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池領域，再爆重磅突破！在被日韓「卡脖子」20年的電池戰場上，中國終於迎來一記反擊。最近，清華聯手天津大學團隊，甩出王炸技術：固態電池，實現零下30℃極寒，快充7000小時無損循環，高電流快充仍穩如初。這不是實驗室秀肌肉，而是實打實的應用前緣。過去十年，中國電動車一路狂飆。從造車新勢力崛起，到鋰電池產業鏈全球領先，中國的新能源故事堪稱奇蹟。我們從300公里撐到600公里，卻始終逃不過「快充傷電池、低溫廢續航、安全懸頭頂」的死循環。我們這些電動車用戶，也早就被折磨得沒脾氣了。露天停車，怕自燃提心吊膽；快充幾次，電池容量就跳水；寒冬臘月，續航里程直接腰斬；換電池，​​要花大幾萬血汗錢!而被吹了好多年的固態電池，卻只聞其聲不見其車。不是不想做，是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卡在一個死胡同，電池裡的保護殼根本扛不住現實路況暴擊，日韓車企砸上千億，結果充電慢、壽命短、低溫報廢。實驗室裡的固態電池看著完美，車上就歇菜，核心問題就在「介面矛盾」。鋰金屬負極和固態電解質，就像兩枚齒輪，中間SEI膜是潤滑油加保護套。傳統SEI膜硬邦邦，脆得要命：快充應力一來碎裂，低溫直接凍住。一旦破裂，鋰枝晶瘋長，刺穿電池，短路事故隨時可能發生。全世界都卡在這裡，固態電池遲遲無法商用。就在產業幾乎放棄的時候，中國團隊出手了。清華康飛宇、賀艷兵攜手天津楊全紅，在《自然》公佈最新突破。他們不再修補“玻璃殼”，而是讓它變軟一點，甚至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塑性富無機SEI”，直接給電池換上“柔性防彈衣”。簡單說，就是讓這層保護膜既能像金屬一樣變形、又能像橡膠一樣韌，外柔內剛。更棒的是，這層「鎧甲」在運作中還能自我修復。當電極膨脹或收縮，它會自動延展，不會破裂。當溫度下降，它依然保持離子通道暢通。結果實測數據震撼：即便在攝氏零下30度極端環境下高電流快充，7000小時循環後仍穩定。這意味著其壽命和安全性，雙雙邁入實用門檻，下一代固態電池，也終於將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觸手可及的生活體驗。未來，電動車續航力輕鬆突破1000公里，冬天去漠河自駕遊也不怕續航腰斬。充電30分鐘就能滿電出發，安全隱憂不再懸頂。別小看這一「塑性鎧甲」，它背後是中國在高端能源材料上的一次結構性突圍。要知道，全球固態電池賽道上，美、日、韓早已佈置多年。美國QuantumScape背靠大眾；日本豐田拿著上千項專利；韓國三星幾乎每年都有原型發行。而中國雖然在鋰電池量產上領先，卻在核心材料、介面設計、固態電解質等關鍵技術上被限制。這次清華團隊登上《自然》，不僅是學術突破，更是產業訊號：我們有了屬於中國的「原創解法」，能把實驗室的創新一步步推向量產。過去十年，中國電動車的成功，被全球質疑為「規模取勝」。但事實正在改變，從寧德時代的鈉離子電池，到清華團隊的固態電池介面創新，中國科研正在把「被動跟隨」轉化為「主動定義」。而一旦固態電池實現量產，將直接改寫三條主線：1、電動車不再受制於充電時間；2、儲能係統安全性全面提升；3、動力電池的壽命和成本平衡迎來質變。更現實的是，在碳中和、能源安全、產業升級的多重博弈下，誰率先掌握固態電池量產能力，誰就擁有下一個十年的能源主導權。固態電池不僅是續航力器，還能解放重量和體積。能量密度比液態電池高50%，重量減三分之一。未來，儲能電站、無人機、新能源飛機都能藉力。充電不再排隊，冬天不再趴窩，安全不再焦慮。這背後，是中國科研20年深耕的累積。康飛宇、賀艷兵、楊全紅團隊，不只是改良電池，而是重新定義材料科學與電化學結合的極限。他們證明了：不是硬邦的保護殼撐起安全，而是「剛柔並濟」的梯度結構。過去我們在晶片被卡、在高階設備被限，如今在電池這條賽道，我們不再求補課，而是在引領創新。就像當年鋰電改變電子設備一樣，中國技術正在定義下一代能源時代。有人說，固態電池距離量產還有路要走。也有人說，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能源革命」。但無論如何，這次突破，標誌著中國在全球新能源競爭中，終於握住了技術話語權。現如今，從充電樁前的漫長等待，到寒冬裡的續航焦慮，我們忍了十年的痛點，終於要被中國科研一錘定音。你準備好，和續航焦慮說再見了嗎？ (正商參閱)

早上七點半，林茉走進了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南院區，迎接她的不是中藥味道或消毒水味道，而是一股淡淡的麵包香氣。香氣來自門診大廳一樓的藥食坊。林茉打算看完診也去那裡選購幾個最近很火的中式麵包。位於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一層的烘焙店，圖/蘇影攝新中式養生在社交媒體上蔚然成風，帶有“藥食同源”標籤的中式麵包也開始受到年輕人追捧。不少人把中式麵包門店當作新的網紅打卡點，爆款內容更是收穫了上千次的點贊與互動。這聽起來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式麵包，到底有多養生，又是那些人在買？誰在買？除了刷爆社媒和線下排隊，還有什麼能證明中式麵包火了？那可能就是出現了“李鬼”。4月下旬，剛開賣“藥膳麵包”沒多久的揚州市中醫院就發出嚴正聲明，指出僅有醫院食堂窗口一處售賣藥膳麵包，提醒消費者避免購買到仿冒產品。揚州市中醫院的藥膳麵包剛推出就成了本地爆款，上市首日數千個麵包在1小時內便售罄，餐廳外排隊買麵包簡直成了醫院一景。