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大空頭”麥可·貝瑞又來唱空了 今晚簡單關注一下，美股“大空頭”發出的最新警告。 近日，麥可·貝瑞稱，今天的市場感覺像是“1999—2000年泡沫的最後幾個月”。 因《大空頭》而知名的麥可·貝瑞警告稱，股市如今對人工智慧的狂熱，正開始像網際網路泡沫最後階段的情形。

20世紀60年代，億萬富翁邁克爾·布隆伯格大學畢業初入職場時，年薪僅11500美元。誠然，這樣的薪資在當時已經算得上豐厚，大致相當於今天的11.4萬美元。彼時，布隆伯格剛獲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學士學位與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原本有機會獲得更高的薪資。另一家公司曾經開出14000美元年薪，但布隆伯格最終選擇入職華爾街投行所羅門兄弟銀行，理由很簡單：他更看重在那裡結識的人。邁克爾·布隆伯格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年薪僅11500美元。圖片來源：Getty Images—Bryan Bedder最初，所羅門兄弟銀行只願意支付9000美元年薪。在他談判爭取後，公司最終願意支付9000美元薪資，同時額外提供2500美元貸款，布隆伯格傳奇的商業生涯由此起航。入職第一年，他獲得500美元獎金，用於償還貸款，次年，他又獲得2000美元獎金，用於減免剩餘貸款。儘管放棄高薪在旁人看來難以理解，但這卻是布隆伯格的職業生涯中眾多明智決策的起點。“從結果來看，這個決定非常正確。”布隆伯格在今年1月播出的挪威央行投資管理公司《與優秀公司同行》（In Good Company）播客節目中表示，“不必為我惋惜，我始終認為人們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為了最高薪水去某個地方工作。”“有些工作，務必敬而遠之”另一位金融界傳奇人物華倫·巴菲特也秉持相同的擇業理念：相較於薪資高低，與誰共事才是更關鍵的考量因素。在他作為波克夏首席執行長參加的最後一次年度股東大會上，巴菲特告誡職場新人：“不必過度糾結起薪高低，但務必謹慎選擇僱主，因為你會潛移默化地染上身邊人的習慣。有些工作，務必敬而遠之。”如今，巴菲特已結束在波克夏公司長達60年的傳奇掌舵生涯，正式卸任首席執行長。對於正面臨通膨壓力、就業市場疲軟及住房成本高企的年輕一代而言，這番建議頗為耐人尋味。但歸根結底，巴菲特與布隆伯格初入職場時，也曾面臨過和年輕人類似的境遇：對未知感到恐懼，對職業路徑感到迷茫。“賺錢並不是人生的全部。”布隆伯格表示，“你需要積累經驗、結交摯友，嘗試不同事物，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這位一手締造媒體與商業資訊帝國、坐擁1100億美元淨資產的商界巨擘認為，當下的年輕人“關注點跑偏了”。巴菲特也多次強調，選擇明智的合作夥伴至關重要。在2004年波克夏年度股東大會上，一位來自加州的14歲少年曾問他關於年輕人成功的建議。“與比你優秀的人為伍。”巴菲特說道。“選擇那些品行比你更優秀的人作為夥伴，你就會在潛移默化中向他們看齊。”（財富FORTUNE）

The pessimist who became a prophet邁克爾·桑德爾曾被一代政治樂觀主義者所忽視。如今，他正試圖尋找一條出路，走出他早已預見的混亂局面。2026年2月7日一、回憶去年秋天的一個星期五，我的收件箱裡彈出一條消息：哈佛大學政治思想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將獲得伯格魯恩獎（Berggruen Prize）——這相當於公共哲學界的諾貝爾獎。我的第一反應是：桑德爾實至名歸。這位72歲的學者自1980年起就在哈佛任教，一生都在批判那種主導西方政治半個世紀的哲學自由主義。他以極具人氣的蘇格拉底式道德詰問風格，遠遠超越了象牙塔的界限，呼籲一種更少受市場支配、更具公民精神的公共哲學。各國領導人願意傾聽他的聲音。他的公開講座曾吸引滿場觀眾湧入露天體育場、雪梨歌劇院和聖保羅大教堂。他在哈佛開設的本科生課程《正義》（Justice）是該校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每年吸引數百名學生；其免費線上版本更是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觀眾，其中尤以中國觀眾為多。幾十年來，桑德爾塑造了數萬名年輕人的思想，而這些人後來紛紛躋身全球精英階層。我就是其中之一。當年作為政治經濟學與政府學的博士生，我修過桑德爾的研究生研討課，並擔任過《正義》課程的教學助理。因此，在世界正滑向咄咄逼人的非自由民族主義和社會動盪之際，得知他獲獎的消息，讓我心頭泛起一陣對那個更樂觀時代的懷舊之情。1998年我初到哈佛時，似乎“歷史已經終結”，我們這一代人自信滿滿，準備成為這個新世界的主人。回過頭看，桑德爾自1980年代以來反覆探討的主題，彷彿是對那個時代終結節奏的精準節拍器。他是最早一批警示者之一：主流自由主義思想未能充分重視社群在讓我們成為自治公民過程中的作用；過度依賴市場組織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會侵蝕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社會實踐；他也質疑了被廣為頌揚的“精英治理”（meritocracy）理念。因此，對於當今這個充滿憤怒、政治極化的時代，桑德爾有很多話要說。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影響力竟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被映照出來：美國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及其海外意識形態盟友，竟使用了看似源自桑德爾警告、卻被徹底顛倒的論調。副總統J·D·范斯（JD Vance）、MAGA教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以及科技寡頭彼得·蒂爾（Peter Thiel），都像是一個個“反向桑德爾”——他們抱怨自由主義建制派把國家帶向歧途，卻捍衛著與桑德爾截然不同的立場。如果說有什麼能印證桑德爾的先見之明，那就是民粹主義的崛起——而這恰恰加劇了他一直反對的問題：公共精神的衰落、社會的撕裂、萬物的商品化、精英治理的虛假承諾——簡言之，公共領域的腐化。目睹這些發展，我重新思考起桑德爾數十年來的思想。我不禁懷疑：我和同輩人是否曾錯過或忽視了應對當前政治危機的關鍵？甚至，是否忽略了一份通往更好未來的藍圖？於是去年11月，我重新聯絡上了這位老教授。整個冬天，我們進行了多次長談，探討思想與現實究竟在何處出了差錯。二、懺悔這些問題對我們這一代人——如今已步入或即將邁入五十歲的人——尤為切膚。我們足夠年長，親歷過冷戰；又足夠年輕，足以親手塑造那些革命後誕生的新社會。尤其對那些擁有優渥背景或教育的人來說，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歷史的終結”，本應意味著繁榮、自由與日益增長的寬容觸手可及。