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顧問的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如今掌管著巨額資本的華爾街老兵，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引發華盛頓與華爾街劇烈震動的評論文章——《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We Are Not Winning》（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這就好比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在視察完對手的營地後，回到大本營說的第一句話不是“優勢在我”，而是“我們可能要輸了”。拉特納是典型的美國建制派精英，華爾街的資深投資人。他最出名的戰績，應該是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汽車業瀕臨崩潰（通用、克萊斯勒可能倒閉），歐巴馬任命拉特納領導總統汽車特別工作組，負責拯救汽車產業，因此他獲得了Car Czar（汽車沙皇）的稱號。他的視角，代表了美國一部分清醒的實權派開始正視一個事實：在實體經濟、高端製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硬碰硬中，美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敗給中國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01被“去魅”的美國優越感電動汽車、AI、醫藥拉特納的焦慮，始於視覺上的衝擊。他提到了小米汽車的工廠，看到了“龐大的機械裝置像機械恐龍一樣，將裸露的鋁板精準地拼裝成汽車車身”；體驗了只需1.5萬美元就能買到的具備高階智駕功能的電動車，他還在大廳裡，他看到了一輛外形酷似保時捷的黃色跑車（小米SU7 Ultra）……而它們的背後，是令底特律窒息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產效率。請注意這個比喻——“機械恐龍”。這個“汽車沙皇”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規模的驚嘆，更是對工業統治力的敬畏。拉特納還參觀了一家機器人公司，那裡生產的機器像“塑料兒童玩具”般靈活，卻能以驚人的速度完成複雜的分揀任務。文章提到了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認輸時刻”——吉姆·法利在去年夏天公開承認，中國的電動車技術“優於”美國，並感嘆這是一種“最令人謙卑的超越”。甚至，福特自己不得不考慮調整其王牌產品F-150電動皮卡的生產計畫。為什麼？因為他們發現，即便加上關稅，也擋不住那種系統性的競爭力。如果說製造業的差距還可以用“先發優勢”來解釋，那麼在AI領域的追趕，則是拉特納最不願看到、卻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在華盛頓的設想中，只要鎖死了高端晶片（GPU）的出口，中國的AI發展就會被鎖死在石器時代。但拉特納指出了一個被美國決策層嚴重忽視的盲點：算力的盡頭，是能源。“中國擁有人工智慧所需的另一關鍵資源——電力。中國的發電能力是美國的兩倍多，一些資料中心的用電成本僅為美國的一半。”當矽谷的科技巨頭們因為老舊的電網和漫長的環保審批而在這個冬天瑟瑟發抖時，中國正在利用國家主導的基建能力，為AI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斷的“血液”。拉特納特別提到了DeepSeek。它以驚人的速度和極低的成本迅速崛起，這背後，是中國工程師的“暴力美學”。文中說“人力資本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我見到了無數年輕創業者，他們的精力至少可以與矽谷同行匹敵，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甚至仍然睡在辦公室。”這場AI競賽，歸根結底是“我們的中國人”對陣“他們的中國人”……更讓拉特納感到不安的是醫藥領域的逆轉。幾年前，中國還在求著買西方藥品的授權；如今，中國向外授權（Out-licensing）的新藥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進入中國的數量。中國已經從一個“模仿者”變成了一個“原創者”：當你的對手開始向你輸出智慧財產權時，任何簡單的封鎖策略都將失效。經濟學人：不僅是AI，中國醫藥也在驚豔世界……長期以來，美國習慣用名義GDP來衡量國力。在那個維度上，美國依然遙遙領先。但拉特納文中隱含著的還有這兩個維度的競爭：1, “位元”的競爭（Bits）：軟體、金融、網際網路演算法。美國依然是霸主。2，“原子”的競爭（Atoms）：鋼鐵、能源、汽車、造船、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形成了碾壓優勢。拉特納的焦慮在於他意識到：一個國家不能只靠印鈔票和寫程式碼生存。當戰爭、瘟疫或供應鏈危機來臨時，你需要的不是華爾街的衍生品，而是口罩、抗生素、炮彈和變壓器。中國的雙軌制經濟——一個相對疲軟的消費端，和一個極其強悍、甚至“產能過剩”的生產端——正在重塑全球貿易流向。美國人驚訝地發現，他們眼中的“產能過剩”，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表現為“極具性價比的工業普惠”。5000億美元的真相：西方眼中的“產能過剩”，其實是中國給全人類的“工業紅利”……02金融資本V.S.