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G7（七國集團）領導人在法國埃維昂萊班峰會發表《關於保障關鍵礦產供應鏈宣言》，提出大幅削減對單一境外供應商的依賴，G7及夥伴國將把來自G7和夥伴國以外單一供應商的稀土和永磁體依賴度，於2030年前降至60%以下，並爭取盡快進一步降至50%。此舉被廣泛認為是針對中國在全球稀土和永磁體市場的主導地位。 宣言並未點名中國，但北京在全球關鍵礦產加工領域佔據主導地位，並多次對西方國家實施出口限制措施。峰會宣佈正式成立“G7關鍵礦產韌性與生產聯盟”，以加拿大去年設立的聯盟為基礎並向夥伴國開放。G7將建立透明度與可追溯性試點機制，首期涵蓋鋰和鎳，此後每年擴展至五種新礦產，並對稀土給予重點關注。另，G7將依託國際能源署建立供應中斷協調機制。關鍵礦產是本屆峰會核心議題，法國總統馬克宏明確提及中國產能帶來的依賴問題。此前G7已多次協調相關議題。 (華語安全簡訊)

5月19日，上海前灘香格里拉酒店變成了中國AI圈的"朝聖之地"。AMD首次將全球AI開發者大會移師中國，原本計畫容納不到1000人的會場，最終湧入了超過2000名開發者和媒體記者。當蘇姿丰（Lisa Su）身著簡約正裝現身Demo展區時，瞬間被裡三層外三層的人群圍堵，手機高高舉過頭頂，場面堪比頂級明星的"追星現場"。 這位將AMD從瀕臨退市帶到市值近7000億美元的"半導體女王"，用一場激情澎湃的演講，向世界宣告了AI產業的歷史性轉折："AI正處在轉折點。無論你談論資料中心、PC還是邊緣裝置，AI實際上正在重新定義計算的每一層。" 算力革命： 從1:4到1:1，

戰爭的硝煙還未散去，美以兩國卻迫不及待地敲響了“勝利”的鑼鼓。美國總統川普高調宣佈“已經勝利”，聲稱軍事行動“即將結束”；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緊隨其後，宣稱伊朗已無法威脅以色列的生存。這番看似和平將至的表態，實則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戰略欺詐，背後暗藏著更為凶險的殺機。此時此刻，伊朗務必保持十二分的清醒，絕不能在半山腰就開啟慶功的香檳，落入敵人麻痺與誘敵深入的圈套。美以的“勝利宣言”，與其說是戰報，不如說是一場政治表演。川普的“贏學”早已超越了邏輯的範疇，仗還在打，甚至戰局正酣，他便單方面宣佈勝利。這種“先射箭後畫靶”的把戲，騙得了國內選民，卻騙不了戰場上的導彈與炮火。更值得警惕的是，嘴上喊著“撤軍”，手上卻在增兵。就在川普發表勝利言論的同時，美軍“布希”號航母戰鬥群正全速駛向中東。這種言行不一的“雙標”操作，暴露了其真實意圖：用虛假的和平煙幕彈，為後續的軍事升級爭取時間和空間。納坦雅胡的表態同樣耐人尋味。他將以色列的安全目標從“徹底消除伊朗威脅”悄然降級為“無法威脅以色列生存”，這本身就是一種戰略上的退卻。他強調“與美國並肩作戰”，實則是在向國內民眾傳遞一種不安：沒有美國的撐腰，以色列獨木難支。他所謂的“建立新聯盟”，更是含糊其辭，不敢點名道姓，生怕引發伊朗的針對性報復。這番操作，分明是在為美國可能的戰略收縮尋找台階，試圖用外交辭令掩蓋戰場上的力不從心。現在的美國，正深陷進退兩難的泥潭。繼續進攻，伊朗複雜的地形、龐大的導彈庫以及遍佈中東的代理人武裝，意味著美軍將陷入比阿富汗戰爭更為慘烈的持久戰，這是川普政府無法承受的政治代價。但若就此撤軍，無異於承認霸權受挫，將中東的主導權拱手讓給伊朗，這同樣是美國戰略上的災難。於是，“贏學”成了川普的最佳遮羞布——既然進退維谷，那就先用“勝利”的話術穩住國內局勢，同時暗中調集兵力，試圖在戰場上撈取最後的籌碼，以便體面收場。“布希”號航母的逼近，就是美國真實意圖的最有力註腳。航母打擊群的到來，絕非為了觀光旅遊。在威懾已經失效的當下，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為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甚至是地面進攻做火力準備。美國不敢輕易言退，因為一旦撤退，伊朗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地的影響力將迅速擴張，美國在中東的威信將一落千丈。因此，美國大機率會選擇“先打後撤”的策略，試圖通過更猛烈的打擊，摧毀伊朗的石油設施和核計畫，再借“勝利”之名體面脫身。對於伊朗而言，現在是最危險的時刻。美以釋放的“撤軍”訊號，本質上是一種戰略麻痺。歷史上，伊朗曾多次因輕信美以的“緩和”表態而放鬆警惕，結果招致了蘇萊曼尼被暗殺等慘痛教訓。如果伊朗此刻真的以為戰爭即將結束，從而放鬆了軍事戒備，無異於給虎視眈眈的敵人送上了一份大禮。半場開香檳，往往是慘敗的開始。美以正是希望伊朗陷入這種虛假的樂觀中，以便發動更具毀滅性的突襲。對伊朗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堅持住，並且打得越狠越好。只有持續給美以施加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壓力，封鎖荷姆茲海峽，推高全球油價，才能真正刺痛美國的神經，迫使其回到談判桌前。任何鬆懈和幻想，都可能導致前功盡棄。面對侵略者，唯有以戰止戰，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實力與決心，才能贏得真正的和平與尊嚴。伊朗絕不能接美以遞過來的“台階”，因為那台階之下，是萬丈深淵。 (晶片研究室)

