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 圖/新華社在2026年2月8日舉行的日本眾議院選舉投票中，首相高市早苗所在的自民黨和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了壓倒性勝利。僅自民黨就獲得316席，超過三分之二，加上維新會的36席，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將掌握絕對的政治能量，甚至有資格發起修憲動議。雖然2026年1月份突然解散眾議院的做法飽受非議，且被輿論評價為高市早苗押上政治前途的豪賭，但憑藉其自身在日本民間的高人氣和民粹化色彩濃重的政策願景，加上有效的選戰策略，以及對手的內亂，高市早苗豪賭成功。這也意味著，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高市早苗內閣的權力將更不受限。世界或許將看到一個姿態上更為民粹、右傾，甚至極端和好鬥的日本。高市早苗領銜的執政聯盟贏了這場選戰，但日本，卻迎來了一個很不穩定的未來。猝不及防的解散日本自1947年實施現行憲法以來，眾議院的中期解散早已成為政壇常態。事實上，在過往的50屆眾議院中，僅1976年是在議員任期屆滿後自然換屆，其餘均以中途解散的方式提前終結任期。即便如此，由於本屆眾議院屆期尚未過半，高市早苗此次解散眾議院的決定顯得十分罕見。儘管在2025年12月17日，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閉會後的記者會上稱，新年度預算等亟待處理的事項堆積如山，“根本沒時間考慮解散”眾議院。然而，2026年1月9日，據日本《讀賣新聞》率先援引政府人士的消息報導，高市早苗正在考慮在2月的上半月提前舉行國會選舉。2026年1月13日，高市早苗向自民黨幹部傳達了將在1月23日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意向。1月19日，高市早苗正式表明，將在1月23日日本通常國會開幕當天解散眾議院，並於2月8日舉行眾議院選舉。這一重大決定的推進過程高度封閉，就連自民黨內的資深大佬、前首相、現任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也未被事前告知。麻生在事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在解散決定公佈之前，他“對此事一無所知”，並直言這一安排“過於突然，完全超出了預期”。據多家媒體引述黨內人士消息稱，此次解散眾議院的構想僅在高市早苗的核心幕僚圈中秘密醞釀。包括麻生太郎，以及主管選舉和黨務運作的自民黨幹事長鈴木俊一在內，多名黨內高層均未被納入事前協商範圍。直到正式宣佈前約一小時，部分內閣成員才接到緊急通知，被要求趕赴國會。▲2026年1月23日，日本眾議院議長額賀福志郎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宣讀解散詔書，日本眾議院正式解散。這也是日本眾議院60年來首次在國會例會開幕日解散 圖/新華社這種“閃電式解散”的操作方式，不僅引發在野黨的強烈質疑，也在自民黨內部造成明顯震盪。隨著解散決定迅速成真，麻生被指對僅在事後被動“報告”的做法極為不滿，認為自身顏面和黨內威信受到衝擊。鈴木俊一也私下向周圍人士抱怨“還能幹什麼啊”，反映出黨內高層的失落與無力。不過，作為扶植高市早苗擊敗小泉進次郎、讓她登上自民黨總裁之位的“造王者”，麻生太郎並未因此而放棄對高市早苗的支援。在眾議院正式宣佈解散並進入選戰階段後，麻生迅速轉向配合，並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政權支援率仍處高位時解散眾議院“是常識”——公開認可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的決定。與此同時，高市早苗決定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舉動遭到日本其他政黨集中而猛烈的批評。在日本政治語境中，“通常國會”（也稱“常會”）被賦予明確的制度期待，即政府應在國會開始階段通過首相施政方針演說，系統說明施政方向，並提交年度預算案，接受國會及各委員會的持續性質詢和審議。尤其重要的是，通常國會的一項核心任務是在4月1日新財年開始前完成預算案的審議和通過。高市政府的此次解散決定，被認為不僅大幅拖延預算的審議處理程序，更是對國會正常運作的“制度性中斷”，赤裸裸地暴露出自民黨將本黨選舉利益凌駕於制度規範之上的政治取向。