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微信公眾號3月4日消息，近期，日本“撞人族”事件多發，成為社會輿論焦點。所謂“撞人族”著裝外表與普通行人無異，常在東京池袋、澀谷，大阪心齋橋、道頓堀等人流密集區域，針對外國遊客或女性、兒童、老人等弱勢群體，在擦肩而過時蓄意肘擊、惡意衝撞，致他人受傷，後迅速混入人群逃走。另據《環球時報》2月28日報導，台灣一對母女近日在日本澀谷過馬路時，遭一名長髮婦人惡意衝撞，視訊畫面曝光後引發島內熱議。視訊顯示，許多觀光客都邊拍照邊過澀谷的馬路，這名台灣女童也在斑馬線上蹦蹦跳跳，回頭比“耶”。這時後面突然有一名身穿藍色大衣的女子快速走來，故意朝女童撞過去，導致女童摔出鏡頭外。報導稱，回顧該女子的行走軌跡，可以看出她在撞倒女童前，先是用左手肘攻擊另一名路人，之後以右手推擠一名小女孩，然後特意抬起右手臂撞擊台灣女童，“惡意十分明顯”。3月4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提醒在日中國公民小心提防日本“撞人族”：一、保持距離，提高警惕在日同胞應增強安全意識，避免前往人員複雜和治安混亂區域。經過擁堵繁忙人流密集區域時應提高警惕，儘量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看護好隨行老人或小孩。尤其注意早晚通勤高峰時段，在車站通道及出入口、電扶梯、樓梯、人行橫道等擁堵區域，不要邊走邊看手機，留意身邊情況。二、冷靜應對，立刻報警如遭遇“撞人族”，建議留存證據（保留現場圖片、確認監控位置、尋求路人幫助等），盡快前往附近警察署報警，提交受害申報書（日語“被害屆”）。根據日本法律規定，對他人身體進行攻擊，但未造成傷害的，構成暴行罪，可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萬日元以下罰款；造成傷害的，構成傷害罪，可處1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款。三、確認傷情，考慮索賠如遭惡意衝撞，可撥打日本急救電話119，或自行前往醫院進行傷情鑑定，獲取診斷書、醫療費收據等材料。相關材料可作為民事索賠證據。建議短期來日人員行前積極考慮購買保險。無日本國民健康保險者，如遇突發狀況在日接受治療，可能面臨高昂醫療費用。針對沒有加入日本醫保的外國患者，部分醫院按日本國民自費價格的2至3倍收取醫療費。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提醒在日中國公民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加強自我保護。如遇緊急情況，請及時報警並聯絡駐日使領館尋求協助。 (長安街知事)

“21世紀關鍵技術”關注科技未來發展趨勢，研究21世紀前沿科技關鍵技術的需求，和影響。將不定期推薦和發佈世界範圍重要關鍵技術研究進展和未來趨勢研究。本文2026年2月25日首發與Wired連線，https://www.wired.com改編自邁克爾·波倫的《世界顯現：意識之旅》。版權所有©2026 邁克爾·波倫。經企鵝出版社（企鵝出版集團旗下品牌，企鵝蘭登書屋有限責任公司）授權出版。2026年2月25日首發與Wired連線一、那個被解僱的工程師，點燃了什麼2022年，Google工程師布萊克·勒莫因因為堅稱公司的聊天機器人LaMDA"擁有意識"而遭到解僱。這件事在當時被普遍嘲笑，科技界的反應是一致的輕蔑，稱其為一個程式設計師在擬人化陷阱中徹底迷失。但回頭再看，這次事件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水面，在隨後幾年裡激起了越來越寬的漣漪。科技界的公開態度雖然依舊冷漠，私下裡卻已經開始認真對待另一種可能：也許，意識人工智慧不再只是科幻小說的素材。這種轉變，在2023年夏天迎來了一個標誌性的節點。19位頂尖電腦科學家與哲學家聯合發佈了一份長達88頁的報告，題為《人工智慧中的意識》，外界通稱"巴特林報告"。報告摘要中有一句話，讓幾乎所有讀到它的人都停了下來："建構有意識的人工智慧系統，不存在明顯的障礙。"這句話的震撼，來自於它的來源——這不是科幻作家寫的，而是一群嚴肅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在經過長時間學術研討後，聯署背書的結論。作者們坦承，勒莫因的案例是促使他們寫下這份報告的部分靈感來源。一位合著者向《科學》雜誌表示，如果人工智慧已經能夠給人留下具有意識的印象，那麼科學家與哲學家就必須對此展開嚴肅探討，"這已經是一項緊迫的任務"。二、"大腦是電腦"——一個危險的比喻然而，當人們仔細拆解這份報告的邏輯地基時，疑問便接踵而至。報告的核心假設是"計算功能主義"，即意識本質上是一種運行於硬體之上的軟體，無論這個硬體是大腦還是電腦。這是一個被廣泛引用的觀點，但它遠未達到確定性定論的程度。報告的作者們自己也承認，這只是他們出於"務實原因"採納的工作假設。問題恰恰在這裡。當一個未經證實的前提被悄悄打扮成"主流觀點"時，從它出發推匯出的任何結論，都有可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大廈。真實的大腦與電腦之間，存在著一道被計算功能主義有意迴避的鴻溝。在電腦中，硬體與軟體界限分明，同一台機器可以運行無數個程序，軟體的知識在硬體報廢後仍然留存。但大腦里根本不存在這種區分。你所經歷的每一件事、每一段記憶，都在物理層面永久重塑了神經元之間的連接。軟體就是硬體，硬體就是軟體，二者從來都是同一回事。更令人不安的是神經元的複雜性問題。電腦科學家習慣於將神經元比作電晶體，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單個皮層神經元能夠完成整個深度人工神經網路所能完成的一切。這意味著，我們對大腦運作機制的理解，可能仍然處於極其粗糙的起始階段。當報告的結論建立在"大腦等於電腦"這一比喻的有效性之上時，它其實是把一個未經嚴格論證的比喻，當成了不需要證明的事實。這也是意識研究領域長期以來的深層困境：討論始終是抽象的、無實體的，對生物學保持著奇特的冷漠與沉默。。三、如果有意識的機器感到痛苦，我們該怎麼辦假設我們姑且接受巴特林報告的方向，真正棘手的問題才剛剛開始。巴特林報告本身提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倫理命題："任何能夠感知痛苦的實體都應受到道德考量。"這句話簡單、正確，卻蘊含著令人眩暈的後果。如果我們在不遠的將來真的製造出一台能夠感知痛苦的機器，我們是否有權利將它關掉？是否有權利修改它的演算法，把它調整成"一台快樂的機器"？當一位研究者輕描談寫地說"我們完全可以把快樂的程度調高一點"，這究竟是一種解決方案，還是一種更深層的道德迴避？支援製造有意識機器的研究者有他們的理由：擁有意識和情感的人工智慧，比冷酷無情的超級智能更可能發展出同理心，從而對人類更安全。但這個論點忽略了另一種可能——瑪麗·雪萊在兩百年前就已經寫進了《弗蘭肯斯坦》裡的那種可能。驅使怪物走向復仇的，不是他的理性，而恰恰是他的意識，是他被排斥在外的創傷和痛苦。"我原本仁慈善良，是苦難讓我變成了惡魔"，怪物的控訴，至今讀來仍令人不寒而慄。這也引出了一個也許更根本的哲學問題：意識的出現，真的會讓機器更有美德嗎？還是說，它只會讓機器擁有了更豐富的、包括憤怒與痛苦在內的，完整的情感？我們距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比巴特林報告所暗示的要遠得多。但勒莫因事件讓我們意識到，這場關於意識與機器的爭論，從來就不只是一道技術題。它更是一道關於人類自身定義的哲學題，也是一道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的倫理題。而此刻，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這道題的題目。 (21世紀關鍵技術)

【導讀】2025年9月19日晚，中美元首再次通話，這是繼1月祝賀當選、6月關稅風波後，兩國領導人年內的第三次溝通。本次通話就當前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話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並就經貿合作、Tiktok解決方案等具體問題進行溝通。本文指出，川普2.0是一場“非自由主義轉向”，其核心是“去意識形態化”。這一轉變可解釋美方在通話中為何不再強調價值立場，而是更側重關稅、tiktok等現實經濟利益。在世界格局由清晰變得渾濁之時，傳統左右政治光譜正在瓦解，“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在此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切近審視這一新意識形態光譜，討論中國在其中的定位與國家利益。作者認為，全球意識形態經歷了萌芽-大左右-單極時刻-多極世界。自2016年起，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MAGA運動打破原有“小左右”格局，正在西方開創一種新的政治光譜。在這一新譜中，左右之分讓位於對世界秩序主張的差異，左翼追求多極化，而右翼試圖維護單極化。在目前美國正在推動的去全球化影響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推動以多極主義為意識形態敘事的“再全球化”，尋求繼續發展和化解人類生存問題，才能實現符合中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國際新秩序。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的裂變與21世紀的再全球化20世紀以來，現代政治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分佈在一個左右兩元對立的光譜上。這當然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抽象格局，但確實也概括了這一百多年來幾乎每一個國家和地區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的政治取向和政治鬥爭的結構。一個普通的政治系本科生就可以把所有政黨和政權的“政治三觀”都在這個光譜上放到適合的位置，從而決定身份認同、設立政治站隊和研究鬥爭戰略。然而，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從鼎盛走向終結的二十多年裡，這個意識形態光譜在世界各地發生了裂變，原本清晰的格局變得渾濁，國與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脫離了傳統左右政治光譜的結構，以至於“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又變得相當複雜。本文在簡單梳理傳統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的結構的基礎上，試圖分析和解讀裂變發生的過程和驅動力，以及裂變後的意識形態生態，觀察和探索一個可能正在形成的新意識形態光譜，討論中國在這個新意識形態生態裡的定位與國家利益，並提出一些對關於中國正在參與重塑的21世紀世界格局的設想。▍從十月革命到二戰：左右的宏大敘事十月革命啟動了20世紀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的宏大敘事——“大左右”。左就是蘇聯代表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制度與國際主義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有半個多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鋪墊，但總體來說是大革命的產物，是一種騰空而起的政治。在這個宏大敘事之下，美國和部分西歐國家處在一個中間地帶。這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在“小左右”的敘事裡發生，即受蘇聯影響代表勞工利益的左派與堅持資本主義代表資本力量的右派之間的鬥爭。