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福建寧德。一場低調的會面，攪動了全球礦業和新能源兩大行業：兆巨頭寧德時代，正式聘請剛剛退休的中國金王陳景河，擔任寧德時代旗下礦產資源公司的礦業部門顧問。兩個福建男人，一個掌握全球動力電池近4成份額，一個締造了全球前三的礦業帝國，如今坐在同一張牌桌前。這不是一次普通聯手，這是一場可能改寫產業格局的牌局。01. 焦慮三個月前，68歲的“中國金王”陳景河，剛剛從紫金礦業退休。沒有緩衝，沒有休整。那個曾在紫金山上住破廟、背礦石，用1000噸炸藥炸退外資的男人，連衣袖上的礦塵都未曾拍淨，便轉身踏入另一場更為凶險的戰爭。幾乎同時，寧德時代宣佈：擬出資300億元，成立時代資源集團，劍指全球鋰、鎳、鈷等礦產礦權。而陳景河，將出任時代資源的礦業部門顧問。該消息經外媒披露後，立刻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引發地震，倫敦金屬交易所鋰期貨價格盤中一度跳漲6%。全球礦業巨頭CEO們，幾乎同時拿起電話：寧德時代要自己下場搶礦了？要讀懂這場聯姻，就要看懂曾毓群的焦慮。過去十年，這個福建男人用“賭性堅強”四個字，將寧德時代送上全球動力電池冠軍寶座，市佔率逼近4成。他說，拼是體力活，賭才是腦力活。他的一生都在賭：賭貝爾實驗室有缺陷的專利，賭三元鋰的技術路線，賭寶馬那800頁德文的天文標準。他都賭贏了。然而，當寧德時代站上世界之巔，他卻悄悄換上了另一幅字：溥博淵泉。溥博淵泉，意為智慧如泉水湧流。從賭到泉，是從狂飆突進到敬畏未知的轉變。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一個令他夜不能寐的短板——資源。2022年，當碳酸鋰價格從一年前5萬元/噸狂飆至最高60萬元/噸時，寧德時代的毛利率一度被壓縮至15%以下。那是曾毓群最焦慮的時刻。導致如此被動局面的原因，很簡單也很粗暴：動力電池的成本，原材料佔比高達六成以上，而鋰、鎳、鈷這些關鍵礦產，長期被海外礦業巨頭壟斷。這使得寧德時代在中下游是說一不二的王者，但在上游，主動權卻不在自己手上。沒有資源定價權，下游再強也是給上游打工。曾毓群對此心知肚明，他也並非沒有嘗試過向上走。從2018年開始，寧德時代嘗試向礦業進軍，先後在美洲、非洲佈局了很多項目：投資阿根廷鹽湖鋰，入股剛果（金）銅鈷礦，佈局印尼鎳礦……但這些佈局零散而被動，更多是財務投資，缺乏一個系統性的礦業運作平台。與電池不同，礦業是一個專業化、長周期、高風險的行業，涉及勘探、採礦、選礦冶煉等眾多專業領域。而這些，恰恰是寧德時代的盲區。所以，當曾毓群正式組建時代資源集團，他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專業操盤手，一個真正懂礦、懂周期、懂併購、懂開發的人。這樣的人屈指可數。而排在第一位的，就在他身邊，就是：陳景河！02. 礦王1957年出生的陳景河，比曾毓群大11歲。如果說兩個人都喜歡“賭”，那麼曾毓群的“賭”是技術理性的極致，陳景河的“賭”則帶著一種近乎狂野的地質學家的直覺。1982年，剛從福州大學地質專業畢業的陳景河，被分配到福建省閩西地質大隊，前往上杭縣紫金山地區從事地質普查。當時，一批批專家來了又走，搖頭離開。權威報告判定：紫金山是一座儲量僅5.45噸的小型貧礦。由於品位低，地質部門判定這座礦山開發價值有限，最終將其下放給上杭縣管理。但陳景河不肯走。他帶著團隊住破廟、喝溪水，在深山一扎就是十年。白天翻山勘礦，夜裡挑燈繪圖。憑藉翔實的勘察，他大膽提出了“上金下銅”的成礦預測：紫金山並非單一貧金礦，其上為金礦，下邊還藏著大型銅礦。這在當時被視為異想天開，但陳景河始終堅信自己的判斷。1992年，他從福建省地質局辭職，放棄高級工程師的鐵飯碗，接手上杭縣礦產公司，也就是後來的紫金礦業。彼時，這家公司總資產351萬元，靠倒騰零星礦石過日子，一年利潤才3萬元。有人勸他：別人都不要的礦，你逞什麼能？陳景河只是說：這山我最熟，地下有寶貝。面對極低品位難題，他帶領團隊持續攻關，以改良堆浸、露天開採等創新工藝，讓這座貧礦成為中國第一大金礦。緊接著，他又啟動深層銅礦開發，並在2005年實現紫金山銅礦試投產。陳景河用二十年時間，證明了自己當初的判斷，徹底改寫了中國東南沿海無超大型金屬礦床的歷史。但這座金山，也引發了外資的覬覦。1997年，一家澳大利亞礦業公司垂涎紫金山金礦，試圖低價收購。為此，對方開出了優厚條件。為了保住紫金山的控制權，陳景河急了。他在動員會上拍案而起：“國家的寶藏不能不明不白落到外資手裡！”隨即，他做出一個在中國礦業史上堪稱瘋狂的決定：用1000多噸炸藥，一次性炸平了100萬立方米廢土層，將洞采變成露天大規模開採，成本砍掉70%以上。那一聲巨響，不僅炸退了外資，成就了紫金礦業，也炸出一個成本殺手的赫赫威名。從此，陳景河將逆周期操作刻入紫金礦業的基因。2009年，全球礦業跌入冰點，同行都在收縮，他大膽出手，逆勢抄底澳大利亞諾頓金田金礦。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再次遭遇寒冬，嘉能可巨虧49億美元，他卻重倉佈局，先後拿下剛果（金）銅礦、新幾內亞金礦等世界級資產。陳景河的邏輯極其簡單：好資產，只在沒人敢買的時候最便宜。他還有一套低成本哲學——礦石流五環歸一，通過技術創新，統籌控制地勘、採礦、選礦、冶金、環保等全產業鏈。在此基礎上，紫金礦業將礦石現金成本壓縮至每噸幾十塊錢，即便含金量低於1克/噸也有錢賺。這種對成本的極致控制，讓紫金礦業在殘酷的行業周期中，也能活得很好。而這一切，從點石成金的天眼，到砍掉成本的快刀，再到全球戰場殺出的礦業鐵軍……正是曾毓群需要的。03. 碰撞外界無從得知，寧德時代聘請陳景河，背後經歷了怎樣的磨合。但兩個從福建大山裡走出的男人，此刻命運交織在一起，一場冰與火的碰撞也在牌桌上悄然開局。他們的性格底色驚人相似，卻又在“賭性”上走向不同維度。曾毓群的“賭”，是工程師經過精密計算後的孤注一擲，是一旦認準了方向，全力以赴，不惜代價。早年間，他信奉“賭性堅強”。隨著寧德時代成為全球霸主，曾毓群的風格也在悄然變化。他開始強調系統驅動，並在技術上追求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持續領先。相比過去，他似乎更加求穩，而不再進行那種顛覆性的、押上身家性命的豪賭。這種轉變並非怯懦，而是產業發展的必然。在電池這個成熟賽道上，他必須堅如磐石，以確保兆帝國的航向不偏。但搶礦，是一個全新的戰場。這不是成熟業務的延伸，而是開疆拓土的征程。上游礦產領域充滿了地緣政治風險、周期波動等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在這裡，寧德時代更需要的是敢闖敢拚，是在他人不敢的地方看見價值，並用一整套礦業方法論，將風險資產變成利潤中心。這，也正是陳景河帶來的核心價值。他的“賭”，充滿了敢為人先的闖勁兒，也是一種地質學家基於專業判斷的豪賭。陳景河的一生，都在與不確定性共舞。紫金山被判死刑，他賭地下有銅礦；南方多雨，他賭堆浸工藝能行；行業寒冬，他賭周期底部的反轉。那怕68歲高齡、已經退休的他，依舊敢於接受寧德時代的邀請，去挑戰新的不確定性。於是，一種奇妙的互補誕生了。曾毓群在電池上的求穩，與在搶礦上需要的敢賭，在陳景河身上找到了完美的承接。陳景河擁有寧德時代需要的野性與銳度。他敢於去塞爾維亞接手百年老礦，敢於在剛果（金）投資大型銅礦，敢於在阿根廷佈局鹽湖鋰。他的“礦石流五環歸一”模式，本質上是一套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開疆拓土哲學。雙方的合作，也因此充滿了想像力：寧德時代需要陳景河助力上游礦產全球佈局，陳景河也需要一個強大平台，將其一生的礦業智慧注入新能源的洪流中。兩個福建男人，因為新能源事業，共同站在了歷史的牌桌前。04. 尾聲曾毓群的辦公室深處，“溥博淵泉”的字幅靜默如淵，收斂了當年的鋒芒。而陳景河的退休信箋上，字裡行間，依舊滾燙：“那把地質錘，敲開了我人生的大門。”過去30年，兩個福建男人在各自領域做到世界領先：一個砸開電池技術的天花板，締造出兩兆市值的全球新能源之王；一個敲開全球資源的硬殼，成為兆級金屬之王。他們都出身福建寒門，都在行業最底部創業，都靠技術創新做大做強、問鼎行業。他們的聯手，不只是企業的合作，更是中國新能源產業從產品出海，到技術、資源、標準等綜合輸出的一次全新嘗試。赤鑑湖畔，寧德時代大樓巍然聳立，猶如一座未來的圖騰。數百里之外，紫金山的礦坑在夕陽下泛著金光，那是陳景河曾用青春和汗水澆灌的戰場。兩個福建男人，一場全球搶礦大戰，正拉開序幕。這場大戰的終局，不僅關乎他們能不能贏，更關乎中國新能源產業能否擺脫上游關鍵礦產的羈絆，將產業鏈命脈攥在自己手中。 (首席商業評論)

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伊朗不會“被帖文和幻想方案封鎖”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穆赫辛·雷扎伊12日表示，伊朗“不是一個能夠被（社交媒體）帖文和幻想方案封鎖的地方”。雷扎伊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美國在荷姆茲海峽遭受“歷史性失敗”，其海上封鎖同樣“註定失敗”。他說，伊朗武裝力量不會允許美國實施封鎖，並擁有“尚未動用的強大籌碼”應對此類威脅。另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12日報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卡尼也警告說，美國和以色列應當記得他們是如何兩手空空地從葉門、曼德海峽和紅海倉皇逃竄的，這一次他們同樣將毫無所獲地離開這一地區。美國總統川普12日早些時候在社交媒體發文稱，美國海軍將開始阻止任何船隻進出荷姆茲海峽。美軍中央司令部同日說，其部隊將於美國東部時間13日10時起對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船隻實施封鎖。 (環球網)

美國川普總統的科技政策顧問大衛·薩克斯近日表示，中國在人工智慧晶片設計領域已落後美國僅1.5到2年，且華為很可能不久後將開始對外出口AI晶片，這將引發全球技術堆疊主導權的激烈競爭。薩克斯現任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在周四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做出上述判斷，並指出儘管華為在GPU生產上仍受限制，但其追趕速度很快。“我認為今天中國在晶片設計上落後我們一年半到兩年，但華為正在快速追趕，”薩克斯說。他擔憂華為成為全球市場上重要的GPU和AI硬體供應商，屆時美國企業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他表示：“我們確實需要關注華為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他們可能尚未達到那個水平，但我預計未來會改變。”薩克斯強調，川普政府的目標是讓美國技術堆疊成為全球標準。“我們希望擁有儘可能大的市場份額，希望成為世界的首選合作夥伴。”正因如此，拜登時期的“擴散規則”——限制美國GPU出口至海外並要求部分買家申請許可證——已被放棄。薩克斯解釋，過度限制對盟友的銷售可能適得其反：“如果我們對美國銷往全球的產品過於限制，總有一天我們會後悔地說：‘當我們擁有整個市場時，為什麼不抓住機會鎖定美國技術堆疊？’”薩克斯認為，阻止最先進的半導體流向中國是合理的政策目標，但不應限制對朋友和盟友的銷售。“我們的朋友和盟友非常願意遵守安全要求。”他批評過去的法規“因擔心美國晶片流入中國而自傷科技產業的腳”。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近期評價自家公司的GPU落後美國頂級產品一代。然而，許多AI工作負載並不需要最尖端的硬體。若華為能以合理價格向全球提供性能強大的產品，並建構成熟的生態體系，完全可能在部分市場對輝達和AMD形成挑戰。輝達CEO黃仁勳也曾批評美國出口管制，認為阻止中國研究人員獲取美國硬體，將使世界無法受益於中國電腦科學家的創新。 (晶片行業)