第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指出，政府宣稱解散是為應對物價上漲，但事實上卻會造成政治真空，“在邏輯和道義上都說不通。”日本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指出：“最應該優先考慮的是應對物價高漲的措施，而不是在政局方面做些什麼。”國民民主黨黨首玉木雄一郎也批評稱，“在通常國會伊始解散眾議院，意味著執政黨違背承諾。”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大西廣也指出，高市早苗此舉有濫用解散權之嫌。就連自民黨內也有不同的聲音。一名自民黨高層質疑稱，“在預算通過前解散是不合理的”，屆時不得不編制臨時預算，可能對國民生活和地方政府造成影響。有賭的成分，但也不算豪賭要精準理解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的核心動機，就必須先釐清日本的選舉制度和首相誕生的邏輯。作為君主立憲制國家，日本實行議會制，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兩院共同行使立法權，但眾議院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首相的誕生、公共政策的演變，均與眾議院的席位格局密切相關。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採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並立制”，旨在兼顧地域代表性和政黨代表性。根據規定，每位選民在眾議院選舉中擁有兩張選票：一張是小選區票，用於選舉所在小選區的議員；另一張是比例代表票，用於選舉所在比例代表選區的政黨代表。具體來看，日本眾議院的465個議席中，289個來自小選舉區。日本全國被劃分為289個小選舉區，每個選區選舉產生1名議員。小選舉區的核心特點是“贏者通吃”，候選人只需獲得本選區的相對多數選票，即可當選議員。這種制度更注重候選人的個人影響力。剩餘的176個議席來自比例代表選區。日本全國被劃分為11個比例代表選區，每個選區根據人口規模分配一定數量的議席，最終根據各政黨獲得的票數比例分配議席。與單一選區制相比，比例代表制更注重政黨的整體支援率，比拚的是政黨的政策綱領和整體口碑。日本首相通過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根據日本憲法的規定，首相由國會從國會議員中選舉產生，通常由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或多數黨聯盟領袖擔任。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進行首相提名選舉，若兩院選舉結果一致，提名者即當選首相；若兩院選舉結果不一致，將召開兩院協商會議，若協商無果，則以眾議院的選舉結果為準。如果眾議院通過內閣不信任案，或信任案被否決，內閣必須總辭職，除非首相在十日內解散眾議院重新訴諸大選。這一規定意味著，控制眾議院多數席位，是高市早苗政權穩定的核心前提。▲2026年2月8日，民眾在日本東京一處投票站投票 圖/新華社由此不難發現，高市早苗之所以要冒著黨內分裂和輿論批評的風險倉促開啟這場選戰，其核心動機正是依靠內閣長期的高支援率，擺脫“朝小野大”的政治困局，鞏固自民黨與維新會聯合政權的執政基礎。在2026年1月28日的街頭演說中，高市早苗直接將國會結構指認為政策推動受阻的關鍵。她解釋稱，備受關注的減稅、積極財政、國防投資等政策遲遲無法推進，並非政策有誤或政府怠惰，而是因為“反對勢力”掌握了法務、預算及憲法審查等關鍵委員會的召委職位，導致執政黨法案“連審議的機會都沒有”。高市強調，目前執政聯盟距離眾議院穩定過半僅差少數席次，她將此次選舉定位為“奪回國會主導權”的關鍵一役，認為只要執政聯盟與友黨陣營取得過半席位，即可重整國會委員會結構，使政策推動真正成為可能。她表示，這是其從政三十餘年來，實現以往難以推進的改革的重要契機。如果回溯高市政權的誕生歷程，便更能理解這份焦慮的根源。事實上，她的上台本身便是一場“驚險的勝利”，而且從誕生之初就根基不穩。在2024年眾議院選舉和2025年參議院選舉中，受黑金醜聞影響，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合政權連續失去過半席位，導致石破茂內閣引咎辭職。高市早苗雖當選自民黨總裁，卻隨即面臨公明黨退出聯合執政的困境。更嚴峻的是，立憲民主黨意圖在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中整合在野力量，以實現政權更迭。