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會支援“投資美國帳戶”。他不是在做傳統意義上的慈善,而是在推廣一種他本人驗證過的財富邏輯——讓下一代美國人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從出生起就成為市場的參與者。對戴爾而言,這不是一次道德義務的履行,而是一次制度理念的推廣。人人都成為股民“投資美國帳戶”的真正革命性,不在於金額,而在於它試圖改變的社會結構。傳統福利國家的邏輯是:國家徵稅,然後以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醫療補助等形式返還給公民。這是一種再分配機制,目標是緩解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但這種模式在美國遭遇了深刻的政治困境——保守派認為福利養懶人,自由派認為福利不夠多,而中產階級則覺得自己既享受不到福利,又要承擔高稅負。“投資美國帳戶”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案:不是給錢,而是給資產;不是消費型補助,而是投資型帳戶;不是讓公民依賴政府,而是讓公民依賴市場。如果按照7%的年化收益率計算——這是美股指數基金的長期平均水平——政府提供的1000美元啟動金,18年後將增值至約3500美元。如果家庭每年追加5000美元,企業匹配2500美元,那麼孩子18歲時的帳戶餘額可能達到30萬美元。這不是一筆小錢。對於中產階級家庭,這足以支付大學學費;對於底層家庭,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改變命運的資本”。2018年12月28日,美國紐約,紐約證交所。戴爾於12月28日正式回歸美國證券市場。但這個制度的深層邏輯更加激進:它將每個美國人的個人命運與美國股市的整體表現深度繫結。當2500萬,甚至未來幾十年數億美國人的財富積累都依賴於股市時,股市的漲跌將不再是華爾街的遊戲,而是全民關注的生存議題。這會帶來什麼?至少三種可能的後果:第一,它將重塑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當選民的切身利益與股市掛鉤時,任何可能損害股市的政策——無論是加稅、加強監管還是反壟斷——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這可能鞏固資本的政治地位,也可能讓政府在經濟危機時更有動力救市。第二,它將改變代際流動的模式。研究資料顯示,擁有兒童投資帳戶的孩子,高中畢業率提高20%,大學完成率提高30%,成年後購房率提高40%。原因很簡單:當一個家庭知道孩子有一筆正在增長的資產時,他們對未來的規劃會更長遠,對教育的投入會更堅定,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會更強。第三,它可能加劇而非緩解不平等。富裕家庭有能力每年追加數千美元,而貧困家庭只能依靠政府的1000美元或戴爾的250美元。18年後,前者的帳戶可能是後者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意味著,起點的微小差距將通過複利機制被無限放大。更深層的問題是:這個制度本質上是在賭美國股市能夠持續增長。如果未來20年美國經濟陷入停滯,如果股市長期低迷,如果金融危機摧毀了這些帳戶的價值,那會發生什麼?那些把全部希望寄託在資本增值上的家庭,將承受比傳統福利削減更殘酷的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美國帳戶”是一場關於國運的豪賭。它押注的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長期活力,是美股的持續繁榮,也是下一代美國人願意接受“與股市共存亡”的命運安排。慈善邏輯被改寫?戴爾的62.5億美元,標誌著慈善邏輯的一次深刻轉型。20世紀以來的現代慈善,無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還是比爾·蓋茲的全球健康計畫,核心都是“消費型慈善”——把錢投入教育、醫療、扶貧等具體領域,解決當下的問題,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種模式有效,但有一個根本侷限:錢用完了,項目就結束了。慈善需要持續輸血,受助者需要持續等待。戴爾的模式截然不同。他不是在解決具體問題,而是在改變財富生成的機制。