如今夢想的失落，正是我們這一代的失落，或許也是我們的過錯。如果你在1990年代中期學習政治哲學，你一定會被要求在“自由主義 vs 社群主義”（liber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的辯論中選邊站隊。這場思想之爭，我在1990年代中期牛津讀本科時首次接觸，其源頭可追溯至戰後自由主義哲學巨擘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在1971年的巨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重新定義了整個領域，提出“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一個公正的社會，其政治與經濟安排應是人們在不知道自己未來社會地位（經濟、文化或社會身份）的情況下所選擇的。在此“無知之幕”下，人們會選擇一種兼顧市場自由與再分配的制度，最大化最弱勢者的物質福祉，保障人人機會平等，同時對各種宗教、道德與文化的生活方式保持中立。這種“自由平等主義”理論影響深遠。羅爾斯幾乎重塑了政治哲學，此後幾乎所有討論不是對其的闡釋，就是在其框架內的批評。只有少數思想家從根本上拒絕它——桑德爾正是其中堅定的一員。到我抵達哈佛時，桑德爾早已確立了自己作為主流自由主義批判者的地位：先是1982年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繼而是1996年的《民主的不滿》（Democracy’s Discontent），書中提出了一種更“公民性”的政治替代方案。他對羅爾斯的哲學反駁在於：後者預設了一種“無負擔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即剝離了家庭、社群、國家、信仰或職業等一切歸屬的抽象個體，這樣的自我根本無法支撐羅爾斯所建構的實質性結論。這被概括為“權利優先於善”（prioritising the right over the good），即推崇抽象中立，而非基於文化傳統的、關於“何為美好生活”的信念。他並非孤軍奮戰。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和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等思想家也提出了類似批評，這些觀點一度被輕蔑地歸為“社群主義”對自由理論的批判。但桑德爾對羅爾斯的批判不僅是哲學的，更是政治的。“我擔心，”他今年冬天對我說，“從政治上看，聲稱可以以‘中立’方式安排社會基本結構——對公民相互競爭的道德乃至精神觀念保持中立——會被視為虛偽……且令人無力。如果人們被要求在進入公共領域時擱置自己的道德與政治信念，那麼根本性問題實際上就交給了市場和技術官僚，而非由民主公民通過審議來決定。”這正是我重新聯絡桑德爾想要探討的核心。我意識到，那段關鍵時期的政治哲學爭論，深刻塑造了後來的政治實踐，卻也讓太多公民感到被剝奪了權力。當我聯絡他時，桑德爾回應得非常積極。他似乎特別有興趣幫我將他的思想與我們這一代人的軌跡對應起來。距我上次見他已十餘年，除了年歲增長（我們在視訊會議之間，他迎來了第一個孫輩），他幾乎沒變。他依然像25年前研討課上那樣，對他人的觀點充滿興趣，即使不同意也始終友善。為準備我們的對話，桑德爾讓我重讀《民主的不滿》中的一段話：“噹噹代政治質疑主權國家與主權個體的正當性時，很可能會激起某些人的反彈——他們要驅逐模糊性，加固邊界，強化內外之分，並承諾一種‘奪回我們的文化、奪回我們的國家’、‘以復仇之心恢復我們的主權’的政治。”今天聽來，這簡直像預言。我也對桑德爾說，這讓他成了希臘神話中的卡珊德拉（Cassandra）——那位擁有預知能力卻被眾人無視、最終導致悲劇的特洛伊先知。如果是這樣，那對我們這些本有機會傾聽的人而言，就顯得格外難堪。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我本應更容易被桑德爾的批判打動。當初選擇攻讀博士學位，部分原因正是希望找到一條出路，擺脫當時英美政壇盛行的那種盲目宿命論。1990年代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掌權者普遍信任市場。據所有人所知，我們正走向一個自由市場的未來——一個日益整合、“扁平化”的地球，人為壁壘與自然交易成本都將消失。“別無選擇”——從撒切爾到默克爾，幾十年來政客們反覆強調國家退縮與經濟全球化勢在必行。不僅如此，人們還暗示：既然別無選擇，那結果對所有人都是最好的。但那時，我覺得桑德爾抗議得太多了。他的論點顯得過於反自由主義，甚至有點守舊。在我的短暫學術生涯及後來的新聞工作中，我一直在尋找主流經濟政策論證中的裂縫，以證明現實中的選擇比人們想像的更多。桑德爾教我提出的問題，助長了這種探索欲。即便如此，那時我仍覺得桑德爾反應過度。他的論點顯得太反自由主義；他貶低個人偏好，轉而強調更廣泛的文化意義來源，這讓我覺得過時，甚至有些保守。或者，也許是因為對一個正準備擁抱新世界的年輕人來說，他的觀點聽起來太像父母的說教。如今重讀桑德爾的著作，有一個我過去未足夠重視的觀點格外突出：我們必須關注“經濟權力的公民後果”。這比1989年後大多數中間派政客對經濟政策的理解更為豐富。而未能理解這一點，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西方究竟那裡出了問題。早在1980年代，桑德爾就警告過：通過質疑“主權國家”與“主權個體”，自由主義可能導致今天這個充滿憤怒的政治極化時代。 © Pete Reynolds三、悔恨桑德爾始終抗拒“社群主義者”的標籤。他關注的焦點過去是、現在仍是提出一種不同於羅爾斯所代表的自由觀。在他看來，自由主義理論中的自由意味著“得到我想要的，滿足我的慾望——只要不侵犯他人追求其慾望的權利”。但這種“消費主義”式的自由觀，排擠了另一種“公民性”自由觀——即個體只有在能夠“對塑造集體事業的力量發出有意義的聲音”時，才是真正自由的。這一區分源遠流長；哲學家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爭論“真正的自由”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桑德爾的名字再次出現在我的收件箱時，我已很久沒想過這場爭論了。但我錯了，不該遺忘它。思想塑造政治，而1990年代的政治企業家們完美契合了這種消費主義自由觀。如今顯而易見的是，西方社會長期以來積累著一種無力感。我向桑德爾提出：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為1990年代“第三條道路”奠定了基礎——這是比爾·克林頓、托尼·布萊爾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改採取的中間路線，並迅速被北歐和德國工黨效仿。一旦正義被簡化為物質回報與政治自由的公平分配，新中左翼轉向技術官僚式的市場機制與經濟全球化便順理成章。桑德爾表示同意。他說，儘管對羅爾斯也可有更傳統社會民主的解讀，但最終勝出的是親市場的自由主義。