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舊金山齊名的波士頓，如今只貢獻了區區千億美元科技市值，而灣區在二十年間累計創造逾十四兆美元。創業者 Will Manidis 指出，這並非偶然，而是稅制、監管、資本文化與“輸入至上”思維共振後的系統性崩塌。更危險的是，同樣的邏輯正在美國 AI 與矽谷重演，對全球科技版圖構成深遠警示。一、從“雙子星”到單極：一座科技之都是如何坍塌的？2004 年，如果問一位美國科技投資人「世界上最好的軟體公司在那」，標準答案只有兩個：波士頓和舊金山。二十年後，資料給出了殘酷對比：舊金山在這段時間裡孕育了約 14 兆美元的科技企業價值，而波士頓只貢獻了大約 1000 億美元。與此同時，原本被視作金融之都的紐約，反而在科技創業上後來居上，取代波士頓成為區域創新高地。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城市排名變動，而是一整個科技生態系統的衰亡樣本。尤其是對曾經熟悉歷史的人而言，這種反差格外刺眼。長達數十年裡，波士頓「128 號公路」沿線曾被視為軟體宇宙的真正中心：DEC 一度是全球第二大電腦公司，巔峰時期擁有 14 萬名員工；Lotus 幾乎以一己之力，把個人電腦帶入企業辦公；Akamai 則幫助搭建了現代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再往源頭追溯，波士頓的「輸入條件」看上去幾乎完美：全球最頂尖的高等學府（如 MIT 與哈佛）；著名孵化器 Y Combinator 起家於此；Facebook 創始人馬克·祖克柏、Stripe、Cursor、Dropbox 等一長串明星創業者，都在這裡讀書或起步。按常識推理，這樣的城市似乎擁有一切。那它究竟是怎麼輸掉這場長期賽局的？創業者 Will Manidis 在一篇長文中給出了他的答案[7]：波士頓不是「輸在產品」，而是輸在系統性負反饋——當稅制、監管、資本文化與錯誤的發展觀疊加到一起，創造力被一點點榨乾，網路效應開始倒轉，最終連回頭補救的機會都沒有。二、三股力量如何聯手殺死一個創新生態在 Manidis 看來，波士頓科技生態的衰落，可以被歸納為三股簡單而致命的力量：（一）把企業當「提款機」的進步主義稅監環境第一股力量，是監管與稅制層面長期累積的「掠奪式」心態。美國聯邦層面早有針對創業股權的 QSBS 優惠政策，但馬薩諸塞州長期拒絕完全跟進，直到 2022 年才勉強對齊。而就是同一年，州裡又通過了所謂「百萬元富翁稅」，對高收入人群加征附加稅。這會帶來怎樣的實際激勵？同樣是賣掉一家估值 1000 萬美元的公司，在馬薩諸塞州，創始人要繳出大約 86 萬美元稅款；而在德州奧斯汀，州層面資本利得稅為零，創始人幾乎可以完稅後「全身而退」。更微妙的是，馬薩諸塞州還對 SaaS 收入徵收 6.25% 的銷售稅，而美國多數州對軟體幾乎不收這種稅。這意味著：在波士頓做同樣一款雲軟體，你不僅面對更高個人稅負，連每一塊收入都要額外「交保護費」。當政府把本應被呵護的早期科技企業，當作短期財政缺口的填補工具時，長期結果不會是「多收點稅」，而是企業和人才用腳投票——他們會遷往那些把創新當資產而非獵物的地方。（二）與精英機構深度勾連、難以自我糾偏的資本文化第二股力量，更難量化，卻同樣致命：一種無法被有效約束的資本文化。在 2010 年之後，波士頓本地部分風投機構的「主業」，在不少創業者眼中已經不再是幫助公司成長，而是通過各種複雜條款、暗箱操作和「圈子遊戲」來搾取創始人的籌碼與話語權。著名消費產品創業者 Nikita Bier 就公開表示，自己在 2017 年曾被一批波士頓投資人「聯手坑騙」，並行誓「再也不會與這座城市的資本打交道」[2][3]。問題在於，本來有能力制約這些行為的力量——大學捐贈基金、大型 LP、各類本地精英機構——卻和相關資本圈高度捆綁：他們在同一董事會、參加同一場晚宴、持有彼此的基金份額，最終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做那個「壞人」。結果就是一種無形的「信任稅」：好項目不敢在本地融資，擔心被「下套」；優秀創始人一旦有選擇，就會飛往更透明、更競爭性的資本市場；留下來的，往往是資訊不對稱最大、議價能力最弱的一批人。隨著時間推移，生態內部的平均道德水位被不斷拉低，劣幣開始驅逐良幣，整個城市的創業聲譽也隨之崩壞。