產業資本拉特納在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產業政策。這句話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無異於一種“離經叛道”。那為什麼他還會這麼說？因為中美經濟的底層驅動力的不同，而且美國精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首先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利潤的短期化。過去40年，美國企業的核心KPI是“股東回報率”。波音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波音曾是工程學的奇蹟，但在過去十年，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而不是用於研發下一代客機或改進質量控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艙門脫落、信任破產。波音787印度墜機，247條生命的背後，警惕金融對製造業的異化……相比與美國，中國的“產業資本”造就的是規模的極致化。中國的邏輯是“國家意志+殘酷的市場競爭”。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政府確立了賽道，通過補貼通過前期引導，然後讓成百上千家車企在市場中廝殺（“卷”）。這種“卷”雖然造成了資源浪費（倒閉了多少新勢力？），但活下來的倖存者（如比亞迪、理想、寧德時代）練就了世界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比亞迪刀片電池拉特納看懂了這一點：中國的“浪費”是在為產業升級交學費，而美國的“效率”（指砍掉研發搞分紅）是在透支未來。他提到中國在電網、綠能上的投入，這些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極強但短期回報率低的基礎設施。美國私人資本不願投，但中國投了。結果是，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廉價、最穩定的工業能源網路，這成為了中國製造業新的護城河。03關稅的詛咒文章中，拉特納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表達了失望。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在建構一條毫無意義的馬奇諾防線。“儘管實施了關稅，我們並沒有贏得貿易戰。”拉特納擺出了一個天文數字：去年，亞洲的貿易順差創下了1.2兆美元的紀錄。為什麼關稅失效了？拉特納敏銳地觀察到：“許多中國商品只是通過中間國家轉運後再進入美國市場。關稅在到達美國海岸之前就被稀釋了。”比如，美國對中國加征100%的電動車關稅，能阻止比亞迪崛起嗎？不能。因為比亞迪會去墨西哥、匈牙利、巴西、泰國建廠。中國商品正在通過越南、墨西哥等“中間國”洗澡後進入美國，或者直接佔領非美市場。美國市場雖然大，但只佔全球人口的4%。中國企業正在學會如何在沒有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生存，並活得很好。關稅只是幻象，中國的全球出口潮可能才剛剛開始……此外，當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達到30%甚至50%時，任何關稅都只是在懲罰本國消費者。拉特納提到的1.5萬美元的優質電車，如果引入美國，將是對美國通膨的巨大平抑。但美國為了保護底特律（傳統車企），選擇了拒絕，這導致了一個荒誕的結果：美國為了“國家安全”，讓國民用著更貴、更落後的產品，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更諷刺的是，美國關稅的目的非但沒有達成，反而倒逼了中國的全產業鏈突圍：過去，中國企業樂於做組裝，買美國的晶片和裝置。但現在，從光刻膠到作業系統，中國正在建構一個“去美化”的備份系統，為國產替代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Financial Times：為什麼說，中國正在讓貿易變得“impossible”？04美國想學但可能學不會對此，拉特納的建議是——抄中國作業！比如他呼籲美國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呼籲政府直接干預戰略行業（如《晶片與科學法案》），呼籲扭轉對科學投資的削減，甚至呼籲重新發展本土採礦業。但事實是，美國學不會。這並非美國缺乏聰明人，而是政治體制和利益集團的結構性鎖死。首先，產業政策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但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眾議員2年一選，誰願意在這個任期種樹，讓下個任期的對手乘涼？加上各個利益集團的撕逼，比如環保組織可以阻礙鋰礦開採十年；工會（UAW）可以阻礙電動車工廠的自動化處理程序；NIMBY（鄰避主義）可以阻止輸電網路的建設。在中國，當國家決定發展AI或電力時，資金、土地、綠燈隨之而來。而在美國，拜登的《晶片法案》雖然撥了錢，但因為各種環評、勞工要求，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的進度一拖再拖，成本是台灣的三倍。還有一點，美國現在缺少合格的工程師，這種斷層，不是靠幾千億美元補貼就能在三五年內補回來的。雖然拉特納在文中大讚中國，但也提到，中國模式並非無懈可擊。地方債務問題限制了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能力；內需不足迫使產能必須外溢；此外，雖然在工程應用端（從1到100）中國無敵，但在原始創新端（從0到1），能否持續湧現顛覆性技術，依然是未知數。但不管如何，當對手的精英階層開始認真研究你的優點並試圖模仿時，意味著博弈將進入深水區。美國不再輕敵，未來的遏制將更加精準和系統。真正的比賽，或許才剛剛開始。誰能更好地解決國內的分配問題，誰能持續激發年輕人的創造力，誰才是下一個周期的贏家。 (TOP創新區研究院)

