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美國商人麥克萊恩發明了集裝箱。在集裝箱之前，貨物出口靠的是人力散裝，一件一件靠叉車、吊機搬運，一船要裝卸好幾天，運輸成本裡有一半是裝卸費。集裝箱的出現，讓這一切變了——任何貨物，只要裝進箱子，就能被任何港口的吊車裝卸，被任何貨輪運輸，被任何買家接收。簡單的發明，卻帶來了非凡的效益：它讓全球貿易的摩擦成本大幅下降，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後，中國產能藉著集裝箱滲透到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七十年後，一個新的“集裝箱”出現了，而這個新的“集裝箱”叫Token。Token是大語言模型處理文字的最小單位，大致相當於半個中文字。但它的意義不在於這個技術定義，而在於它做到了和集裝箱一樣的事：把原本難以計量、難以交易的東西——智能服務——裝進了一個標準化的容器。一個問題、一段程式碼、一篇文章，背後消耗了多少算力，全部可以用Token來計量、定價、交易。就像集裝箱讓任何貨物都能被吊車裝卸，Token讓任何智能服務都能被API呼叫、被計費、被出口。中國第一次有機會大規模出口腦力，而不是體力、礦產、能源。美國人掀起了這場AI浪潮，定義了規則，炒高了價格，卻沒想到，Token這門生意的霸主，正在悄悄換人。01. Token：智能時代的標準化集裝箱Token，翻譯過來叫詞元，是大語言模型處理文字的最小單位。「我喜歡吃蘋果」，對人類來說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對AI來說，它是「我」「喜歡」「吃」「蘋果」四個Token。英文更複雜，「ChatGPT」會被拆成「Chat」「G」「PT」三個Token。這種拆分看起來瑣碎，但它讓智能服務第一次變得可以量化，可以被公平地計算，就像集裝箱一般，Token讓任何智能服務都能被計量、被交易、被出口。一個印度的創業者，打開電腦，呼叫DeepSeek的API，讓它幫他寫一段Python程式碼。他等了不到一秒，程式碼出現了。他付了幾分錢，關上電腦。這個動作很簡單，但背後發生的事情卻改寫了遊戲規則：他的請求通過光纖傳到了中國某個資料中心，數百塊GPU同時啟動，開始逐字生成那段程式碼。每生成一個字，就要消耗若干Token，而每個Token背後，卻是真實的電力消耗。甘肅的風電、青海的太陽能、雲南的水電，在這一刻以Token的形式，打包跨越國境，變成印度程式設計師眼前的一行程式碼。貴州山區裡密密麻麻的太陽能板、高壓線路和風機中印之間沒有特高壓輸電線路，但中國的電力，卻實實在在被國外消費了。這就是Token出口的本質：資料中心燒電，GPU運算，產出Token，賣給全球使用者。電力和算力被隱形地打包進每一個Token，隨著API呼叫流向世界各地。買家買到的是智能服務，但他們實際上消費的，是中國的電力、算力和工程師的智識積累。這個機制有一個關鍵的特性：它不需要買家在地理上靠近中國，不需要鋪設任何物理管道，只需要一根網線。這是傳統電力出口永遠做不到的事。中國電力之強大，天下人所共知，2025年，中國太陽能裝機突破3.15億千瓦，佔全國新增發電裝機的57%。但裝機越快，消納越難，全國新能源消納監測預警中心的資料顯示：2025年上半年，全國太陽能棄電率升至6.6%，風電棄電率5.7%，比2024年同期幾乎翻倍。西部省份的困境尤其嚴重：2025年1月至11月，西藏太陽能發電利用率僅65.8%，甘肅89.6%，青海83.5%，西藏風電利用率更只有69.3%。大量可再生能源發出來，卻沒有地方消納，白白浪費。其實浪費了都算好的，帶來的電網波動才是真的難頂。面對這些過剩的電，最直覺的想法是：直接出口出去不就行了？嘿嘿，想法不錯，但現實沒那麼簡單。電不能裝箱，不能儲存，只能靠實體電網點對點輸送。中國西部棄風棄光最嚴重的地方——西藏、甘肅、內蒙古——偏偏與電網基礎設施最薄弱的國家接壤，放眼中國周圍，基本上沒幾個國家擁有全國性的靠譜電網。雲南通過21條輸電線路與越南、緬甸、寮國聯網，十三五期間累計跨境交易電量176億千瓦時——相比中國每年數兆千瓦時的總發電量，這個數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再說了，人家窮國也是有主權的，沒有人願意讓本國電力依賴鄰國供應，即便願意把靈魂賣給東大，一度電出口也就五毛錢左右，扣除損耗和交易成本，根本賺不到幾個錢。因此，傳統電力出口的天花板清晰可見，而且幾乎無解。但是，如果我們能把電力換個皮，那情況就好辦得多了。這就是Token的出口——不需要物理電網，不受電力主權約束，價格不被大宗商品市場錨定。這是一條真正可以規模化的新路。資料中心對電價敏感、對位置不敏感——光纖可以跨越千山萬水。西藏、甘肅、青海的過剩綠電，可以通過資料中心轉化為Token，出口到全球。這一點，在ToC的市場上尤其意義重大——Toc的意義在於它是最敏感的風向標。中國個人使用者的AI使用習慣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從「問答」轉向「幹活」。程式設計、寫作、長文件處理，每一類場景的Token消耗都遠高於簡單對話。加上深度推理模式的普及，單個使用者單次呼叫的Token量在快速膨脹——業界把這個現象稱為「Token通膨」。數字印證了這個趨勢。國家資料局資料顯示，2024年初中國日均Token消耗量為1000億，到2025年6月底已突破30兆，一年半時間增長了300倍。2025年上半年，中國公有雲大模型呼叫總量達到537兆Token，較2024年全年增長近400%。這個增速，遠超任何一個傳統行業的成長曲線。土壤已經肥沃，種子正在發芽。中國的澎湃電力，正在套上Token外皮，被國內外市場無形卻又瘋狂購買。02. 賣Token，是一門暴利生意其實，“電力換皮出口”這事兒，中國早有先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解鋁生產國，但鋁土礦本身大量依賴進口——幾內亞、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的礦石，漂洋過海運到中國，在西南、西北的電解鋁工廠裡，經過高耗電的冶煉工序，變成鋁錠，再出口到全球。礦石是進口的，鋁錠是出口的，而最耗電的那個環節，留在了國內。也就是說，中國出口的鋁錠裡，有相當一部分是電力在換皮出售。只是，這種方式增值倍數不高，一度電變成鋁錠，大約只能增值2到3倍。煉鋁廠是典型的高能耗企業生產1噸電解鋁，行業平均耗電約13500度，也就是說1度電大約能煉出73克鋁。鋁錠目前的市場價大約是每噸2萬元，73克鋁價值約1.46元。而這1度電，買入價不過0.3到0.4元。粗算下來，1度電通過煉鋁增值了3到5倍。多晶矽也是同樣的邏輯，而且更為典型。生產1噸多晶矽，綜合電耗約57000度，也就是說1度電大約能生產17.5克多晶矽。目前多晶矽現貨價格約在4萬元每噸，17.5克價值約0.7元。同樣1度電的買入價約0.3到0.35元，煉出多晶矽後增值約2倍。看起來比電解鋁還低，但這是因為多晶矽行業目前嚴重過剩，2022年高點的時候，17.5克多晶矽可是能賣5元以上的，可以增值10倍。但是如果你把電力換皮成Token賣出去，那情況可就完全不同了。H100 GPU在推理場景下，每Token約消耗0.39焦耳，一度電則是360萬焦耳，理論上可產出約920萬Token，考慮到散熱、網路、冗餘等損耗，保守估算一度電實際產出約550萬Token。Token賣多少錢？DeepSeek輸出定價每百萬Token約2元，OpenAI的GPT-4o定價每百萬Token約70元。一度電直接出口，賣0.5元，煉成鋁錠賣出去是1.5元，而喂給資料中心跑推理，按DeepSeek的定價，能賣出約11元，是直接賣電的22倍。更重要的是，鋁錠和多晶矽的工藝早已固定，早就碰到天花板了，但AI還年輕。Token，是中國迄今為止電力增值效率最高的出口形態。甚至，這看似暴利的“22倍”係數，還是我們廠商競爭過於激烈、主動壓價的結果，不是能力天花板。DeepSeek在打市場、搶份額，定價是戰略選擇。DeepSeek-V3的訓練成本僅約3900萬元，用的是H800晶片——國產模型的真實成本，比這個定價還要低得多。即使把價格壓到OpenAI的1/20，中國模型依然有利潤空間。這就是便宜背後的底氣。03. 為什麼中國只能賣22倍，美國能賣785倍說完了中國這邊的帳，再看看美國那邊的帳。如果說中國Token出口是暴利，那麼美國Token的出口則堪稱是“無本萬利”——Deepseek用一度電轉化出的Token可以賣11元，如果換成OpenAI的定價，同樣則能賣約385元，增值倍數來到了恐怖的“785倍”。22倍和785倍之間，差著一個數量級。為什麼中國模型的定價，只有美國模型的1/20到1/30？最直接的原因是品牌溢價缺失。這就好比同樣是礦泉水，農夫山泉賣2塊，依雲賣30塊，不是因為依雲的水分子更高級，而是因為它賣的是阿爾卑斯山泉這個故事。OpenAI也是同樣的道理——它賣的不只是Token，賣的是全球最強AI這個認知。這個認知本身值錢，而且能讓人願意為之多付錢。Claude Sonnet輸出定價每百萬Token約105元，MiniMax M2.5隻要約8元，相差13倍。使用者願意為Claude買單，不只是因為Claude測試結果優異，還因為他們相信Claude確實更好——你怎麼樣是一回事，領導怎麼看你，是另外一回事。中國模型廠商目前還處於農夫山泉的階段，價格透明、童叟無欺，但品牌故事還沒講出來。其次是模型能力的差距。DeepSeek在數學、程式設計的基準測試上已經追平甚至超越OpenAI，但基準測試是考場，生產環境是戰場。在實際的企業應用裡，穩定性、指令遵循的精確度、邊緣情況的處理才是核心。實際的能力差距，直接影響定價天花板——你能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才有資格開更高的價。中國模型目前還在追趕高端場景，這個差距縮小一分，定價空間就能打開一分。第三，則是生態和信任的缺失。企業客戶選AI供應商，就像選銀行，不只看利率，還要看這家銀行會不會突然倒閉、出了問題有沒有人接電話。OpenAI和微軟Azure背後有完整的企業服務體系——SLA保障、合規支援、技術文件、售後響應，這套東西是多年積累下來的信任背書。中國模型在工程能力上完全不輸，但這套售後體系還在建設中。