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推論”脫胎於202年前的“門羅宣言”、抄襲了100年前的“羅斯福推論”、撤回了10多年前宣告終結門羅主義的“克里講話”，這一看似巧合而又矛盾的多重歷史摺疊，指向美國的全球霸權已開啟總體收縮、局部擴張的長周期。2025年12月2日，白宮於“門羅宣言”發表202周年之際發佈總統公告，正式出台所謂“門羅主義的‘川普推論’”（Trump Corollary，下稱“推論”），拋出“美國人民永遠主宰西半球命運”的全新提法。4日，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展開論述推論的目標、政策和手段，誓言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卓越地位”。6日，美國防長赫格塞思在里根國防論壇演講時進一步闡釋推論的意涵，宣告將以優勢軍力重建在西半球的政治經濟特權。一時間，全球戰略界和政策界的視線聚焦西半球這一長期被忽視的類股。為什麼是西半球？“川普推論”會以何種方式落地？✦ “偷”來的“川普推論”戰略總是能在歷史深處聽到迴響，重視西半球並非川普首創。西半球作為美國全球霸權的起點，一直被美國的政治精英所棧戀。1823年，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發表國情咨文，提出歐洲列強不得殖民、不得干涉美洲、美洲自成一體的三大原則，為門羅主義出籠勾勒雛形。這一宣言在新舊世界之間劃出一條勢力範圍、政治制度和經濟利益的分界線，而獨立不久的美國則要充當新世界的“庇護者”和“代言人”。此後，“門羅宣言”被後來的美國政府不斷解釋推導，逐步衍生出波爾克推論、格蘭特推論、洛奇推論、羅斯福推論、凱南推論等。這一龐大的門羅主義思想譜系，貫穿美國開疆拓境、經濟壟斷、霸權擴張的全過程，被抽象為所謂“半球思維”，即美國要依託南北無強敵、東西臨兩洋的地緣優勢，掌控西半球的資源和通道，提供國土安全的天然屏障和經濟運轉的資源保障。從川普第一個任期開始，共和黨內鼓動其復興和改造門羅主義的聲音不絕於耳。2013年，克里在美洲國家組織發表講話，宣告門羅主義時代終結，激起美國國內右翼民粹勢力的反彈。2024年美國大選前後，MAGA運動的支持者頻頻渲染毒品、移民、安全等風險倒灌美國本土，呼籲川普當選後出台“門羅主義2.0”予以應對。拉馬斯瓦米、德桑蒂斯等共和黨政客及哈爾·布蘭茲等戰略界人士也應聲附和，提出諸如“新門羅主義”“21世紀門羅主義”“升級版門羅主義”乃至“唐羅主義”，相關表述不盡相同，但均指向重視西半球這一共同思想核心。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以美國對西半球國家有“地區警察權”為由，阻止歐洲列強以武力逼債拉美國家，被稱作“羅斯福推論”。1912年，參議員洛奇利用美國國內對日本企業收購下加利福尼亞州土地的安全顧慮，拓展了門羅主義的適用範圍和對象，從此前的歐洲列強擴大到亞洲國家，從外國政府拓展至外國團體、機構和組織。“川普推論”主張以軍事力量打擊和遏制非法移民、毒品販運、跨境犯罪等戰略威脅，同時強調拒止域外競爭對手，宣示掌控戰略通道、搶佔戰略資源、控制戰略設施、保障產供鏈暢通、拓展盟友網路等目標，實際上是“羅斯福推論”和“洛奇推論”的雜糅，其底層邏輯都是“文明等級論”和“美國優先論”。✦ “川普推論”的前景“川普推論”只是重申了前人鼓吹的所謂“西半球價值”，充其量只是門羅主義的註腳。面對拉美國家的抵制和國內黨爭的掣肘，川普政府“主宰”西半球的野心勢必要落空。從時間看，“川普推論”的日子屈指可數。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拉美國家的抵制。門羅主義長期被視作美式霸權的遮羞布，遭到西半球國家的一致聲討。近幾屆美國政府都極力與其劃清界限，避免其拉美政策被貼上標籤。從各方反應看，推論的對外擴張傾向、利己利益分配導向以及排他性安全霸權已引發拉美國家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是美國國內的黨爭。兩黨對門羅主義存續的立場涇渭分明，矛盾突出。今後，若親手終結門羅主義的民主黨上台，絕不會照搬推論。事實上，即便是共和黨內也不乏反對聲。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的共和黨人彼得•伯科維茨就曾撰文，駁斥魯比奧將美洲作為外交優先的主張。從空間看，美國可能要戰略收縮至北美一線。儘管推論瞄準西半球，赫格塞思也強調“西半球是美軍的底線”，但現實表明，步入霸權收縮期的美國已然難以完全掌控整個西半球：從區域看，周邊是“重點中的重點”。美國本土接壤和臨近的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牽扯毒品販運、無證移民、跨境犯罪等國內治理範疇，不惜要動用軍事手段加以應對，至於南美則暫時鞭長莫及。從議題看，安全是“優先中的優先”。川普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拒止域外國家則退而求其次，且僅能侷限於經濟層面的競爭，主要依靠經濟手段降低西半球國家對外部的依賴。從長遠看，美國戰略收縮的底線主要在北起格陵蘭島、南至加勒比海一線，也即川普所謂的“北美堡壘”。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新華社約翰內斯堡11月22日電（記者白舸 靳博文）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二十次峰會22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開幕。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長羅納德·拉莫拉在當天下午召開的記者發佈會上表示，與會各方已就會議核心議程達成共識，並通過《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約翰內斯堡峰會宣言》。11月22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長羅納德·拉莫拉在記者會上發言。  新華社記者 陳為 攝這是G20峰會首次於開幕當日通過聯合宣言。會議前夕，美國駐南非大使館照會南非政府，重申美方不會參加此次峰會，並反對在未經美方同意下“以二十國集團共識為前提發表任何峰會成果檔案”。南非政府隨即表示，美方已因抵制峰會而失去“發言”資格，南非不會屈服於美方脅迫。峰會宣言共包含122條內容，強調通過多邊合作應對全球挑戰，並呼籲加強對開發中國家的支援，以推動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南非總統發言人文森特·馬格韋尼亞當天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宣言的順利通過表明各國正以實際行動加強協作、支援多邊主義。他強調，世界是休戚與共的大家庭，任何國家在追求發展目標的處理程序中都不可能獨行。此次峰會也再次彰顯了多邊主義的重要性。美國是下一任G20輪值主席國。此前據媒體報導，美方計畫僅派駐南非大使館臨時代辦出席輪值主席國交接儀式，遭到南非政府拒絕。馬格韋尼亞表示，這一安排對於南非來說“不可接受”。在被問及與美國的輪值主席國交接安排時，拉莫拉指出，鑑於美方未按外交慣例派出相應等級代表參會，南非不會在峰會現場舉行輪值主席國交接儀式。他強調，美國作為G20成員，理應由國家元首或部長級官員參加峰會。拉莫拉表示，南非始終秉持開放與友好態度，願與美方繼續保持合作。交接儀式將於峰會結束後在南非國際關係與合作部舉行，也可在美方提出請求後，於南非境內其他適當地點進行。 (瞭望)