中左政黨開始將市場激勵作為首選治理工具，常常擁抱私有化，並設計福利改革，使不工作變得不那麼划算。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那句名言——“只要繳稅，我們對人們變得極其富有毫不在意”——正是這種羅爾斯式自由主義的典型表達。當然，把所有政治後果都歸咎於羅爾斯是不公平的。一位學術朋友對此表示不滿，強調《正義論》中“沒人讀的部分”——羅爾斯指出社會必須提供“自尊的社會基礎”。他認為，真正讓政治誤入歧途的是經濟學的崛起。然而，羅爾斯式自由主義與某種經濟學家思維之間確實存在天然親和力。畢竟，如果正義只是要求安排一種讓最窮者獲益最多的制度，那麼找出那種安排能做到這一點就成了經濟學家的任務。當時大多數經濟學家相信，答案就是輕度監管的市場、全球化，輔以強有力的再分配。與此同時，社群主義也催生了自己的政治動能。它對群體權利和身份表達的高度重視，影響了1990至200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義辯論，常常對文化間的價值衝突採取善意的忽視，為後來撕裂左翼、激怒右翼的身份政治鋪平了道路。桑德爾和我都認為，奇怪的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這兩條政治脈絡最終都放棄了對民主多元主義的認真參與。桑德爾的關注點主要在於他所謂的自由主義的“迴避式寬容”。他提出一個重要觀點：1989年後中間派之所以青睞市場，不僅因為“市場能帶來好處”（即增長可為再分配買單）。“更深層的吸引力在於，”他說，“訴諸市場似乎能讓政黨和政治人物免於陷入關於‘如何評價各種善’的混亂而爭議性的辯論——比如，那些經濟貢獻最具價值？資本應如何在不同公共目標間分配？”簡言之，技術官僚管理優於赤裸裸的政治分歧。桑德爾的控訴是：這種自由主義把本應最具政治性的問題逐出了政治領域，交由市場機制裁決。我提出，這類似於當下在學生和科技圈流行的“有效利他主義”——一種新功利主義道德理論，將道德問題簡化為效果計算。“完全正確。”他說。在《民主的不滿》新版中，桑德爾以巴拉克·歐巴馬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為例：“當公眾要求對銀行家獎金設限、拒絕救助銀行時，歐巴馬卻站在銀行家與‘舉著幹草叉的民眾’之間，試圖平息民憤，而非為其發聲。他把金融危機當作專家需解決的技術問題，而非關乎金融在民主生活中角色的公民議題。”與此同時，社群主義常常加劇了分離感。隨著其在身份政治中的表達日益內向，社會越來越碎片化為基於身份的群體。桑德爾同意，在兩陣營中都存在“一種對道德爭辯的迴避”，而非“通過道德分歧進行多元參與”——比如，如何評價社會實踐的價值，不同職業對經濟的貢獻，或文化身份的意義。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全球化加劇時，這兩種觀點都會陷入困境。全球化降低了人際交往的各種壁壘，經濟開放社會自然會迎來更多元化。但因果關係也是雙向的：如果市場被視為多元化的解決方案，那麼更多元化就要求更多市場；如果身份政治以身份標籤劃分社群，也會鼓勵跨越國界的緊密聯絡，因為這些身份本身早已橫跨國界。此時，桑德爾和我幾乎在各自的悲觀情緒中互相推波助瀾。我開始認為，這種“對道德迴避的寬容”把我們引向了衝突之路。在社群主義版本中，群體陷入零和博弈：若無共同政治目標，一個群體的成功必然被視為其他群體的失敗——想想平權行動的爭論。在市場自由主義版本中，若市場剝奪了某個群體自認應得的東西，他們就會拒絕接受市場對其處境的解釋——想想美國的白人勞工階級。無論那種情況，總會有某個群體最終掀翻桌子。“我能補充一點嗎？”桑德爾說，“迴避式寬容導致衝突的一種方式是：當我們放棄參與道德分歧……就在公共話語的核心製造了一個道德真空。”在他看來，這正是1990年代以來政治的代價。“民主公民無法長期忍受缺乏宏大道德意義的公共話語。”這個真空遲早會被兩種狹隘、不容異己且危險的道德主義填補：宗教原教旨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而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四、愧疚桑德爾的寬厚之處在於，他總假設對手的論點有其原則基礎。但我對自己這一代人就沒那麼寬容了——我們的職業生涯起步之時，恰逢頂層回報開始飆升。我們或許內化了對自己所畢業體系成功性的辯護，但這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這些辯護本質上是自私的。我們內化了對自己所畢業體系的辯護，但這改變不了它們本質上是自私的事實。桑德爾長期質疑的親市場自由主義的一個衍生物，就是“精英治理”（meritocracy）——即社會應組織起來，讓最有才能者獲得應得的晉陞。我記得他曾提醒我們這些教學助理：在討論分配正義的課堂上，本科生全都鼓吹精英治理。他們堅稱自己僅憑努力就贏得了哈佛的席位。在講堂上，桑德爾會請800多名本科生舉手，問誰是父母的第一個（或唯一）孩子。他至今仍在這麼做，而“75%到80%的學生會舉手，當他們環顧四周發現這一點時，會發出明顯的驚嘆聲”。（美國超過一半的孩子是次子或更晚出生），加上出生順序確實會影響父母關注度等優勢，這一現像有力地促使桑德爾的學生重新思考：自己是否真能宣稱成就全靠 merit（才能/努力）。事實上，精英大學錄取及其他通往成功的門戶，遠非精英治理。但桑德爾的批評甚至適用於精英治理“成功”之時——或許尤其如此。在他所謂的“上升修辭”（rhetoric of rising）中，道德目標僅僅是讓每個人憑藉才能與努力達到所能達到的高度。但當我們追問：在一個不平等社會中，人們是否“應得”其位置時，我們卻很少追問：一個好社會是否與不平等相容？不同職業對社會的貢獻價值，被留給所謂“中立”的勞動力市場去發現。桑德爾會說，這恰恰是不能外包給政治經濟的問題——一個“有利於自治”的政治經濟必須直面此類問題。在他2020年的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他指出：精英治理雪上加霜之處在於，它暗示社會的失敗者“活該”。這並非精英階層唯一的自私立場。桑德爾告訴我，“第三條道路”將全球化標榜為“去意識形態化”或“超越黨派”的立場。“但它幾乎毫不掩飾一種可爭議的道德與政治主張。”它將反對經濟開放的人描繪為狹隘、地方主義、不容異己的“守舊派”。桑德爾認為，其潛台詞是：質疑全球化“等同於偏執”。還有桑德爾所說的“公共生活的包廂化”（skyboxification of public life）——指體育場館中的企業包廂。體育賽事曾是階層混合的體驗，票價差異不大。“所有人都要在同一長隊中排隊上廁所，喝同樣的隔夜啤酒，吃同樣的熱狗。下雨時，所有人都會淋濕。但隨著豪華包廂的出現，這一切都不復存在。”這是他所稱的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最具腐蝕性的效應之一：贏家與輸家“過著越來越分離的生活”。這不僅是分配正義或收入不平等問題，更是我們失去了那些“偶然相遇”（chance encounters）——那些提醒我們共同公民身份、提醒我們“共享什麼”的時刻。在這些發展中獲利的我們，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我們集體失去了什麼？