畢竟，歐美在SaaS這塊可是玩兒了幾十年的，熟練程度和在珠三角找五金廠一個感覺。最後還有一道隱形的壓力：地緣政治折扣。簡單說就是，很多客戶想用但不敢用，或者用了也要壓價，因為心裡有顧慮——今天能調的API，明天會不會被自己國家的監管叫停？美國聯邦機構停用DeepSeek，德國要求下架，這些新聞每出一條，都會讓潛在客戶的決策再遲疑一下。遲疑折算成價格，就是折扣。四個原因疊加，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定價壓制。22倍是現在的成績，不是終點。但從22倍走向更高，靠的不是更猛的降價，而是品牌、能力、生態、信任一點一點地積累。短期內，最明顯的障礙是西方封禁，歐美對中國高科技的打壓始終沒停過，這是咱們早就有的心理預期——今天一個法案，明天一個禁令，早就蝨子多了不嫌咬了。但說實話，這些封禁更像是在門口立了個牌子，而不是真的堵死了路。中國Token出口的主戰場從來不是西方發達國家，而是印度、東南亞、拉美、中東——也就是全球南方。DeepSeek在印度、東南亞的擴張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封禁反而幫中國模型做了廣告：被美國封殺的產品，一定有點東西。真正危險的，其實是內部問題——國內模型廠商，也開始價格戰了。2024年，字節豆包報價低到每千Token不到0.006元，阿里通義千問GPT-4級主力模型降價97%，智譜把上一代GLM-4-Plus砍了90%。這場價格戰打得像菜市場收攤前甩賣，贏得了使用者，卻虧掉了利潤，壓縮了再投資能力。好在2025年情況開始逆轉：智譜GLM-5發佈當天宣佈漲價30%，Kimi K2.5發佈不到一個月，海外收入首次超過國內。漲價能成功，說明需求是真實的，市場在成熟。但價格戰留下的諸多後遺症卻需要時間消化。長期來看，有兩個結構性問題懸在中國AI的頭頂。第一是算力天花板。晶片禁令不會消失，美國必然會管得越來越嚴。DeepSeek用H800訓練出了頂級模型，這是一次了不起的工程奇蹟，但奇蹟不能當戰略。就像一支球隊贏了一場經典戰役，不代表它永遠能以少勝多。下一代模型如果需要十萬張H100，而中國只能拿到性能打折的替代品，訓練成本優勢就會被侵蝕。不過，現在情況應該好了不少，老黃這次來國內拜訪一圈，結果好像一張H200都沒賣出去。第二個長期問題是資料本地化壓力。各國對資料主權的限制也在越發收緊，歐盟的GDPR、印度資料本地化法案、中東的合規要求，都在往同一個方向推。目前中國Token出口依賴的是純境外API呼叫模式，一旦各國要求資料不能出境，就得在當地建資料中心。可若是在本地建中心，那麼土地、電力、維運全部按當地標準來，成本結構就完全變了，也就不那麼“便宜”了。因此，Token出口的終極形態，可能不是簡單的API呼叫，而是中國技術加本地部署——這對商業模式和營運能力，都是更高的要求。不論如何，還是要感謝美國AI——感謝他們用真金白銀和大喇叭宣傳，幫中國找到了電力出口的正確姿勢。OpenAI、Anthropic把Token價格錨定在高位，教育了市場，啟動了需求，卻讓更多企業用不起。中國模型以1/20的價格提供80%的能力，填補了這塊空白。從賣電到賣Token，中國完成了從體力活到腦力活的躍遷——不需要密集勞動、不需要污染環境、不需要物理電網，不受地緣政治的電力主權約束，價格也不再被大宗商品市場錨定，這是一條真正意義上可以規模化的新路。美國負責把Token價格炒上去，中國負責把Token價格打下來，“西數東算”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功夫財經)

對於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從工程整合型創新向科學驅動型創新的範式躍遷，並實現科技創新與擴大內需之間的協同共振當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新一輪深刻調整之際，一場超越傳統領域、更具根本意義的戰略博弈正在全面展開——科技創新已成為決定中美未來國力對比的核心變數，它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引擎，更日益成為牽引雙方在經貿規則、外交佈局、安全架構乃至全球治理體系等領域全方位競爭的戰略制高點。01. 四大維度上的攻防與膠著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圍繞四大關鍵維度展開：原創型創新（“0-1”突破）、應用型創新（“1-N”迭代與產業化）、技術自主與安全、全球影響力建構。當前態勢在這四個維度上呈現出複雜膠著、相互交織的局面。美國在多數前沿科技的源頭創新（“0-1”突破）上仍佔據優勢，尤其在半導體設計、AI基礎框架、雲基礎設施與量子計算等定義未來的領域保持領先，並持續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然而，中國已在綠色低碳技術、高超音速技術、動力電池、量子通訊等若干關鍵賽道上實現了局部反超。而在應用型創新（“1-N”迭代）與產業化、規模化部署方面，中國展現出令人矚目的速度和效率。中國近年來工業機器人部署量已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當美國仍在為無人機商業配送的監管框架爭論不休時，中國已經在多個城市開展無人駕駛計程車、垂直起降飛行器等先進物理AI系統的常態化測試與試點營運。儘管實現“從0到1”的原創型突破的戰略緊迫性正日益凸顯，但需要警惕一種潛在的認知誤區——將原創型創新與應用型創新簡單對立或排序，並隱含著前者價值高於後者的等級觀念。事實上，一項技術的演進軌跡和最終主導地位，往往並非在誕生之初就已確定，而是在大規模市場應用中通過持續迭代與最佳化而得以塑造。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歷程為此提供了啟示。日本曾在氫燃料電池技術上取得顯著原創突破，投入巨大；然而，這條技術路線未能與中美兩大關鍵市場的需求和產業偏好形成共振。相比之下，純電動汽車路徑在中美龐大市場的強力推動下快速迭代，產業鏈日趨成熟，商業化處理程序加速，最終主導了全球新能源汽車格局。這一案例生動說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1到N”階段的勝出者，決定了眾多“從0到1”原創探索中的最終贏家。美國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邏輯。儘管美國早在20世紀伊始就成為世界頭號製造業強國，但直至二戰結束時，其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上仍大幅落後於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美國全球經濟與創新領導地位的確立，關鍵並非源於其是基礎科學的首要策源地，而在於其全球領先的應用轉化、迭代改進和大規模產業化能力——這正是“從1到N”創新的精髓。在廣闊國內市場中進行技術吸收、適應和持續最佳化的能力，構成了其決定性的競爭優勢。以史為鑑，儘管中國正在進入全力攻堅原創突破的全新發展階段，但應警惕將原創突破、應用迭代對立或簡單排序的認知陷阱，防止出現“重0-1、輕1-N”的戰略失衡。應用導向的“1-N”迭代絕非附屬性的次要活動，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決定性階段。在這裡，技術經歷真實市場的壓力測試，在成本與性能之間不斷最佳化，最終融入複雜的經濟社會系統。原創突破提供了競爭的入場券，但大規模應用創新才真正決定技術路徑的最終走向與價值實現。中國在攻堅原創型創新“0-1”突破的同時，更應珍視並鞏固在應用型創新“1-N”迭代上已建立的領先優勢，這是中國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基本盤。通過“雙循環”戰略，中國正系統性地推進技術自主與供應鏈安全建設，在降低對外部關鍵技術依賴的同時，也增強了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依存度——從動力電池到關鍵礦產的龐大產能優勢，正持續鞏固這一態勢。而在全球影響力的拓展上，中國憑藉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集融資、建設、營運於一體的數位化整體解決方案，已在眾多區域建構起超越傳統西方主導模式的數字基礎設施網路，這不僅是一種市場開拓，更是一種發展範式、標準與影響力的輸出。創新範式的升維：從工程輝煌到科學引領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展現出鮮明的能力特徵：在工程整合領域（如高鐵網路、特高壓輸電、移動通訊基礎設施及消費電子製造）已建立起顯著的全球優勢；而在科學前沿領域（如底層演算法框架、原創藥物靶點發現、高端晶片架構設計）仍處於追趕階段。這種差異化的能力結構，與中國過去數十年所選擇的工業化路徑、資源分配邏輯及參與全球分工的方式密切相關。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成熟技術為基礎的規模化製造業擴張。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程最佳化及消費電子產品組裝等工程密集型行業，能夠快速吸納就業、形成產能並帶動出口，這與中國當時亟須完成資本積累、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階段高度契合。相較之下，半導體材料、生物醫藥底層研發等科學密集型領域，往往需要持續數十年的基礎研究投入與高風險試錯，其回報周期與工業化初期追求快速增長的目標並不一致。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特別是工程學科，以為產業輸送大量具備紮實應用能力的技術人才見長，有效支撐了“世界工廠”的運轉。然而，基礎科學的突破性進展，往往更依賴於鼓勵自由探索、包容失敗的學術環境以及跨學科協作的生態，而中國這方面的制度與文化建構仍在深化之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使中國在製造與整合環節確立了關鍵地位，但產業鏈上游的高附加值領域，如尖端裝置、核心軟體與原創藥物，仍主要由發達經濟體主導。