第二屆聯合國社會發展世界峰會正在卡達多哈進行之中，旨在總結哥本哈根峰會以來的進展，制定推進社會發展的路線圖，加快實施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30餘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00餘位部長級代表出席。在一個面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人口變化以及快速的技術和環境變革的世界中，本次會議為全球對話與合作行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平台。它是一個獨特的空間，讓來自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私營部門、學術機構和聯合國系統的領導人就社會發展問題在最高層次進行交流，推動社會進步，確保在全球可持續發展處理程序中不讓任何人掉隊。社會發展不是少數人的繁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社會發展世界峰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呼籲各國以“人民計畫”為行動核心，加速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在全球充滿不確定性和分裂的背景下，重申社會公正、人類尊嚴與共同繁榮的承諾。古特雷斯在致詞中回顧了1995年哥本哈根首屆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的精神。他指出，哥本哈根會議“彰顯了道德的明晰”，提醒世界“真正的社會發展並非少數人的繁榮，而是立足社會公正、充分就業與人類尊嚴，為多數人創造機遇”。古特雷斯表示，過去三十年，全球社會發展取得顯著進展：超過十億人擺脫極端貧困，失業率降至近歷史最低點，醫療、教育和社會保護體系顯著擴展，預期壽命延長，兒童和孕產婦死亡率下降。他說：“這些成就源於全球共同採取的行動，源於政府投資於惠民體系，源於國際社會攜手兌現《2030年議程》的承諾。”他警告說，世界正處於高度不確定性、分裂、衝突和人類苦難普遍存在的時期，貧困、飢餓、失業和流離失所依舊困擾數以億計的人口，而開發中國家未能獲得所需的支援力度。承諾共同努力推動社會發展全球領導人早些時候在第二屆社會發展世界峰會上通過了《多哈政治宣言》，表達了推動全球正義與包容的新決心。該宣言的通過體現了各國政府共同的承諾：消除貧困、創造體面工作、消除歧視、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並維護人權。宣言同時指出，社會發展不僅是道德責任，更是實現和平穩定與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宣言將社會正義與和平、安全及人權緊密相連，承諾不讓任何人掉隊，並呼籲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框架下採取緊急氣候行動，同時重申《里約宣言》中的原則，包括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宣言強調融資的重要性，重申《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是《2030年議程》的組成部分，歡迎《塞維利亞承諾》以更新融資框架，並呼籲建立更強大、更具代表性的多邊機構。後續工作將由社會發展委員會牽頭，通過五年期審查處理程序評估進展並彌補差距。©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第二屆世界社會發展論壇開幕式聯合國大會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在宣言通過後發言強調，多哈會議必須“走完最後一程”，確保不讓任何人掉隊。她回顧指出，自哥本哈根會議以來，全球失業率有所下降，極端貧困減少，但差距依然顯著，尤其體現在婦女和青年群體中。她警告，僅靠經濟增長不足以消除結構性不平等，並指出氣候變化、人口壓力和衝突正在加劇社會脆弱性。貝爾伯克呼籲採取整體性、相互關聯的解決方案，統籌應對貧困、飢餓、教育、健康、氣候韌性和性別平等等問題。她強調，可持續發展目標“並非17個獨立目標，而是一個整體框架——在一個領域取得進展，將推動其他領域的進步”。她表示：“這些議程並非各自為政，它們都強調，人類安全是全球安全的基礎。”多哈政治宣言是一份人民計畫古特雷斯表示，本次峰會通過的《多哈政治宣言》為發展注入了強心劑，其核心是一份“人民計畫”。他強調，要讓“人民計畫”落地生根，必須在四個關鍵領域採取行動。©聯合國/Eskinder Debebe｜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二屆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發表講話1. 加速消除貧困與不平等古特雷斯指出，近7億人仍深陷極端貧困，而最富有的1%人口掌控著全球近一半財富，這種狀況令人無法接受。全球援助減少使貧困和飢餓加劇，約40億人仍無法獲得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他呼籲各國實施精準、國家主導的民生投資戰略，建設可負擔的食品體系、普惠醫療、供水與衛生設施、住房、清潔能源和全民教育與社會保護體系。他說：“進展還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為地球的未來投入資源”。他呼籲各國帶著切實可行的計畫出席在巴西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履行氣候資金承諾，為開發中國家每年籌集1.3兆美元氣候資金。2. 創造就業機會古特雷斯呼籲各國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促進體面勞動，確保生活工資，並為勞動者提供從非正規經濟向綠色、數字和護理經濟轉型的通道。他指出：“要投資培訓與終身學習，彌合數字鴻溝，確保每個人都能掌握數字和人工智慧技能。”他強調，創造就業必須確保婦女享有平等機會，強化勞動保護，確保利潤不能以犧牲工人權利為代價。3. 確保充足的資金支援古特雷斯呼籲各國政府率先動員國內資源，並將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能力擴大三倍，以撬動更多私人資本、減輕債務負擔、降低借貸成本，加快對債務困境國家的支援。他指出，全球金融架構必須改革，以更好反映當今世界的現實與開發中國家的需求，使全球經濟治理更加包容、公平與高效。4. 團結人心，讓發展惠及所有人古特雷斯強調：“太多人被遺忘——包括婦女、少數群體、移民與難民、老年人、土著人民、殘障人士和青年。”各國政府必須捍衛民主價值，確保所有人的聲音被聽見；必須掃除女性參與障礙，從企業董事會到政治領域；必鬚根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與暴力。他還指出：“人工智慧演算法絕不能成為男性沙文主義的堡壘。無論何時何地，人權始終是我們前行的指南針。”古特雷斯最後表示：“本次峰會承載著希望——源於集體行動的希望。讓我們在《多哈政治宣言》的指引下，凝聚政治意願與財政資源，實現人類渴求且應得的宏偉藍圖。”卡達的關鍵作用古特雷斯感謝卡達為峰會提供的慷慨支援，並稱讚其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從人道主義援助到教育事業、從推動阿富汗女童受教育到促進中東和非洲的和平處理程序。他表示：“作為本次峰會的東道國，卡達再次展現了其在促進全球團結和社會進步中的領導力。”©聯合國/ZOOM｜ 聯合國和卡達國的旗幟在卡達國家會議中心上空飄揚關於峰會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首屆社會發展世界峰會於1995年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當時117個國家同意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哥本哈根社會發展宣言》及其《行動綱領》，承諾把人置於發展的中心。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及峰會秘書長李軍華指出，三十年來，世界取得了非凡的經濟與社會進步。超過十億人擺脫極端貧困；醫療、教育和社會保護的可及性擴大；人們的壽命更長，生活更健康；更多婦女能夠加入勞動力；女孩們得以為充滿機會與希望的未來努力。但挑戰仍在。來自氣候變化影響、衝突，或貿易、生產、技術模式變化帶來的衝擊正在加劇不確定性與焦慮。許多人感到愈發缺乏安全感，許多人處於不穩定工作狀態或無法獲得滿足基本需求的體面工資。進一步加劇這種不安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對政府是否真正把人民放在首位產生懷疑。跨越世代——無論年輕還是年長——人們都在尋找對不斷增長與持續存在的社會發展挑戰的答案。本次峰會將成為提供回應的機會——一個確保尊嚴、提供機會、激發希望並紮根實踐的回應。基於1995年峰會的十項承諾和哥本哈根宣言，第二屆峰會將加快消除貧困、促進充分就業和體面工作以及社會包容的行動，確保在日益複雜和互聯的世界中不讓任何人掉隊。峰會旨在解決持續存在的差距，重申全球對社會發展的承諾，並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實施注入新動力。在多哈，世界領導人齊聚一堂，重新定義社會進步戰略，加強全球夥伴關係，推動促進全民平等機會的包容性政策。目標是：建設更具韌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社會。 (聯合國)