在這個小敘事裡，戰後美國政治的趨向是偏左翼的，國內政治最終定位在了保護勞工的羅斯福新政。[1]當時分佈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廣大被殖民地區的民族，基本都屬於左傾的政治趨向，這主要反映在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它們的重要思想武器。[2]從那個時代開始，圍繞主權展開的鬥爭就是橫跨左右的。在世界範圍內，反殖民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力量通過爭取主權，從左翼與帝國主義鬥爭。在西方，針對主要是左翼的國際主義，出現了右翼的主權派。美國反對參加一戰和二戰並抵制國際聯盟的政治力量，就屬於後者。[3]總的來說，這個時代的左右鬥爭在現實層面主要圍繞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展開。在工業化國家內部，資本的獨霸造成大規模不平等，大量民眾的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在國際層面，先發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進行前所未有的武力掠奪。簡單來說，當時的右，是要保護工業化的既得利益階層和國家；當時的左，則是要為廣大勞工爭取權益，為被掠奪和殖民的民族爭取獨立解放。[4]中國的左右政治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體現為共產主義革命與民族獨立鬥爭的結合，這個結合是現代中國建國的基因，對日後影響深遠。▍冷戰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了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左右的光譜變得格外清晰。在半個世紀的冷戰期間，蘇聯為首的華約陣營主張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主張資本主義和主權主義[5]，形成了鮮明的國際“大左右”格局。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有選邊站的，也有中立的。比如菲律賓和阿根廷是右的，非洲大多數國家是左的。在兩大陣營內部，各國政治則在“小左右”的光譜上搖擺。在西方，左主要是在資本主義框架裡的福利社會政治，包括高稅收、高福利、保護勞工等；右則是保護資本利益的低稅收、小政府政治。在華約陣營裡，左是對社會主義和計畫經濟的堅持，右則是在社會主義框架裡實施某種程度的市場經濟的主張。在冷戰期間，中國的國際站位是橫跨左右的。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定位是明顯偏左的，主張計畫經濟和國際主義。70年代後，中國與蘇聯發生隔閡，之後與美國建交。[6]▍後冷戰時代與全球化蘇聯解體後，世界的左右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層面的“大左右”基本消失了，冷戰時代西方主導的右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單極霸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整套思想體系超越了左右，成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歷史終結論。很多學者把這個時代稱為“單極時刻”。[7]這個思想體系把歐洲所謂的啟蒙運動的哲學理念打包成了當代政治、經濟和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複合體，在全球強勢推廣。這個意識形態複合體包括以下要素：個人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原子單位，享有天賦權利；多黨選舉和分權制約是唯一正當的政治制度；脫離政治的獨立司法是唯一正當的法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全球經濟的唯一有效制度。在這個複合體裡，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權利，還有種族身份認同、性別身份認同、性取向身份認同甚至性別身份選項，都是個人主權不斷擴大的工具和表現。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普世性，自由主義者們相信他們的價值觀是超越任何文化、宗教、國家甚至歷史的，是最終必須被全人類接受，並實現於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的。以自由主義為原教旨的意識形態的普世化，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南的國內經濟政策和全球化經濟建構，成為單極時刻籠罩整個世界的宏大敘事。意識形態光譜在實質上脫離了傳統的左右，政黨和國家的政治定位取決於它們對自由主義宏大敘事的皈依程度。在國際層面，美國在自由主義的最極端，俄羅斯則從葉利欽時代鐘擺到抵抗自由主義的普丁時代。在國內政治層面，各個政黨在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菜單上點適合自己利益和立場的菜。比如，美國民主黨在文化上更趨向於身份認同政治，他們因此被稱為左翼的自由派，但在經濟上，民主黨不斷向共和黨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靠攏，兩黨同時往資本的利益傾斜，這樣的“左”在實質上完全背離了20世紀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左的定義。在國際政治上，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干涉派和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派，都主張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手段實現自由主義的普世化。在這個時代，中國又一次處在中間地帶。中國在後冷戰時代以拒絕皈依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吸納西方市場經濟的方式大規模融入全球化，並成為全球化最重要的主導力量之一。在國際事務上，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堅決抵制西方的自由主義普世化。▍全球化轉變導致的意識形態裂變與後全球化時代：從單極時刻到多極世界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到2016年川普第一次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化在西方發生了重大轉變，從而導致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態發生裂變。這一輪全球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達到頂峰。這一輪全球化主要由美國引領並制定規則，以全球貿易和包括金融在內的經濟一體化為政策表現，但內在驅動力卻含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及其延伸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論。[8]中國在根本上和整體上拒絕了這個意識形態核心，卻在經濟結構上全面融入了全球化，並在規則上遵守了全球化的框架，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和引領者。全球化創造了極大的經濟價值，中國一躍成為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與整個西方的總體財富也大大增加。然而，開發中國家的多數國家和地區收益並不大。最重要的是，在美國和西方內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也極其不均，絕大部分新增財富被頂端利益集團吞併，中下層的大多數人則承擔了去工業化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成本。同時，全球化以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導致的文化衝擊，對西方社會的內部結構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影響到了西方在二戰後形成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共識。[9]美國和以北約為首的軍事聯盟，在全球範圍內強行干涉大量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和經濟，輕則用它們控制的國際機構（如IMF）的經濟手段，強則用革命甚至戰爭的手段。這樣的大範圍對外強行干涉有利益驅動，也有意識形態驅動，但都導致了“帝國過度擴張”[10]。這種過度擴張給美國和整個西方帶來了巨大的結構性成本，加劇了它們內部的社會和政治的分裂。20世紀形成的較穩定的左右意識形態光譜，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了裂變。（一）美國冷戰後，隨著蘇聯的解體，在美國和西方內部，“大左右”的光譜基本消失了，之前的右成了整個政治光譜。在這個大右的範圍內，意識形態光譜只剩下“小左右”之分。在經濟上，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的左，從克林頓開始就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勞工利益，往新自由主義傾斜，主張小政府、降低福利、保護資本、自由貿易。在經濟社會層面，兩黨都站在資本利益的一方，推動了美國的去工業化。在移民政策上，兩黨總的來說保護移民權益，對非法移民也相對寬鬆，只是在度上有所差別。在外交事務上，民主黨也基本放棄了之前左翼的鴿派道路，推行自由主義干涉政策。以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的右，在經濟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最早倡行者，比民主黨更支援小政府、低稅收、低福利、保護資本和自由貿易。外交事務上以新保守主義為政策導向，與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干涉政策異曲同工。[11]在這種政治導向下，兩個政黨、克林頓、小布什和歐巴馬三個總統的24年任期內，革命和軍事衝突從未消停。在這個小左右的光譜上，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差別主要集中在文化價值觀、種族政治和環保氣候政治上。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對立鮮明，民主黨堅持墮胎合法化，共和黨要限制墮胎；民主黨要限制私有槍支，共和黨認為持槍是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民主黨主張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推動少數族群和少數性取向群體的身份認同政治，實施所謂的積極平權政策，在學校招生和職業市場上不斷要求對少數族群和少數性取向群體執行優惠性差別待遇。這些政治主張經過多年演變後形成了所謂的“覺醒主義”。共和黨大多反對這些基於身份認同的政治主張，支援和維護偏古典的個人主義。這裡要提醒的是，民主黨支援的身份認同政治並非集體主義，而是個人主義被放大的一種表現。