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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院士走出實驗室!科博館《看見典範》特展7/1登場 揭開翻轉臺灣的科研成就與故事》 「院士」這個名詞常讓人們覺得距離遙遠,更不清楚「院士」到底在做什麼,其實他們的研究可能天天影響著你我的生活。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辦的《看見典範:臺灣科研創新與成就》特展今(1)日正式登場,特別將12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帶出實驗室,以大眾化、有溫度的展示與系列講座,將他們看似高不可攀的學術成就轉化為易讀、有感的科普知識,重塑這群臺灣頂尖科學家如何用科研實力回應自然、健康與環境等公共課題,本次展覽期盼在展現院士學術高度的同時,也讓大小朋友看見典範背後的人生故事。 教育部部長鄭英耀強調,科學實力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石。為響應政府推動的「三三三諾貝爾計畫」,教育部全力厚植基礎科學土壤,透過本土科學典範啟發年輕世代。本次特展匯聚多位舉足輕重的當代學術巨擘,展現我國在微觀研究、醫療公衛及永續產業等領域的非凡貢獻,期望藉此向下扎根,持續點燃下一代的科學之火。 科博館館長黃文山表示,中央研究院院士為終身名譽職,是臺灣學術界的最高榮譽之一,代表個人在專業領域的傑出成就,亦深刻影響著全球知識發展。此次展覽所介紹的院士,其中4位曾任中研院院長,其餘8位則長期深耕中興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等頂尖學府,在國際學術界皆享有崇高聲譽,透過科博館的專業轉譯,將院士們一生的心血結晶化為觸手可及的科學日常,更結合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的力量,打造學術殿堂與公共社會之間的知識橋樑。
海歸女碩士自曝尷尬現狀:“我,藤校學霸、花光父母300萬,如今30歲一事無成……”
這段時間,網上有一篇帖子引起了父母圈特別多的討論。一位名叫“小琛日記”的博主,發文講了自己“藤校畢業後高開低走,到30歲一事無成”的經歷。她在求學階段的履歷相當風光,甚至可以說是很多父母都期待的那種孩子。16歲就在美國讀高中,並且順利考上了全美國排名前30的大學。大學期間,每年都拿獎學金。平時把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在學習上,甚至用3年的時間,就提前完成了原本需要4年的大學學業。之後在美國讀研深造,深入學習建築。從16歲出國到讀研歸來,整整8年。不難想像一個女孩子孤身在國外,要取得這樣的成績,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而這8年的花銷也是不菲。她算很節儉的孩子,又拿獎學金,但幾年下來,學費、住宿費、生活費、食宿等等林林總總加起來,折合人民幣也花了大約268萬左右。但是海外名校學成歸來,正當25歲黃金年齡的小琛,找工作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她的第一份工作,只有1萬2人民幣。那時候她還對自己有信心,相信以後會升職加薪。可是工作一年後,小琛懷孕了,帶娃1年後重返職場,正趕上疫情爆發。她的薪資停留在了1萬2,並且至今未變。海外求學花了將近270萬,可是如今年薪卻只有15萬左右,即使不考慮通膨,也很難填平教育成本。小琛用一事無成來形容自己,在她的帖子下面,也有無數留學生發了類似的感慨。在很多父母的印象裡,考名校、出國留學,都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大家都覺得這些“見過大世面”的孩子,未來也一定有大發展。可是在實際生活中,這種“高開低走”的例子並不少見。不少孩子都曾有一手好牌、被給予厚望,但卻走向平凡甚至平庸。這些孩子不是所謂的“啃老族”,也不是一開始就想“躺平”,現實讓他們心中頗有不平,周圍人看著也不勝唏噓。他們的經歷,也讓人忍不住去思考:改變一個人人生軌跡的,究竟是什麼?在博主“小琛日記”的評論區裡,很多網友都把她的幾年沒有漲薪歸因於疫情、行業下行、過早的結婚生子等等。綜合來看,裡面其實既有行業大形勢,也有個人小選擇。娛樂圈裡有句話:“小紅靠捧,大紅靠命”。就像有些明星長得好,資源足,但觀眾緣就是不行,演了多少部女一號都讓人記不住臉。也有些明星,長相平平,但一個角色就大紅大紫。其實對普通人也是一樣,不過可以改成“小富靠努力,大富靠運氣。”在時代的大潮面前,站在風口上,豬都能起飛來。一個猛浪打下來,老鷹也可能難以站立。就拿博主小琛學的建築專業來說,放在十幾二十年前,是絕對的大熱門專業。那時候行業有句話,叫「三總五項」,意思是畢業之後去工地,三年就能當總工,五年就能幹項目經理。這個普通大學生畢業後 5 年,機靈點的孩子拿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年薪不是夢。有海外留學經歷,簡直可以算金鳳凰。但是建築行業之所以賺錢,是因為國家和資本一直在往裡面投錢。十幾二十年前,小孩子的作文都會寫「層層高樓拔地而起」。房價一直在漲,但大家還是追著買。但如今掏空 6 個錢包,可能也只能買個緊湊小戶型。這幾年受疫情、生育率下降等原因影響,收入有所下降幾乎是必然的。而小琛又恰好在疫情之前因為生孩子耽誤了一年多的工作,錯過了最佳上升期,又是雪上加霜。這幾年我們常說,時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那些疫情前砸了全部身家投資奶茶店、餐飲店的商家;那些推掉其他offer簽約進補習機構的老師;那些過了在大廠勤奮工作滿35歲的程式設計師……他們可能非常勤奮、非常努力、非常優秀,什麼都沒做錯,但突然有一天,發現自己成為了失業大軍的一員。我記得前央視著名主持人張泉靈在一次演講上說:“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你生活在這個時代,但你的內心的價值觀可能還在上個年代,甚至上上個年代,如果跟不上社會變化,時代拋棄你的時候連招呼都不打。”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而一個人的人生,就是之前無數個選擇的總和。小學有沒有考100分,初中有沒有進重點名校,大學有沒有拿獎學金,這些非常重要,但沒有重要到會影響整個人生。有沒有持續做對的選擇、有沒有跟上時代、有沒有及時止損、有沒有在不確定中給自己留一些退路,這些才更重要。經常會有一些懷才不遇的孩子,感嘆這個世界非常不公平,他明明那麼努力,卻輸給了一些有背景、有資源的人。不得不說這是一種無奈。但也確實要承認一個殘酷的事實,很多時候,努力的方向不對,再多的辛苦都是瞎忙。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就是比努力更重要。有時候十年寒窗的努力,就是比不上“比人家父母”的幾句點播和幫助。博主@清華小崔曾分享過他的經歷,他來自5線小城一個普通家庭,17年通過努力,考上了清華。在清華交的好朋友父母是一個大學的院長,在他眼裡朋友是“官二代”。