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一條 Dan Koe 的視訊，主題大意是：如果你有很多興趣，不要在接下來的 2-3 年裡把時間浪費在“焦慮”和“內耗”上，而是把多興趣變成一條可以積累、可以複利的路徑。看完之後，我最大的感受是：他說得太透徹了——而且放在今天這個節點（AI 進入新一輪加速的階段），尤其有現實意義。我把他的核心觀點結合自己的理解，整理成一篇更適合中文讀者閱讀的轉述。也歡迎你看完後留言：你更認同那一點？你在這個時代最想建構的能力系統是什麼？1）工業時代需要“螺絲釘”，AI時代更需要“能自我進化的人”我們很多人的成長路徑，本質上仍然是工業時代的邏輯：上學→考試→拿證→進公司→在某個崗位上持續“專業化”→成為組織系統裡高效的一顆螺絲釘。這套路徑在過去有效，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核心目標是規模化生產：組織需要可替換、可標準化的人力模組，越“專”、越“穩定”、越“可管理”，越能成為體系的一部分。但 AI 帶來的變化是：凡是能被拆解成流程、被標準化、被覆用的工作，都會越來越容易被自動化。當“執行層”能力被工具極大放大之後，個人真正的競爭力會往上遷移：從“會做”遷移到“會判斷、會整合、會表達、會持續產出”。換句話說：未來不只是“技能強的人”更強，而是“能持續學習、跨界整合、建構個人系統的人”更強。2）他提出的“三個自我”，是通才走向自由的底層結構Dan Koe 提到三個關鍵概念，我覺得是整條邏輯的骨架：① Self-education：自我教育（自主學習）你要能夠主導自己的學習，而不是只依賴學校或公司提供的內容。在一個變化越來越快的時代，如果學習只能靠外部安排，那速度一定跟不上現實。更重要的是：自我教育的核心不只是“學更多”，而是“為自己的目標而學”。你學的內容、節奏、輸出方式，都要圍繞你的長期方向服務。② Self-interest：自我利益（以己為本的長期選擇）這裡的“自我利益”不是狹義的自私，而是一個更成熟的概念：你要以自己的長期價值與人生目標為中心做選擇，而不是被環境、標準答案、外部期待牽著走。很多人痛苦，不是因為不努力，而是因為努力的方向是被“教育出來”的、被“體系需要”的，而不是自己真正在乎的。真正的動力，來自你願意為它長期投入的興趣與意義感。③ Self-sufficiency：自我自足（自立，不外包判斷）你不能把人生最關鍵的東西外包出去：判斷、選擇、行動力。工具可以外包，執行可以借力，但方向與判斷必須自己掌舵。當你同時具備這三件事：自主學習、長期利己、自立判斷，你的“多興趣”就不再是分散，而會變成一種結構性的優勢——通才的能力，會自然長出來。3）AGI時代最稀缺的資源：注意力（Attention）他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判斷：當 AI 讓“做東西”的門檻不斷下降——程式碼可以生成，內容可以生成，產品可以快速做出來——真正稀缺的反而不是“產能”，而是注意力與信任。你可以把產品做得再好，如果沒有被看見，沒有被理解，沒有被信任，它的價值就很難實現。而注意力是稀缺資源，並不會因為工具變強而變得不稀缺，反而會因為資訊爆炸而更加稀缺。這也是我越來越認同的一點：未來的個人競爭力，很大一部分會體現在——你能否長期建立影響力？能否持續吸引並留住注意力？能否積累信任與品牌資產？4）怎麼做才不陷入“學了很多但什麼都沒留下”的循環？很多多興趣的人，最容易陷入一種“自我安慰式學習”：刷教學、看乾貨、學新工具、收藏一堆方法論——當下感覺自己進步很快，但回頭發現：沒有作品，沒有輸出，沒有可展示的沉澱。他的建議（我也非常認同）是：不要把學習停留在“輸入”，要把輸入變成輸出 → 作品集 → 複利。你可以把路徑理解為兩條：路徑 A：技能導向（skill-based）學一項可交易技能 → 用內容表達與教學 → 形成產品/服務。適合希望快速建立收入閉環的人。路徑 B：發展導向（development-based）把自己當作長期項目來發展 → 圍繞自己建立品牌與內容系統 → 再長出產品與商業模式。適合多興趣、跨領域、希望走長線的人。其中我特別喜歡的一點是：你不一定要先捏一個“客戶畫像”再硬湊定位。你可以先幫助“過去版本的你”。你真正走過的路徑、踩過的坑、總結出來的方法，天然具有可信度，也更容易形成內容的獨特性。5）別把自己當平台的“打工人”：要把社交媒體變成你的“媒體資產”現在很多人做內容，最大的誤區是：追熱點、賭爆款、靠演算法吃飯。這樣做短期可能會有資料，但長期會很焦慮，因為不穩定、不可控、不可複利。更好的思路是：把平台當分發管道，把內容當資產，把輸出當系統。當你把系統建立起來之後——文章可以拆成短影片，短影片可以反哺長文，長文可以沉澱為系列，系列可以沉澱為方法論，方法論可以進一步長出產品或服務。這才是“複利”的開始。6）我為什麼特別認同：因為我正在做的事，和這條路徑高度契合去年開始，我嘗試認真寫公眾號：用 AI 做深度調查與報告，把資訊整理成更結構化、更可信、更可復用的內容；同時也做視訊號、小紅書。做著做著你會發現：現在的資訊噪音非常大——很多人並不瞭解，也在輸出；而真正的稀缺，是長期經驗、判斷力、以及把複雜問題講清楚的能力。我在日本生活多年，對日本的企業、工作、生活、投資這些話題相對更熟悉，所以更希望做一件事：把靠譜的資訊做成長期欄目，讓需要的人少走彎路。到今天，視訊號也快突破 1.5 萬粉絲。這個過程讓我越來越堅定：AI 時代並不是“通才沒用”，恰恰相反——當工具把執行門檻打平之後，通才的整合能力、跨界能力、表達能力，會變得更值錢。結尾：給同樣多興趣的你，一個可執行的行動清單如果你也興趣很多、也擔心分散，我建議先別糾結“終身定位”，先做三步：1. 選一個你願意長期研究的主題（它可以很大，但必須是你真的在乎的）。2. 固定節奏輸出：每周一篇文章/一條視訊/一份小報告——建立“持續交付”。3. 做系統，不做一次性努力：把輸出沉澱為系列，把系列沉澱為方法，把方法沉澱為產品/服務。最後送你一句我自己的總結：別急著把自己修剪成單線程的人。2026 這樣的時代，多興趣可能不是缺點，而是你最值得珍惜的結構性優勢。 (MAMIANA HOUSE)

近期，一則新聞在中國高等教育界引發了廣泛關注，在荷蘭萊頓大學發佈的2026年世界大學排名中，浙江大學首次登頂全球榜首，超越了傳統的世界學術巨頭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等名校。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前十強中，中國內地高校佔據了八席，呈現“集團式”崛起的態勢。這一結果與公眾更為熟知的QS、泰晤士等綜合性排名形成了鮮明對比，為我們審視以“清北”和“華五”為代表的中國頂尖學府，提供了一個獨特而深刻的視角。排名發佈後，大家各抒己見，對國內高校的最新排名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特別是清北和華五，是不是已經重新洗牌。但是，究竟該如何看待中國高校的排名，或者說排名到底重要不重要，還需要理性分析，正確看待。我們先看一看四大權威排名下的“清北華五”全景：清華大學· 2026 QS 排名: 全球第17·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12·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12· 2026 萊頓排名: 全球第九· 核心評價: 綜合實力頂尖，尤其在代表綜合聲譽的THE和U.S. News排名中高居中國榜首。