隨著川普提名華許擔任下一任聯準會主席，其長期主張的一項核心議題正引發華爾街的高度關注：呼籲聯準會與美國財政部達成一項新的協議，以重塑兩大機構之間的關係。這一構想旨在效仿1951年的歷史性協議，其影響或將波及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並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管理方式。2月9日，據彭博報導，儘管具體細節尚未公開，但華許此前已表明，此類協議應“清晰且深思熟慮地描述”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並與財政部的發債計畫相配合。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也對長期實施量化寬鬆（QE）持懷疑態度，認為應僅在緊急情況下並在政府協調下使用。報導指出，市場人士辯論的焦點在於，這僅僅是一次官僚層面的微調，還是針對聯準會目前超過6兆美元證券組合的重大重組。若涉及大規模的資產組合調整，可能會引發規模達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波動加劇，並引發外界對央行獨立性的深切擔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國政府債務的年度利息成本約為1兆美元，這加劇了市場對於聯準會可能通過某種形式的“收益率曲線控制”來協助財政融資的猜測，從而直接影響通膨預期與美元資產的吸引力。01 重回1951？華許的政策構想據報導，華許在競選聯準會主席期間提出了諸多政策構想，其中最令華爾街感到晦澀卻又影響重大的，莫過於他呼籲與財政部達成新協議。華許曾表示支援通過新版本的“1951年協議”來徹底改革兩大機構的關係。歷史上的1951年協議極大地限制了聯準會在債券市場的足跡，確立了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權，並結束了二戰期間及戰後聯準會為壓低聯邦借貸成本而限制國債收益率的做法。然而，華許去年4月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聯準會實施的數兆美元證券購買實際上違反了1951年的原則。他在採訪和演講中辯稱，這些行動鼓勵了魯莽的政府借貸。華許曾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一項新協議可以明確界定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同時由財政部制定其債務發行計畫。02 貝森特的立場與“軟否決權”報導指出，美國財長貝森特與華許在批評長期量化寬鬆方面立場一致。貝森特曾指責聯準會堅持QE的時間過長，甚至破壞了市場發出重要金融訊號的能力。作為負責篩選鮑爾繼任者的關鍵人物，貝森特主張僅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並與政府其他部門協調時，才實施聯準會的QE政策。因此，一種“精簡版”的新協議可能規定，除日常流動性管理外，聯準會僅能在獲得財政部認可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國債購買，並致力於在市場條件允許時盡快停止QE。然而，Evercore ISI的Krishna Guha指出，這種讓財政部介入聯準會決策的方式可能會引發其他解讀。投資者可能會認為，這意味著貝森特對任何量化緊縮（QT）計畫擁有“軟否決權”。03 資產組合轉向：從債券到票據除了政策框架的調整，市場普遍預期一項更具實質性的協議可能涉及聯準會資產持有結構的重大轉變：即從中期和長期證券轉向期限在12個月或更短的國庫券（T-bills）。這種轉變將允許財政部減少票據和債券的發行，或至少不再像原本那樣大幅增加發行量。美國財政部在上周三發佈的季度債務管理聲明中，已將聯準會的行動與其發行計畫聯絡起來，稱其正密切關注央行近期增加購買國庫券的舉動。Brandywine Global的Jack McIntyre表示：“我們已經走上了聯準會與財政部更緊密協調的道路，問題在於這種協調是否會進一步放大。”據報導，德意志銀行的策略師預測，華許領導下的聯準會可能會在未來五到七年內成為國庫券的積極買家。在一種情景下，他們預計國庫券在聯準會持倉中的佔比可能從目前的不到5%升至55%。不過，財政部若相應地轉向出售國庫券而非計息證券，將面臨巨額債務不斷展期的風險，這可能會增加財政部借貸成本的波動性。04 市場風險與獨立性隱憂報導稱，儘管加強協調可能旨在降低美國借款人的利息成本，但任何根本性的轉變都伴隨著風險。SGH Macro Advisors的首席美國經濟學家Tim Duy警告稱：一項公開同步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與財政部融資的協議，明確將貨幣操作與赤字掛鉤，與其說是隔離聯準會，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收益率曲線控制的框架。Columbia Threadneedle Investments的投資組合經理Ed Al-Hussainy更為直白地指出，如果協議暗示財政部可以指望聯準會在可預見的未來購買部分債務或收益率曲線的某些部分，“那將是極其、極其成問題的。”