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快樂，5月1日國際勞動節，美國股市不放假，繼續勞動中。嗯，這確實有點不一樣，平時表玩不咋樣的微軟、蘋果、特斯拉，這天都開漲。輝達、Google、Meta，漲跌幅度都不大，好像很平淡，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是的，刺激的事情，前一天、上個月底都發生完了。就在4月30日，Google暴漲10個點，市值單日增加人民幣3兆，這是Google歷史的從未有過的，也是美國股市歷史上的第二名。當然市值單日增加的第一名是輝達。作為第一名，在4月30日這一天這一夜，輝達也是不甘落後，大跌4.63%，市值跌下5兆美元的神壇。從4月27日輝達市值達到最高點算起，4月最後3天裡，輝達市值蒸發了人民幣3兆，眨眼間，眼看它起高樓，眼見它樓塌了，這也創造了歷史。4月最後一天發生太多事，簡直是個驚魂夜，剛剛發佈了優秀財報的Meta竟然暴跌8.55%，市值損失兆人民幣，據說因為是財報日期發佈和Google、微軟、亞馬遜撞一起了。同為科技巨頭，大家都在全線AI中，Google、微軟、亞馬遜有雲端運算、有晶片、有模型、有自有生態，AI賦能，賺錢能力多元。相比較之下，Meta明顯少了一個雲端運算，自研晶片也差點意思，能賺錢的只有AI加持廣告，但Meta的AI投入又相當多，這就讓許多人有話說。一邊AI賺錢管道單一，一邊AI燒錢毫不手軟，Meta展示出這種情況的時刻，卻也正是在大家都對AI盈利能力有所懷疑的時刻。其實，這也是AI給所有科技巨頭出的難題，但答案不會只有一種。有人歡笑有人哭，瘋漲暴跌，突如其來的夜驚魂，這一切都怪AI嘍！眼前已經是5月了，2026年已經過了三分之一。這世界，戰爭仍在繼續，科技仍在前行，AI腳步未停，一切剛剛開始，更多精彩值得期待。 (後知說)

【導讀】為什麼演算法治理卓見成效，外賣騎手卻依然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們不僅“困在系統裡”，還“困在身份裡”。2025年，外賣平台再次發生白熱化的競爭，連帶著將外賣騎手繳納社保的問題帶入輿論場的中心。當下，全國有8400萬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他們為城市奉獻，卻不被城市承認。作為“非典型勞動者”，他們難以被法律認定為受僱勞動者，缺乏僱傭關係所賦予的各類權益與保障；作為“城市非市民”，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卻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被邊緣化。這是由於現行的社保制度依然建立在僱傭關係之上，使得像騎手這樣高度嵌入城市運轉、卻游離於制度保障之外的群體難以享受公共福利，處於“懸浮”的狀態。文章強調，要打破這一困境，勞動權益保障須實現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型，即將保障依據從僱傭關係轉向勞動事實本身，以是否實際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作為制度納入的基本標準。這不僅關乎騎手的未來，更關乎中國城市化下半場的真正出路。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6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如何讓“騎手”不再懸浮？▍從演算法治理到城市融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並“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這標誌著國家首次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與組織建設納入頂層治理框架中。此後，中央和地方政府圍繞新就業形態勞動治理主要開展了兩方面探索：一是演算法治理與勞動權益保護，二是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在演算法治理與勞動權益保護上，國家密集出台政策，推動平台企業規範演算法管理、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針對平台用工規範化，提出要規範派單機制、加強演算法管理和資訊披露，並要求建立申訴處理與權益保護通道，以防範演算法濫用與資訊不對稱對勞動者權益的侵蝕。2022年3月，《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實施，成為中國首個系統性演算法監管制度。總體上，這一時期的政策邏輯，是通過演算法治理帶動勞動權益保護——以程序透明、過程監管和行為規範，修復勞動過程中的“規則正義”。與演算法治理聚焦勞動過程不同，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旨在回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城市中的身份與歸屬問題。2021年以來，全國各地依託工會、人社部門及平台企業，建設“騎手之家”“暖蜂驛站”等服務陣地，推動“工會進平台”行動，嘗試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基層治理與公共服務體系。儘管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管理的服務邊界，但從實際成效來看，主要停留在象徵性關懷與組織動員層面，並未觸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身份與權利的根本改變。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社會工作部門，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治理實踐中普遍陷入組織難、融入難與認同難困境。如何破解“三難”困境，成為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入的關鍵。基於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長期研究可以發現，他們不僅“困在系統裡”，更“困在身份裡”：一方面作為“非典型勞動者”，他們難以被法律認定為受僱勞動者，缺乏僱傭關係所賦予的各類權益與保障；另一方面作為“城市非市民”，他們參與城市建設，卻在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被邊緣化。演算法治理可以修復“規則正義”，卻難以彌補“承認缺失”。因此，未來制度改革的關鍵在於“身份解困”——一方面突破以僱傭關係為前提的保障邏輯，在制度層面承認勞動事實作為權利依據，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因其勞動而獲得穩定保障；另一方面承認其作為城市建設者的持續貢獻，將其納入普惠性的公共服務體系，從而實現從制度邊緣到制度內嵌的轉變。▍從“僱傭本位”到“勞動本位”：勞動權益保障的邏輯轉向（一）制度困境：僱傭關係的非典型化與保障邊界的模糊在傳統工業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建立在“僱傭依附”之上。