北京大學· 2026 QS 排名: 全球第14·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13·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25· 2026 萊頓排名: 未列前十（2025年為全球第13）· 核心評價: 綜合地位穩固，在QS和THE中與清華齊平，但在偏重科研規模與聲譽權重的U.S. News排名中有所差異。浙江大學· 2026 QS 排名: 全球第49·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39·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45· 2026 萊頓排名: 全球第1· 核心評價: 在萊頓排名中憑藉巨量科研產出奪冠，是“規模優勢”的極致體現。在綜合排名中穩居全球前50，上升勢頭明顯。復旦大學· 2026 QS 排名: 全球第30·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36·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70· 2026 萊頓排名: 未列前十· 核心評價: 在重聲譽的QS排名中表現尤為突出，在綜合性的THE排名中也居前列。上海交通大學· 2026 QS 排名: 全球第47·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40·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46· 2026 萊頓排名: 全球第2 · 核心評價: 與浙大類似，科研產出（萊頓排名）和綜合實力（THE、U.S. News排名）均十分強勁，是“雙軌並進”的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2026 QS 排名: 未列內地前五·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51·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71· 2026 萊頓排名: 未列前十· 核心評價: 在各大排名中穩定位居全球前百，體現了“精而強”的科研特色。南京大學· 2026 QS 排名: 未列內地前五· 2026 THE 排名: 全球第62· 2026 U.S. News 排名: 全球第86· 2026 萊頓排名: 未列前十· 核心評價: 綜合排名穩居全球百強左右，以深厚的文理基礎學科見長。因此，要理解浙江大學在萊頓排名中的“奪冠”與“清北華五”的整體位次，首先必須明確萊頓排名的獨特方法論。與其他排名體系不同，萊頓排名（CWTS Leiden Ranking）近乎純粹地聚焦於“科研產出”。它主要依據各大學發表的學術論文的數量以及這些論文被引用的頻率進行排序，基本不考慮學校的聲譽、師資力量、師生比例、國際化程度或畢業生就業等常見因素。可以把它看做是一場只比拚“科研論文”卷面分的考試。正是在這種純粹以科研體量和影響力為核心的賽道上，中國高校，尤其是規模大、學科全的綜合性大學，展現出了強大優勢。回顧2025年的萊頓排名，這種趨勢就已十分明顯：浙江大學高居全球第2，上海交通大學位列第3，清華大學第4，而北京大學排在第13位。這與同年其他權威綜合性排名形成了有趣的反差。萊頓排名所揭示的中國高校“科研突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持續且巨量的資源投入是中國高校科研產出激增的基礎。過去五年，中國高校的研發經費實現了翻倍增長，大量先進科研裝置投入使用，博士招生規模持續擴大，為科研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和人才基礎。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等規模龐大的綜合性大學，能夠同時在多個學科領域佈局，形成顯著的“科研規模效應”。其次，評價標準直接決定了排序結果。萊頓排名關注的是“產出總量”，而QS排名中“學術聲譽”（30%）和“師生比”（10%）權重很高，泰晤士排名則系統評估“教學環境”（30%）。這意味著，一所在國際上享有百年聲望、實行精英化小班教學的歐美名校，在萊頓榜上可能不敵一所年發表論文數以萬計的中國高校。這並非後者全面超越，而是評選規則不同造成的結果，就像是一次體育運動會，比的是“總獎牌數”，還是比“百米短跑成績”。再者，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代表科研“含金量”的更高階指標上，中國高校仍在追趕。例如，在衡量頂尖成果的“前10%高被引論文比例”上，哈佛大學仍以19.4%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而國內領先的清華大學為16.5%。這提示我們，從“科研大國”邁向“科研強國”，從“論文總量領先”到 “學術原創與質量引領” ，仍是需要不懈努力的方向。2026年萊頓排名中浙江大學的奪冠，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它毋庸置疑地證明，中國頂尖研究型大學在全球知識生產體系中已經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這是國家長期戰略投入和高校自身努力的結晶。以“清北”和“華五”為代表的第一梯隊，在不同的評價維度下，展現了多樣化的實力圖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其全面的卓越繼續扮演著國家高等教育標竿的角色；而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則在特定的科研產出維度上實現了世界級的突破。因此，對於排名的爭論，更理性的態度是將其視為多維度的診斷工具而非終極判斷。萊頓排名讓我們看到科研產出的厚度，QS和泰晤士排名則衡量了綜合聲譽和教育的廣度與深度。中國高校的崛起是立體、分層次的。我們既要為科研產出的“量”的飛躍感到鼓舞，也要為在學術原創性、人才培養模式和全球學術聲譽上“質”的持續提升保持清醒與定力。唯有如此，中國高校才能真正完成從“跟隨”到“平行”乃至“引領”的歷史性跨越。 (workkiss)