這些科學密集型環節通常建構了深厚的專利壁壘與生態護城河，追趕難度巨大。然而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力，最終還是來自前沿科學與顛覆性技術的突破。根據《自然指數2024》（Nature Index 2024）對全球基礎科學科研績效的評估結果，中國高品質科研論文產出總量已超過美國約45%，但在《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兩大頂尖期刊上的發表數量僅為美國的30%。在企業基礎研究方面，差距更為明顯：《自然指數2024》全球發表高品質科學論文的前20家企業中，一半位於美國（其中八家為生物製藥公司），中國僅有三家企業上榜。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在最佳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基礎上，尤其要加強以“好奇心”為導向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應為科研機構和高校創造鼓勵探索、包容失敗的學術環境，改革評價機制，推動從追求論文數量向突出成果原創價值轉變。同時，需切實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引導更多資源投向周期長、風險高的基礎研究和前沿領域，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依賴底層科學突破才能取得商業成功的行業。02. 半導體與國產替代：效率瓶頸與“開放式”安全觀半導體產業因其技術密集、產業鏈條複雜，常被視為人類工業文明的精密極限，當前也正成為中國科技自立處理程序中受外部制約最深、攻關難度最高的戰略領域。荷蘭ASML在極紫外（EUV）光刻機領域的絕對壟斷、美國泛林集團（Lam Research）等在蝕刻裝置上的主導，以及台積電佔據全球90%以上最先進晶片製造的格局，構成了三大關鍵瓶頸。由於半導體產業是基於比較優勢通過全球分工形成的深度一體化產業鏈，因此任何單一國家試圖建立具備高水平的獨立產業鏈都將面臨極大挑戰。但若問那個國家最有可能突破這一限制，那答案可能就是中國——龐大的工程人才儲備、系統性的資源動員能力，以及世界最大的應用市場所形成的“需求—迭代”閉環，構成了中國獨特的體系化突破潛力。然而，當前制約中國半導體產業取得決定性突破的主要矛盾，已非國家投入總量不足，而是資金與資源分配的精準度、協同性和使用效率問題。在國產替代導向的政策驅動下，容易形成地區間、項目間的同質化競爭，資源分散，難以集中力量攻克最尖端、最複雜的“硬骨頭”。資金配置若不能高度傾斜於產業鏈中最薄弱、最卡脖子的戰略環節（如高端光刻機及核心部件、先進製程工藝整合、EDA軟體），而是平均發力，將大幅延緩整體突破處理程序。與此同時，國產替代產品常面臨“不敢用、不願用”的困境。若資金支援與強有力的首台套應用、政府採購優先、國內市場強制性驗證等需求側措施脫節，產品將缺乏迭代升級的實戰場景與反饋，易陷入技術“孤島”。上述結構性挑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自主可控的最優實踐路徑——如何在堅持開放合作的前提下，界定國產替代的戰略邊界，建構一種既保障安全又不失效率的“韌性供應鏈”，從而實現科技發展、科技安全之間的平衡。“開放式”安全觀認為，科技安全的根本目標是保障發展權，而非單純地為替代而替代。安全並不一定要求在所有技術節點實現絕對自主，而是追求在關鍵領域形成不對稱的、他國難以替代的核心能力，同時在全球網路中建構深度相互依賴。正如美國並未掌握所有晶片技術，但通過掌控設計工具和半導體裝置等環節，實現了對整個產業鏈的有力掌控。有鑑於此，中國可思考如何聚焦核心，培育不可替代優勢——將資源集中於已具備或可能形成全球比較優勢的領域（如特定材料、裝置模組），打造“非我不可”的技術節點。對於成熟製程半導體，可追求自主可控以保障基本盤；對於尖端製程，目標應是展示突破關鍵瓶頸的能力（如EUV光源、物鏡系統），以此作為戰略威懾，迫使對方重新評估封鎖成本。即便在部分環節存在對外依賴，但只要中國掌控某些獨有、不可或缺的技術，打造出“非我不可”的技術節點，便能創造出新的相互依賴格局，在維護科技安全的同時，持續推動基於比較優勢的科技發展。03. 從“並跑領跑”到“攻堅破壁”的雙軌戰略在複雜的科技競爭版圖中，中國需要探索更加精準化、差異化的產業競爭策略和發展路徑。對於已具備領先優勢或處於並跑態勢的領域——如新能源、數字應用、部分人工智慧及量子通訊——宜採取“擴張與塑造”並舉的策略。通過發揮市場規模與產業鏈協同優勢，加速技術迭代和生態建構，並在全球範圍內推進標準輸出與模式推廣，從而在規則制定層面爭取主動。而在仍需追趕且存在外部制約的領域（例如尖端半導體製造），策略則應轉向聚焦核心、提升效能。這要求建立更為精準的資源分配機制，將有限的資金與政策支援集中投向產業鏈中最具戰略意義、也最為薄弱的環節。通過推行“揭榜掛帥”等市場化激勵機制，配合首台套裝備保險、政府採購優先等需求側支援，為國產技術提供寶貴的早期應用場景和迭代反饋，逐步破解市場端的應用壁壘。與此同時，培育支援長期創新的資本生態愈發受到重視。引導設立面向硬科技的長周期基金，最佳化科研管理制度與人才評價體系，給予研發團隊更充分的自主權與試錯空間，對於需要長期投入的底層技術突破具有重要意義。04. 世界重估中國的能源與資源戰略底牌在耗能巨大的全球科技競賽中，中國的能源優勢正成為關鍵變數。與美國面臨的電網約束和供應鏈問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充沛、穩定且成本相對較低的電力供應——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核能）領域的快速擴張，為人工智慧、資料中心等高耗能產業提供了堅實支撐。在關鍵礦產領域，中國掌握著更具份量的籌碼。特別是在稀土這一戰略礦產領域，全球供應鏈的博弈呈現明顯分化。在輕稀土方面，美國通過扶持本土企業（如MP Materials）和深化與盟友（如澳大利亞Lynas）的合作，已在開採和分離環節的供應鏈多元化方面取得較快進展。相比之下，美國在重稀土（如鏑、鋱）領域則面臨深刻的結構性壁壘。中國憑藉對離子吸附型黏土開採提煉技術長達數十年的積累、全球最完整的“資源-冶煉-材料-器件”產業鏈，以及近年來向緬甸、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資源與產能網路延伸，牢牢掌控著全球的重稀土供應鏈。美國本土不僅缺乏具備經濟開採價值的重稀土礦床，更完全沒有商業規模的重稀土分離產能，相關領域的關鍵技術人才也已出現嚴重斷代。這種供給格局的極端不對稱，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深刻的戰略認知矛盾：一方面，擺脫對中國稀土戰略依賴的安全焦慮持續蔓延；另一方面，其高端應用領域（如國防工業）對重稀土的實際需求量相對有限，且存在材料替代的技術可能性。這種“安全焦慮”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導致美國相關政策始終在激進“脫鉤”與務實妥協之間搖擺，很難形成持續且堅定的資源投入與戰略執行。05. 從“中國製造、出口全球” 到“中國創造、國內消費”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系統部署，要“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已從“中國製造、出口全球”，轉為建構“中國創造、國內消費”的良性循環，邁向“創新驅動、內需拉動”的新征程。擴大內需不僅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應對，更是推動技術創新持續深化的“孵化器”與“試煉場”。一個規模巨大、層次豐富、需求不斷提升的國內市場，能夠為前沿技術提供最直接的應用場景和迭代反饋。當前制約因素在於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中國2023年家庭消費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僅38%，遠低於全球中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影響了家庭財富預期，而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強化了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兜牢民生底線，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最佳化收入分配、切實加大民生領域投入，降低家庭後顧之憂，從而穩定消費預期，釋放消費潛力。只有當國內消費者對國產高端產品和服務具備強勁、持續的購買力時，以國內消費驅動創新發展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暢通。06. “人口紅利”褪去，“人才紅利”兌現中國正面臨日益凸顯的人口結構轉型挑戰。2024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達20%，而總和生育率則降至1.0，顯著低於2.1的人口更替水平。快速老齡化與持續低迷的生育率疊加，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構成了顯著壓力。然而，儘管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趨於收縮，但人口素質也在持續提升—中國每年培養的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博士人數已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也位居全球首位。