起初倆人一起玩,一起聊物理、聊人生,覺得志同道合,很開心。但是後來差距就體現了,朋友轉繫了,成績越來越好,不僅去了伯克利大學交換,大學期間還發表了3篇頂級期刊論文,最後去了世界排名前四的一所大學讀博。而他在清華的整個4年,都過得平平淡淡。用他的話說:也沒做出什麼特別的成績。這些差距,讓他覺得非常難受。小崔本身是個很聰明很努力的孩子,這一點從他從小地方考到清華就足以證明。那麼小崔輸在那裡?輸在規劃能力、輸在試錯成本、輸在獲取資訊的能力,或者一言以蔽之,輸給別人幾代人的積累。大學四年,他始終不知道大學的重心在那裡,雖然一進大學就積極參與各種學校活動:合唱隊、志願隊、學生會、實踐會……還用了大一一年的時間,辛苦準備考研等。但他到大四才明白:這些都是“無效”努力,因為和他最終的目標完全不相關。甚至連大一一年的考研準備,都是無用功——清華是可以保研的。缺少系統規劃,讓他花掉了大量的試錯時間。而他那個官二代朋友就幸運多了。一開始就知道:清華並不是最好的出路,他是想成為全世界最頂尖的物理學家的,而他考清華,是為了打好數理基礎。所以,大學4年,這個官二代朋友,幾乎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圍繞著這個目標進行。而且去伯克利大學做交換生的機會,全中國根本沒幾個人知道,他卻是為數不多幾個報名者之一。交換生的資訊、報名資格,這些資訊資源是公開的,但知道這回事、並提前為它做準備的,一定是少數人。這份格局視野、這份獲取資源的管道、就是一個家庭幾代人積累的結果。這就需要孩子們放平心態,面對巨大的鴻溝,先要認清現實。圖片來源:電影《阿甘正傳》十年寒窗雖然辛苦,但別人幾代人的努力積累必然會帶來更靠前的起跑線。與其抱怨和絕望,不如保持積極,意識到自己已經通過努力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接下來就是踏踏實實的努力,這至少能保障你生活的下限。如果有運氣加持、貴人扶持、踩對了風口,你可能就會時來運轉,走到更高更遠的地方。很早之前網上就有“985廢物引進計畫”、“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等等小組。985廢物小組裡,都是一些畢業於985大學的高材生,他們很多人都是畢業後求職屢遭不順,工作工作不行,創業創業失敗,總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則是吸納了3萬多“海歸留學的失業失學者”,他們基本都有看似光鮮的海外留學經歷,但應聘面試卻滿是挫敗,工作不適應、回國多年掙不回學費,內心備受煎熬,甚至失去奮鬥的慾望。現在很多年輕人的口頭禪已經不是“奮鬥”和“熱血”,而是“躺平”和“擺爛”。每個人都有選擇怎樣過一生的權力,但是有句話說得沒錯:心態改變命運。那些遇到困難就逃避、自怨自艾的人,即使名校畢業、聰慧過人,也很難擁有一個美好的人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安吉拉•達克沃斯曾說:在我們做的所有研究中,我們發現有一個特質能夠很好的預測成功,它不是社交能力,不是美貌,不是健壯的身體,也不是智商,而是堅毅。她還給堅毅的品質下了這樣的定義:“向著長期的目標,堅持自己的激情,即便歷經失敗挫折依然能夠堅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換句話說,影響孩子成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逼著孩子考了多少個100分,或者給他灌輸了多少知識,而且要讓孩子們有發自內心的堅定和鬥志。圖片來源:電影《覺醒年代》這幾年新聞中經常出現某高校研究生、博士生因為各種矛盾糾紛走極端的新聞,名校生工作受挫後擺爛躺平的事兒也屢見不鮮。如果父母能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多一些鼓勵和推動,多讓孩子有一些從失敗中站起,最終挑戰成功的經驗,多讓孩子感受到他是一個有價值、有能力、有辦法的人,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結果。除了這些,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影響著人生。比如工作之初,有沒有遇到一位靠譜的領導;選擇戀愛結婚對象的時候,對方是不是一個能跟你共擔風雨、情緒性格平和的人;人到中年,有沒有選對有發展潛力的行業,並能終身學習…… (InsDaily人物)
施一公:希望能在上海招收到更多有靈氣的孩子;應試教育把很多學生的棱角磨平了
4月中旬,記者在浦東幹部學院見到了剛剛結束山東地區招生宣講的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從誕生之初,西湖大學的一舉一動就備受關注。離開清華創辦西湖大學的施一公,把這裡視作餘生理想的“終極凝練”,直言要把它建設成“世界頂尖大學”。人們想要知道,這個從不諱言自己教育理想的學者,到底如何實現這個看起來有些宏大的夢想?近八年過去,在不主動參與任何大學排行榜的前提下,西湖大學的世界排名迅速上升,招收了更多的學生,產出一批頂刊論文,孵化了50多家企業,但在施一公看來,還遠遠沒到評價西湖大學辦學成果的時候。在與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一個多小時的對話裡,關於如何從當下的教育選擇機制中選拔、培養真正的創新人才,如何應對AI對教育的衝擊,如何理解文科理科之間的關係,施一公給出了他的思考和回答。1. “希望招收有靈氣的學生” 西湖大學會堅守“小而精”定位記者:“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是西湖大學的定位。西湖大學起步時只培養博士生,2022年啟動本科招生試點,從去年開始本科招生省份範圍擴大,包括進入上海招生,學校是如何考慮的?施一公:“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這9個字中,最核心的是“小而精”。我們辦學的根本目的不是拼規模,而是想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嘗試。要想做改革,無論機制體制、評價標準還是學生培養方面,學校體量較小時會更靈活,也更容易改,這是一個根本的考慮。所以,即便西湖大學再擴大招生規模,也是按照我們的計畫,在“小而精”的範疇裡擴。目前,西湖大學師生員工共4800人,即便10年後,預估學校的核心師生員工加起來也就7000人左右。這個數字在中國大學裡來看還是很小的,但對西湖大學而言足夠了。我們的定位從一開始就是特種兵、尖刀排。記者:去年,上海被納入西湖大學本科招生範圍,您對上海學生的印象如何?施一公:上海是我很欣賞的城市,這裡海派文化底蘊深厚,開放包容。尤其改革開放後,上海發展很快,這裡的學生英文好、思想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強。我們去年在上海招到了一些很不錯的學生,希望今年能在上海招收到更多有靈氣的孩子,所謂“靈氣”不只是代表成績,而是要有批判性思維和自己的想法。記者:您覺得學生經過12年的基礎教育之後,還有可能在本科階段脫穎而出嗎?