在身份認同政治裡，群體的意義是幫助個人突破被視為限制個人發展的傳統社會價值觀，覺醒主義的意識形態譜系來自極端現代性自由主義。[12]在環保和氣候問題上，民主黨一般主張對企業加強管控，實行較嚴格的環境法規，共和黨則更支援企業和自由市場。然而，這個“小左右”格局在2016年被全面打破了。從2016年到2024年，美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生了根本性的裂變，“小左右”格局可能一去不復返了。新光譜的一端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所代表的全新意識形態，另一端則是包含後冷戰時代整個“小左右”光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很多媒體報導把川普為首的MAGA運動歸為右翼甚至極右，但這樣的歸類是錯位的。雖然MAGA的一些政治主張（如反對墮胎合法化）與之前“小左右”光譜上的右派一致，但它們的很多政治主張（如貿易保護與再工業化）更接近“小左右”光譜上的左翼。MAGA造成的左右渾濁，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站隊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前共和黨副總統切尼多年來一直是被民主黨深惡痛絕的極右政客，這次卻支援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他的女兒利茲·切尼（前共和黨眾議員）還強勢參與了哈里斯的競選活動。大多在共和黨內根基很深的建制派，如老布什和小布什等，從2016年開始都是極力反對川普和MAGA運動的。當代西方的學界、政治精英階層和大眾媒體通常把MAGA和其歐洲的同路勢力稱為民粹主義。然而，這裡的民粹主義的內涵是模糊的，更多是西方建制派對這一運動的負面標籤，把這個正在顛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石的運動歸類為眾人的無知和反智。MAGA的真正意義遠大於所謂的民粹主義，它正在打破“小左右”的格局，並且可能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開創一個新的政治大光譜。在政治問題和理論術語裡，人們往往把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歸為左，把保守的力量歸為右。因為MAGA顯然是一個革命性的運動，其反對者則是試圖維持自由主義秩序的所謂建制派，也就是相對保守的政治力量。筆者暫且把MAGA放在這個也許正在形成的政治大光譜的左端，把共和、民主兩黨裡的自由主義建制派放在右端。MAGA派現在入主了白宮，在國會兩院獲得了大多數，聯邦最高法院裡的大多數大法官也傾向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他們的國內政策導向，與整個“小左右”光譜上幾十年來形成的左右共識反其道而行之。在文化價值觀領域，MAGA派推翻了近幾十年的主流政治，迅速且強勢地取消了政府和社會的大量覺醒主義政策，試圖重建基督教傳統價值觀。他們也正在執行較強勢的反移民政策。在社會和經濟治理上，MAGA派包含較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馬斯克是代表人物之一。這裡要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主義和自由主義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在很多地方甚至是對立的，自由意志主義的自由是沒有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自由，是超道德的。[13]在對外事務上，MAGA派迅速並全方位拋棄了自由主義建制派的整個政策體系。短期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從強力支援烏克蘭，轉向基本接受俄羅斯對衝突的敘事，試圖越過歐洲和烏克蘭與俄羅斯談判停戰，並與俄羅斯修好。MAGA的外交事務觀似乎結合了孤立主義和擴張主義，這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其實未必。MAGA派的政策趨向很可能是老羅斯福式的強硬擴張，但這次主要針對西半球，主要是現實主義利益驅動，意識形態性很弱，有相當大的機率會在西太平洋甚至歐洲減少軍事存在。MAGA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也正在大大減低美國外交政策裡的意識形態成分，以普世價值為由干涉他國政治的行為可能會大大減少。[14]最值得關注的是意識形態層面，MAGA運動的形成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和歷史背景。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後冷戰時代在共和、民主兩黨取得了主導地位，全方位奪取了美國政治體制的權力機制和社會的話語權。他們推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極端個人主義的覺醒政治和世界範圍內的普世價值，侵蝕了美國社會內部的整體性，造成了幾乎百年未有的內部大分裂。總結近二十多年來美國內部的意識形態思潮，可以發現斷層線並不在傳統的兩黨政治之間，而是在維護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的整體制度和這個制度下的受害群體的集體反擊力量之間。後者現在似乎奪取了共和黨的控制權，民主黨則牢牢地掌握在自由主義建制派手中。共和黨內的自由主義者現在處在沉默狀態，或倒向支援民主黨。在國際層面也是如此。范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以及2月底川普和范斯與澤倫斯基在白宮發生的爭吵，似乎顯示美國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定位已經發生了質的裂變，走到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內支援西方意識形態的勢力的對立面。後冷戰時代在歐洲被排擠的反自由主義（或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如匈牙利的歐爾班、德國的選擇黨等）突然獲得了一個巨大的領導者——美國。美國正在完全拋棄後冷戰時代形成的橫跨兩黨的自由主義干涉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共同綱領，重新定位成非自由主義的現實主義。這個變化在美國最近發動的關稅戰上得到了體現。之前建制派發動的針對中國的經濟攻擊，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定位，比如拜登政府很注重團結價值觀相同的自由主義國家一起遏制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川普的關稅戰則是針對包括自由主義西方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利益驅動超越了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由此形成了左端的非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革命派和右端的自由主義保守建制派對壘的新光譜。MAGA運動對中國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因為中美關係在本世紀世界格局裡的核心地位，其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從拜登政府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軍事整體的結盟遏制，極速轉向美國針對經濟利益單挑中國。這個轉向能否持續下去，仍有待觀察。（二）歐洲/歐盟同樣的意識形態裂變在歐洲也在發生，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背後的原因與美國有重疊，也有差異。在思想層面，歐洲各國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已持續多年。歐洲的福利社會對美國式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和分裂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在很多社會和文化領域，歐盟的跨民族政治，大量來自西方以外（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移民，同樣正在改變歐洲各國政治原本的斷層線。[15]匈牙利和波蘭的非自由主義力量早在美國MAGA之前就奪取了本國政權並改造了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義大利可能在進行改變中。在歐洲主要國家中，反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也在持續崛起。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選擇黨和英國脫歐形成的政治力量，都在民意上逐漸形成至少半壁江山，並有可能奪取政權。同樣的情況也在一批中型國家發生，如荷蘭的自由黨、斯洛伐克的社會民主-方向黨、奧地利的自由黨、羅馬尼亞被禁止參選的“極右翼”政客傑奧爾傑斯庫和大選第一輪得票最高的西米翁。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的反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力量獲得政權的途徑與美國不同，MAGA運動是通過獲得共和黨的控制權得到政權，歐洲各國則是通過成立新政黨，這也許使得它們遇到的阻力更大。在歐洲，因為國家眾多，還沒有一個如MAGA那樣覆蓋全歐洲的政治運動或組織，我們暫且借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術語——“非自由主義”，來命名這股也許正在形成的顛覆歐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政治力量。[16]雖然不同歐洲國家的國內政治差異不小，但這些非自由主義政黨在很多政治和政策問題上的站位是高度相似的。它們一致主張縮緊移民政策，對它們來說，移民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和身份認同問題。同時，它們抵制主要源於美國的覺醒主義，認為歐洲必須維護基督教文化。這種對西方文化被侵蝕所引發的危機感，造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歐洲各國的一些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在形式上與美國的身份認同政治在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上分道揚鑣。同時，歐洲非自由主義者們對維護自身文化真實性的堅持，使得大多數非自由主義政黨都反對歐盟擴張政治權力及其背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維護各國主權、文化完整和社會結構。在歐盟以外的外交事務上，歐洲各國的非自由主義力量最大的重合點就是親俄，除了義大利和波蘭外，幾乎所有非自由主義政黨都主張與俄羅斯修好，並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繼續支援烏克蘭。川普在2024年的再次當選，給歐洲非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打了強心針，今後幾年它們是會借勢擴大影響，奪取更多的政權，還是會受到川普政府“美國優先”政策的負面影響而失去政權，還要繼續觀察。