250美元不是用來買食物、買藥或買課本,而是投入資本市場,成為一顆可以自我增值的種子。如果按照7%年化收益,18年後這250美元將變成約845美元;如果家庭再追加投資,增值空間更大。這是“投資型慈善”的邏輯:不是給你魚,也不是教你釣魚,而是給你一個魚塘,讓魚塘自己生長出更多的魚。從社會學角度看,這種慈善改變的不僅是受助者的財富數量,更是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結構。當一個10歲的孩子知道自己有一個投資帳戶,當他的父母每年查看帳戶餘額的增長,當整個家庭開始討論股市、基金和資產配置時,一種全新的“資本主體性”正在形成。這些孩子不會把自己視為被救助的對象,而會把自己視為市場的參與者、財富的創造者。這種心理轉變,可能比錢本身更有價值。不過這也引發了一個深刻的倫理問題:慈善應該改變人,還是應該改變制度?傳統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處境——讓飢餓者得到食物,讓病人得到治療,讓失學兒童重返校園。而投資型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身份——讓窮人變成投資者,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讓邊緣人變成市場主體。前者溫和,後者激進。前者關注當下,後者押注未來。前者試圖緩解資本主義的殘酷性,後者試圖讓更多人成為資本主義的受益者。那種更好?這取決於你如何理解貧困的根源。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果,那麼傳統慈善就是正確的;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被排除在資本積累機制之外的結果,那麼投資型慈善就更有說服力。戴爾顯然屬於後者。他相信,真正的貧困不是缺少消費能力,而是缺少資產。而一旦擁有資產,無論多麼微小,都會激發出一種全新的人生可能性。現在,未竟的問題已經自然浮現:這場慈善與資本的實驗能走多遠?當我們把目光從戴爾的個人善舉拉回到更宏大的社會圖景時,會發現一個充滿張力的畫面。一方面,這確實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次自我更新嘗試。它承認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僅靠勞動所得,絕大多數美國人無法實現階層跨越,無法積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而通過制度設計,讓每個孩子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可能是打破階層固化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利益再分配遊戲。富人通過捐贈獲得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政府通過帳戶制度將公民繫結在股市上,資本市場獲得了數千萬個長期穩定的投資者,而真正的底層家庭呢?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帳戶,以及一個關於未來的承諾。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共同命運被託付給股市時,這個社會還能容納多大程度的分歧和多元?當所有人都成為股東時,誰來代表那些反對無限增長、反對資本擴張、反對市場邏輯的聲音?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試圖通過技術性手段解決結構性矛盾的嘗試,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20世紀初的福利國家試圖用再分配緩解階級矛盾,結果在21世紀遭遇了財政危機和政治撕裂。那麼,21世紀的“全民持股”會不會在22世紀製造新的危機?戴爾的62.5億美元,最終會被歷史記住什麼?是一個富豪的慷慨,一項制度的創新,還是一個時代的症候?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當慈善開始以改造制度為目標,當資本開始以塑造國民為使命,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19歲的戴爾在1984年用1000美元創立了自己的公司,41年後的他在2025年用62.5億美元參與了一場國家實驗。這場實驗的最終結果,將不僅取決於股市的持久漲跌,更取決於美國人是否真的相信——每個孩子都應該是資本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在未來二十年逐漸浮現。 (中國慈善家雜誌)