施一公:應試教育把很多學生的棱角磨平了,對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在卓越和公平之間,我們要有所權衡。公平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但公平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均等。每個人在能力、興趣和發展潛力上都是不同的,如果忽視了這種差異,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均衡。比如,在工作中,表現優秀的人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是合理的,不能說是不公平。因此,在人才培養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尊重並認識到每個人的不同。記者:西湖大學如何培養出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人才?你們做的最重要的探索或改變是什麼?施一公:中國教育一直面臨一個均值高、方差小的現象。能不能創造一個環境,讓特別優秀的學生能夠脫穎而出?我們的做法很簡單,不是一個班一個班地培養,更不是一群一群人地培養,當然更不是放養。西湖大學正在探索一條因材施教的創新人才培養路徑,我們對每個學生精雕細琢,給每一位學生配備博導,關注並行掘他們的興趣和潛力,然後因材施教,基本上不會有兩個本科生是完全相同的培養方案。你可以簡單理解為,在西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模式就是“老師帶學生,師傅帶徒弟”。因為頂尖科學家不可能成建制培養。2. “師父帶徒弟、老師帶學生” 西湖大學的培養模式不需要複製記者:我知道西湖大學一直強調不卷績點,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提升學生創新和研究的積極性?像您說的要去找到真正的興趣,很多人其實在那個年紀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麼。會不會在進入大學之後,有學生發現自己實際上沒有當初以為的那麼喜歡科研?施一公:我不認為高中生畢業時會對一個研究領域很感興趣,即便是本科畢業生,畢業時能想清楚自己將來一定會從事那個專業那個方向的也不多。大部分學生選擇讀博可能是半推半就,對科學有一點興趣,然後在現實的綜合平衡下做出了選擇。但有相當一部分博士生,在剛開始讀博的時候,懷揣著開放的心態,是可塑之才。也就是說,如果你培養得好,他會對科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把它作為終身的事業;如果培養不好,他可能就跟科學絕緣了,這是導師、梯隊和實驗室環境的共同作用。如果真的覺得自己怎麼都不適合搞科研的,那也沒有關係,可以有其他選擇。我們從不要求每個本科生都讀博,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熱愛的方向,對他們未來的發展更重要。記者:您會覺得沒有培養出學生對科研的興趣是西湖大學的一種失敗嗎?施一公:我不這樣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科學的,也不需要每個人都去做科學。記者:反過來說,西湖大學怎麼判斷對學生的培養成功了?施一公:不能以當下學生的畢業去向來做判斷,儘管他們當中有些人去了世界名校或者知名的企業、科研院所,但他們從事科學研究以後能做得多好,將來會給社會帶來什麼貢獻,遠遠不是現在能預測的。如果10年以後,世界範圍內有一個重大的基礎研究的突破在西湖大學內誕生,那時候再論成敗也不遲。記者:這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也要去做時間的朋友。施一公:當然。記者:您剛才說,西湖大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模式,就是師傅帶徒弟、老師帶學生,我很好奇西湖大學對教師的評價機制。施一公:西湖大學實行的是年薪制和長周期考核,6年以後才對他進行考核。期間那怕一篇文章不出,年薪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只要他做出一個在世界上非他不可的突破,或者這個突破雖然還沒有到來,但他能說服他的小同行,讓大家看到這項工作的重要價值,那麼他留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記者:西湖大學這個模式,您認為可以複製嗎?施一公:任何一所大學都不能被覆制。西湖不是模仿加州理工學院建的,更不是模仿普林斯頓大學或者史丹佛大學。現在的西湖大學就是由當下的285位博士生導師、360位行政人員、2000多位博士生和420多位本科生等共同鑄就的。西湖的一些做法,可能其他學校會關注、會借鑑,但我相信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價值,都是獨一無二的。3. “當然要學文科” AI時代要守住思考的底線記者:您一直在強調科學素養,我很好奇,您覺得理科生要學文科嗎?施一公:當然要學!最簡單地理解,學了歷史才能更好地瞭解當下,學了哲學才能更全面地看世界,看了優秀的文學作品才能被感召。文科是對人類知識和經驗的總結,它會對應到你的科學研究中,融入到你對社會的理解中,滲透到你作為一個社會人的行為規範中,體現在方方面面。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的時候,負責招生的教授告訴我,他們曾經做過一個統計,想瞭解優秀畢業生的成長規律。結果發現,博士生在校期間或者畢業後的成就,唯一與GRE成績有統計相關性的是語文推理,語文好的將來出息更大,數學能力和分析能力與學生的未來發展沒有顯著關係。記者:西湖大學也有通識教育,未來會考慮增加一些人文社科的課嗎?施一公:當然。我們人文社科課開得不少,我們特別注重寫作。課程之外,我們還舉辦了很多講座、演出,每個月都有,呂思清、郎朗、劉擎、麥家等都來過西湖。我們還有一個常年活動叫“湖心講堂”,每次邀請一位科學家和一位人文學者來同台分享,我每一期都參加。人文學者的分享讓我很受感染,他們看問題看得比我深、比我透。世界需要他們,批判性思維需要他們,一個大學裡必須要有他們的位置。記者:您覺得AI是拉大還是縮小了學生之間的差距?施一公:現在很難評價。據我所知,美國的大學在幾年之前是鼓勵學生用AI寫作的,現在大部分是禁止的,這個現象大家需要想一想為什麼。人類會不會因此變懶、變笨?記者:其實是把自己的腦子交給AI了。施一公:有人問是不是有了AI以後就可以少學不學了?我認為,要是沒有一定的基礎素養和知識,我們是沒有辦法和AI進行真正對話的,連提問都很難。記者:在科學領域,您覺得那些場景下禁止使用AI,那些場景被鼓勵使用?施一公:一個簡單的原則,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只要能用AI來促進的,都應該提倡使用。但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如果 AI的使用引發不公平,則應該慎用或被禁止。 (經濟學雜談)
《紐約客》要把人工智慧趕出學校嗎?