Scandal, Protest, Goofiness, and Grandeur at the U.S. Bicentennial隨著美國準備慶祝其建國二百五十周年，人們很容易忘記，當年的二百周年紀念並非一帆風順。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3 月 9 日將要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作者：吉爾·萊波雷 (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和法學教授。每一個國家紀念日都是衡量美國人是否忠於或背叛建國原則的一把標尺。插圖：諾蘭·佩萊蒂爾1976年7月1日正午剛過——這原本是個平靜的周四，距離建國200周年慶典只剩不到72小時——傑拉爾德·福特總統走進美國國會大廈，隨後前往國家雕像廳，大步跨過大理石地面，來到一座華麗的鑄鐵保險櫃前。這座保險櫃重3500磅、高5英呎、寬4英呎，已於百年前封存。攝影師嚴陣以待，指尖懸在快門上。身著三件套西裝的總統，正是來開啟這座保險櫃。兩百年前的1776年7月3日，約翰·亞當斯在費城寫信給遠在馬薩諸塞的妻子阿比蓋爾，希望後世美國人能以“盛典、遊行、展演、競技、槍炮、鐘聲、篝火與燈火，從大陸一端到另一端，永世慶祝《獨立宣言》周年紀念日”。他沒提過什麼保險櫃，但他的願望終究實現了。美國早期的獨立日慶典上，星條旗飄揚的樂台隨處可見，在本無真正統一的地方凝聚起民族認同感——不是因為美國人對紀念日的意義看法一致，而是因為他們公開、熱烈、甚至伴著煙火地表達分歧。每隔50年或100年就以格外盛大的方式慶祝國慶，這一傳統始於1826年獨立五十周年慶典，由看似不太搭調的福特總統繼承。當年6月底，83歲的托馬斯·傑斐遜為《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廣為傳播而感恩——“大多數人並非生來背上就馱著鞍具，少數寵兒也並非腳蹬馬靴、踩著馬刺，隨時可以騎在他人身上”——並希望“這一天的年年回歸”能“永遠刷新我們對這些權利的記憶，以及對它們矢志不渝的堅守”。幾天後的7月3日，在蒙蒂塞洛的病榻上，傑斐遜據說曾喘息著問：“到4號了嗎？”他次日下午離世。當晚，馬薩諸塞州90歲的亞當斯也隨之而去。丹尼爾·韋伯斯特在波士頓聯合追悼會上致詞：“他們雖已離世，卻仍活在祖國心中，永生不朽。”兩人相隔五百多英里，在《獨立宣言》五十周年同日逝世，更讓他們的記憶顯得神聖——那是一個以自由代議制政府、完全的宗教自由、完善的國家交往體系、全新覺醒且不可征服的自由探索精神、以及知識在社會中廣泛傳播為標誌的時代。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幾乎成了獨立日演講的經典範式，儘管1852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將其徹底撕碎。“這個獨立日是你們的，不是我的，”道格拉斯說，“你們可以歡慶，我卻只能哀悼。”從那以後，每逢半世紀國慶，是該歡慶還是該哀悼，始終是獨立日繞不開的問題。每一次紀念日都是一把標尺，衡量美國人對建國理念的堅守或背叛、國民道德的進步或墮落、經濟的增長或衰退，以及公民社會、民主、自由與平等的強弱。這把標尺可以衡量一切。然而，無論用那種標準衡量，2026年都亂成了一團糟。籌備250周年慶典之初，一個明智的思路是回顧200周年的經驗。2018年，國會委員會聘請歷史學家布萊恩·馬丁撰寫關於200周年慶典教訓的報告。次年，馬丁提交報告，結論是：“聯邦200周年慶典策劃者及其批評者都認識到，為當下政治利益挪用歷史與國慶慶典的風險。”他建議：“思考如何推動和協調基層參與250周年慶典，或許能平息不可避免的政治噪音。”他還提到，當年200周年慶典管理部門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採用了口號：“200年曆程，而非200年前舊事”。唐納德·川普及其團隊無視了馬丁的研究結果。馬丁告訴我：“白宮從未將這份報告交還給國會。”彷彿1976年的200周年慶典從未發生過。在250周年慶典之前——除非奇蹟降臨，否則它將在糟糕的混亂、令人遺憾的災難與駭人聽聞的暴力上打破所有紀錄——建國200周年是最動盪的一次半世紀慶典。當時，小阿瑟·施萊辛格指出“200周年慶典的陰鬱情緒日益濃厚”，並表示“1876年的百年慶典也不怎麼樣”。這話沒錯。但200周年慶典比任何一次紀念日都漫長，因為從1965年開始籌備時，計畫就是慶祝一個“200周年時代”：從1970年波士頓慘案周年，到1987年制憲會議周年，跨度長達17年。這是個糟透了的主意。沒有那個國家、民族，就像沒有那個家庭一樣，能忍受長達近二十年的痛苦自我審視；這就像一段婚姻裡日復一日接受婚姻諮詢，直到治療本身變成了婚姻。200周年慶典醜聞不斷。1972年，《華盛頓郵報》刊登五角大樓檔案後不久，又刊發了一系列被稱為“200周年檔案”的洩密政府檔案，指控尼克松的美國革命200周年委員會存在腐敗、瀆職、管理不善，以及“一再試圖從政治和商業上利用200周年慶典”。越南戰爭與水門事件之後，慶典籌備陷入混亂，福特也深陷其中。但他決心讓200周年慶典走向另一種結局：既往不咎。1974年8月尼克松辭職後，福特宣誓就職時說：“我的美國同胞們，我們漫長的國家噩夢結束了。我們的憲法有效運轉；我們偉大的共和國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在這裡，人民當家作主。”一個月後，他赦免了尼克松。誰知道我們當下這場漫長的國家噩夢何時才會結束。想像它結束是美好的，但過去真的能被赦免嗎？福特在短暫、意外的總統任內，幾乎全程為200周年慶典揭幕。他在波士頓老北教堂點亮燈籠，站在康科德的北橋邊。1975年新年前夜，他對美國人說：“我們身後是兩百年的辛勞與奮鬥，兩百年的成就與勝利。用林肯的話說，我們依然是‘地球上最後、最好的希望’。”不過，白宮似乎並不太願意讓總統參與在國家雕像廳開啟百年保險櫃的儀式。為了把這項活動排入福特日程，200周年慶典聯合安排委員會的成員多次發備忘錄，他們“對總統是否參與愈發擔憂”。這座被稱為“世紀保險櫃”的文物，是1876年百年慶典中最荒誕的噱頭之一。那場慶典舉辦了世界博覽會，既展現了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也暴露了它放棄重建時期對不同種族、國籍公民平等權利的承諾。1875年7月，道格拉斯在華盛頓發表演講，和他1852年那篇更著名的演講一樣，選在7月5日而非4日——正如小埃迪·S·格勞德在《美國，美利堅：種族如何籠罩國家紀念日》中所寫，從1827年紐約奴隸制結束起，美國黑人就將7月5日定為解放日。美國革命爆發百年後，奴隸制終結，聯邦贏得內戰，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平等權利與出生公民權，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投票權，但道格拉斯幾乎找不到歡慶的理由。三K黨崛起，吉姆·克勞法逐步確立。道格拉斯警告，1876年將在費城舉辦的“盛大百年頌歌”，似乎只會讓南北白人重新團結，通過掩蓋內戰分歧，將奴隸制從美國歷史中抹去。“這場宏大的和解，會讓有色人種處於何種境地？”他問道。次年，尤利西斯·S·格蘭特總統在費城費爾芒特公園為百年博覽會揭幕，四千名士兵開道，伴隨瓦格納專門創作的激昂《百年就職進行曲》。