五、救贖？我迫切想與桑德爾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當初選了另一條路呢？如果選民和政客的選擇更貼近他的建議，今天是否會少一些動盪？這是對“可能世界”的反思。但更緊迫的問題是：如今我們該怎麼辦？是否為時未晚？如今，桑德爾的許多論點正被MAGA運動中能言善辯的一派所挪用。川普的激進行動被辯稱為“有必要重新肯定美國社群、提升勞動尊嚴而非消費價值、恢復傳統價值觀、終結對特權文憑階級的虛假辯護”。其政府對包括哈佛在內的大學的攻擊，所使用的論調與桑德爾對精英治理的批評驚人相似。桑德爾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認為川普的攻擊毫無原則可言，不過是試圖“掌控公民社會中那些本可制衡其權力的獨立機構”。但他也擔憂，精英大學“已讓自己淪為市場驅動型精英社會的篩選機器”。這種狀況“正在排擠高等教育之所以‘高等’的內在教育使命”。偏離這一使命，正好為川普的攻擊創造了空間。於是我問桑德爾：一個有利於公民繁榮的經濟會是什麼樣子？我沒指望他給出一套完整的政策方案——那不是政治哲學家的工作。但他提供了一系列例子，說明當今政治人物如何能認真思考經濟權力的公民後果。首先，他會打擊“包廂化”，取消企業招待費的稅收抵扣。這看似瑣碎，但他強調，這不僅關乎公平，更關乎“當我們為本地球隊加油時，我們所共享的東西值得被尊重”。這正是典型的桑德爾風格——讓人想起他研討課上關於“商品的道德意義能否在僅由自由市場分配的情況下倖存”的辯論。他還會堵住企業稅漏洞，但理由是“經濟愛國主義”，認為利用這些漏洞的公司背棄了使其利潤成為可能的國家。他主張採取措施遏制“金融化”——我理解這既指私人金融在資本配置中的角色，也指金融家的政治地位與影響力。他反對的理由是：金融錯誤地評估了社會貢獻，並搶先剝奪了關於“如何評價不同類型工作”的政治審議。這使他支援對投機性或搾取性資本徵收金融交易稅，並降低勞動所得稅。他還主張在學校停用手機，並就澳大利亞式社交媒體限制或禁止定向數字廣告展開辯論，追問：“這對孩子們的人格養成與人類繁榮是否有害？”那麼拜登的任期呢？這似乎明顯偏離了此前共識。桑德爾讚揚拜登重啟反壟斷、後退一步遠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補貼產業建設、強調勞動尊嚴而非“上升修辭”。然而他判斷：“這並未構成一種新的公民政治經濟學”，因為拜登不像其精神偶像富蘭克林·羅斯福那樣，“未能闡明一種關於共同善的新政治”。新年伊始，我們的對話接近尾聲，但仍有一道裂痕未彌合：“開放經濟 vs 封閉經濟”之爭。我認為桑德爾說得對：我們不該輕視“封閉”一方。但這麼多年過去，我仍不願放棄一個信念：深化國家間的經濟交流自有其珍貴之處。我向桑德爾指出，他和同道批評者傾向於將“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市場信仰”“價值中立”混為一談，彷彿它們只是同一個缺陷系統的不同名稱。在我2020年的著作《歸屬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Belonging）中，我試圖找出能讓所有公民重獲賦權的經濟政策。我主張：完全可以在保持經濟全球整合的同時，在國內實施更促進社會凝聚力的政策——北歐和歐洲其他地區已證明這一點。如果桑德爾忽略了這種可能性，是否因為他過於依賴美國經驗？桑德爾並未激烈反駁，只是指出歐洲也出現了民粹主義浪潮。但這種分歧，恰恰是他所歡迎的道德觀點之爭。他的核心訴求是：政治與政策實踐不應排除關於“我們該如何生活”的不同觀點的審議。由此，他邀請我們相信：更好的政策——以及更團結的政體——才有可能出現。我們都同意：當前的民粹主義反彈無法滿足催生它的渴望，也無法回應其怨憤。那麼，接下來呢？桑德爾看到兩種可能。一種未來中，失望為復興創造契機，催生“一種道德上更堅韌的公民生活”。但這取決於“那些能提供MAGA與川普之外替代方案者”的道德與政治想像力。另一種更黑暗的前景是：威權替代方案鞏固了對憤怒與幻滅者的控制。“我們將走向何方，”他說，“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 (邸報)

美國載人登月計畫正處於關鍵節點，一位“局內人”的公開發聲卻顯得格外刺耳。近日，前NASA局長邁克爾·格里芬在國會聽證會上直言，美國現行登月方案在工程上難以成立。這並非美國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相互攻擊或刻意唱衰，更像是一聲來自體系內部的吹哨——提醒人們，一個龐大的工程系統，正在沿著越來越難以糾偏的方向加速前行。格里芬是科班出身，寫過教材帶過課，相當於美國航天的一位祖師爺。圖片來源：NASA如果說別人充當“吹哨人”尚不足以服眾，那麼格里芬的份量顯然是夠的。他曾是美國載人登月計畫的掌門人，主導制定過“星座計畫”，設計了以戰神1號和戰神5號為核心的雙火箭登月架構。耐人尋味的是，這套強調載人與貨運分離、壓低任務內複雜度的思路，與中國正在推進的“雙髮長征十號”載人登月方案，在工程邏輯上不謀而合。戰神1號和戰神5號雙火箭，是星座計畫的最大亮點。圖片來源：NASA倒霉的星座計畫如果把今天的阿提米絲計畫視為美國重返月球的“唯一選項”，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誤讀。事實上，在進入當前這條高度複雜、強耦合的技術路徑之前，美國曾經系統性地思考過另一種登月方案，而且那套方案在工程邏輯上並不荒唐。2005年，隨著布什政府提出“太空探索願景”，NASA啟動了後來被稱為“星座計畫”的新一代載人深空探索體系。其核心並不複雜：用一枚專職載人的大型火箭，將獵戶座飛船送入近地軌道；再用一枚超重型火箭，把登月器和地月轉移級送入軌道，兩者在軌道完成交會對接後再奔赴月球。這就是“戰神1號—戰神5號”的雙火箭架構。這套設計的關鍵，並不在於火箭有多大，而在於它試圖把複雜度放在最容易控制的地方。載人發射與貨運發射被明確分離，載人火箭只對人的安全負責，重型火箭則承擔質量和能量的極限挑戰。登月任務中的高風險操作，被儘量前置到地面測試和火箭研製階段，而不是壓縮到一次載人飛行過程中集中完成。在這條路徑下，不需要在軌長期儲存超低溫推進劑，也不依賴多次軌道加注，更不會把大量尚未驗證的新能力疊加在一次政治意義極強的登月任務中。戰神1號LEO能力為25噸是一個大型火箭，而戰神5號比土星5號還大，是一個超重型火箭。圖片來源：NASA正因為如此，星座計畫在工程層面一直被認為是一條“穩妥但昂貴”的道路。它真正的問題，更多來自預算連續性和政治周期，而不是技術架構本身難以落地。隨著歐巴馬政府上台，美國航天政策轉向商業航天與靈活架構，星座計畫被整體叫停，戰神系列火箭也隨之終止。但這並不意味著那套工程思路被證明是錯誤的，只是它未能在現實政治環境中走到實施階段。耐人尋味的是，十多年後，中國提出的載人登月方案，在總體工程邏輯上卻與當年的星座計畫高度相似。兩髮長征十號，一發負責載人飛船，一發負責登月組合體，在近地或地月轉移軌道完成交會對接，隨後執行登月任務。這種設計同樣強調載人與貨運分離，強調減少任務鏈條中的“首次能力”，強調把風險控制在工程可驗證的範圍內。