因為勞動者獲得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保障的前提，是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明確、持續的僱傭關係。[1]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這一模式成為現代勞動法體系的制度基石——“僱傭關係”既是權利的起點，也是保障的邊界。標準僱傭關係是戰後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支點。[2]但是，隨著數字經濟與技術平台的興起，這種以僱傭關係為核心的權利架構正被不斷衝擊。平台經濟、靈活就業與零工勞動的迅速擴張，使勞動者的身份愈加多樣化。[3]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路主播與內容創作者等群體，普遍處於“非僱傭—非自雇”的模糊地帶：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受到平台的實質性控制，在收入來源與工作機會分配上高度依賴平台規則，卻被排除在“受僱勞動者”之外，在法律與制度層面被界定為“個體工商戶”“獨立承包商”或“平台合作方”。這種“僱傭關係非典型化”的制度空白，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既無法享有傳統受僱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又缺乏自雇者的保障機制，陷入權益真空。[4]歐美國家在平台經濟興起以後，大多出現僱傭關係認定模糊、責任分擔不清的制度爭議。在這一意義上，中國面臨的挑戰並無本質不同。中國現行勞動權益保障體系以《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為基礎，這一體系在上世紀末建構時，主要面向穩定就業與正規部門。它假定僱傭關係是清晰、持續且單一的：長期僱傭、個人參保、單位繳費。然而，平台勞動呈現去組織化與碎片化特徵，使勞動者既難以符合傳統僱傭關係認定標準，也難以進入用人單位主導的社保繳費管道。結果，制度對“標準僱傭關係”的依賴，並未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完全失去社會保障，而是使其只能以“個體參保”或“靈活就業”身份進入體系，導致保障責任與其實際勞動屬性之間出現結構性錯位。從工作史的視角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並非偏離常規的例外，恰恰是勞動形態的歷史常態。黃宗智指出，靈活就業在歷史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其在當下勞動人口中的佔比高達83.2%。[5]這一結論表明，中國的勞動制度並未完全以標準僱傭關係為基礎，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運行於非正規勞動、半自雇與混合型工作形態的現實結構之中。隨著技術演進、產業結構調整與組織形式的持續變遷，勞動形態將進一步去中心化、去單位化。靈活就業非但不會衰退，反而可能成為未來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形態。因此，中國制度改革的關鍵不是簡單複製西方經驗，而在於能否突破“僱傭本位”的制度邏輯。現行社會保障體系將僱傭契約作為權利入口，使保障資格高度依附於單位與合同關係。然而，在勞動形態日益多元化、去單位化的背景下，這種以契約為核心的制度結構已難以回應現實。要打破這一困境，勞動權益保障須實現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型——將保障依據從僱傭關係轉向勞動事實本身，以是否實際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作為制度納入的基本標準。這意味著，無論勞動者是受僱者、半受僱者還是自雇者，只要其在實質上通過勞動參與社會生產和服務，就應當被納入統一的保障體系，並由參與勞動組織和收益分配的相關各方共同承擔制度責任。這一轉向在政策層面已出現探索性調整。202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的《意見》，提出要“探索建立與靈活就業特點相適應的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障制度”。平台企業在部分地區先行試點，通過“個人繳費+平台補貼”模式，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養老和醫療保險。但是，這些探索主要著眼於參保管道和繳費機制的靈活化，卻仍以僱傭關係或個體經營為參保前提。在操作層面，它們確實推動了由單位參保向“個人參保”的過渡，但在制度邏輯上尚未真正完成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轉變——保障資格依然被繫結在僱傭關係之上，而未完全以勞動事實為依據。必須意識到，這種從“僱傭本位保障”走向“勞動本位保障”的制度探索，並非簡單的技術性調整，而是制度邏輯的深層重塑。唯有在這一層面完成轉型，勞動權益保障才能真正跨越“標準僱傭關係”的邊界，實現從制度排斥到制度包容的歷史性轉向。（二）國際探索：從“僱傭本位”保障到“勞動本位”保障全球範圍內，平台經濟與靈活就業的興起，使傳統以僱傭關係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普遍面臨挑戰。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也在探索如何重塑社會保障體系，將社會保障的獲得立基於勞動者參與社會生產和服務的事實，而非僅依附於單一、穩定的勞動契約。總體上，這一全球探索大體分為兩類路徑：一類是“僱傭延伸型改革”，試圖通過擴大僱傭定義，確立“僱傭推定”或“准僱傭者”類別，將非典型勞動者納入既有制度框架；另一類是“勞動本位型改革”，通過弱化社會保障對特定僱傭關係的依附，將權利資格轉移到勞動者個人，推動保障從以單位為中心走向以勞動者為中心，並以個人帳戶為載體的制度安排。2021年英國最高法院在Uber BV and Others v. Aslam and Others一案中判定，Uber司機應歸類為“worker”，要求平台承擔相應責任。此案成為靈活就業領域的重要判例，擴展了勞動法保護的中間地帶。歐盟於2023年通過《平台勞動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確立“僱傭推定”原則——凡平台在調度、監督、定價等方面對勞動者具有實質控制，即推定存在僱傭關係，由平台承擔責任。德國自20世紀中期發展出“類僱員”制度，用以保護那些在形式上為自雇者、實質上高度依附於單一委託方的勞動者，例如部分自由記者和藝術家。[6]上述改革在理念上重視“事實從屬”，但在制度邏輯上仍以僱傭關係為前提，核心思路是延伸僱傭範疇，而非重塑制度基礎。換言之，它們更多是“擴大舊框架”，而非“生成新邏輯”。率先打破“僱傭本位”保障的是瑞典、丹麥、芬蘭等北歐國家建立的普遍主義福利體系，社會保險以公民或居住身份為依據，而非以僱傭關係為前提。