（瓦格納私下對朋友承認：“咱倆私下說，這首曲子最好的地方，是他們付給我的5000美元。”）道格拉斯坐在總統身後，沉默不語。百年博覽會在兩百多座場館中展出三萬件展品，匯聚全球各地的藝術與科學成果，尤其如格蘭特所言，展示了“中國人民過去百年取得的成就”——包括機械廳裡1400馬力的巨型科利斯蒸汽機，以及每分鐘能完成20次運算的喬治·格蘭特差分機。園區每天開放12小時，門票50美分，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總計1000萬人參觀。人們還能爬上未來自由女神像高舉火炬的右臂。《大西洋月刊》編輯威廉·迪恩·豪厄爾斯在一個“陰冷、細雨、寒冷且令人不適”的日子前往參觀。他覺得藝術展品平平無奇，機械廳“縫紉機太多”，對外國展區也很失望，覺得外國人“不夠異域風情”。在美國館，他冷眼打量華盛頓的“行軍床、餐具、佩劍、手槍等遺物”。但即便豪厄爾斯也承認，儘管博覽會有種種滑稽之處，觀看時仍“難掩愛國自豪的悸動”。內戰遺孀、紐約出版商安娜·戴姆對文物的興趣遠大於豪厄爾斯。她出資打造了這座百年保險櫃，安放在博覽會現場。遊客可以駐足窺探，甚至翻閱《1876年偉大美國人民相簿》，裡面有第44屆國會所有議員的照片——那是1969年之前種族最多元的一屆國會。花5美元，普通人也能在“公民簽名冊”上留名，留給後世。歷史學家尼克·亞布隆在《當下的回憶》中認為，戴姆讓時間膠囊走向了平民化。有評論家嘲諷：“很少有機會能以這麼便宜的代價名留青史。”戴姆規定，百年保險櫃應由美國總統在1976年建國200周年當天開啟。但她那個時代的總統拉瑟福德·B·海斯，在1876年有爭議的選舉中上台，卻缺席了保險櫃的封存儀式。這不是個好兆頭。施萊辛格說，1876年百年慶典不怎麼樣，但比1926年好得多。1924年美國通過《移民法》幾乎關閉邊境，兩年後迎來150周年慶典，主辦方試圖稱之為“Sesqui！”，但效仿百年博覽會在費城再辦世博會的計畫，1925年才倉促啟動，許多規劃包括復刻1776年費城城景都未能建成，很大一部分撥款被騙子侵吞。最終博覽會規模縮水、乏善可陳，參觀人數慘淡，淪為商業與政治雙重失敗。150周年慶典也未能擺脫爭議。主辦方批准三K黨在博覽會舉辦集會後，費城黑人、猶太人與天主教社區聯合抗議，許可最終被撤銷。但同年9月，一萬五千名頭戴兜帽的三K黨成員沿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遊行，彰顯本土主義、白人至上、反天主教與反猶主義的勢力。惠特曼曾希望在百年慶典上朗誦，他為1876年修改《民主遠景》，暢想1976年：“在第二個百年到來前，將有四五十個偉大的國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和古巴。太平洋將屬於我們，大西洋也大半屬於我們。”他還寫了一首《博覽會之歌》。但他被認為過於激進，無緣登台。1926年，蘭斯頓·休斯寫下《我也歌唱美國》，同樣因激進被150周年慶典拒之門外。林登·約翰遜希望200周年慶典能助力實現“偉大社會”的承諾。1965年，《投票權法》與取消1924年限制的《移民法》通過，國家人文基金會成立，旨在闡明人文學科對健康民主的重要意義。1966年7月4日，約翰遜簽署法案，成立美國革命200周年委員會。他的計畫是利用慶典向城市撥款，開展200周年主題公共服務、社會項目與城市更新。正如學者M.J.賴姆扎-帕沃夫斯卡所言，委員會的任務與歷史本身關係不大，而是著眼未來。但1968年尼克松勝選後，委員會的宏偉計畫幾乎全部夭折。次年，尼克鬆解散約翰遜的委員會，另立由競選捐贈者與支持者組成的純黨派委員會，宗旨是歌頌美國偉大。（約翰遜委員會成員在尼克松當選後提交辭呈，這本是例行公事，通常會被駁回，但尼克松悉數接受。）舉辦世博會的計畫很快宣告不可能。《紐約時報》建築評論家1970年發問：“華麗、鋪張、科技化的展示是否已經過時？對於一個飽受社會、種族與環境痛苦的國家，世博會式的200周年慶典合適嗎？”1971年7月3日，尼克松在國家檔案館發表演講，正式開啟200周年時代，重新定義為慶祝美國“開放邊境、開放心靈、開放思想”。同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大會發言人指控他試圖“偷走”200周年慶典。他的委員會悄悄放棄國際博覽會，轉而以“1776遺產”為旗號，用美國企業私人資金慶祝美國歷史，範圍從獨立戰爭擴大到整個美國過往。委員會又提出在50個州建造200周年公園，計畫也最終流產。正如歷史學家馬克·斯坦在《200周年：70年代的革命史》中所述，對慶典的不滿在費城達到頂峰。市長弗蘭克·裡佐以支援尼克松連任為交換，換取讓費城而非波士頓舉辦國際博覽會的承諾，這意味著要拆除黑人社區的住宅。費城黑人社區發起極為成功的反抗，舉辦“反200周年集會”等活動，示威者舉著“200周年是統治階級的騙局”“200周年是種族主義豬狗的陰謀”等標語。1971年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費城人完全反對這場慶典。公眾對委員會的不滿日益加劇，頗具號召力的新左翼人士傑裡米·里夫金指控委員會“白宮及官員從政治、意識形態與商業上剝削慶典”，並於1971年創立人民200周年委員會。次年，正是該委員會向《華盛頓郵報》洩露檔案，證明委員會與共和黨勾結，其中一份備忘錄稱200周年是“尼克松、政黨與政府實現國家與世界團結復興的最大機遇”。《郵報》隨後刊發系列報導，開篇即為《盛大生日鬧劇》。國會黑人核心小組稱慶典是“對美國人民的欺詐”，傑西·傑克遜呼籲民眾抵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治·麥戈文指控尼克松委員會“秘密策劃一場造勢與虛假愛國的200周年慶典，只為尼克松連任、籌集共和黨競選資金、為尼克松的盟友謀取商業利益”。1972年國會調查揭示了國家分裂的激烈程度。美國印第安運動活動家拉塞爾·米恩斯在參議院聲明中說，200周年“不應是對過去的慶祝……沒有美國人能真正慶祝……桑德河、沃希塔河、傷膝河的慘案”，也不應慶祝當下，“誰能慶祝如此多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與阿留申人面臨的失業、健康惡劣與住房匱乏？”他呼籲慶祝“一個新的開始”。但慶典的聲勢仍在飛速倒向過去。1973年，波士頓重演波士頓傾茶事件，遭到原住民、反戰越戰老兵、舉著“同性戀美國革命”橫幅的遊行者、以及呼籲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的女權主義者抗議。