它並不是復刻阿波羅，也不是照搬美國舊方案，而是不同國家在面對同一個複雜工程問題時，給出的相近解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格里芬今天對阿提米絲計畫的質疑，才顯得並非事後諸葛亮。他並不是站在場外批評美國“為什麼不行”，而是站在自己曾經主導過另一條登月路徑的立場上，指出當前方案在工程取捨上的失衡。當一個曾經選擇“少即是多”的工程負責人，面對一套不斷疊加新節點的新方案發出警告，這本身就值得被認真對待。格里芬作為吹哨人，份量十足，他是星座計畫的掌門人。圖片來源：NASA震耳欲聾的沉默圍繞阿提米絲計畫的爭議，最容易被帶偏的一個方向，是把問題簡單歸結為“商業航天靠不靠譜”，這實際上是一種誤判。商業航天本身並不是美國登月計畫失速的根源，相反，如果使用得當，它本可以成為降低成本、加快節奏的重要工具。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如何把商業航天嵌入到一個已經高度政治化、目標高度集中的載人登月體系中，並在此過程中不斷疊加新的工程節點，卻幾乎沒有人為整體複雜度踩下剎車。從表面看，阿提米絲計畫的每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單獨拿出來都有其合理性。SLS與獵戶座飛船，是美國在星座計畫取消後保留下來的國家隊載人體系，背後有長期投入和明確的國會支援，幾乎不可能被整體叫停。與此同時，引入SpaceX作為登月器承包商，利用其快速迭代和成本優勢，也符合近年來美國航天政策“以商業能力補充國家體系”的總體方向。從任何一個局部視角看，這些選擇都談不上荒唐。問題出在，當這些體系被同時捆綁進一次“必須成功”的載人登月任務時，工程邏輯開始悄然變形為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為了讓體量巨大的星艦登月器具備執行任務的能力，方案引入了在軌燃料庫、多次軌道加注以及超低溫推進劑的長期在軌管理。這些能力本身並非不可實現，但它們此前從未在載人深空任務中以如此高的可靠性要求、如此緊密的時間窗口被系統驗證。更關鍵的是，它們不是作為獨立的技術演示項目逐步成熟，而是被直接壓縮排阿提米絲3號這一政治節點明確、外部關注極高的任務之中。在此基礎上，引入月球門戶站的決定，又進一步拉長了任務鏈條。原本可以在近地或地月轉移軌道完成的交會對接，被轉移到近直線暈軌道這一更為複雜、控製成本更高的軌道環境中。門戶站的設想，更多面向未來深空探索，但在登月本身尚未完成的階段，它卻成為一個額外的系統介面：增加了協調對象，增加了國際合作約束，也增加了整體失效的可能性。白宮今年想砍掉月球門戶，但是元老院不同意，還給了26億美元撥款。於是，一個典型的工程膨脹過程逐漸成形。為了兼顧既有體系，不斷往方案中加模組；為了安撫不同利益方，不斷增加任務目標；為了證明方案的前瞻性，又不斷提前引入尚未成熟的能力。每一次調整看似都是“合理補丁”，但疊加在一起，卻把原本可以分階段驗證、逐步推進的技術，集中堆放到一次載人登月任務中。風險不再是線性增加，而是隨著介面數量和失敗模式的增長被成倍放大。當前的美國登月計畫，馬斯克提出了星艦HLS著陸器，私心很重，這是一個對SpaceX最有利的計畫，而不是一個對於美國載人登月最有利的計畫，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後續寫個專文探討。圖片來源：SpaceX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沉默開始變得普遍。工程人員清楚那些環節尚未成熟，風險評估檔案中也並不缺乏警告性表述，但真正針對整體架構的質疑卻越來越少。原因並不複雜：SLS和獵戶座不能停，商業合同已經簽署，國際夥伴已經上車，國會撥款與具體項目深度繫結。在這樣一個高度耦合的體系中，任何對方向本身的質疑，都會被視為“不可執行”的意見。這正是格里芬所警告的核心所在。他反對的並不是使用星艦，也不是引入商業航天，而是反對把如此多的“第一次”，同時壓在一項載人登月任務之上。在載人航天領域，工程上的克制並非缺乏雄心，而是一種對失敗後果的清醒認知。當一個系統必須依賴十幾次成功的軌道加注、必須在極端熱環境下長期維持推進劑狀態、必須在從未實戰過的軌道體系中完成關鍵對接時，它的脆弱性就已經超出了傳統載人任務所能容忍的範圍。也正因如此，格里芬的發聲才顯得格外刺耳。它並不是因為觀點激進，而是因為它打破了一種已經形成的默契——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工程體系中，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把事情“往前推進”，卻越來越少有人停下來，重新審視這條路對與不對。賈里德·艾薩克曼是一個會開戰鬥機，擔任過太空船指揮官的億萬富翁，先前傳言他有意對阿提米絲計畫動大手術。未知是否如同好友馬斯克搞效率部一樣，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個新變數，和一列是否還能轉向的列車就在圍繞阿提米絲計畫的質疑不斷累積之際，NASA即將迎來一位與以往明顯不同的新任局長——賈里德·艾薩克曼（Jared Isaacman）。這位億萬富翁企業家不僅親自進入過太空，還是商業載人航天的直接參與者，與馬斯克關係密切。這一人事變化，也為美國登月計畫引入了一個新的變數。從背景看，艾薩克曼同時理解工程風險、商業邏輯與載人飛行的現實約束，至少在認知層面，他具備重新審視現有登月路徑的條件。理論上，他也更清楚那些能力已經成熟，那些仍停留在承諾階段。這讓外界產生了一個自然的疑問：阿提米絲計畫，是否會迎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調整。但問題在於，個人判斷並不等同於系統能力。擺在艾薩克曼面前的，並不是一張可以從頭修改的藍圖，而是一整套已經深度運轉的工程—政治—預算體系。SLS與獵戶座難以退出，月球門戶站牽涉多國合作，商業合同與國會撥款相互繫結，任何方向性的修正，都會觸及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也正因如此，格里芬的“吹哨”才顯得意味深長。它提醒人們，真正的風險或許並不在於技術是否足夠先進，而在於，當一輛列車已經高速行駛時，系統本身是否還保留著轉向的能力。新局長的上任，可能會帶來變化，也可能什麼都改變不了。但這個問題，已經無法再被迴避。 (底線思維)

知名對沖基金經理邁克爾·伯裏近日通過其Substack專欄公開表示，已建立特斯拉股票的空頭頭寸。這位曾準確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的"大空頭"指出，特斯拉當前估值"高得荒謬"，且公司創始人馬斯克提出的1萬億美元薪酬方案將加劇股權稀釋問題。伯裏在分析中強調，特斯拉基於股票的薪酬方案在沒有足夠回購對沖的情況下，預計每年將稀釋股東權益約3.6%。這延續了他對高估值科技股的看空立場，此前他已對英偉達提出過類似的股權稀釋擔憂。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伯裏首次做空特斯拉。2021年，他旗下基金曾建立價值5.3億美元的特斯拉空頭頭寸，但數月後便平倉離場，當時他稱這"只是一次交易"。此次伯裏選擇通過個人平臺直接發聲，顯示出其對科技股估值問題的持續關注。伯裏還批評特斯拉的戰略方向頻繁變更，從電動車到自動駕駛再到人形機器人，每次轉型都伴隨着競爭對手的快速跟進。他認爲這種業務重心的不斷轉移，反映出公司核心競爭力的不確定性。儘管伯裏持看空立場，但市場對特斯拉的分歧依然明顯。上月特斯拉股東剛剛批准了馬斯克的薪酬方案，部分分析師仍維持對該股的樂觀評級。不過，特斯拉在歐洲等關鍵市場的份額下滑，以及傳統車企與中國新能源品牌的競爭加劇，確實爲其未來發展帶來挑戰。