Chinese Universities Surge in Global Rankings as U.S. Schools Slip哈佛大學仍具統治力，但在衡量學術產出的榜單上已跌至第三。其他美國高校正進一步落後於全球同行。中國杭州的浙江大學如今在全球研究產出排名中位居榜首，取代了哈佛大學。  圖片來源：Qilai Shen /《紐約時報》作者：馬克·阿塞諾（Mark Arsenault）2026年1月15日直到最近，根據一項以學術出版物為依據的全球排名，哈佛大學仍是世界上科研產出最高效的大學。 但這一地位如今正在動搖——這是美國高等教育令人擔憂趨勢的最新證據。哈佛最近在這份排名中跌至第3位。而快速攀升榜單的並非哈佛的美國同行，而是中國高校——它們多年來在強調科研數量與質量的各類排名中穩步上升。這一格局變化恰逢川普政府大幅削減嚴重依賴聯邦資金支援科研項目的美國高校經費。儘管美國高校相對地位的下滑早在數年前就已開始，川普的政策雖非始作俑者，卻可能加速這一趨勢。“一場重大轉變正在到來，全球高等教育與科研主導權正在形成某種新秩序，”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首席全球事務官菲爾·貝蒂（Phil Baty）表示。該機構與《紐約時報》無關聯，但其發佈的大學排名廣為人知。教育界人士和專家指出，這種轉變不僅對美國高校構成挑戰，也關乎整個國家的未來。“這種趨勢有持續甚至加劇的風險，”貝蒂先生說，“我謹慎使用‘衰退’這個詞。並非美國高校明顯變差了，而是全球競爭格局變了：其他國家正取得更快進展。”哈佛在某些其他全球排名中仍居首位，但校方已警告稱，聯邦資金削減正威脅其科研產出。  圖片來源：Sophie Park /《紐約時報》回望21世紀初，若按科學產出（如期刊論文發表量）對全球大學進行排名，結果將大不相同：前十名中有七所是美國高校，哈佛高居榜首。當時，僅有一所中國高校——浙江大學——勉強進入前25名。如今，在荷蘭萊頓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CWTS）發佈的“萊頓排名”（Leiden Rankings）中，浙江大學躍居第一，另有七所中國高校躋身前十。哈佛如今的科研產出遠超二十年前，卻仍滑落至第三位，且是唯一仍接近榜單頂端的美國高校。不過，哈佛在“高被引科研論文”這一細分指標上仍居萊頓排名首位。問題並非出在美國頂尖高校科研產出下降。根據萊頓統計，六所曾在2000年代初期穩居全球前十的美國名校——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史丹佛大學——如今的科研產出均高於二十年前。但中國高校的產出增長幅度遠超美國。據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服務部主任馬克·內耶塞爾（Mark Neijssel）介紹，萊頓排名基於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旗下的“Web of Science”學術出版資料庫中的論文及引用資料。該資料庫涵蓋數千種學術期刊，其中許多高度專業化。儘管全球大學排名在美國公眾中關注度不高，但一些資深學者已注意到排名所反映的中國科研產出激增現象，並警告美國正在掉隊。麻省理工學院（MIT）前校長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去年在一檔播客中表示：“中國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質量都非常突出，遠遠超過我們在美國所做的工作。”萊頓中心近期還基於另一個名為OpenAlex的學術資料庫推出了替代性排名。在該榜單中，哈佛排名第一，但趨勢依舊：緊隨其後的13所學校中有12所來自中國。“中國正在大力建構科研能力，”內耶塞爾先生說，“同時，中國研究人員也越來越重視在國際主流英文期刊上發表論文——這些期刊讀者更廣、引用更多。”2024年，中國領導人稱讚量子技術和空間科學等領域的進步，特別提到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的一項突破：科學家成功在實驗室中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澱粉，這項技術未來或可催生“從空氣中製造食物”的產業，無需依賴大面積耕地、灌溉和收割。其他側重科研產出的排名體系也呈現出類似趨勢——中國高校地位顯著上升。由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資訊學研究所編制的《學術表現大學排名》仍將哈佛列為全球第一，但前十名中僅有史丹佛一所其他美國高校，其餘四席均為中國大學。另一項權威指標《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則將哈佛排在首位，其後緊隨十所中國高校。與此同時，哈佛及其他美國頂尖高校正面臨川普政府帶來的新壓力：科研撥款削減、旅行禁令以及針對國際學生和學者的移民政策收緊。2025年8月赴美留學的國際學生人數比前一年下降19%。如果全球最優秀的人才選擇赴他國學習和工作，美國高校的聲望和排名恐將進一步受損。一家英國機構今年將位於北京的北京大學列為全球第13位。  圖片來源：Andrea Verdelli /《紐約時報》中國正投入數十億美元發展高等教育，並積極吸引外國研究人員。2025年秋季，中國開始為全球頂尖科技類高校畢業生提供專門簽證，鼓勵他們來華學習或創業。“中國在高等教育領域擁有的資金，是20年前無法想像的，”多倫多高等教育戰略諮詢公司總裁亞歷克斯·厄舍（Alex Usher）表示。而川普政府則採取截然相反的路線，計畫削減數十億美元的美國高校科研撥款。川普政府官員辯稱，這些削減旨在消除浪費，並將科研重點從多樣性等他們認為“過於政治化”的議題上轉移開。本文發表前，川普政府未回應置評請求。白宮發言人莉茲·赫斯頓（Liz Huston）此前曾表示：“在放棄擇優錄取、自由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機構中，最好的科學無法蓬勃發展。”2025年全年，美國高校領導層不斷警告：聯邦科研撥款削減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哈佛專門設立網頁，列出因撥款中斷而受阻的各類科學與醫學研究項目。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聯合多個法律夥伴提起訴訟，挑戰部分削減措施。該協會主席托德·沃爾夫森（Todd Wolfson）警告稱，科研經費削減將“阻礙下一代科學家的成長”。2025年春季，川普政府切斷了向哈佛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科研資金，但一名聯邦法官隨後下令政府恢復撥款。政府表示，未來將限制對該校的資助。哈佛發言人拒絕對此置評。其他眾多美國高校的聲譽與全球地位同樣岌岌可危。聯邦撥款減少意味著科研活動縮減，進而可能導致未來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成果減少，最終影響其在排名中的表現。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探索新知、推動發現。教職員工常面臨“不發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而那些不以大量學術論文產出為目標的院校（如許多文理學院）則不會出現在這類以科研產量為基礎的排名中。內耶塞爾強調，萊頓排名“並不聲稱能反映任何關於教學質量的資訊”。在評價標準更廣泛的排名體系中，美國頂尖高校表現仍較穩健。這些排名除學術產出外，還會考量學校聲譽、財力、申請錄取率（反映學生嚮往程度），甚至包括諾獎得主人數等因素。專家指出，這類綜合排名變化較慢，但仍顯現出美國高等教育霸權正在被侵蝕的跡象。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連續第十年將牛津大學評為全球第一。