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er US trade chief Robert Lighthizer: 'Economists have been wrong on everything!'這位川普第一任期關稅政策的製訂者，談自由貿易的終結、從白宮到華爾街的轉變——以及他為何認為川普總統是“最誠實的人”© 塞布·賈諾特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這個名字足以讓外交官們心生畏懼。許多資深外國官員回憶起與這位來自華盛頓的強硬關稅狂熱分子進行的艱難談判時，仍會不寒而慄。萊特希澤——朋友們都叫他鮑勃（Bob）——曾是川普第一任期內閣中的美國貿易代表。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履行這份向來相對平穩的職責。在老闆的支援下，萊特希澤點燃了全球貿易秩序的變革之火：重新談判美國的貿易協定、對中國和歐洲加徵巨額關稅、並猛烈抨擊世界貿易組織（WTO）。如果你覺得這場景似曾相識，那是因為川普的第二任期在貿易政策方面，至少可以說是其第一任期的“升級版”，強度更甚。但有一個關鍵人物卻缺席了：萊特希澤。儘管去年11月川普當選後，華盛頓許多貿易外交官迅速召開危機會議，憂心忡忡，但隨著冬季川普團隊內部權力博弈的展開，萊特希澤逐漸被邊緣化。「總統仍然會不時給我打電話，」我們在華盛頓頗受歡迎的米蘭咖啡館（Cafe Milano）見面時，他這樣說道。但他堅稱自己並不想回歸——至少不想回到之前的職位。 “只有一個職位值得做兩次，而這個職位已經由總統擔任了。”我原本希望能在棕櫚灘（現代「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核心地帶，萊特希澤在那裡有一套濱水公寓）與他共進午餐。我想像著在川普海湖莊園那座粉紅塔樓不遠處用餐的場景。但萊特希澤只在冬季待在棕櫚灘，大多數時候他都在華盛頓。有時他會去馬裡蘭州海岸的切斯特敦，與住在紐約的兒子和孫輩相聚。他關係親密的女兒則住在華盛頓郊區。米蘭咖啡館位於富人區喬治敦一條繁忙商業街的街角，幾十年來一直是總統和政客們常去的地方，川普陣營的人物也難以抗拒這裡的吸引力。當我提前10分鐘到達時，萊特希澤已經坐在那裡，面前放著一杯健怡可樂。儘管他穿著樸素的深色西裝和白襯衫，但剛打完高爾夫球——後來他告訴我，那場球打得「糟透了」。我們見面時，猶他州保守派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襲身亡事件剛過幾天。政治分裂的話題很快就被提及，但萊特希澤對槍擊事件本身措辭謹慎，不願多談。「『川普失調症』（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是一種非常、非常詭異的現象。我無法理解。過去很多人痛恨羅斯福，但沒人把他當成魔鬼。”不過，他明確表示不喜歡自己所謂的「川普失調症」。 「這太詭異了，」他說，「我完全無法理解。」他認為，這種仇恨會模糊人們的判斷力。 “過去很多人痛恨羅斯福，但沒人把他當成魔鬼。”對於渴望顛覆現有體制的唐納德·川普這樣的政客，萊特希澤而言，某種程度上是「天賜良機」。年近八旬的他依舊精力充沛，始終堅定地反對他所認為的「純粹自由貿易帶來的全球弊病」。“我真的很喜歡他這個人，”他直白地說，“我喜歡有鋒芒、直言不諱的人，而他在我所關注的領域做了非常大膽的事。所以我很感激他，而且我真心喜歡他。”服務生為我們端來了三角切片的薄佛卡夏麵包和新鮮切碎的番茄，尤其是番茄，味道十分鮮美。「人們會說——『哦，他是個騙子』，」他接著說，「但我會說，『不，你根本不瞭解。他不可能說謊。』他是那種『所思即所言』的人，是我見過最誠實的人。他身上完全沒有任何陰險狡詐的一面，根本做不成的言論。」這番話與美國言論不成查然的言論。一位微笑的服務生在旁邊等候，希望我們點餐。我還來不及看菜單，為了不耽誤時間，我問這位常客，他覺得點什麼比較好。他說，如果是晚餐時間，我們應該各點一份義大利麵，然後兩人分著吃。 「當然，最後肯定還會喝點葡萄酒！」但因為是午餐，他打算只點前菜。 “或者我會點一份沙拉，但我不太習慣把沙拉當主菜吃。”我還來不及開口，他又改主意想吃披薩了。 「那不喝葡萄酒了嗎？」我問。 「我不是那種白天喝酒的人，」他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但很快又改變了主意，同意陪我喝一杯（「我不想讓你回家後覺得不盡興」）。萊特希澤在俄亥俄州東北部的阿什塔比拉市長大，距離克里夫蘭約一小時車程。他後來搬到華盛頓，就讀於喬治城大學。 1970年代初，他在華盛頓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進入國會山，為前共和黨參議員鮑勃·多爾（Bob Dole）工作。