據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財政部二號人物邁克爾·福爾肯德(Michael Faulkender)本周已離開政府。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邁克爾·福爾肯德，攝於6月。圖片來源：Graeme Sloan/Bloomberg News原因是川普(Donald Trump)認定他與自己2.0任期的願景不符。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福爾肯德，與前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的觀點過於一致，而川普最近批評姆努欽，因其曾鼓勵自己選擇傑羅姆·鮑爾(Jerome Powell)擔任聯準會主席。最近幾個月，川普經常猛烈抨擊鮑爾。在川普的1.0任期內，姆努欽擔任財長期間，福爾肯德是財政部負責經濟政策的助理部長。在川普卸任期間，福爾肯德是“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的一員，這是一個於2021年成立、與川普結盟的智庫。福爾肯德於2025年3月出任財政部副部長一職，負責財政部的日常運作。他的離職是美國財政部混亂局面中的最新一幕，並使一個關鍵職位出現空缺。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8月22日的一份聲明中感謝了福爾肯德的“奉獻與服務”，並列舉了他在經濟制裁、加密貨幣法案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貝森特說，福爾肯德在監督財政部運作和“執行川普的經濟議程”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大約從今年7月開始，川普就在與政府官員和外部顧問討論他對福爾肯德日益增長的厭惡。據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得知，在前共和黨議員比利·朗(Billy Long)於6月份正式宣誓就任美國國稅局(IRS)局長後，福爾肯德就如何管理該機構與這位川普的盟友發生了爭鬥。隨著川普對福爾肯德日益不滿，他開始向貝森特施壓，要求讓福爾肯德行政休假，而川普的最終目的是讓財政部長解僱其副手。本周，在再次聽取川普就該問題的意見後，貝森特通知福爾肯德，他在這家機構的日子到頭了，必須離開。隨後，福爾肯德宣佈辭職。福爾肯德是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資深金融學教授，曾是美國國稅局(IRS)的代理局長。福爾肯德向白宮官員明確表示，他對川普任命的比利·朗(Billy Long)管理IRS的方式有異議。川普在今年8月初免去了比利的IRS局長職務，並任命貝森特為該機構的代理局長。比利料將成為駐冰島大使。福爾肯德還領導了美國財政部的過渡團隊，並參與制定了稅收政策，這些政策成為川普7月份簽署的稅收和支出法案的一部分。他還支援了所謂的《天才法案》(Genius Act)的通過，該法案對穩定幣這種流行的加密資產建立了監管。白宮官員表示，川普“仍然專注於組建現代史上最優秀、最有經驗的貿易和經濟團隊”。 (道瓊斯風險合規)

川普政府的政策邏輯是什麼？一直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議題。近日，在美國前駐俄羅斯大使、史丹佛大學教授邁克爾•麥克福爾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主任、重陽金融研究院理事吳曉求的對話現場，兩位學者做了最新解讀。整場對話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學院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行長王文主持。 （點選此處可查看主題演講及對話實錄部分）現將現場觀眾提問互動環節的實錄發佈如下：問題1 ：從川普總統的政策中，我們有時候會覺得他的一些決策似乎不太理性。例如，他對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徵收了關稅，但最先、稅率最高的國家卻是像列支敦斯登這樣我們很少聽說的國家。另外，川普還曾聲稱加拿大是美國第51個州，還有很多類似的言論。所以，我想問的是，在川普的政策背後，是否真的有某種一致的原則或邏輯？此外，您認為我們現在是否已經進入了全球化的終結階段？還是說現在只是一種暫時的倒退？麥克福爾：不可否認，從川普總統的角度來看，他的政策邏輯是有一套內在一致性的。首先，他一直認為美國應該獨立行事，而不是依賴多邊機制。他堅信「單干」比合作更有利，這一點他始終如一。第二，在關稅問題上，他幾十年來都支援使用關稅手段，可以說他「熱愛關稅」已經持續了四十年了，這在他身上是極其一致的表現。第三，他也傾向於大國各自為政、劃分各自勢力範圍的觀念。我必須說明，我個人並不同意這些立場。但我確實認為，他有一套自己的邏輯，這套邏輯是有內在連貫性的。至於這些政策是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國內正就此展開激烈辯論。他曾經展示那張關稅地圖，幾乎每個國家都被他徵稅，我們也因此開始了深入討論。最終，包括吳教授剛才提到的華爾街許多人士，都意識到，這些政策不利於華爾街企業的利益。他們紛紛表示反對，促使相關政策有所調整。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反映了美國民主機制仍在運作。所以，雖然你可以說他的政策邏輯看起來並不前後一致，但它確實有一定的連貫性。尤其在關稅問題上，許多反對聲音並不來自民主黨，而是來自共和黨和商界人士。他們有的公開反對，有的私下勸說：“總統先生，這樣做會對我們的公司造成損害，最終反而會適得其反。”關於你的後一個問題，我必須坦白說，我沒有明確答案。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許你可以在十年後再邀請我回來，我再回答這個問題。但就目前而言，在我們國家，關於全球化終結的說法已經成了「主流觀點」之一。許多人相信，當前標誌著整個國際體系的終結，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正在崩塌，我們必須開始為一個全新的體系做準備。我想提醒大家，這並不是歷史上第一次人們認為自由主義已經終結。早在20世紀30年代，人們就曾說過同樣的話，但事實並非如此。