（三）迷信「輸入」的科技發展觀：實驗室不是魔法土壤第三股力量，是一種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誤判：認為只要堆足「輸入」，創新就會自然而然發生。在波士頓，這種邏輯被推演得尤為極端：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和醫學院；我們瘋狂建設實驗室和生物醫藥園區（即便今天其中約 40% 處於空置狀態）；我們吸引了全球一流的科研與工程人才。於是，當結果不如預期時，公共部門和地產開發商往往會問：「是不是還要再多建一點？再引進幾家名校研究所？」但一個真正健康的科技叢集，遠不止「硬體輸入」的堆砌。它需要的是：高信任度的創業–投資網路；尊重承擔風險、鼓勵快速失敗的文化；對長期回報有耐心的資本和制度環境。當這些「軟要素」被忽視，只留下校園與實驗樓時，所謂「科技中心」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三、當網路效應反向運轉：一座城市是怎樣不可逆地衰敗的科技生態，本質上是由人、資本、知識和機會組成的複雜網路。一旦這張網被系統性破壞，後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在 Manidis 的敘述中，這種崩塌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7]：1. 人才網路先行瓦解先是中高端人才的「蒸發」。對一家希望從 25 人成長到 500 人的創業公司而言，是否能在本地找到經驗豐富的技術 VP，幾乎決定了公司能否跨越死亡谷。在舊金山，你可能有數百位候選人可以選擇；在波士頓，符合條件的人屈指可數，而且他們很快會意識到：去灣區可以拿到更高的薪酬與期權；生態更活躍，成功機率也更大。同時，最年輕的一代也用腳投票。每年夏天，本地高校的優秀畢業生紛紛「直飛西海岸」，不再把波士頓視為「默認選項」。2. 稅與監管「越收越緊」當真正創造稅基的高成長企業和高淨值人才開始遷出後，地方政府面臨的現實壓力只有一個：財政缺口擴大。在沒有足夠政治想像力的前提下，常見的反應是「對剩下的人收得更狠一點」——提高邊際稅率、延展稅基、增加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與監管。這進一步降低了本地對新企業的吸引力，惡性循環由此形成。3. 灰色玩家登場，生態進入「詐騙模式」當優質資本和優質項目不斷外流，留下來的往往是兩類人：缺少選擇權的本地創業者；擅長在「資訊貧瘠、監管模糊」環境中牟利的灰色資本。他們會利用「地緣優勢」收取溢價：因為外地頭部機構懶得為了一筆種子輪飛來波士頓，本地資本就能以遠高於風險水平的定價拿下項目；通過各種「非市場化」甚至踩線的條款，對創始人施加壓力。一些原本起家於波士頓、後來遷往灣區的機構，也被指控依舊帶著這種「有組織的掠奪心態」行事。從那一刻起，這座城市在創業者圈子裡的口碑就不再是「科技之都」，而更接近於一個「高風險司法轄區」。更關鍵的是，正如 Manidis 所強調的，這類過程幾乎無法被簡單「立法逆轉」[7]：你無法用一紙法案，強行重建已經瓦解的人才與信任網路；你也很難在網路開始坍縮後，通過政策「冷啟動」一個新的生態。於是，波士頓科技生態的故事，最終走向了「先被加稅，再被掠奪，最後筋疲力盡」的結局。四、矽谷與美國 AI：正在排隊重演同一場悲劇？如果說波士頓的失敗只是區域層面的失誤，那麼接下來這道「迴響」就遠不僅是地方新聞了。Manidis 的判斷是：如今的舊金山與整個美國科技產業，尤其是 AI 產業，正在沿著同一條路徑前行，只是賭注更大、代價更高[7]。1. 把科技當「現金奶牛」的監管衝動在舊金山，本地選民與政治力量已經開始推動一系列針對科技與商業地產的激進政策：例如類似 Prop M 之類的「辦公面積限制」與各類用地配額；對空置辦公樓徵收特別稅，試圖用懲罰性措施逼迫資產重新配置。在短期財政壓力與民粹情緒的共振下，科技公司與資料中心正被越來越多地視為「天然應該被多收點錢」的對象，而不是推動就業、支撐城市長期稅基的引擎。這種心態一旦被寫入政策，就意味著美國最重要的創新叢集，開始走上和波士頓相似的軌道。2. AI 熱潮吸引了大量機會主義者AI 的繁榮吸引了海量資本和人才，也難免吸引了數量同樣可觀的「逐利者」。