[7]美國的一些智庫進一步探索了“可攜帶福利帳戶”（portable benefits accounts）制度，以應對傳統僱傭體系中社會保障依附於單一僱主的制度約束。這一改革設想由不同用工平台根據勞動者的工作量共同繳納費用，勞動者通過個人帳戶積累社會保障權益，從而在多重僱傭關係之間實現福利權利的轉移與積累。[8]這種設想的核心思路在於將社會保障從特定僱傭關係中分離出來，使勞動者能在跨平台、跨用工主體流動中維持連貫、可累積的保障。國際經驗表明，社會保障正面臨從“僱傭本位”向“勞動本位”的潛在轉型：未來，在高度靈活化、分散化、平台化的工作世界裡，醫療、養老金、失業救濟等基本福利將逐步脫離對單一僱主的依賴，以勞動者的勞動付出與社會貢獻為權利基礎，“社會保障隨人走”成為可行方向。與此同時，傳統僱傭關係仍將在制度體系中發揮作用，但功能可逐步轉向補充性保障，如工傷保險與企業年金，而不再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唯一支點。基於這一理念，未來的制度設計可以建立以勞動事實和勞動者個人為基點、多方共擔責任的綜合性社會保障帳戶。該帳戶以勞動者為統一載體，但不再依賴單一用人單位，而是由勞動者、平台企業、勞務中介和政府按照比例共同繳費。勞務中介因調度勞動者的工作量而承擔相應責任，平台因組織勞動過程而分擔義務，政府則基於發展成果共享原則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這種“個人+中介+平台+政府”的四方共保機制，突破了傳統以單位繳費為核心的僱傭關係模式，使社會保障能夠覆蓋多重勞動身份與多元用工形態，真正實現從“規則正義”到“承認正義”的升級，讓勞動者因自身付出的勞動而獲得穩定、可預期的制度待遇。▍從“常住型城市化”走向“權利型城市化”：城市融入的路徑轉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3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個百分點，城鎮常住人口已達9.3億人；但與此同時，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卻還不到50%。[9]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化呈現出典型的“空間進入”與“制度排斥”的斷裂特徵：城市在物理層面不斷擴張，但制度對新市民的吸納相對遲緩。結果，約3億“城市非市民”群體居住在城市，卻無法制度化地成為城市一員，相應地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權利獲得上長期處於不完全的身份狀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恰恰處在城市化的斷裂帶上，是約3億“城市非市民”群體中非市民身份特徵最鮮明、也最具典型性的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深度城市參與”與“有限制度融入”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根據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資料，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佔全國職工總數的20%。[10]在如此規模之下，這一結構性張力已不再是邊緣現象，而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百年前，波蘭尼在《大轉型》中追溯了1815~1915年“世界百年和平與繁榮”終結的原因，同時提醒世人關注市場與社會雙向運動所引發的人類歷史的周期性變革。[11]回望世界歷史，全球確實正進入一個新的周期性變革階段。如果將時間軸向前推一百年——1930年前後，世界先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全球經濟危機；再向前追溯一百年——1825年英國的經濟危機波及全球，歐洲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相比戰爭與經濟危機，更值得注意的是，1825年前後，英國鞏固並擴展了其世界主導地位；1930年前後，伴隨“大蕭條”與全球衝突的加劇，美國逐步取代英國成為新的全球領導力量。可以說，自工業革命以來，每逢世紀的20~30年代，世界格局都會迎來一次深刻大調整。當下，新的技術革命、地緣政治競爭與制度重塑正在同步展開。儘管大變局意味著危機疊加與不確定性上升，甚至可能出現大規模戰爭與全球經濟震盪，但它同時孕育著新的歷史性機遇——誰能在全球競爭中率先佔領新的戰略制高點，誰就有可能塑造新一輪世界秩序。對於中國而言，這一輪“世界再平衡”的核心潛力，並不在於發動外部對抗（通過戰爭、貿易爭端或金融手段施壓），而在於內部結構的深度重塑，尤其是在新增長邏輯下推動城市化的升級。城市化被視為“經濟增長總開關”，因為它能夠同時啟動投資、消費與出口三大引擎。但是，目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入中後期，這一“經濟增長總開關”也開始遇到阻力。過去依靠空間擴張和資本投入驅動的城市化模式，正面臨兩大結構性約束。一是空間邊際遞減，一二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趨於飽和，傳統“以地生財、以房帶城”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新增城市投資的邊際回報明顯下降。[12]二是人口結構轉折，青壯年勞動力數量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潛力趨於枯竭，城市化的“數量紅利”正在消失。[13]正因如此，包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內的約3億已進城但未落戶的常住人口，成為破解中國城市化發展瓶頸的戰略變數。讓這部分人真正成為城市市民，本質上是將存量的“潛在需求”和“受限生產率”轉化為可持續的城市內需與發展效率。據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14]若以約3億已進城但未落戶的常住人口為基數，總體城市化潛力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規模將不可估量。這一過程也意味著城市化發展邏輯從“以地生財”向“以人興城”轉變，從依賴土地資本擴張轉向依託人的能力、需求與創造力。因此，中國城市化的關鍵轉向，不是空間的擴張，而是人的融入；不在於繼續“建多少城”，而在於“讓多少人真正屬於城”；不是“常住型城市化”，而是“權利型城市化”。當城市化從“常住型”走向“權利型”，它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是社會整合與國家現代化的新支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性機遇面前，誰能在不依賴戰爭與金融動盪的條件下，實現人口、制度與權利的內生升級，誰就能在全球競爭中贏得真正的歷史主動。對於中國而言，發展“權利型城市化”不僅是經濟命題，更是制度、社會與文明命題。