其前十名與去年一致：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以及並列第五的哈佛與史丹佛。美國高校在2026年該榜單前十中佔據七席。但再往下看，美國高校整體下滑：62所排名下降，僅19所上升。十年前，北京兩所頂尖高校——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該榜單中分別位列第42和第47位。如今，它們已逼近前十：清華第12，北大第13。香港有六所高校進入全球前200，韓國有四所進入前100。與此同時，一些知名美國高校排名下滑：杜克大學2021年排名第20，如今跌至第28；埃默裡大學從第85降至第102；聖母大學十年前排第108，如今已滑至第194。高等教育顧問厄舍指出，影響哈佛科研產出的因素（如聯邦撥款削減、博士項目縮減）不會立即反映在排名中。“如果你看某校在《自然》或《科學》上發表了多少文章，那反映的是四到五年前啟動的研究。存在相當明顯的滯後效應。我不認為這會在未來幾年產生重大影響。”儘管中國在化學、環境科學等領域表現強勁，美國和歐洲仍在普通生物學、醫學等學科保持優勢。有研究指出，中國學者通過相互引用提升被引次數，其自引率高於西方學者之間的互引。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研究生院高級研究員兼全球參與主任艾倫·魯比（Alan Ruby）介紹，大學排名的歷史可追溯至20世紀初。他說，學生常參考排名決定申請那所學校，學者據此選擇工作與研究地點，一些政府用其分配科研經費，僱主也將其作為篩選大量初級求職者的快捷工具。“如果你想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無論是學生、研究人員還是教師——你就需要‘我們是一所頂尖高校’這種訊號力量，”魯比表示。喬治城大學多哈校區政府學教授保羅·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認為，排名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行銷，更因為大學質量本身至關重要。雖然很難直接將優秀的大學與國家實力聯絡起來，但他指出：“另一方面，我們都清楚，德國在1930年代摧毀了自己的大學體系，很可能在很多方面付出了慘重代價。”本文作者馬克·阿森諾特是《紐約時報》的高等教育記者。 (邸報)

馬上2026了，是時候回顧去年、展望新年。有一個場景，早就想和大家聊聊了。是今年11月，馬斯克和黃仁勳在矽谷的一場世紀對談。兩人從人形機器人聊到太空AI，聊得既廣又深，資訊量十足。裡面有段話我印象特別深，是關於“AI和機器人是否會搶走我們工作”的討論。有意思的是，面對同一個問題，這兩位深刻改變了世界的人，給出的答案似乎完全不同——馬斯克覺得，工作會慢慢變成一種“可選項”：它會像運動或電子遊戲一樣。如果你想工作，就像你可以去商店買蔬菜，或者在後院種蔬菜。在後院種蔬菜要難得多，但有些人仍然這樣做，因為他們喜歡種蔬菜。而黃仁勳則認為AI會讓人類“更忙”：我相信Elon會因為AI變得更忙，我也一樣。以前我們積壓了太多想做但沒時間做的想法，現在有了工具，我們只想把這些想法全部實現。一個說“不必工作”，一個說“更加忙碌”，乍一聽真的很不一樣，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他們指向的其實是同一個未來：AI正在把人類從重複性勞動裡解放出來，推向一個更需要定義問題、創造意義的新舞台。AI，把孩子帶向怎樣的世界？在與馬斯克的對談中，黃仁勳分享了一個聽起來有些“反轉”的觀察。這些年，AI分析醫學影像又快又準，很多人都以為，放射科醫生快要失業了。但現實卻恰恰相反：如今醫院裡的放射科醫生不僅沒減少，反而更忙、也更稀缺了。原因就藏在工作的本質裡，醫生的核心目標從來不是“看片子”，而是診斷疾病、治癒病人。AI接下了“讀片”這種耗時耗力的重複性工作，反而讓醫生能騰出精力分析更複雜的病情資料，花更多時間和病人溝通。從這個案例往大了看，AI時代的輪廓其實已經清晰可見。沒錯，許多流程化的工作，AI可以做得又快又好。客服應答、海報生成、語言翻譯……這些以往需要人力反覆投入的環節，正在被AI平穩接手。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會被“解放”到無所事事。相反，當AI讓生產力變得廉價，人類對創新、審美和深層次溝通的需求，也會以同樣快的速度放大。我們的孩子可能會更忙，只不過忙的內容徹底變了：從“按要求執行”，轉向“判斷價值、整合靈感、創造意義”。甚至可以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有機會成為“個體創業者”——不是說非要開公司、僱員工，而是靠自己的眼光和創意，一個人就能把一個好想法從頭到尾落地實現。學會與AI協作，是當務之急去年，管理學頂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簡稱AMJ）發表過這樣一篇文章——《When and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ments Employee Creativity》。這篇文章由史丹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團隊聯合撰寫，通過對全球500多家不同行業企業的調研資料進行分析，最終得出結論：AI之所以能促進人類創新，關鍵在於人類可以正確定位與AI的關係——把它當作“協作夥伴”而非“替代者”。裡面最經典的案例，是研究團隊在一家大型電話銷售公司做的實驗。研究人員將銷售工作拆解成清晰的兩個步驟：第一步是給海量客戶打陌生電話，篩選出有意向的人；第二步是說服這些有意向的客戶，完成購買。過去，這兩步都由銷售員一手包辦。結果就是，他們絕大部分精力和時間都消耗在了第一步——不斷地打電話、遭遇拒絕、進行千篇一律的初步介紹。這讓他們疲憊不堪，等到真正需要發揮創意去說服客戶時，反而已經靈感枯竭、心力交瘁了。實驗的做法很簡單：引入AI當銷售員的“協作者”，但不讓AI全權接手，只把枯燥的“第一步”交給它。就這樣，銷售員的工作性質被徹底重塑。銷售員不再需要機械重複開場白，而是必須專註解決客戶提出的各種個性化、甚至刁鑽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需要他們現場組織語言、靈活應對、創造性地說服對方。研究發現，在這種模式下，銷售員的創造力（表現為成功解答非常規問題的能力）平均提升了2.33倍，而且最終的銷售業績也顯著提高。類似的變化正在許多崗位上發生著。這背後是一個清晰的協作邏輯：AI成了我們踏實的“後勤夥伴”，包攬所有重複、枯燥的任務；而我們，則被解放出來，去做那些更需要洞察、共情和靈光一現的事。所以，對我們的孩子來說，面向未來的第一堂課，就是學會用正確的心態看待AI——不必恐懼，也無需抗拒。想讓AI成為夥伴，審美至關重要看到這裡，肯定有人會好奇：孩子們要怎樣做，才能讓AI成為自己的共創夥伴？黃仁勳在談到AI 員工時，強調了一個觀點：“我們不僅要教給 AI 知識和技能，更要教給它“評估方法”。意思就是，我們要告訴AI什麼是“好的”，什麼是“我們想要的”。也就是說，當我們把具體任務交給AI去做，我們人類的價值就集中體現在，決定“要做什麼”，判斷“做得如何”這兩件事上。