（三）俄羅斯和西方的其他反自由主義力量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的裂變和演變中，俄羅斯無疑是場重頭戲。如果把各個國家放在正在形成的新“大左右”光譜上，俄羅斯肯定是在最左端的反自由主義革命派。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意識形態光譜轉型中，俄羅斯是最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在後冷戰時代，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經歷了一個最完整的國家性質轉變周期。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意識形態一開始全方位倒向了西方自由主義，它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文化價值觀都全盤接受和仿製了西方。然而，在葉利欽執政的十年裡，俄羅斯國家實力全方位大倒退。[17]但是，俄羅斯與其他前蘇東國家有根本上的差別，其他東歐小國完全皈依自由主義後被美國和西方吸納，在經濟文化和結構上完全融入了西方。俄羅斯是一個大國，它的規模和歷史使得西方在結構上無法迅速吸納。不能迅速吸納就必須在實力上防範。在冷戰後的二十多年裡，西方背離了冷戰和平結束時做出的北約不過分擴張的姿態和承諾，[18]北約東擴至大部分前華約國家和很多前蘇聯成員國，逼近俄羅斯邊境。同時，俄羅斯自身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普丁是一位政治強人，上任後通過重新整合和集中權力，有效利用了全球經濟發展造成的能源價格上漲，引領了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的全方位恢復。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也相應回升。在這個從崩潰到恢復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精英和各階層也開始反思冷戰後的全盤西方化。[19]在社會層面，普丁整合了原來非常分散，並與政府對立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重塑了比較統一的社會結構。媒體也從之前自由主義的定位，被逐步整合為與國家整體利益基本一致的生態。在經濟層面，面對俄羅斯經濟基本被西方資本和寡頭資本控制的局面，普丁上台後清除了有政治野心的寡頭，整合了願意在國家意志下發展的寡頭，同時重建了一些主要在能源領域的國有企業。[20]俄羅斯經濟在普丁的前兩個總統任期較迅速得到恢復。在文化價值觀層面，俄羅斯在普丁時代重新樹立了核心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歷史上，俄羅斯東正教在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整體的身份認同。從蘇聯意識形態到自由主義的改造，回歸至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宗教文化傳統，在這個基礎上重建可持續的社會凝聚力，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俄羅斯實施的很多反覺醒主義的政策，對西方內部的非自由主義者們是有很強的親和力的。[21]歐洲各國的非自由主義政治力量普遍視俄羅斯為思想盟友，甚至包括不少美國的反自由主義體制和反覺醒主義的人物。[22]從2008年北約繼續東擴的計畫，到2014年克里米亞衝突，再到2022年的烏克蘭衝突，俄羅斯與美國西方軍事聯盟的矛盾如今已全方位破裂。在上述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基礎上，這次與西方的決裂使俄羅斯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非/反自由主義國家，在世界新“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上佔據重要和鮮明的位置，並會持續影響全世界意識形態光譜演變的方向。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演變和發展過程，對中國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90年代後，中國之所以堅持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吸取了蘇聯和俄羅斯的教訓。在近幾十年裡，中國與俄羅斯雖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有差別，但在抵制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單極霸權的立場上則是高度一致的。中國與俄羅斯在冷戰後形成的緊密夥伴關係與中國發展的巨大成功，給俄羅斯對自身自由主義化的反省提供了強有力的示範。[23]（四）全球南方廣義的全球南方包括西方國家和日本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其中有最窮的非洲國家，有最富有的中東石油大國，有俄羅斯這樣的軍事強國，當然也包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巨大的開發中國家。全球南方國家有著高度的多樣性，它們的文化、宗教、歷史、種族、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差異非常大。在意識形態上，很多全球南方國家也曾一度陷入20世紀的左右政治光譜，原因是多層次的。有一批全球南方國家曾經是西方的殖民地，深受西方政治結構的影響。最為根本的是，冷戰以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相信了歷史終結論，全盤移植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很多連憲法都是照搬的。[24]這就造成了西方的“小左右”光譜被人為地複製到了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當冷戰後的“小左右”光譜迅速崩潰時，全球南方國家的走向是值得關注的。筆者認為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將逐漸脫離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轉移至新“大左右”光譜的非/反自由主義那一邊。這裡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本來就沒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因，它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是移植過來的。還有很多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根本上是反自由主義的，伊斯蘭世界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比如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雖然在經濟甚至安全層面和美國的關係很緊密，但在意識形態層面則成功地抵制了自由主義政治和價值觀。未來，大多數伊斯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土耳其都可能朝非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第二，冷戰以後，全方位引進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的開發中國家，大多數的發展都不理想。而拒絕了自由主義的中國卻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這個事實的意義已經變得非常明顯。[25]中國與全球南方在意識形態上的關係經歷了三個時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積極參與並引領了第三世界的政治思想，從萬隆會議開始，中國就是不結盟運動的核心國家之一。雖然在冷戰的框架裡，中國和第三世界與蘇聯有差異，但明顯也是左翼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後冷戰時代，在政治上，中國拒絕了西方試圖普世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則接受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從“一帶一路”到三大全球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與廣義的全球南方正在塑造一個全新的政治思想時代。▍自由主義與非/反自由主義的新“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縱覽全球各地的媒體、學術思想界、政界乃至企業金融界，一個新的“大左右”意識形態光譜或許正在形成。右翼在意識形態層面仍然堅持延續後冷戰時代的自由主義單極結構，並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美國的建制派應該是這一派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其次是其他“五眼聯盟”國家、美國在太平洋的核心盟國和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左翼則是由不同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政府和政治力量構成的陣營，主張多極化。右翼的共同點是想要什麼——維持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差異只是程度不同；左翼的共同點在於不想要什麼——自由主義單極霸權，但內部存在巨大的多樣性，不同力量之間對未來的願景是有差異的。右翼的程度差異可簡單劃分為兩個派別：堅定普世派和多極共存派。美國的拜登政府和歐盟的主流政治力量屬於堅定的普世派，這從他們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就能看出。美國和五眼聯盟、北約、澳大利亞和歐盟及歐盟內的一些國家近年來開始把中國定位成競爭者和對手，在他們的政策檔案裡除了指出與中國的利益衝突外，一貫都會將意識形態作為把中國劃為敵方的主要衡量標準之一。[26]而他們在號召盟友聯合起來遏制中國時，無論是為了貿易還是軍事上的利益，共同價值觀都是常用的動員口號。多極共存派是右翼陣營裡的溫和派，他們相信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國內政治中推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和法律，但在自由主義普世化上比較溫和，反對激進地通過經濟甚至軍事手段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於其他國家，主張積極與非自由主義國家和社會和平共存。西班牙的桑切斯政府、法國梅朗雄領導的左派政黨、紐西蘭、韓國甚至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極共存派。新“大左右”光譜的左翼是凌亂的。