在剛榮獲 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三周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奧馬爾·M·亞吉（Omar M. Yaghi）在由陳天橋腦科學研究院主辦的AIAS（AI Accelerating Science）大會上，進行了他獲獎後的首次公開演講。鈦媒體AGI作為合作媒體也參加了本次大會。這位從約旦裔難民棚中走出來，被稱為“MOF之父”的世界級科學家， 並未在演講中回顧他因發明金屬有機框架（MOF）和共價有機框架（COF）獲得諾獎的過去，而是首次揭示了他的一個全新科學思想體系：“讓化學能夠自己具備思考、推理與自我演化的能力。”“科學一直是自然與人類思維之間的對話，”他說，“如今，借助人工智慧，我們正在賦予科學自行思考、推理和演進的能力。”他稱這一體係為 “From Molecule to Society”（從分子到社會），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將分子設計、實驗合成、產業化擴展與社會應用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個由生成式AI、機器人和自學習智能體共同驅動的科學循環系統。有趣的是，與其他科學家充滿了對AI的徬徨或焦慮不同，他詳細講了四個自己最近如何使用AI取得重大科研突破的案例，其中前三個都與ChatGPT相關。這也標誌著他從一個建構材料的化學家，轉變為建構智能的科學家，而這種智能將建構下一代材料。案例一：讓ChatGPT成為“化學家”亞吉從一個簡單但具有變革性的問題開始：大語言模型能理解化學嗎？在他的第一個演示中，他的團隊訓練ChatGPT閱讀數千份合成報告並進行推理——提取反應參數、預測結果，並對實驗將產生單晶或多晶產物進行分類。他認為該模型的預測性能優於許多傳統啟髮式方法。通過這種方式，ChatGPT從一個文字生成器演變成一個科學推理引擎——連接了自然語言和實驗邏輯。“我們不再需要問AI能為科學做些什麼，”亞吉說，“我們現在要問的是，當科學由AI驅動時，它能變成什麼樣子。”這“第一步”就奠定了“AI加速化學”的基礎——這是一個通過資料驅動推理對化學智能進行編碼、學習和迭代改進的領域。也是實驗知識第一次被系統地數位化、學習化和智能化。“AI不只是幫助科學家，而是讓科學本身獲得新的思維方式。”亞吉說道。案例二：AI設計的沙漠取水器第二個案例中，亞吉介紹了他的“死亡谷實驗”，他的團隊在那裡部署了一個可攜式、零能耗的取水裝置，該裝置由經ChatGPT分子編輯最佳化的MOF材料製成，具體說就是AI通過分子編輯最佳化MOF結構，研發出的一款可攜式、無需能源的集水裝置，改善了吸附等溫線和解吸閾值，能在僅有15%濕度的沙漠空氣中提取飲用水。實驗室測試和現場資料吻合，表明經過微調的GPT模型能夠“塑造框架的取水行為”——同時最佳化效率和可持續性。這項突破使“AI驅動的材料創新”第一次直接造福人類生活。在這裡，生成式AI與網狀化學的融合產生了切實的社會價值：為那些本不應存在水的地方帶來了水。亞吉評價稱，這說明了“AI並不取代化學家，而是讓他們的創造力倍增。”案例三：七個Agents智能體的協作實驗亞吉的第三個例子看起來宛如科幻小說，更進一步展示了AI的“團隊智能”，即Agents智能協作的可能性。在這個案例中，由亞吉基於ChatGPT建立的七個Agents組成虛擬科研團隊，分工執行實驗設計、文獻檢索、演算法最佳化、實驗安全與資料分析等任務，每個智能體承擔不同的角色： 實驗規劃師、文獻分析師、資料解讀員、演算法編碼員、機器人控製器、安全顧問、Bayesian貝葉斯最佳化器。這些AI智能體共同設計並最佳化了COF-323的結晶過程，該材料長期以來被科學界認為非常難以合成。它們自主地與機器人反應平台互動，平行運行數百個實驗，每個實驗都由貝葉斯最佳化指導，以追求更高的結晶度。結果非常顯著：在幾天內完成了上百次COF結晶實驗，通過Bayesian演算法持續最佳化條件，實現從無定形到高結晶的飛躍。亞吉稱這是“AI自主協作科學”（AI Self-Collaborative Science）的早期原型——在這個系統中，大語言模型扮演著能夠進行獨立實驗的推理同事角色，AI系統則與自動化實驗Agents協同運行。案例四：從分子到社會，AI科學的設想在最後一個案例中，亞吉介紹了一家誕生於伯克利的初創公司AIMATX。該公司正在開發一個他稱之為“從分子到社會”（From Molecule to Society）的通用平台。該平台由三大AI層構成： 1. 設計層（Design）：AI預測並生成分子結構； 2. 合成層（Synthesis）：AI+Agents執行實驗並自動表徵； 3. 擴展層（Scaling）：AI分析市場、最佳化供應鏈、推動社會部署。亞吉也稱之為“從分子到社會的AI循環”（Molecule-to-Society AI Cycle）——每個實驗資料都反饋進系統，驅動下一輪發現。他展示了一張標有“從分子到社會的AI循環”的循環圖——展示了資料集如何在理論、合成和應用之間持續流動。每個實驗都成為一個資料點，每個資料點都改進模型，而模型反過來又設計下一個實驗。“我們正在建構一個永不停歇地去發現的活系統，”亞吉說。為了演示，他還分享了通過AI輔助工作流程發現的新型ZIF和LZIF晶體結構，該系統的發現率是隨機人工探索的至少兩倍。這場演講不僅展示了前沿的科學創新，更是一份關於AI“科學本質”的宣言：AI不是工具，而是新的科學思維體。“我們不是在加速實驗，而是在加速人類解決問題的能力。”隨著掌聲響起，螢幕上出現亞吉與學生的合照——象徵一個由AI與人類共創的科學新紀元。這場在舊金山AIAS大會上的演講，或許將被寫入史冊——作為人類科學史第一次見證“自己會思考與進化的化學”的時刻。 (鈦媒體AGI)

【導讀】2025年6月10日至12日，由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和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全球南方與東南亞”論壇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舉辦。會議旨在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知識界之間的深入對話，探討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區域合作路徑與發展模式創新。與會的38位專家學者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10個國家，皆為各自地區卓有影響的學者，也是推動全球南方新發展議程的重要思想力量。當前，全球知識格局處於深刻變動期，西方主流理論及其話語體系面臨挑戰，東南亞學者普遍展現出擺脫西方知識體系、爭取話語自主與發展主導權的強烈意願。本次論壇即是推動南方國家交流與合作、建設反對霸權的全球南方知識網路（GSN）的一次努力。▍從萬隆會議到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是數百年殖民主義掠奪在地球版圖上投下的陰影。以人均GDP衡量，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普遍呈現出與全球北方國家相對貧困的狀況，這一差距的根源可追溯至殖民主義。全球南方國家都有被殖民或被殖民國家統治和掠奪的經歷。以印度尼西亞為例，荷蘭殖民統治期間的巨額財富掠奪，導致該國在1950年獨立之初工業基礎薄弱、教育水平低下、文盲率居高不下，並背負了殖民者遺留的沉重外債。這種因殖民掠奪而陷入極端貧困的境遇，在獨立初期的中國、印度及眾多東南亞國家中具有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殖民體系雖然在形式上趨於瓦解，但其內在的等級秩序與權力結構依然存續，並與新興獨立國家建立更平等國際秩序的努力形成持續的緊張關係。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在1955年萬隆會議的開幕致詞中便已預見到：殖民主義在形式上結束後，將以新的形態持續存在。而在殖民主義諸多剝奪形式中，最深層的是對想像力的剝奪。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曾有一個著名的表達“TINA”—— “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市場化、私有化、去監管化等信條成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被全球幾乎所有國家所接受。