“權利型城市化”在學理上可追溯至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提出的“城市權利”概念。他認為城市權利的目標在於賦權邊緣人、外來者，使之進入城市內部，擁有享受日常生活的權利。[15]大衛·哈維也指出，城市權利的本質，並非由個體是否具備居住資格來界定，而是體現在集體能夠共同參與城市的塑造與更新之中。換句話說，城市應成為一個由勞動者共同享有成果、共同決定未來的社會空間。[16]在中國語境下，“權利型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化的目標從空間擴張與人口集聚，轉向以人的社會權利和制度承認為中心的現代化處理程序。其本質是讓勞動者在經濟上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也能在制度上獲得城市成員資格。這一轉向在國家政策層面已有所顯現。2024年7月，國務院印發《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畫》，提出要“以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為重點，進一步拓寬落戶管道，縮小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並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使未落戶常住人口享有均等化的教育、醫療、住房與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但是，現實中這種轉型仍面臨結構性障礙。戶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與公共資源配置機制依然以戶籍、僱傭關係、居住登記為前提。因此，推動“權利型城市化”，不僅是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問題，更是社會整合與身份承認的制度重建。這一轉型的底層邏輯在於：一方面突破身份壁壘，建立以常住地為基礎的公共服務體系，使公共服務從“戶籍依附”走向“居住承認”；另一方面，強化勞動承認，將勞動貢獻作為城市成員資格的重要維度，使他們的勞動不僅被“需要”，更被“承認”。▍結論與思考長期以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普遍以“標準僱傭關係”為權利起點，將養老、醫療、工傷與失業等核心保障牢固嵌入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僱傭依附之中。這一制度安排在傳統工業社會具有現實合理性。然而，在平台經濟、靈活就業與零工勞動迅速擴張的背景下，以僱傭關係作為唯一保障標準的制度邏輯日益脫離現實。從工作史視角看，靈活就業並非偏離常規的例外，而是就業的歷史常態；以僱傭關係為前提的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只覆蓋勞動力市場中的少數群體。展望未來，隨著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與組織形態去單位化，勞動形態的多樣化與非標準化趨勢將進一步加深。在此背景下，“僱傭本位”保障已難以回應當下與未來的勞動現實，社會保障的制度基礎亟須調整。發展“勞動本位”保障，並非否認僱傭關係在制度體系中的作用，而是突破以單位隸屬與合同關係作為權利起點的單一路徑，將社會保障重新錨定於勞動事實本身。在這一制度構想下，僱傭關係仍可在工傷保險、企業年金等領域發揮補充性保障功能，但不再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唯一支點。這種構想的要義在於確立新的權利判斷標準：無論僱傭關係的具體形式如何變化，只要個體持續參與社會生產與服務並創造社會價值，就應被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穩定而正當的權利主體。如此，才能推動社會保障從對關係形式的事後裁量，轉向以勞動事實為基礎的事前承認，為新業態勞動治理奠定“承認正義”的制度支點。但是，“承認正義”若止步於社會保障領域，仍不足以回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身份困境。在城市融入上，他們因“城市非市民”的身份遭遇另一重制度性排斥。當前，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醫療資源與社區參與等關鍵制度安排，普遍與戶籍緊密繫結。在這一制度約束下，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雖在空間意義上高度嵌入城市運行，支撐著城市的餐飲、出行與日常服務體系，卻在制度上游離於城市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體系之外。這種“為城市奉獻，卻不被承認”的制度性斷裂，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持續處於城市邊緣地帶，成為最被需要卻最缺乏制度性保障的群體。這一困境的根源，在於既有城市化路徑仍主要停留在以人口空間流入為導向的“常住型城市化”，而未能同步完成以制度承認與公共服務融入為核心的轉型。發展“權利型城市化”，並非否定既有戶籍制度，也不是無限擴張公共福利，而是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逐步弱化基本公共服務對戶籍身份的單一依賴，使其更多依據勞動參與、穩定居住與社會貢獻等現實因素加以配置。在這一意義上，勞動者是否持續參與城市運轉、是否構成城市日常秩序的重要支撐，應成為獲得基本公共服務與制度保障的關鍵依據。唯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制度層面被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治理結構，“承認正義”才能由生產領域延伸至再生產領域，城市融入與社會治理才可能獲得真正穩固的制度基礎。最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來看，全球必將進入一個由市場擴張向社會保護轉向的新階段，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市場化運動，充分釋放了經濟活力；但按照波蘭尼所揭示的“雙向運動”邏輯，市場擴展若缺乏充足的社會保護，終將引發結構性失衡。近幾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壓力與風險在相當程度上是社會保護措施不足的結果，也是市場化運動轉向社會保護運動的現實訊號。當前，通過消費補貼、生育支援、產業刺激等手段提振經濟，固然具有現實意義，但更多停留在需求側的短期修復，整體作用有限。從根本上看，問題並不在於刺激力度是否充分，而在於社會保護是否真正到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勞動本位保障”與“權利型城市化”並非一般性的政策補救，而是回應長期市場化運行的根本性社會保護安排。新業態勞動治理，是制度轉型壓力最先顯形的地方。它所要求的，不僅是一項勞動政策的調整，更是一場社會制度的更新；它所檢驗的，不僅是技術監管的能力，更是國家在“承認正義”層面所具備的制度想像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契機下，這場社會制度更新，不僅是中國走出當前經濟低迷與社會預期收縮的重要條件，也牽動著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調整。在此意義上，“承認正義”並非附加性的規範修辭，而是推動這場制度更新的底層邏輯，同時關乎國內經濟發展與國際秩序新地位。 (文化縱橫)