為破解困局，高市早苗不得不推遲首相指名程序，緊急與日本維新會組建新聯盟，最終在2025年10月21日的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險勝。在2024年眾議院大選後，自民黨僅獲得191席，與維新會的席位合計僅229席，未達過半數，即便經過選後議員吸納和黨團整合，到解散眾議院前，自民黨與維新會執政聯盟的議席數也僅勉強達到232席，高市內閣隨時面臨在野黨的制衡和挑戰，甚至存在倒台的可能。與政黨根基不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市早苗個人的超高人氣。在眾議院解散前，約七成日本民眾對高市內閣表示支援。趁著民心可用，高市果斷解散議會，為其長期執政和政策推行掃清障礙，這與其說是豪賭，不如說是順勢而為。在2026年1月19日的記者會上，高市早苗也間接印證了這一動機。她強調稱：“為了實現主要政策，完成國家改革，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直面國民、針對是非堂堂正正地接受評判，是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和義務。” 這番表態看似冠冕堂皇，實則暗藏政治算計。自民黨總部去年秋季進行的內部民調顯示，若舉行眾議院選舉，自民黨的支援率和席位預期均處於優勢，一名閣僚曾私下透露：“聽說民調結果並不差，只要操作得當，議席增加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根據日本戰後議會運作的政治慣例，執政聯盟若取得約243席的“安定多數”，則不僅能夠穩定推進立法議程，更能確保在眾議院全部17個常任委員會中掌控過半數席位，並壟斷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職位，從而可以從委員會源頭高效推進立法。若取得261席的“絕對安定多數”，執政聯盟將在所有常任委員會中均佔據絕對多數席位，形成壓倒性優勢，使得在野黨幾乎無法在委員會層面進行有效阻撓。而如今，在獲得超過310席的“三分之二多數”後，執政聯盟已經可以憑藉眾議院內的力量，主動發起修改憲法的動議。▲2026年2月8日，日本東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自由民主黨總部為贏得眾議院選舉的候選人貼上紅花標記 圖/視覺中國日本人不喜歡自民黨，但喜歡高市早苗從選前的輿論調查和政治態勢來看，高市早苗帶領執政聯盟獲得過半數席位、成功連任首相幾無懸念。她頗有信心地放話，如果執政聯盟無法獲得過半數席位，自己將立即辭去首相職務。相關媒體在2026年2月3日至5日進行的民調顯示，執政聯盟在總計465個議席中預計將獲得300席以上。自民黨在日本全國289個單一選區中，有接近一半處於優勢或有利狀態，特別是在山口、德島、熊本等保守派地盤，甚至出現全拿的態勢。高市早苗最終獲得比預想還要好的大勝，離不開其精準的選舉策略、對民生議題的炒作，以及反對黨的無能和分裂。首先，就選舉策略而言，高市將個人聲望與首相去留深度捆綁，有效激發了選民的投票熱情。高市早苗深知，選民對自己及內閣的支援率，遠高於對自民黨的支援率，這是此次大選自民黨必須抓住的核心優勢。2026年1月23日至25日的輿論調查顯示，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援率為67%，雖然較2025年12月的75%下降8個百分點，但仍處於高位。這是自2025年10月高市內閣成立以來支援率首次低於7成，但即便如此，其支援率仍遠超上屆石破茂內閣（2024年10月大選前支援率為51%）和更早的岸田文雄內閣（2021年10月大選前支援率為59%）。就個人形象而言，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第一位女性平民首相，她刻意塑造出一種不同於傳統官僚的帶有娛樂感和行動力的公眾人物形象。無論是與李在明同台打架子鼓引發熱議，還是其隨身用品被媒體和支持者追捧到“早苗包”“早苗筆”迅速脫銷，都體現出一種近似偶像化的傳播效應。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可視化、可模仿的個人符號，強化了她與年輕選民之間的情感連接。配合其在政策和外交議題上展現出的強硬姿態，高市成功將“親民”與“強人”兩種通常相互矛盾的氣質結合在一起，從而在年輕選民中建立起一種既有親近感、又具領導權威的政治形象。部分年輕選民甚至根本不關心也不瞭解高市早苗的政見，單純只是想支援“自家姐姐”。