八珍司康、甘麥大棗包、七寶美髯包……單是名字就已經足夠讓中國人的DNA動了，據說藥膳粽子、祛濕綠豆糕也已經在開發的路上了。近年來“美食奇觀”不斷的貴州也闖進了中式麵包圈。繼省人民醫院食堂月餅之後，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貴醫食堂”推出了頗具地方和醫院雙重特色的“折耳根麵包”。到底誰在買中式麵包？有意思報告在天津走訪時遇到了大學生小九。她是一位養生愛好者，平時就比較關注中醫穴位按摩、八段錦等內容，在社交媒體刷到了這家開在中醫院藥食坊裡的烘焙店“元氣養生局”後，出於好奇就去線下門店體驗了一下。小九介紹，荷葉消暑包、黃芪養生包、麥冬吐司等她都嘗過，“餡料很豐滿，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麵包確實不太一樣，但整體是好吃的”。在她吃過的近10款麵包中，麥冬吐司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款產品味道比較淡，餡料可能有銀耳的中和，口感糯糯彈彈很奇妙。元氣養生局的中式麵包，圖/蘇影攝因為開在醫院裡，元氣養生局的營業時間也與醫院相近，為早7：30到晚6：00。中午11時，醫院人來人往，元氣養生局也迎來了客流量的高峰期，平均在店顧客20人以上，既有提著藥袋短暫休息的獨身女性，也有帶著小朋友挑選麵包的夫妻。據元氣養生局店長介紹，除了前來就醫順道買麵包的患者外，也有不少顧客是專程前來買中式麵包的。與開在醫院的元氣養生局不同，北京同仁堂旗下的知嘛健康在“老中醫”跨界做麵包時，選擇了與傳統麵包店相似的位置，開進了商場裡。在同仁堂知嘛健康北京五棵松萬達店，有意思報告注意到，包括枸杞原漿牛角包、陳皮肉桂蘋果酥、蜂蜜黃芪胡蘿蔔吐司、五紅丹麥卷等多款中式麵包產品在售，單價在16—36元之間。李新在社交媒體上被種草後，來五棵松萬達店買過幾次中式麵包。就她嘗過的金瓜枸杞軟歐包、枸杞原漿牛角包來看，吃起來沒有明顯的中藥味，反而是一種不太膩的甜味。作為“麵包腦袋”，李新都回憶不起來，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起，中式麵包就這麼火起來了。中式麵包風是如何颳起來的？近幾年，“中式”成了消費領域的新流行。聚焦到食養賽道，去年以來，養生水也逐漸成為行業爆款。前瞻產業研究院《2024年中國中式養生水行業發展趨勢洞察報告》預計，2024—2028年中式養生水市場規模年復合增速高達88.9%，2028年市場規模或將達到108億元。在整個新中式養生潮風靡的背景下，中式麵包的出現也順理成章。中國消費品行銷專家肖竹青認為，在養生消費風尚的推動下，年輕人群對於健康管理有著積極的態度，而在中醫院、中藥店等傳統中醫藥文化濃厚的場所周邊，設立或推廣融合養生元素的美食與麵包等創新產品，能更有效地吸引並滿足那些追求健康或處於亞健康狀態的年輕消費者的需求。“這些產品不僅是食品，還承載著提醒消費者關注健康、實踐養生理念的功能，從而在市場中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肖竹青指出。知嘛健康在售的中式麵包，圖/蘇影攝烘焙領域資深投資人趙振宇（化名）告訴有意思報告，烘焙的流行是個輪迴，近幾年，西式烘焙賽道遇冷，不少新中式烘焙產品成為行業爆款。中式麵包的出現，一方面可以視為行業競爭激烈，烘焙門店爭奪市場的口味創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當下流行的養生概念的延續。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則提到，當前消費者購買中式麵包的原因，在於藥食同源食材+麵包的結合創新了傳統食品的形式，滿足了年輕人對新穎、獨特食品的好奇心。在中式麵包這輪走紅過程中，社交媒體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小九就曾對有意思報告提到，她先是關注八段錦，之後才在社交媒體刷到了中式麵包的帖子，進而成為中式麵包的消費者，並在品嚐過後成為新的分享者。小九可謂當代年輕人的典型代表。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不少人把中式麵包門店作為新的網紅打卡點，他們不僅積極交流分享麵包口味與口感，還頻繁詢問店舖地址及購買管道，進一步增加其市場熱度。對此，江瀚補充道，社交媒體不僅加速了產品資訊的裂變式擴散，也極大地提升了公眾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但中式麵包會發展成烘焙領域的全新品類嗎？再往前走，到底是小眾的愛好還是大眾的選擇？前景如何？艾媒諮詢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烘焙食品零售市場規模預計突破6000億元，並有進一步的擴容空間。但具體到中式麵包產品，幾位行業從業者卻對有意思報告表達了不同態度。知嘛健康是偏樂觀的一方，比較看好藥食同源麵包的市場前景。以知嘛健康五棵松萬達店為例，在門店開業初期，烘焙產品銷售額在門店總銷售額佔比已經達到雙位數，展現出了非常不錯的市場潛力。知嘛健康的金瓜枸杞軟歐包，圖/蘇影攝不過，據有意思報告觀察，在知嘛健康門店內，中式麵包、養生茶飲咖啡等產品似乎引流作用更大，因此與純烘焙門店相比，其藥食同源產品面臨的競爭壓力較小。而指望著靠烘焙產品盈利的元氣養生局，則對擴張有著更為保守的態度。元氣養生局店長認為，中式麵包的目標受眾是受場景限制的。以其自有品牌為例，藥食同源類產品僅在元氣養生局位於醫院的線下門店進行銷售。該店長的擔憂不無道理，從反饋來看，雖然消費者對中式麵包的好評頗多，但此類門店也面臨復購的壓力。