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決定成立“新黨”迎戰眾議院選舉。公明黨被認為在每個選區擁有約2萬張選票。如果自民黨失去已解除聯合執政關係的公明黨的選票，在小選區的現任議員中，可能會有兩成陷入苦戰。但也有“新黨未必能帶來預期效果”的觀點……日本公明黨代表齋藤鐵夫（左）和立憲民主黨代表野田佳彥（右）日本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1月15日決定，將為迎接眾議院選舉成立“新黨”。以日本“創價學會”為支援母體的公明黨被認為在每個選區擁有約2萬張選票。如果自民黨失去已解除聯合執政關係的公明黨的選票，在小選區的現任議員中，可能會有兩成陷入苦戰。公明黨代表齋藤鐵夫15日向媒體表示，在新黨未推出公認候選人的選區，將以“候選人個人為中心”的原則確定支援對象。雖然依舊不排除支援自民黨候選人的可能性，但伴隨決定結成新黨，這樣做的門檻已經抬高。日本經濟新聞根據2024年眾議院選舉結果，調查了公明黨的集票能力。依據日本共同社實施的投票後民意調查顯示的各小選區的政黨支援率進行了推算。通過將有效投票數量乘以公明黨的支援率，推算出了公明黨票數。從2024年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來看，在日本全國289個小選區中，自民黨在132個小選區獲勝。如果公明黨選票不再流向自民黨候選人，在大約相當於其中兩成的25個小選區，自民黨候選人的票數將低於排名第二的候選人。在其中20個選區，立憲民主黨的候選人將反超自民黨。如果公明黨選票流向立憲民主黨候選人，自民黨被逆轉的情況還將進一步增加。如果比例代表選舉中獲得的議席數不變，那麼自民黨將獲得166席，立憲民主黨將獲得168席，雙方將不相上下。在眾議院選舉中，每個選區被認為大約存在2萬張左右的“公明黨選票”。立憲民主黨的一名幹部表示：“即便僅僅是公明黨選票不投給自民黨，影響也很大。如果投給立憲民主黨，就會拉開4萬張票數的差距”。從2024年眾議院選舉的比例代表得票數量來看，立憲民主黨為1156萬張，公明黨為596萬張。兩黨加在一起超過1750萬張，高於自民黨的1458萬張，在規模上將成為比例代表第一大黨。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已就制定比例代表統一名單達成一致。立憲民主黨有可能使獲得的議席數進一步增加。因為統一名單有望減少無法轉化為議席的“死票”。自民黨內部也有越來越多的聲音擔心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結成新黨。自民黨前政調會長小野寺五典15日在自民黨總部對媒體表示：“到目前為止自民黨一直與公明黨合作開展選舉活動。在激戰區、膠著區，此舉或多或少會帶來影響”。公明黨被認為在日本的城市地區具有較強的選票號召力。一名來自東京都選區的自民黨眾議院議員對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未能充分獲得公明黨協助的情況下就推動解散眾議院提出質疑，稱：“自己就像案板上的魚，只能在被給予的環境中行動”。自民黨於1999年與公明黨組成聯合政權。原則上，自民黨在小選舉區獲得了公明黨的支援。作為交換，自民黨呼籲選民在比例代表投票中投票給公明黨，雙方相互受益。如今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沒有強大的組織票源。由於原則上不進行選區的調整，因此在大阪等地的小選舉區預計會出現執政黨之間的競爭。要大幅增加議席，爭取無黨派群體的支援至關重要。另外，自民黨還將面臨與參政黨、國民民主黨的競爭。參政黨計畫在超過100個選區推出候選人。不僅集中在城市地區，在被視為自民黨傳統地盤的地方選區也將積極擁立候選人。如果自民黨和參政黨在支援基礎重疊的保守票倉上相互爭奪，可能會導致立憲民主黨等的候選人佔優勢。國民民主黨也已宣佈將在所有都道府縣的選區擁立候選人。自民黨內也出現了“新黨未必能帶來預期效果”的觀點。因為其能否滲透到無黨派群體仍是個未知數。一名自民黨幹部甚至直言，新黨是“兩個‘窮光蛋’的組合”。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在最近的日本國政選舉中表現不佳，而國民民主黨和參政黨的議席有所增加。日本經濟新聞社的輿論調查顯示，立憲民主黨的政黨支援率在2025年7月以後低於10%。甚至低於國民民主黨和參政黨的情況也並不罕見。在日經調查中，高市內閣的支援率在2025年12月達到75%。即便立憲民主黨打出“中道改革”的口號對抗高市政權，也不能排除其無法獲得廣泛支援的可能性。新黨的名稱可能無法在選民中充分傳播，或者被視為僅僅以選舉得票為目的，這些風險都可能存在。還有看法認為，公明黨的支持者在2025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與自民黨處於合作關係。因此，在短短半年後的眾議院選舉中突然轉向支援長期與自民黨對立的立憲民主黨的門檻很高。 (日經中文網)