正是基於這一現狀，高市早苗制定了“個人拉票”的核心策略，將此次大選定位為“選擇首相的選舉”。她在多個場合強調：“高市早苗是否繼續擔任首相，將由國民來決定。我將以自身作為首相的去留為賭注，直面國民的評判。”同時，高市早苗頻繁親赴小選區為候選人站台。這一策略被基層議員直接採納，例如麻生太郎在競選時便向選民強調：“選我就是選高市早苗，這場選舉是‘高市’與‘野田’之間的抉擇。”▲2026年1月27日，在日本東京秋葉原車站附近舉行的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的街頭演講活動中，民眾舉起抗議標語 圖/新華社這種“以個人為賭注”的表態，不僅激發了支持者的投票熱情，也將選民的注意力從自民黨的負面新聞（如“黑金”醜聞、派系鬥爭）有效轉移到自己的個人形象和政策主張上。對比來看，自民黨的政黨支援率（42%）遠低於高市內閣的支援率（67%）。對於許多選民而言，這需要“捏著鼻子”做出選擇——不過為了支援“自家姐姐”，他們還是從了。其次，在當下日本通貨膨脹加劇、物價上漲壓力較大的背景下，選民對民生政策的關注度遠超外交與安全政策，民生問題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關鍵因素。為此，高市早苗在競選綱領中重點突出民生議題，在各黨黨首的首次街頭演講中，高市早苗將46%的內容用於闡述如何緩解物價上漲，外交安保議題的佔比則大幅降至10%。就其具體政策主張而言，消費稅是日本的核心稅種之一，目前稅率為10%，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享受8%的優惠稅率。高市早苗提出將食品完全排除在消費稅之外，意味著食品將實現“零消費稅”，這將顯著降低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尤其受到低收入群體和家庭主婦的歡迎。然而，這一政策也面臨著諸多爭議，核心問題在於“財源如何保障”。日本目前面臨著巨額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壓力，2025年的財政赤字率超過6%，政府債務餘額佔GDP的比例超過260%，在發達國家中處於高位。拆了東牆後用什麼補，高市早苗沒有明確說明，僅舉例說：“可以考慮調整補助金及租稅特別措施，以及全面調整稅外收入等財政支出和收入。”同時她明確表示，不會依賴特例國債，試圖打消選民對財政惡化的擔憂。但不少經濟學家質疑，在不增加國債、不提高其他稅率的情況下，僅通過調整支出和收入，很難彌補消費稅減免帶來的財政缺口。最後，反對黨的分裂和無能也為高市早苗的贏局創造了有利條件。此次大選，在野黨陣營呈現出“多黨林立，各自為戰”的格局，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政策主張，難以形成對執政聯盟的有效制衡。2026年1月22日，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宣佈合併，成立“中道改革聯合”。這一合併本來被外界寄予厚望，認為其有望整合中道與左翼力量，成為對抗自民黨與維新會聯合政權的核心力量。但從選前的輿論調查來看，中道改革聯合開局即遇冷。該聯盟由理念迥異的政黨勉強拼湊而成：偏向左翼、主張強化社會保障並反對修憲擴軍的立憲民主黨，與以創價學會為根基、政策傾向保守的公明黨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基本矛盾。兩黨合併後，未能形成統一的競選綱領，在消費稅改革、核能政策、外交政策等關鍵議題上存在分歧，導致選民對其缺乏信任。或許正是因此，中道改革聯合的共同代表野田佳彥在演講中過度集中於批評自民黨和高市早苗，反覆指責對方“濫用解散權”、“忽視民生”，卻未能提出清晰、有力的替代方案。這種“只破不立”的戰術，不僅讓選民感到失望，也印證了對手的諷刺——有自民黨幹部毫不客氣地稱該聯盟為“兩個‘窮光蛋’的組合”。除了中道改革聯合，其他在野黨也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恰如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尖銳評論：“這些在野黨都是為了反自民黨而存在。”缺乏積極、統一的政治願景，是它們無法對執政黨構成實質挑戰的根本原因。權力格局的重塑一個更具主導性、更強勢的“高市時代”正在開啟。然而，高市早苗未來的執政之路，仍然面臨著權力集中與制衡、政策推進與民意反饋、外交安全與國內穩定等多重挑戰。首先，高市早苗仍將面臨日本政治體制深層的結構性制約，這集中體現為參議院的制衡。