在英國投行上班有時候會發生一些很魔幻的事情比如某一天你打開內部郵件發現新加入的高級顧問是前英國首相然後又辛辛苦苦肝了一年你發現一個月只來幾天的首相同事年薪上百萬英鎊，時薪6300英鎊華爾街最有背景的打工人，時薪￡6300根據外媒報導，英國最新披露的議員利益登記冊顯示，高盛聘請的這位已卸任的首相Rishi Sunak擔任高級顧問，開出的價碼是時薪近6300英鎊。cr. fn這份“兼職”每年能為Rishi Sunak帶來110萬英鎊的收入，雖然全部捐給了慈善機構，但這數字還是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110萬英鎊是什麼概念？相當於英國首相本職年薪（約15萬英鎊）的7倍多。換句話說，蘇納克在高盛工作兩個月，抵得上在Downing Street幹一年。而且Rishi Sunak的“兼職”還不止高盛這一項。據披露，他還在人工智慧公司Anthropic和科技巨頭微軟擔任顧問職務：cr. BBC也許你會好奇，Rishi Sunak是有何過人之處？讓這麼多巨頭為之傾倒？🙋‍♂️Sunak於2000年在高盛擔任投資銀行的暑期實習生，2001年至2004年擔任分析師。之後，他加入億萬富翁Chris Hohn的兒童投資基金，從而進入了避險基金行業。在金融圈輾轉至2015年成為一名議員開啟職業生涯。擁有金融背景是一方面，但對企業來說，像Rishi Sunak這樣的人最大的價值，從來不在於具體干多少工作，而在於兩樣東西：對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獨特見解人脈網路和全球影響力行業最擔心的其實不一定是競爭，而是政策變化，比如AI監管如何制定、跨國資料如何流動等問題。像Sunak這樣做到首相的人，很可能曾直接參與過這些政策的制定或討論，因此他的價值自然遠超普通顧問。cr. LinkedIn再者，在國際商業世界裡，有時候一通電話的價值比一份商業計畫書還大，Sunak的人脈資源和影響力對資本市場來說，是一種極強的背書。英國金融圈其實有非常多類似情況的“顧問”，比如：Citi聘請英國前外交大臣William Hague擔任顧問；英國前首相James Gordon Brown是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全球顧問委員會成員；英國前首相Tony Blair在2008年卸任後不久就加入了摩根大通；Goldman Sachs還曾聘請前歐洲央行行長、義大利前總理Mario Draghi；……這些政界大佬進入金融圈後的收入，也常常成為業內茶餘飯後的談資。除了Sunak，上一個被媒體廣泛報導的是來自BlackRock的George Osborne：cr. BBCGeorge Osborne在2010-2017年擔任英國財政大臣，從2017年2月到2021年初，他一直在BlackRock投資研究所工作，提供有關歐洲政治、中國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見解，據報導，他每月工作大約四天，年收入為65萬英鎊。等等，如果我們只盯著Rishi Sunak和George Osborne的天價時薪，可能會錯過更有意思的問題👉在英國的投行圈裡，真正的“鈔能力者”到底是誰？畢竟Rishi Sunak和George Osborne拿的是“顧問費”，他們的價值在於人脈和履歷，而不是親手操盤交易。投行dealmaker，金融界真正有實力的存在政界大佬們靠“刷臉”賺錢，但真正改變商業世界的，從來不是顧問或政客，而是那些在幕後推動百億級交易的dealmaker。下面這些人才是靠真刀真槍的deal-making能力，站上投行食物鏈的頂端。1 金字塔尖：年薪破千萬英鎊的MD們根據2025年倫敦投行薪酬指南，頂尖投行Managing Director (MD) 的年總收入可以輕鬆突破200萬英鎊，而站在金字塔最頂尖的“Rainmakers”，年收入能衝到500萬甚至1000萬英鎊以上 。什麼概念？Sunak的110萬英鎊顧問費，在這些真正操盤交易的人面前，大概只夠付個零頭。來看看具體的資料（倫敦地區，2025年）：資料來源於Canary Wharfian注意，這還只是“平均”水平。對於頭部投行，如Goldman Sachs, JPMorgan的頂級MD，他們的Material Risk Takers平均薪酬可以達到130萬-140萬英鎊。而那些能帶來巨額交易的行業大佬，收入更是沒有上限。2 交易狂人：百億英鎊操盤手實錄真正讓這些MD拿天價獎金的，是他們親手簽下的、動輒百億英鎊的deal。來看看英國投行圈的幾個經典案例：Schroders百億收購今年2月，市場曾傳出美國資管巨頭Nuveen有意以約99億英鎊收購英國資產管理公司Schroders。此次合併後，雙方管理的資產總額將接近2.5兆美元。這筆交易將打造全球最大的主動型資產管理公司之一。BNP Paribas是Nuveen在該交易中的獨家顧問。參與這筆交易的投行家有：英國諮詢業務主管Kirshlen Moodley近期晉陞的英國金融機構業務主管Jolyon Luke英國銀行業務諮詢主管Rasvi Ahmed負責保險業務的Marco De Rossi在倫敦投行圈裡，Kirshlen Moodley是一位非常典型的“老牌併購銀行家”。他早年在JPMorgan的併購團隊工作，長期參與歐洲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的M&A交易，並擔任EMEA股東事務與併購資本市場負責人。cr. LinkedInKirshlen Moodley參與的交易還包括：2025年TRIG與HICL合併提案：領導團隊為Renewables Infrastructure Group (TRIG)提供諮詢，擬與HICL Infrastructure進行價值約53億英鎊的合併。Glennmont Partners收購案：在法巴銀行期間，參與了支援Nuveen收購可再生能源基金管理人Glennmont Partners的相關諮詢工作。Royal Dutch Shell收購BG Group2015年，能源巨頭Royal Dutch Shell宣佈以約700億美元收購英國天然氣公司BG Group，這是當時全球能源行業最大的一筆併購交易之一，也是英國企業歷史上最重要的併購案之一。像這樣700億美元等級的併購，背後必然是頂級投行陣容。買方（Shell）顧問：Bank of America和Goldman Sachs賣方（BG Group）顧問：Lazard和Robey Warshaw在這筆交易中，被認為最關鍵的dealmaker之一，是英國最傳奇的併購銀行家Simon Robey。Simon Robey是英國最著名的M&A顧問之一，曾任Morgan Stanley聯席主席，後創辦精品投行Robey Warshaw，他在2025年以1.46億英鎊的價格將其公司出售給了Evercore。他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參與了總價值超過2兆美元的交易。例如：Reckitt Benckiser收購美贊臣Mead Johnson：金額約179億美元，Robey Warshaw在其中擔任了主顧問。Aviva合併Friends Life：是他在Robey Warshaw早期參與的重要併購案。Unilever防禦戰：曾協助聯合利華防禦Kraft Heinz發起的1430億美元惡意收購提案。留學生想進英國投行，最重要的步驟是？當我們把目光從這些動輒百億英鎊的交易拉回現實，一個很多留學生都會問的問題也就浮現出來了：這些在倫敦金融城操盤交易、年薪幾百萬甚至上千萬英鎊的銀行家，他們當年到底是怎麼進入這個行業的？答案其實並不神秘。無論是今天在投行擔任顧問的Rishi Sunak，還是參傳奇併購銀行家Simon Robey，他們職業生涯最開始的身份，都和現在很多留學生一樣——Investment Banking Analyst。留學生進入英國投行的典型路徑對於很多留學生來說，如果想在畢業後進入倫敦金融城工作，基本都要遵循一條非常典型的路徑：Spring Week → Summer Internship → Full-time在英國投行體系裡，Spring Week往往是進入行業的第一道門檻。表面上看，它只是一個為期幾天的體驗項目，讓學生瞭解公司的業務和文化，但在企業內部，Spring Week更像是提前建立人才pipeline的重要環節。表現優秀的學生，往往會被直接邀請進入第二年的暑期實習終面通道，而如果暑期實習表現達到預期，畢業前就有機會拿到Return Offer，順利進入投行工作。因此，對於很多希望進入高薪行業的英國留學生來說，求職節奏往往從大一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但與此同時，金融城的競爭也在不斷加劇。一方面，英國工簽薪資門檻已經提高到41700英鎊，而投行正是少數能夠穩定提供這一薪資水平的行業之一，因此自然成為大量國際學生最集中的求職方向。另一方面，企業的招聘時間也在不斷提前。以今年為例，2026年的Spring Week申請最早在2025年7月就已經開放，對於很多秋季入學的留學生來說，項目開放時甚至還沒有正式入學。如果等到大一開學後才開始瞭解Spring Week，很可能已經錯過了最佳準備窗口。正因為如此，能夠在Spring Week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學生，往往是在入學之前就已經開始準備申請材料，並提前進入求職節奏。(WallStreet Tequila)

川普陣營內部對伊朗戰事的不滿之聲，開始擺到了檯面上。據《金融時報》14日報導，川普的人工智慧與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戴維·薩克斯，近日在播客節目中公開呼籲，美國應盡快從當前局勢中“尋找脫身途徑”，以“宣佈勝利”的方式收場，避免衝突陷入長期化。在本週五上線的《全情投入》（All-In podcast）播客節目中，作為聯合主持人的薩克斯直言不諱道，“我們已極大程度地削弱了伊朗的軍事能力，此刻正是宣佈勝利、抽身離場的最佳時機。”他還補充稱，這一舉措 “顯然是（金融）市場所期待的結果”。在節目中，薩克斯同時坦言，推動局勢降溫，或許需要與德黑蘭方面達成停火協議，或是通過談判實現某種形式的和解。值得一提的是，薩克斯與馬斯克等多名矽谷億萬富豪交往密切。他此番發聲之際，隸屬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塔斯尼姆通訊社，剛剛公佈了一份將亞馬遜、甲骨文等美國科技企業列為潛在打擊目標的名單。報導指出，這是川普政府高層首次公開發出對這場戰事的不滿訊號。作為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的核心人物，薩克斯的這一公開表態，也揭露出該陣營內部存在的反戰情緒。截至目前，白宮方面與薩克斯本人均未對此作出回應。而川普則在“真實社交”最新發佈的貼文中繼續嚷嚷著，“那些假新聞媒體不願如實報導美軍在對抗伊朗的行動中所取得的輝煌成果。伊朗已徹底戰敗，迫切希望達成協議——但絕不會是我能夠接受的協議！”戴維·薩克斯 節目視訊截圖《金融時報》報導稱，川普在本月曾公開表態，聲稱美國可以“永遠”與伊朗對峙，這一言論隨即引發了MAGA陣營內一眾核心人物的強烈反對。這些人當初投票支援川普，部分原因本就是看中他承諾終結海外戰事。在此之後，川普雖然告訴記者，戰爭可能“很快”結束，但在週五他又宣稱，美國已經“徹底摧毀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樞紐哈爾克島上的“每一個軍事目標”，但沒有摧毀該島上的石油基礎設施。他繼而發出威脅稱，如果伊朗採取任何行動干擾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自由安全通行，“我將立即重新考慮這一決定”。在播客節目中，眾人談及美國進一步打擊伊朗相關基礎設施的可能性。薩克斯對這一做法的潛在後果表達了明確擔憂。他表示，伊朗相當於手握一個關乎海灣國家經濟命運的“生死開關”，衝突升級不僅會擾亂能源市場，還會破壞地區經濟穩定。他同時透露，華盛頓內部部分派系，尤其是共和黨陣營中的一些勢力，正在鼓吹對伊朗採取進一步的升級舉措，而這種做法很可能在整個中東地區引發一連串危險的連鎖後果。薩克斯描繪了一種可能的發展態勢：如果伊朗更多能源基礎設施遭到襲擊，德黑蘭方面可能會轉而打擊海灣地區各國的油氣基礎設施，繼而襲擊為整個地區供應飲用水的海水淡化廠，“那樣將會是一個更為糟糕的結果。”“阿拉伯半島約有1億人的飲用水都來自海水淡化設施。”他警告說，這類襲擊一旦發生，可能引發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與經濟動盪，“那將是一個真正災難性的局面”。報導提到，薩克斯長期以來一直反對美國的海外干預行動，也曾公開反對美國進一步介入烏克蘭戰事。談及此次衝突，他將以色列列為“最大的潛在爆點”。“如果這場戰事持續數週甚至數月，以色列或將面臨覆滅的風險，”他表示，“其防空體系可能會徹底耗盡……到那時，我們還得擔心以色列會不會考慮動用核武器，讓戰事進一步升級。”薩克斯強調，即便當前軍事行動愈演愈烈，美國政府仍應冷靜思考，衝突的進一步升級究竟能否推動美國實現戰略利益，還是只會讓衝突在整個中東地區進一步擴散。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已持續兩週，美方陷入戰爭泥潭的風險持續上升，戰局走向明顯偏離預期。但就如何從這一尷尬處境中脫身，白宮內部正上演一場複雜角力。據路透社13日報導，一名川普顧問及其他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至少有三方勢力試圖影響川普對伊朗戰局的決策：首先是美國財政部、國家經濟委員會等部門的經濟顧問與官員。他們警告川普，美以聯合打擊伊朗可能推高汽油價格，令美方付出政治代價，並迅速削弱國內民意支援，敦促其盡快抽身。消息人士稱，白宮辦公廳主任蘇珊·威爾斯、負責立法、政治和公共事務的副幕僚長詹姆斯·布萊爾等政治顧問也持相同觀點，重點關注汽油價格上漲帶來的政治影響，呼籲川普“見好就收”，狹義界定勝利，釋放行動有限、即將結束的訊號。2月28日，川普在海湖莊園，與白宮幕僚長威爾斯和國務卿魯比奧就伊朗軍事行動進行交談。