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系的學院教授，研究橫跨政治經濟學、長期經濟增長、制度與繁榮、技術變遷與勞動力市場等領域。  他與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因“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繁榮”共同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還是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2014年當選）， 其面向公眾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之一是與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什麼失敗》（Why Nations Fail），以制度視角解釋國家興衰。從關稅到推翻外國領導人之間存在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這一切都指向擴張總統職位的權力。隨著總統唐納德·川普密集發佈行政命令，並且幾乎每天都在挑戰司法體系，這些做法不斷推動白宮的新聞周期滾動向前，幾乎沒有停歇。很少有人會退一步，從更冷靜、更抽離的角度追問：川普及其最親近的顧問團隊背後，是否有一套在指引他們的政治哲學。高級官員以及總統本人那些浮誇的宣示，加上偶爾帶有“戲劇性”的失誤，很容易讓人以為答案是否定的。但某種意義上，確實存在一套關於川普的理論。政府的大多數舉動，從那些疑點重重的加密貨幣交易，到把不具備資歷的盟友安插進高層職位，再到違憲的驅逐出境與國民警衛隊的部署，以及迫使一位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家元首下台，其實都有一條內在邏輯。它們都是為了擴張行政權力，是把總統職位一步步推向一種帝王式總統制的推進動作。對任何政治行為體(包括總統在內)權力的制約,取決於他們在調動包括人員在內的資源以實現目標方面的有效程度。此外,防止越權和過度擴張的法律,以及適用於任何特定職位行為的普遍規範,也同樣發揮著制約作用。川普正在試圖改造圍繞美國總統職位所形成的一整套行為規範。若是比爾·克林頓、喬治·W·布什或貝拉克·歐巴馬時期，總統要求司法部長或司法部去追擊政敵，在當時會被視為完全不可接受。同樣，一個總統以證據薄弱、記錄不充分的所謂“犯罪緊急狀態”為託詞，向美國城市派遣國民警衛隊，或者一個總統在任內仍持續深度介入自家家族企業經營，這些也會被認為是超出可接受界限的行為。這些規範現已被打破,或許是永久性的,但至少在川普的總統任期內是如此。去年夏天，華盛頓特區一處國民警衛隊巡邏現場。當從這種打破規範的策略視角審視時,那些看似判斷失誤的行為呈現出新的意義。為什麼川普政府會無視美國地區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的命令,將所謂的委內瑞拉幫派成員驅逐到薩爾瓦多?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嗎?畢竟,同樣的目標本可以通過其他一些爭議較小、關注度較低的方式實現。也許並非如此。若你的目標是打破規範，你就必須不斷挑戰規範，而這只是其中一種高調的挑戰方式。消除對總統權力的法律障礙是川普項目中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正是最高法院發揮作用之處。在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領導下,該法院的保守派多數表現出以多種方式擴大行政權力的傾向。在2024年7月1日的一項裁決中(距川普連任僅數月之前),該法院授予美國總統對在任期間採取的官方行為幾乎不受刑事起訴的豁免權。