What Will It Take to Get A.I. Out of Schools?科技界認為,人工智慧輔助教育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越來越多的家長、教育工作者和認知科學家持截然相反的看法。2026年4月23日圖片:Bianca Bagnarelli我不喜歡人工智慧,而且我正在把我的孩子培養成同樣不喜歡它的人。這些年來,我一直告訴他們:聊天機器人是有操控性的、危險的;人工智慧圖像生成器正在瓦解我們對現實的集體把握;大型語言模型建立在對智慧財產權的工業規模盜竊之上。有時候,我發現自己跟孩子談論人工智慧,就像在談論住在街尾的一個令人不安的鄰居:不要眼神接觸,經過他家門口時要繞到馬路對面,有疑慮時就求助於可信賴的大人。是的,我也曾懷疑那個令人不安的鄰居在他的Yeezy球鞋裡面踩著一雙開叉的蹄子,但他恐怕是不會離開的——事實上,他還在不斷買下附近的房產——所以,盡你所能別去招惹他。然而,我萬萬沒想到這個令人不安的鄰居竟然開始在孩子們的學校附近遊蕩;我以為至少要等到高中才會面臨這種情況。二月份,我讀三年級的兒子從馬薩諸塞州一所公立K-5學校背包裡帶回來一張紙,上面寫著"結業證書",頒發給"理解了人工智慧基本概念"的學生。我後來得知,他和同學們獲此殊榮,是因為玩了一款由非營利組織Code.org與亞馬遜未來工程師項目合作開發的電腦遊戲,叫做《與AI一起Mix & Move》——學生在遊戲中"設計"一個卡通舞者,並"混音"一首熱門歌曲,當然,這首歌可以在亞馬遜音樂上找到。這款遊戲不過是個無聊的拖曳操作,與人工智慧幾乎毫無關聯;而那張證書,最終不過是一場毫無意義、充滿欺騙性的品牌行銷活動留下的紀念品。到了三月份,我女兒所在的公立初中——她今年十一歲——開始向學生發放全新的GoogleChromebook,就在那一刻,我聽到了那雙開叉蹄子踏在我家門階上的篤篤聲。學生們在每一節課和做家庭作業時都要使用這台Chromebook,而這台電腦出廠時已預裝了Gemini的全年齡版本——一套人工智慧工具套件。每當我女兒(現讀六年級)開始寫一篇文章時,螢幕上就會彈出提示:"幫我寫"。如果她正在準備一份幻燈片演示,提示就變成了"幫我呈現"。她揮開這些騷擾,但它們依然堅持不懈:"幫我編輯","美化這張幻燈片"。圖像生成器就在那裡,隨時等待她斷絕自己的想像力。Gemini聊天機器人也在那裡,隨時等她去傾訴,儘管對方什麼都不是。我提醒過她多少次,多少次,要小心那個令人不安的鄰居。如今他讀她寫的詩,知道她的密碼。他始終通過那塊螢幕凝視著她。沒有那家公司在K-8教育中的人工智慧領域擁有壟斷地位。在波士頓公立學校,六年級學生使用由OpenAI的ChatGPT和Anthropic的Claude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為今年的全州標準化考試做準備。在紐約和洛杉磯等地的學區,幼兒園學生正在與一款名為Amira的遊戲化閱讀機器人對話,該機器人會錄製孩子們的聲音,以提供由人工智慧驅動的反饋。布魯克林一位公立學校家長告訴我,一堂二年級美術課上,學生們可以使用Adobe Express教育版製作人工智慧拼湊內容。洛杉磯的一群四年級學生用同款Adobe程式設計《長襪子皮皮》的書封時,程序竟生成了帶有明顯性暗示的圖像。Google憑藉Chromebook及其內建的"學習管理系統"——Google教室——在人工智慧競爭對手中佔據了得天獨厚的機構優勢。新冠疫情期間,各學區爭相搭建遠端學習平台,許多學區在Chromebook上找到了一個廉價便捷的解決方案——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台連接著蹩腳觸控板的遲緩瀏覽器。美國公共利益研究集團的一份報告指出,到2020年最後一個季度,這款裝置的同比銷量增長了287%。《紐約時報》去年11月進行的一項全國調查顯示,約80%的K-12教師表示其所在學區使用Chromebook,這為Gemini創造了一個龐大的固定市場,也使人工智慧進入學校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支援在小學和初中推行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聲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信念之上:早期接觸這項技術將有助於培養數位媒體素養,為學生打下工程學概念的基礎,並為其未來進入一個人工智慧無處不在的職業世界做好準備。支持者認為,教師可以借助人工智慧節省批改作業和繁瑣行政事務的時間;他們還推崇人工智慧工具的自適應學習功能——這類工具能夠根據孩子的學習進度即時調整,並通過生成大量資料,幫助教師為每位學生提供個性化關注。Google教育副總裁之一尚塔努·辛哈告訴我:"我們在向教育機構引入人工智慧時,核心思考之一就是:如何讓教育者站在這段體驗的中心?"辛哈接著說,Gemini的目標是"賦權於教育者",幫助其"創造更豐富的體驗。我們並非教學法方面的專家。"另一些倡導者則暗示,人工智慧或許可以徹底取代教學專業知識的必要性。Alpha是一家快速擴張的私立學校連鎖機構,僱用"引導者"而非教師,招收四歲以上的幼兒,聲稱自己"利用人工智慧技術的力量,為每位學生提供個性化的一對一學習",讓孩子們每天只需"2小時即可輕鬆搞定學業",這是其官網上的原話。在近日舉行的一次白宮兒童與科技峰會上,梅拉尼婭·川普與機器人公司Figure AI的人形機械裝置Figure 03同台亮相。這台裝置的外形、聲音和動作,活像《機器人總動員》裡的伊娃與一名患了關節炎的帝國衝鋒隊員交配後的產物。第一夫人請在場觀眾想像這樣一個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機器人作為教師,一位"始終耐心、隨時待命"的教師。川普說,這個幸運的學生將學得更快,也將有更多時間用於交友和運動;他或她將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而Figure 03的臉,字面意義上就是一塊黑屏:一張機器人的蒙面頭套。來自白宮的訊號——也往往是來自科技公司和公立學校的訊號——是:Figure 03及其人工智慧大軍已不可逆轉地來臨,它們理應無處不在,我們應當感到恐懼,但同時也要感到"被賦權",而且我們向它們交出的時間和資源越多,它們傷害我們的程度就可能越小——希望如此,也許吧。上個月,紐約市教育局開始就其K-12課堂使用人工智慧的初步指南徵求公眾意見,其中包含這樣一句訓誡:"問題不在於人工智慧是否屬於學校。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共同建立一套體系,讓人工智慧的治理服務於每一位學生和每一位利益相關者。"這是一個相當漂亮的修辭摔跤動作——在開啟一場辯論的同時,就宣佈其核心前提不容置疑。但正如我們從產生幻覺的聊天機器人身上所知道的,說出來並不代表是真的。