韓國的經驗表明，通過自動化升級與人力資本深化，仍然可以在人口總量下降的背景下維持經濟活力與產業競爭力。與此同時，中國的人才戰略正在轉向更開放、更國際化的模式。在夯實本土培養體系的基礎上，中國正在積極籌劃通過設立人才簽證、專項科研基金與國際教職席位等方式，積極延攬全球頂尖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熱拉爾·穆魯（Gérard Mourou）加盟北京大學、知名學者查爾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受聘清華大學等案例，均顯示出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科研網路的努力。中國吸引頂尖國際人才的能力，以及這些學者與中國科研體系的融合深度，將影響中國在原創科學思想和前沿技術領域的長期突破潛力。07. 全球南方：科技博弈新棋局上的“第三戰場”在這場競賽中，全球南方國家成為關鍵第三方。中國通過提供數位化一攬子方案，已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建立起數字基礎設施領先優勢。這些網路產生的海量資料，又進一步訓練中國的人工智慧模型，使其能夠為這些市場量身定製產品和服務，形成自我強化的影響力循環。相比之下，美國尚未匹配中國在這些市場的政府支援力度。曾經突出的援助項目（如美國國際開發署）已大大削弱，使美國面臨技術影響力削弱的困境。在全球科技競合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國需要以更具戰略定力和系統性的方式推進自主創新；與此同時，應進一步拓展與“全球南方”國家在科技與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以市場化和商業化為導向，淡化安全敏感色彩，穩步提升影響力，有效應對外部競爭壓力。通過主動深化與中東、東盟、拉美及非洲等“全球南方”國家的科技與能源合作，提供以發展為導向的綜合解決方案，有助於避免形成針對中國的封閉性技術聯盟，從而為中國技術的全球化拓展與關鍵資源通道的穩定提供更廣闊空間。08. 重構中的世界：科技大博弈，路在何方？當前的中美科技博弈，正日益呈現出一種“領域分化、區域分層”的複雜格局。美國在資訊技術、生物醫藥等科學驅動型領域持續引領前沿，而中國則在綠色低碳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等工程整合型領域展現出全球競爭力；美國在尖端技術研發與核心軟體生態建構上保持優勢，而中國則在全球市場滲透、規模化應用與先進硬體製造方面積累了顯著優勢。這種態勢可能導向一個長期並存的未來：美國主導創新架構與標準定義，中國主導產業化落地與市場滲透，雙方在各自的優勢領域形成深度護城河，而非一方對另一方形成全面壓制。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受到國內經濟周期與政治議程的顯著影響。在高通膨壓力與2026年中期選舉臨近的背景下，川普政府近期在對華關係上呈現出一種“選擇性聚焦”的特徵——在整體經貿層面傾向於通過協商穩定雙邊關係、控制衝突升級，但在關鍵技術領域，以及在其傳統影響力範圍內的美洲地區（例如近期對委內瑞拉採取的行動），則展現出更具進攻性的戰略姿態，通過多維度施壓與系統性競爭手段，持續強化對關鍵區域與戰略領域的實際控制力。這一政策轉向背後，反映出美國政府在經濟現實與戰略競爭之間的平衡考量。穩定國內物價與就業已成為當前政治議程的重心，這使得美國政府在對華經貿談判中更側重實際經濟利益與市場准入等可交易議題，從而降低了意識形態對抗的調門。美國近期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已可觀察到某種戰略收縮的傾向，即更聚焦國內經濟重建，減少過度擴張的全球干預承諾。然而，美國政治體系的內在張力依然存在。國會，尤其是通過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所體現的立法意志，仍深受傳統安全思維與意識形態競爭邏輯的主導。這種強調技術封鎖、供應鏈安全與價值觀對立的政策慣性，將持續對行政部門的務實經貿議程形成制度性制衡，並可能在關鍵科技領域與地緣戰略區域延續競爭性乃至對抗性態勢。美國近期在委內瑞拉的干預行動，進一步揭示出全球南方國家在安全與發展需求上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雖能有效提供貿易拓展、直接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等發展類公共產品，卻難以提供主權國家最為核心的國防安全保障。在美國持續強化西半球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力的背景下，如何在與拉美等地區的合作中，既深化互利的經貿聯結，又妥善應對夥伴國面臨的外部安全壓力，成為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統籌應對的戰略課題。這要求中國的對外合作模式需更具韌性，堅持發展導向的同時，需通過多邊協調、危機外交與符合國際規範的綜合性方案，助力夥伴國維護自身穩定與發展空間。對於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從工程整合型創新向科學驅動型創新的範式躍遷，並實現科技創新與擴大內需之間的協同共振。這不僅是一場技術層面的追趕，更是一場涉及教育體系、科研生態、產業政策、收入結構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性重構。面向“十五五”及更長遠未來，中國將致力於建構一個更具韌性、更富活力、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新格局——一個既能孕育重大創新成果、又能被國內廣闊市場有效吸收和驅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正在穩步成型。這場科技大博弈的結局，將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力量格局。而競賽的勝負手，可能不僅在於技術本身的突破，更在於創新生態的活力、國內市場的深度、人才戰略的成功及贏得全球信任的能力。 （財經雜誌）

美國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場佔據90%的份額，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頂尖AI模型；中國則控制著超過90%的稀土加工能力，其鋼鐵產量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這兩組數字，既揭示了當前全球最重要的戰略競爭態勢，也道出了其深層的複雜性與危險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於2026年1月發佈旗艦報告《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對美中兩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實力進行了系統性的"淨評估"，為華盛頓的決策者提供了迄今最為全面的戰略診斷與政策藍圖。這份長達100余頁的報告由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主任納文·吉里山卡爾主導編寫，並獲CSIS總裁約翰·哈姆雷博士的支援與指導。報告明確拒絕以靜態的專利數量或市場份額來衡量技術競爭力，轉而提出一套"生態系統"分析框架，主張技術領導地位來源於動態的企業、研究機構、政策體系和盟國網路的綜合運作，而非單一技術突破。報告的核心論斷簡潔而有力：美國需要在多種技術類型上建立"技術靈活性"，而非僅在個別領域尋求壓倒性優勢。打破六大迷思，直面競爭實質報告開篇即以批判性姿態審視了長期以來主導美國政策辯論的六大錯誤認知。這些迷思非但沒有幫助美國制定有效策略，反而導致了資源錯配與戰略失焦。第一個迷思認為，中國的技術優勢"只靠作弊"取得——即貨幣操縱、智慧財產權盜竊與國家補貼。報告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在基礎研究、快速原型開發與製造規模化方面已積累起真實的創新能力，並在前沿技術和突破性發明領域愈加活躍。以執法為導向的政策回應——報告用"更多律師、更少工程師"來形容這一取向——已令美國在標準制定和規模化生產上處於下風。第二個迷思認為，中國的創新體系是封閉自足的，正在孤立地追趕美國，由此引發了一種推論：美國的開放性和盟國體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種劣勢，美國應當獨立應戰。報告對此予以駁斥：儘管中國一再強調"自力更生"，其經濟實際上仍深度嵌入全球網路，並在積極擴展新的戰略聯盟——與歐盟、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及"全球南方"市場持續深化合作。當前的技術競爭，本質上是那個國家能夠建構最廣泛、最深厚的全球生態系統之爭。第三個迷思將中國的創新體系定性為"自上而下"，而將美國體系視為"自下而上"。報告認為這一二元對立嚴重失真。中國的生態系統具有高度動態性：它將殘酷的市場競爭與政府戰略引導、地方政府扶持和私營部門創新活力混合巢狀在一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內部已出現在位者整合加劇、市場進入壁壘抬高、新進入者規模化通道縮小等問題。報告同時提醒，這一迷思還遮蔽了美國自身長期成功推行產業戰略的歷史——定向研發、公私合作、政府採購與二次供貨政策，均是美國維繫技術領先的重要工具。第四個迷思認為，美國只需聚焦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前沿技術，便能贏得技術競爭。這一迷思的隱含邏輯是：美國擁有選擇競爭賽道的奢侈條件，憑藉先發優勢就能"創造市場"。它同時默認，機床、金屬等美國已失去優勢的基礎性產業是無可挽回的爛帳，無需、也無法奪回。