這種以市場為導向、高度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塑造為人類共同未來的唯一驅動力。當時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掌握了工業化與全球擴張的技術及方法，而大部分南方國家則缺乏相應的能力。這種物質與認知上的雙重不平等，導致全球南方國家在面對強勢的外部力量時，逐漸喪失了以自身方式塑造世界未來的信心。此種狀態可被界定為本體論失能（Ontological Incapacity）。即在本體論層面失去了對世界的未來進行自主想像的能力。弗朗西斯·福山於1989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亦是此種思潮的延續，其觀點認為人類制度的探索已臻終點，美國模式即為最終答案。上述關於“別無選擇”“歷史終結”的敘事，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治和知識界的理論天真。對於南方國家而言，以“華盛頓共識”作為總結的新自由主義議程，通過推動貿易與外國投資自由化，重構了新的依附關係，逆轉了這些國家在獨立後為擺脫殖民遺緒所做的努力。此後，殖民主義又呈現出兩種新的表現形式。其一，金融資本的崛起模糊或掩蓋了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之間的差異。其二，與技術有關的新統治形式的出現，使智慧財產權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要素之一，深刻改變了國家間技術競爭、產業發展的規則與格局，也奠定了此後中美之間技術競爭的框架。無論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後來的新統治形式，西方主導的現代性方案留給南方國家的是一系列問題，如對原材料的出口和結構性依賴、外國資本滲透、氣候脆弱性、環境退化、債務負擔和外部衝擊。面對這些挑戰，全球南方國家迫切需要建構自身的發展框架，而非依賴長期以來沿襲的全球化模式。萬隆會議70年後的今天，全球南方代表85%的世界人口，貢獻了近40%的全球GDP，預計到2030年將擁有世界四大經濟體中的三個，即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萬隆會議所代表的歷史時刻，不應淪於懷舊情緒，而應被轉化為推動世界變革的現實動力。萬隆精神的復興，正體現了全球南方國家追求更美好未來的共同願景與政治實踐。▍建立主體性的南方知識全球南方不僅是一個地理範疇，而且是一個知識和政治的場域。在全球知識生產體系中，作為前殖民宗主國的全球北方長期佔據中心地位，將自身定位為知識的生產者，而將南方視為被研究的對象與資料的提供者。這種源於殖民主義的知識權力結構，導致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普遍存在一種認識論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將歐洲的特定歷史經驗與視角偽裝成普世真理。例如，11到13世紀之間，歐洲人和穆斯林之間就巴勒斯坦歸屬問題發生了一系列戰爭，無論在印尼語、阿拉伯語或波斯語中——也就是說，在幾乎所有語言裡，歐洲人屢次前往巴勒斯坦並與當地穆斯林開戰這件事都被稱作“十字軍東征”。這一命名源自歐洲人將其視為基督教對抗伊斯蘭教的戰爭。然而，對於當時的伊斯蘭世界而言，這並非純粹的宗教衝突。當時伊斯蘭教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和平生活著不少阿拉伯基督徒，而且當歐洲基督徒前往巴勒斯坦時，他們也會搶劫和殺害東正教徒。直到歐洲殖民勢力快速擴張的19世紀，隨著歐洲教育在全球範圍的傳播，穆斯林才開始在阿拉伯語、波斯語或馬來語中使用“十字軍東征”一詞。詞語的使用，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於當時世界的理解方式。同樣，對麥哲倫首次環球航行的紀念，在歐洲中心敘事中被塑造為一項全人類的偉大成就與地理大發現的里程碑。然而，從全球南方的視角審視，歐洲人的地理“發現”實則標誌著長達數百年血腥殖民統治的開端，是一場文明的災難而非慶典。“發現新大陸”這類表述，抹殺了美洲原住民早已存在的事實，而非洲人甚至很可能在哥倫布之前就知道美洲的存在甚至登陸美洲。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虛假普世主義的危害不止於敘事扭曲，更在於其對全球南方本土聲音的壓制。它通過否定非西方文明的複雜性與能動性，為殖民征服提供了合理化依據。例如，將美洲原住民社會描繪為沒有國家治理能力、缺乏複雜政治思想與宗教的“前文明”狀態，這種智識上的貶低與抹除，為殖民者的佔領與統治鋪平了道路。這一邏輯與19世紀猶太復國主義興起時對巴勒斯坦的說法如出一轍。其“一片無主之地，留給無地之人”（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的口號，正是通過虛構一個“沒有文明”的巴勒斯坦，來論證其殖民項目的正當性。這種客體化邏輯同樣存在於文化領域。許多文化政策將文化視為審美裝飾或旅遊宣傳的工具，卻忽視了其背後深層的知識體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的文化遺產保護項目，也傾向於將文化固化為特定歷史節點的靜態產物，而非一種持續演進的鮮活實踐。全球南方國家需要重拾文化主體性，認識到文化不僅是經濟或政治變革的背景，更是社會想像與表達變革的核心結構。它關乎如何將全球南方塑造為一個具有共同願景的共同體。從20世紀的亞非作家會議和亞非電影節，到當今數字媒介時代跨國界的文化交流，文化始終是構想另類世界觀與超越國界團結的力量。因此，若要自主定義未來，全球南方必須將文化視為構想團結與認同感的核心動力，而非停留在過去的“化石”或經濟發展的點綴層面。▍超越“發展主義”對發展主義的傳統敘事，通常將其定位為西方沿其發展道路形成的一種理論範式。然而，其真正的實踐源頭可追溯至更早的全球南方。早在杜魯門“第四點計畫”將“發展”議程化之前半個世紀，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全球南方內部的三個關鍵類股——拉丁美洲、晚清中國及奧斯曼帝國——已獨立開啟了各自的工業化處理程序。這些早期實踐共享一個核心特徵：強調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能動作用，無論是通過官辦企業還是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政策。因此，發展主義本是全球南方實踐的結晶。二戰以後，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援助的系統化，標誌著西方開始在認識論層面收編並重構發展主義。發展經濟學（如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與社會學（如帕森斯的社會進化論）共同賦予發展主義以西方色彩，從而確立了西方在發展知識體系中的霸權地位。此後，由於知識生產機制與能力的結構性匱乏，全球南方在發展理論領域進入了一個漫長的“認識論靜默期”。儘管如此，南方的自主發展實踐從未中斷，各國始終按照自身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特點去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卻不斷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南方國家對於自身發展道路的認識和理論化處理程序也沒有中斷，然而，這種實踐與理論化的努力長期被西方中心主義的強大話語權和知識生產能力所遮蔽。西方知識界傾向於運用自身的理論框架（如“發展型國家”概念）來收編和闡釋南方的經驗，而對於發展主義的批判性論述，如埃斯科瓦爾的“遭遇發展”論，也未能擺脫西方主導的發展議程與知識範式的箝制。南方在全球知識場域中喪失了自我表述和對話的能力。“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等實踐經驗，難以被置於主導性理論範式中進行有效言說。直至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南方經濟力量的顯著崛起，其進行理論賦權與自我闡釋的自信才得以重建。