美國230年資本市場發展史與7位投資大家
「穿越美國資本市場230年的風雲變幻,聆聽七位投資大師跨越時空的思想對話。當歷史的脈絡與智慧的靈光交織,譜寫出震撼人心的投資哲學」從1792年梧桐樹協議簽訂至今,美國資本市場從荒蕪到繁盛,從混亂到有序,從邊緣到中心,成為全球經濟的晴雨表。在這段漫長歲月裡,七位投資大家用他們風格各異的投資智慧,為我們上演了一場場精彩絕倫的資金增值盛宴。美國:資本市場230年簡史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史,堪稱一部現代金融體系的進化史詩。1790年,聯邦政府承擔戰爭債務發行了8000萬美元債券,標誌著美國證券市場的誕生。兩年後,24位經紀人在華爾街68號一棵梧桐樹下籤訂協議,奠定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基礎。19世紀中葉,鐵路股票大量上市,逐步將資本市場從為政府融資轉向為企業融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紐約已取代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1929年大蕭條導致道瓊斯指數暴跌89%,從381點跌到最低41點,卻催生了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建立了現代金融監管框架。二戰後,美國資本市場迎來黃金時代:1954年道指首次突破1929年高點,1971年納斯達克成立為科技企業提供融資平台,20世紀80年代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後量化寬鬆政策實施……如今,美國股市總市值超過60兆美元,佔全球總市值的48%以上,成為了全球經濟的風向標和資源配置的主要場所。7位投資大家:風格迥異的投資智慧在這230年的發展長河中,七位投資大家憑藉超凡智慧,在資本市場中創造了驚人業績,也留下了寶貴的投資遺產。1. 本傑明·格雷厄姆:價值投資開山鼻祖作為巴菲特的恩師,格雷厄姆在1934年與多德合著的《證券分析》被稱為"價值投資的聖經"。他提出了"安全邊際"(資產市場價格與其內在價值之間的差價,本質是為不確定性預留的緩衝墊)和"市場先生" (市場情緒化的報價者,其報價隨情緒波動,時而高估時而低估)兩個核心概念。格雷厄姆喜歡尋找"煙蒂股"——那些價格遠低於內在價值的股票,就像可以免費吸最後一口的煙蒂。在1929年大蕭條中,他管理的基金虧損高達70%,這次慘痛經歷使他極度重視投資的安全性。他的經典案例是1951年投資GEICO保險公司。經過深入研究,格雷厄姆發現這家公司擁有出色的商業模式和成長潛力。當時GEICO股價被嚴重低估,他果斷投資並最終獲得了超過250%的回報。2. 菲利普·費雪:成長股投資先驅與格雷厄姆不同,費雪更關注公司的成長潛力。他於1958年出版的《怎樣選擇成長股》提出了15條投資準則,重點關注公司的管理團隊、研發能力和盈利能力。費雪擅長與公司管理層、競爭對手、供應商和客戶交流,通過廣泛的資訊來源深入瞭解企業。他持有股票的時間非常長,曾經說過:"最賺錢的股票可能是在買入後第三年、第五年甚至第十年才真正開始大漲。"他的傳奇案例是1955年投資德州儀器。當時半導體行業還處於早期階段,費雪經過深入調研認識到這家公司的巨大潛力。他最初以14美元的價格買入,隨後該股上漲了14倍。3. 彼得·林奇:平民投資大師作為富達麥哲倫基金的前基金經理,彼得·林奇在13年間將基金資產從2000萬美元增長到140億美元,年均回報率高達29%。他的投資哲學簡單而實用:投資於你瞭解的東西。彼得·林奇提出了"十倍股"概念,即股價有潛力上漲十倍的股票。他經常走訪公司,與管理人員交談,並鼓勵個人投資者利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經驗發現投資機會。他著名的投資案例包括投資達美樂披薩、沃爾瑪和家得寶等消費類公司。彼得·林奇認為,普通消費者往往比專業投資者更早發現好的產品和公司。4. 約翰·鄧普頓:全球逆向投資大師鄧普頓是20世紀最著名的全球投資者之一,以逆向投資著稱。