白宮以林賽·格雷厄姆、湯姆·科頓為代表的共和黨鷹派則要求維持軍事攻勢，徹底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並強力回應針對美軍與航運的襲擊。第三股力量來自川普的民粹主義基本盤，以及前“軍師”史蒂夫·班農、保守派媒體人士塔克·卡爾森等人。他們要求避免美國陷入另一場曠日持久的中東衝突。報導稱，正是由於試圖同時討好不同派系，川普關於伊朗行動的公開聲明才經常出現前後矛盾、顛三倒四的情況。一名川普顧問如此形容：“他想讓鷹派相信行動仍在繼續，讓市場相信戰爭可能很快結束，讓基本盤相信衝突不會大幅升級。”美媒還提到，戰前曾警告經濟衝擊卻被忽視的政治與經濟顧問，本週在推動川普安撫市場、抑制油氣漲價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川普很快開始在公開表態中淡化戰爭影響，強調美方為“短期行動”，並堅稱油價上漲是暫時性的，以平息外界對無限期衝突的擔憂。消息人士透露，部分核心幕僚建議他以宣告“軍事勝利”的方式體面收場。在美方敘事中，川普可以吹噓，多輪美以空襲已造成包括多名伊朗高層的約2000人死亡，摧毀了伊朗彈道導彈庫、重創其海軍，並削弱其向中東武裝代理人提供支援的能力。不過，伊朗通過加大對海灣油輪與運輸設施的打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推高國際油價，嚴重抵消了美方的軍事戰果。一旦伊朗持續封鎖導致美國國內油價大幅上漲，川普將面臨更大政治壓力，甚至可能為保住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的國會席位，被迫提前結束軍事行動。此外，伊朗不僅頑強抵抗、挺過了美以聯合打擊，還展現出有效反擊並重創以色列、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再加上其領導層被普遍認為並無崩潰風險，這也會讓川普單方面“宣佈勝利”的說服力大打折扣。 (觀察者網)

近日，曾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顧問的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如今掌管著巨額資本的華爾街老兵，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引發華盛頓與華爾街劇烈震動的評論文章——《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We Are Not Winning》（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這就好比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在視察完對手的營地後，回到大本營說的第一句話不是“優勢在我”，而是“我們可能要輸了”。拉特納是典型的美國建制派精英，華爾街的資深投資人。他最出名的戰績，應該是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汽車業瀕臨崩潰（通用、克萊斯勒可能倒閉），歐巴馬任命拉特納領導總統汽車特別工作組，負責拯救汽車產業，因此他獲得了Car Czar（汽車沙皇）的稱號。他的視角，代表了美國一部分清醒的實權派開始正視一個事實：在實體經濟、高端製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硬碰硬中，美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敗給中國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01被“去魅”的美國優越感電動汽車、AI、醫藥拉特納的焦慮，始於視覺上的衝擊。他提到了小米汽車的工廠，看到了“龐大的機械裝置像機械恐龍一樣，將裸露的鋁板精準地拼裝成汽車車身”；體驗了只需1.5萬美元就能買到的具備高階智駕功能的電動車，他還在大廳裡，他看到了一輛外形酷似保時捷的黃色跑車（小米SU7 Ultra）……而它們的背後，是令底特律窒息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產效率。請注意這個比喻——“機械恐龍”。這個“汽車沙皇”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規模的驚嘆，更是對工業統治力的敬畏。拉特納還參觀了一家機器人公司，那裡生產的機器像“塑料兒童玩具”般靈活，卻能以驚人的速度完成複雜的分揀任務。文章提到了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認輸時刻”——吉姆·法利在去年夏天公開承認，中國的電動車技術“優於”美國，並感嘆這是一種“最令人謙卑的超越”。甚至，福特自己不得不考慮調整其王牌產品F-150電動皮卡的生產計畫。為什麼？因為他們發現，即便加上關稅，也擋不住那種系統性的競爭力。如果說製造業的差距還可以用“先發優勢”來解釋，那麼在AI領域的追趕，則是拉特納最不願看到、卻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在華盛頓的設想中，只要鎖死了高端晶片（GPU）的出口，中國的AI發展就會被鎖死在石器時代。但拉特納指出了一個被美國決策層嚴重忽視的盲點：算力的盡頭，是能源。“中國擁有人工智慧所需的另一關鍵資源——電力。中國的發電能力是美國的兩倍多，一些資料中心的用電成本僅為美國的一半。”當矽谷的科技巨頭們因為老舊的電網和漫長的環保審批而在這個冬天瑟瑟發抖時，中國正在利用國家主導的基建能力，為AI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斷的“血液”。拉特納特別提到了DeepSeek。它以驚人的速度和極低的成本迅速崛起，這背後，是中國工程師的“暴力美學”。文中說“人力資本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我見到了無數年輕創業者，他們的精力至少可以與矽谷同行匹敵，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甚至仍然睡在辦公室。”這場AI競賽，歸根結底是“我們的中國人”對陣“他們的中國人”……更讓拉特納感到不安的是醫藥領域的逆轉。幾年前，中國還在求著買西方藥品的授權；如今，中國向外授權（Out-licensing）的新藥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進入中國的數量。中國已經從一個“模仿者”變成了一個“原創者”：當你的對手開始向你輸出智慧財產權時，任何簡單的封鎖策略都將失效。經濟學人：不僅是AI，中國醫藥也在驚豔世界……長期以來，美國習慣用名義GDP來衡量國力。在那個維度上，美國依然遙遙領先。但拉特納文中隱含著的還有這兩個維度的競爭：1, “位元”的競爭（Bits）：軟體、金融、網際網路演算法。美國依然是霸主。2，“原子”的競爭（Atoms）：鋼鐵、能源、汽車、造船、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形成了碾壓優勢。拉特納的焦慮在於他意識到：一個國家不能只靠印鈔票和寫程式碼生存。當戰爭、瘟疫或供應鏈危機來臨時，你需要的不是華爾街的衍生品，而是口罩、抗生素、炮彈和變壓器。中國的雙軌制經濟——一個相對疲軟的消費端，和一個極其強悍、甚至“產能過剩”的生產端——正在重塑全球貿易流向。美國人驚訝地發現，他們眼中的“產能過剩”，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表現為“極具性價比的工業普惠”。5000億美元的真相：西方眼中的“產能過剩”，其實是中國給全人類的“工業紅利”……02金融資本V.S.產業資本拉特納在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產業政策。這句話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無異於一種“離經叛道”。那為什麼他還會這麼說？因為中美經濟的底層驅動力的不同，而且美國精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首先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利潤的短期化。過去40年，美國企業的核心KPI是“股東回報率”。波音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波音曾是工程學的奇蹟，但在過去十年，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而不是用於研發下一代客機或改進質量控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艙門脫落、信任破產。波音787印度墜機，247條生命的背後，警惕金融對製造業的異化……相比與美國，中國的“產業資本”造就的是規模的極致化。中國的邏輯是“國家意志+殘酷的市場競爭”。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政府確立了賽道，通過補貼通過前期引導，然後讓成百上千家車企在市場中廝殺（“卷”）。這種“卷”雖然造成了資源浪費（倒閉了多少新勢力？），但活下來的倖存者（如比亞迪、理想、寧德時代）練就了世界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比亞迪刀片電池拉特納看懂了這一點：中國的“浪費”是在為產業升級交學費，而美國的“效率”（指砍掉研發搞分紅）是在透支未來。他提到中國在電網、綠能上的投入，這些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極強但短期回報率低的基礎設施。美國私人資本不願投，但中國投了。結果是，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廉價、最穩定的工業能源網路，這成為了中國製造業新的護城河。03關稅的詛咒文章中，拉特納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表達了失望。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在建構一條毫無意義的馬奇諾防線。“儘管實施了關稅，我們並沒有贏得貿易戰。”拉特納擺出了一個天文數字：去年，亞洲的貿易順差創下了1.2兆美元的紀錄。為什麼關稅失效了？拉特納敏銳地觀察到：“許多中國商品只是通過中間國家轉運後再進入美國市場。關稅在到達美國海岸之前就被稀釋了。”比如，美國對中國加征100%的電動車關稅，能阻止比亞迪崛起嗎？不能。因為比亞迪會去墨西哥、匈牙利、巴西、泰國建廠。中國商品正在通過越南、墨西哥等“中間國”洗澡後進入美國，或者直接佔領非美市場。美國市場雖然大，但只佔全球人口的4%。中國企業正在學會如何在沒有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生存，並活得很好。關稅只是幻象，中國的全球出口潮可能才剛剛開始……此外，當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達到30%甚至50%時，任何關稅都只是在懲罰本國消費者。拉特納提到的1.5萬美元的優質電車，如果引入美國，將是對美國通膨的巨大平抑。但美國為了保護底特律（傳統車企），選擇了拒絕，這導致了一個荒誕的結果：美國為了“國家安全”，讓國民用著更貴、更落後的產品，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更諷刺的是，美國關稅的目的非但沒有達成，反而倒逼了中國的全產業鏈突圍：過去，中國企業樂於做組裝，買美國的晶片和裝置。但現在，從光刻膠到作業系統，中國正在建構一個“去美化”的備份系統，為國產替代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Financial Times：為什麼說，中國正在讓貿易變得“impossible”？04美國想學但可能學不會對此，拉特納的建議是——抄中國作業！比如他呼籲美國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呼籲政府直接干預戰略行業（如《晶片與科學法案》），呼籲扭轉對科學投資的削減，甚至呼籲重新發展本土採礦業。但事實是，美國學不會。這並非美國缺乏聰明人，而是政治體制和利益集團的結構性鎖死。首先，產業政策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但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眾議員2年一選，誰願意在這個任期種樹，讓下個任期的對手乘涼？加上各個利益集團的撕逼，比如環保組織可以阻礙鋰礦開採十年；工會（UAW）可以阻礙電動車工廠的自動化處理程序；NIMBY（鄰避主義）可以阻止輸電網路的建設。在中國，當國家決定發展AI或電力時，資金、土地、綠燈隨之而來。而在美國，拜登的《晶片法案》雖然撥了錢，但因為各種環評、勞工要求，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的進度一拖再拖，成本是台灣的三倍。還有一點，美國現在缺少合格的工程師，這種斷層，不是靠幾千億美元補貼就能在三五年內補回來的。雖然拉特納在文中大讚中國，但也提到，中國模式並非無懈可擊。地方債務問題限制了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能力；內需不足迫使產能必須外溢；此外，雖然在工程應用端（從1到100）中國無敵，但在原始創新端（從0到1），能否持續湧現顛覆性技術，依然是未知數。但不管如何，當對手的精英階層開始認真研究你的優點並試圖模仿時，意味著博弈將進入深水區。美國不再輕敵，未來的遏制將更加精準和系統。真正的比賽，或許才剛剛開始。誰能更好地解決國內的分配問題，誰能持續激發年輕人的創造力，誰才是下一個周期的贏家。 (TOP創新區研究院)