報告明確反駁：包括金屬加工、電子封裝乃至稀土等原材料生產在內的大量"基礎型"能力，對加速型技術至關重要，進而關乎美國經濟安全與中產階級的就業前景。美國若不正視上述基礎能力的流失根源，就根本無法在加速型技術上真正勝出。第五個迷思認為國家安全風險被過度渲染，聲稱政策制定者在軍民兩用技術風險等議題上存在誇大。報告以有據可查的案例予以反駁：美國雲服務商實際上協助訓練了如今支撐中國人民解放軍監控系統的中國AI模型；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對中國"傳統"晶片形成了嚴重依賴；半導體裝置的出口大幅加速了北京的晶片製造能力。這些已經發生的損失證明，國家安全風險是真實的、正在加速演變的，而出口管制的適應速度遠遠落後於戰略損失的蔓延速度。第六個迷思則走向另一極端，聲稱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技術競賽中超越美國。報告對此同樣予以駁斥：這一論斷最初源於數十年前對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時間節點的種種預測，如今演變為對中國高科技霸權的宿命論式斷言。中國確實在綠色技術、電動車、電池和無人機上取得成功，但這些勝利往往是被選擇性援引的例證，掩蓋了中國在諸多同樣獲得北京長期優先投入的領域中屢屢折戟的現實——商用噴氣發動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投入數十年、耗資逾150億美元，至今仍無一台發動機通過商業認證並實際飛行於國際航線之上。對美國衰退的悲觀論調，同樣遮蔽了美國在各州、各城市和私營部門層面不斷湧現的創新突破。這六大迷思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了美國戰略決策的認知盲區。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它們導致美國領導層將症狀誤認為病因，以膝跳反射式的應急手段代替長期戰略佈局，過度依賴保護既有優勢的工具而非建構新的創新能力，最終形成內部邏輯自相矛盾的政策組合。打破這六個迷思，是制定任何有效技術競爭戰略的前提。四類技術，各有生態邏輯《Tech Edge》報告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一套將所有戰略相關技術按"應用廣度"與"生產複雜度"兩個維度劃分為四類的框架。這一分類不僅服務於學術分析，更直接指向政策處方。"堆疊型技術"（Stack Technologies），如人工智慧、先進晶片、量子計算與高級電信，具有高度的層級複雜性和廣泛的經濟溢出效應。其優勢在各層疊加，但脆弱性亦如此。報告在此類技術上給予美國"主導"地位評級，並指出美國擁有全球約75%的AI算力，2024年發佈了40個"值得關注"的前沿AI模型，中國僅有15個，歐洲只有3個。然而，這種領先並非無懈可擊：美國頂級AI公司在晶片製造上高度依賴台灣積電，美國國內AI擴散速度遠滯後於其投資規模——麥肯錫資料顯示，僅7%的大型美國企業實現了AI的全面部署與整合。"精密型技術"（Precision Technologies），如商用噴氣發動機、半導體光刻裝置與衛星系統，依賴數十年積累的隱性知識、深層供應商合作與高度專業化的認證體系。GE和普惠的發動機優勢，是FAA認證制度、"小時計費"型長期維護合同與軍民兩用研發協同三者疊加數十年的產物。這類"工業護城河"中國難以複製，不僅因為技術差距，更因為生態系統層面的信任積累無法速成。"生產型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ies），包括高端機床與工業機器人，廣泛擴散於整個經濟體，但生產過程相對線性。報告在此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美國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導全球機床市場，此後在短視的資本市場壓力與錯誤的政策取向下，將這一領域拱手相讓。而中國雖持續投入但仍停留在中低端，高端機床市場至今由德國和日本主導，依託其代代相傳的工匠文化、學徒制度與供應商網路。這一格局說明，生產型技術的競爭優勢是幾代人耐心積累的結果，不可能通過短期政策衝擊快速獲得。"基礎型技術"（Base Technologies），如稀土元素、電池、鋼鐵和鋁，生產複雜度相對較低，但高度集中的生產格局使之成為地緣政治槓桿的核心工具。中國對全球稀土加工的控制，以及2025年10月實施的前所未有的稀土與永磁體出口限制，是這類"戰略卡脖子"最直接的示範。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成功，不單是政策設計的產物，也是幾十年科學教育專業化——包括專門設立的稀土學院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長期積累的結果。上述四類技術彼此依存，形成相互強化（也相互威脅）的鏈條：沒有稀土就沒有晶片製造，沒有機床就無法規模化生產精密零部件，沒有晶片就無法訓練前沿AI模型。正因如此，報告強調，任何只聚焦單一技術領域的戰略都註定不完整——美國必須同時在四個像限建立差異化的生態系統能力。戰略處方：速度、規模與盟友面對上述診斷，《Tech Edge》報告提出了一套三位一體的政策框架，並將其定性為一本"動態更新的行動手冊"，將隨競爭形勢持續演進。其一，"彈奏全部琴鍵"——在所有四類技術上建立靈活性。報告建議，川普政府和國會應將《晶片與科學法案》的科學經費集中投向基礎型和生產型技術的短板，通過"技術靈活性基金"（Technology Dexterity Fund）整合商務部、國防部與盟國資本，聯合投資美國本土技術能力。同時，應動用《國防生產法》為稀土分離、精煉和磁體工廠提供政府信用背書，以吸引私人長期資本。在精密型技術上，應通過類似冷戰時期COCOM的新多邊機制，協調對華出口管制，同時防止以國家安全之名保護國內既得利益者，避免壟斷。其二，"以競爭所需的速度和規模行動"。報告對美國在部署速度上的系統性遲滯進行了量化批評：美國新礦山從勘探到投產平均需要29年，資料中心建設佇列積壓長達3至5年，各州監管框架碎片化進一步拖慢了商業化處理程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能夠在兩年內將一座超級工廠從奠基推進至批次生產。報告建議對礦業和基礎設施審批引入有約束力的"限時程序"，從商務部層面重整製造業試點項目，設立面向特定行業的"擴散加速器"，並建立全國性的AI勞動力聯盟，以標準化認證取代當前分散低效的職業培訓體系。其三，"保衛創新網路"。報告對當前出口管制政策的取向提出了有據可查的批評：過於寬泛的管制措施將美國企業拒於中國市場之外，反而將收入和學習曲線讓給競爭對手，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報告呼籲更精準、更快速的出口管制——以行為而非行業為限制對象，打擊傾銷、強制許可與掠奪性投資，而非實施一刀切的行業禁令。同時，報告建議擴展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查權限，加強大學研究安全規範，對智慧財產權盜竊施以反映戰略損失而非僅針對商業損失的民事與刑事處罰。盟國在這一框架中佔據不可或缺的地位。報告直接批評當前美國貿易政策的混亂——失序的關稅舉措已令德國機床商、日本精密製造商、韓國電池生產商與荷蘭半導體裝置商等關鍵合作夥伴感到疏離。這些夥伴是美國技術創新的倍增器，而非談判籌碼。報告建議通過"友好貿易協議"建立以可核實里程碑為條件的關稅減讓機制，將合作夥伴繫結於供應鏈韌性框架之內。時間窗口正在縮小《Tech Edge》報告以一種罕見的緊迫感作為收尾，但其基調仍屬克制與審慎。報告援引歷史表明，美國曾多次成功重建生態系統優勢——網際網路源於DARPA的投入，生物技術革命由《拜-杜法案》點燃，農村電氣化則來自政府、私營部門、大學與勞工的協同配合。這一歷史並非用來激發自滿，而是用來證明路徑存在。然而，報告也坦率地指出，當前正在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美國今天的競爭對手不是封閉的蘇聯，而是一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創新強國；美國的優勢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持續遭受侵蝕的。聯邦研發支出佔GDP比例數十年來持續下滑，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在動搖美國賴以為傲的全球人才吸引力，國內政治極化使跨屆戰略得難以為繼。報告最終指出，如果2025年是警示之年，2026年就是行動之年。國會和行政當局面臨一個清晰的選擇：圍繞技術領導力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或是陷入關稅戰與政治內耗，將中國無法複製的優勢拱手相讓。《Tech Edge》報告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提供關於美中技術競爭的終局預言，而在於提供一套動態更新、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長期行動手冊"。CSIS表示，這份報告將作為持續滾動分析的起點，後續將就人工智慧、電池、量子計算、晶片等各主要技術領域逐一發佈深度評估模組。這本手冊，才剛剛翻開第一頁。 (21世紀關鍵技術)