烘焙食品本身是一個復購率偏高的品類。艾媒諮詢資料顯示，93.2%的消費者會每周至少購買一次烘焙食品。其中，每天購買烘焙食品的消費者佔比為6.6%。每周購買1—3次和每周購買4—6次的消費者佔比均為43.3%。從消費者高頻的購買習慣來看，烘焙消費具有一定的“成癮性”。但這種“成癮性”，在中式麵包門店卻不那麼容易被培養。首先，是選址帶來的侷限性，以社交媒體多次提到的元氣養生局、知嘛健康、仲景生活和四氣五味·藥食無界靈感烘焙局四家品牌為例，不是自身有著中藥定位，就是開在與中醫院、中藥店等場景相關聯的位置，選址有著明顯的區域特徵。而這種開店思路也意味著中式麵包門店很難像其他烘焙品牌一樣快速複製，形成規模效應。李新對有意思報告提到，她是有考慮復購的，但中式麵包門店較少，價格也不便宜，平時不會為了麵包特意跑到五棵松萬達，通常逛街碰到了才會買。小九則表示，她買中式麵包主要是出於獵奇心理，現在好奇心得到滿足就不會再去了，會去尋找更有意思更新鮮的事物。此外，趙振宇提到，中式麵包類產品，和烘焙賽道的人群基本需求本身就是相矛盾的。他認為，烘焙產品的基本邏輯就是為消費者提供好吃的產品、提供多巴胺的情緒價值，這才是消費者的主要需求。而真正養生的消費者並不會經常購買烘焙產品，也很難成為品牌的長期顧客。雖然低糖低脂等產品可以作為品牌開拓新品的發力思路，但最終只會成為一個小眾品類，很難成為品牌的護城河類大單品。由此看來，中式麵包想要成為烘焙領域的長青產品，還需要經歷時間的考驗。 (中國新聞周刊)

8月30日至9月1日，上合組織「天津峰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密集會見哈薩克斯坦、馬爾地夫、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土耳其、亞美尼亞、印度、越南等多國領導人與高級代表；9月3日的閱兵式上，同樣能看見大量來自全球國家領導人的身影。兩次外交盛典，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成果的生動展現，證明了中國實現「一帶一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國際社會已然取得廣泛共鳴。本文根據對衣索比亞、巴基斯坦和印尼三個「​​一帶一路」參與國的實地研究和深度分析，回應了西方國家曾經對這項戰略的質疑。作者指出，“一帶一路”旨在透過世界體系中處於（半）外圍的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追趕核心經濟體，突破美國等核心國家主導的製度統治，實現更為平等、公正的全球化模式。對參與國來說，「一帶一路」順應了它們實現本國發展、突破世界體系外圍地位的意願，合作經貿活動推進而非削弱本土工業產業的特點，也使「一帶一路」的整體目標與各國的發展前景契合。本文強調，作為互惠協作的雙方，參與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了充分的自主性，一方面積極將「一帶一路」計畫與國家發展戰略相結合，透過頂層設計，使前者成為本國整體規劃的助力；另一方面，同樣根據自身的政治經濟規劃，平衡著與各個國家的關係。換言之，「一帶一路」既非中國單向的對外投資，亦非參與國被動的結盟關係，而是多方利益相關者，在各類權衡與協調中共同編織的複雜合作網絡。全面認識“一帶一路”，因而需要一種雙向視角，尤其是參與國的視角；充分尊重合作各方的多重主體性，不僅能使“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地緣戰略”話語不攻自破，更有助於中國出海企業與當地利益相關者良性協商、有效磨合文化差異、實現互利共贏。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0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一帶一路」：多重主體性的交會▍引言截至2022年春，已有148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但各國參與程度不同，有的是全面開展，有的則是名義上參與。 「一帶一路」國家涵蓋全球65%的人口、1/3的GDP和1/4的貿易總額。2022年的一項預測指出，“到2027年，全球'一帶一路'項目的總支出可能達到1.3兆美元”，其他經濟預測估計“全球將有超過2600個項目，價值3.7兆美元”。2014年，中國設立了總值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至2018年已投入了1,260億美元。 2013~2018年間，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投資860億美元，建成了82個經貿開發區，創造了24萬個就業崗位，並為參與國創造了22億美元的稅收。同時，中國企業簽署了價值約5000億美元的「一帶一路」相關建築合同，貸款額估計有2920億美元或3500億美元。 2013—2021年，投資性活動佔「一帶一路」計畫的40%，而基礎建設佔60%。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中，約有84%流向了四個地區：東亞27%、西亞22%、撒哈拉以南非洲21%、中東和北非14%。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59%的“一帶一路”項目由政府實體“持有”，私營部門佔27%，其餘為公私合營。大部分「一帶一路」基建工程並不龐大。