美國總統川普對提名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擔任聯準會主席表現出猶豫態度，希望哈塞特繼續擔任白宮顧問，這進一步加大了其尋找下一任聯準會主席的不確定性。當地時間周五，川普表示，如果哈塞特離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一職，將會使政府失去一位在經濟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之一。哈塞特此前一直被視為接替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的主要人選。川普在白宮的一場活動中對哈塞特說道：說實話，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我其實希望你繼續留在現在的位置上。如果我把他調走，這些聯準會的人，當然，包括我們現在這位，他們並不怎麼對外發聲。我會失去你。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嚴肅的擔憂。川普在談到哈塞特時說，“我們不想失去他，看看最終會如何發展吧。”川普的這番表態後，分析人士立即猜測，沃什成為下任聯準會主席這一職位的領跑者。Evercore ISI央行策略主管Krishna Guha在致客戶的報告中表示，這一消息將“把沃什直接推到接替鮑爾出任聯準會主席競爭中的首要位置”。據媒體此前報導，川普上個月在一次採訪中對沃什印象深刻，並在假期期間告訴同事，他被沃什的才智和英俊外表所折服。在川普發表上述言論後，美元從盤中低點反彈、小幅走高，而股市則由漲轉跌：現貨黃金日內跌幅達1.5%，報4546.43美元/盎司。標普500跌0.18%，納指跌0.2%，半導體指數漲幅縮小至0.8%。兩年期美債收益率漲幅擴大至2.6個基點，刷新日高至3.59%上方。美元指數短線從99.20點下方反彈，重返99.33一線。川普填補聯準會職位空缺的努力，已經在美國參議院遭遇阻力。根據程序，總統的提名人選需要獲得參議院確認。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重要共和黨成員、參議員Thom Tillis表示，在司法部針對聯準會的調查結束之前，他將反對總統的任何提名。其他一些共和黨參議員也對這項調查表示反對。對聯準會發出傳票的舉動，顯著升級了川普政府與聯準會在貨幣政策問題上的衝突。鮑爾將這項調查斥為白宮試圖削弱央行獨立性的“幾乎不加掩飾的手段”。而政府官員則為這項調查辯護，稱這是確保納稅人資金得到妥善管理的必要步驟。川普在周五的講話中並未提及上述爭議，但表示其人選仍未最終敲定。他近期曾表示，計畫在未來幾周內宣佈聯準會主席的提名人選。去年年底，哈塞特曾被川普的顧問團隊視為該職位的最有力競爭者。但川普仍在持續考慮其他候選人。在本周早些時候接受採訪時，川普表示，他正在考慮包括哈塞特以及前聯準會理事凱文·沃什（Kevin Warsh）在內的多位人選。“這兩個凱文都非常優秀。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不錯的人。”據媒體報導，貝萊德（BlackRock Inc.）高管裡德爾（Rick Rieder）周四現身白宮，並與總統及高級政府官員就該職位進行了面談。現任聯準會主席鮑爾的任期將於5月15日結束。此次遴選工作由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主導，而川普此前表示，貝森特已主動退出對該職位的考慮。川普尋找新任聯準會主席之際，貨幣政策制定者正處在一個極為微妙的時點，美國經濟正向相反方向拉扯著他們。2025年就業資料顯示出疲軟跡象，促使聯準會官員們下調利率，聯準會內部也有人呼籲進一步降息以支撐就業市場。但與此同時，通膨仍頑固地高於央行2%的目標水平，多位政策制定者表示，現在應當按兵不動，確保貨幣政策繼續對通膨形成下行壓力。外界預計，新任聯準會主席上任後將尋求進一步降息，這與川普的意願一致。但其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內建立共識的能力可能面臨挑戰。如果鮑爾在主席任期結束後選擇繼續留任理事，這種複雜性將進一步加劇。近期美國司法部的傳票行動也加大了市場對鮑爾可能這樣做的猜測，他作為理事的任期將持續至2028年1月。 (華爾街見聞)

信任金融機構的文化差異Joe 盧, CFA | 2025年11月1日摘要多數台灣民眾傾向信任大型銀行，因為文化規範和嚴格的監管，培養了對老牌金融機構的信心。相較之下，多數美國人對各大銀行抱持懷疑態度，尤其在2008年後，利益衝突和不當銷售有毒抵押貸款證券的事件，暴露了銀行激勵機制與客戶利益的不一致。此反彈促使多數美國人轉向獨立、具備信託責任、以費用為基礎的註冊投資顧問(RIA)，這類顧問強調透明度和客戶利益一致。台灣的銀行主導了基金分銷和零售投資管理。儘管金管會有嚴格的規定和必要的揭露要求，但過去的案例顯示利益衝突仍可能發生。對台灣散戶投資者的啟示是「信任，但要驗證」：確認您顧問的信託責任和薪酬結構、避免過於複雜的產品、尋求第二意見，並積極參與財務決策。台灣第二大城——高雄市的天際線。此城市近期啟動了一個財富管理示範區，旨在吸引國際金融機構進駐超過700人已在我們的LINE上追蹤。加入我們，即可獲得我們的趨勢指標矩陣™ 市場監察員！當我與台灣一般投資者交談時，我注意到一個顯著的差異，那就是他們對金融機構的信任程度。在台灣，大型銀行和知名金融品牌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公眾信心。許多台灣投資者本能地相信大型銀行能安全地管理他們的資金並提供建議，這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民眾對大型銀行的信任度急劇下降，至今仍相對較低。舉例來說，世界經濟論壇在2015年的一項調查中，美國公民對其銀行體系的信心僅排名第49位（英國則為第89位）——這反映了美國人在2008年後如何對銀行失去信任[1]。事實上，到2008年底，只有約20%的美國人對美國銀行抱有高度信心[2]，這與過去幾十年相比是急劇的下降。公眾對銀行信任度隨時間的變化（美國 vs. 台灣）資料來源：Gallup, Business Insider從文化上講，美國人通常為「小人物」喝采，並對大型機構抱持懷疑，特別是當他們懷疑這些機構可能將利潤置於民眾之上時。相較之下，在台灣，社會規範傾向於尊重權威和老牌機構。集體主義和較高的權力距離等文化因素，可能會促使人們對知名銀行產生更大的信任。關於東亞金融行為的研究發現，「信任」是消費者的一個關鍵因素，並受到集體主義文化的顯著影響[3]。一項針對台灣和南韓銀行保險業務銷售的研究表明，消費者從其銀行購買金融產品的意願，受到感知價值、形象、滿意度和信任的驅動——且值得注意的是，高度集體主義的文化背景增強了這些銀行關係中的信任和滿意度[3][4]。簡言之，台灣投資者往往對大型金融品牌抱持「姑且相信」的態度，假設它們會正當行事。台灣穩定的銀行業環境強化了這種對老牌銀行的信心；本地銀行受到嚴格監管，且普遍未經歷過西方那種規模的倒閉事件。因此，許多台灣人將大銀行視為安全、信譽卓越且標準高的機構，值得他們的信賴。然而，文化上的信任可能是一把雙面刃。盲目地聽從大型機構，可能會使投資者較不傾向於質疑建議或注意到利益衝突。在美國，慘痛的經驗教會了投資者要更加謹慎。美國人清楚地記得，華爾街的巨頭們並非總是能對得起人們賦予他們的信任——這個教訓值得台灣投資者客觀地審視。2008年危機：利益衝突侵蝕了美國的信任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一個分水嶺，粉碎了美國大眾對大型銀行的信任。主要的銀行和投資機構被發現從事損害其客戶利益的自我交易和利益衝突行為。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些銀行明知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及相關產品品質低劣，卻仍將其產品化並出售給投資者——包括它們自己的財富管理客戶。在美國司法部的和解協議中，高盛(Goldman Sachs)承認在2000年代中期出售的證券存在誤導性，背後包含了有毒抵押貸款[5]。聯邦調查人員指出，銀行業在銷售這些產品時普遍存在「欺詐行為」[6]。本質上，幾家大型銀行正在承銷高風險的抵押貸款債券，同時又將其作為安全的投資品，向信任它們的客戶推銷。當這些證券價值崩潰時，不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摧毀了公眾對銀行諮詢服務誠信的信心。正如一份報告總結的那樣，美國的銀行揮霍了信任，它們向客戶保證有瑕疵的抵押貸款債券是穩健的——而與此同時，銀行卻從銷售中獲利[5][6]。次貸危機的慘敗使美國人敏銳地意識到，大型銀行的利益可能與個人投資者的利益產生衝突。美國投資者逐漸意識到，大銀行或券商的「理財顧問」，不過是穿著體面西裝的銷售代表——通常靠佣金來推銷銀行的產品或達成業績目標。這種利益衝突在許多傳統的財富管理模式中是固有的。正如世界經濟論壇指出的，「銷售金融產品的佣金激勵制度，會產生不利於投資者的利益衝突。」[7] 受僱於銀行的顧問可能會傾向於推薦能最大化其費用或其雇主利潤的產品，而非真正適合客戶的選擇。一種常見的做法是「雙重收費」(double-dipping)，即公司的內部顧問銷售公司自家的基金或結構型產品；不出所料，這種設置構成了「固有的利益衝突」，因為如果銀行能引導客戶購買其自家的高利潤產品，它就能賺取更多利潤[8]。在2008年之前的幾年裡，此類衝突猖獗——而許多美國客戶為此付出了代價。RIA成長 vs. 銀行體系券商市佔率 (2008–2025)資料來源：Advisor Perspectives這些揭露所引發的反彈，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的財富管理格局。投資者開始尋求與華爾街大型企業無關的獨立顧問和替代方案。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獨立的註冊投資顧問(RIA)和只收費(fee-only)的理財規劃師的崛起。與銀行的傳統經紀人不同，美國的RIA以信託人(fiduciaries)的身份運作，在法律上有義務將客戶的利益置於首位。這種模式通常向客戶收取固定或基於資產的費用，而非佣金，對那些被大銀行具衝突性的建議所傷害的美國人很有吸引力。事實上，RIA通路已見到爆炸性的增長。到2023年，獨立RIA管理的資產已翻倍至近20兆美元，成為美國財富管理中增長最快的部分[9]。投資者正優先考慮「費用透明度和信託責任建議」，並獎勵那些與其利益一致的顧問[10]。簡言之，美國對「大公司」的信任在2008年受到重創，許多投資者的反應是給予新進者和獨立顧問一個贏得他們信任的機會。「信任，但要驗證」的健康懷疑精神，現已深植於許多美國人選擇理財顧問的方式中。美國理財顧問模式比較資料來源：SEC台灣對大型銀行的信任 – 標準高，但須提防利益衝突在台灣，環境則大不相同。本地銀行在2008年並未引發本土的金融危機，且它們普遍保持著穩健的紀錄。台灣的監管機構對銀行實施嚴格的監督，整體金融體系也保持穩定和韌性[11][12]。這種強力的監督，無疑有助於民眾與主要銀行打交道時的安心感。台灣的財富管理市場主要由大型銀行主導——這是信任的一個明顯指標。在台灣，超過80%的共同基金投資是透過銀行的分銷通路銷售的，遠遠超過任何獨立的理財顧問或券商[13]。對許多台灣投資者而言，他們尋求投資產品或建議的第一站（且往往是唯一一站）就是他們的銀行。依賴銀行的客戶關係經理或理財顧問，來指導從保險到共同基金等一切事務是很常見的。人們的假設是，一家大型、知名的銀行會提供穩健的建議，並保障個人的利益。台灣2008年後金管會監管查核清單資料來源：金管會法規這種信任關係，加上嚴格的監管，至今為止防止了像華爾街崩盤那樣規模的重大醜聞。台灣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在許多方面對銀行實施了「更高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後，金管會為財富管理引入了新的消費者保護規則。