費城同性戀突襲隊領袖將自己銬在獨立廳自由鐘旁的欄杆上。水門事件後，委員會解散，國會將其撤銷。但尼克松下台前，國會成立新的無黨派機構——11人組成的美國革命200周年管理局，任命前海軍部長約翰·沃納為局長。這一轉變實際上讓聯邦政府退出主導，慶典成為所謂“自助式200周年”，而這正是人民200周年委員會一直呼籲的方向。尼克松說：“200周年不會由華盛頓憑空創造、由政府印刷廠一式三份印製、由郵政局寄給你、再存入你的私人圖書館。相反，我們要引發成千上萬場民間慶祝活動的連鎖反應。”管理局的主要任務是認定“200周年社區”、記錄各地活動、製作日曆與活動清單向公眾公佈。《紐約時報》報導，活動包括南加州的方形舞大會、新墨西哥州的沙狐球比賽、從夏威夷到塔希提的獨木舟遠航。威斯康星一位市長說：“上榜不難，成為200周年社區也不難，只要申請就行。”但正是這種從華盛頓下放至全國的轉變——出於尼克松政治勢力削弱的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200周年慶典：放棄國家主導，將規劃交給各州，尤其是城鎮，變成“家鄉的事”。1974年就職的沃納說：“200周年的成功，取決於參與者的數量，而非旁觀者。”沃納不僅編排活動，還統計活動，發行月報《200周年時報》，記錄並宣傳全美各地的活動，大多以藝術文化形式呈現。據統計，包括“1000部戲劇、100部大型管絃樂作品、300部歌劇與數百部芭蕾舞劇”。僅1974至1976年，國家藝術基金會就向1600個項目發放近4000萬美元撥款，國家人文基金會也持續資助。新體制推動了對美國歷史、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的巨額投入。據不同估算，1970至1980年200周年十年間，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方與州歷史遺址、故居、公園與博物館，要麼新建，要麼獲得聯邦大額資助。（諷刺的是，如今這些項目大多因資金短缺與意識形態壓力被拆除。）聯邦政府還資助全國超十萬個項目，依靠原始打孔卡電腦記錄各地動態並向全國公開。對200周年慶典而言，最好的事或許就是尼克松辭職。《華盛頓郵報》報導，“水門事件陰霾散去”，讓慶典“突然迎來全新、更愉快的面貌”。紀念品氾濫成災：200周年啤酒杯、餐具、玻璃器皿、餐墊、鹽罐；迷你玻璃自由鐘；愛國悠悠球與沙漏；200周年咖啡粉與咖啡壺；紅藍藍莓冰淇淋；200周年芭比娃娃配白色蕾絲軟帽、紅色蓬裙、藍色胸衣與白色襯褲。人們可以辦理200周年汽車貸款，給新車裝上200周年車牌。餐廳裡，餐盤墊印著《獨立宣言》復刻版，咖啡配200周年糖包，印著美國總統簡介，七喜推出16盎司紀念瓶。還有印著保羅·裡維爾騎馬剪影的200周年擦手巾。家樂氏舉辦200周年比賽，參賽者可獲紅白藍風箏。金寶湯罐頭推出殖民地風格兒童娃娃促銷。楓葉糖漿裝進特製200周年小瓶。甚至還有200周年避孕套、衛生巾、衛生紙。歷史學家傑西·萊米施寫道：“沒人想要這種二百周年紀念的垃圾，也沒人為此負責。”但慶典也充滿荒誕的樂趣與有意義的慶祝：獨木舟賽、化裝舞會、自行車賽、遊戲攤位、民俗節、帕瓦儀式。學生們把消防栓塗成紅白藍，製作愛國風格的流蘇花盆、隔熱墊，還有陶土華盛頓頭像。雜貨店能買到玩具滑膛槍。人們可以觀看高桅帆船、參觀自由火車、馬車車隊。電視上，CBS播出《200周年時刻》，講述兩百年前的新聞，有點像微醺版《醉歷史》。《校園搖滾》一定程度上也是200周年項目。約翰·丹佛在公益廣告中說，慶典的全部意義是讓美國人更多參與政府。《紐約時報》報導：“無論好壞，200周年已經開始，政府內外普遍認為，這是一場屬於人民的慶祝。”1974年底，國家公園管理局為拍攝紀錄片《生日派對》，採訪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與公園護林員。質疑聲不少。白宮外一位中年白人遊客說：“現在，我們沒什麼值得慶祝的。”一位戴著紅皮帽、飛行員墨鏡的黑人說：“我覺得很多人會被排除在外。”一位年輕女性質疑：“我們是否堅守了自由、自主、正義、平等的理念與原則？”但也有許多真誠的聲音。一位護林員說：“沒人能給出200周年在美國意味著什麼的標準答案。”這句話幾乎概括了一切。慶典並不完美。吉爾·斯科特-赫倫在《200周年藍調》中唱道：“美國陷入憂鬱。這是個‘消費周年’：買車、買旗、買地圖……這是個半吊子的年份。”但它並非一無是處。那座1876年的百年鑄鐵保險櫃，幾乎被所有人遺忘，直到1971年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一位男子讀到報紙文章《史密森學會找不到百年保險櫃鑰匙》。他才意識到，鑰匙就在自己手裡——1932年姑婆艾瑪去世時留給他的。他向國會施壓才引起關注，最終保險櫃在200周年前夕被運到雕像廳。1976年初，新一屆國會開幕，政客們蜂擁而至觀看開啟外層鐵門，鑰匙卻打不開。最後國會工作人員只好雇鎖匠強行撬開。《華盛頓郵報》報導：“1876年鐵盒引來圍觀”，佛羅里達民主黨議員克勞德·佩珀說：“我聽說要拍照，自然想和20周年有關的一切沾邊。”當年7月，為隆重開啟內層玻璃門，福特被幕僚說服必須出席。演講稿撰寫人緊扣寓意。當天，總統走向保險櫃，簡短致詞：“沒有任何保險櫃能裝下人民的希望、活力與能力。我們真正的國家寶藏，不必鎖在保險櫃或金庫中。美國的財富不在於物質，而在於我們偉大的遺產、自由與對自身的信念。”好吧，這算不上《葛底斯堡演說》，但也不算差。“當我們看向保險櫃內部，也讓我們審視自己……讓我們放眼自身之外，關注家庭、朋友、社區、國家的需求，以及我們的道德與精神意識。”他打開保險櫃門。天鵝絨內襯裡的東西大多無聊透頂：禁酒小冊子、有名人簽名與照片的書籍（大多早已被人遺忘），還有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的墨水瓶。1976年7月4日當天，ABC新聞在200周年中心直播，地面是紅白條紋。哈里·雷斯納身著淺藍西裝、白襯衫、大紅領帶，坐在鑲藍星的桌後說：“這次200周年的情況是，十幾年爭論反覆，我們從未定下一場統一的國家盛大慶典。或許這是件好事，因為填補空白的，是全國各地無數特別的活動。”報導中，記者從全美各地發回消息：五十萬人聚集在聖路易斯拱門之下聆聽美國音樂；瑪麗安·安德森在獨立廳外朗讀《獨立宣言》，拉開近六小時遊行序幕；史密森民俗節在國家廣場展出手工藝品；人民200周年委員會在林肯紀念堂抗議“大企業”；美國人在紐約炮台公園慶祝移民對美國的貢獻。