在2013~2018年間，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項目佔總項目的8%，1億~10億美元的佔32%，而低於1億美元的佔60%。項目涵蓋能源（水電22%、煤炭12%、其他7%）、運輸（鐵路19%、道路7%、港口8%）、製造業（13%）及其他產業（12%）。不過，到了2020年上半年，涉及運輸業的項目佔46%，能源佔19%，房地產佔15%，製造業佔8%，採礦業佔2%。中國的政策性銀行是主要出資者：2013~2018年，國家開發銀行投資1,900億美元，中國進出口銀行投資1,490億美元。 2019年，國內銀行為「一帶一路」投資和基礎建設項目額外提供了1,130億美元貸款，但在此後的兩年裡，每年僅借出60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一帶一路」倡議的五大目標，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具有多維度的面向。「一帶一路」不僅會增加參與國之間的「互聯互通」，還將改變全球投資模式、金融結構，甚至政治關係。中國為何發起「一帶一路」？國際學者對此眾說紛紜，包括中國尋求世界主導地位、實現經濟長期發展和軟實力自信等。他們認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因素包括：緩解工業產能過剩、部署龐大的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推廣技術標準、降低供應鏈成本、刺激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保障自然資源獲取、加強能源安全以及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保持持續增長等。而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從支持、熱烈追捧到以「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為主的批評和懷疑都有。那麼，事實究竟如何？本文幾位作者分別在衣索比亞、巴基斯坦和印尼展開實地研究。三國是「一帶一路」參與國，在經濟和戰略上都處於重要位置。本文將以研究為基礎，展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意義的理論探討。▍三國調查實況埃塞俄比亞被稱為“一帶一路示範國”，中國企業承接了埃塞俄比亞許多大型交通和能源基礎設施項目，埃塞俄比亞自身也希望透過製造業的投資複製東亞工業化的經驗。衣索比亞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大國，其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是非洲大陸的非正式“首都”，也是非洲聯盟、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和其他重要機構的所在地。衣索比亞在本世紀迎來了強勁的經濟成長，但也存在嚴重貧困、教育程度低、負債、通膨、戰爭等問題。儘管該國的執政黨希望以中國為發展榜樣，但衣索比亞在軍事和經濟上一直與美國保持一致，因為美國擁有在衣索比亞最大和最富影響力的僑民社區。儘管如此，衣索比亞仍是非洲「一帶一路」的示範國，中國融資和建設了亞吉鐵路（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鐵路）、亞的斯亞貝巴環路和輕軌系統等關鍵基礎設施項目，中國私營企業也在埃塞俄比亞開設了許多工廠。雖然遇到官僚主義障礙、外匯短缺和族群衝突等問題，但中國企業在該國所有外商投資項目中的比例仍穩定上升。衣索比亞利用「一帶一路」來實現本國的發展，沒有跡象顯示中國在衣索比亞的治理中發揮任何決定性的影響。透過綜合資料集，可以看到隨著「一帶一路」計畫的開展，中國在埃塞俄比亞的投資越來越重要。無論是新冠疫情或是衣索比亞內戰都沒有改變這個趨勢。本文作者嚴海蓉和沙伯力訪談的衣索比亞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人士普遍認為，衣索比亞在與中國企業打交道時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性。同時，我們注意到當地有一些批評意見，人們並不認為「一帶一路」帶來的全是正面影響，但也沒有認同美國提出「中國新殖民主義」和「中國債務陷阱」等論述。美國對衣索比亞政府的製裁，特別是對其出口的影響，可能促使該國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活動在未來幾年內進一步增加。巴基斯坦是中國的“鐵桿朋友”，具有戰略重要性，因為經由巴基斯坦可以不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海域，而且巴基斯坦是“一帶一路”倡議中最大的中國投資接受國之一。中巴經濟走廊被中國領導人稱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排頭兵」項目，它將中國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最終可達中東地區獲取石油供應。關於中巴經濟走廊，巴基斯坦出現了兩派觀點，對雙邊協議的影響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中巴經濟走廊可能為巴基斯坦帶來突破性的發展，期待中巴經濟走廊重振巴基斯坦苦苦掙扎的經濟，解決頻繁停電、缺乏外國投資、長期失業率高企等問題，以獲得能源、經濟和社會多方面效益。