聯準會，傳出新消息！當地時間4月3日，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首席法官維持駁回聯邦檢察官對聯準會發出兩份傳票的決定。另外，最新就業報告顯示，3月份，美國經濟各部門都在增加就業崗位，這緩解了投資者對勞動力市場疲軟的擔憂，可能會鞏固聯準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維持利率不變的計畫。市場分析人士指出，美以對伊朗的戰爭再次讓聯準會官員陷入類似的進退兩難境地，這很可能意味著降息行動將陷入停滯，除非勞動力市場出現急劇惡化。美法官維持撤銷鮑爾相關傳票裁決據新華社消息，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3日公佈的一份法律檔案顯示，該法院首席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當日維持駁回聯邦檢察官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發出兩份傳票的決定。博斯伯格表示，檢方倉促提供的辯護材料既沒有提供新的證據，也沒有指出任何實質性錯誤，法庭因此拒絕重新考慮駁回決定。此前，聯邦檢察官1月向聯準會發出兩張大陪審團傳票，索要聯準會大樓最近翻修的記錄和聯準會主席鮑爾在國會聽證時的相關記錄。聯準會隨後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提出動議，要求駁回這兩張傳票。鮑爾表示，聯邦政府對他提出刑事指控威脅是企圖借此破壞聯準會在設定利率方面的“獨立性”。博斯伯格3月11日作出駁回決定，表示檢方對聯準會發出的兩份傳票只是為了向鮑爾施壓，並無正當理由。今年3月份，聯準會主席鮑爾曾表示，在司法部針對聯準會的調查以透明方式結束前，自己無意離開聯準會。鮑爾還稱，如果新任聯準會主席的提名沒能及時得到國會參議院確認，自己將按照規定擔任臨時主席，直至新任主席提名得到確認。鮑爾的聯準會主席任期將於5月到期，但其聯準會理事職位任期將持續至2028年1月底。美國總統川普已正式提名聯準會前理事凱文·華許擔任下任主席。聯準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擔憂緩解3月份就業報告顯示，美國經濟各部門都在增加就業崗位。當月，美國製造業新增1.5萬個就業崗位，為2023年11月（當時工廠新增2.2萬個崗位）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建築業、休閒和酒店業以及交通運輸業也實現了增長。路透社指出，3月份招聘活動增強並擴大範圍，這可能會鞏固聯準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維持利率不變的計畫，緩解對勞動力市場疲軟的擔憂，並使政策制定者專注於能源價格上漲是否會威脅到通膨升高。聯準會官員此前擔心就業增長乏力，還擔心就業增長過度集中在醫療保健行業。例如，聯準會理事沃勒等政策制定者將他們對進一步降息的看法與招聘形勢的變化緊密掛鉤。Fifth Third Commercial Bank首席美國經濟學家比爾·亞當斯在就業資料公佈後寫道：“需要出現巨大的意外，才能迫使他們在現在降息。他們很可能至少在未來一兩次決策中按兵不動。”在縮短的周五假日交易時段中，美國國債收益率在資料公佈後上升，而利率期貨繼續顯示，市場幾乎完全不認為聯準會會在今年將利率從目前的3.5%至3.75%區間下調。在美國與伊朗開戰推動全球油價上漲超過50%之前，投資者曾預期，聯準會主席提名人凱文·華許預計在今年晚些時候獲得確認，將至少帶來一些寬鬆政策。華許是川普挑選來接替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的人選。川普重返白宮以來，一直向鮑爾施壓要求降息。然而，伊朗戰爭改變了這一預期，市場一度預計聯準會將會加息，隨後才形成當前的觀點，即聯準會將長時間暫停行動，觀察能源成本上漲究竟會對通膨造成更大的衝擊，還是會導致企業和家庭削減支出從而對增長造成更大的衝擊。3月份的就業報告並未直接闡明這一辯論。例如，時薪以3.5%的年率增長，這處於聯準會官員認為大致與其2%通膨目標相符的區間內。但該報告確實顯示，就業市場已經超越了聯準會官員所說的美國經濟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的“低招聘、低裁員”動態——這種均衡狀態讓他們感到不安，因為相對較低的失業率可能會迅速惡化。不過，3月份的報告可能無法說明未來的風險。美國於2月28日開始轟炸伊朗，而3月份就業報告所依據的調查無法反映出這場持續擾亂全球石油供應的衝突所引發的招聘或支出方面的變化。3月份的通膨資料將於下周五公佈，這是聯準會在4月28日至29日會議之前評估中的另一個參考點。Harris Financial Group管理合夥人傑米·考克斯表示：“美國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韌性，甚至令最嚴厲的懷疑論者都感到意外。壞消息是，如果勞動力市場保持如此穩定，那麼進一步降息將很難有充分理由。”伊朗局勢迫使聯準會重回觀望模式去年大部分時間裡，聯準會一直處於觀望狀態，評估川普推行的全面政策變革所帶來的經濟影響，這些政策重塑了全球貿易格局，並擾亂了勞動力市場。美以對伊朗的衝突再次讓聯準會官員陷入類似的進退兩難境地，這很可能意味著降息行動將陷入停滯，除非勞動力市場出現急劇惡化。有外媒指出，聯準會面臨的核心困境在於後續走勢。中東衝突已導致供應鏈受阻，汽油、化肥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航運成本也隨之攀升。受此影響，未來數月整體通膨水平將走高。面對部分商品支出增加，消費者預計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縮減開支。若伊朗戰爭長期化，經濟衝擊將進一步放大。官員們擔憂消費者收縮支出的幅度——畢竟消費支出支撐著美國約三分之二的經濟增長。此外，仍在消化去年關稅衝擊的企業已放緩招聘，雖尚未大規模裁員，但任何進一步擠壓利潤率的因素都可能改變這一局面。不過，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並非決策者的唯一關切。他們同樣擔憂通膨——已連續約五年高於2%的政策目標。這種擔憂令聯準會官員難以抉擇：是否需要對即將到來的物價上漲做出反應。過去他們曾選擇不干預，寄望於增長所受衝擊會蓋過持續性通膨問題。鮑爾本周在一場活動中表示：“接連出現這類供給衝擊，可能導致公眾、企業、定價方、家庭普遍開始預期未來通膨走高。他們憑什麼不這麼預期？”儘管存在這一風險，鮑爾並未流露立即採取行動的緊迫感，反而表示聯準會政策“目前處於合適位置，可靜觀事態發展”。紐約聯儲行長、鮑爾核心盟友約翰·威廉姆斯本周也呼應了這一觀點，並警告稱此次衝突可能引發大規模供給衝擊，產生顯著影響：一方面通過中間品成本與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推高通膨，另一方面抑制經濟活動。威廉姆斯承認部分影響已開始顯現，但他認為戰爭引發的通膨飆升將是暫時性的。他預測，失業率將從目前的4.4%小幅回落，全年通膨率將收於2.75%左右。舊金山聯準會行長瑪麗·戴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3月份失業率降至4.3%是“好消息”，這讓政策制定者擁有更多時間來平衡通膨與勞動力市場兩方面的風險。“伊朗衝突可能同時影響通膨與經濟增長，其影響的持續性尚難判斷。消費者因汽油價格上漲面臨壓力，或對消費支出造成影響。最新資料顯示消費者仍在持續支出，說明他們對經濟抱有信心。”戴利說道。 (券商中國)