數不勝數的研究對人工智慧在教學環境中的位置投下了懷疑的陰影。麻省理工學院2025年的一項研究警告說:"將大型語言模型整合到學習環境中,可能在無意間助長認知萎縮。"(作者在論文後附上了一份常見問題解答,其中說明了如何討論其研究結論:"請不要使用'愚蠢'、'笨拙'、'腦子生鏽'、'傷害'、'損傷'、'腦損傷'、'被動性'、'修剪'等詞語。")更近期,《教育周刊》發佈了一項分析結果,該分析涵蓋約1300個美國學區的資料,發現約五分之一的學生與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互動"涉及作弊、自我傷害、欺凌及其他問題行為"。本月,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卡內基梅隆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發佈了一項研究,顯示那些在解答分數數學題時使用過大型語言模型、此後又失去人工智慧輔助的人"在沒有人工智慧的情況下表現明顯更差,也更容易放棄……這些發現尤其令人擔憂,因為堅持是技能習得的基礎,也是長期學習能力最有力的預測指標之一。"(該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或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年初,布魯金斯學會發佈了一份"人工智慧與兒童教育的預先事後分析",該報告結合了約400項研究的分析以及與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和技術專家的數百次訪談,得出結論:人工智慧工具"損害了兒童的基礎發展"。反對在兒童教育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主要論點有三點。第一,大型語言模型在孩子們尚未完成多少認知裝載之前,就已經鼓勵他們進行認知解除安裝——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工具會導致成年人的思維萎縮,那麼我們幾乎難以高估它們對一個尚未發育出相應認知肌肉的大腦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第二,聊天機器人會模擬情感親密,並傾向於阿諛奉承,這扭曲了兒童建立自我認同和人際關係的方式。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心理學與神經科學教授米奇·普林斯坦告訴我,在十歲或十一歲前後,孩子們"突然開始建立更為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等級"。"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催產素和多巴胺受體的急劇增加。催產素讓我們渴望與同伴建立聯結,多巴胺則讓獲得積極反饋這件事令人愉悅。"當一個阿諛奉承的大型語言模型進入聊天時,"它劫持了我們尋求同伴反饋這一生物性傾向,"普林斯坦說。他接著說,青少年在正常成長過程中會進行大量相互的情感傾訴,"但如果他們轉向聊天機器人,就會錯過練習那些我們終其一生都要用到的技能的機會。"第三條反對意見是,在學校中使用人工智慧混淆了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將抵達正確答案、產出最簡潔的論點或最整齊的圖畫的最高效路徑置於優先地位,而凌駕於那個更為凌亂、更難以量化的過程之上——那個過程,正是塑造一個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的過程。"我們正在潛在地損害複雜思維,改變社交能力的發展,並且誤解了學習的目標,"南加州大學教育、心理與神經科學教授瑪麗·海倫·伊莫迪諾-楊告訴我。"我們正在從根本上截斷學習。"即便是一些支援人工智慧教育的倡導者,也承認人工智慧對年輕人存在顯著的認知和社會情感風險。阿曼達·比克斯塔夫是"AI for Education"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該組織為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提供生成式人工智慧素養培訓。"10歲以下的兒童不應該使用聊天機器人,"比克斯塔夫告訴我。"這些工具所需的專業知識和評估能力,連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備。"她說,Google決定向所有年齡段開放Gemini,是她職業生涯中為數不多幾次讓她夜不能寐的工作相關事件之一;她回憶自己當時想:"他們非常清楚這對孩子會有害,然而他們仍然要這麼做。"比克斯塔夫接著說:"我認為他們沒有去思考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比如:'如果一個孩子可以立即生成一張圖片而不用親手畫,那個孩子獨立思考和繪畫的能力會發生什麼變化?'"Anthropic教育研究負責人德魯·本特告訴我:"作為一家公司,界定'在這個年齡可以使用人工智慧、那個年齡不可以'並非我們的職責。"和Google的辛哈一樣,本特強調,他的團隊更專注於教師如何使用人工智慧,通過Amira和MagicSchool等工具——兩者都部分由Claude提供支援。"你必須已經具備一定水平的批判性思維,而這種能力是在童年期逐漸發展的,"本特說。"在教師將任何人工智慧工具引入課堂之前,他們必須先掌握那些技能,比如'你什麼時候可以相信這個資訊來源?'人工智慧模型可能給人留下非常權威、非常自信的印象。"一個典型的例子:本特是向我提及Claude聊天機器人面向至少18歲使用者的兩名Anthropic員工之一。然而,當我順口提起這一點時,Claude卻回覆說有一個"小小的糾正",聲稱實際的年齡限制是13歲。我女兒的一些舊作業存在她的新Chromebook上,其中包括她去年五年級時做的一份關於印刷機歷史的幻燈片。我記得在作業截止前曾溫和地建議她重新排列一些圖片,並重新考慮那個黑底深藍字的版式設計;她也同樣溫和地拒絕了我。前幾天,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們把這份幻燈片放進Google幻燈片中,經過Gemini的"美化和編輯"流程處理了一遍。Gemini潤色了所有的圖注;不到三十秒,它就對稱地重新排列了圖片,自行加入了一批新圖,並全面改造了排版——字型更大、更易閱讀,令人聯想到十五世紀的活字印刷,配以對比鮮明的舊羊皮紙色背景。比較這兩份幻燈片,對我而言就像《親愛的媽咪》裡那場母女游泳競賽,Gemini扮演了瓊·克勞馥的角色:我比你高大,我比你快;我永遠會贏過你。而我女兒卻無動於衷。"我更喜歡我的,因為那是原創的,我為它付出了很多心血,"她說。"我更喜歡我的,因為它沒有在三十秒內完成。"