其中既包括簡單的投機炒作，也包括利用資訊不對稱和監管空白、在倫理和法律邊界遊走的參與者。和波士頓類似的問題正在顯現：本地精英機構與頭部資本高度交織，缺乏真正的外部監督；對內部問題的批評容易被貼上「不懂技術」「反對進步」的標籤，被迅速邊緣化；壞行為被容忍，久而久之成為文化的一部分。這種「自我神聖化」傾向，一旦與巨額經濟利益繫結，就極難糾偏。3. 「輸入至上」的幻覺：GPU 與大模型並不自動等於進步在 AI 領域，「輸入迷思」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們有全球最強的 AI 實驗室；我們掌握最多的 GPU 算力，甚至還能拿到聯邦政府採購的 GPU；我們擁有最前沿的大語言模型與巨頭公司。在這種自信下，很容易得出一個危險的結論：「只要資源在我手裡，這個行業就不會出問題。」但技術史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真正決定創新走向的，是制度、敘事和信任結構，而非硬體本身。當社會對一個行業的基本態度，從「希望」轉向「猜疑」時，任何外部衝擊（經濟危機、政治輪替、能源短缺）都可能觸發劇烈的政策反撲。五、缺位的「正當性敘事」：當技術失去為自己辯護的語言在 Manidis 看來，真正讓人擔憂的，並不只是可能失去多少 GDP 或市值，而是科技產業在國家敘事中的「合法性」正在一點點流失[7]。他引用的一些民調顯示，在不少普通美國人心中，AI 的主流形象正在變得非常負面：它消耗大量水和電，推高能源成本；它被騙子用來實施更複雜的詐騙；它為未成年人推送不良內容、博彩和各類上癮型應用。在這種話語環境下，如果有人提出「應該大幅限制甚至強力打擊這些技術公司」，選民完全可能投下贊成票。畢竟，在一個被感知為「零和」的世界裡，嫉妒與報復往往比長期理性更有號召力。我們之所以不會去「搶劫」污水處理廠或電網公司，是因為普遍理解：它們是維繫現代社會免於混亂的基礎設施，那怕運行成本高，也值得投入。但對於 AI 和更廣義的科技產業，普通選民並沒有形成類似的共識。按照 Manidis 的說法，技術本可以被塑造為「幫助人類逃離馬爾薩斯陷阱」的唯一可靠路徑——通過效率提升、資源重配和新產業創造，讓更多人過上更體面、更安全的生活[7]。然而，在近些年矽谷主流話語中，「理性主義」「追逐通用人工智慧」等內部概念，逐漸取代了面向公眾的「進步神學」。結果就是：產業在技術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卻在政治和道德層面，越來越不會、也不願意為自己辯護。當國家機器把某個行業視作「只會消耗資源、製造風險的寄生蟲」時，「加稅—勒索—掠奪—放棄」往往就是順理成章的政策路徑。波士頓已經提供過一次樣本。六、對全球科技的啟示波士頓的故事表面發生在美國東北角，但其內在邏輯，對任何試圖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國家與城市，都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對於政策制定者，至少有三點值得警惕：不要把科技企業當成短期財政缺口的填補工具。稅制與監管的微小偏差，會在十幾二十年中被網路效應成倍放大，最終決定一座城市是「創新磁場」還是「人才離心機」。不能只迷信「硬體輸入」，忽視信任與文化。高校、園區、實驗樓和補貼固然重要，但真正支撐創新的是規則的可預期性、資本的長期主義以及對承擔風險者的尊重。要幫助科技產業講清「存在的理由」。如果公眾只看到短期副作用，而看不到長期公共利益，任何技術最終都可能在政治壓力下被打回原形。對於創業者和投資人，這個案例同樣是一個提醒：選址不只是房租和補貼的比較，更是對一個地方整體制度與文化環境的投票；在追逐算力、資本和估值的同時，不要忽視建構「正當性敘事」——讓使用者、監管者和選民理解你在解決什麼真實問題，創造了那些長期價值。如果科技行業無法清晰表達「為什麼創新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而不僅是少數人致富的手段，那麼整個行業被「先加稅、再掠奪、然後任其枯竭」的命運，就不僅會發生在波士頓，也可能降臨在下一座科技之都。 (喬智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