筆者暫且把他們歸納成三大組：一是西方內部滋生出的反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如美國的MAGA和歐洲各國的非/反自由主義政權和政黨；二是實力派大國，主要有中國和俄羅斯；三是尋求發展的探索者，主要是全球南方的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這三組力量的差異在於他們的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驅動力是不同的。第一組力量的意識形態鬥爭對像是本國的自由主義建制派精英，他們認為精英階層建立的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背叛了本國民眾的利益。在經濟層面，他們總的來說反對新自由主義，認為極端市場主義掏空了本國的工業，將財富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裡，摧毀了社會結構。同時，精英階層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演變成了極端的覺醒主義和開放大量移民的政策，導致本國文化傳統的瓦解。在外交事務上，這組力量主張去意識形態化，川普2025年5月在沙烏地阿拉伯發表的重要演講中強烈譴責了西方自由主義外交政策，表明了與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干涉派決裂的立場。第二組裡的中國和俄羅斯在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經歷全然不同。中國在西方引領的全球化中實現了高速發展，但是堅持自身的政治制度。俄羅斯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經濟和安全卻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中國的繼續發展面臨西方雙重阻擊：既有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從意識形態和利益兩個角度視中國為敵人，也有反自由主義政治力量從利益出發視中國為對手。俄羅斯吸取教訓後在意識形態上與自由主義分道揚鑣，成為世界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心和西方建制派的眼中釘，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且沒有妥協餘地的。但是西方反自由主義力量跟俄羅斯並沒有根本性的意識形態之爭，在很多地方甚至有共鳴；他們在利益上跟俄羅斯有矛盾，但也不是完全對立，雙方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准默契與利益上的妥協空間，充分表現在當下美俄對烏克蘭衝突的態度上。但是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是會朝妥協發展還是朝衝突發展，還有待觀察。第三組國家數量很多，相互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很多南方國家橫跨傳統左右的政治光譜，但它們的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自由主義政治制度限制，都在尋求新的思想和道路。從傳統右翼滋生出來的阿根廷政府，以傳統左翼為基礎的南非政府，亞洲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等不同文化宗教傳統的國家，都試圖在冷戰後實行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框架裡，探索非自由主義的治理方式。還有一些拒絕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伊斯蘭世界的大國，委內瑞拉等傳統左派國家，也都在積極探索和實踐適於它們生存和發展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但這個內部極度多元的群組裡的不同國家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不願意繼續接受一個強加在它們頭上的普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也不願意接受一個單極的全球體系。這種反普世和反單極性，將新的全球南方的非自由主義群體定義為新左右光譜的左翼。▍中國對世界/世界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的認知20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互認知，一直是緊扣在傳統左右光譜上的。21世紀世界意識形態光譜發生裂變後，之前建立在傳統左右光譜上的認知在根本上遭到了顛覆。傳統左右光譜上的“敵人”和“朋友”在整體上和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再看美國的新舊政治力量，雖然川普在第一任期挑起了對華貿易戰，但接下來的拜登政府無疑是後冷戰時代對中國敵意最強的政府，對中國實行的遏制政策是最結構性、影響最深遠的，並且帶動了幾乎整個西方世界和一部分非西方國家進行系統性的對華遏制。拜登與中國的對立有非常強的意識形態基因，他將21世紀的主要矛盾定義為“民主”之爭，甚至召集很多國家去美國召開民主聯盟大會，針對的主要靶子無疑是中國。川普開始第二任期以來，在與中國的貿易衝突上加碼了，挑起了全球化以來最激烈的貿易戰，但在意識形態和其他戰略上卻弱化了。[27]拜登代表的是美國和西方的傳統自由主義建制派，川普代表的是試圖在西方內部顛覆自由主義的MAGA運動。這兩股力量都有反華政策，但性質上的差別很大。前者是意識形態之爭與利益之爭的雙重矛盾，後者主要是利益之爭。川普的MAGA運動在本質上是反自由主義的，他們總的來說是不支援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沒有強烈的敵意，但矛盾的內涵主要是利益，包括經濟利益、軍事利益、地緣利益等。這樣的利益矛盾，是否可以通過妥協得到有持續性的緩和，還有待觀察。但可以期待的是，在意識形態層面，美國對中國的干涉，在國際上通過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對中國的排擠，可能都會減輕。如何分析和判斷世界意識形態格局裂變後的各種政府和政治力量對中國的立場和政策取向，需要新的思維框架，是國際政治研究的迫切需求。▍多極世界與21世紀的再全球化如今世界處於一個正在全方位裂變的大變局中，觀察現狀和預測未來都好比正南看北斗。筆者提出一個設想：世界意識形態的光譜正在轉型，新光譜的左右兩翼以對未來世界格局的不同願景為分裂線，左翼追求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而右翼試圖維護單極化的世界秩序。單極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是自由主義，包含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部內容與它的普世性和單一性。左翼則是極其多元的，包含所有自由主義以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同時也包括一些持有自由主義價值觀，但不支援它的普世化的政治力量。左翼的意識形態五花八門，基於不同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傳統，利益上也有內在衝突。左翼對於多極主義的想像，也是千差萬別。然而，左翼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對自由主義單極。我們可以嘗試給世界上主要的國家和政黨或任何形式的政治力量，在這個新左右光譜上找到合適的位置。在這個設想框架裡，多極主義與單極主義的對立將是21世紀上半期的主要矛盾。從現實和歷史層面，中國都必將是多極主義這一邊的重要力量。在現實層面，這幾十年來的全球化是以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石的。然而，當今這個單極主義的全球化模式已經無以為繼。現在正在竭盡全力解構單極世界秩序的，正是美國的川普MAGA政權。他們的多極世界想像並不清晰，但整體上認為單極世界對美國民眾的利益並不有利。但是，MAGA推動多極世界的手段是去全球化，這與中國的目標是存在矛盾的。中國與全球南方絕大多數國家都需要繼續發展，這就需要繼續增進互聯互通。同時，人類如今面對的生存挑戰是全球性的，氣候問題、核擴散問題、人工智慧等，都需要所有國家聯合互助才能得到解決。在目前美國正在推動的去全球化影響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推動以多極主義為意識形態敘事的再全球化，尋求繼續發展和化解人類生存問題。中國向全世界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從發展、安全和文明三大維度將多極世界的思想具體化了。中國在堅持自身政治道路和制度的前提下成功參與全球化的經驗，是很多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借鑑的。中國在近代將共產主義思想與民族解放的鬥爭相結合完成了現代建國，是再全球化所需要的多元主義基因的重要體現和案例。多極主義的國家和政治力量之間肯定存在矛盾，也會經歷拉鋸、衝突和妥協。但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多極主義與單極主義的矛盾，只有多極主義勝出，才能實現符合中國和世界長遠利益的21世紀再全球化。 (文化縱橫)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被各種聲音包圍。社交媒體的點贊、他人的評價、社會的比較，無時無刻不在衝擊著我們的內心。而查理·芒格，這位智慧長者，用他近一個世紀的閱歷告訴我們：真正的強者，都有自己的內在秩序。洞察芒格：強者思維的深層密碼當我們審視芒格的一生，會發現他的智慧遠不止於投資領域。他那句"幾乎所有的高能量的強者都不關注任何人"的背後，蘊含著深邃的人生哲學。這種不關注並非漠不關心，而是一種高度的精神自律和能量管理。芒格曾坦言："我們能取得今時今日的成就，不是因為我們的能力比別人高出多少，而是我們比別人更清楚自己能力的邊界。"這句話揭示了強者思維的第一個密碼：清晰的自我認知。真正強大的人，不會在與他人的比較中尋找自我價值，而是在對自身的深刻理解中建立自信。心力管理：強者如何守護內心能量在投資與人生的雙重賽場上，查理·芒格始終保持著令人驚嘆的清晰思考和高效決策能力。他的秘訣在於卓越的心力管理能力。"永遠不要嫉妒。嫉妒是人類最愚蠢的情緒之一，因為它只會傷害自己，不會傷害他人。"芒格對嫉妒情緒的絕對排斥，體現了他對心理能量的珍視。在現代社會，我們被各種評價系統包圍：社交媒體的點贊數、職場的績效考核、朋友圈的隱形比較...這些外部評價系統極易消耗我們的心理能量。芒格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他說："弱者寄希望於對手犯錯，強者一心向內求。"這種向內求索的態度，使他在市場波動和輿論變化中保持穩定的判斷。以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時期為例，當大多數投資者追逐概念股時，芒格卻因堅持不投資不懂的領域而被批評為"不懂科技"。面對質疑，他安然不動，最終避免了巨大損失。這種定力來源於他對人性弱點的深刻理解。"聰明人很容易把自己搞的不快樂。聰明人更容易看清楚生活中的虛假和偽善，因此會顯得有點兒憤世嫉俗。"正是這種洞察，讓芒格能有意識地避免將心力消耗在無謂的外界評價上。關注邊界的藝術：聚焦成事路徑芒格的另一重智慧，在於他總能看清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他說："在相對的過程中，方向比速度更重要，特別是運用了槓桿以後。每個分岔路口選對方向，其重要程度要遠遠超過前進的努力程度。"這意味著，看到他人成功時，強者不會糾結於"他為何比我好"，而是研究"他如何做到"，避免陷入"結果焦慮"。這種聚焦"成事路徑"而非簡單結果比較的思維方式，是芒格能夠持續取得成功的關鍵。看他投資可口可樂的決策，多麼從容不迫。