此外,最高法院最近限制了聯邦下級法院發佈阻止總統命令在全國範圍內生效的禁令的能力,並維護了總統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解僱獨立聯邦機構負責人的權力。川普政府還在侵蝕通常為立法機關保留的職責。除了扣留已撥付的資金外,白宮還通過將國會議員排除在國家安全問題包括軍隊部署、關稅和利益衝突監督等決策之外,侵犯了國會的權力。這些障礙曾是對歷屆總統行政觸角的重大制約。如今它們正被逐層剝離,造成嚴重後果,例如川普家族從加密貨幣交易中獲利高達10億美元,而這些交易在前幾屆政府中本會受到調查或起訴。唐納德·川普之子小唐納德·川普與弟弟埃裡克，以及川普家族旗下加密貨幣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的關聯人士，於8月13日在紐約敲響納斯達克開市鐘。也許最根本的舉動旨在提升總統的事實性權力，也就是他在現實運作中對行政體系內各機構與人員實施控制並加以動員的能力。儘管開國元勛設想的是三權分立而且彼此平等的政府結構，但在新政之後，一個在治理中舉足輕重的“第四分支”逐漸浮現，那就是獨立或半獨立的機構體系。這些機構有時被稱為“行政國家”，而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的忠誠支持者口中，則往往被稱為“深層政府”。 數十個政府機構，包括聯邦儲備系統、環境保護署、聯邦調查局、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等，對政府的日常運轉至關重要。這些機構的大多數工作並不在總統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成員也往往對本機構的使命抱有職業性的承諾，而現政府與聯準會之間的衝突就把這一點展現得格外清楚。川普通過任命親信出任許多機構的負責人來擴張自己的事實性權力，因為這些人更可能順從他的任性指令，也更不可能對他提出挑戰，那怕他正在違法行事。從這個角度看，川普對任命那些既缺乏應有資歷、也缺少必要經驗的機構負責人所抱有的那種偏嗜，就變得順理成章了。一個人越不稱職，越可能把自己的地位與前途繫於川普一身，於是也越可能對他更為效忠，並更願意與他合流，也越傾向於合作破壞規範。甚至川普的外交政策也應當放在同一個視角下理解，而不只是把它視為他一貫迷戀關稅、迷戀主權國家之間交易式關係的又一次印證。國會事實上已經允許總統可以針對不同國家、不同商品單方面設定關稅與限制，這實際上會轉化為總統在國內權勢上的大幅增長。因為對全球事務更大的影響力總是轉化為在國內更高的知名度和權威。 更深一層的是，川普能夠憑一己之力顛覆美國大型企業的供應鏈安排，無論是蘋果公司還是沃爾瑪，這會迫使這些企業在政治上對他形成從屬與依附。正因如此，我認為，川普的關稅政策，乃至以強行罷黜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的舉動，與其說主要關乎外交政策，不如說更關乎他的國內議程。這一國內權力攫取議程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衝動的交匯點。第一種衝動來自川普本人及其最親密的顧問,旨在最大化這位總統的權力，以便他能夠實現各種目標,無論是讓其家族獲利、阻撓進步改革,還是摧毀反對派的堡壘,包括自由派大學和律師事務所。第二種衝動植根於一種政治哲學,由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最有力地闡述——他是一位右翼德國法學家、作家和理論家,在魏瑪共和國和第三帝國時期聲名鵲起。施米特對自由民主與議會統治抱有強烈的輕蔑，認為它們要麼根本不適合作為制度來應對國際競爭與國內動盪交織的複雜世界，要麼只是一層體面而虛假的門面，強勢領導人仍能在其遮蔽之下幾乎不受掣肘地行使權力。施米特主張一種更具威權色彩的權力觀，在其中主權者至高無上，並且在“例外狀態”或危機時刻，乃至在常態時期，都總需要一個最終裁決者。此後，不少保守派思想家都曾借用施米特的觀念，尤其是在右翼領導人被立法僵局或民主決策機制的其他約束卡住手腳的時候。施米特的思想有時被視為邊緣學說，但它一直與政治實踐近在咫尺。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一旦掌權，都曾希望擴張行政權力。雙方也都常常對“什麼對社會是好的”抱持某種確定性，並自負地相信行政權力能夠體現這種“善”，至少當行政權力掌握在自己陣營手裡時更是如此。正是這種傾向，使川普的議程如此危險。行政權力的擴張不僅會在未來三年製造混亂，並持續讓他及其家族獲利，而且還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無論繼任者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這才是“川普理論”所指向的真正危險。 (一半杯)