十年後每周只幹兩天活，月底工資卡裡錢不但沒少還可能更多，這事聽著有點不真實，可清華大學智能產業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張亞勤，就公開做了這個預測。他說，到2035年全球機器人數量會達到70億到80億台，超過人類總數。那時候社會運轉靠每周工作兩天就夠了，薪水不但不會降，還有可能比現在全勤拿得更多。這個預測的核心底氣，是生產力的大幅躍升。過去蒸汽機解放了人的體力，現在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正在替代大量重複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流水線分揀、基礎診斷、裝配這類活，都能交給機器24小時不停幹。社會總財富漲得快，工作時間自然就能縮短。未來是人工智慧和人類智能共存的時代，人工智慧會放大人的能力。重複的事交給機器，人把精力放在創新、決策這些機器暫時做不好的地方。個人創造的價值上去了，薪水跟著水漲船高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中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早就有實打實的成績撐著。2024年全國工業機器人銷量佔全球總銷量的54%，連續12年保持全球最大市場地位。2025年前三季度工業機器人產量，已經超過2024年全年總數。國產工業機器人市場佔有率首次突破50%，達到58.5%。人形機器人領域的進步同樣亮眼。2025年全球人形機器人出貨量，中國企業佔了絕大多數份額。業內預計2026年國內出貨量有望達到6萬台以上，真正進入規模化量產階段。這些機器人已經走進物流、養老、服務等真實場景，直接推著生產效率往上走。中國廠商在全球商用服務機器人市場出貨量佔比高達84.7%，這些實打實的進展，讓一周工作兩天的想法，從科幻變成了可討論的現實。機器替代重複勞動，普通人要做的，是提升自己駕馭新工具的能力，學會跟人工智慧配合，專注高價值的工作。2035年的人機密度拐點後，時間就是金錢的老邏輯會慢慢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效率和創新驅動。打工人不再是流水線螺絲釘，而是轉向指揮和創造的角色，生活節奏更從容，收入卻能穩中有升。 (科技直擊)

從舞台上“動起來”，到工廠裡“用起來”，近年來，以人形機器人為代表的具身智能產業快速“成長”。2025年，中國人形機器人整機企業數量已超140家，發佈產品超330款，產業規模持續增長，應用場景不斷拓展。與此同時，也有不少網友好奇，人形機器人何時能進入家庭場景？帶著相關問題，人民網“財米油鹽”欄目和代表委員們聊了聊。人形機器人進家當“保姆”，還有多遠？還要在更多真實場景中鍛鍊“勞動技能”——“機器人舞台上的精彩表現，是對極限能力的展示，但不代表其掌握家庭場景所需動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趙曉光表示，人形機器人進入家庭等場景的關鍵在於“舉一反三”，即培養好跨場景、跨任務、跨對象的“泛化能力”。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院長潘教峰認為，應加快具身智能在垂直細分領域的應用，在真實場景中加快技術迭代。還要在更協同的產業鏈中提升“綜合實力”——“從核心零部件、底層演算法到產品應用，中國產業鏈齊全，這是我們的優勢。”全國政協委員、蕪湖機器人產業發展集團董事長許禮進指出，下一步，企業應堅定創新主體定位，加大研發投入，強化底層技術與核心部件自主研發；同時強化產業鏈協同與產學研用深度合作，聯合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業共建創新聯合體，聚焦行業共性難題開展聯合攻關。趙曉光表示，隨著中國“政產學研用金”六位一體協同發力，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將進一步深度融合，推動更多研發成果轉化成為生產力，進而催生更多產業需求，進而反哺科技發展，最終形成良性循環。還要在更多元的環境裡培育專業人才——中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盧建軍建議，面對中國高水平卓越工程師培養需求，要從單純的“校園裡培養人才”向建構產學研深度融合新模式轉變。“無論是本科階段，還是研究生階段，都希望同學們能進一步地去創新、去想像。”“第一是越來越像人，會有廣闊的應用場景；第二是越來越不像人，它根據產業發展的需要，可能會變成六個手指頭、八個手指頭，長出五、六個手臂來。”關於機器人未來發展方向，在3月6日的經濟主題記者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鄭柵潔這樣說。“十五五”開局之年，具身智能發展方興未艾。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培育發展未來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腦機介面、6G等未來產業”。展望未來五年，讓我們期待更聰明更好用的機器人加快從“實驗室”走到“生產線”，走進人們的美好生活。 (人民網)

在 AI 時代浪潮的衝擊下，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場底層的結構性重構之中。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技術升級，更是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乃至人類生存狀態的全面革新。當 AI 從單純的輔助工具躍升為具備自主生成與決策能力的“參與者”時，舊世界的規則正在加速崩塌。綜合各界前沿洞察，這場社會變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核心維度：1. 職業結構的“摧毀”與“新生”在過去的工業革命中，新技術往往伴隨崗位的等量更替。但在 AI 時代，這種演變呈現出更為極端的分化特徵：傳統崗位的廣泛替代： 從流水線工人到程式設計師、設計師，甚至醫生、律師等“鐵飯碗”，都面臨被更廉價、更精準的 AI 替代的風險。企業的增長不再必須依賴增員，有時只需**“裁掉真人、升級算力”**。新興職業的湧現： AI 訓練師、資料標註專家、AI 倫理顧問等複合型人才成為新寵。人類角色的根本轉變： 核心競爭力將從“知識儲存”轉向批判性思維、跨界整合與情感溝通。人類正從單純的“勞動者”向“創造者”或“高級指令發出者”轉變。