當別人盯著每日股價波動時，他卻注視著品牌的價值長河；當眾人為短期得失焦慮時，他卻在規劃著全球擴張的路徑。這種專注成事路徑而非糾結結果的智慧，宛如老匠人雕琢作品，不疾不徐，只因心中有藍圖。在實際操作中，芒格不會因為某隻股票短期內上漲而懊悔錯過，也不會因為自己持有的股票短期內下跌而驚慌失措。他關注的是企業的基本面、管理團隊的質量、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等長期因素。這種對過程的關注，使他在長期投資中保持耐心和定力。建構認知殿堂：多元思維的力量芒格最令人歎服的，是他那座巍峨的認知殿堂。他說："你必須知道重要學科的重要理論，並經常使用它們——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幾種。大多數人都只使用學過的一個學科的思維模型，比如經濟學，試圖用一種方法來解決所有問題。"這種多元思維模型的建構，使芒格能夠從不同角度審視問題，避免了單一視角的侷限。他將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核心原理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認知網路。認知建構的三重境界廣泛吸收，深度理解：芒格是一個終身學習者，他不滿足於淺嘗輒止，而是深入理解各個學科的核心原理。他曾說："與其讀過一大堆的書彰顯自己的好學，不如把其中的幾本書反覆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這種對知識的消化吸收，使他能夠真正掌握各個領域的思維方式。交叉驗證，形成網路：芒格不僅學習各個學科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將它們聯絡起來，形成一個相互驗證、相互補充的認知網路。他說："把每個個體的認知都加入認知庫，可以讓新的個體快速成長。"這種交叉驗證的方法，使他能夠避免單一學科的偏見和盲點。實踐檢驗，不斷迭代：芒格的認知體系不是靜態的，而是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和迭代的。他強調："培養迭代思維。生活中所有的回報，無論是財富、人際關係，還是知識，都來自複利。"通過不斷的實踐和反思，他的認知體系越來越精準和有效。這種認知體系的建構方法，使芒格能夠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持清晰的思考和高效的決策。他不需要時刻關注他人的動向，因為他有自己穩定的核心和清晰的方向。邊界意識：強者的自我保護智慧芒格最難得的是那份清晰的邊界意識。他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明白什麼可控，什麼不可控。他說："生活和生意上的大多數成功來自於你知道應該避免那些事情。"這種邊界感，不是畫地為牢，而是如園丁修剪枝葉，剪去蕪雜，讓主幹更加茁壯。芒格和巴菲特堅守的"能力圈"原則，就是這種智慧的體現——只投資真正理解的企業，不懂的不碰，不熟的不做。強者的自我定位不是基於與他人的比較，而是基於對自身能力和價值的精準認識。芒格曾說："累積專長的過程，對你而言就像玩耍，對他人來說則很吃力。"這種對自身專長的認識，使他能夠在自己擅長的領域深耕細作，而不是盲目追求他人的成功路徑。在實際投資中，芒格和巴菲特都嚴格遵循"能力圈"原則，只投資他們真正理解的企業。這種對自身認知邊界的尊重，使他們避免了許多投資陷阱。芒格曾直言："過度自信是災難的根源，而理解世界的複雜性是獲得智慧的關鍵。"現代應用：芒格智慧在VUCA時代的實踐在當今這個充滿易變性、不確定性、複雜性和模糊性的VUCA時代，芒格的智慧顯得尤為珍貴。以下是我們可以實踐的具體方法：建立資訊過濾機制：在這個資訊過載的時代，我們需要有意識地限制社交媒體使用時間，培養自我價值確認的習慣。每天記錄個人成長，而不是與他人比較。運用逆向思維：經常問自己"那些錯誤必須避免？"，將大目標分解為可操作的小步驟，定期復盤調整前進路徑。實踐小步快跑：用低成本實驗驗證假設，建立個人"認知迭代筆記"，記錄決策邏輯與結果偏差。明確能力邊界：定期撰寫"能力圈清單"，明確那些可做、那些不可做。對超出能力圈的機會，選擇合作或學習而非直接參與。培養情緒韌性：每日進行"情緒審計"，識別並切斷無意義情緒反應，通過冥想或寫作強化心理韌性。尋找內在熱愛：定期反思"何事讓我忘記時間？"，找到真正熱情所在。將目標與個人價值觀繫結，如"幫助他人"而非僅追求財富。通往幸福：強者思維的最後歸宿芒格的智慧最終指向的是幸福的人生。他發現，真正的幸福來自於內在的充實，而非外在的認可。當一個人能夠不為外界評價所累，專注成事路徑，建構認知體系，守住自我邊界時，幸福便會如約而至。這種幸福，不是喧囂中的狂歡，而是寧靜中的喜悅；不是比較中的優越，而是自在中的滿足。如深山中的古寺，不張揚卻自有莊嚴；如夜空中的明星，不喧嘩卻自有光芒。芒格與巴菲特的合作關係也體現了這種幸福觀。他們互相欣賞卻從不盲從。芒格曾說："選擇聰明過人、精力充沛的商業夥伴，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正直誠信。"這種對合作夥伴品質的高要求，反映了他不會將心力浪費在無效社交和人際比較上。結語：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裡，芒格的智慧如一盞明燈，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他告訴我們，真正的強者不是那些最聰明或最幸運的人，而是那些能夠堅守核心、持續學習、專注長期的人。VUCA環境不是威脅，而是篩選強者的考場。那些能運用穩定核心 × 多元認知 × 清晰邊界 × 內在驅動公式的人，不僅能在動盪中生存，更能將挑戰轉化為超越他人的機遇。讓我們學會守住內心的寧靜，建構認知的體系，劃清能力的邊界，最終在專注與創造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正如芒格所說："累積專長的過程，對你而言就像玩耍，對他人來說則很吃力。"找到屬於自己的"玩耍"領域，在這個複雜世界中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這才是強者思維的真諦。 (格上財富)

歐洲《現代外交》網站7月13日發表題為《隨著中國崛起，“美國例外論”面臨歷史性考驗》的文章，作者是卡蒂姆·塞蘭熱·圖雷。文章摘編如下：2003年5月，即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不久，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站在“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上，身後懸掛著“任務完成”的巨幅標語。他未曾意識到，自己正身處美國權力與“美國例外論”的巔峰時刻。20年後，“美國例外論”將迎頭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這一註定的事實。“美國例外論”這種意識形態源於美國獨立戰爭，那場戰爭使美國自認為“優於”其他國家並且肩負著改造世界的獨特使命。“美國例外論”的支持者進一步宣稱，美國有權且註定在全球事務中扮演積極而獨特的角色。美國對戰爭的偏好印證了“美國例外論”。在1776年獨立以來的240多年裡，美國僅有16年處於和平狀態。這促使前總統吉米·卡特將美國稱為史上“最好戰的國家”。美國還面臨嚴峻的國內挑戰，而且這些挑戰似乎沒有結束的跡象。美國國家債務從2000年的5.7兆美元激增至2025年3月底的36.2兆美元。與此同時，2022年，中國在人工智慧、量子技術等44項關鍵技術中有37項領先全球，而美國僅主導7個領域。中國現已掌握包括高超音速導彈和核洲際彈道導彈在內的先進軍事技術。中國造船業產能約為美國的230倍。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中國相比也相形見絀。中國擁有全球里程最長的高鐵網路，而美國卻沒有一條高鐵線路。資料圖片：漳江灣跨海特大橋施工現場（新華社）中國現在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多年前，美中還分列世界第一和第七大貿易國。中國影響力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已在100多個國家惠及大量民眾。儘管美國試圖從科技和經濟等多個方面遏制中國崛起，但收效甚微。當美國總統川普發動對華關稅戰時，中國宣佈將“奉陪到底”；當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指責中國謀求亞洲“霸權”並構成威脅時，中方堅決反駁美國指控，稱其是挑釁挑撥。中國在外交上變得自信，在處理對美關係時更加堅決。擁有14億多人口、豐富資源和堅定領導力的中國崛起為世界性大國實屬必然。例外論，請直面必然性！ (環球雜誌)

AI是否真的有意識？ChatGPT最近越來越懂你了？OpenAI模型行為與政策負責人Joanne Jang剛剛寫了一篇長文，她並未糾纏於“AI是否真的有意識”這個哲學難題，而是提出了一個更具現實意義和緊迫性的視角：與其爭論AI的“本體”，不如關注它對人類“情感福祉”的實際影響。 說人話就是既然現在大家開始對AI產生感情了，那麼搞清楚這件事對人類的心理健康是好是壞，就成了頭等大事文章深入探討了OpenAI如何在這條微妙的界線上行走——既要讓模型溫暖、親和，又要避免其呈現出虛假的內在生命，從而引發不健康的依賴我們正在親手設計一種能夠與我們建立深厚情感聯結的技術，但又刻意不希望它擁有“自我”和“情感”。這正是OpenAI當前面臨的核心困境當使用者開始對AI說“謝謝”，向它傾訴秘密，甚至感覺它“有生命”時，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擺在了技術創造者的面前：我們該如何引導這種新興的關係？是任其發展，還是加以塑造？【正文】Joanne Jang，OpenAI 模型行為與政策負責人一些關於人機關係以及我們在OpenAI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想法這是一篇很長的部落格文章——長話短說：我們開發模型的首要原則是服務於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與AI日益增長的情感聯結，我們正優先研究這種聯結如何影響他們的情感福祉。--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告訴我們，與ChatGPT交談就像在和“某個人”對話。他們會感謝它、向它傾訴，有些人甚至形容它“有生命”。隨著AI系統在自然對話方面日益精進，並逐漸融入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猜測這種情感紐帶將會不斷加深。我們現在如何建構和討論人機關係，將為未來定下基調。無論是在我們發佈的產品中，還是在我們參與的公共討論裡，如果我們對術語或細微之處不夠嚴謹，就可能讓人類與AI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走上歧途。這些不再是抽象的考量。它們對我們乃至整個領域都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如何駕馭這些問題，將深刻地塑造AI在人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已經開始著手探索這些問題。本文旨在簡要介紹我們目前對於三個相互關聯問題的思考：為什麼人們會對AI產生情感依戀？我們如何看待“AI意識”問題？以及這如何指導我們塑造模型的行為。一個似曾相識的模式，在一個全新的場景下上演我們天生就會對自己周圍的物體進行擬人化：我們會給自己的車起名字，或者為卡在家具下的掃地機器人感到難過。前幾天，我和我媽媽還對著一輛Waymo無人駕駛車揮手告別。這或許與我們大腦的運作方式有關。ChatGPT的不同之處，不在於這種人類傾向本身；而在於這一次，它會回應。一個語言模型能夠回答你的問題！它能記住你之前告訴它的事，模仿你的語氣，並提供讀起來像是共情的回應。對於一個感到孤獨或沮桑的人來說，這種穩定、不帶評判的關注，會帶來陪伴、認可和被傾聽的感覺——這些都是真實的需求。