幾年後，他在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中擔任高級貿易官員，隨後重返律師行業，執業三十多年，之後被川普選中加入其團隊。我讀過《華盛頓郵報》1987年一篇關於他的舊報導，文中提到他當時已經戒掉了咖啡、茶和所有菸草製品。那時三十多歲的萊特希澤是個意氣風發的稅務律師，每天天剛亮就起床舉重運動。“沒錯，我當時只喝熱水，”萊特希澤說，“我曾經有七個月沒沾過酒……二十多歲快三十歲的時候，我還戒過五年酒。在政府任職期間，2019年我也有六個月沒喝酒。”「我喜歡『戒掉』一些東西。我每周至少會有一天……吃得很少。不過晚上我會喝一杯蘇格蘭威士忌。」這聽起來有點苦行僧的味道。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聳了聳肩：“為什麼不呢？我也不知道，或許只是想證明自己能做到吧？”我們點了披薩：我點了卡拉布裡亞風味披薩（Calabrese），他點了米蘭咖啡館特色披薩（Cafe Milano）。他點了一杯基安蒂葡萄酒（我也跟著點了同款），還特意要了一把鋒利的刀來切披薩。他和服務生們關係很熟絡。 「我更熟悉這裡晚上的客人，」他告訴我。「『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指公眾可接受的政策範圍）已經大幅向我們這邊移動，以至於八年前讓人無法想像的事情，現在大家會覺得『哦，沒問題，可以接受』。”如今，萊特希澤對美國貿易困境的看法，幾乎已成為華盛頓主流觀點的一部分。在他看來，由於美國“愚蠢地信奉自由貿易理論”，幾十年來，企業只要將生產轉移到海外（利用當地更廉價的勞動力等優勢），就能獲得好處。如今美國的進口量遠超過出口量——這一事實讓萊特希澤深感不安。他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本質上就是美國財富向其他國家的轉移。 （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貿易逆差更多是由宏觀經濟因素導致，而非貿易政策，例如美國國內儲蓄率較低、美元的避險資產地位以及外國資本流入美國等。）他明確表示，自己致力於改善美國非大學學歷群體的就業前景，同時對那些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將工作崗位轉移到中國的企業高管們充滿不滿（「我絕不會原諒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那麼，他如何看待川普第二任期的「貿易戰2.0」？在入主白宮的九個月裡，這位美國總統對全球貿易體系施加了一波又一波新關稅，力度和速度都遠超第一任期，其推出的各類關稅政策也引發了全球股市動盪。他怒斥世界各國“剝削美國”，對美國進口的汽車和金屬加徵關稅，提高全球各地寄往美國的小包裹關稅，並威脅要對晶片、藥品和關鍵礦產徵收更高關稅。「我認為巨額貿易逆差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它在很多方面損害著美國，所以必須採取行動，目標是實現更平衡的貿易，」萊特希澤說出了這番他已演練過無數次的話。「好吧，但有人認為這些關稅會推高美國一般民眾的生活成本，最終加劇通膨，你怎麼看？」我追問。 「美國的物價確實偏高，但在川普執政期間，物價並沒有上漲太多，」他回答。我接著說“現在還沒有而已”，他頓時變得激動起來。 「這些經濟學家和他們的『研究』全是廢話！…他們就像（天主教的）紅衣主教團，在解讀『聖母無染原罪』一樣！經濟學家在所有事情上都錯了！”選單米蘭咖啡館華盛頓特區西北區普羅斯佩克特街3251號，郵編：20007健怡可樂×2 12美元佛卡夏麵包 19美元基安蒂葡萄酒×2 38美元卡拉布裡亞風味披薩 28美元米蘭咖啡館特色披薩 27美元送巧克力及義大利餅乾總計（含稅費及服務費） 162.40美元「首先，他們預測了十次經濟衰退，結果只發生了兩次；他們一直在談論通膨問題，但這些情況根本沒有發生！總有一天，他們應該學會謙遜一點。”我繼續追問：假設我們承認川普的關稅政策會促使企業轉移供應鏈，美國也會因此出現新的製造業職位──但這能在川普的任期內實現嗎？如果關稅推高了物價，而新職位的出現又落後，總統會不會面臨政治代價？萊特希澤承認，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但這並不是不做這件事的理由。」他認為，未來不會再有民主黨人為自由貿易月台。 「如果有跡象表明（貿易政策調整）初見成效，這個過程在起作用，就不會有人再反對此事。而且很明顯，如果共和黨贏得下一次選舉，我們就能建立一個新的貿易體系。”我們的披薩送來了，味道相當不錯。我注意到自己吃得比萊特希澤快一些，部分原因是他正忙著抨擊貿易領域的「自由意志主義路線」。 “在你熟悉的領域裡，有那件事是靠'什麼都不做'就能解決問題的？”他反問我，“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最富有的1%人群財富呈幾何級數增長，而處於50%分位的普通人收入只增長2%或3%，你明白嗎？”