在人類科技史的宏大劇場裡，總有一些瞬間，像是命運在平靜的水面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曾幾何時，我們對人工智慧（AI）的想像，是雲端的浪漫，是銀幕上的溫柔細語。而今，當矽谷的實驗室裡不斷傳出大模型又寫出了絕妙的十四行詩、又生成了真假難辨的電影級大片時，一種名為“科技眩暈”的快感正席捲全球。人們在螢幕前歡呼，彷彿文明的頂峰就是一場永不謝幕的數字幻象。然而，2026年初《紐約時報》的一份整版報導，如同一道冷冽的極光，刺破了這種虛幻的繁榮。它將目光鎖定在中國廣袤大地上的CT室裡：當美國的精英們正忙於讓AI變得更“健談”時，中國的AI已經穿上了白大褂，正冷靜地在死神的手縫裡搶奪生命。是選擇讓AI成為雲端的舞者，還是讓它成為泥濘中的縴夫？ 這一篇報導，引發的不止是技術的討論，更是一場關於“科技終極意義”的文明反思。死神擦肩：一個中國泥瓦匠的“AI奇蹟”故事的底色是蒼涼的，但結局卻帶著科技的溫情。在中國的建築工地上，57歲的邱先生曾用雙手壘起無數高牆。但當病魔悄然而至，他卻像所有普通人一樣脆弱。腹脹、噁心，這些看似尋常的訊號，在傳統醫學的肉眼審視下竟成了完美的偽裝。他在醫院拍了平掃CT，醫生看過，搖了搖頭——影像中沒有明顯異常。“這就像是在浩瀚的沙漠中尋找一粒特定的沙子，又像是在喧鬧的集市裡聽針掉落的聲音。”但邱先生是幸運的，他遇上了名為“PANDA”的醫療AI模型。在短短幾秒鐘內，這台冷冰冰的機器發出了足以改變一個家庭命運的預警。它穿透了肉眼難以察覺的陰影，識破了胰腺癌這個“癌中之王”的隱匿戰術。這種技術，被稱為“化腐朽為神奇”。胰腺癌早篩在醫學界一直是難以攻克的堡壘，常規平掃CT極易漏診。而中國工程師們卻通過互文般的邏輯轉換，用最廉價的平掃手段，實現了最高精度的捕捉。邱先生手術成功了，他不懂什麼是神經元網路，但他知道，是那台“會看病的電腦”給了他第二次生命。圖源：紐約時報：2026年11月，退休泥瓦匠邱思軍與朱克磊醫生在寧波的一家醫院裡。這款新工具成功幫助邱先生在早期階段發現了胰腺癌。圖源：紐約時報：正在檢查邱先生的一張影像掃描件。該工具旨在從平掃CT（非增強CT）中尋找胰腺癌的蹤跡，而這類掃描由於未使用造影劑，顯示出的異常情況通常不如增強CT那樣清晰。隔岸反思：兩條平行的“演化之路”當這則故事跨越太平洋，在《紐約時報》的官網和社交媒體上引發的不是禮貌的掌聲，而是震耳欲聾的反思。知乎博主“資料慢慢跑”精準地捕捉到了這種輿論的轉向：美國使用者開始懷疑，他們引以為傲的AI霸權，是否正走在一條“捨本逐末”的歧途上？虛與實的對壘美國AI之路： 是“星辰大海”的幻影。他們追求的是通用人工智慧（AGI），是讓AI像人類一樣思考、調情、創作。他們的AI在寫詩、在作畫、在模擬不存在的世界。這是一種“上層建築的修飾”。中國AI之路： 是“人間煙火”的防線。我們聚焦於垂域，聚焦於醫療、基建、製造。我們的AI在篩查癌症、在最佳化電網、在監測橋樑。這是一種“經濟基礎的重構”。排比而論：我們的AI在救命，他們的AI在救“悶”； 我們的AI在下地，他們的AI在升天； 我們的AI在CT室裡與死神對局，他們的AI在直播間裡與網紅競智。普惠與昂貴的對偶在西方醫療體系中，早篩意味著昂貴的費用、漫長的預約和精密的增強影像。而中國的AI邏輯則是：用最基層的平掃CT，加最硬核的演算法，給最普通的百姓。 這種對比，像極了“重劍無鋒”與“彫蟲小技”的較量。美國使用者感嘆：為什麼我們的AI公司總在想著如何裁員增效，而中國的AI卻在想著如何不讓一個泥瓦匠因病致貧？圖源：紐約時報：寧波醫院深度博弈：AI的“智”與“志”知乎“資料慢慢跑”的回答中，有一個觀點令人深思：報導的背後，是全球對AI話語權的重新定義。技術的“互文”與“雙關”過去，西方對中國AI的描述往往帶有偏見，常將其歸類為“模仿”或“監控”。但此次《紐約時報》的整版報導，卻呈現出一種奇妙的“互文”效果：它承認了中國在應用層面的“暴力美學”——這種基於海量資料、在實戰中磨礪出的精度，已經讓矽谷感到脊背發涼。這裡的“雙關”在於：AI不僅代表了“智能”（Intelligence），更代表了背後研發者的“志向”（Ambition）。 當科技公司將志向定位於“改變世界的影像”時，它產出了PANDA模型； 當科技公司將志向定位於“改變世界的幻覺”時，它產出了聊天機器人。“比擬”中的真相如果把AI比作一個孩子，美國的孩子在讀文學系，他在背誦荷馬史詩；中國的孩子在讀醫學系，他在手術室裡遞手術刀。 文學固然美好，但在面對名為“死亡”的怪獸時，人類更需要那把鋒利的手術刀。圖源：紐約時報：這款名為 PANDA 的人工智慧工具，是由中國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旗下的研究人員開發的。科技不分國界，但初心有高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紐約時報》這一整版的版面，不僅給了阿里達摩院，給了中國的程式設計師，更是給了中國這種“務實、普惠、救人”的科技路線。我們並不否認大語言模型的偉大，那是人類文明對智慧上限的探索。但我們同樣，甚至更加珍視那些紮根於泥土、守護於病床、奔跑在現實中的AI。因為再華麗的詩篇，也抵不過一張健康的體檢單；再逼近真實的情感模擬，也抵不過一個泥瓦匠重回工地的歡笑。這場關於AI的全球反思才剛剛開始。我們希望：未來的科技，不再是少數人的數字玩具，而是多數人的護身鎧甲。未來的AI，不再是雲端的空中樓閣，而是人間的定海神針。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中國醫療AI的這次“破圈”，只是一個訊號：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最有力量的技術，永遠是那些帶著溫情、握著鐮刀、救過命的技術。 (留學生日報)

川普15日針對輝達在台灣製造的H200等半導體加征25%關稅，但有條件地允許對華出口。出口對象被認為的是在中國大陸開展業務的西方國家企業。據稱目前中國大陸尚未允許進口H200……美國川普政府1月15日針對輝達在台灣製造的“H200”等部分尖端半導體加征25%關稅。對於向中國大陸再出口等徵稅，但有條件地允許對華出口。這被認為是對重視中國市場的美國半導體企業的照顧，但希望提高自給率的中國正在摸索對進口加強限制。中美在生成式AI和物理AI領域進行開發競爭中美爭奪高科技主導權，除了生成式AI之外，還圍繞物理AI的技術開發展開競爭。對於成為核心的AI半導體，中美正在持續博弈。川普1月14日簽署了關於加征關稅的行政命令。這是基於《貿易擴展法》第232條的行業關稅。美國國內使用的進口商品不徵收關稅。設想適用關稅的是輝達為了向中國大陸出口在台灣製造的H200而暫時將其運到美國等情況。川普2025年12月表示，作為允許H200等對華出口的交換，將徵收25%的“上繳金”。此次的加征關稅實際上相當於上繳金。在加征關稅之前，美國商務部1月13日提出了將AI半導體對華出口放寬為許可制的新規。H200和美國AMD的“MI325X”向中國供貨時，必須在美國國內接受第三方機構的檢測，因此可能會被徵收額外關稅。美國要求輝達等對中國的出口量不得超過對美國出貨量的50%。為了優先美國國內的需求，還要求把美國國內剩餘的部分用於對華出口。在此基礎上，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域（BIS）將逐案審查可否出口。出口對象被認為的是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西方國家的企業。原則上仍禁止向總部設在中國的中國企業出口。輝達的公關負責人14日對《日本經濟新聞》表示，“對川普的決定表示讚賞”，對允許H200出口表示歡迎。重視中國業務的輝達曾遊說美國政府，希望允許其向中國出口AI半導體。該公司似乎認為即使支付額外關稅也有好處。不過，在中國推進AI開發的主要是受美國政府限制的中國企業。輝達的公關負責人表示，出口許可制“實現了對美國有益的深思熟慮的平衡”，但H200出口許可對業績帶來的影響可能有限。川普政府希望通過允許出口來確保美國半導體企業的營收，同時保留對華管制，避免中國的AI研發能力超過美國。新框架能否按照其設想發揮作用尚不得而知。日本經濟新聞的英文媒體Nikkei Asia在1月15日報導稱，熟悉中國方面情況的相關人士透露，針對中國企業可購買的輝達等的尖端半導體，中國政府正在討論限制總量。美國調查公司伯恩斯坦稱，H200的計算處理性能超過中國企業的競爭產品。中國獲得的好處是，如能夠進口H200，AI開發將變得容易。但是中國仍試圖限制進口，原因是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增強本國企業的尖端半導體供應能力。中國科技巨頭尋求購買美國企業的尖端半導體，如果全面允許進口H200，有可能對提高自給率造成打擊。據稱目前中國尚未允許進口H200。 （日經中文網）

最近市場的熱度基本都在AI應用上，我們也還是維持之前的觀點，看好這一輪的AI應用。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也提到過，其實無人駕駛就是目前最大的AI應用場景：後面我們會規劃多篇關於無人駕駛的產業分析文章，帶大家一起跟蹤無人駕駛的產業政策、投資方向。這篇文章來專門講一下逐漸放開的無人駕駛政策，為什麼特意講這個？因為現在智駕面臨的很大問題就是技術進步和政策滯後的矛盾，而智駕已是大國博弈的一個重要方向。就在1月13日下午2:00 ET（也就是台北時間今天凌晨3點），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務委員會就放寬無人駕駛車輛部署舉行聽證會，這個法案的全稱有點長《Safely Ensuring Lives Future Deployment and Research In Vehicle Evolution (SELF DRIVE) Act of 2026》，簡稱SELF DRIVE Act。裡面提到了關於防範中國競爭以及針對智駕的一些要求和標準，而今天下午上海就發佈了關於智駕的行動計畫。可以說兩國的競爭已經逐漸白熱化，政策已經越來越開放，2026 是智駕從 “試點” 轉向 “規模化落地” 的關鍵年。上海的行動計畫在上海今天下午發佈的這個行動計畫中，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幾點。1、多樣化應用場景也就是乘用車、商用車、裝備車的多樣化推動，大家比較熟悉的是Robotaxi，但Robovan更是我們非常看好的應用場景，這個後面會有文章來繼續分析。2、加快建構高能級創新要素裡面提到了三點：搭建自動駕駛數字孿生訓練場、完善自動駕駛資料監測平台、有序擴大自動駕駛開放區域。其中第二點是非常關鍵的，我們認為智能駕駛升級的核心是L4的升級和L3的普及，L3的普及利多零部件公司，但L4的升級一定利多營運平台。美國的智駕草案這個草案很多讀者並不太瞭解，我們寫的詳細一點。