美國線上新聞網站AOL今日披露，35名民主黨參議員與92名眾議員聯名致信候任總統川普，要求“立即凍結”輝達向中國出口H200 GPU的年度許可，並重新審查已於去年12月底發放的50萬顆配額。議員們在信中警告，一旦50萬顆算力卡流入中國，相當於“把40 EFLOPS的AI潛能交到潛在對手手中”，將削弱美國在軍事模擬、情報分析、高超音速武器設計等關鍵領域的領先地位。聯名信指出，H200的單卡INT8算力1536 TOPS雖低於現行管制紅線，但可通過多卡並聯快速堆疊超算，“理論上6000台8卡伺服器即可達到美國能源部Frontier超算的AI水平”。信中還援引五角大樓內部簡報稱，中國已計畫將採購的H200用於下一代“智能指揮與火力控制”大模型訓練，“每多出口1 TOPS，都是在資助對手的決策優勢”。川普過渡團隊尚未正式回應，但熟悉內情的共和黨顧問透露，總統本人“傾向於維持強硬立場”，可能在上任後10日內要求BIS（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重新評估H200的許可證。若評估結果不利，已發放的年度批次許可（AVL）將被暫停或追加限制條款，例如要求客戶證明“不涉及軍事最終用途”。輝達方面則緊急展開遊說。公司政府事務部已提交一份長達47頁的“經濟影響報告”，聲稱若取消訂單，將直接導致：台積電南京CoWoS產線閒置，損失12億美元營收；美國本土Austin軟體中心被迫裁員1200人；中國客戶全面轉向國產或第三國方案，削弱CUDA生態鎖定。報告還警告，歐洲、中東客戶可能因“政策不確定性”同步砍單，輝達2026財年營收預期將下調8%。中國雲廠商則開始“搶閘”提貨。字節跳動昨日凌晨把原定於2月底的1.2萬顆H200提貨期提前至1月15日，並派出物流團隊駐廠南京封裝基地；阿里巴巴亦追加預付款5億美元，要求春節前至少交付2萬顆。某頭部ODM駐南京代表告訴記者，當前每天出貨約1200顆，若華盛頓突然喊停，“估計48小時內就會封倉”。國產GPU陣營則樂見風聲收緊。摩爾線程內部檔案顯示，公司已把MTT S5000定價下調15%，並承諾“相容CUDA 12.4”，目標在Q1搶佔1萬顆H200替代訂單；華為亦緊急釋放3萬片昇騰910B庫存，價格低至1.2萬美元，相當於H200的43%。國會助理透露，民主黨議員正醞釀在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中加入“70 TFLOPS以下AI晶片對華出口須國會事前批准”條款，一旦通過，所有低於現行管制門檻的“灰色地帶”產品都將被拉上投票桌，輝達未來對華出貨將陷入“年年審批、月月不確定性”的循環。對於正處於“窗口期”的中國AI產業而言，H200能否順利到岸，將直接影響2026年大模型訓練節奏。業內普遍預計，若華盛頓最終收回許可，國產GPU將迎來兩年替代空窗，但若放行，則輝達將繼續佔據中國AI加速市場六成以上份額，把國產生態的追趕期再次拉長。 (晶片行業)

12月28日，緬甸仰光、內比都、曼德勒等多個省邦102個鄉鎮開始陸續舉行全國多黨民主大選第一階段投票。投票時間從早上6時持續至下午4時結束。緬甸上一次大選是在2020年11月舉行。根據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發佈的消息，此次多黨民主大選在全國共設21517個投票站，共在692個選區舉行投票，來自57個政黨的約5000名候選人將角逐聯邦議會人民院（下議院）、民族院（上議院）以及省邦議會議席，將選舉產生聯邦議會和各省邦議會成員，新聯邦議會將推選新總統，由新總統組建聯邦政府。此次大選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二階段投票將於2026年1月11日舉行，第三階段將於1月25日舉行。據報導，與以往選舉不同，緬甸此次大選將使用電子投票機進行投票，並引入“混合比例制”，結合了“相對多數制”和“比例代表制”。各投票站可在投票當日公佈初步結果，但最終結果需待全部階段結束後統一公佈。據緬甸宣傳部發佈的消息，海外緬甸選民已在緬駐海外使領館參與了提前投票。多個國家的選舉觀察團已陸續抵達緬甸。 (政知見)