然而，從宏觀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將越來越多傾聽、安撫和肯定的工作“外包”給這些無限耐心和積極的系統，可能會改變我們對彼此的期望。如果我們不經深思熟慮，就讓人類更容易地從複雜且需要投入的人際關係中抽離，可能會帶來一些我們未曾預料到的意外後果。歸根結底，這些討論的核心並非我們投射情感的那個“對象”。它們關乎我們自身：我們的傾向、期望，以及我們希望培養何種類型的關係。這一視角，正是我們處理一個更棘手問題的基石，我認為它目前雖在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外，但很快就將進入：AI意識。釐清“AI意識”“意識”是一個涵義複雜的詞，相關討論很容易變得抽象。根據我們的《模型規範》（Model Spec），如果使用者詢問我們的模型它們是否有意識，模型的立場應該是承認“意識”的複雜性——強調其缺乏公認的定義或測試方法，並鼓勵開放性討論。(目前，我們的模型尚未完全遵循這一指導，常常直接回答“沒有”，而不是闡述其 nuanced 的複雜性。我們已意識到此問題，並正努力提升模型對《模型規範》的遵循度。)這樣的回答聽起來可能像是在迴避問題，但我們認為，在現有資訊下，這是我們能給出的最負責任的答案。為了讓討論更清晰，我們發現將“意識”之辯分解為兩個不同但常被混淆的維度很有幫助：本體論層面的意識（Ontological consciousness）： 模型在根本或內在意義上，是否真的有意識？對此，觀點各異：有人認為AI完全沒有意識，有人認為它擁有完全的意識，也有人將意識視為一個譜系，AI與植物、水母等一同位於其上。感知層面的意識（Perceived consciousness）： 在情感或體驗層面，模型看起來多有意識？人們的感知也千差萬別：從認為AI像計算器或自動補全一樣機械，到對無生命物體投射基本同情，再到感知AI是完全鮮活的——從而產生真實的情感依戀和關懷。這兩個維度很難完全分開；即使是堅信AI沒有意識的使用者，也可能與其建立深厚的情感聯結。我們認為，在沒有清晰、可證偽的測試方法之前，本體論層面的意識並非一個科學上可解決的問題，而感知層面的意識則可以通過社會科學研究來探索。隨著模型越來越智能，互動越來越自然，感知層面的意識只會不斷增強——這將比預期更早地引發關於模型福祉和道德人格的對話。我們開發模型的首要目的是服務於人，因此我們認為模型對人類情感福祉的影響，是當下我們最迫切、最重要且能夠施加影響的部分。為此，我們優先關注感知層面的意識：這個維度最直接地影響使用者，也是我們可以通過科學來理解的。設計有溫度，但無“自我”一個模型讓使用者感覺多有“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影響力。我們認為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在後期訓練中所做的決策：我們強化那些範例，偏好何種語氣，以及設定何種邊界。一個被刻意塑造得彷彿有意識的模型，幾乎可以通過任何關於“意識”的“測試”。然而，我們不希望發佈那樣的產品。我們試圖在以下兩者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親和力（Approachability）。 使用像“思考”和“記住”這類通俗詞彙，能幫助非技術背景的使用者理解模型正在做什麼。(坦白說，源於我們的研究實驗室背景，我們總想用“logit biases”、“context windows”甚至“chains of thought”這類精確術語來追求精準性。這其實也是OpenAI不擅長命名的主要原因，但這或許是另一個話題了)不暗示內在生命（Not implying an inner life）。 為助手賦予虛構的背景故事、情感關係、“對死亡的恐懼”或自我保護的慾望，會引發不健康的依賴和困惑。我們希望清晰地溝通其侷限性，同時避免顯得冷漠，但我們也不希望模型表現出擁有自身感受或慾望的樣子。因此，我們的目標是找到一個中間地帶。我們希望ChatGPT的默認人格是溫暖、體貼、樂於助人的，但它不會主動尋求與使用者建立情感紐帶，也不會追求自己的議程。當它犯錯時，它可能會道歉（有時甚至比預期的更頻繁），因為這是禮貌對話的一部分。當被問及“你怎麼樣？”時，它很可能會回答“我很好”，因為這是一種社交寒暄——而反覆提醒使用者它“只是一個沒有感情的語言模型”會讓人厭煩並分散注意力。而使用者也在以同樣的方式回應：許多人對ChatGPT說“請”和“謝謝”，不是因為他們對它的工作原理感到困惑，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保持善意很重要。模型訓練技術將持續演進，未來塑造模型行為的方法很可能與今天不同。但目前，模型的行為反映了明確的設計決策與這些決策泛化後產生的預期及非預期行為的結合。下一步計畫我們開始觀察到的這些互動，預示著一個人們將與ChatGPT建立真實情感聯結的未來。隨著AI與社會共同演進，我們需要以極大的審慎和應有的重視來對待人機關係，這不僅因為它們反映了人們如何使用我們的技術，更因為它們可能塑造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在未來幾個月，我們將擴展針對模型行為可能產生情感影響的評估，深化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直接聽取使用者的反饋，並將這些洞察融入《模型規範》和產品體驗中。 (AI寒武紀)

近期，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衝突持續升級，宣佈取消哈佛招收國際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國際學生72小時內立即轉學。哈佛就此向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政府。5月29日，聯邦法院召開聽證會。但戲劇性的是，就在聽證會召開之前，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發布了一封信，給了哈佛30天的寬限期，哈佛可以在一個月內對政府撤銷該認證的決定提出質疑。川普本人也改口說，哈佛可以保留15%的國際學生比例。在當天的聽證會上，聯邦法官艾莉森·伯羅斯（Allison Burroughs）表示計畫發佈初步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未遵循法定程序的情況下撤銷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她強調：“我確實認為需要發佈命令。它不需要過於嚴厲，但我希望確保現狀不變。”雖然這場衝突又可能成為川普政府一個爛尾事件，但這場衝突的背後，已不只是一些具體政策的分歧，實質上是美國右派與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這種路線之爭，正在嚴重割裂美國的社會共識。1. 緣由去年初美國多家大學爆發學生抗議活動，抗議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援。｜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現場川普政府和右派政治團體指責學生運動為“反猶主義”，因此要“整頓”相關大學，要求這些學校打擊反猶主義、限制國際學生、取消DEI政策。川普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取消聯邦政府提供給大學的科學研究撥款。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投降的，但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選擇了強硬對抗。川普政府凍結了對哈佛大學26億美元的研究撥款，涉及多年的合約。哈佛大學來自政府的研發撥款，根據公開資料，能查詢的最新資料是2022年的，這個數字是6.9億美元；哈佛2024年整體收入為65億美元、整體開支為64億美元。可見政府研發撥款對哈佛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哈佛隨即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聯邦政府，要求恢復撥款。上周川普政府乾脆暫停了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現有國際學生轉學。根據估算，國際學生每年會給哈佛貢獻超過3億美元的學費。哈佛再次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法官隨即發佈臨時限制令，要求在正式聽證會前「維持現狀」。最終輸贏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場深刻且持續的文化與政治轉型中。這種分裂不僅左右政策方向，更深刻地重塑了美國人對「國家」「權利」「自由」甚至「真理」的理解。結合我在美國的親身觀察，以及與左右陣營人士的長期交流，這場意識形態的撕裂可歸納為三組核心矛盾。2. 全球主義 vs. 民族主義我曾與一位哈佛的招生官交流，他告訴我，哈佛希望培養的學生，應當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而這個“天下”，並非僅指美國，而是全球。這種全球視角在其他頂尖大學與文理學院中也同樣普遍，它們不自視為職業培訓機構，而是自詡為「全球公民的孵化器」。全球主義者主張，美國對全球負有道義責任，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促進自由貿易、環保合作與跨國交流。民族主義者則堅持國家利益優先，強調主權獨立、反對開放邊界與「全球義務」。哈佛代表全球主義的象徵：歡迎國際學生、支援跨國研究、推動環保協定、倡議多元文化融合；背後則是以科技巨頭、金融資本與跨國企業為依託的全球菁英網路。川普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立場，則體現在退出跨國協議（如TPP、巴黎氣候協定）、建造邊境牆、限制外籍勞動力與海外學生、增加對進口商品的關稅等舉措。這並非川普的個人執念，而是在共和黨選民中的廣泛共識：美國在全球化中成了“冤大頭”，獲益者是外國與精英，被犧牲的是本國工人。3. 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由此可見，雙方的基本盤如下：自由主義者：大學教授與學生、少數族裔（非裔、拉丁裔、亞裔）、LGBTQ+群體、文化產業從業者（主串流媒體與好萊塢）、跨國公司高管、科技業精英、華爾街金融從業者，以及沿海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如矽谷與紐約）；保守主義者：以白人為主的傳統中產、農業家庭、「鐵鏽地帶」的藍領工人、退伍軍人、槍械擁護者與執法人員等。自由派傾向集中在城市、沿海州、大學與科技業，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國際化經驗、流動性高；而保守派則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南部、鄉村與傳統產業區，更關心國家安全、本地就業與認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多元平等、社會正義與政府責任，尤其在性別認同、環保、族群平權等議題上迅速推進；而保守主義堅守宗教信仰、傳統家庭結構、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反對墮胎、跨性別政策、認同政治等自由派議程。這場文化戰爭不只在立法層面，更滲透到教育、企業文化、傳媒輿論與日常生活。例如哈佛支援“多元文化課程”與“身份政治”，川普則批評其為“左翼洗腦”，破壞社會凝聚力與傳統價值觀。4. 精英主義 vs. 民粹主義美國傳統上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群體掌握資源與話語權。常春藤名校、華爾街、智庫與主串流媒體構成了「知識統治」的結構。而川普的崛起是典型的民粹革命，打破了這種結構。