SELF DRIVE Act並非橫空出世，它其實是2017年和2021年類似法案的更新版本。早在2017年，美國國會就曾提出過SELF DRIVE Act，試圖為自動駕駛車輛鋪平道路，但最終未能通過。2021年的版本也停留在討論階段。現在，2026年的這個草案是在前兩次基礎上最佳化而來，目的是應對自動駕駛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挑戰。為什麼現在推出呢？背景很簡單：自動駕駛技術正從實驗室走向現實道路。美國希望通過這部法案，建立統一的聯邦監管框架，減少人為駕駛錯誤導致的事故（據統計，人為因素佔交通事故的94%），提升道路安全、機動性和可及性，尤其是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更多出行便利。同時，它還強調美國在全球AV領域的領導地位，防範中國等競爭對手主導市場。如果沒有全國統一標準，美國各州會各自為政，會造成監管碎片化，阻礙創新。美國更注重“與中國競爭創新，而不是與歐洲競爭監管”。總之，這個法案的誕生源於技術進步與政策滯後的矛盾。它不是單純的“鬆綁”，而是平衡安全與創新的嘗試。時間推進得很快！2026年1月初，這個討論草案正式發佈。緊接著，1月13日下午2:00 ET（也就是台北時間今天凌晨3點），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的商務、製造和貿易小組委員會舉行了聽證會，這個聽證會不僅是SELF DRIVE Act的焦點，還討論了其他16項汽車相關草案，包括提高自動駕駛車輛豁免上限至每年90,000輛的提案。 聽證會上，支援聲音佔主流：小組委員會主席Gus Bilirakis在開場白中讚揚了草案，強調它能促進安全部署並提升美國競爭力。安全案例要求：製造商必須為每個ADS版本開發“安全案例”，包括硬體/軟體冗餘、風險分析、驗證過程和碰撞響應。交通部將在2027年9月前頒布最終規則，將其作為安全標準的一部分。ADS性能標準：ADS需在指定域內執行完整DDT，檢測弱勢道路使用者（如行人），實現最小風險狀態（MRC），遵守交通法規，並制定網路安全計畫。對於L3級自動化，要確保駕駛員有足夠干預時間。測試與部署：允許製造商在測試階段進行有限商業營運，但受交通部監督，包括車輛數量和里程限制。草案還涉及重型卡車AV監管，允許貨運試點。資料與透明：建立國家AV安全資料儲存庫，要求報告嚴重碰撞事件和季度里程資料。州機構可訪問，但需保密。預佔與豁免：聯邦法預佔州法，禁止州制定不同製造法規，但保留州在營運和責任方面的權力。不豁免普通法責任。ADS專用車輛可豁免某些人類裝置要求，但必須允許乘客安全退出。網路安全與供應鏈：要求商務部長審查連接車輛供應鏈，並在法案生效後一年報告。此外，草案強調不強制特定技術（如感測器類型），而是基於性能標準，提供靈活性。 總體來說，它的目標是“安全第一”，但也為創新留足空間。如果一切順利，它可能被納入2026年的地面交通再授權法案，這是一項更大的交通立法包。 然後，草案需通過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全眾議院、參議院對應委員會和全參議院，最後由總統簽署生效。總體來看，除了安全方面的要求，美國的這個草案跟上海的《行動計畫》都在強調Robotaxi和Robovan的多應用場景，以及自動駕駛資料監測平台的完善。後續我們會繼續追蹤相關產業資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星球一起討論。 (傅里葉的貓)

如果中期選舉失敗，川普真的會被彈劾？美國內部的一場超級風暴，要來了！2026，絕壁是地緣衝突風險極大的一年了！近日，川普公開說，他很擔心中期選舉，甚至說，如果失敗，他作為美國總統，可能會被彈劾。以眼下民主黨人肚子裡憋著的火，真的中期選舉拿回國會主導權，怕是真的要對川普發動大規模攻擊。最極端、但是也是很有可能的一個劇本。川普提前結束總統任期，無法做滿4年！事實上，眼下民主黨建制派，就是這麼設計的，絕非虛言。最近，美國有關非法移民的事情，擊斃了一個三個孩子的母親，距離當時黑命貴事件導火索發生地，僅一街之隔。可以想見，MAGA群體跟民主黨建制派的內鬥，已經到了何種火星四濺的程度。不過，A森也要指出，我們不能僅看表面。雖然這種內鬥確實瘋狂，卻未必不是美國頂級權貴們喜聞樂見的。這種內鬥，直接將普通民眾的注意力聚焦於移民問題、身份問題、膚色問題、兩性關係等等。那麼，貧富差距拉大，還有幾個人關注呢？兩黨斗的越凶，在無法完全長期兌現福利的前提下，既給了美國頂級家族們分化群眾的重要土壤，也要不少頂級家族可以有理由上符合自己利益的項目。是不是很瘋狂？明明內鬥是如此傷元氣，卻根本停不下來。畢竟，停下來了，那就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既視感。所以，川普這種頂級富豪玩民粹，對於美國頂級家族們而言，利遠遠大於弊啊。如果是窮逼DS逆襲，類似於小鬍子這種，那怕是要血洗鵝城了。沒有一場歐洲黑死病等級的無差別擊殺，我們確實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社會，如何走出這個怪圈。也因此，川普雖然面臨巨大的壓力，可是，他的基本盤並不是不堪一擊的。——————今天，美國國內的財富分化，也是極為嚴重的。馬上，聯準會又要大規模放水，勢必很多優質資產就會繼續走強。為了保住中期選舉，拉AI行情、拚命搞製造業回流上項目、出去搶礦和搶出口、讓軍工複合體拚命投資、壓低國內物價（那怕階段性），甚至鼓勵自己的富豪朋友捐款給MAGA群體、軍人，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然而，無論如何微操，我們都要明白下面的邏輯：康波周期尾部，原本是大家收入都要不行了；為了對抗康波周期尾部，有形之手越是干預，則越是一部分瘋狂發財，其他人更加倒霉。直接的結果是，人性在直面康波周期尾部的時候，會人為製造極為瘋狂的財富收入分化，且沒有任何辦法解決。美國人的牛，就是給你起一個中性的名字，比如K型經濟、或者生活成本可負擔性。一下子，普通人日子過的太苦，好像跟政策、跟頂級富豪、跟軍工複合體沒有半毛錢關係。尤其是兩黨的相互推諉、選舉制讓總統輪流坐，近乎讓美國沒有一個直接的負責人，而且，大家都覺得這就是文明的燈塔。所以，對於川普來說，現階段性的壓制通膨，再同時瘋狂刺激需求側，只要這種暫時的“低通膨高增長”能夠穿越中期選舉整個周期，那就是勝利。至於後面全面大滯脹來了，那就無所謂了，也無法被追責。然後，利用自己相對階段性穩固的權力，拚命給自己的家族謀福利，為離任後繼續當MAGA的精神圖騰做鋪墊，就可以了。假設有任何影響這個計畫的，川普就會隨時出手，根本不關心規則。也因此，我們不得不說，中期選舉的風險，逼著川普必須對外拚命搞事，從而強化地緣風暴。說透了，無非是下面的邏輯：要保持頂級家族內部的競爭力，也要搞斬殺線，及每個孩子的生態位的爭奪。放大一步，要確保美國頂級家族的生態活力，那就要在美國政壇上執行斬殺線。再放大一步，要確保美國長期是超級帝國，對外也要搞斬殺線，外爭從來不過是內鬥的延續罷了。三重鎖定，自然也就註定了今年絕對是地緣衝突瘋狂的一年。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川普幹不出。從朗子到古巴，從東南彎彎到罪國日本，到處都是他可以肆意發揮的空間。川普並不是真的怕啟動被彈劾的流程，川普怕的是自己的家族成為美國政壇斬殺線下的倒霉蛋罷了。其它事情，他根本無暇關注。既然如此，4月跟中國就算沒有談出什麼，也無所謂。因為，一旦真的跟中國談崩了，他就拚命在地緣領域使壞，再讓新聯準會主席瘋狂降息，給美國底層屌絲再搗鼓一點福利（讓生活成本可負擔），他照樣可以輕鬆過關。至於這種做法對於美債的打擊、對於全球秩序的打擊，重要嘛？——————我相信，川普還是一個有歷史情懷的人，可是不多。如何讓自己家族成為頂級豪門，且長期傳承，這才是最關鍵的事業。對於川普而言，其實他還有一張牌。只要中國可以在關鍵的時候，突然發力，給點配合，共和黨仍有勝出機會。比如，突然爆買大豆，突然爆買美國石油，類似可以操作的事情還是非常多的，起碼也是短期有效的。然後，放任川普自吹自擂，說他如何牛逼，徹底搞定了我們。不過，雙方談判最難的地方就在於：川普並不是對美國國運毫無任何一絲執念的人！就像我們要半導體產業鏈支援，這個他很難同意，背後的力量也不許他同意。這也提示我們，中期選舉的外部成敗，就在中美博弈的階段性和緩程度；內部的關鍵，就在川普能不能做到，短期既刺激股市、又適度壓低通膨。這裡面風險最大的，就是其它國家。既然無法將壓力傾倒給中國，那麼，加速傾倒給其它國家，收割後回補美國，就成了川普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對於中國而言，也是兩難。假設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失敗了，川普雖然一事無成，但是，國會中的民主黨絕對會對內對外瘋狂報復。甚至，那個強調意識形態的民主黨有可能獲得2028年的總統大選勝利。川普自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可是，起碼壞的真切，壞在明面上，一看就是真小人。最關鍵的是，川普是可以交易的，民主黨是無法交易的。那麼，川普一邊對外收割其它國家，一邊破壞國際基礎規則，這些都影響我們的很多利益，但是，我們卻很難進行直接的反擊。大家也看得出，川普的團隊，絕對都是藝術家，做事天馬行空，連綁架都幹得出。這可比滿口價值觀的民主黨人，還是要好對付一些。對於中國而言，我們需要未來5年的關鍵發展期。這5年的目標成功了，我們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等發達國家了，就是全球產業鏈上真正的“大而不能倒”了。於是，美國的這場中期選舉，也就自然影響了我們的國運走勢。接下去一直到11月，中美博弈的主線邏輯，將始終圍繞這點，國際各類資產價格的波動也是如此。這將是今年很多人能不能賺到錢的關鍵！ (A視野)