據西班牙每日新聞網站12月10日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在選舉中再次受挫。民主黨人艾琳·希金斯9日擊敗美國總統川普公開支援的共和黨候選人，贏得邁阿密市長選舉。憑藉這場勝利，希金斯結束了民主黨近三十年的連敗紀錄，並延續了該黨的良好選舉勢頭。民主黨11月在紐約市以及紐澤西州和弗吉尼亞州勝選，為2026年11月的中期選舉拉開序幕。報導稱，在以西班牙裔為主的邁阿密市，61歲的希金斯圍繞川普的移民政策展開競選，最終擊敗了川普支援的候選人、前市政官員埃米利奧·岡薩雷斯。希金斯表示：“我從沒有如此為自己是民主黨人而自豪。我們生活在佛羅里達州，這裡有人為我們的鄰居建造牢房，而不是為他們建造廉價住房。”報導稱，這場勝利為民主黨的中期選舉帶來了一定推動力。共和黨試圖在中期選舉中保持對佛羅里達州的控制。近年來，該地區日益向右翼傾斜，甚至有可能成為川普總統圖書館的所在地。最新的選舉結果被解讀為民眾對物價上漲和川普政府針對移民的強硬政策感到擔憂的體現。希金斯也將成為邁阿密市首位女性市長。她的競選綱領包括利用市政土地建造廉價住房以及削減不必要的開支。 (譯通社)

Trump’s Security Strategy Focuses on Profit, Not Spreading Democracy川普總統上個月在白宮發表講話。他領導的政府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描繪了一個美國利益遠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甚至包括他第一任期內——所描述的要狹隘得多的世界。拉丁美洲國家必須向美國公司授予無需競標的合同。華盛頓對富裕的海灣君主國的“頤指氣使”必須停止。從白宮的角度來看，世界是美國可以利用其強大力量賺錢的地方。川普總統今年以來一直表明，如果他連任，將會優先考慮向實力較弱的國家施壓，以使美國企業受益。但周四晚些時候，他的政府發佈了期待已久的美國全球國家安全目標更新，將這種以利潤為導向的做法確立為官方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這份名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檔案描繪了一個美國利益遠比以往歷屆政府——甚至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內——所描述的更為狹隘的世界。美國作為全球自由力量的形像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專注於減少移民、同時避免對獨裁政權進行評判，而是將其視為經濟來源的國家。“我們尋求與世界各國建立良好關係和和平的商業關係，”聲明中說，“而不將與它們的傳統和歷史大相逕庭的民主或其他社會變革強加於它們。”相比之下，川普第一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世界描繪成“支援壓迫性制度的人與支援自由社會的人之間的鬥爭”。國家安全戰略不具有約束力，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說，鑑於川普先生反覆無常的性格，不應過分依賴該戰略來指導未來的行動。但這份戰略的發佈，對於歷任總統而言，通常每屆任期只更新一次，因此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反映了當時的形勢。在共和黨內部就美國對中東、俄羅斯、其他地區的政策展開激烈辯論之際，這份檔案表明，本屆政府似乎已在避免軍事衝突和促進貿易方面達成共識。在一次採訪中，曾擔任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高級顧問、主張美國軍事克制的丹·考德威爾稱讚這項新戰略是“真正打破了失敗的兩黨後冷戰時期外交政策共識”。卡德威爾先生說：“長期以來，我們的外交政策一直受錯覺的束縛——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抱有錯覺，對自身利益抱有錯覺，以及對我們能夠通過武力取得的成就抱有錯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一份基於現實的檔案。”這份檔案正式確立了川普先生對歐洲自由主義政府由來已久的厭惡，以及他對侵犯人權行為視而不見的態度，例如他上個月對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被謀殺和肢解一事發表的“這種事難免發生”的言論。