新發展主義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理論自覺。如果說傳統發展主義的誕生與全球南方的初步形成同步，那麼新發展主義的興起則與全球南方的整體性崛起同步。它精準地把握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將全球南方的關注點從新自由主義話語下的民主、人權等議題重新轉向國家能力、國家－社會關係，以及國際貿易與金融等根本性的發展問題。在此處理程序中，中國作為發展主義的最早實踐者與新發展主義的關鍵貢獻者，為重構一個更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全球發展知識體系，提供了核心的理論與實踐參照。新發展主義並非單一的理論體系，而是源自對新自由主義及傳統發展主義實踐反思的一系列思想與政策主張的集合。本體論上，它解構了西方現代化的線性目的論，肯定了多元發展路徑的合法性；認識論上，它超越“唯增長論”，強調以人為本、環境友好及社會文化的內在價值。因此，新發展主義必然兼顧經濟發展、社會改造和創造人人平等的社會結構，同時也要反對不平等的國際體系。其核心在於將“國家能力建設”置於先決地位，主張通過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能動作用，將工業化普遍規律與本國具體國情相結合，以確保在匯率控制、資本監管、產業政策等領域的經濟主權，最終探索出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通往可持續繁榮的自主現代化道路。▍新自由主義之後今天，東南亞各國正在出現一種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它將現代化與當地實際相結合、將國家與市場相結合，並將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置於轉型的核心。在發展戰略上，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就像一對歷史的鐘擺，在國家主導和市場至上之間搖擺不定。20世紀60~70年代，全球南方的主要發展模式是由國家主導的。受到歐洲戰後國家規劃成功的啟發，加上新獨立國家對自力更生的渴望，東南亞國家普遍實行以進口替代、工業化、關稅保護和國有企業擴張為中心的發展戰略，這意味著國家制訂定經濟藍圖、國家主導基礎設施建設和對關鍵部門的集中控制。例如，菲律賓建立了大型國有企業，在高關稅壁壘的保護下促進本地製造業的發展。泰國同樣實施了五年計畫，並在銀行、運輸和工業領域促進了企業發展。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由於債務增加、效率低下和生產率停滯不前，國家主導工業化的時代開始動搖。20世紀8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迎來了一個急轉彎，市場原教旨主義席捲了全球南方，包括東南亞。在多邊機構的支援或壓力下，各國採用了基於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方案，強調自由化、去管制和私有化，國家被認為是低效的，市場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例如，菲律賓積極地將公用事業私有化，並開放資本流動。此後出現了一系列警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危機。這些危機說明，國家不能僅僅是經濟的監管者。於是，激進的財政政策回歸，過去被視為禁忌的產業政策重新出台，貿易和投資戰略變得更有選擇性和戰略性。可以說，國家－市場的鐘擺已經擺回，國家正在發揮更加平衡的作用。這種重新平衡並非憑空出現。它大量借鑑了東亞的經驗，尤其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發展模式。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市場是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重要的是國家如何利用市場，以及如何建立學習、適應和引領的制度。東亞模式以戰略性的國家干預為基礎。政府協調產業升級，支援關鍵部門，保護新興產業（初創企業），並在人力資本和研發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他們對貿易自由化進行了排序，並確保技術轉移到國家商業合作中。中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採用了這種模式，將國家資本主義與全球一體化基礎設施、特殊經濟區、國有龍頭企業和專家主導的製造業結合起來。東南亞也從東亞學到了經驗。在模仿與創新之間的東盟混合發展模式中，東南亞並沒有全盤採用東亞模式。相反，東南亞國家制定了混合戰略，將自由的經濟原則與因地制宜的產業政策、區域一體化和社會投資結合起來。例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前瞻性地佈局未來產業，並通過淡馬錫控股確保國家戰略意圖的實現。泰國則以“泰國4.0”戰略和東部經濟走廊為抓手，系統性地推動高科技工業化。越南巧妙地將外國直接投資與培育本土供應鏈相結合，而印度尼西亞利用出口禁令等手段倒逼國內加工業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菲律賓亦在更新其發展藍圖，強調重建國內產業能力，而非簡單吸引外資。這些舉措共同彰顯了國家在塑造區域經濟未來中的核心作用。這些例子反映了新時代的務實思維：沒有教條，只有行得通的東西。當下，產業政策又遇上了新的地緣政治環境。川普重返美國政治舞台後對全球化的強烈抵制，都標誌著從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向地緣現實主義的轉變。如今，西方產業政策披上了國家安全和戰略再耦合的外衣，而東盟國家將產業政策與貿易和投資戰略相結合的做法正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效仿。與新自由主義的分離不同，東盟對待貿易與發展的做法更具整體性。東南亞的發展經驗表明：第一，拒絕新自由主義教條並不意味著拒絕市場。反而，它意味著戰略性地利用市場、有序推進改革、投資國家能力建設與促進競爭以抑制寡頭壟斷。第二，這些經驗突出了國家能力的核心地位，不僅在監管方面，更是在願景設定、政策連貫性和制度學習方面。第三，發展不是一個固定公式，而是一個過程，需要戰略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契合，向他人學習並不斷調整。第四，發展需要進一步強調包容性和可持續性，不僅在成果上，而且在設計上。未來，突出經濟自主與知識主體性，充分發揮地方能動性，重視社會正義、數位技術創新與生態的可持續性，將是南方世界發展的新意涵。▍不確定世界中的南南合作當前，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秩序正經歷深刻重構。二戰後建立的部分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挑戰，為區域性力量，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開闢了拓寬和深化合作的戰略空間。在這一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東南亞國家普遍尋求通過夥伴關係多元化來分散風險、拓展市場並探索新的增長機遇。作為該區域最具活力的多邊平台，東盟（ASEAN）不僅是其成員國利益的協調者，也日益成為塑造未來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東盟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其在全球舞台上的核心競爭力源於其獨特的創立與運作邏輯：以地緣經濟學為核心，並以此為工具來有效管理複雜的地緣政治現實。這一原則根植於其1967年的成立背景。當時，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對抗使創始成員國深刻認識到，必須超越政治分歧，通過經濟合作建構共同利益，以“不干涉內政”為基礎，維護區域穩定與繁榮。在其2023年發佈的《東盟共同體願景2045》中，東盟重申了其地緣經濟思維，將加強全球價值鏈、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支柱。