當人民日報“鐘聲”欄目用“中美合，世界安；中美斗，世界憂”這樣從容不迫的語調說話時，全球政治棋盤上的棋手們都知道，遊戲規則已經變了。2025年12月26日，在這個值得被銘記的日子裡，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鐘聲”的文章《以務實行動勇擔大國責任》。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地寫道：“中美合，世界安；中美斗，世界憂。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有大國的胸懷和擔當。”這話聽著耳熟，卻又大不相同。相較八年前貿易戰初期“鐘聲”文章裡充斥的“自欺欺人”、“由著性子胡來”、“極限施壓”等激烈詞彙，今天的中國媒體語調從容、姿態沉穩，已經從應對挑戰的“戰略防禦”階段，進入了主動塑造規則的“戰略反攻”階段。文章開篇這短短31個字，背後是八年博弈積累的戰略自信。“中美合，世界安；中美斗，世界憂” 不再僅僅是利益層面的算計，而是站在全球治理高度，將中美關係責任化、道德化。在這篇文章中，“鐘聲”明確指出：“國際關係從來不是風平浪靜，在驚濤駭浪中把穩航向，於風雲激盪處駕馭全域，方見智慧與擔當。”這種語調的變化耐人尋味——從“駁斥澄清”到“從容引領”，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塑造”，中國對美話語體系的演變，恰如一場漫長棋局中棋手心態的變化。美國在2025年發起全面關稅戰後，中國實施了對等反制，並最終獲得有利的談判結果。這一成果被外界視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的標誌。2018-2020年是中國的“戰略防禦期”。川普政府發動貿易戰閃電戰，從關稅戰到實體清單，全面施壓。當時的中國社會面對外部衝擊準備不足，輿論場充斥著“速敗論”和“投降論”的聲音。中國在2019年年底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以大規模採購換取貿易戰的暫時止戰。這一策略被當時的“鐘聲”文章評價為“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前進了一步”。2021-2024年是“戰略相持期”。拜登政府推出“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政策，建構“小院高牆”，試圖通過精準圍堵和技術封鎖限制中國發展。美國拉攏盟友，策反多方力量，雙方進入最漫長、最消耗意志的相持階段。中國這一時期的外交策略，如歷史上的智慧一樣，不正面硬剛，而是通過“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外交，在對手力量薄弱的廣闊地帶拓展生存空間。2025年開啟了“戰略反攻期”。川普政府二度執政，但全球格局已發生深刻變化。中國不再跟隨美國的指揮棒轉，而是跳出雙邊博弈框架，站在“大國責任”和“人類命運”的道德高地，對美國進行政治上的俯視與反攻。進入2025年，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劇烈震盪，多極化、地緣衝突、科技革命與全球治理赤字成為最突出的四個現象。川普第二任期推行更極端的“美國優先”政策，甚至在國內外場合數次對加拿大發出“合併”呼籲，聲稱加拿大可成為“美國第51州”。美國還不顧國際法向丹麥的格陵蘭島提出領土訴求，聲稱巴拿馬運河是“美國重要國家資產”。這種任性的單邊主義嚴重動搖了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川普持續施壓北約歐洲成員國提高軍費開支，美國副總統范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稱歐洲“背離共同價值觀”。美國對盟友的貿易脅迫同樣令人震驚——美歐貿易協議迫使歐盟承諾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進口價值7500億美元的能源，還要取消對美國工業品徵收的所有關稅。這一系列行為導致“美國優先不僅沒有擴大美國優勢，反而讓美國不少既有優勢快速逸散”。近一年來，美元持續走弱，非美貨幣持續走強，全球資本正從美國向其他主要經濟體轉移，美元霸權被顯著削弱。2025年4月2日，川普政府升級全球關稅戰。兩天后，中方堅決反對，發起首輪反制。中方明確表示：“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中國當月對7類中重稀土實施出口管制，10月建立稀土領域出口管制體系。中國的反制措施既維護自身正當權益，也維護國際規則和秩序。這種精準反制能力，標誌著中國已經不再是被動應對的棋手，而是能夠主動設計博弈規則的戰略參與者。令人玩味的是，美國發起的這場關稅戰，最終結果是中國成為唯一對美國實施對等反制並獲得有利談判結果的主要經濟體。這一結果象徵著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國博弈開始進入均勢階段。面對美國在晶片等關鍵技術上的“卡脖子”行為，中國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2025年上半年，中國積體電路出口額達6502.6億元，同比增長20.3%。中國的科技公司深度求索僅用兩個月就完成了DeepSeek-R1模型訓練，成本僅為美國同行的零頭。這些成果充分證明中國科技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決心。北京大學教授姚洋在2025年6月指出：“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依舊存在，必然會要求技術標準必須統一”“我不相信中美技術上會完全‘脫鉤’”。中國對美出口占美國進口比例雖有所下降，但絕對數量一直在上升。如果按原產地原則統計，許多研究表明，中國產品佔美國進口的份額在上升，而非下降。2025年，中國元首外交頻繁且成果豐碩。從年初的亞冬會開幕式，到對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的訪問；從對俄羅斯的訪問，到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從上合組織天津峰會，到APEC會議，中國外交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特點。中國更在2025年9月1日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議。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之後的又一重大全球倡議，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清晰的中國路徑。全球治理倡議包含五大核心原則：奉行主權平等是首要前提；遵守國際法治是根本保障；踐行多邊主義是基本路徑；倡導以人為本是價值取向；注重行動導向是重要原則。這一系列倡議構成了完善全球治理的系統方案。全球發展倡議已有1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落實；全球安全倡議獲得1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援；全球文明倡議推動聯合國設立“文明對話國際日”；全球治理倡議提出短短幾個月，已經有1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示支援。2025年12月，白宮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承認中國為 “近乎對等的競爭者”。這一表述意味著美國正在逐漸認清與中國的長期關係：不再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中國；不再謀求通過接觸改變中國；將競爭作為底色的同時注意維持兩國關係的穩定與平衡。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中美正在進入某種戰略穩定期；中美之間有很多長期的棘手問題，雙方需要採取負責任的態度來共同應對。”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則將中國定位為“天然競爭對手”，但同時表示中美兩國關係目前處於良好狀態。這種認知轉變並非美國單方面的慷慨，而是中國持續發展所形成的事實壓力。中國的發展韌性凸顯，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來源。中國“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 “積極擴大自主開放”“推動貿易創新發展”“拓展雙向投資合作空間”。這將為中國同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方拓展共贏合作打開更廣闊空間。中國已承擔的聯合國會費比例超過20%，相較2000年的0.901%增長了20多倍，維和預算貢獻率超過23%，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面對全球治理赤字，中國提出四大全球倡議，從“民為邦本”看發展倡議，從“親仁善鄰”看安全倡議，從“和而不同”看文明倡議，從“天下為公”看治理倡議。這些倡議植根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傳統天下觀以新的時代內涵。當“鐘聲”文章從容提出“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有大國的胸懷和擔當”時，華爾街分析師連夜解讀這一變化。美國智庫開始調整對華政策預測模型，而新興市場國家的外交官們則在評估這場大國博弈對自己國家意味著什麼。這不再是2018年那個被迫應戰的中國，也不是2021年那個在圍堵中尋找突破口的中國，而是一個能夠站在全球高度、以道德和責任為框架定義大國關係的中國。八年前，美國發起貿易戰時，許多觀察家預測中國將被迫讓步；八年後，面對更極端的“美國優先”，中國不僅站穩了腳跟，還成功將博弈提升到了一個新層面。 (政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