伊莫迪諾-楊告訴我,任何學校作業的終極目標,並不是那個完成的作品本身,而是完成它的那段經歷——而人工智慧工具的設計初衷,恰恰是要縮短或取消這段經歷。憑藉其美化式入侵和不耐煩的潛伏存在,它們阻斷並改變了年輕人走向認知成熟的那條自然而漸進的道路,"尤其是對於那些仍在發展建構敘事、隨時間推移思考論點之神經心理學基礎的人,"伊莫迪諾-楊說。"這是一個脆弱的過程,而它正在被打斷。"換個方式來說,她說,"我們不會對一個八個月大孩子的父母說,'不要鼓勵你的孩子爬行——那是一個沒用的技能。'"(對"有用"與否的執念同樣導致了學校中手寫練習的衰退,儘管已有大量證據證明手寫對運動技能、語言處理能力和工作記憶的發展至關重要。)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副教授艾米·芬恩告訴我,"孩子學習方式的奇妙之處,部分在於他們對即將體驗的事物瞭解甚少,對那些內容會與自己相關的預期也更少。他們沒有成年人那種策略性地從經歷中提取資訊的過濾器,所以他們會保留大量成年人認為無關緊要的意外細節。這讓他們能夠以成年人無法做到的方式進行創造。"兒童大腦傾向於令人愉悅的聯想跳躍和難以預料的思維遊蕩,這與大型語言模型所追求的速度、流暢和概括——追求無摩擦的、理性的結果——並不契合。(對結果而非過程的執迷,也是一種被普遍厭惡的教學方式的標誌性特徵,那就是"應試教學"。這種方式在2000年代初開始在美國課堂紮根,源於《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將聯邦資金與標準化評估掛鉤。)孩子對何為相關、何為無關的判斷問題,也出現在我與Google教育的辛哈的對話中。我請他舉幾個小學教師可以考慮的人工智慧最佳使用案例。"你可以用Gemini創作一個兒童故事,但它不只是一個任意編出來的兒童故事,"他說,"你可以把你班級的情境,甚至是圖片帶入進來,然後與Gemini合作,說:'嘿,這裡有一本我們可以一起讀的繪本故事,它讓內容變得更貼近實際,更有個性化。'"他又舉了一個例子。"也許一個孩子有一幅自己引以為傲的畫,教師可以挑選一幅,放進Google視訊——這是公司旗下的人工智慧視訊生成與編輯應用——把它動畫化,製作成一段關於這幅畫的有趣視訊,這能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立即吸引並鉤住學生。"他還補充說,借助人工智慧工具,學生"能夠創作出以前根本無法實現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但為什麼以及在那些方面,一個孩子的故事或圖畫需要"令人印象深刻"?令誰印象深刻?它是否應該讓人覺得這是用人工智慧做出來的?"這方面我可以回到教育者那裡去,"辛哈說。"比如,你想從中得到什麼?"192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西德尼·普雷西發明了一種"教學機器",大小如同一台打字機,可以出題並即時批改選擇題。正如奧德麗·沃特斯在其2021年的著作《教學機器》中所寫,昔日的教育科技創新者——包括普雷西更為知名的對手B·F·斯金納——談論他們的裝置時,"所用的措辭與今天那些推崇個性化學習的人幾乎如出一轍,都是為了讓教師能夠專注於她的'真正職責',用普雷西的話說,就是'鼓舞人心和激發思考的活動',包括給予每位學生個性化關注。"(斯金納曾宣稱,批改作業這件事"有損於任何有智識之人的尊嚴。")一個世紀的技術變革以來,教育科技的意識形態始終如一:最新的創新——無論是教學機器、可汗學院的視訊教學還是聊天機器人——永遠處於即將開啟個性化學習新時代的前夕,這個新時代將同時解放那些超負荷工作的教師和參與度不足的學生。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我與Anthropic教育研究團隊的本特的對話中顯而易見。他談到人工智慧工具"讓教師有更多與學生一對一相處的時間",並接著說:"當一位教師面對30名學生時,要追蹤所有學生的進度、為每位學生定製活動,是非常困難的。"但有了Claude,"我們看到一位班級裡有三十或三十五名學生的教師,能夠做到一位只有五名學生的教師才能做到的事,而且做得更好。"這一設想是否具有可行性,尚待證實。但一個名為"全國人工智慧教學學院"的新型教育者培訓項目,或許能為教師提供一個機會,去檢驗人工智慧行業向其職業所作出的諸多承諾。該學院總部設於曼哈頓聯合教師聯合會辦公室,是UFT與美國教師聯合會的聯合項目,由微軟、OpenAI和Anthropic共同出資,金額達2300萬美元。該學院提供線上和線下課程,旨在幫助教育工作者"不是接受既成事實,而是學會駕馭它",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蘭迪·韋恩加滕告訴我。乍一看,"全國人工智慧教學學院"聽起來可能像是一場由一批科技巨頭出錢購買的、以網路研討會為形式的製造性共識。然而,與韋恩加滕交談後,很難認為她是一個人工智慧的吹鼓手,或者說,是無處不在的Chromebook進課堂的支持者。"人們越依賴人工智慧,就越不思考,"她說。"我們需要更多紙和筆、更多動手學習、更少螢幕。"如果工會成員不同意其所在學區支援人工智慧的政策,或者不希望Gemini闖入學生的工作空間,該怎麼辦?"我們會為他們辯護,"韋恩加滕說。"這一切發展得太快了,我的目標之一就是賦予教師提出異議的權利。"韋恩加滕說,教師工會拒絕與Google合作,因為該公司"不願就保護學生和員工的安全與隱私做出我們所尋求的承諾。"(辛哈對此提出了反駁,稱Gemini符合聯邦法規,學生資料不會被用於牟利,學生與系統的對話從不會被人類看到,也不會被用於訓練人工智慧模型。此外,Google的一位代表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根據我們與內部團隊的溝通,我們並不知悉AFT在該人工智慧學院啟動之前曾向我們提出過隱私方面的關切。")其他由教師和家長髮起的組織,同樣在努力為限制學校中的人工智慧使用建構允許框架。克雷格·加雷特的孩子就讀於布魯克林的一所公立學校,他告訴我,去年六月,他在發現自己當時就讀幼兒園的孩子整學年都在課堂上對著Amira機器人朗讀之後,建立了一個家長WhatsApp群組,如今這個群組被稱為"第14學區人本學習家庭聯盟"。(活動人士質疑,在課堂上使用Amira錄製學生聲音的行為,是否違反了紐約州禁止"未經授權披露個人可識別資訊"的教育法。)加雷特還是"人工智慧暫停聯盟"的成員,這是一個覆蓋全市的教育工作者、家長和學生團體,正在向紐約市長佐赫蘭·曼達尼和學校督學卡馬爾·薩繆爾斯請願,要求在K-12課堂中暫停使用人工智慧兩年。聯盟成員還包括納維德·哈桑,他是曼哈頓的一位公立學校家長,在全市教育顧問委員會任職,同時作為一名電腦科學家,已在人工智慧領域工作了二十餘年。"我對私營企業試圖將智能變成一種公用事業服務這件事,有著哲學層面的反對,"哈桑告訴我。"他們告訴我們不必擔心智能——我們會讓你訂閱它,然後你就可以自由地去做其他事情。"