即便是面對成員國間的領土爭端等敏感地緣政治問題，東盟依然傾向於運用地緣經濟的合作框架來緩和與管理矛盾。東盟的成功在於，它證明了在一個政治制度（包括四個君主制與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宗教文化（包括世界三大宗教）極度多元的區域，國家間無需趨同，而是可以通過有效的合作機制來管理差異、共創繁榮。對於中國而言，東盟提供了一個連接各利益相關方的寶貴外交平台。在諸多區域對話機制中，東盟的中心地位與中國的合作夥伴角色形成互補，為區域合作提供了平衡且高效的平台。這種被稱為“全球東盟”（Global ASEAN）的模式，使得東盟能夠超越地理鄰近性，與金磚國家等區域外機制建立對話管道，進一步提升其全球影響力。在此框架下，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日益深化，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2013年，“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正是在中國領導人訪問東盟期間提出的。近十年來，東南亞已成為共建“一帶一路”成果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其中，柬埔寨的經驗尤為突出，它提供了一個邊緣經濟體如何通過發揮戰略能動性與堅持主權自主，成功利用外部合作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樣本。傳統發展理論中的“中心—邊緣”結構，常導致邊緣經濟體在與中心國家的互動中陷入依賴。然而，柬埔寨在與“一帶一路”的對接中，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與戰略規劃，成功建構了一種相互依存而非單向依賴的合作關係。柬埔寨政府將“一帶一路”倡議與本國的“五角戰略”緊密結合，優先發展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可持續增長與機構能力建設。通過戰略性地採用BOT（建設—經營—轉讓）模式和優惠融資，柬埔寨在利用中國資本與技術的同時，確保了項目最終的資產所有權，有效規避了潛在的債務風險，並保證了“一帶一路”項目服務於本國的長期發展要務。2017～2022年，“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有力推動了柬埔寨GDP實現年均6%至7%的增長；農產品對華出口增長30%，其中大米出口的70%銷往中國市場。柬埔寨的案例充分證明，通過成熟的談判與戰略對接，發展夥伴關係可以實現真正的雙邊互惠，這一模式與新自由主義市場驅動的典範截然不同。柬埔寨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合作說明，南方國家有能力駕馭全球經濟結構，挑戰新自由主義。這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現代化具有重要借鑑意義。全球南方與東南亞會議照片在當前開放的多邊貿易秩序受到挑戰、國際規則面臨侵蝕的背景下，中小國家雖無法主導宏觀戰略環境，但仍可通過積極主動的合作，在三個關鍵領域開拓發展空間：第一，深化區域內部合作，維護開放經濟與多邊主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3.0版的談判升級即是典範。新版自貿協定不僅涵蓋傳統貿易領域，更將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供應鏈互聯互通等新興議題納入其中，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注入了新的動力。第二，與其他關鍵區域夥伴合作，開拓新市場以分散風險。例如，《太平洋聯盟—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為拉美與東南亞兩大區域的經濟聯動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助於成員國在貨物貿易、服務投資、電子商務等領域實現互利共贏。第三，與主要夥伴共同探索新興前沿領域的合作。中國與新加坡在貿易數位化領域的合作堪稱標竿。兩國開展的首次跨境無紙化貿易及中國、新加坡和中東的互操作性貿易數位化試點，不僅提升了企業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更為建構更廣泛的區域數字貿易框架奠定了基礎。中國在推動數字經濟方面有很多前沿創新和貢獻。與此同時，中國與柬埔寨的合作則彰顯了基礎設施建設在推動經濟轉型和減貧方面的關鍵作用。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瀾湄合作等框架下，以2022年建成的金邊－西港高速公路為代表的重大項目，顯著改善了柬埔寨的互聯互通水平，降低了物流成本，並帶動沿線經濟發展。此外，針對農村的農業技術支援和職業培訓也直接惠及基層社區，提升了農業生產力和糧食安全。這些務實舉措成為柬埔寨發展的關鍵驅動力，有力推動該國多維貧困率從2014年的36.7%大幅降至2022年的16.6%，凸顯了以發展為導向的夥伴關係所帶來的顯著成效。當然，任何深度合作都伴隨著潛在挑戰，如債務可持續性、環境與社會影響等。對於許多試圖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駕馭複雜夥伴關係的南方國家來說，這些挑戰是普遍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應對，如何改善治理、監管監督和公眾溝通。這時，東盟的區域性協商可以有助於統一標準、調解風險並建立參與框架。雖然雙邊合作可以帶來顯著的好處，但必須輔以多邊協調。東盟在這方面的作用非常關鍵。通過將東盟的中國自由貿易區等區域倡議或互聯互通總體規劃與“一帶一路”倡議、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中國平台對接，可以從零散的合作通道過渡到體系化的合作。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經驗為更廣泛的全球南方合作提煉出若干核心價值準則：首先是尊重發展主權，確保每個國家對其發展處理程序的完全掌控；其次是堅持包容性，致力於減少區域不平等，創造本土就業機會；最後是確保可持續性，這不僅關乎環境，更涉及金融與制度層面。在一個支離破碎、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建立在相互尊重、共同利益和主權平等基礎上的南南合作，為實現全球南方的共同繁榮與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曙光。 (文化縱橫)

2025年9月，中東戰火未息。加薩戰場硝煙瀰漫，以色列坦克再次進入加薩製造殺戮，巴勒斯坦人依然在血火中掙扎。此時此刻，全世界應該反思，當年支援猶太人復國，到底是對還是錯？以巴衝突這個禍亂中東的火藥桶，究竟是如何誕生的？誰在背後為它撐腰？回顧歷史，以色列的建立，不僅僅是猶太民族復國主義的勝利，更是大國角力、殖民遺產與冷戰對抗的產物。一、法律基石：英國的貝爾福宣言！要討論以色列的復國，首先繞不開大英帝國。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拋出著名的《貝爾福宣言》，承諾支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這紙檔案成為以色列建國的法律基石。關鍵是，英國為何要在中東埋下這樣一顆定時炸彈？首先是戰略考量。19世紀後期，英國全力推動奧斯曼帝國解體，利用的王牌就是阿拉伯人的獨立訴求。為了鼓動阿拉伯人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英國承諾阿拉伯人獨立後建立一個國家。但事實是，阿拉伯人成功獨立後，英國並不願意看到阿拉伯人重新走向統一。埃及與黎凡特一旦聯手，將直接威脅英國通往印度的生命線。黎凡特一詞源於法語的“太陽升起之處”之意，泛指義大利以東的地中海土地。廣義來說，包括現在的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以色列、伊拉克、埃及、利比亞、賽普勒斯和希臘在內的東地中海地區。於是，英國王室決定，在巴勒斯坦插入一個異質力量，充當楔子，阻斷阿拉伯世界的團結。猶太人正好成為這一緩衝國的最佳人選。第二是宗教因素。