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又陷入嚴重的內部問題，出現包括民權運動和反戰抗議。你們可能記不得那個時期，因為年紀還太小。例如尼克森總統就不得不辭職。那段歷史讓我想起今天的情形。當時崛起的是蘇聯。你們可以回頭去看當時美國中情局是怎麼評估蘇聯的，對蘇聯崛起的擔憂、對美國衰落的恐懼——其實和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非常相似。但15年後，形勢就完全反轉了。所以我的回答是：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特別是在長周期戰略判斷上，其實是很不擅長預測的。回到你的問題，儘管有許多挑戰，我仍然認為我們應該保留現有體系。當然，這個體系需要改革，但不是回到1991年那個「歷史終結」的輝煌時刻，那個聽著90年代流行音樂、感覺一切美好的年代。對我個人來說，那是我年輕時代的記憶。我1991年曾住在莫斯科，當時全世界似乎都想走向民主，人人都想穿美國牛仔褲，聽美國音樂。但我們不該回到那個時代。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該就此拋棄現在的體系。我主張對舊體系進行改革，而不是摧毀它。我完全贊同吳教授剛才所說的，總體而言，這個體系在1945年之後確實維護了相對的和平，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所以，與其說我們要把它推倒重來，我更傾向於改進它。最後，我還想談一點。在有關中國的討論中，有種觀點認為美國正在衰退，中國將接管世界。我在剛剛的演講裡引用了蓬佩奧的言論。但對我來說，我擔心的不是中國接管世界，我更擔心的是「無序狀態」，擔心世界根本沒有誰在主導，重新回到一個無政府、無規則的時期，那對所有人都更糟。所以，我更願意保留並改革舊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不是選擇退出，然後寄望中國接管世界秩序。因為我不認為中國能接管整個世界，我也不認為中國有這種意圖。我相信，與其推倒重建，我們不如共同努力，把舊有體系改得更好。問題2：去年美國GDP約為29兆，關稅只佔到700億—800億美元，關稅收入佔GDP的比重微乎其微。同時，現在美國國債有36兆美元的水平，今後這4年或更長一段時間，您認為美國想怎麼解決這件事情或者繼續增加國債的水平，或者維持還是降低，這個具體的操作有可能是什麼？問題3：之前在抖音、TikTok、Twitter上有個視頻很火，有個中國小夥子說美國需要的不是關稅，而需要的是“覺醒”，需要的是場美國內部的革命，約翰·米爾斯海默（ JohnMearsheimer）和傑弗裡·薩克斯（ JeffreySachs）也點讚了這個視頻。我們認為，雖然對中國的貿易戰不會讓美國變得更好，但美國有這樣的傳統，內部的問題習慣歸因於外部，習慣把這個問題轉嫁到外部。請問美國主流的政治人物或智庫是否意識到美國內部有嚴重的問題？美國川普政府對開源節流的舉措能否成功？問題4：美國非常歡迎所有的人才。從這個角度，我想問一下，對於這些人才而言，為什麼美國有自信可以留住這些人才，讓他們留在美國？中國是否有這樣的自信呢？問題5、6、7：美國認為與中國貿易遇到什麼樣的不公平？其次，歐美對於中國的崛起​​到底在擔心什麼？您如何看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戴維·奧托爾（David Autor）在2013年提出的“中國衝擊”（China Shock）？例如中國製造業崛起對於美國和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以及中國產業升級相當於在從產業鏈上游對歐美國家進行替代。最後，為什麼美國政治菁英對於貿易的態度是兩極分化的，而且美國民眾出現右傾的現象？麥克福爾：首先關於GDP和其他相關問題，我想說，在川普連任之後，美國經濟其實曾經一度充滿樂觀情緒。當時大家普遍認為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所有經合組織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國家。美國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美國本身造成的。但在那時，華爾街上許多模型預測，只要政府能穩健管理經濟，我們就能保持競爭力。這也是為什麼當川普宣佈徵收關稅時，金融市場反應會如此強烈，尤其是在債券市場，關於國債的討論很多都是源於此。實際上，是債券市場對這些關稅政策作出了負面反應，並最終迫使川普撤回部分關稅。可以說，是市場「否決」了這些政策。我不會詳細展開這些內容，也不打算裝作經濟學家。但我承認，我們確實面臨一些挑戰，我也讀過戴維關於「中國衝擊」的那篇文章。不過，相較於其他經濟體，目前有那些國家的經濟表現比美國更強勁呢？我寧願站在美國這一邊。考慮到我們的潛力、我們的高校體系，我一會兒會講到這個問題。放眼全球，美國經濟仍然非常有活力，這一點是公認的。當然，中國的經濟也令人印象深刻。過去幾天，我和你們的一些首席經濟學家和企業界人士進行了深入交流。我理解到，中國也在應對許多結構性問題和人口問題，這些都不容易解決。吳教授可能會對此有更多的看法。如果讓我選，我還是比較傾向於美國的經濟模式，中國的經濟模式太複雜。中國學習美國的經驗，我認為美國同樣也應該向中國學習很多東西，例如創新。我希望我們國家能有DeepSeek，我也想理解中國的數字經濟、創新企業，例如滴滴和他們的運作方式。我始終認為，競爭是創新的來源。這也是我堅決反對關稅政策的原因之一，關稅在保護產業，而我支援競爭。我相信競爭，包括全球競爭會帶來更優的經濟成果。而這正是美國的優勢所在，我希望我們不要走回頭路，而是繼續走創新發展的道路。這也引出了你提到的「中國衝擊」問題及其政治影響。確實，川普總統成功地抓住了中西部白人藍領群體的憤怒情緒，他告訴他們： 「嘿，你們的工作被搶走了，是中國奪走了你們的工作。如果你們投我一票，我會讓這些崗位回來。」但這並不是真的。現實是，那些工作不會回來了。我們不會再去製造那些曾經在中國、越南或其他國家生產的商品了。同時，我身為美國人想說，我並不希望回到那個大家站在流水線上轉動螺絲刀的時代。我希望的是創造更好的工作崗位，是讓我的孩子可以使用人工智慧、從事知識型工作的崗位。我不想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那種模式。對我來說，那不是未來的戰略，而是一種註定不會回來的舊夢。關於學生的問題，首先，沒人被「強迫」申請史丹佛大學，對吧？沒人被「強迫」來史丹佛。實際上，想進入史丹佛非常困難，我們是全球錄取率最低的大學之一。但一旦這些學生進入校園，我認為這是我們整個大學的收穫。尤其是在實驗室，中國學生的加入顯著推動了創新處理程序，因為他們在相關專業領域非常優秀，我們的教授們也充分利用了這種人才優勢。順便說一句，我們現在有數百位來自中國的教授，他們中許多人在史丹佛任教，曾經是學生、研究人員，如今已成為重要的學術力量。從創新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我們確實處於優勢地位，前提是我們能夠吸引來自全球最優秀的人才。