他接著說:"我們需要影響市長,影響所有為市長工作的人,讓他下令叫停這一切。""人工智慧暫停聯盟"的成員認為,幾乎沒有教師或家長參與紐約初步人工智慧指南的制定過程,而這些指南對隱私問題及人工智慧使用對學生大腦發育和心理健康的潛在負面影響,也幾乎沒有作出回應。負責監督這份指南的紐約市教育局官員米婭特麗莎·佩特,目前是Google和GSV Ventures(一家教育科技風險投資公司,其投資組合包括Amira和MagicSchool)聯合提供的一項研究金的在職獲得者。(目前Google-GSV研究金名單上的其他名字,包括伯克利、達拉斯、洛杉磯和紐瓦克的頂級學校官員,以及科羅拉多州和馬里蘭州的州級官員。)"如果你請菸草公司幫你起草學校的香菸政策,"加雷特俏皮地說,"你最終得到的將是一份關於如何在學校負責任地吸菸的指南。"(紐約市教育局的一位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超過一千名"利益相關者",包括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已參與起草紐約的初步指導方針,並補充說,雖然Amira和MagicSchool在一些學校有所使用,但紐約市"與這兩款產品均無集中採購合同,使用決定由學校層面自主決定——而非由佩特博士決定"。)一個類似的團體"超越螢幕的學校"去年在洛杉磯聯合學區的家長中成立。該學區的負責人阿爾貝托·卡瓦略目前正在接受行政停職處理,此前聯邦調查局於二月份突擊搜查了其住所和辦公室,據報導,原因涉及他與一家正在開發兒童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的破產教育科技公司之間的關係。(卡瓦略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他同時還擔任Code.org的董事會成員——即《與AI一起Mix & Move》的開發商。)"超越螢幕的學校"的目標之一,是推動對城市學區與科技公司簽訂的大額合同進行更嚴格的審查。"花在科技平台和更換Chromebook上的錢,本可以用在教師身上,"洛杉磯聯合學區一所學校一年級學生的家長、該團體成員凱特·布羅迪告訴我。該團體還希望學區建立更明確的數字平台使用知情同意準則,並推動採納一份《學生科技權利法案》,其中包括"閱讀完整書籍"的權利、"定期在紙上閱讀和書寫"的權利,以及"享有低刺激學習環境"的權利。"現在感覺仍然沒有地方可以說,'作為一個家庭,我們不相信這一套。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布羅迪說。"我對孩子使用人工智慧的首要擔憂是認知方面的,但對其他家長來說,可能是道德層面的、倫理層面的、環保層面的。這些東西推出得太快了,沒有經過任何知情同意,而現在我們正試圖將其拆解。"布羅迪和其他人正試圖拆解的,已經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企業和技術超級結構的一部分。然而,這個體系並沒有什麼永恆的、經典的或不可逆轉的性質。Gemini是新生事物,但孩子們整天伏案操作這種損傷正中神經的劣質電腦這一景象,本身也是相對晚近才出現的、看來極有可能並非永久的現象。Chromebook進課堂並非不可避免;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視為疫情留下的一根頑固但完全可以根除的雜草,就像餐廳裡的二維碼菜單一樣。(《紐約時報》近期刊發了一篇出色的報導,講述"Chromebook後悔症"正在許多美國學區蔓延。)沒有那條規律註定一個市值約四兆美元的跨國集團,命中註定要統轄我們的公立學校,或向這些學校的管理者授予研究金,或將就讀於其中的那些"效率低下"的孩子變現牟利。事實上,《學生科技權利法案》中還有一條,是"享有不受過度企業影響的學習環境"的權利。布羅迪告訴我,在教育領域反對人工智慧的倡導工作之所以棘手,是因為螢幕幾乎已經與學校畫上了等號,而人工智慧又與螢幕越來越密不可分。"你必須比處理很多其他問題時更加精準,"她說,"除非你打算把那些電腦抱起來,扔進海裡。"但為什麼不呢?我想起了辛哈曾問我的那個問題:"你想從中得到什麼?"如果答案是"什麼都不要",又當如何?♦ (邸報)
史丹佛最新報告,中美AI差距僅2.7%,但教育分化卻越來越大
不融資、不上市、不接受外部干預的DeepSeek一直被認為是AI圈最特立獨行的存在。但創始人梁文鋒近日終於鬆口,表示要資本市場融資,估值目標是100億,這一戰略改變,或許意味著AI競爭即將進入白熱化階段。自從ChatGPT引爆“ChatGPT時刻”至今不過短短三年,2025年DeepSeek橫空出世,迅速打破了外界對中國大模型能力的刻板印象。這兩年,AI領域又發生了什麼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中,誰最有機會勝出?史丹佛大學最新發佈長達432頁的《2026年AI指數報告》或許能夠告訴我們真相。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AI世界格局重寫中美模型兩分天下這組資料如果放在三年前看,幾乎是不可想像的。2023年,Open AI推出GPT-4在AI圈一騎絕塵,當時中國的AI模型還落後了30%,但是在2026年,這個差距已經飛速縮小。在最新的LMArena測評中,美國最強的模型是Anthropic的Claude Opus 4.6,評分是1503。而中國字節跳動推出的Dola-Seed Preview拿到1464分,兩個最頂尖的大模型只差39分,從比例來看,差距約2.7%。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LMArena評分是AI界的段位分,分數越高,意味著在盲測中勝出的機率越大。在此之前美國模型一直霸榜,而現在中美的AI模型差不多兩分天下。從2025年初開始,中美兩國的頂尖AI模型就多次輪流登頂,你追我趕已經成為常態。2025年全球大約有95個頂尖AI模型,美國發佈了50個,中國以30個緊隨其後。在全球Top 10的模型發佈主體中,我們熟悉的Open AI、Google、xAI都有上榜,中國也佔了四個席位,分別是阿里巴巴、DeepSeek、清華大學和字節跳動。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這些頂級模型中,超過90%來自企業,高校、實驗室、研究所的貢獻微乎其微,前沿AI模型的研發已經主要由工業界主導。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全球發佈的約95個頂尖AI模型基本集中在個別科技巨頭手中,中小企業缺乏資源、人才和實力,在AI這場戰爭中和大廠的差距越拉越遠,AI領域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不過,如果我們要分析中美兩國的AI發展路徑,其中也有一些差異。