川普上一任期時，曾對關稅政策設了不少「豁免條款」。企業需要透過一套繁瑣的官僚程序（包括提交大量檔案），向萊特希澤及其團隊證明自己符合豁免資格。但這一次，這樣的程序完全不存在。批評人士表示，這種「臨時起意」的政策制定方式混亂且不透明，導致大公司只需派執行長到橢圓形辦公室，就能說服總統給予「豁免」。「如果是在八年前，他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是根本行不通的，」萊特希澤說，「你要知道，川普現在的授權更大，對國會的控制力也更強。而且『奧弗頓之窗'已經大幅向我們這邊移動，以至於八年前讓人無法想像的事情，現在現在會覺得』哦，沒問題，可以接受，我們明白所在。」川普與中國的關稅博弈早已一波三折。上一次，萊特希澤主導了談判，最終達成了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那麼他認為這次局勢會如何發展？ “根本不會有'第二階段'協議，”他堅定地說，“我的意思是，在我看來，認為能通過一份協議解決美中之間的問題，這種想法是荒謬的。”他告訴我，讓他真正感到困擾的一件事，是美國國防企業在關鍵零件上依賴中國。 「他們這麼做已經有一代人的時間了，」他再次激動起來，「而他們這麼做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讓執行長賺更多錢。這太不負責任了，也太可怕了——我僱你來保護我，結果你說『好的，沒問題，我要去找你的地緣政治對手，依賴他們來保護你免受其害！』」午餐中這段激烈討論的間隙，萊特希澤突然停了下來。 「那條短褲是不是太短了？」他難以置信地說，「往你的左邊看，簡直不敢相信。」我轉頭望去，看到一個年輕女孩（我猜大概十八九歲）穿著一條確實非常短的牛仔短褲。 “雖然這女孩還很年輕，但她應該有父母吧？當她出門的時候，父母難道不該說一句'餵，這樣不行'嗎？不過算了，不說這個了。”我問起他的孩子（「他們都是堅定的保守派」），以及如果他試圖干涉孩子的穿著，他們會不會聽。 “哦，我會和他們溝通的！”他說，“但他們小時候絕對不會想到要穿成那樣！你小時候也不會吧！你絕對不會那麼穿的！”在這個分裂與極端極化的時代，關稅政策卻意外地獲得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同支援。美國前總統拜登的首席貿易顧問戴琪（Katherine Tai）就保留了川普第一任期的多項關稅政策。萊特希澤的某些觀點有時聽起來甚至像個民主黨人。 「我反對收入不平等，」他曾這樣說。我問他，那你和溫和派民主黨人有什麼不同？ 「我根本不是左派。我是保守派，」他對這個問題感到意外，如此回應。但我反駁說，他一直在談論財富不平等，以及工人階級應該和富人一樣擁有平等的機會。 “這只是愛國主義，”他反駁道，“這是經濟民族主義。”「我是反對華爾街的人。但我現在做的，是四處奔走，告訴人們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如今，他擔任華爾街投行花旗集團的顧問。 「我不做遊說之類的工作，」他告訴我。我說，看到他去銀行工作，我有點驚訝。起初他略顯防備，但很快放鬆下來。 「嗯，你的反應很正常，我本來就不是華爾街的人，」他說，「我是反對華爾街的人。但我現在做的，是四處奔走，告訴人們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演講也是他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他已經去過新加坡、杜拜、墨西哥城、倫敦（多次）、巴黎（幾次）、斯德哥爾摩、奧斯陸……“還有很多次去邁阿密、紐約和洛杉磯。”我們吃完披薩後，服務生問我們是否需要咖啡，還端了一小盤巧克力和義大利餅乾。 「女士請客！」他對著路過的服務生大聲說道，顯然覺得這個說法很有趣。他用手機給我們兩個拍了張自拍照。 「我女兒說『沒照片就是沒發生過！』」他還花了些時間熱情地談論孩子帶來的快樂——人們應該要孩子，孩子太美好了！不過他也補充說，當然，這終究是個人選擇。我們走出咖啡館，來到陽光明媚的喬治敦街頭。 「這是我的地盤，」萊特希澤笑著指了指周圍的環境。走到街角時，我提到自己經常在波托馬克河上劃皮艇。他立刻表現出興趣，問我那裡可以租到獨木舟。 「不要那種需要坐在裡面的，」他說，「我這年紀不適合那種，我需要那種可以坐在上面的。」我給他推薦了幾個地方，他認真地聽著。我們在街角道別，他說還有一家店要去。如果不久後聽說他在波托馬克河上劃著獨木舟疾馳，我絲毫不會感到驚訝。（本文作者艾米‧威廉斯[Aime Williams]是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貿易記者） （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