當晚，在白宮陽台，傑拉爾德與貝蒂·福特不可避免地身著紅白藍服裝，觀看華盛頓紀念碑上空的煙花。福特後來說：“世界歷史上，很少有如此多人自發走上街頭，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國家的傷口已經癒合。”但願如此。今年2026年7月4日，建國250周年，樂觀卻徒勞的國會計畫埋下一座時間膠囊，由2276年建國500周年的總統開啟——一座500周年保險櫃。那時還會有總統嗎？還會有美國嗎？地球還適合居住嗎？1976年的人顯然沒人想到2026年會舉辦慶典，我在200周年檔案中從未找到任何提及250周年的記錄。但當時有人提議，國會委員會應挑選一些物品鎖進百年保險櫃，待2076年300周年再開啟。這項任務後來被遺忘。儘管如此，全美國各地民眾都埋下了自己的時間膠囊。特拉華州威爾明頓、阿肯色州蒙蒂塞洛、紐澤西州辛納明森、南達科他州布魯金斯、威斯康星州沃索等城鎮都埋下膠囊。馬薩諸塞州桑威奇鎮打開了1884年埋下的膠囊。雷諾茲金屬公司出售百磅鋁盒，送給全美各州與領地。在內布拉斯加州，一位68歲五金店老闆——店裡賣“除了雨水之外農民需要的一切”——埋下一輛1975年雪佛蘭轎車、川崎摩托車、“特氟龍煎鍋、帶拉鏈與花紋的聚酯布料、比基尼內褲與一件繡黃花的水藍色男士休閒套裝”，他還諮詢了當地殯葬師設計墓穴。時間膠囊通常都很失敗，以重翻舊帳作為黨派政治鬥爭手段也同樣如此。但我願意相信，那件時髦的水藍色套裝仍埋在內布拉斯加州某處，黃花漸漸褪色。願它長久安息。朗費羅曾寫道，筆尖蘸進後來被鎖進百年保險櫃的墨水瓶：“藝術永恆，時光飛逝。”詩人當時正哀悼妻子離世，試圖尋找平靜、決心與勇氣。他決定不再回望：“讓逝去的過去埋葬它的逝者。” (invest wallstreet)

“川普推論”脫胎於202年前的“門羅宣言”、抄襲了100年前的“羅斯福推論”、撤回了10多年前宣告終結門羅主義的“克里講話”，這一看似巧合而又矛盾的多重歷史摺疊，指向美國的全球霸權已開啟總體收縮、局部擴張的長周期。2025年12月2日，白宮於“門羅宣言”發表202周年之際發佈總統公告，正式出台所謂“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Trump Corollary，下稱“推論”），拋出“美國人民永遠主宰西半球命運”的全新提法。4日，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展開論述推論的目標、政策和手段，誓言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卓越地位”。6日，美國防長赫格塞思在里根國防論壇演講時進一步闡釋推論的意涵，宣告將以優勢軍力重建在西半球的政治經濟特權。一時間，全球戰略界和政策界的視線聚焦西半球這一長期被忽視的類股。為什麼是西半球？“川普推論”會以何種方式落地？✦ “偷”來的“川普推論”戰略總是能在歷史深處聽到迴響，重視西半球並非川普首創。西半球作為美國全球霸權的起點，一直被美國的政治精英所棧戀。1823年，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發表國情咨文，提出歐洲列強不得殖民、不得干涉美洲、美洲自成一體的三大原則，為門羅主義出籠勾勒雛形。這一宣言在新舊世界之間劃出一條勢力範圍、政治制度和經濟利益的分界線，而獨立不久的美國則要充當新世界的“庇護者”和“代言人”。此後，“門羅宣言”被後來的美國政府不斷解釋推導，逐步衍生出波爾克推論、格蘭特推論、洛奇推論、羅斯福推論、凱南推論等。這一龐大的門羅主義思想譜系，貫穿美國開疆拓境、經濟壟斷、霸權擴張的全過程，被抽象為所謂“半球思維”，即美國要依託南北無強敵、東西臨兩洋的地緣優勢，掌控西半球的資源和通道，提供國土安全的天然屏障和經濟運轉的資源保障。從川普第一個任期開始，共和黨內鼓動其復興和改造門羅主義的聲音不絕於耳。2013年，克里在美洲國家組織發表講話，宣告門羅主義時代終結，激起美國國內右翼民粹勢力的反彈。2024年美國大選前後，MAGA運動的支持者頻頻渲染毒品、移民、安全等風險倒灌美國本土，呼籲川普當選後出台“門羅主義2.0”予以應對。拉馬斯瓦米、德桑蒂斯等共和黨政客及哈爾·布蘭茲等戰略界人士也應聲附和，提出諸如“新門羅主義”“21世紀門羅主義”“升級版門羅主義”乃至“唐羅主義”，相關表述不盡相同，但均指向重視西半球這一共同思想核心。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以美國對西半球國家有“地區警察權”為由，阻止歐洲列強以武力逼債拉美國家，被稱作“羅斯福推論”。1912年，參議員洛奇利用美國國內對日本企業收購下加利福尼亞州土地的安全顧慮，拓展了門羅主義的適用範圍和對象，從此前的歐洲列強擴大到亞洲國家，從外國政府拓展至外國團體、機構和組織。“川普推論”主張以軍事力量打擊和遏制非法移民、毒品販運、跨境犯罪等戰略威脅，同時強調拒止域外競爭對手，宣示掌控戰略通道、搶佔戰略資源、控制戰略設施、保障產供鏈暢通、拓展盟友網路等目標，實際上是“羅斯福推論”和“洛奇推論”的雜糅，其底層邏輯都是“文明等級論”和“美國優先論”。✦ “川普推論”的前景“川普推論”只是重申了前人鼓吹的所謂“西半球價值”，充其量只是門羅主義的註腳。面對拉美國家的抵制和國內黨爭的掣肘，川普政府“主宰”西半球的野心勢必要落空。從時間看，“川普推論”的日子屈指可數。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拉美國家的抵制。門羅主義長期被視作美式霸權的遮羞布，遭到西半球國家的一致聲討。近幾屆美國政府都極力與其劃清界限，避免其拉美政策被貼上標籤。從各方反應看，推論的對外擴張傾向、利己利益分配導向以及排他性安全霸權已引發拉美國家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是美國國內的黨爭。兩黨對門羅主義存續的立場涇渭分明，矛盾突出。今後，若親手終結門羅主義的民主黨上台，絕不會照搬推論。事實上，即便是共和黨內也不乏反對聲。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的共和黨人彼得•伯科維茨就曾撰文，駁斥魯比奧將美洲作為外交優先的主張。從空間看，美國可能要戰略收縮至北美一線。儘管推論瞄準西半球，赫格塞思也強調“西半球是美軍的底線”，但現實表明，步入霸權收縮期的美國已然難以完全掌控整個西半球：從區域看，周邊是“重點中的重點”。