英國新教傳統深受《舊約》影響，許多政客如貝爾福、勞合·喬治、丘吉爾本人，真心相信猶太人“重返應許之地”是上帝的旨意。以色列政客哈伊姆·魏茨曼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看待我們，不僅是政治盟友，更是聖經預言的實現者。”第三是金融與資本的推動。猶太銀行家羅斯柴爾德家族與倫敦政界聯絡緊密，他們早在1850年代就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殖民點，作為英國維護中東利益的屏障。於是，從1917年英軍攻佔耶路撒冷，到1948年撤離巴勒斯坦，英國31年對巴勒斯坦地區的託管，實際上為猶太人移民、土地購買、武裝訓練提供了全方位庇護。可以說，沒有大英帝國的操盤，以色列不可能在1948年橫空出世。二、美國：戰略利益與宗教幻想的雙重驅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衰落，美國接棒。1948年以色列宣佈建國，美國總統杜魯門第一個宣佈承認。自此，美國成為以色列最大的靠山。第一，美國的戰略算計。二戰結束後，美國全面接管了英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巴勒斯坦的地緣價值，不僅是控制蘇伊士航道的關鍵地區，更是美國石油戰略的前沿。美國深知，扶植一個與阿拉伯格格不入的以色列，能夠有效防止阿拉伯世界走向統一，從而保障美國在中東的能源利益與軍事部署。第二，美國國內政治考量。1948年，美國大選在即，猶太裔選民與金融資本對杜魯門的競選提供了很大的支援。時任國務卿馬歇爾明確反對過早承認以色列，但杜魯門為了選票，毅然頂住壓力宣佈承認。歷史學家認為，以色列建國，是一場被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外交豪賭。第三，宗教與文化的因素。美國新教福音派普遍信奉“千禧年主義”，認為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是基督再臨的前奏。這種“聖經政治”，至今仍在白宮與國會發揮作用。美國歷任總統，無不在公開場合重申“美國與以色列的盟友關係是上帝的旨意”。因此，美國支援以色列建國，並非一時興起，而是戰略利益、國內政治與宗教信仰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三、蘇聯：基於現實利益的短暫支援！很多人容易忽視，蘇聯在以色列建國初期，竟然也是積極支持者之一。第一，出於反殖民的考量。斯大林認為，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託管是帝國主義的延續。蘇聯支援猶太復國運動，某種程度上能夠趕走英國在中東的殖民勢力，削弱倫敦在該地區的統治根基。第二，對猶太社會主義者的幻想。當時，大量猶太復國主義者自稱社會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名為基布茲的集體農莊。蘇聯誤判復國後的以色列可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成為中東的紅色橋頭堡。第三，冷戰初期的權宜之計。1947年聯合國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表決，蘇聯與美國罕見地站在同一陣線，共同投下贊成票。以色列建國後，蘇聯更是第一批承認的國家之一。然而很快，蘇聯就發現以色列迅速倒向美國陣營，並成為冷戰中遏制蘇聯的重要前沿。於是，從1950年代開始，莫斯科轉而支援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漸行漸遠。四、阿拉伯世界的失敗與恥辱！1948年，以色列宣佈建國，周圍的阿拉伯國家組建聯軍，試圖扼殺這個殖民產物。然而，阿拉伯人先勝後敗，在美國蘇聯的算計下慘敗收場。以色列不僅站穩腳跟，還擴大了領土，直接把巴勒斯坦的那一份給搶了！阿拉伯聯軍失敗的原因並不複雜，關鍵是分裂與內鬥，各國軍隊各懷心思，缺乏統一指揮。美國和蘇聯提供了雙重支援，使以色列在國際舞台上擁有合法性與武器來源。在美國蘇聯提供武器支援後，以色列軍隊的裝備水平超過了阿拉伯聯軍。第一次中東戰爭直接奠定了中東局勢的基礎，以色列成為西方在該地區的橋頭堡，阿拉伯世界陷入長期的分裂、戰爭與屈辱。五、為什麼必須是巴勒斯坦？中國人應該知道的是，在1930年代，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之後，還試圖讓猶太人在黑龍江地區復國。此後光頭一夥人還探討過讓猶太人在中國雲南復國。萬幸的是，這些計畫都落空了，否則我們將永無寧日。那麼，既然猶太人四散全球，為何最終選擇巴勒斯坦？關鍵是宗教合法性，猶太復國主義必須依託“應許之地”的敘事，才能動員全球猶太人回到以色列。戰略地緣價值也是重要因素，巴勒斯坦位於亞非歐三洲交匯點，是天然的軍事與能源樞紐。英國殖民統治提供了便利，幾十年的時間內，英國控制巴勒斯坦，為猶太人移民與定居提供了“合法掩護”。巴勒斯坦不是猶太人唯一的選擇，卻是大國利益與宗教敘事最完美的結合點。六、中東火藥桶：大國利益的犧牲品！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認為，以色列成功建國，是大國利益博弈的產物。英國把它當作瓦解阿拉伯世界的工具，美國把它當作全球霸權的最硬橋頭堡，蘇聯也曾有過錯誤的幻想！巴勒斯坦人成了最大犧牲品，不斷被屠殺，被迫背井離鄉，世世代代流離失所。直到今天，加薩與西岸的血腥衝突，仍是1948年大國較量的延續。中東火藥桶的根子就在這裡。七十餘年過去，火藥桶依然在燃燒。 (漢唐光輝)

National park to remove photo of enslaved man’s scars川普政府下令拆除多個國家公園有關奴隸制的資訊，以清除“腐蝕性意識形態”。2025年9月15日下午5:55（美國東部時間）《被鞭笞的背》描繪的是1863年路易斯安那州逃亡奴隸彼得·戈登傷痕纍纍的背影。（麥克弗森和奧利弗/國家美術館）據四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已下令拆除多個國家公園內與奴隸制有關的標誌和展品， 其中包括一張顯示曾被奴役的男子背部有傷疤的歷史照片。這些人士因未獲授權接受媒體採訪而要求匿名。他們表示，此次刪除資訊根據唐納德·川普總統今年3月發佈的行政命令，該命令指示內政部刪除反映貶低美國歷史人物的“腐蝕性意識形態”的資訊。國家公園管理局官員對該指令進行了廣泛的解讀，使其涵蓋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奴隸制、同性戀權利或對原住民的迫害等資訊。川普下達命令後，內政部官員發佈了相關政策，要求機構員工報告任何可能違規的資訊，包括標牌和禮品店商品。 川普政府官員還發起了一項活動，要求公園遊客舉報違規內容，但這些活動大多收到了對政府的批評和對公園的讚揚。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最新的命令包括刪除西弗吉尼亞州哈珀斯費裡國家歷史公園的資訊。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曾在那裡領導突襲，試圖武裝奴隸起義。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工作人員還被告知，費城總統故居遺址（喬治·華盛頓曾在那裡囚禁奴隸）的資訊不符合該政策。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教育史的教授喬納森·齊默爾曼表示，這是川普政府對國家公民機構進行前所未有的干預的最新舉措——這一行動還包括川普接管甘迺迪中心並試圖向史密森尼博物館施壓。“這代表著聯邦政府對我們學習內容的權力和控制力的大幅提升，”齊默爾曼說。“由主張教育應該由州和地方管理的團隊為您帶來。”公園管理局發言人 Rachel Pawlitz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所有標牌都在接受審查。帕維利茨說：“如果解釋材料過分強調美國歷史或歷史人物的消極方面，而不考慮更廣泛的背景或國家進步，那麼可能會無意中扭曲人們的理解，而不是豐富人們的理解。”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以及《華盛頓郵報》查閱的檔案，哈珀斯費裡市的工作人員標記了30多個標語，這些標語強調了可能違反川普政策的資訊。這些標語包括涉及種族歧視以及白人對曾經被奴役的人的敵意。該人士稱，公園管理局官員將該提交的內容標記為“不合規”，工作人員現在需要遮蓋部分標誌或將其移除。另外，公園管理局官員下令移除一張描繪奴隸遭受暴力的照片，該照片名為“被鞭笞的背”，拍攝於一座國家公園。