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紐約州眾議員格雷戈裡·W·米克斯表示，這份檔案“拋棄了美國數十年來基於價值觀的領導地位，轉而擁抱一種卑鄙無恥、毫無原則的世界觀”。該戰略將歐洲描繪成正面臨移民及其主流領導人“文明抹殺”的局面。它聲稱美國將培養對歐洲主流領導人的“抵抗力量”，並斷言許多歐洲政府“踐踏民主的基本原則以鎮壓反對派”。這一立場引發了歐洲政界的強烈抗議，與今年2月副總統范斯公開譴責德國官員試圖遏制該國極右翼政黨崛起時所造成的震驚如出一轍。瑞典前首相卡爾·比爾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國家安全戰略“在歐洲的立場上甚至比極右翼還要右”。在歐洲以外，這份長達33頁的檔案一反美國數十年的外交政策慣例，並未將民主視為需要捍衛的價值。以色列在被描述時，著重強調了它們所在地區的經濟重要性，而非它們與美國價值觀的關聯。報告指出，中東是“國際投資的來源地和目的地”。報告呼籲“停止美國那種強迫這些國家——尤其是海灣君主國——放棄其傳統和歷史政府形式的錯誤嘗試”。檔案指出，在拉丁美洲，美國將“重申並執行門羅主義，以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與此同時，美國外交官將“在拉丁美洲國家尋找重大商業機會，尤其是大型政府合同”。檔案稱：“我們與那些最依賴我們、因而我們對它們擁有最大影響力的國家簽訂的協議條款，必須是我們公司獨佔合同。”該戰略並未深入揭示川普政府對可能攻擊委內瑞拉的考量。儘管該戰略聲稱美國應秉持“不干涉主義”的原則，但也表示美國將從其他地區向拉丁美洲重新部署軍事力量，“以應對西半球的緊迫威脅”。曾擔任赫格塞斯先生顧問的卡德威爾先生表示，川普“美國優先”運動中的許多人“擔心委內瑞拉會發生政權更迭戰爭”。“但話雖如此，委內瑞拉和我們自己的半球發生的事情比誰控制頓巴斯更值得關注，”他補充道，他指的是俄羅斯在和平談判中要求的烏克蘭東部地區。與以往歷屆政府相比，《國家安全戰略》對地緣政治競爭的看法要克制得多。其中完全沒有提及川普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中闡述的世界觀。這份新檔案雖然沒有將俄羅斯描述為對手，但指出“迅速停止烏克蘭境內的敵對行動”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檔案稱，達成和平協議的目標既是“重建與俄羅斯的戰略穩定”，也是確保烏克蘭“作為一個有生存能力的國家得以延續”。 (invest wallstreet)

周五，卓蘭·曼達尼走進白宮，成功化解了總統唐納德·川普的戒心，所受到的禮遇，甚至比他今年早些時候在民主黨內部一些有權勢角落中得到的還要熱情。兩人這次會面，構成了一場地道的、美式風格濃厚的政治超現實體驗。提出會面請求的是曼達尼。競選期間，川普曾稱他為“共產主義者”，並威脅要出動國民警衛隊進駐紐約市。結果不但沒有劍拔弩張，川普反而對這位紐約市新當選市長大加讚賞。眼前這一幕，生動展現了曼達尼敏銳的政治直覺以及在必要時也能俘獲政敵好感的本領。這一點，他與總統倒頗相似。「我會替你說話。」川普說著，為曼達尼選擇搭飛機而不是火車前往華盛頓辯護。總統稱曼達尼是個「理性的人」。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這位民主社會主義派的當選市長與這位立場反動的總統，開始談論他們在多少事情上「看法一致」：多建住房、降低犯罪率，還有他們對紐約市的共同熱愛。 「這次會面甚至讓我自己都很意外。」川普說，「我預計自己將來會是幫他，而不是為難他。我會給他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希望紐約市變得偉大。」曼達尼站在總統身旁，面帶微笑。在勝選後的幾天裡，34歲的曼達尼又一次給目瞪口呆的建制派送上驚訝。他用一系列鮮明的動作，展現出極強的政治精明和實用主義氣質。他在政治上的提前佈局表明，曼達尼習慣於承擔巨大風險，願意與政治對手結盟，也願意在他認為有利於推動宏大施政目標時讓最忠誠的支持者失望。光是看看他所做的這項選擇，就足以說明問題。這項選擇在周五還受到了川普的公開稱讚。曼達尼決定延聘現任紐約市警察局長傑西卡·蒂施留任。