例如，到2021年10月，十個燃煤、水力發電、太陽能和風能項目完成建設；連接中國西部和瓜達爾的高速公路將被修建或改善；當地商業活動將透過貿易和至少九個「經濟特區」的創建獲得發展。此外，中巴經濟走廊將為大部分年輕的巴基斯坦人創造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鼓勵巴基斯坦學生到中國學習，並投資於醫療保健和教育設施，它將使瓜達爾從一個沉睡的漁鎮轉變為繁榮的港口城市。這些規劃賦予中巴經濟走廊推動巴基斯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潛力，使其能夠與規模相當的已開發經濟體相提並論。另一種意見則擔心它將是“新東印度公司”，帶來經濟“殖民化”，擔心中國對巴基斯坦的規劃會將其變成一個附屬國，而不是一個興盛獨立的國家。中巴經濟走廊成為「新東印度公司」的可能性取決於軍事、經濟和社會因素。如果把瓜達爾港口變成一個大型海軍基地，那就佐證了中國對瓜達爾的規劃有軍事影響的觀點。已有批評指出中國勞動力在當地受到優待，而許多居民卻被驅趕。有些也擔心中巴之間存在已久的巨大貿易赤字，認為中巴經濟走廊有可能使該國陷入長期的債務陷阱。兩位作者白立邦和阿塔·曼蘇爾基於廣泛的文獻查閱以及與關鍵利益相關者代表的80人次半結構化訪談，認為實際情況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的成果還不確定，我們認為，如果巴基斯坦謹慎地對待中巴經濟走廊，至少會看到就業率上升、能源供應平穩，並透過吸收技術，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並在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中起領導作用，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計畫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在2014年當選印尼總統，他於2019年的連任鞏固了新時期的中印尼雙邊關係。維多多的發展觀體現在一系列旨在透過增加急需基礎設施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此外，他的“全球海洋支點” （Global Maritime Fulcrum ）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三大相似之處：首先，印度尼西亞曾是海洋文明的“支點”，有著輝煌的海洋歷史；其次，注重海上貿易和互聯互通，打通世界銀行組織經濟的堵點；最後是增加的能源、交通和商業基礎設施。「全球海洋支點」和「一帶一路」這些宏觀策略的協調，推動了中國企業在印尼的投資。印尼透過引進新的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本文作者安吉拉·特里托透過案例分析認為印尼在實操上嫻熟且自主。例如，中國企業資助和建造了幾座煤電廠，大力推動了維多多的35,000兆瓦電站計畫。此外，一家中國和冰島的合資公司接管了一系列管理不善的地熱發電廠，並最終成功運作。中國企業也與印尼的企業聯盟合作興建收費公路和工業園區，在創造就業和促進經濟成長方面貢獻巨大。再者，印尼的莫羅瓦利工業園區（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吸引了以全球最大不鏽鋼生產商青山集團為首的中國企業集團超過80億美元的投資。該工業園區目前在東南亞同類工業園區中規模最大，把印尼豐富的鎳資源轉化為不銹鋼這種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顯著改善了印尼的出口結構。另一個由印尼政府主導促成交易談判的例子是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計畫要求中方在技術轉移和勞動力在地化方面做出更長期、更優惠的承諾。為了贏得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的建設合同，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無須政府擔保的貸款。與其他鐵路建設項目不同的是，在這個項目中，中國企業與印尼企業組建了聯合體，負責建造和運營這條鐵路，為期30年。建設過程中也要為員工提供技術培訓，並成立合資公司來生產機車車輛。中國在印尼的新投資也為兩國的治理帶來了挑戰，由於反華情緒在當地民眾中根深蒂固，中印雙方要迅速調整和適應，以應對不時出現的嚴厲且毫無根據的批評。不過，有時這種批評也有助於改善這類投資的環境與社會治理。兩國政府官員和企業界之間的對話同樣導致多項變革，可以改善印尼眾所周知的煩瑣商務環境。世界體系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自主性議題如何理解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與意義？不同的理論會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世界體系和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比較有效，但落實到「一帶一路」的具體實踐，也面臨理論創新的挑戰。