日本參議院的核心職能在於，對眾議院先行通過的法案進行再度審議和檢視，以防止立法草率，因而被譽為“良識之府”和“再考之府”。其議員任期為6年，且不實施解散制度。當執政聯盟控制眾議院但未掌握參議院過半數席位時，即形成“扭曲國會”的局面。此時，參議院的否決或策略性拖延，將成為政治僵局的主要來源。根據日本憲法，眾議院通過的法案若被參議院否決或擱置超過60天，眾議院可以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絕對多數進行“再表決”，並使其最終成立。這意味著，即便高市早苗在眾議院取得三分之二多數，其重大法案的通過仍將依賴在參議院的政治博弈能力。其次，高市早苗成功連任，其國內執政重點將集中在經濟復甦、民生保障與國家安全三個方面，但這些政策的推進都將面臨著超巨額財政赤字的挑戰。日本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經濟復甦乏力，物價上漲、日元貶值、中小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突出。高市政權表示將繼承“安倍經濟學”，繼續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促進經濟的穩定復甦。在民生保障方面，消費稅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將是核心議題。高市將試圖通過這些政策鞏固自己的支援基礎，緩解選民的不滿情緒。▲2025年10月28日，在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美國海軍基地，美國總統川普（右）在“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上發表講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左）在旁邊做出手勢 圖/視覺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高市將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增加國防預算。然而，日本高達約2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10月資料）的政府債務佔GDP比率，顯然限制了高市早苗的政策空間。在經濟復甦方面，日本的財政狀況嚴峻，寬鬆的財政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財政赤字和債務壓力。物價上漲的壓力短期內難以緩解，若消費稅改革無法順利落地，可能會進一步影響民眾的生活質量，導致其被民意反噬。在民生保障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需要大量的財政資金支援，而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政策落地的難度較大。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此次眾議院選舉看上去是自民黨的大勝，但也是日本政壇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自民黨長期獨大帶來的腐敗問題、派系鬥爭、政策僵化等，讓選民的不滿情緒日益積累。而在野黨的分裂和無能，讓日本的民主制衡機制難以有效發揮作用。這使得自民黨在多數時期呈現出“唯一可執政黨”的態勢，即便在短暫下野之後，也能憑藉在野陣營的乏力和自身的調整迅速重掌政權。更危險的是，右翼勢力的崛起已深刻重塑了日本的政治生態，使其走向充滿了長期不確定性。高市早苗個人的崛起，本質上是這一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體現。即便未來她退出政治舞台，日本也很難輕易實現轉向。整個社會的思潮和主流政治議程，已在相當程度上被穩固地“右傾化”。參政黨的迅速崛起，正是這一結構性轉變的集中體現。獨立政治分析家有馬晴海指出：“民粹主義者的訴求，在收入增長遲緩或對外國人增多感到不安的年輕選民中獲得了廣泛共鳴。”這也反映在代際政治傾向的分化上：老年人多支援中道改革聯盟，而年輕選民則更多倒向右翼政黨。這些問題並非一場大選能夠解決，而需要日本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深刻反思。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