此時，“品味”、“審美力”就變成了最為珍貴的稀缺資源。現在很多公司都在普及AI工具，比如用AI生成文案初稿、設計海報版式、分析目標使用者喜好等等。但我們都清楚，這些AI生成的內容，很少能直接用。要麼是圖案元素隨意堆砌，要麼是文案表達晦澀彆扭，時不時就會鬧出笑話。AI繪圖的bug：對話方塊隨亂放，一個人有六個手指這些現象無不在提醒我們：AI不會告訴我們什麼是美，只會聽從我們對“美”的理解。所以，未來孩子與AI共處的關鍵，並不在於他們能用AI生產多少內容，而在於他們能否從海量結果裡，挑出最觸動人心的那一個。換句話說，品位、審美力——這種感知美、辨別美、創造美的能力，很可能會成為孩子未來最核心的“內在工具箱”。比如，喜歡美食的孩子，可以用AI分析口味趨勢、設計菜品概念，但最終讓他脫穎而出的，一定是那份他自己調出的、讓人唸唸不忘的“家傳風味”。還有喜歡旅行的孩子，可以用AI規劃路線、整理攻略，但能打動人的，肯定是他鏡頭裡和文字中那份獨一無二的視角與感受。順著這個思路往下想，當下很多出於“技能焦慮”的教育選擇，或許真的值得我們重新審視。我們這一代父母，總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於是不斷督促他們學技能：背單詞、練速算、考級考證……但許多這樣辛苦訓練出來的“硬技能”，在未來高度智能化的世界裡，真的還能派上用場嗎？答案，恐怕並不樂觀。如何“拯救”孩子的審美？關於孩子的審美，我曾看到過這樣一句話：每次看到AI，都感覺在下一代的審美要完蛋了。雖然博主說得比較激烈，但他的擔心不無道理。我們的孩子，成長在一個被演算法包圍的時代，很容易陷入一種“被動成長”的狀態。打開手機，短影片、短劇會根據孩子的瀏覽記錄精準推送；打開學習軟體，AI會直接給出題目答案和解題思路；打開繪畫APP，AI會一鍵生成孩子想要的作品。這種“無需思考就能獲得滿足”的成長模式，正在悄悄扼殺孩子的審美力和創意。原因很簡單：長期被動接受演算法推送的內容，孩子會慢慢失去主動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他們的審美會被演算法固化，覺得“演算法推送的就是好的”，從而失去自己的獨特視角。而這恰恰是審美力和創意的天敵—審美力需要主動感知和判斷，創意需要主動探索和嘗試，可“AI式喂養”正好剝奪了這些過程。作為家長，我們能做的，就是主動干預這種“被動狀態”，用具體的行動幫孩子把審美感知拉回真實生活裡。鼓勵動手創作，延遲AI介入如果孩子喜歡畫畫，就給他紙和筆，讓他畫下眼中的小貓、窗外的樹，不必追求“像不像”，重在記錄自己的觀察與感受；如果他們喜歡寫作，就鼓勵他們自己動筆，而不是直接向AI要範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必評判“好壞”，就讓他成為創作的主人，而不只是結果的接收者。與經典作品“親密接觸”我們可以帶孩子走進博物館與美術館，不急於解讀歷史或技法，只是靜靜地站在畫作、雕塑前，讓他用自己的眼睛捕捉線條與光影。也可以共讀一本文學經典，不必刻意分析主題，只需一起體會那些文字中蘊藏的情感，讓語言如溪流般自然浸潤心田。那怕只是在家中播放一曲古典樂，也可以和他們閉上眼睛，感受旋律如何起伏、和聲如何交織……審美練習融入生活瑣事美並不遙遠，它還藏在每一天的細節裡。一起整理書桌時，問問孩子怎樣擺放更舒心美觀；搭配衣服時，請他們聊聊顏色與款式的協調；甚至逛菜市場時，也可以引導他觀察蔬菜的紋理、水果的顏色。這些細微的選擇，都能讓孩子收穫發現與創造美的能力。未來已來，我們無法預測AI技術將具體演化至何種形態，但可以確定的是：藝術，會給孩子提供清晰的方向感和幸福感，讓他們在AI的浪潮中，知道自己可以創造什麼樣的價值，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想起之前在書上看到的一句話：“藝術是活的科學。”放在AI時代，這句話或許會更有份量。 (mom看世界)

社會上常說大學生已經爛大街了，來形容大學教育的氾濫。這幾年大學生找工作越來越難，出現了不少啃老族、備考族。但我們結合資料來看看，中國的大學生真的有那麼多嗎？中國的大學教育始於19世紀後期，距現在只有120多年，和西方國家大學動輒三四百年，五六百年，甚至上千年歷史是不能比的。而中國真正意義上大學教育始於1977年恢復高考後，上大學一度成為改變命運，平民子弟躍龍門的代名詞。1977年恢復高考。經過近50年的持續招生，中國社會究竟有多少大學生呢？根據清華大學的統計，中國社會接受過全日制大學教育（包括大專教育）的人群有2.5億人，佔總人口的17%。也就是說每6個人中只有1個是大學生，包括了大專生。發達國家的大學教育率往往高達50%以上，少一點的像美國都有40%，顯然中國社會的整體素質和發達國家是有不少差距的。而接受過全日制本科教育的有多少人呢？只有約8000萬人。改開後近50年一屆又一屆培養，到頭只有8810萬本科生，只佔中國人口的6.9%，每20人中只有1個本科生。各國高等教育比例。目前中國有2820所大學，數字上還不到美國大學數量的一半。在這2820所大學中只有1275所本科，公辦本科只有851所。如果把雙一流大學看成是過去的重點大學，985大學看成是過去的名牌大學，那雙一流只有147所，985隻有39所。中國39所985大學分佈，一年985的畢業生也只有20萬左右。既然大學生這麼少，為什麼感覺大學生都是在學校就混日子，然後畢業就失業，在家啃老考公，一事無成的樣子呢？一是近10多年大學持續擴招，1949年建國時大學生畢業生才2.1萬人，改開後長期一年畢業生也只有幾十萬人，而現在一年畢業生就有1000多萬人，可以說真的是人人都有大學上。中國每年畢業大學生人數，這裡的大學生包括了大專生。大學擴招後社會沒有足夠的高品質就業崗位來吸納，這是導致大學畢業即失業的根本原因。按世紀初的計畫，擴招和中國升級成發達國家是同步的。既然是發達國家，那一定是像美國一樣有一大批世界級企業，自然要更多上過大學的人才。可現在呢？一是外資主動或被動撤離，原先的中低產業逐漸轉移到東南亞。即使是血汗工廠，也需要上過大學的管理者，而今都沒有了。二是經濟下行，大量民企倒閉，底層大學生不僅進不去國企，連民企都去不成了。三是這十幾年來大學專業設定、課程安排和市場要求嚴重脫節，簡單講就是大量無用文科專業被放了進來。其實所有專業都有用武之地，不合理的只是超出市場需求的盲目擴招。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我們的人口實在太多了。現在上大學的一代人主要是00後和未來的10後，他們出生的年代大概是2000年到2015年，那時候的生育率依舊很高，一年出生1500萬以上，疊加上擴招，這就導致一直到2038年中國的畢業生人數都在1000萬以上。目前的世界經濟容不下一年上千萬畢業生出來找高端工作，即使我們吃下世界所有高端產業都不行。其實日本上世紀90年代出現了和我們相似的情況，當時日本政府的解決辦法是大量擴招研究生，同時放任企業招聘勞務派遣。於是那一代大學生只能在失業和臨時工間徘徊，或者千萬人中擠出來考公。當經濟好轉，這一代人也步入中年，成為被放棄的一代人。 (未音g)