世界體系理論可以解釋中國創建和協調「一帶一路」計畫的動機，以及其他國家為何接受、支持或反對。發展型國家理論可以解釋彼此差異的參與國如何把「一帶一路」代入本國的發展架構中。（一）世界體系理論根據世界體系理論的劃分，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屬於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它們努力地維持半外圍的狀態，或試圖從外圍走向半外圍。世界體系理論中的核心國家主要指北美、日本和西歐地區，這些經濟體擁有高水準的工業或知識型發展，專注於高技能、資本密集生產，擁有高度的生產力優勢和金融、軍事權力。外圍國家則包括非洲、中東和中亞的許多國家以及一些前蘇聯國家，它們主要從事初級產品出口和低技能、低工資的勞動密集生產。與依附論認為核心國家剝削邊緣國家的方式是從邊緣國家轉移財富和資源不同，世界體系理論強調剝削的形式主要是核心經濟體的企業利用「全球」市場轉移「所有」工人的生產剩餘，核心經濟體的繁榮源於它們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上的破壞，從而轉移其剩餘價值。世界體系理論也認識到半外圍國家的存在，包括大部分東亞、拉丁美洲國家和一些前蘇聯國家，半外圍的特徵是同時具有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一些特徵。相對於核心與外圍，半外圍是最複雜的，正如世界體系理論家伊曼紐‧沃勒斯坦所言，半外圍國家對核心國家來說是外圍，對外圍國家來說又像是核心。中國被認為是半外圍經濟體，但懷抱追趕核心經濟體的野心。有國際金融機構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式的全球化」。中國確實在推動全球化，在依舊由核心國家主導的世界體系中，中國作為一個半外圍大國，透過部分地摒棄美國式的製度統治，推動著全球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內在的不平等和環境危害。 「一帶一路」的特徵是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互相促進，既加強貿易、投資、貸款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進行政治、文化聯繫。中國和其他非核心國家期望由此改善自身的全球地位。然而，認為「一帶一路」旨在透過拆除現有秩序來取代美國，這種假設並沒有依據。美國有分析家聳人聽聞地斷言，中國將「一帶一路」視為通往全球主導地位的路徑，這種說法更沒有說服力。直到2022年，「一帶一路」也只實施了七年，而之前預測2021年是「一帶一路」推廣的最佳時機，也因疫情流行和全球經濟衰退而推遲。世界體系理論至少提供了三種途徑幫助理解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第一，中國從半外圍走向核心的願景可能會助長其日益果敢自信的外交政策。那麼，「一帶一路」的本質究竟是實現全球領導權的宏大策略，抑或僅僅是中國經濟的「空間修復」？一些大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透過使貿易運輸路線多樣化，例如通過巴基斯坦到達阿拉伯海，通過東南亞或通過吉布地和埃塞俄比亞到非洲其他地區，確實進一步推進了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甚至可能是軍事戰略目標。但同時，巴基斯坦和衣索比亞的例子表明，與核心國家在外圍/半外圍地區的活動往往造成去工業化不同，中國的經貿活動沒有在當地造成去工業化，而是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發展目標保持一致。事實上，「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對其他外圍國家的支持，都可以視為中國減少自身經濟外圍特徵的手段。第二，在此背景下，可以看到印尼等國如何運用「一帶一路」計畫來推進本國的發展。外圍國家在尋求進入半外圍，例如埃塞俄比亞力爭在2025年之前進入世界銀行劃定的「中低收入國家」範疇，半外圍國家盡力保持其地位並加強核心經濟力量。第三，無論在經驗上或理論上，透過「一帶一路」計畫的實地調查，可以豐富關於南南投資與合作的研究。核心與外圍國家、核心與半外圍國家的互動已經有較多的理論化探討，但半外圍與外圍國家以及半外圍與半外圍國家的互動則有較多的複雜與不確定性。（二）發展型國家理論率先提出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是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他研究日本20世紀後期的工業增長，認為日本是一個「理性計劃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將私有製和國家指導相結合」。其他學者很快就採用這個概念來分析其他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和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指出，韓國曾經淪為殖民地，“二戰”之後的收入水平甚至低於當時的某些非洲國家，所以韓國比日本更能說明國家的變革性作用。這類學術著作影響深遠，甚至促使世界銀行在1993年發布了《東亞奇蹟：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此後發展型國家研究不斷發展。