美國本土接壤和臨近的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牽扯毒品販運、無證移民、跨境犯罪等國內治理範疇，不惜要動用軍事手段加以應對，至於南美則暫時鞭長莫及。從議題看，安全是“優先中的優先”。川普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拒止域外國家則退而求其次，且僅能侷限於經濟層面的競爭，主要依靠經濟手段降低西半球國家對外部的依賴。從長遠看，美國戰略收縮的底線主要在北起格陵蘭島、南至加勒比海一線，也即川普所謂的“北美堡壘”。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新華社約翰內斯堡11月22日電（記者白舸 靳博文）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二十次峰會22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開幕。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長羅納德·拉莫拉在當天下午召開的記者發佈會上表示，與會各方已就會議核心議程達成共識，並通過《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約翰內斯堡峰會宣言》。11月22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長羅納德·拉莫拉在記者會上發言。  新華社記者 陳為 攝這是G20峰會首次於開幕當日通過聯合宣言。會議前夕，美國駐南非大使館照會南非政府，重申美方不會參加此次峰會，並反對在未經美方同意下“以二十國集團共識為前提發表任何峰會成果檔案”。南非政府隨即表示，美方已因抵制峰會而失去“發言”資格，南非不會屈服於美方脅迫。峰會宣言共包含122條內容，強調通過多邊合作應對全球挑戰，並呼籲加強對開發中國家的支援，以推動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南非總統發言人文森特·馬格韋尼亞當天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宣言的順利通過表明各國正以實際行動加強協作、支援多邊主義。他強調，世界是休戚與共的大家庭，任何國家在追求發展目標的處理程序中都不可能獨行。此次峰會也再次彰顯了多邊主義的重要性。美國是下一任G20輪值主席國。此前據媒體報導，美方計畫僅派駐南非大使館臨時代辦出席輪值主席國交接儀式，遭到南非政府拒絕。馬格韋尼亞表示，這一安排對於南非來說“不可接受”。在被問及與美國的輪值主席國交接安排時，拉莫拉指出，鑑於美方未按外交慣例派出相應等級代表參會，南非不會在峰會現場舉行輪值主席國交接儀式。他強調，美國作為G20成員，理應由國家元首或部長級官員參加峰會。拉莫拉表示，南非始終秉持開放與友好態度，願與美方繼續保持合作。交接儀式將於峰會結束後在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舉行，也可在美方提出請求後，於南非境內其他適當地點進行。 (瞭望)

第二屆聯合國社會發展世界峰會正在卡達多哈進行之中，旨在總結哥本哈根峰會以來的進展，制定推進社會發展的路線圖，加快實施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30餘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00餘位部長級代表出席。在一個面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人口變化以及快速的技術和環境變革的世界中，本次會議為全球對話與合作行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平台。它是一個獨特的空間，讓來自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私營部門、學術機構和聯合國系統的領導人就社會發展問題在最高層次進行交流，推動社會進步，確保在全球可持續發展處理程序中不讓任何人掉隊。社會發展不是少數人的繁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社會發展世界峰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呼籲各國以“人民計畫”為行動核心，加速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在全球充滿不確定性和分裂的背景下，重申社會公正、人類尊嚴與共同繁榮的承諾。古特雷斯在致詞中回顧了1995年哥本哈根首屆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的精神。他指出，哥本哈根會議“彰顯了道德的明晰”，提醒世界“真正的社會發展並非少數人的繁榮，而是立足社會公正、充分就業與人類尊嚴，為多數人創造機遇”。古特雷斯表示，過去三十年，全球社會發展取得顯著進展：超過十億人擺脫極端貧困，失業率降至近歷史最低點，醫療、教育和社會保護體系顯著擴展，預期壽命延長，兒童和孕產婦死亡率下降。他說：“這些成就源於全球共同採取的行動，源於政府投資於惠民體系，源於國際社會攜手兌現《2030年議程》的承諾。”他警告說，世界正處於高度不確定性、分裂、衝突和人類苦難普遍存在的時期，貧困、飢餓、失業和流離失所依舊困擾數以億計的人口，而開發中國家未能獲得所需的支援力度。承諾共同努力推動社會發展全球領導人早些時候在第二屆社會發展世界峰會上通過了《多哈政治宣言》，表達了推動全球正義與包容的新決心。該宣言的通過體現了各國政府共同的承諾：消除貧困、創造體面工作、消除歧視、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並維護人權。