2025年12月11日，中國教育部公佈的資料顯示，2024年留學回國49.5萬人，較2023年增加7.94萬人，同比增長19.1%，人才回流呈加速態勢。教育部有關負責人介紹，1978年至2024年，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888萬人，743萬人完成學業，644萬人在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發展，為服務國家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其中，黨的十八大以來，563萬人回國服務，佔改革開放以來回國總人數的87%。2024年一年，留學回國的人數就達到了49.5萬，差不多就是50萬人的規模。對比2023年，足足多了7.94萬人，同比增長19.1%，人才回流的速度明顯在加快。再看更長遠的跨度，從1978年到2024年，咱們國家出去留學的人累計有888萬。其中743萬人順利完成學業，而選擇回國發展的就有644萬，佔比相當高。這些回國的人才，實實在在給國家戰略發展添了不少力。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回國服務的人數更是達到了563萬，佔改革開放以來回國總人數的87%。這組資料一出來，沒人再懷疑“回國熱”不是真的，反而都在問：為何現在越來越多留學生，都願意回來發展了？其實“回國熱”升溫，從來不是單一原因推動的，背後藏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疊加。先看全球留學的大環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組最新資料：全球2.64億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裡，大概690萬是跨國留學生。一直以來，英國、美國這些高收入國家，都是留學生首選的目的地；而中國、印度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也是最主要的生源國，這個大格局沒怎麼變。但最近這幾年，情況慢慢不一樣了，英美等國的移民和簽證政策，越來越嚴，直接推高了留學生回國的意願。就說美國，今年4月突然搞了個大動作，一下子取消了上千名國際學生的簽證，甚至連合法身份都給剝奪了。這些學生被取消簽證的原因五花八門，犯罪記錄是其中一個，但裡面居然包括超速駕駛這種輕微的法律違規。更讓人沒想到的是，美國國務卿盧比歐還直言，很多被針對的學生，都參與過親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說白了，不少簽證取消根本不是因為學生犯了嚴重錯誤，反而帶著明顯的針對性。《紐約時報》5月份的時候，找了150名美國高校的國際學生採訪，問他們移民政策的影響。幾乎所有人都表示會把學業完成，但大多數人都坦言，美國對他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了。以前很多計畫畢業後留美工作的學生，現在都改了主意，要麼打算回國，要麼想轉到其他國家發展。更離譜的是，今年5月美國政府還宣佈，取消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要求在校的非移民身份國際學生必須轉學，不然就沒合法身份了。雖然之後哈佛大學起訴了，這事有了轉機，但當時可把校內的國際學生嚇慘了，安全感直接跌到谷底。除了政策收緊，還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在留學期間遭遇了不公正對待，這也讓他們對留外發展沒了信心。今年8月，外交部發言人就提到過，美方最近總對中國赴美留學生搞歧視性、政治性的選擇性執法，態度特別不公。有的學生入境時被帶進“小黑屋”長時間盤查，最長的居然滯留了70多個小時。盤問的問題，跟他們赴美讀書的目的一點關係都沒有，甚至還會拿“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當藉口，直接註銷簽證、禁止入境。後來川普又突然改口，說美國不僅想要中國學生，還特別需要中國學生，會允許60萬名中國學生進美國大學。但這種反覆搖擺的態度，根本沒法讓人安心。不少在美中國留學生都看明白了，美國政府就是“既想賺留學生的學費，又想拿留學生當政治籌碼”，心裡越來越不安，原本還在猶豫要不要留美的，現在都堅定了畢業後回國的想法。英國這邊的簽證政策，也跟著收緊了。英國首相斯塔默今年大幅調整移民政策，把留學生畢業後留在英國找工作的PSW簽證期限，從原來的2年縮短到了18個月，只有博士生還能保留3年的期限。本來很多留學生選英國留學，就是衝著PSW簽證能留英工作一段時間，現在期限縮短，留英的吸引力自然就下降了，回國的意願也就更強了。就在英美等國不斷收緊政策、降低吸引力的時候，咱們中國這邊，卻在使勁兒吸引海外留學生回國，給的支援力度越來越大。國內的頂尖高校，比如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最近這幾年一直在推碩博招生項目，專門招收本科畢業於歐美頂尖高校的中國籍學生，讓他們回來讀碩士、博士，給優質人才提供深造的平台。國家層面也沒落下，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CSC）一直在擴大規模，還推出了“啟明星”這樣的項目，就是為了吸引高層次人才回國發展，同時也鼓勵國際學者來中國交流，營造更好的人才發展環境。一邊是國外政策收緊、處處受限，一邊是國內大力支援、機會越來越多，一對比，留學生自然更願意選擇回國。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回國熱”升溫，咱們中國的留學市場，也出現了不少新趨勢，跟以前不一樣了。全球化智庫聯合創始人苗綠之前接受採訪時就說過，最近幾年，留學總人數雖然恢復了，但增長速度變慢了，不再是以前那種猛漲的狀態。清華大學的資料也能印證這一點，2024屆清華畢業生出國（境）深造的比例是9.6%，比近十年平均10.5%的比例還要低，越來越多畢業生不再盲目選擇出國深造。而且，現在留學資訊越來越透明，學生選留學國家的時候，也變得更理性、更多元了。雖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還是主流的留學目的地，但學生的興趣已經慢慢分散到其他地方，比如加拿大、歐洲國家，還有新加坡、日本這些亞洲國家。國際教育協會的調查資料顯示，2023—2024學年，印度反超中國，成了在美國留學人數最多的國家，有33.2萬名印度留學生在美國讀書；而中國留學生的人數是27.7萬，這已經是中國在美留學生連續第四年減少了。越來越多中國學生，把目光投向了歐洲和東南亞的新興留學目的地。《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25》裡提到，赴德國、紐西蘭等國家留學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國家有優質的教育資源，另一方面也是想體驗不一樣的當地生活。像法國、俄羅斯、白俄羅斯、義大利、愛爾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匈牙利這些歐洲國家，還有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都已經躋身中國學生海外留學的前二十大目的地，留學選擇不再侷限於少數幾個國家。從以前的“出國熱”，到現在的“回國熱”升溫，再到留學市場的多元化變化，背後藏著的是國家實力的提升，也是人才觀念的轉變。以前很多人覺得，出國留學會有更好的發展機會；現在大家慢慢發現，國內的發展平台越來越大，機會越來越多，回來同樣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加上國外政策收緊、不公正對待等因素的影響，“回國發展”已經成了越來越多留學生的首選。近50萬人選擇回國，不是偶然，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未來，相信會有更多海外人才回到祖國，為國家的發展注入更多活力，而中國也會繼續成為全球人才嚮往的發展熱土。 (外事匯)