他的名言是:"牛市在悲觀中誕生,在懷疑中成長,在樂觀中成熟,在興奮中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歐洲市場一片蕭條時,鄧普頓借入1萬美元購買了104家股價低於1美元的公司的股票。4年後,他賣出了這些投資,獲得了4倍的回報。1954年,他建立了鄧普頓增長基金,成為最大國際投資基金之一。38年後,該基金上漲了550倍。5. 華倫·巴菲特:價值投資集大成者巴菲特無疑是當今最著名的投資大師。他融合了格雷厄姆的安全邊際和費雪的成長股選擇,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投資風格。他的核心原則是:尋找具有持久競爭優勢的優秀企業,在價格合理時買入並長期持有。巴菲特喜歡業務簡單易懂、現金流充沛的公司,並強調"能力圈"概念——只投資自己真正理解的企業。經典案例包括:1964年投資美國運通(5年後獲利200%)、1988年投資可口可樂(10年後獲利1200%)、2016年投資蘋果(5年後獲利超過300%)等。6. 喬治·索羅斯:反射理論踐行者與其他價值投資者不同,索羅斯是宏觀避險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反射理論"認為,市場參與者的認知和現實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這種關係會導致市場出現自我強化或自我糾正的波動。索羅斯擅長利用槓桿交易外匯、期貨和衍生品,從全球宏觀經濟變化中獲利。他最著名的投資案例是1992年狙擊英鎊,當時他通過大量做空英鎊賺取了10億美元的利潤,被稱為"打敗英格蘭銀行的人"。7. 詹姆斯·西蒙斯:量化投資之王作為文藝復興科技公司的創始人,西蒙斯開創了量化投資的先河。他領導的大獎章基金在1988-2018年30年間實現了年均39%的驚人回報率,遠超同期任何投資者。西蒙斯採用完全系統化的投資方法,依靠數學模型和電腦程序識別市場中的微小價格異常。他的成功證明了資料科學和演算法交易在現代投資中的強大威力。儘管具體交易策略嚴格保密,但西蒙斯的成功標誌著投資領域進入了演算法和巨量資料時代,為投資界開闢了全新的道路。歷史與智慧:給當代投資者的啟示美國資本市場230年發展和7位投資大家的經驗,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第一,沒有永遠有效的投資策略,只有適應市場變化的投資者。七位大師風格迥異卻都取得了成功,說明投資之道不唯一。關鍵是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哲學並始終堅持。第二,長期來看,價值總會回歸。儘管市場短期可能無效,但長期一定會反映企業的真實價值,投資者需要的是耐心和毅力。第三,風險控制是投資的第一要務。無論是格雷厄姆的"安全邊際"還是巴菲特的"第一不要虧損,第二記住第一條",都強調了保護本金的重要性。第四,知識積累和持續學習是投資成功的基石。七位大師都是終身學習者,他們廣泛閱讀、深入調研、不斷反思,這才能夠做出比常人更準確的判斷。當前,我們正處在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新技術革命的前夕,全球資本市場依然充滿活力與機遇。回顧歷史,汲取智慧,或許我們能更好地把握未來。人性永恆,市場周期循環,智慧投資的原則歷久彌新。在未來的投資道路上,願這些歷經時間考驗的智慧,能為每一個投資者照亮前行的方向。 (深刻的楠姐)
與G7達成協議!美國將從稅收立法草案中刪除第899「資本稅」條款
當地時間周四,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請求國會山莊從「大漂亮」稅收草案中刪除899條款,即備受爭議的「資本稅」條款。華爾街先前的擔憂得以緩解。美國財政部宣布已與七國集團(G7)盟國達成協議,在美方同意取消川普稅案中的第899條「報復性稅收」提案後,美國公司將被豁免於部分由其他國家徵收的稅項。貝森特周四在社群媒體上表示:經合組織(OECD)「第二支柱」稅收將不適用於美國公司,我們將在接下來的數周和數月內,與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包容性框架中的其他成員國密切合作,以推進這一協議的落實。基於這項進展與共識,我已請求參議院和眾議院將第899條保護性條款從「大漂亮」法案中刪除。貝森特先前為「資本稅」條款提案進行了辯護。他在國會作證時表示,其目的是防止外國透過數千億美元的額外稅收「榨乾」美國跨國公司。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約翰·圖恩(John Thune)的代表未立即回應是否會將該項“報復性稅收”條款從法案中移除。