例如，頒布了《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以遏制複雜產品的不當銷售。現在，台灣的銀行必須以中文提供完整的風險揭露，明確告知投資者產品是否保本，甚至必須在錄音的情況下，向客戶大聲朗讀風險揭露文件[14]。這些措施突顯了監管機構理解濫用的可能性，並已採取行動，透過增加透明度和問責制來鞏固信任。本質上，銀行受到良好監督：銀行的任何私人財富顧問或信託經理，都被期望遵循嚴格的規程，這有助於維持公眾的信念，即「這家大銀行正為我做正確的事。」然而，高標準並不意味著零利益衝突。即使在台灣較為保守的銀行文化中，根本的激勵問題仍可能潛伏在表面之下。在2008年後的改革之前，台灣的銀行曾透過信託帳戶，在沒有太多監督的情況下，自由地向零售客戶銷售各式各樣的境外結構型票據和衍生性金融商品[15]。許多一般投資者從其銀行的財富管理部門購買了複雜的產品（如信用連結票據或結構型票據），卻未完全理解其風險。當全球危機來襲時，這些產品的價值暴跌，導致了重大的損失和爭議。事實上，在2000年至2013年間，台灣投資者就結構型票據的疑似不當銷售，提起了超過300件訴訟[16]。這波法律行動顯示，即使在台灣，一些銀行顧問也曾推銷客戶不理解或真正不需要的產品。此事件的後續影響促使監管機構收緊規則，如上所述，但它是一個警世故事：利益衝突確實存在——只是在壓力揭示它們之前，它們較不為人所見。此外，台灣主要銀行的私人銀行理專，通常仍是領取薪資並有銷售目標的員工，他們經常因分銷銀行核准的金融產品而獲得獎金或佣金。存在著一種推銷產品和達成銷售目標的內在壓力，這可能會使您收到的建議產生偏見。顧問或許並非公然欺詐，但他們可能會利用銀行享有盛譽的品牌來贏得您的信任——然後巧妙地引導您購買銀行想要銷售的投資產品，而偏離了您的最佳利益。當一位顧問將自己定位為由知名機構支持的專家時，心理上的影響力可能很強。簡言之，台灣的銀行享有良好的信譽與信任，且通常依法運作。然而，投資者應記住，銀行也是企業。一家大銀行的優先考量是其股東利益和實現獲利，這有時可能與客戶的最佳利益相衝突。具衝突性的建議——例如在一個更便宜的指數基金就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被推銷一個高費用的基金，或者被慫恿頻繁交易——如果投資者從不質疑其銀行的建議，就可能發生。從美國以及一些本地的經驗中學到的教訓是，健康的懷疑和盡職調查是必要的，即使是與一家信譽良好的銀行打交道時也一樣。信任，但要驗證。給台灣投資者的建議保持一種正式、分析性的態度，意味著在信任與謹慎之間取得平衡。以下是一些值得考慮的建議：驗證資格與信託責任： 確保您的理財顧問具備良好資格（尋找證照或執照），並詢問他們是否對您負有信託責任。在美國，RIA依法必須將客戶利益置於首位；在台灣，詢問顧問是獨立的，還是與銷售業績掛鉤。與真正合格的專業人士合作，意味著與一位將您的目標置於推銷產品之上的人合作。了解您的顧問如何獲得報酬： 務必釐清其激勵結構。如果您與銀行的財富管理部門打交道，他們是否因銷售某些基金或保險而賺取佣金或獎金？佣金制度本身就會造成利益衝突——正如一份全球分析所言，這種「激勵分銷商銷售對其自身有利的產品」而不是對投資者有利的產品[17]。盡可能考慮採用只收費模式的顧問（只需支付透明的費用）。此類顧問費用只由您支付報酬，而非由產品提供者支付，這促使他們以您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行事[18]。警惕「好到不真實」的產品： 如果一位銀行顧問推薦一個承諾高報酬的複雜產品（例如結構型票據、奇異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或任何您難以理解的投資），請暫停並仔細審視。低風險高報酬的產品並不存在；總有蹊蹺。要求以書面形式提供所有費用和風險。請記住，在2008年之前，許多投資者（包括在台灣）被推銷了表面上「安全」的高收益產品，而這些產品後來都崩盤了。不要猶豫提出尖銳的問題——如果解釋充滿專業術語，或者顧問對風險輕描淡寫，那就是一個警訊。分散您的建議來源： 正如您分散投資一樣，考慮分散您獲取建議的來源。您不必放棄您的銀行——但尋求獨立理財規劃師的第二意見，或自己做研究是明智之舉。外部顧問可能會提供不同的觀點，相互比較可以揭示您銀行的建議是否真的具有競爭力。在美國，獨立顧問之所以增長，是因為他們通常提供更客製化、以客戶為中心的建議[10][9]。在台灣，獨立顧問服務仍在興起，但您仍然可以諮詢那些不與銷售單一銀行產品掛鉤的持牌理財顧問。即使只是閱讀中立的研究報告（來自信譽良好的財經出版物或投資者教育材料），也能幫助您做出更明智的決定，而非僅僅依賴銀行的說詞。保持資訊靈通並積極參與： 說到底，這是您的錢。培養對您投資計畫和投資組合的基本理解。不要將所有思考都外包給顧問。監控您的帳戶和績效，如果發現任何不對勁之處（例如頻繁交易，或您不記得同意過的產品），應立即提出。一位值得信賴的顧問會歡迎您的參與和提問。俗話說，「信任是每天贏得的。」讓您的顧問透過透明和迅速的回應來贏得那份信任。如果您覺得他們在迴避問題或將銀行的利益置於您的利益之上，請準備好離開或將疑慮上報。透過遵循這些步驟，台灣投資者可以兼得兩全——利用主要銀行的強大金融基礎設施和專業知識，同時也保護自己免受潛在的利益衝突。對機構的健康信任是寶貴的，但它絕不應是盲目的。美國的經驗顯示了盲目信任的代價有多高，而一種平衡的方法——信任並驗證——則能帶來更好的結果。總而言之，在管理您的財富時，請保持正式和分析的態度：尊重專業人士的建議，但務必確保該建議真正與您自己的目標一致。憑藉審慎的懷疑和知識，您可以繼續從台灣信譽良好的銀行中受益，而不會成為其他市場中因銷售技巧勝過託管責任而出現的陷阱的受害者。務必確保您合作的對象是一位將您置於首位的合格專業人士，如此您才能在長期的財務道路上取得成功。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與Baker Tilly關於對銀行信任度的調查數據[1]; 蓋洛普關於美國對銀行信心的民意調查[2]。關於集體主義與東亞金融行為中信任度的研究[3][4]。美國司法部關於銀行對抵押貸款證券不實陳述的調查結果（高盛和解案）[5][6]。世界經濟論壇關於財富管理中利益衝突以及只收費顧問模式益處的報告[7][8][18][9]。高盛資產管理關於美國獨立RIA顧問崛起的洞察[10]。台灣金融產業報告：銀行在基金分銷中的主導地位[13]，金管會2008年後對結構型產品的監管措施[14]，以及台灣不當銷售案例的分析[15][16]。📲加入我們的專屬頻道，即可獲取我們的跨資產趨勢指標矩陣，以及專家嚴選的投資內容。💬透過LINE與我們聯繫，即可加入社群。如果您覺得這份研究有價值：👍為這篇文章按讚。📰追蹤此部落格，獲取最新的市場動態。➡️分享給其他關注美股和台股市場的投資者。本電子報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證券或資產類別的投資建議或買賣推薦。文中所表達的觀點為作者截至發布日期的觀點，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所呈現的資訊乃基於從相信可靠的來源所獲取的數據，但其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不作保證。過往表現並非未來結果的指標。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讀者在做出任何投資決策前，應諮詢其財務顧問。作者及相關實體可能持有本文所討論的資產或資產類別的部位。Trust in Big Banks: Taiwan’s Confidence vs. U.S. Skepticism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rus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By Joe 盧, CFA | 2025-11-01Executive SummaryMost Taiwanese tend to trust big banks because cultural norms and strong regulation foster confidence in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In contrast, most Americans are skeptical of large banks, particularly after 2008, when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the mis-selling of toxic mortgage securities laid bare incentive misalignment.The backlash drove most Americans toward independent, fiduciary, fee-based RIAs that emphasize transparency and client alignment.Taiwan’s banks dominate fund distribution and reta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The FSC has strict rules and required disclosures, but past cases show that conflicts can still arise.The takeaway for retail investors in Taiwan is “trust but verify”: confirm the fiduciary duty and compensation of your advisor, avoid overly complicated products, seek second opinions, and stay actively involved in financial decisions.The skyline of Kaohsiung, Taiwan’s second-largest city. The city is home to a newly launched wealth management zone aimed at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One of the striking differences I notice when I talk to the average Taiwanese investor is the amount of trust they have in thei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major banks and big-name financial brands enjoy a strong reputation and public confidence. Many Taiwanese investors instinctively trust big banks as safe stewards of their money and advice. This contrasts starkly with the U.S., where public trust in big banks plummete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remains relatively low. For example, a World Economic Forum survey in 2015 ranked the United States just 49th (and the UK 89th) in citizens’ confidence in their banking system – a reflection of how Americans lost trust in banks after 2008[1]. In fact, by late 2008 only about 20% of Americans had high confidence in U.S. banks[2], a drastic drop from prior decades.