常有人說留學性價比越來越低，那麼什麼是高性價比？是在藤校？在華爾街投行或矽谷大廠？還是在經年積累、越來越成功的精英履歷中？小時候受《哈佛女孩劉亦婷》影響想上哈佛，也真上了哈佛的張倩的腦海裡，始終盤懸著這個疑惑。她從小就是學霸，被美國大學教授戲稱有著「世界上最好的精英教育履歷」：小升初考進上海頂級名校上外附中，大學全獎進入藤校達特茅斯學院，還去了哈佛大學讀商學院。職場也一路開掛，畢業不久就年薪百萬，有房有車，有一段不錯的親密關係，從主流價值觀來看，過上了留學生的成功人生。然而，當好不容易奮鬥成精英後，「成功」卻壓得她喘不過氣來，還患上了抑鬱症，她開始質疑從小深信不疑的「往上走」的教育，到底終點在那兒？在美國的13年裡，張倩也見證了赴美黃金時代的開端、高潮和落幕。自她上大學的2009年到2019年間，遠渡重洋去美國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從每年1萬多人暴漲到13萬人，直到2022年才暴跌回落。她的故事，不只是關於她自己，或許也是一代人對「美國名校夢」和「美國本位主義」祛魅的歷程。正如她說的那樣：走進哈佛，是我的人生奇遇；走出「哈佛」，則是我的人生必修課。01 DIY拿到全獎唯一錄取後藤校的光環，曾讓很多人直接把它當作「最好的教育」代名詞，張倩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她出生於上海工薪家庭，從小讀的是家門口的普通小學，但遇見了一位好老師，挖掘了她在國際象棋上的天賦，一路拿獎，還拿過上海市女子團體第一名。就此，她的命運發生了逆轉。她得以進入一所更好的小學，並參加了奧數班，小升初的時候考入了每年在全市只招120人的名校「上外附中」。那怕進入了這樣的名校，她的聰慧讓自己的成績始終位居前列，多次拿過第一。她至今還記得進入上外附中的第一天，那是2002年，校門左邊有一張張龍虎榜，大紅色的宣紙，黑的發亮的毛筆字列舉著高三畢業生的大學走向，排在最前面的是哈佛，耶魯，達特茅斯，賓大等名字。「對於年僅11歲的我來說，這個排名傳達了一個明確的價值觀——美國藤校就是最好的。」所以到了高三申請那年，她只把目光投向了藤校。■集齊了兩張藤校學生卡。這個「要去就去最好」的思維，成為她求學人生的註腳。她想去哈佛，但是哈佛那年沒有早申輪次，她在達特茅斯和耶魯之間選擇了前者，成為了2009屆達特茅斯唯一在中國大陸錄取的學生，並拿到了為期4年的全額學費減免，總額近16萬美元。進入藤校上大學後，她也邁入了世界上最精英人群的圈子裡，而深入浸泡在這個圈子裡，她看見了那些被刻意遮蔽的部分。她發現，達特茅斯四年本科加上哈佛商學院兩年MBA，讀書、GPA從來不是中國學生的「卡點」。相反，有幾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讓她在藤校就讀期間重新反思精英圈層。■最近哈佛前校長大翻車也讓全世界反思製造精英的流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大學社團招新會。其中，兄弟會和姐妹會招新是每年學校社交文化裡最盛大的事件，當時害怕被人認為「奇怪」的張倩，也積極加入這場從膚色、種族、外貌、性格、身材等多個維度對人進行評價和匹配的社交活動。但她卻沒有收到任何一個複試邀請，姐妹會的標準始終帶有「階層烙印」。雖然當時覺得有點沒面子，不敢告訴任何人，但當她有更多社會經驗後，她卻意識到：在藤校這樣一個以美國中心、白人中心的社會文化中，這些事情會給中國留學生等少數族裔造成難以啟齒的隱秘傷害。「我敏銳地從同學們的言行舉止甚至打扮中感知精英階層的風貌，也在無形中模仿著他們，打扮容易學，我買齊了所有她們穿的品牌，但社交圈和談吐卻很難買到。」距離當年的姐妹會招新已有15年，回去校園看風氣並沒有太大變化，但她卻跟當年「奇怪」的自己和解了，或許「奇怪」的從不是自己。她提到，從藤校畢業的時候，自己曾問一群最親近的女同學，未來你會讓自己的孩子來這裡上學嗎？「大家都有些猶豫，因為對於自我價值還未穩固的年輕人，這樣的環境既能讓人受益終身，也危機四伏。」■張倩在小🍠的ID叫「都是劉亦婷曾子墨耽誤了我」，這是她在抑鬱最頻發的時候起的網名，記錄自己對精英的思考，現在已經有接近7萬的關注了。02 令人失望的哈佛畢業後，因為劉亦婷影響，她也有一個哈佛夢，就申請進入了哈佛商學院讀書，也成為了別人口中的「哈佛女孩」。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對一件事祛魅，就從擁有開始。在哈佛的兩年，是她徹徹底底對「精英」脫去濾鏡的時候，她在書中專門列出了一節，曆數「哈佛大學讓我很失望」的地方，很多地方出乎意料。她開玩笑說，一開始自己對這件事很難啟齒，畢竟花了這麼多學費和時間奮鬥多年才躋身這一群體，若要抱怨的話，怕不是極其傲慢的「精緻利己主義的平方」。但如果每個人都不說，是不是更加加深了大眾對哈佛的濾鏡呢？我們常會看見各種哈佛人設，這張名片是最重要的標籤，這是因為「典型的哈佛精英對於自我形象和影響力有著極致的追求，每個人就像一本精心製作的藝術相簿。」很多人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也只跟同圈層的人交往，對於工作和朋友選擇像收集商標一樣，非名校的不來往，她也目睹了諸多「見人下菜」的荒唐。■哈佛校報2025年最新調查，經歷心理問題的學生比例非常高。在我們心中，哈佛是包容、開放、全球中心的代表，但張倩卻發現，哈佛不少老師和學生都有著「顯著的自我中心，對於異族的不理解和抗拒，乃至習慣性自上而下式傲慢批判。」這也體現在，在這個全球頂尖、為全球培養領導者的藤校，在絕大部分的決策上十分保守——從固定的座位排列，到選取的商業案例主要以美國企業為主，甚至幾十年前的案例還在沿用；再到只要涉及到與商業有關的地緣政治、戰爭影響等等，「美國中心主義」本位思想，仍然是藤校最為主流的價值。原本以為「世界的哈佛」裡，「美國本位」制會更隱蔽，其實並沒有。她聽聞了一位朋友在歐洲讀書的故事，大受震撼：「我在藤校讀了6年書，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多元。」身處其中，在美國學習生活十三年，從參與精英生活，到觀察、反思精英路徑，張倩越發意識到「美國本位」的侷限性：「美國和名校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如果我總是仰視美國中心的主流價值和文化，那我所看到的世界是變形的。而平視才會讓我公平地看到真正的價值和限制。」■達特茅斯和哈佛的畢業典禮。什麼是美國本位呢？有個在歐洲流傳甚廣的笑話或許能說明一二：難得出國旅遊的美國人來到母語非英語的國家旅遊，聽到別人說他聽不懂的語言，感到一陣不耐煩和委屈，還能理直氣壯的問：「為什麼你們不會說‘美國語’？」在美國的十幾年裡，她頻繁體會到美國文化的強勢和傲慢。尤其在藤校，這種「美國本位」的思想又被簡化成了自由派，彷彿只剩下一種聲音，教授也時刻在進行「自我審查」。