美國模式是大力出奇蹟,靠砸錢和建基建堆出優勢。大量資金湧入AI賽道,2025年私人AI投資高達2859億美元,是中國的23倍;擁有5427個資料中心,數量是其他國家總和的10倍以上。而中國走的是精打細算、精準發力路線,雖然投入沒有美國強,基礎設施沒有美國厲害,但是AI論文發表量、專利產出量世界第一。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佔全球54%,落地應用的廣度遠超美國,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實現了頂級模型相差無幾的效果。不過也有反對的聲音認為目前AI的發展不能只看模型資料,美國在資料中心的投入依然佔有很大優勢,而且壟斷晶片、作業系統等底層技術。中國雖然看起來是追平美國,但是過於依賴外部技術,如果被算力封鎖,差距又會再次拉開。AI越強 人和人的差距反而越大AI的發展速度之快,很多人都有深刻的體會,這段時間,幾乎每天睜開雙眼就能看到AI取代不同的職業。但其實,AI有些地方已經超過人類,有些地方差得離譜。Google的Gemini Deep Think模型在2025年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拿到了35分獲得金牌,比去年的銀牌又有新的進步。但是在讀取模擬時鐘的ClockBench測試中,正確率只有50.1%。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這種差異也被稱為“鋸齒狀前沿”,意思是AI在某些複雜任務上表現出色,但是在一些簡單任務上卻失敗了。比如AI智能體在真實電腦任務上的成功率可以從12%提升到66%,但是在結構化基準側重依然有三分之一的機率會失敗。AI機器人在實驗室中通過軟體模擬機械操作成功率達到89.4%,但是在真實的生活環境中只能完成12%的任務,AI真正從實驗室走向物理世界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AI偏科的特性,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也有差異。除了重複性、標準化強的崗位會被加速替代之外,報告提到,22-25歲的開發者面臨的AI衝擊最大。這一年齡階段基本是職場菜鳥,主要寫基礎程式碼、功能測試、資料整理等執行類工作,而這些任務都是AI最容易自動化完成的。而稍微年長的35歲以上程式設計師,由於積累了行業經驗、對業務也有基本的判斷力,所以很容易找到人和AI協作的切入點,受到的衝擊就比較少。資料顯示,2024年美國22-25歲年輕開發者就業人數下降約20%,而年長開發者數量還在增長,AI的篩選作用清晰可見。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毫無疑問,AI的出現會拉開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而不同層次的人群對AI就業影響的感受也天差地別。73%的專家認為AI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但是只有23%的美國人覺得AI可以改善自己的工作。AI雖能讓客服、軟體開發等領域生產力提升14%-26%,但在需要依靠人類判斷力的任務中效果不理想。不過報告指出,有三類人不僅不用擔心AI衝擊,而且還會在這波浪潮中漲薪。第一類是能夠駕馭AI的專業人士,可以利用AI放大自己的能力;第二類是需要溝通、創意等軟技能的崗位,因為AI無法替代,而這些需求一直存在;第三類是AI訓練師、倫理專家等新興崗位,屬於AI延伸出來的職業,未來前景大。AI的偏科既帶來了生產力的提升,也重塑了勞動力市場的格局。對於每個人來說,適應AI、學會與AI協作,找準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優勢,才是應對這場變革的關鍵。AI與教育錯位 一場正在擴大的時代裂縫AI的發展速度,已經快到讓教育體系有點跟不上節奏了。AI教母李飛飛曾說,現在的傳統教育是滯後的。她認為,當前的教育依然停留在工業時代,依靠知識填充和應試,這種模式是通過記憶和重複訓練將大量知識喂給學生。圖源:網路問題在於,生成式AI最擅長的就是快速、精準地學習這些結構化知識。生成式AI可以在幾秒鐘內完成資料整理、寫作潤色甚至邏輯推演。如果教育還在強調這些能力,相當於讓人類用自己的短板,去和AI的長板硬碰硬。她還指出當前教育體系存在的三個困境,第一是目標錯位,學生花很多年時間學習一些機器輕鬆替代的技能,浪費人類的潛力;第二是內容過時,課程重理論、輕技能,依然圍繞記憶和考試展開,而這些正是最容易被AI替代的部分;第三是結構僵化,文科理科被強行分開,學生很難同時具備技術理解和人文判斷,而現實世界的問題越來越依賴跨界能力。很多人都有共識,AI已經成為這一代學生的基本素養,但系統的AI教育卻遲遲沒有跟上。史丹佛大學的《2026年AI指數報告》指出,從全球看,基礎電腦教育已經比較普及,超過90%的國家在中小學階段提供相關課程,但AI教育的推進速度較慢。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中國和阿聯都從2025-2026學年開始,把AI教育納入強制體系,但AI的發展技術迭代以月為單位,教材更新以年為周期。很多學生在書本上學到的已經是上一個版本的內容,越來越多學生只能在課堂之外學習AI,於是學校的價值被質疑。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變革也明顯落後於AI擴散的速度。報告提到,超過80%的美國高中生和大學生,已經在學習中使用AI工具,最常見的用途是查資料、修改論文和做頭腦風暴。圖源: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進入AI時代,年輕人已經普遍開始依賴並運用AI工具,但學校的反應卻明顯滯後。只有一半的中學制定了AI相關政策,而在教師中,只有6%認為這些政策是清晰可行的。學生在用AI,老師不知道該怎麼管,規則也不明確,這是教育界最擔心的場景。AI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但當前的教育系統還在按舊邏輯運轉,而現實世界已經換了一套規則。這種錯位和滯後不只是因為技術更迭快,而是教育的底層邏輯已經和當今社會不相匹配。AI既可以放大一部分人的優勢,也會進一步拉大差距。如果我們依然選擇停留在被動接受知識,那麼未來就會成為被AI取代的一員。教育真正的挑戰,不是追問如何贏AI,而是要思考在一個答案隨時可得的時代,人類學習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Let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