% of Public That Trust Banks Over Time (U.S. vs. Taiwan)Source: Gallup, Business InsiderCulturally, Americans often cheer the “little guy” and harbor skepticism toward large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f they suspect those institutions might put profits over people. In Taiwan, by contrast, societal norms tend to respect authority and established institutions. Cultural factors like collectivism and higher power distance may encourage greater trust in well-known banks. Research on East Asian financial behavior finds that “trust” is a key factor for consumers and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collectivist culture[3]. In a study of banks selling insurance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buy financial products from their bank was driven by perceived value, image, satisfaction and trust – and notably, the high collectivist cultural context boosted trust and satisfaction in those banking relationships[3][4].In short, Taiwanese investors often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o big financial brands, assuming they will act properly. This faith in established banks is reinforced by Taiwan’s stable banking environment; local banks are closely regulated and generally did not experience failures on the scale seen in the West. Many Taiwanese therefore see big banks as safe, reputable and held to high standards, deserving of their confidence.However, cultural trust can be a double-edged sword. Blindly deferring to large institutions may leave investors less inclined to question advice or noti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U.S., painful experiences have taught investors to be more wary. Americans vividly remember that Wall Street giants did not always justify the trust placed in them – a lesson that Taiwanese investors would do well to examine objectively.The 2008 Crisis: Conflicts of Interest Erode U.S. TrustThe 2008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was a watershed moment that shattered public trust in big banks in America. Major banks and investment houses were found to have engaged in self-dealing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harmed their clients. A glaring example was how some banks packaged and sol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and related products to investors – including their own wealth management clients – despite knowing those loans were of poor quality. In a U.S. Justice Department settlement, Goldman Sachs admitted to misleading investors about the toxic mortgages backing securities it sold in the mid-2000s[5]. Federal investigators noted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s fraudulent practices in selling” these products[6]. In essence, several big banks were underwriting risky mortgage bonds and simultaneously marketing them as safe investments to trusting customers. When those securities collapsed in value, it not only inflicted huge losses but also destroyed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integrity of banks’ advice. As one report summarized, banks in the U.S. squandered trust by assuring clients that flawed mortgage bonds were sound – all while the banks profited from the sales[5][6].The subprime fiasco made Americans acutely aware of how the interests of large banks can diverge from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U.S. investors learned that a “financial advisor” at a big bank or brokerage was little more than a sales representative in a nice suit – often paid on commission to push the bank’s own products or meet quotas. This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inherent in many traditional wealth management models. A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notes, “Commission-based incentives for selling financial products creat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work against investors.”[7] Advisors employed by banks may be tempted to recommend products that maximize their fees or their employer’s profits, rather than truly suitable choices for the client. One common practice is “double-dipping,” where a firm’s in-house advisers sell the firm’s proprietary funds or structured products; unsurprisingly, this setup poses an “inher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since the bank earns more if it can steer clients into its own high-margin products[8].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2008, such conflicts were rampant – and many U.S. clients paid the price.RIA Growth vs. Bank Wirehouse Share (2008–2025)Source: Advisor PerspectivesThe backlash from these revelations has profoundly altered the U.S. wealth management landscape. Investors began seeking out independent advisers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not tied to the big Wall Street firms. A great example is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s (RIAs) and fee-only financial planners. Unlike traditional brokers at banks, RIAs in the U.S. operate as fiduciaries, legally obliged to put clients’ interests first. This model, often charging clients flat or asset-based fees instead of commissions, appealed to Americans burnt by conflicted advice from large U.S. banks. In fact, the RIA channel has seen explosive growth. By 2023, independent RIAs had doubled their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to nearly $20 trillion, becoming the fastest-growing segment of U.S. wealth management[9]. Investors are prioritizing “fee transparency and fiduciary advice” and rewarding advisors who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10]. In short, America’s trust in “the big guys” was badly damaged in 2008, and many investors responded by giving newcomers and independent advisors a chance to earn their trust instead. The cultural ethos of healthy skepticism—“trust, but verify”—is now ingrained in how many Americans choose financial advisers.U.S. Financial Advisor Model ComparisonSource: SECTaiwan’s Trust in Big Banks – High Standards, but Beware ConflictsIn Taiwan, the