2. 階層分化與“新生產資料”的壟斷：從資本集中到算力霸權在 AI 時代，社會階層的劃分標準正在經歷劇烈重構。傳統的土地、廠房已成過去，算力、資料與核心演算法成為了決定財富歸屬的“新生產資料”。■ 新寡頭的誕生：掌控算力的頂端階層未來的社會財富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數人集中。研發頂級模型需要天文數字的算力與能源，掌握這些基礎設施的科技巨頭將成為新時代的**“算力寡頭”**。他們無需僱傭海量員工即可實現產能擴張，從而徹底切斷了傳統的勞資財富分配鏈條。■ 社會結構的“M型”折疊：中產階級的消解AI 的衝擊直接從“中間”切入。曾經作為中堅力量的初中級腦力勞動者（程式設計師、分析師等），其賴以生存的“存量知識”被 AI 瞬間拉平。社會可能走向兩極分化：極少數的 AI 統籌者與大量失去核心生產參與權的群體。■ “超級個體”的崛起：生產工具的平權在宏觀壟斷的同時，AI 也帶來了工具的下放。借助 AI Agent，具備極強產品思維的個人可以單槍匹馬完成過去整個團隊的工作。擁有**“增量知識生產能力”**的少數人，將成為打破壟斷、實現階層躍升的“超級個體”。■ 階層流動的“演算法化”：動態適配機制AI 也在消解血緣繼承。在高資訊密度時代，個體的創新能力與協作表現可被即時量化。社會有望建構一種**“誰更適配就上，誰失配就下”**的高流動性動態平衡，用演算法反饋替代粗糙的學歷篩選。3. 人類認知危機與“人工智殘”風險隨著 AI 全面接管生活，人類的認知能力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去智化”現象： 學術界提出**“人工智殘”（Artificial Ignorance）的警告。過度依賴工具可能導致人類思考能力萎縮。若人類放棄進化，社會可能演變為 AI 扮演“牧羊犬”、人類淪為“羊群”的牧民社會**。教育的底層重構： 傳統的“填鴨式”教育將徹底失效。未來的教育必須轉向培養問題導向意識，以及在 AI 給出答案時的價值判斷力。4. 社會治理範式的相變從“災難重設”到“連續調節”： 歷史上的矛盾常通過危機釋放。但在 AI 時代，借助極高頻寬的資訊反饋，社會運行可以像工程系統一樣進行即時的**“參數微調”**，用科學的糾錯替代破壞性的動盪。人機共生與監管重塑： 政府需要重新確立責任邊界。建立 AI 倫理規範、隱私保護及全新的財富二次分配機制（如 UBI 全民基本收入），將是緩解技術陣痛的關鍵。結語我們正站在這場重構的臨界點上。舊的勞動關係和知識壁壘正在解體，一個基於算力驅動的新型社會生態正在形成。在這個勇敢者的新世界裡，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主動擁抱技術、重塑思維框架、堅守人類獨特價值”，將是跨越周期、避免被時代洪流吞沒的唯一生存法則。 (skyming)

矽谷曾是全球碼農的「養老天堂」：下午四點的衝浪板、吃不完的零食、永遠不響的手機。但到了2026年，這裡只剩下一個身份：全球最昂貴的頂級血汗工廠。OpenAI和Anthropic的天才們正在用健康和家庭，給人類史上最貪婪的吞金獸——AGI，充當一次性燃料。2026年2月8日，矽谷的遮羞布被Business Insider徹底扯碎。這篇刷屏報導的標題裡，赫然印著一個讓舊金山精英嘲諷了十年的中國特產——996。這東西以前是東亞碼農的專屬噩夢，現在，它是舊金山Mission區的硬通貨。別以為這只是小作坊的垂死掙扎。知名AI研究員Nathan Lambert一句話直接把行業底褲扒了下來：看看現在的OpenAI和Anthropic……如果你想在AI牌桌上不下場，拿命換是唯一的入場券。承認吧，那個穿拖鞋喝拿鐵、work-life balance的矽谷已經入土了。現在的舊金山，空氣裡瀰漫的不是自由，是濃烈的、熟悉的海淀味兒。矽谷「北京化」要麼交出睡眠，要麼滾出賽道AI大佬Sebastian Raschka也沒藏著掖著，直接點破了這場瘋狂遊戲的本質：蛙跳式死鬥。不論是GPT-5還是Claude4的迭代，都在上演一種慘烈的互搏。你發佈模型A，領先世界；對手發佈模型B，參數翻倍，你瞬間過時；你必須拿出模型C，否則融資斷裂，估值歸零。在這種「慢一秒就暴斃」的節奏裡，什麼算力、資料都是虛的，只有人的生理極限，是唯一的彈性成本。最諷刺的是巨頭們的反應。面對甩在臉上的996指控，OpenAI和Anthropic極有默契地玩起了裝死。在公關的黑話裡，這種整齊劃一的沉默只有一種解釋：實錘了。這種內卷甚至捲到了物理層面——必須肉身在舊金山。遠端辦公？數字游民？別做夢了。你必須把自己釘在工位上，呼吸著同一種焦慮；你得隨時準備在凌晨3點，為了這輪訓練loss值的一個微小跳動，衝進會議室咆哮。這那是工作？這就是一場服從性測試。矽谷正在用最老派、最原始的方式篩選信徒：獻祭你的全部時間，或者現在就滾。Founder Mode 一場合法的集體致幻OpenAI確實不是富士康。這裡沒有監工拿著鞭子，也沒有打卡機滴滴作響。這裡沒有流水線工頭，因為不需要，打工人「自願上刑」。還記得Paul Graham搞出來的那個「創始人模式」嗎？當年這詞兒是用來誇老闆親力親為的。到了2026年的舊金山，它徹底異化成了一道全員催命符。如果你累了？不好意思，不是工作量不合理，而是你「濃度不夠」。這邏輯簡直完美閉環。驅動這群年薪百萬天才的，不是加班費，而是對「掉隊」的生理性恐懼。在矽谷看來，AGI的船票就那麼幾張。你那怕只是今晚睡個整覺，醒來時GPT-6可能已經把你的畢生所學清零了。JLL的資料早就揭示了真相——靜默崩潰。這幫人沒離職，也沒躺平。他們就像一台過熱的伺服器，風扇狂轉，CPU 100%，但在你看不見的核心裡，早已熔斷。肉身獻祭 AI進化的燃料是你的健康這種為愛發電的代價是什麼？不僅僅是頸椎病和腰間盤突出，更致命的是認知的不可逆退化。這群致力於教AI理解世界的頂級大腦，自己卻正在喪失理解世界的能力。他們對真實的人類社會越來越遲鈍、傲慢，最終活成了一個個只懂loss function的程式碼孤島。還記得2024年Ilya Sutskever帶頭的那波離職潮嗎？那只是預告片。到了2026年，離職信裡的理由已經從理念不合變成了生理警告：為了活命。一名匿名離職的安全研究員在X上寫道：我們在討論AGI何時取代人類，而製造AGI的那批人，正在經歷物理層面的報廢。2026年矽谷折疊 富人玩遊戲，窮人當燃料在這場「熬夜修仙」大賽裡，最讓人破防的不是累，是階級。996也分三六九等。當OpenAI的研究員在為了「信仰」把睡袋搬進公司時，隔壁的祖克柏正拿著支票本搞「金元攻勢」。為了挖空對手，Meta據說開出了令人咋舌的天價包裹。於是，2026年的矽谷分裂出了三個平行世界：頂層的Altman們，他們在談論改變宇宙、核聚變、以及「為什麼你們不夠努力」。他們的996，賭的是兆帝國的王座。上岸黨拿著Meta的offer逃離苦海。去一個更像傳統大廠的地方「養老」，用無限的GPU堆砌開源模型。雖然也卷，但至少像個人。燃料黨是那些深信「不996就無法實現AGI」的中層天才。沒有創始人的命，卻得了創始人的病。只有不斷惡化的體檢報告，證明他們存在過。這絕對是人類科技史上最黑色的幽默。我們發明AI，原本是為了把人類從重複勞動裡解放出來。結果，最先被AI「奴役」的，恰恰是製造AI的那批最聰明的人。看看這些研究員，他們不僅要和友商的模型卷，還要和自己昨天寫的演算法賽跑。可以說，模型進化的速度，是建立在碳基生物的報廢速度之上的。如果通往AGI的唯一道路，是讓幾千名頂級工程師先變成「沒有感情的乾電池」，那麼這個未來，真的值得我們這麼著急嗎？2026年的矽谷給所有技術人上了一課：神話的背面，全是病歷單。最後奉勸一句：如果你還沒準備好獻祭你的脊椎、家庭和多巴胺，千萬別靠近舊金山的Mission區。那裡沒有神。那裡只有一群熬紅了眼的賭徒，和一台永遠吃不飽的機器。 (新智元)