埃文斯提出「嵌入性自主」的概念來描述發展型國家如何與私營部門緊密聯繫，以圖資本利益和國家發展相一致，同時試圖避免成為由政治精英控制關鍵資源、損害社會福利的掠奪型國家。近年來關於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辯論，主要關乎長效經濟發展到底需要怎樣的政治和製度基礎，如何平衡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最近幾年，發展型國家理論被用來分析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研究從發展型國家理論出發，但更為關注參與國政府在選擇和協調「一帶一路」計畫過程中的自主性議題。在參與國，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都與該國內政需求所決定的發展規劃相互交錯。參與國的內政需求來自多種因素，例如影響當地民眾對中國觀感的歷史關係，領導人與本國區域利益、部門利益、社會團體的聯繫，也包括政治選舉的時機。學者認為，政治領袖傾向於優先考慮那些支持其選舉基礎並且對國家發展議程有更廣泛影響的項目。例如，馬來西亞的東鐵項目，連接馬來西亞西海岸最發達的地區雪蘭莪州和東海岸三個欠發達州：吉蘭丹、登嘉樓和彭亨——總理納吉布·拉扎克的故鄉，該項目就是納吉布談判達成的。這三個州是以馬來族為主的地區。透過平權政策吸引投資和成長，為納吉布的「以馬來人為中心」發展願景聚攏了支持者，使得巫統——馬哈蒂爾總統在2018年上台之前馬來西亞長期執政的政黨——與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結成聯盟，後者是巫統在東海岸各州的競爭對手。在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的影響使得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獲得優先考慮，為了消解中國投資敏感性，項目被投放在強硬穆斯林派集中度低、維多多支持者更為強勢的地區。這些地區對佐科·維多多的支持度很高，非穆斯林人口也很多，政府選擇了某些「一帶一路」項目作為國家戰略項目，作為政治競選中可以展示的發展成果。衣索比亞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熱切支持符合其推動衣索比亞成為非洲製造業中心的願景，這個願景還包括使亞的斯亞貝巴成為非洲大陸的「首都」。而在巴基斯坦，如果把「一帶一路」與中巴長期關係放在一起考慮，我們可以更能理解「一帶一路」計畫。實際上，中巴經濟走廊比「一帶一路」倡議更早正式發布。話雖如此，受到政權更迭的影響，中巴之間的良好關係也有天花板。因此，巴基斯坦的發展目標藍圖必然會受到國內政治情勢的限制──也可以說是利用。印尼將國家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積極建立合作機制。維多多的「海上收費公路」構想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目標一致。從頂層策略來看，兩國成功地創建了營運框架、政策和製度，使大型基建計畫可以完成，讓「一帶一路」成為印尼國家級規劃的推動者。埃塞俄比亞雖然缺乏這樣的頂層合作框架，但它也透過提升制度能力來吸引和管理「一帶一路」資金流，並利用中國的投資推動其工業化發展。美國政府在2019年間試圖將其在非洲的重心轉移到衣索比亞，顯示美國認為衣索比亞加強了其吸收中國投資的能力，因而試圖打破中埃塞聯繫。相較之下，巴基斯坦的情況表明，一些「一帶一路」的參與國，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隨著中國投資的進入，對這些投資的管理工作日漸增多，可能使得當地的官僚機構負擔過重。通常情況下，關於「一帶一路」計畫的選擇和貿易談判，能反映各國在自然資源或特殊技能技術上的資源禀賦。在印度尼西亞，大部分中國投資都進入了金屬和礦產製造業。因為印尼禁止原礦出口，迫使外國企業在印尼投資冶煉廠，而印尼是中國最大的鎳礦來源國。作為冶煉技術的領導者，一些中國公司因此進入印尼。印尼得以調整其出口結構，從出口原料轉為出口高附加價值的工業產品。資源匱乏的衣索比亞在尋求中國和其他製造業投資時，強調了國民對工業生產的適應性，這一優勢中方投資者也非常肯定。參與國的自主性也體現在它們如何透過部署與中國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來實施自身的政治和經濟規劃。印尼的例子表明，維多多政府在雅萬高速鐵路的談判上，平衡了印尼與日本的關係，也利用了中國和日本在高速鐵路技術出口方面的競爭，以避免動用過多的國家預算。衣索比亞官員也明確表示，他們利用跟中國的關係來吸引核心國家的投資和援助。雙向視角，多重關係借助世界體系理論和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分析，不難看到，「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地緣戰略」等針對「一帶一路」的論斷，存在著「想太多了」（陰謀）或「想少了」（片面、單方面）的問題。