宣言同時指出，社會發展不僅是道德責任，更是實現和平穩定與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宣言將社會正義與和平、安全及人權緊密相連，承諾不讓任何人掉隊，並呼籲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框架下採取緊急氣候行動，同時重申《里約宣言》中的原則，包括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宣言強調融資的重要性，重申《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是《2030年議程》的組成部分，歡迎《塞維利亞承諾》以更新融資框架，並呼籲建立更強大、更具代表性的多邊機構。後續工作將由社會發展委員會牽頭，通過五年期審查處理程序評估進展並彌補差距。©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第二屆世界社會發展論壇開幕式聯合國大會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在宣言通過後發言強調，多哈會議必須“走完最後一程”，確保不讓任何人掉隊。她回顧指出，自哥本哈根會議以來，全球失業率有所下降，極端貧困減少，但差距依然顯著，尤其體現在婦女和青年群體中。她警告，僅靠經濟增長不足以消除結構性不平等，並指出氣候變化、人口壓力和衝突正在加劇社會脆弱性。貝爾伯克呼籲採取整體性、相互關聯的解決方案，統籌應對貧困、飢餓、教育、健康、氣候韌性和性別平等等問題。她強調，可持續發展目標“並非17個獨立目標，而是一個整體框架——在一個領域取得進展，將推動其他領域的進步”。她表示：“這些議程並非各自為政，它們都強調，人類安全是全球安全的基礎。”多哈政治宣言是一份人民計畫古特雷斯表示，本次峰會通過的《多哈政治宣言》為發展注入了強心劑，其核心是一份“人民計畫”。他強調，要讓“人民計畫”落地生根，必須在四個關鍵領域採取行動。©聯合國/Eskinder Debebe｜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二屆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發表講話1. 加速消除貧困與不平等古特雷斯指出，近7億人仍深陷極端貧困，而最富有的1%人口掌控著全球近一半財富，這種狀況令人無法接受。全球援助減少使貧困和飢餓加劇，約40億人仍無法獲得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他呼籲各國實施精準、國家主導的民生投資戰略，建設可負擔的食品體系、普惠醫療、供水與衛生設施、住房、清潔能源和全民教育與社會保護體系。他說：“進展還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為地球的未來投入資源”。他呼籲各國帶著切實可行的計畫出席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履行氣候資金承諾，為開發中國家每年籌集1.3兆美元氣候資金。2. 創造就業機會古特雷斯呼籲各國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促進體面勞動，確保生活工資，並為勞動者提供從非正規經濟向綠色、數字和護理經濟轉型的通道。他指出：“要投資培訓與終身學習，彌合數字鴻溝，確保每個人都能掌握數字和人工智慧技能。”他強調，創造就業必須確保婦女享有平等機會，強化勞動保護，確保利潤不能以犧牲工人權利為代價。3. 確保充足的資金支援古特雷斯呼籲各國政府率先動員國內資源，並將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能力擴大三倍，以撬動更多私人資本、減輕債務負擔、降低借貸成本，加快對債務困境國家的支援。他指出，全球金融架構必須改革，以更好反映當今世界的現實與開發中國家的需求，使全球經濟治理更加包容、公平與高效。4. 團結人心，讓發展惠及所有人古特雷斯強調：“太多人被遺忘——包括婦女、少數群體、移民與難民、老年人、土著人民、殘障人士和青年。”各國政府必須捍衛民主價值，確保所有人的聲音被聽見；必須掃除女性參與障礙，從企業董事會到政治領域；必鬚根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與暴力。他還指出：“人工智慧演算法絕不能成為男性沙文主義的堡壘。無論何時何地，人權始終是我們前行的指南針。”古特雷斯最後表示：“本次峰會承載著希望——源於集體行動的希望。讓我們在《多哈政治宣言》的指引下，凝聚政治意願與財政資源，實現人類渴求且應得的宏偉藍圖。”卡達的關鍵作用古特雷斯感謝卡達為峰會提供的慷慨支援，並稱讚其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從人道主義援助到教育事業、從推動阿富汗女童受教育到促進中東和非洲的和平處理程序。他表示：“作為本次峰會的東道國，卡達再次展現了其在促進全球團結和社會進步中的領導力。”©聯合國/ZOOM｜ 聯合國和卡達國的旗幟在卡達國家會議中心上空飄揚關於峰會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首屆社會發展世界峰會於1995年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當時117個國家同意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哥本哈根社會發展宣言》及其《行動綱領》，承諾把人置於發展的中心。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及峰會秘書長李軍華指出，三十年來，世界取得了非凡的經濟與社會進步。超過十億人擺脫極端貧困；醫療、教育和社會保護的可及性擴大；人們的壽命更長，生活更健康；更多婦女能夠加入勞動力；女孩們得以為充滿機會與希望的未來努力。但挑戰仍在。來自氣候變化影響、衝突，或貿易、生產、技術模式變化帶來的衝擊正在加劇不確定性與焦慮。許多人感到愈發缺乏安全感，許多人處於不穩定工作狀態或無法獲得滿足基本需求的體面工資。進一步加劇這種不安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對政府是否真正把人民放在首位產生懷疑。跨越世代——無論年輕還是年長——人們都在尋找對不斷增長與持續存在的社會發展挑戰的答案。本次峰會將成為提供回應的機會——一個確保尊嚴、提供機會、激發希望並紮根實踐的回應。基於1995年峰會的十項承諾和哥本哈根宣言，第二屆峰會將加快消除貧困、促進充分就業和體面工作以及社會包容的行動，確保在日益複雜和互聯的世界中不讓任何人掉隊。峰會旨在解決持續存在的差距，重申全球對社會發展的承諾，並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施注入新動力。在多哈，世界領導人齊聚一堂，重新定義社會進步戰略，加強全球夥伴關係，推動促進全民平等機會的包容性政策。目標是：建設更具韌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社會。 (聯合國)