此後,貝森特「刪除899條款」的呼聲得到國會議員們積極回應。美國參議院共和黨成員Smith針對899條款發布聲明。議員們表示,他們將從稅收立法草案中刪除899條款。這項條款,正式稱為第899條款,非正式地被稱為“報復性稅收”,由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起草,並獲得白宮支持,旨在反擊包括多個歐洲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在內的一些國家對美國企業徵收被共和黨議員認為具有“歧視性”的稅種。該稅種主要針對對美國科技公司徵收數位服務稅的盟國,以及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的國家。該條款之所以被稱為“報復性稅收”,是因為它只提高那些被美方認定為“歧視性”稅收政策國家的稅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目前正主導一項全球企業稅改革談判,其中一些提案遭到美國反對。這項「報復性稅收」針對的是經合組織15%全球最低企業稅的一部分,該提案在拜登政府時期由前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推動達成。共和黨人和川普政府官員批評這項協議將美國的徵稅權讓渡給了其他國家。全球最低企業稅是經合組織推動的一項更大規模協議的一部分,已有超過140個國家簽署,目標是在跨國公司運營的所有國家實施15%的最低稅率。近期,川普政府推動將美國稅製完全與OECD的全球稅收框架脫鉤,理由是美國已經對本國公司在海外的收入徵收了充分稅款。備受爭議的「資本稅」條款華爾街見聞先前提及,這項899條款出現在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大漂亮法案》稅收與支出議案中,擬對目標國家投資者在美國的被動收入(如利息和股息)徵收遞增式懲罰稅,每年遞增5個百分點,最高可達法定稅率基礎的20個百分點,旨在對那些被美國存在“歧視性”稅收政策的國家。根據媒體先前測算,899條款預計十年內能籌集1,160億美元,為川普龐大的稅收和支出計畫提供資金。這引發華爾街的擔憂。華爾街普遍認為,它將使外國個人和公司在美國的投資更加困難。一些投資人直言,這條第899條款的潛在後果可能遠遠超乎預期:有觀點認為,這相當於將美國資本市場武器化。德意志銀行外匯研究主管指出,這項稅項「挑戰了美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本質,明確將對外國持有美國資產的稅收作為槓桿,以推動美國經濟目標」。摩根大通的策略師警告,這項稅項可能對高股息股票(如金融服務和公用事業類股)構成壓力,同時加劇「投資者持有美元資產意願的持續擔憂」。分析點評貝森特請求刪除資本稅的消息出爐後,市場反應整體平淡。彭博美元指數連續第四天下跌,美債價格上漲,標普500指數逼近歷史高點。這些走勢大多發生在周四下午上述協議正式宣布之前。此前周三,美國財政部副部長Michael Faulkender對媒體表示,美國政府官員已接近一項「突破性」協議,該協議將使川普稅案中這項報復性稅收提案變得不再必要。TD證券美國利率策略主管Gennadiy Goldberg表示:“將第899條從預算談判中移除,有望讓投資者鬆一口氣。但話說回來,市場是否真的預期這一條款最終會寫入法律,也尚不可知。”Torys LLP紐約事務所合夥人Scott Semer表示:“這對那些頻繁在美國投資的非美國投資者來說,絕對是一個利多消息。它確實有助於為投資提供更多確定性。”(華爾街見聞)
全球化財富分配的結構性暴力:美國資本收割與中國“背鍋”的真相
財富去那了?我不禁要問?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資料顯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43%財富,而美國前10%富豪佔據全美73%的金融資產。而這種財富集中的本質,恰是美元霸權、技術壟斷與規則操控三重機制共同作用的產物,受益地是美國的資本寡頭,而中國卻被污衊為矛盾的根源”。這是典型的美國甩鍋思維,最早他們把鍋甩給日本,如今輪到了中國,在整個中美貿易中,中國賺去一點血汗錢,這些為數不多的血汗錢投入到基礎民生。這讓美國人有一種錯覺,認為中國賺了美國的錢,但其實這是一種非常愚昧的認知,若中國賺去了美國的錢,美國富豪的資本為什麼越來越大?