最壞的情況是，投資者認為聯準會的行動偏離了其抗擊通膨的任務，從而推高波動性和通膨預期，甚至可能削弱美元的吸引力和美國國債的避險地位。05 部分人士對正式協議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除了國債市場，部分專家還提出了更為廣泛的設想。Evercore ISI的Guha提出了聯準會將其2兆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券（MBS）組合與財政部交換國庫券的想法。雖然這面臨諸多障礙，但其目標之一可能是降低抵押貸款利率，這也是川普政府的一個重點關注領域。Pimco的前聯準會副主席克拉里達也撰文指出，新協議可能為聯準會與財政部，甚至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機構協同工作提供框架，以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然而，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資官Mark Dowding認為，華許可能會致力於保持聯準會的獨立性，“這並不排除加強合作，但這使得達成正式協議的可能性降低。”Brandeis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George Hall警告稱，直接協調以壓低利息成本“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但從長遠來看，投資者擁有替代美國資產的選擇。“人們會想出繞過這一點的辦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把錢轉移到其他地方。” (追風交易台)

據央視新聞，記者當地時間29日獲悉，美國總統川普已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起訴美國財政部和國稅局（IRS），指控其在他的首個總統任期內非法洩露其個人稅務申報資訊，並要求至少100億美元的賠償。據悉，該訴訟已提交至佛羅裡達州邁阿密聯邦法院。川普方面稱，相關稅務資訊未經授權披露，構成對川普個人隱私和合法權利的嚴重侵犯。 (第一財經)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2月19日報導，美國財政部18日公佈最新資料，顯示外國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國債今年10月下降，儘管包括日本和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增加了頭寸。持倉規模排名第三的中國，10月減持美國國債118億美元，至6887億美元，創2008年以來的最低紀錄。報導援引彭博社的報導稱，今年以來，對海外拋售的擔憂令美國財政部的持倉資料受到格外關注。但美國財長貝森特一直都對“賣出美國”的說法予以反駁。日本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人，其持倉增加107億美元，達到1.2兆美元，達到2022年7月以來最高水平。英國的持有規模位居第二，持倉增加了132億美元，達到8779億美元。加拿大持倉則驟降567億美元，至4191億美元。美國這個近鄰今年來大買大拋，月波動超過500億美元已是常態。 (環球時報)

據@央視財經，當地時間3日，美國財政部官員公開證實，為慶祝2026年美國獨立250周年，財政部正考慮鑄造一枚印有川普總統肖像的1美元紀念幣。根據社交媒體上曝光的設計草圖，1美元紀念硬幣的正面刻有川普的側面頭像與1776至2026年字樣，背面則刻有川普2024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競選集會上遭遇刺殺未遂時擺出的動作——握緊拳頭、看向遠方，以及他遭襲後對支持者喊出的口號——“戰鬥，戰鬥，戰鬥”。美國財政部官員布蘭登·比奇在社交媒體上轉發了草圖，稱“這不是假消息”，他期待在聯邦政府“停擺”結束後分享更多資訊。這則消息也獲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轉發。不過根據美國現行法律，流通貨幣上一般禁止使用在世或身故時間不滿兩年的總統肖像。在美國，硬幣並非由聯準會直接發行，而是由美國財政部下屬的美國鑄幣局負責鑄造和生產。聯準會直接發行的是紙幣，而硬幣的發行權始終歸屬於財政部及其鑄幣局。兩者在發行體繫上完全獨立。需要注意的是，可以鑄造硬幣不代表美國財政部有發行貨幣的權利，因為硬幣需要由聯準會按照面額採購後，再經由聯準會投放向商業銀行並最終流向市場。 (每日經濟新聞)

9月29日，財政部公佈1-8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具體資料如下：1-8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稱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0.2%，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7%。一、營業總收入。1-8月，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539620.1億元，同比增長0.2%。二、利潤總額。1-8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27937.2億元，同比下降2.7%。三、應交稅費。1-8月，國有企業應交稅費39012.5億元，同比下降0.3%。四、資產負債率。8月末，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65.2%，同比上升0.3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周刊)