在剛榮獲 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三周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奧馬爾·M·亞吉（Omar M. Yaghi）在由陳天橋腦科學研究院主辦的AIAS（AI Accelerating Science）大會上，進行了他獲獎後的首次公開演講。鈦媒體AGI作為合作媒體也參加了本次大會。這位從約旦裔難民棚中走出來，被稱為“MOF之父”的世界級科學家， 並未在演講中回顧他因發明金屬有機框架（MOF）和共價有機框架（COF）獲得諾獎的過去，而是首次揭示了他的一個全新科學思想體系：“讓化學能夠自己具備思考、推理與自我演化的能力。”“科學一直是自然與人類思維之間的對話，”他說，“如今，借助人工智慧，我們正在賦予科學自行思考、推理和演進的能力。”他稱這一體係為 “From Molecule to Society”（從分子到社會），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將分子設計、實驗合成、產業化擴展與社會應用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個由生成式AI、機器人和自學習智能體共同驅動的科學循環系統。有趣的是，與其他科學家充滿了對AI的徬徨或焦慮不同，他詳細講了四個自己最近如何使用AI取得重大科研突破的案例，其中前三個都與ChatGPT相關。這也標誌著他從一個建構材料的化學家，轉變為建構智能的科學家，而這種智能將建構下一代材料。案例一：讓ChatGPT成為“化學家”亞吉從一個簡單但具有變革性的問題開始：大語言模型能理解化學嗎？在他的第一個演示中，他的團隊訓練ChatGPT閱讀數千份合成報告並進行推理——提取反應參數、預測結果，並對實驗將產生單晶或多晶產物進行分類。他認為該模型的預測性能優於許多傳統啟髮式方法。通過這種方式，ChatGPT從一個文字生成器演變成一個科學推理引擎——連接了自然語言和實驗邏輯。“我們不再需要問AI能為科學做些什麼，”亞吉說，“我們現在要問的是，當科學由AI驅動時，它能變成什麼樣子。”這“第一步”就奠定了“AI加速化學”的基礎——這是一個通過資料驅動推理對化學智能進行編碼、學習和迭代改進的領域。也是實驗知識第一次被系統地數位化、學習化和智能化。“AI不只是幫助科學家，而是讓科學本身獲得新的思維方式。”亞吉說道。案例二：AI設計的沙漠取水器第二個案例中，亞吉介紹了他的“死亡谷實驗”，他的團隊在那裡部署了一個可攜式、零能耗的取水裝置，該裝置由經ChatGPT分子編輯最佳化的MOF材料製成，具體說就是AI通過分子編輯最佳化MOF結構，研發出的一款可攜式、無需能源的集水裝置，改善了吸附等溫線和解吸閾值，能在僅有15%濕度的沙漠空氣中提取飲用水。實驗室測試和現場資料吻合，表明經過微調的GPT模型能夠“塑造框架的取水行為”——同時最佳化效率和可持續性。這項突破使“AI驅動的材料創新”第一次直接造福人類生活。在這裡，生成式AI與網狀化學的融合產生了切實的社會價值：為那些本不應存在水的地方帶來了水。亞吉評價稱，這說明了“AI並不取代化學家，而是讓他們的創造力倍增。”案例三：七個Agents智能體的協作實驗亞吉的第三個例子看起來宛如科幻小說，更進一步展示了AI的“團隊智能”，即Agents智能協作的可能性。在這個案例中，由亞吉基於ChatGPT建立的七個Agents組成虛擬科研團隊，分工執行實驗設計、文獻檢索、演算法最佳化、實驗安全與資料分析等任務，每個智能體承擔不同的角色： 實驗規劃師、文獻分析師、資料解讀員、演算法編碼員、機器人控製器、安全顧問、Bayesian貝葉斯最佳化器。這些AI智能體共同設計並最佳化了COF-323的結晶過程，該材料長期以來被科學界認為非常難以合成。它們自主地與機器人反應平台互動，平行運行數百個實驗，每個實驗都由貝葉斯最佳化指導，以追求更高的結晶度。結果非常顯著：在幾天內完成了上百次COF結晶實驗，通過Bayesian演算法持續最佳化條件，實現從無定形到高結晶的飛躍。亞吉稱這是“AI自主協作科學”（AI Self-Collaborative Science）的早期原型——在這個系統中，大語言模型扮演著能夠進行獨立實驗的推理同事角色，AI系統則與自動化實驗Agents協同運行。案例四：從分子到社會，AI科學的設想在最後一個案例中，亞吉介紹了一家誕生於伯克利的初創公司AIMATX。該公司正在開發一個他稱之為“從分子到社會”（From Molecule to Society）的通用平台。該平台由三大AI層構成： 1. 設計層（Design）：AI預測並生成分子結構； 2. 合成層（Synthesis）：AI+Agents執行實驗並自動表徵； 3. 擴展層（Scaling）：AI分析市場、最佳化供應鏈、推動社會部署。亞吉也稱之為“從分子到社會的AI循環”（Molecule-to-Society AI Cycle）——每個實驗資料都反饋進系統，驅動下一輪發現。他展示了一張標有“從分子到社會的AI循環”的循環圖——展示了資料集如何在理論、合成和應用之間持續流動。每個實驗都成為一個資料點，每個資料點都改進模型，而模型反過來又設計下一個實驗。“我們正在建構一個永不停歇地去發現的活系統，”亞吉說。為了演示，他還分享了通過AI輔助工作流程發現的新型ZIF和LZIF晶體結構，該系統的發現率是隨機人工探索的至少兩倍。這場演講不僅展示了前沿的科學創新，更是一份關於AI“科學本質”的宣言：AI不是工具，而是新的科學思維體。“我們不是在加速實驗，而是在加速人類解決問題的能力。”隨著掌聲響起，螢幕上出現亞吉與學生的合照——象徵一個由AI與人類共創的科學新紀元。這場在舊金山AIAS大會上的演講，或許將被寫入史冊——作為人類科學史第一次見證“自己會思考與進化的化學”的時刻。 (鈦媒體A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