2 月 24 日，一條來自東北亞的重磅消息震動國際輿論場。北韓勞動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擴大全會正式落幕，這場會議看似是常規的高層換屆，實則是一次徹底的權力重構。會議選出了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共五人：金正恩、朴泰成、趙甬元、金才龍、李日煥。名單一公佈，外界立刻讀出其中的不尋常。除了金正恩本人繼續擔任總書記，其餘四位，清一色是新晉常委。上一屆的老面孔、老資格、老重臣，幾乎全部退出核心決策層。這不是簡單的人事調整，這是一次乾淨利落、力度空前的政治大換血。在北韓的權力體系裡，政治局常委是國家的最高中樞。過去的換屆，大多講究平穩過渡、新老搭配，照顧各方平衡。但這一次，金正恩完全打破慣例。不留一位老常委，不搞折中平衡，不做溫和過渡。這種做法，在北韓勞動黨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它釋放的訊號清晰而強硬：金正恩對全黨全軍全國的掌控，已經達到高度集中、高度穩固的狀態。他不需要再用妥協來維持局面，不需要用資歷來平衡派系，更不需要用老人來保駕護航。他要的，是一支完全聽指揮、完全同理念、完全能執行的全新班底。這就是典型的 “金正恩時刻”，果斷、直接、不容置疑。01. 鐵腕換血 不是換人，是換思路、換打法很多人只看到 “人換了”，卻沒看懂背後的邏輯。這次大換血，核心有三層深意。第一，權力高度集中，自信達到頂峰。敢於一次性清空上屆常委，說明內部高度統一、高度擁護。沒有足夠的權威和掌控力，根本不敢做這樣的動作。第二，徹底告別過渡時代，全面進入自主執政階段。金正恩接班已超過十年，從熟悉、穩固到重塑，一步步走完。現在，他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節奏、自己的藍圖，治理整個國家。第三，以結果為導向，突出執行力。過去的高層，兼顧軍事、黨務、外交、經濟多方角色。這一次，人選明顯向經濟、民生、工業、基層治理傾斜。一句話：不看資歷看能力，不看背景看實績。這不是簡單的洗牌，這是戰略轉型。北韓的國家重心，正在發生肉眼可見的轉移。02. 四位新常委全解析 金正恩的 “經濟天團” 亮相新一屆常委成員最大的特點：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強勢軍方代表，沒有只講意識形態的務虛官員，四位新人，全是實幹派、技術官僚、經濟能手。他們的履歷，就是金正恩用人思路的最好答案。1. 朴泰成：經濟總操盤手，頭號 “心腹干將”朴泰成是四人中最受矚目的一位，也是外界公認的經濟掌門人。他出身經濟學專業，畢業於北韓最高學府金日成綜合大學，是標準的技術型官員。從地方黨委負責人，到輕工業部長、內閣副總理，再到黨中央副總書記，一路主抓經濟。他的政績非常亮眼。在慈江道任職時，他把一個內陸地區打造成自力更生的典型，推動地方工廠現代化，解決民生用品短缺，被樹立為全國榜樣。擔任輕工業部長期間，他主導化妝品、皮鞋、日用品企業技改升級，讓民生產品的產能和品質明顯提升。近幾年，他是陪同金正恩視察經濟一線最多的高層之一。懂經濟、懂民生、懂管理、執行力強。他進入常委會，意味著經濟工作將佔據最高決策的核心位置。2. 趙甬元：國家經濟 “最強大腦”，總規劃師如果說朴泰成是總指揮，趙甬元就是總設計師。他長期在國家計畫委員會工作，從基層幹到國家計畫委員長。這個部門，相當於北韓經濟的 “總調度室”，資源分配、指標制定、項目統籌，全都由他牽頭。在國際環境複雜、外部壓力持續的情況下，趙甬元主導了精細化調配。把有限資源用在最關鍵的地方，保民生、保重點、保核心產業。他被稱為 “行走的經濟資料庫”，對全國產能、礦產、糧食、工廠情況瞭如指掌。把他放進常委，就是要把經濟規劃做到精準、科學、可落地。3. 金才龍：工業一線總指揮，“攻堅猛將”金才龍是典型的 “從車間走出來的領導”。他畢業於工科名校，長期在機械、重工業領域深耕，當過廠長、總工程師、機械工業部長、內閣副總理。他的標籤是：懂技術、會管理、能攻堅。無論是機床、裝置、發電裝備，還是大型民生工程，他都能衝到一線抓落實。近年來北韓推進的工廠現代化、裝置國產化、重點工程提速，背後都有他的身影。金正恩最看重的就是這種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則必勝的實幹型幹部。4. 李日煥：基層民生代言人，親民的 “穩壓器”和前三位偏經濟技術不同，李日煥擅長地方治理與基層工作。他長期在市、道一級主政，熟悉農村、農業、地方發展、群眾生活。他推動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經濟，落實農村改革，改善鄉村居住條件，拉近城鄉差距。把他選入常委，釋放了一個重要訊號：最高決策層，必須有人聽得見基層聲音、摸得準民生脈搏、接得住百姓訴求。經濟要發展，民生要穩住，基層要牢靠。李日煥的角色，就是平衡與兜底。03. 用人邏輯一眼看透 忠誠是底線，能力是上限把四個人放在一起看，金正恩的用人思路一目瞭然。第一，全部是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人。他們都是在金正恩執政這十幾年裡，從基層、中層一步步提拔上來。經過長期觀察、多次考驗、實績檢驗，政治上絕對可靠。第二，專業搭配極度合理。朴泰成統籌經濟，趙甬元負責規劃，金才龍主抓工業執行，李日煥紮根基層民生。一個完整、閉環、高效的經濟治理團隊成型。第三，年齡結構更合理，精力更旺盛。新成員整體更年輕化、專業化、務實化。更適合推進長期建設，更適合啃硬骨頭。金正恩的魄力，不只在於敢換人，更在於會用人、用對人。他用一次徹底的換血，完成了領導體系的現代化升級。04. 東北亞格局生變 北韓的戰略轉向已明確高層人事的變化，從來都不是內部小事。它會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內外政策，進而影響地區格局。這次換血，最明確的訊號就是：北韓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國家建設上。過去外界對北韓的印象，多集中在安全與軍事領域。而這一屆常委成員，幾乎是 “經濟班底”。這意味著未來幾年，北韓的政策重心將明顯向發展、建設、民生傾斜。一個更專注於內部發展的北韓，會在外交上更趨務實，在對外關係上更趨理性，在地區事務中更趨穩定。這對整個東北亞來說，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變數。半島的未來走向，和平與發展的可能性，都在隨之改變。結語 一場換血，一個時代的開啟2026 年 2 月的這次全會，註定會被寫入北韓的歷史。金正恩以一場雷霆萬鈞的高層大換血，向世界宣告：一個由他完全主導、以經濟建設為核心、以實幹實績為導向的新時代，正式開啟。這不是權力的遊戲，這是國家方向的抉擇。老面孔退場，新成員登場。舊的平衡被打破，新的體系在建立。金正恩用行動證明，他的政治魄力、戰略定力、掌控能力，都已達到新高度。而外界真正需要關注的，不是換了誰，而是要做什麼、能做成什麼。一支專業化、年輕化、務實化的經濟執政團隊已經就位。北韓能否走出一條更穩健、更繁榮、更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值得全世界拭目以待。 (鋼筆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