隨著一攬子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政策「組合拳」落地，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明顯減少。9月12日，在國新辦舉辦的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藍佛安答記者問時稱，截至2024年末地方政府隱性債務10.5兆元。這是官方揭露的最新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餘額。先前財政部披露，2023年末全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餘額14.3兆元。這意味著2024年一年之間，地方政府削減了3.8兆元隱性債務。所謂隱性債務，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債務限額之外直接或承諾以財政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方式舉借的債務。為了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去年四季度中國推出總額12兆元化債“組合拳”，其中就包括在2024年至2028年總計發行10兆元地方政府債券來置換存量隱性債務。而上述隱性債務餘額大幅減少，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上述隱性債務置換政策。由於2025年地方政府發行了超2兆元地方政府債券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因此今年隱性債務餘額將繼續明顯減少，預計低於8兆元。由於地方政府債券利率明顯低於先前地方舉借隱性債務時利率，因此一攬子化債政策最明顯效應之一，就是降低了地方利息支出。藍佛安在上述會上表示，截至今年8月底，地方政府已經發行了4億元地方政府再融資專項債券置換存量隱性債務，債務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個百分點，可節約利息支出超過4,500億元。化債成效明顯，不只是降低地方利息支出負擔。藍佛安在會上表示，化債是手段，發展是目的。我們堅持化債和發展兩條腿走路，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和債務管理良性循環。化債增強了地方發展動能。化債打通了資金鏈條，地方騰挪出更多的資金資源、時間精力和政策空間，用於解決經濟發展的堵點、痛點和難點。他表示，化債推動了融資平台加速退出。截至2025年6月末，超六成的融資平台實現退出，意味著60%以上的融資平台隱性債務已清零，融資平台改革轉型加速推進。另外，化債還改善了金融環境。金融機構資產品質改善，風險顯著降低，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投放意願和能力明顯增強。藍佛安表示，截至2024年末，中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為92.6兆元，包括國債34.6兆元、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7.5兆元、地方政府隱性債務10.5兆元，政府負債率為68.7%。根據IMF今年4月發布的報告，G20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G7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23.2%。同時，我們的政府債務對應著大量優質資產。總體看，中國政府負債率處於合理區間，風險安全可控。未來中國在強化政府債務管理上將有何新舉動備受關注。藍佛安在會上表示，「十五五」期間，我們將繼續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加快建立健全與高品質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在發展中化債、在化債中發展，為經濟行穩致遠提供有力支撐。具體來看，他提及以下四大重點工作：第一，在存量上做減法。繼續落實一攬子化債舉措，提前下達部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靠前使用化債額度，多措並舉化解存量隱性債務。第二，在管理上做加法。嚴格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確保用得好、還得起、可持續。強化專項債「借用管還」全生命周期管理，推進隱性債、法定債「雙軌」合併管理，建立統一的長效監管制度。依法加大債務資訊公開力度，提升管理透明度。第三，在效益上做乘法。科學安排債券規模、結構，合理掌握髮行時機、節奏，保障重大項目、重點領域資金需求，提升債券資金運用績效，更好發揮政府債券的帶動放大效應。第四，在風險上做除法。強化風險監測預警，從事後「救火補漏」擴展到事前「防患於未然」。健全專項債券償債備付金管理機制，防範兌付風險。維持「零容忍」高壓監管態勢，層層傳導壓力，嚴格落實舉債終身問責與債務問題倒查機制，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 （第一財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