在去全球化、覺醒主義的時代背景下，張倩所經歷的幾個特殊的衝突，讓她遺憾地表示：「美國丟失著自由，哈佛犧牲著智慧」。同時，對於身處邊緣的亞裔留學生來說，這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壓迫和評價。舉個例子，她提到自己曾經對純正「美音」的極度追求，這也是想要極力「融入」美國本位社會的表現，但口音展示的是一個人的根源，也是一個人的自我認同的來源。「我們不用因為口音而有羞恥感。」張倩希望告訴年輕的留學生們，花這麼多錢來留學的目的，不是融入，不是拿4.0，是獲得有關世界和有關自己的智慧。最後，那張花了重金換來的哈佛畢業證，她至今還沒見過，直接讓學校寄回來上海的家裡：「畢竟中國父母都更渴望，也更值得這張紙。」■張倩也見證了美國留學的黃金時代。03 致命的精英公式那麼，精英到底是被什麼壓垮的呢？作為曾經精英的一份子，張倩對精英所要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最常遇到的心理危機太熟悉了，她切身並親自體驗了精英的痛苦。她發現，「天資極為聰明+家庭條件優越+環境競爭激烈」是一個致命的公式——它產出的既是一個光鮮亮麗的精英集團，也是這其中每一個人的焦慮、抑鬱、壓力，是精英痛苦的總和。張倩在書中提到，在達特茅斯這類頂尖學校中，進食障礙的普遍程度高達15%，精英們對自己人生的高度控制感最先體現在對身體的控制上：這裡沒有胖子。從她本人以及周圍同等背景的同學、朋友的親身經歷中：「心理問題在精英群體中非常常見的現象，是你覺得自己應該達到什麼位置，實際上沒有達到，你會覺得很丟臉，覺得自己非常失敗，一手好牌打爛的感覺，這種落差往往是心理健康問題的源頭。」在她的觀察裡，很多精英從來不會停下來，人生總是在追趕：「精英面臨的首要挑戰，便是過分豐富的外部刺激導致的易成癮的性格。」■她一周曾要服用四種抗抑鬱抗焦慮的藥物。一個精英常見的表現為：這個學位讀完要征服下一個，有人集郵集全了；做過投行之後要跳去買方，努力耕耘兩年獲得晉陞；喜悅沒兩天就開始焦慮於下一目標；今天舉的鐵要比昨天的重，一天不鍛鍊那兒都難受；半馬跑完訓練全馬，全馬完了越野超馬，不夠刺激還可以去練鐵人三項；即使是修習瑜伽，也只會用解鎖下一個高難度體式的方式丈量自己的進步；連談戀愛都像做項目，計算公式而非愛意……「精英們對自己要求那麼高，對他人和世界，又如何能夠時刻充滿寬容和善意呢？這些積累的壓力和焦慮非常大，就像是一桶越積越多的水桶，卻沒有一個閥門去洩洪。」張倩是一個有自救心法的人，她嘗試過瑜伽、心理諮詢，身體反應最大的時候也願意嘗試藥物治療。但許多精英人士不願意對他人訴說這些痛苦，他們不願意去觸及這些負面情緒，不願意去面對所謂的失敗。對於張倩來說，從兩所藤校的就讀經驗所獲得的最大收穫，就是「在周圍都是非常聰明厲害的同學中，即使有些人看上去光鮮開心，實際上很可能跟我一樣在體驗同樣的焦慮、動盪、不安全。」無論是達特茅斯還是哈佛，無論是康州老錢家庭的小孩，還是出生就在山頂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子，「我親眼看到了同款焦慮」。■在哈佛讀書的時候。有一個網路用語叫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據說哈佛商學院是這個詞的發源地。哈佛商學院的活動特別多，最誇張的時候可能四場不同的活動在同時舉行，很多商學院學生一個都不想錯失，於是日程表上經常在同一時段有多個邀請，想最大化利用時間，生怕錯失真正高價值的那一場活動。這就是焦慮在哈佛商學院最平常的樣態，當你每一天都生活在錯失恐懼中，又怎麼真的能擁有充實的真正的生活呢？精英害怕錯失最成功人生的可能性。要不要嘗試矽谷的創業公司？要不要嘗試Google這樣的大廠，要不要去這個投行而不是那個？錯失背後的焦慮傳達的是，精英是沒有試錯空間的，他們無法接受一點「失敗」。在歷經自己的心理危機之後，張倩放下了從小就習得的對比心，她決定撕下那一張張經過自己努力貼上的光鮮亮麗的標籤：高知、美麗、成功、精英等，都是外在價值體系的表達，都建立在比較之上，而我真正想要的，是智慧和自由，獨立於他人和外物的那種。■受邀哈佛雜誌寫了篇「失敗者自白」。04 藤校沒有教的是什麼？在一次次的陣痛、祛魅後，她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離開自己呆了13年的美國，離開這個曾經不顧一切奔赴的美國，離開這個承載了她18歲起記憶的地方。這也是她向傳統精英路徑告別的一站，她決定放下自己從小就要贏的思維，決定跳出美國本位的思想，去過一種更關照自己的生活。於是，她決定向「最會生活」的南歐人學習，選擇去葡萄牙居住。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做的決定，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走出哈佛、跳出精英思維，是張倩需要面對的挑戰：「很多人只給自己三個月時間，就想找到新的方向，我覺得我裸辭後的頭六個月，都用來‘排毒’還僅勉強足夠。」回過頭來看，到底藤校沒有教的是什麼呢？從原來的成功價值標準到重新校準幸福和自我，她一直在思考自己曾經「最好的精英教育履歷」上到底缺了什麼，她發現對人生更重要、但藤校沒有教的是：身體教育、情緒教育和關係教育。■10年後重回達特茅斯。精英們用大腦去生活、思考，重視的是知識、批判思維，但從來沒有讓身體留在軀殼中，感受與自我同在。而身體其實是情緒與直覺的入口，但在精英教育裡，它被忽視甚至被壓抑，無法得到有效的疏導和發洩，漸漸地身體和情緒出問題。此外，精英教育的目標往往是最大化正確與成功，常常習慣把競爭當作人與人相處的基本關係模式，卻很少學習如何共處、溝通、傾聽，太會解決問題，卻不會連接人心。這三種教育的缺失，最終導致精英用客觀知識和對「正確」、「優秀」的追求來生活，也許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感和物質條件，但正如張倩在書中寫到：「當我發現我的目標是過得快樂、有意義，才察覺之前像是完全爬錯了山。」「我們總是習慣評價一個精英是不是成功，但從來不問他們幸不幸福，就連他們自己也是如此。」■在葡萄牙的生活，簡單自由還多元。現在，已經在葡萄牙定居幾年的張倩，彷彿找到了一種新的人生。她開始重新建立生活，離開傳統職場，寫作、做播客、創作，一點點建立自我表達的空間。她遇到了藝術家男朋友，開始了更多與藝術和文學溝通交往的人生。那些她曾經沒有想過的人生，卻帶來了更豐富多彩的自由。在這個過程中，大海、森林也給了她無數的撫慰，讓她的自我安居在身體中，感受同在，而曾經被診斷不易受孕的她自然懷孕了，如今她的寶寶已經出生，健康長大中，物質雖然不如以往豐裕，但幸福指數卻唰唰地升高。她還在這裡看見了藤校宣傳卻幾乎難尋的「多元」：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膚色的人，不同職業的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回到文初的問題：留學的終點到底在那兒呢？或許從不是拿到多高的學歷，成為多成功的精英，而是尋找智慧和自由的路上，擁有選擇的權利。她現在仍然在路上，也不確定答案，但是有一件事她非常確信：「我真心希望我的孩子，天生不是哈佛的料。」 (穀雨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