environment is quite different. Local banks did not produce a home-grown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nd they generally maintain a solid track record. Taiwan’s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nforce rigorous oversight on banks, and the overall financial system has remained stable and resilient[11][12]. This strong oversight no doubt contributes to the public’s comfort in dealing with major banks. Wealth management in Taiwan is largely dominated by big banks – a telling indicator of trust. Over 80% of mutual fund investments in Taiwan are sold through banks’ distribution channels, far outpacing any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s or brokers[13]. For many Taiwanese investors, their first (and often only) stop for investment products or advice is their bank. It’s common to rely on a bank’s relationship manager or financial consultant for guidance on everything from insurance to mutual funds. The assumption is that a large, well-known bank will offer sound advice and safeguard one’s interests.Taiwan Post-2008 FSC Regulation ChecklistSource: FSC RegulationsThis trusting relationship, combined with strict regulation, has so far prevented major scandals on the scale of Wall Street’s meltdown. Taiwan’s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holds banks to a “higher standard” in many respects. Notably, after 2008 the FSC introduced new consumer protection rules for wealth management. For instance,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Offshore Structured Products were enacted to curb mis-selling of complex products. Banks in Taiwan must now provide full risk disclosure in Mandarin Chinese, explicitly inform investors whether a product is principal-guaranteed, and even read the risk disclosure documents out loud to the client while recording the conversation[14]. These measures underscore that regulators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for abuse and have moved to fortify trust by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essence, the banks are well-policed: any private wealth advisor or trust manager in a bank is expected to follow stringent protocols, which helps maintain the public’s faith that “this large bank is doing right by me.”However, high standards don’t mean zero conflicts of interest. Even in Taiwan’s more conservative banking culture, the fundamental incentive problems can still lurk beneath the surface. Before the post-2008 reforms, Taiwanese banks freely sold a wide array of offshore structured notes and derivatives to retail clients without much oversight, often via trust accounts[15]. Many regular investors bought complex products (such as credit-linked notes or structured notes) from their banks’ wealth managers, not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risks. When the global crisis hit, those products tanked in value, leading to significant losses and disputes. In fact, over 300 lawsuits were filed by Taiwanese investors between 2000 and 2013 over alleged mis-selling of structured notes[16]. This wave of legal action suggests that even in Taiwan, some bank advisors had been salespeople pushing products that customers didn’t understand or truly need. The fallout prompted regulators to tighten rules, as noted above, but it serves as a cautionary tale: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did exist – they were just less visible until stress revealed them. Additionally, a private banking officer in a major Taiwanese bank is still typically a salaried employee with sales targets, often receiving bonuses or commissions for distributing the bank’s approved financial products. There is an inherent pressure to move product and meet sales goals, which can bias the advice you receive. The advisor may not be outright fraudulent, but they may leverage the bank’s prestigious brand to earn your trust – and then subtly steer you toward investments the bank wants to sell, and away from your best interests.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can be strong when an advisor positions themselves as the expert backed by a big-name institution.In short, Taiwanese banks enjoy a reservoir of goodwill and trust, and generally they operate ethically within the law. Yet investors should remember that banks are also businesses. A large bank’s priority is to its shareholders and its bottom line, which can at times conflict with a client’s best interest. Conflicted advice – such as being sold a high-fee fund when a cheaper index fund would do, or being urged to trade frequently – can happen if an investor never questions their bank’s recommendations. The lesson from both American and some local experiences is that healthy skepticism and due diligence are necessary, even when dealing with a reputable bank. Trust, but verify.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ese InvestorsMaintaining a formal, analytical approach to your finances means balancing trust with caution. Here ar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consider:Verify Qualifications and Fiduciary Duty: Ensure your financial advisor is well qualified (look for certifications or licenses) and ask whether they have a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to you. In the U.S., RIAs must by law put client interests first; in Taiwan, ask if the advisor is independent or tied to sales quotas. Working with a tru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 means someone who prioritizes your goals over pushing products.Understand How Your Advisor Gets Paid: Always clarify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f you deal with a bank wealth manager, are they earning commissions or bonuses for selling certain funds or insurance? Commission-based models inherently create