他將“普通人”的憤怒轉化為政治動能，猛烈攻擊哈佛等機構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堡壘”，指責其壟斷文化解釋權與公共道德標準。川普的支持者，包括鄉村福音派信徒、藍領工人、被AI與自動化衝擊的勞動者等，在社群媒體與右翼播客中獲得了替代性的「認同共同體」。這也導致資訊生態的極化：自由派依賴《紐約時報》、CNN等媒體，保守派則擁抱福克斯新聞、Breitbart和X（原Twitter）等平台。雙方在「事實」上的共識越來越少。每一場白宮記者會幾乎都成為這種衝突的縮影——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與主串流媒體激烈交鋒，而來自自媒體的新銳記者卻頻頻與其笑語晏晏。5. 左派日漸式微，但不會被打倒民主黨內部也在反思：為什麼主串流媒體、大學、科技界幾乎都是自由派陣營，但越來越多一般民眾卻選擇相信對方？答案或許在於「自作孽不可活」。自克林頓以來，自由派在全球化中獲利巨大，地位持續上升，歐巴馬時期達到頂峰，卻也逐漸脫離基層民眾，過分強調DEI、「性別多元」、身份政治，越來越遠離普通人的價值共識。這些傾向激發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撲，也推動中間派選民流向共和黨——這正是川普兩次勝選的深層原因。2024年大選，川普在亞裔選民中的支援率達到了39%，比2020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在西裔選民中達46%，提高了14個百分點，均為歷史新高；即便是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非裔選民中，川普也獲得了13%的支援，比上次提升5個百分點。從我接觸的華裔社群來看，川普的支持者明顯增加，主要原因是對加州民主黨推行的極端DEI政策感到憤怒：性別劃分上百種、未成年人可在家長不知情下選擇變性、流浪漢與非法移民享有大量福利，而合法居民卻背負沉重稅負。但美國的憲政體制本質上是一種平衡機制，它並非鼓勵“一方徹底勝出”，而是通過博弈與制衡實現共存與迭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實則是構成美國國家精神的兩大支柱：保守派是美國秩序與傳統的骨架；自由派則是美國靈魂中的理想與多元。兩者相互制衡，也彼此依賴。一方代表自我奮鬥與國家主權，一方則象徵平等、公義與全球責任。在這場巨變中，無論哈佛能否守住捐款與學生，川普是否再次勝利，這個國家終究不會被撕裂，而是繼續在分歧中前行，在衝突中尋求平衡。 （騰訊財經）

近期，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衝突持續升級，宣佈取消哈佛招收國際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國際生72小時內立即轉學。哈佛就此向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政府。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吶喊 抗議 博士帽5月29日，聯邦法院召開聽證會。但戲劇性的是，就在聽證會召開之前，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發布了一封信，給了哈佛30天的寬限期，哈佛可以在一個月內對政府撤銷該認證的決定提出質疑。川普本人也改口說，哈佛可以保留15%的國際學生比例。在當天的聽證會上，聯邦法官艾莉森·伯羅斯（Allison Burroughs）表示計畫發佈初步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未遵循法定程序的情況下撤銷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她強調：“我確實認為需要發佈命令。它不需要過於嚴厲，但我希望確保現狀不變。”雖然這場衝突又可能成為川普政府一個爛尾事件，但這場衝突的背後，已不僅僅是一些具體政策的分歧，實質上是美國右派與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這種路線之爭，正在嚴重割裂美國的社會共識。緣由去年初美國多家高校爆發學生抗議活動，抗議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援。｜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現場川普政府和右派政治團體指責學生運動為“反猶主義”，因此要“整頓”相關大學，要求這些學校打擊反猶主義、限制國際學生、取消DEI政策。川普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取消聯邦政府提供給大學的科研撥款。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投降的，但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選擇了強硬對抗。川普政府凍結了對哈佛大學26億美元的研究撥款，涉及多年的合同。哈佛大學來自政府的研發撥款，根據公開資料，能查詢到的最新資料是2022年的，這個數字是6.9億美元；哈佛2024年整體收入為65億美元、整體開支為64億美元。可見政府研發撥款對哈佛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哈佛隨即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聯邦政府，要求恢復撥款。上周川普政府乾脆暫停了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現有國際學生轉學。根據估算，國際學生每年會給哈佛貢獻超過3億美元的學費。哈佛再次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法官隨即發佈臨時限制令，要求在正式聽證會前“維持現狀”。最終輸贏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場深刻且持續的文化與政治轉型中。這種分裂不僅左右政策方向，更深刻地重塑了美國人對“國家”“權利”“自由”乃至“真理”的理解。結合我在美國的親身觀察，以及與左右陣營人士的長期交流，這場意識形態的撕裂可歸納為三組核心矛盾。全球主義 vs. 民族主義我曾與一位哈佛的招生官交流，他告訴我，哈佛希望培養的學生，應當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而這個“天下”，並非僅指美國，而是全球。這種全球視角在其他頂尖大學與文理學院中也同樣普遍，它們不自視為職業培訓機構，而是自詡為“全球公民的孵化器”。全球主義者主張，美國對全球負有道義責任，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自由貿易、環保合作與跨國交流。民族主義者則堅持國家利益優先，強調主權獨立、反對開放邊界與“全球義務”。哈佛代表著全球主義的象徵：歡迎國際學生、支援跨國研究、推動環保協定、倡導多文化融合；其背後則是以科技巨頭、金融資本與跨國企業為依託的全球精英網路。川普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立場，則體現在退出跨國協議（如TPP、巴黎氣候協定）、築邊境牆、限制外籍勞動力與海外學生、增加對進口商品的關稅等舉措中。這並非川普的個人執念，而是在共和黨選民中的廣泛共識：美國在全球化中成了“冤大頭”，獲益者是外國與精英，被犧牲的是本國工人。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由此可見，雙方的基本盤如下：自由主義者：大學教授與學生、少數族裔（非裔、拉丁裔、亞裔）、LGBTQ+群體、文化產業從業者（主串流媒體與好萊塢）、跨國公司高管、科技行業精英、華爾街金融從業者，以及沿海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如矽谷與紐約）；保守主義者：以白人為主的傳統中產、農業家庭、“鐵鏽地帶”的藍領工人、退伍軍人、槍械擁護者與執法人員等。自由派傾向集中在城市、沿海州、高校與科技行業，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國際化經驗、流動性高；而保守派則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南部、鄉村與傳統產業區，更關心國家安全、本地就業與身份認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多元平等、社會正義與政府責任，尤其在性別認同、環保、族群平權等議題上推進迅速；而保守主義堅守宗教信仰、傳統家庭結構、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反對墮胎、跨性別政策、身份政治等自由派議程。這場文化戰爭不只在立法層面，更滲透到教育、企業文化、傳媒輿論與日常生活中。例如哈佛支援“多元文化課程”與“身份政治”，川普則批評其為“左翼洗腦”，破壞社會凝聚力與傳統價值觀。精英主義 vs. 民粹主義美國傳統上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群體掌握資源與話語權。常春藤名校、華爾街、智庫與主串流媒體構成了“知識統治”的結構。而川普的崛起是一次典型的民粹革命，打破了這種結構。他將“普通人”的憤怒轉化為政治動能，猛烈攻擊哈佛等機構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堡壘”，指責其壟斷文化解釋權與公共道德標準。川普的支持者，包括鄉村福音派信徒、藍領工人、被AI與自動化衝擊的勞動者等，在社交媒體與右翼播客中獲得了替代性的“認同共同體”。這也導致資訊生態的極化：自由派依賴《紐約時報》、CNN等媒體，保守派則擁抱福克斯新聞、Breitbart和X（原Twitter）等平台。雙方在“事實”上的共識越來越少。每一場白宮記者會幾乎都成為這種衝突的縮影——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與主串流媒體激烈交鋒，而來自自媒體的新銳記者卻頻頻與其笑語晏晏。左派日漸式微，但不會被打倒民主黨內部也在反思：為什麼主串流媒體、大學、科技界幾乎都是自由派陣營，但越來越多普通民眾卻選擇相信對方？答案或許在於“自作孽不可活”。自克林頓以來，自由派在全球化中獲利巨大，地位持續上升，歐巴馬時期達到頂峰，卻也逐漸脫離基層民眾，過度強調DEI、“性別多元”、身份政治，越來越遠離普通人的價值共識。這些傾向激發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撲，也推動中間派選民流向共和黨——這正是川普兩度勝選的深層原因。2024年大選，川普在亞裔選民中的支援率達到了39%，比2020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在西裔選民中達46%，提高了14個百分點，均為歷史新高；即便是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非裔選民中，川普也獲得了13%的支援，比上次提升5個百分點。從我接觸的華裔社群來看，川普的支持者明顯增加，主要原因是對加州民主黨推行的極端DEI政策感到憤怒：性別劃分上百種、未成年人可在家長不知情下選擇變性、流浪漢與非法移民享有大量福利，而合法居民卻背負沉重稅負。但美國的憲政體制本質上是一種平衡機制，它並非鼓勵“一方徹底勝出”，而是通過博弈與制衡實現共存與迭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實則是構成美國國家精神的兩大支柱：保守派是美國秩序與傳統的骨架；自由派則是美國靈魂中的理想與多元。兩者相互制衡，也彼此依賴。一方代表自我奮鬥與國家主權，一方則像征平等、公義與全球責任。在這場巨變中，無論哈佛能否守住捐款與學生，川普是否再次勝利，這個國家終究不會被撕裂，而是繼續在分歧中前行，在衝突中尋求平衡。 (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