我認為這對中國同樣適用。看起來中國也在努力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並在這方面進行大量投入。從更長遠的歷史來看，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雖然歷史上確實存在悲劇——例如美洲原住民失去了土地，但除此之外，美國的社會結構幾乎完全由移民構成。我自己來自一個貧窮的愛爾蘭家庭，他們移民到美國是為了獲得更好的機會。而且我們有資料可以證明，移民往往比第三代美國本地人更勤奮，因為他們更有向上流動的動力。這種流動性和多元結構，是美國經濟活力的來源之一。也因為如此，當我看到美國取消大批學生簽證，包括史丹佛的學生簽證時，我感到非常震驚和憂慮。這種政策會讓學生開始猶豫：或許我應該考慮簽證風險，轉而申請牛津？這不是一件好事。我其實希望最優秀的學生都去史丹佛，但他們也可以去中國的大學、其他國家的大學，但我確實喜歡這種競爭，因為正是這種良性競爭讓大學變得更好，不斷進步。但如果我們開始設定重重限制，讓學生感到不安，那就問題大了。就拿我班上一位國際學生來說，她同時被史丹佛大學和牛津大學錄取──這兩所學校可以說是全球最頂尖的學校。她一開始決定選擇史丹佛，但就在美國開始大規模取消簽證的那個時候，她突然說： 「等一下，也許去牛津更安全一些。」對我來說，這就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想說，我希望最優秀的人才能來史丹佛，我還希望他們能拿到綠卡，成為我們社會中的有生產力的一員。當然，如果你選擇回國，那也很好。但我真心認為，正是移民的活力成就了美國。順便提一下，我的外祖母來自中國，我的岳母也來自中國，我的妻子是中美混血。正因為有這樣的移民經歷，我的生活也因此受益。所以說，我個人的幸福也源自於移民製度。我們有句玩笑話，翻譯過來可能沒那麼好笑——但它的意思是，如果我們開始築起高牆、排斥外國人，只說“我們只要美國人，不要外國人”，那其實就是在埋下美國衰落的種子。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會走到那一步。相反，我對美國的未來非常樂觀。王文：吳老師，您有什麼想法。吳曉求：史丹佛大學是我特別欣賞的一所大學。史丹佛有位華裔的經濟學家劉遵義（ Lawrence J. Lau），現在已經去中國香港了。希望川普總統放開留學的限制，中國年輕們在座很多人就想去。我想說個事兒，如果我是美國的教授就會思考美國的問題在那裡，美國最大的問題就兩個：一是36兆美元的美國國債，這是非常麻煩的，因為每年要支付很多利息。2024財年美國財政收入4.9億美元，近1兆用於利息支付。美國如果要順利到期兌付國債並持續支付利息，美國國家信用就不能有任何問題，否則就會出現大事。所以，美國在發債問題上進退兩難，究竟發長債，還是短債？長期的具有不確定性，據說短債受眾較多。但現在長短期的利率很高，短債約4.5%左右，長債更高，難以忍受。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花很大的力氣，進行​​很多戰略性的思考。二是如何維護美國在全球的信用。這對美國經濟的信用和美元的信用非常重要。美元、美國的金融市場都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但現在美國有很多做法，我認為是在破壞美國的長期信用機制，海外投資者不得不擔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美國老是和世界背道而馳，這有很大的隱患。再說和盟友的關係，例如美歐關係，美國領導人一上來就訓斥歐洲的領導人，我不認為這是很好的。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很重要，和中國的關係可以有利於解決他所出現的一些問題，美國能不能回到大工業時代，美國工人流水線擰螺絲的時代？其實在那個時代美國也沒這些工人，很多別的國家到美國建廠都是從本國拉工人過去的，更別說現在，美國人早已經做不了這些事兒了。所以，還是要看到美國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況且美國人均GDP已經8萬多美元了，是最發達國家，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人均GDP最高的國家就是美國。這些年，美國金融市場規模和人均GDP都是不斷增加的，身為觀察者，我們還是要看到這一條。加上現在國家競爭力的體現主要在科技領域，而不是傳統的製造業實力。所以，美國的問題一是如何處理36億美元的美債；二是如何在國際事務中維護美國的信用。這對觀察美國後續發展大勢很重要。王文：非常感謝吳老師，麥克福爾大使。我知道大家還有問題，但由於時間關係，我們的提問就先到這裡。當然，我也有很多感慨，今天在座各位肯定內心也有很多問題想問。我自己更期盼的問題今天都沒問，例如俄烏衝突、全球安全、氣候變化等問題，以及AI人工智慧未來發展的問題，但我們今天大量的問題都是在問關稅。就像剛才有位朋友說的，關稅問題是非常小的問題，即使加100%的關稅，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稅最多也就5000億美元，是兩國GDP總額的不到2%，如果是10%的關稅，也僅僅不到兩國GDP的0.2%，如此小的問題，現在卻牽著兩國關係而走。所以，我經常呼籲，中美關係不只是關稅問題，應該是胸懷全球、胸懷人類、胸懷整個地球未來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我們今天在台上的三位和在座的各位都有一個共識，中美關係被川普帶偏了，帶窄了，變成在非常小的問題上爭鬥，這是非常不值得的。另外我也很感慨，吳老師和麥克福爾大使，兩位很努力地把中美關係往上拔高，兩位都講到中美關係要繼續推動中美青年的交流，兩位也非常互相謙虛地說，中國要向美國學習，美國要向中國學習。兩位老師都代表著中美兩個國家最優秀思想者的謙遜、包容以及遠見。我們應該形成共識，中美兩個大國的關係還是要往更長遠的方向去看，更寬廣的方向去看，更加有責任感的方向去看，才能跳出因為現在而綁架中美關係當下的現狀。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學習感受。我真的特別希望再聊個半小時、聊個一小時，但今天時間太有限。下面，我們用熱烈掌聲感謝一下麥克福爾大使，感謝吳老師！今天是兩位老師第三次對話，我希望還可以有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甚至第十次、第二十次，那時候希望兩位老師對話能出一本書，也希望下次能在斯坦福進行對話，這背後折射的就是中美關係不斷地扭轉之下往前走。今天的對話到此結束，再次感謝各位，謝謝兩位老師！ （人大重陽）

在本文中，我將總結邁克爾·塞勒在 2024 年 BTC 布拉格會議主題演講中分享的比特幣 21 條規則中的五條。 堅持到最後。邁克爾·塞勒的 5 條規則中的每一條都是理解比特幣本質及其未來潛力的強大鑰匙。 我不是財務顧問、投資顧問或稅務顧問，本文僅供娛樂。 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