精準的說的美國人賺的錢都進入了寡頭的腰包,他們擁有幾輩子都用不完的財富,任然汲取這世界上能用美元收割到的所有財富。本質上全球財富分配的本質是一場由西方資本集團設計的“中心-外圍”體系運作結果。一、財富虹吸的三大核心機制1. 美元潮汐的全球收割聯準會通過“降息放水-加息收水”周期製造全球性財富轉移:2020年疫情後美國超發6兆美元,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鐵礦石漲127%、天然氣漲430%)2023年激進加息550個基點,導致斯里蘭卡等37個開發中國家外債違約,IMF資料顯示其債務/GDP比率突破250%全球91%跨境貿易以美元結算,僅SWIFT系統每年就為美國創造超300億美元“鑄幣稅”這些錢都去那了,看了美國社保中360歲的老人,也許你就明白,這個國家已經被資本吃空了,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吃。2. 技術壟斷的價值截留美國企業通過專利壁壘與標準控制,攫取全球產業鏈90%以上利潤:蘋果手機硬體成本僅佔售價25%,剩餘75%利潤流向設計、品牌與軟體(IDC資料)阿斯麥爾EUV光刻機單台售價1.5億美元,核心技術專利封鎖使中國半導體裝置國產化率不足20%全球TOP100科技公司68%位於美國,其市值超G7之外所有國家股市總和(彭博社統計)這難道是美國賺不到錢,這很可笑,美元是全球唯一的霸主貨幣,美元的發行國說美國賺不到,這是開國際玩笑。如此反邏輯,反常識的東西,為什麼好多殖人就相信了,他們的腦子了?3. 規則操控的制度剝削WTO改革停滯24年,美國始終阻撓開發中國家訴求:《資訊技術協定》迫使中國開放市場卻保留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碳關稅、數字稅等新型貿易壁壘使開發中國家每年損失2200億美元(世界銀行測算)美國337調查中85%針對中國企業,2023年半導體禁令直接導致長江儲存損失170億美元訂單二、矛盾轉嫁的輿論操縱術當美國內部基尼係數突破0.52(人口普查局資料),其轉移矛盾的敘事機器全面啟動:1. 製造業空心化甩鍋中國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500萬個主因自動化(MIT研究),卻歸咎“中國搶走工作”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60%來自外資企業(商務部資料),但政客只炒作“中國傾銷”中國看起來漂亮的資料,貿易順差,真相是這些錢都被美國人賺走了,中國人為美國人打工,最後滑稽的事情是,美國人認為打工人拿走了老闆的財富.......2. 通膨危機污名化中國聯準會放水導致美國M2增長40%,卻指責“中國防疫抬高全球物價”中國2023年向美出口商品降低其CPI約1.5%(彼得森研究所報告),反被污為“輸出通膨”3. 氣候問題責任轉嫁美國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國的2.3倍(Global Carbon Atlas),卻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責任中國太陽能元件為全球降碳貢獻超30%,反遭歐盟發起“反補貼調查”如此矛盾的一幕正在上演,一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一邊製造各種政策制止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此滑稽的一幕竟然產生了。三、撕裂的全球化鏡像:中國工人的血汗與華爾街的狂歡東莞電子廠流水線(現實側):組裝一部iPhone創造6.5美元價值,工人時薪2.8美元(蘋果供應鏈報告) 廣達電腦為亞馬遜生產智能音箱,每台加工費0.8美元,終端售價50美元紐約證券交易所(資本側):貝萊德集團管理10兆美元資產,超過日德法三國GDP總和2023年高盛大宗商品交易利潤增長47%,CEO所羅門年薪突破3500萬美元這種價值創造的割裂,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本質——將實體經濟的汗水轉化為金融資本的數值增長。當美國富豪乘坐私人飛機參加氣候峰會,卻要求中國工人為“碳足跡”買單時,其虛偽性已暴露無遺。結語:也許美國人該思考的是,為什麼美國的寡頭財富越來越多,他們的錢是從那裡來的,而不是問中國人為什麼賺了美國的錢? (科技與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