這張照片拍攝於1863年，照片中一名男子背上的傷疤可能名叫彼得·戈登，是他逃離奴隸制前被主人留下的。鮑登學院藝術博物館 19 世紀攝影學者安妮·克羅斯說，這張照片當時廣為流傳，北方觀眾對照片所展示的內容感到震驚。“像彼得·戈登這樣的奴隸的屍體向他們揭示了他們從未親眼見過的現實，”克羅斯說，“在許多情況下，這改變了他們關於打敗邦聯、維護聯邦的必要性的政治觀點。”克羅斯說，這張照片後來名聲大噪，在黑人解放鬥爭中被賦予了更重大的意義。《紐約客》將這張照片整合到封面的拼貼畫中，以紀念喬治·弗洛伊德，當時弗洛伊德死於警察之手一個月後。同年晚些時候，維奧拉·戴維斯登上了《名利場》雜誌的封面，露出了她的背部，攝影師達里奧·卡爾梅塞承認他試圖複製這張歷史性的照片。川普在其行政命令中特別指出了費城獨立國家歷史公園的“腐蝕性意識形態”，美國建國者正是在這裡簽署了《獨立宣言》。該公園包括總統府遺址，在首都遷至華盛頓特區之前，喬治華盛頓曾在這裡擔任總統。該府邸於 19 世紀被拆除，但 2010 年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基於考古發掘的展覽。當地倡導者一直呼籲，此次展覽能夠深入展現喬治·華盛頓擔任總統期間，九名被他奴役的奴隸的生活。展覽中，他們的名字被刻在一面花崗岩牆上。“這不僅僅是一些講述奴隸制歷史的標誌，”倡導組織國家公園保護協會大西洋中部地區高級主管埃德·斯蒂爾利說道。“這個地方不僅講述了美國奴隸制的完整故事，還講述了那些被喬治·華盛頓奴役的人們的生活。”辛迪·麥克勞德 (Cindy MacLeod) 曾擔任獨立國家歷史公園的主管 15 年，任期至 2023 年，他表示，試圖將奴隸制從總統府展覽中剔除出去將從根本上改變該遺址的性質。“這只是獨立國家歷史公園眾多展覽之一，”麥克勞德說。“但對我來說，它至關重要。” (邸報)

聯合國大會於9月12日以142票贊成、10票反對、12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一項決議，支援關於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及實施“兩國方案”的紐約宣言。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觀察員里亞德·曼蘇爾圖：央視新聞（資料）看新華社的報導，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觀察員里亞德·曼蘇爾說，幾乎所有人都渴望“打開和平之門”，而紐約宣言為此提供了詳細的路線圖。他邀請“仍在推動戰爭和破壞選項的一方”傾聽理性的聲音。1海叔注意到，宣佈通過紐約宣言的是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在參考消息視訊號相關內容下面，有國內部網路友留言，“看她怎麼那麼面熟”“這不是德國那個前外長嗎”？沒錯，儘管看上去比在任外長期間蒼老一些，但第80屆聯大主席正是出生於1980年的貝爾伯克！同時，要注意到貝爾伯克德國人的身份！要知道，在以巴問題中，德國一直以來扮演者一種自以為小心翼翼、實際上頗為尷尬的角色！因為在二戰中，納粹德國屠戮、迫害猶太人，所以在戰後，當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尋到土地建國——按照猶太人的說法是“復國”之際，德國是給予支援的。9月9日，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中）敲槌宣佈第80屆聯大第一次全會開幕圖：新華社而當以色列建國以後，阿拉伯人與之作戰時，德國當然沒有下場直接幫助誰——那時候的德國被分割為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分別是西方陣營和蘇聯陣營的一分子，甚至在軍事、防務上根本沒有自主權，又拿什麼去支援以色列或者阿拉伯人呢？及至最近這些年，當以色列在中東地區佔據軍事優勢，並對巴勒斯坦人進行屠戮的時候，那怕法國等歐洲國家開始譴責以色列，甚至連目前美國的“小弟”英國都表示不滿的時候，德國往往選擇無視。甚至在英法一致譴責以色列屠殺加薩難民的時候，德國仍在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德國的態度當然不是為了支援以色列進行屠殺，而是其自感在二戰結束之前有愧於猶太人，因此對以色列就有所縱容。但今年7月，德國總理梅爾茨宣佈，將停止以出口任何可能用於襲擊加薩的軍事裝備。緊接著，德國外長瓦德富爾——亦即貝爾伯克的繼任者，在訪問以色列之前，於柏林聲稱：“隨著加薩人道主義危機日益嚴峻，一些國家考慮承認巴勒斯坦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越來越處於少數’，在外交上‘日漸孤立’。”大實話說完，德國也就準備著手承認“兩國方案”了！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圖：資料當然，海叔要說，貝爾伯克如今的身份是聯合國大會主席。這個主席並沒有決斷權。她只是宣讀投票結果而已。假設，紐約宣言未能通過，她也只能宣佈未通過。如今，紐約宣言通過了，不管她心裡怎麼想，還是得宣讀稱“通過”。這是她的職務所繫！2還是要看到，儘管“兩國方案”獲得通過，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即將迅速實施！沒辦法：對美國、以色列來說，這一宣言的通過，有非常無奈的地方。聯合國大會不是聯合國安理會，因此，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沒了一票否決權。美國有勁無處使！沒辦法：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來說，這一斷言的通過，亦是有非常無奈的地方。通過了又如何？只能顯示一種道義上的呈現！但在中東，以色列喊打喊殺、真打真殺；在全球來說，美國就是支援以色列。這時候，他不去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殺戮了。好像諸如人權云云，都可以不談了。曼蘇爾只能說，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開幕後所通過的第一個決議，就是支援“兩國方案”的紐約宣言，這是一個好兆頭。但好兆頭歸好兆頭。“兩國方案”該如何實施呢？海叔所見，決議草案主提國之一的法國代表在投票前表示，紐約宣言制定了實現“兩國方案”的單一路線圖。9月9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第80屆聯大第一次全會上講話圖：新華社這份路線圖主要包括：在加薩地帶立即停火，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建立一個有生存能力、擁有主權的巴勒斯坦國，解除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武裝並將其排除在加薩地帶治理之外，以及實現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並提供集體安全保障。看看好像思路很清晰，其實呢？沒有以色列和美國的配合，這一路線圖當然進行不下去！可以說，大機率還是舉步維艱，無法達成。怎麼辦？就由著美國雙標、袒護以色列？就由著以色列在中東無法無天？國際社會徒喚奈何？海叔要說，“兩國方案”，中國也支援！是好事！好事多磨。問題在於執行“兩國方案”的破局之點在那裡？國際社會該拿出更多勇氣和手段！比如德國，是否還會繼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那怕中斷提供一些時候，又復而提供。這就讓以色列感到無所謂。反正有“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支援，德國那怕不想支援卻又不得不支援。至於法國，叫得凶，實際上對以色列的軍工等等並無幫助。而還有一些強國，實際上與以色列在軍工方面目前沒有更多合作。以色列需要什麼，這些需要是不是美國無法提供的？國際社會是不是可以掐斷一些供應？當然，以色列也有以色列的訴求。以此次紐約宣言中所列，要哈馬斯解除武裝，並排除在加薩地帶治理之外——哈馬斯能否答應？也難！3國際社會已經亮出了態度。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地球人認為，以巴和解才是未來正途！美國有什麼真實訴求，能否也拿出來說說。比如，美國是否想要滅絕巴勒斯坦人，明說好了！(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