蒂施是一名中間派，反對紐約州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保釋改革法，她整體的治安治理思路，比曼達尼基本盤中的許多選民更靠右翼。 「她是我家裡一些人的好朋友。」川普這樣評價蒂施。在蒂施任內，紐約市整體犯罪率大致呈下降趨勢。她尤其受到商界領袖以及市內其他建制派人物的歡迎，這些人中有不少都在為她「續任」奔走呼籲。現在看來，歷任紐約市長給予警察局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市長辦公室運作的傳統，很可能將在他任期內得以延續。在紐約本地，曼達尼已經開始在國會選舉中扮演複雜角色。一方面，他在暗中勸說紐約市主計長布萊德·蘭德挑戰紐約州第十國會選區民主黨現任眾議員丹·戈德曼。另一方面，他則公開勸阻市議員奇·奧塞參選後者所在城市另一端的席位。奧塞同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原本有可能挑戰現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佛瑞斯，爭奪其在布魯克林的議席。無論曼達尼打算為紐約帶來怎樣的變革，至少目前，看起來激怒眾議院民主黨領導層並不在他的優先事項清單之上。選舉後的第二天，曼達尼告訴全民眾，他的過渡團隊將主要由歷屆市府中走出來的老將組成。五名任命人選當中，有四人曾在其他市長手下供職。真正引人注意的，反而是「他們不是什麼人」。他們不是外人，不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也不是擁有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資歷的「運動派」。這些人正是對紐約政治運作極為熟悉，或是善於精心打理城市官僚體系的人。唯一的例外是莉娜汗。她曾在喬·拜登總統任內擔任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期間，汗以積極對亞馬遜、臉書母公司「Meta」等巨頭發起反壟斷訴訟而聞名，她的名字在許多商界領袖當中引起的更多是憤怒而非讚許。11月10日，曼達尼任命迪恩·弗萊亨出任第一副市長。弗萊亨絕算不上市府裡的「新面孔」。早在卡特政府時期，他就已投入公共服務。這位一心撲在公共事業上的老臣，對政府運作有著極為深厚的理解。他曾在比爾·白思豪任內擔任第一副市長，負責領導市預算辦公室，並參與推動紐約市普及學前教育。他是個極具份量的任命對象。在一個高層幕僚和工作人員中有相當多人剛過三十歲的團隊裡，多幾位這樣的老將或許正合適用。這些年輕人對城市政府的記憶並不長。 「重要的是要確保在『變革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曾在2013年擔任白思豪過渡團隊負責人之一的珍妮佛瓊斯奧斯汀對我說。曼達尼先生團隊的年齡構成持續衝擊著體制，甚至令許多早已習慣與通常年過五旬的候選人及高級助手共事的千禧世代民主黨策略師感到震驚。 「我需要一本Z世代字典才能度過這一天，」他的過渡團隊發言人莫妮卡·克萊因告訴我。她自己也不過36歲。克萊恩介紹，自11月4日選舉以來，已經有超過62,000人申請加入曼達尼市政府工作，申請者的平均年齡是28歲。這或許不僅反映大眾對曼達尼其人的興趣，也某種程度上摺射出他那部分選民所承受的現實壓力20十至24歲美國人的失業率超過9%。擺在曼達尼面前的許多挑戰之一，是如何讓從左翼到溫和中間派的各路人馬都盡量滿意。儘管他主動向川普“伸出橄欖枝”，並作出了一系列類似動作，但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曼達尼打算從他那套立場鮮明的左翼施政綱領中後退。而且，他的所有任命也並非都屬於傳統路徑。他的辦公室主任兼最親密助手艾爾·比斯高德－丘奇在意識形態上與曼達尼高度一致，同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年齡也與他一樣，是34歲。曼達尼當選市長的第二天，從上東區那些驚慌失措的角落，到布魯克林的進步派聚居社區，整個紐約市其實都拿不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曼達尼不斷努力向自身基本盤之外的人群建立關係，同時也明確釋放訊號，表明他打算充分享受「圈內人」資源的好處。只要是為了兌現他對紐約市和勞工階級所許下的那些宏大且令人振奮的承諾，挑戰正統的做法對這位市長來說或許會十分奏效。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