conflicts – as one global analysis put it, they “incentivize distributors to sell products that benefit them financially” rather than the investor[17]. Whenever possible, consider advisers who use a fee-only model (you pay a transparent fee for advice). Such fee-based advisors are only paid by you, not by product providers, which encourages them to truly act in your best interest[18].Be Wary of “Too Good to Be True” Products: If a bank advisor recommends a complex product (e.g. a structured note, exotic derivative, or any investment you struggle to understand) promising high returns, pause and scrutinize it. High returns with low risk do not exist; there’s always a catch. Ask for all fees and risks in writing. Remember that before 2008, many investors (including in Taiwan) were sold ostensibly “safe” high-yield products that later collapsed. Don’t hesitate to ask tough questions – if the explanation is full of jargon or the advisor brushes off risks, that’s a red flag.Diversify Your Advice: Just as you diversify investments, consider diversifying where you get advice. You need not abandon your bank – but it can be wise to seek a second opinion from an independent financial planner or do your own research. An external advisor might offer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a bit of comparison can reveal if your bank’s recommendations are truly competitive. In the U.S., independent advisors have grown because they often provide more customized, client-centric advice[10][9]. In Taiwan, independent advisory services are still emerging, but you can still consult licensed financial consultants who aren’t tied to selling one bank’s products. Even reading up on neutral research (from reputable financial publications or investor education materials) can empower you to make more informed decisions rather than relying solely on a bank’s word.Stay Informed and Involved: Ultimately, it’s your money. Cultivat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your investment plan and portfolio. Don’t outsource all thinking to the adviser. Monitor your accounts and performance, and if something seems off (e.g. frequent trading, or products you don’t recall agreeing to), speak up immediately. A trustworthy advisor will welcome your involvement and questions. As the saying goes, “trust is earned daily.” Make your advisor earn that trust by being transparent and responsive. If you ever feel they are evading questions or prioritizing the bank’s interest over yours, be ready to walk away or escalate the concern.By following these steps, Taiwanese investors can enjoy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 leveraging the strong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of major banks, while also protecting themselves from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Healthy trust in institutions is valuable, but it should never be blind. The U.S. experience shows how costly blind trust can be, whereas a balanced approach – trusting and verifying – leads to better outcomes.In summary, remain formal and analytical in managing your wealth: respect the advice of professionals, but always make sure that advice truly aligns with your own goals. With prudent skepticism and knowledge, you can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Taiwan’s reputable banks without falling victim to the pitfalls that come when salesmanship trumped stewardship in other markets. Always make sure you’re working with a qualified professional who puts you first, and you will be well-positioned to succeed financially in the long run.Sources:World Economic Forum & Baker Tilly survey data on trust in banks[1]; Gallup polling on U.S. confidence in banks[2].Research on collectivism and trust in East Asian financial behavior[3][4].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indings on bank misrepresentation of mortgage securities (Goldman Sachs settlement)[5][6].World Economic Forum report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wealth management and the benefits of fee-only advisory models[7][8][18][9].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insights on the rise of independent RIA advisers in the U.S.[10].Taiwan financial industry reports: dominance of banks in fund distribution[13], FSC regulatory measures on structured products after 2008[14], and analysis of mis-selling cases in Taiwan[15][16].📲Join our private channels to gain access to our cross-asset Trend Conviction Matrix and expert-curated investment content.💬Connect with us on LINE to join the group.if you found this research valuable:👍'Like' this post.📰Follow this blog for new market updates.➡️Share it with others who track U.S. and Taiwan markets.This newsletter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investment advice or a recommendation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y or asset class.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 as of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s based on data obtained from source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but its accuracy, completeness, and timeliness are not guaranteed.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results. Investing involves risks, including the possible loss of principal. Readers should consult with their own financial advisors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author and associated entities may hold positions in the assets or asset classes discussed herein.立即加入《Joe’s 華爾街脈動》LINE@官方帳號，獲得最新專欄資訊（點此加入）關於《Joe’s 華爾街脈動》鉅亨網特別邀請到擁有逾 22 年美國投資圈資歷、CFA 認證的機構操盤人 Joseph Lu 擔任專欄主筆。Joe 為台裔美國人，曾管理超過百億美元規模的基金資產，並為總資產高達數千億美元的多家頂級金融機構提供資產配置優化建議。Joe 目前帶領著由美國頂尖大學教授與博士組成的精英團隊，透過獨家開發的 "趨勢脈動 TrendFolios® 指標"，為台灣投資人深度解析全球市場脈動，提供美股市場第一手專業觀點，協助投資人掌握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