“想太多了”，是因為這些說法是對“一帶一路”的過度揣度，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領導人也是這種思維，更不應忽視參與國自身的主體性；“想少了”，是因為研究投資、金融、國際關係的專家們可能主要關注他們感興趣的方面，從而偏向於認為只有某方面對“一帶一路”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從研究案例來看，「一帶一路」更可能尋求多重目標，而對於這些目標的解讀與實施是多種多樣的。我們的研究展現了研究「一帶一路」更需要雙向視角──尤其是參與國視角。參與國將「一帶一路」倡議嵌入其國家發展議程，用於發揮自身優勢，並將投資引向符合國家利益的領域。在我們看來，「一帶一路」是由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活動、互動、利益交織而成的複雜網絡。同時，我們也認為「一帶一路」具有模糊性和寬鬆性，既有中國國家層面的、更為廣泛的外交目的，也包含了中國各省政府、國有企業的自發行為，以及參與國政府和其他主體的自主驅動因素。在實施「一帶一路」計畫的過程中，中方和參與國各方經歷陡峭的學習曲線，尤其在雙方有較大文化差異且在計畫實施之前接觸有限的情況下。這些困難可能會破壞計畫的實施，甚至導致對「一帶一路」計畫的抗議和批評。中國企業在學習如何與當地的商業夥伴、官僚、工人和客戶更有效地打交道，但這個學習過程需要時間。中方管理者可能很快會對當地政府在許可證、工作簽證、土地使用等方面的緩慢審批以及當地的低效率感到失望。中方管理者也可能受到當地利害關係人不同程度的信任。參與國的多方利害關係人也正在經歷陡峭的學習曲線，包括政治人物、官僚、商人和人民。中國投資的龐大規模是空前的，即使是分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面向多個部門的投資。參與國執行者需要適應中國投資帶來的新現實，而這可能會導致新的政府結構和部門，或現有機構的擴大和調整——像在印尼和衣索比亞發生的那樣。與這些變化相伴的是媒體、政治和公眾對「一帶一路」計畫的嚴格監督，一旦有不透明的程序出現就可能立刻招致批評。有批評指中國的計畫利用當地法律法規漏洞，損害當地環境，有些研究記錄了引發公眾反對或社會抗議的污染性計畫。這反映了客觀存在的矛盾：地方政府的發展重點與民眾的觀點不盡然一致。中國企業應該逐漸體認到，即使某項計畫受到地方政府支持，在實施過程中仍需要盡量保持約束，這也符合自身利益。在2019年第二次「一帶一路」高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承諾推行綠色“一帶一路”，中國政府承諾不在國外新建燃煤電廠。中國政府這樣的承諾和自我約束符合多方的利益。隨著新冠疫情對社會和全球市場帶來壓力，除了經濟目標，發展型國家將社會和環境目標納入其國家議程就變得更加重要。同樣，隨著中國企業扛起「一帶一路」大旗的壓力越來越大，它們必須將社會和環境的目標考慮進去，並與參與國當地的利益相關者協商，優先考慮他們的需求。(文化縱橫)

印尼總統普拉博沃沒有來華參加於天津舉行的上合峰會。印度尼西亞總統普拉博沃8月31日發表電視講話，呼籲全國民眾保持冷靜，並宣佈取消國會議員部分特權，以回應近期持續升級的社會抗議活動圖：人民網在昨天（9月1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在回應有關問題時，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說：“中方理解並尊重印尼政府因國內需要作出有關來華安排調整。”一句“理解”：釋放了中方善意；同時也表露出，印尼總統此次不來華的原因，問題不出在中方。1印度尼西亞目前並不是上合組織成員國，也不是對話夥伴或者觀察員國。反正，其本身並非必須參與上合組織峰會。海叔要說，那怕一個國際組織成員國，其領導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按期與會，也是可能的。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丁之缺席近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即是一例。但對印尼來說，自然也有值得一說的情況。今年早些時候，當傳出印尼、越南等國領導人將出席今年上合峰會之際，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曾在答記者問環節表示，中國歡迎志同道合的朋友。這種說法，自然是對印尼褒揚有加。事實上，近些年來，中國與印尼關係一直發展得不錯。無論是佐科總統當政時期，還是普拉博沃接任總統以後，總起來說，中印尼關係平穩有序發展。以中國援建的雅萬高鐵為例，儘管受到一些不實之詞的“指控”，但印尼的感覺是誰用誰感覺好，並正在策劃延伸線如何打造的問題，包括前不久有一些印尼高等級官員到訪中國，談的就是雅萬高鐵延伸線問題。雅萬高鐵開通營運以來，客流呈現強勁增長態勢，截至2025年6月25日，累計開行旅客列車29778列，傳送旅客超1000萬人次，動車組列車安全運行超463萬公里，運輸安全平穩有序圖：中國鐵路也正因此，此番普拉博沃準備來華參加上合峰會，原本是引人遐思的。更有甚者，如果中國連番主場外交活動都出現印尼總統、高等級官員，一定也能為盛會增色！2但非常、非常的遺憾，印尼國內出了一些狀況。有報導稱，印尼雅加達等多地大規模示威遊行持續升級並造成人員傷亡。按照郭嘉昆的回應，中方注意到印尼國內局勢變化，相信在普拉博沃總統領導下，印尼政府能夠妥善處置，盡快恢復國內局勢穩定。中方也希望印尼方面採取有效措施，確保中方在印尼機構和人員安全。海叔要說，郭嘉昆的話，值得細讀。何所謂“相信在普拉博沃總統領導下”？言下之意：首先，普拉博沃是目前印尼合法總統。這一點，毋容置疑。誰要是造次，作出反政府、反普拉博沃總統的事，一旦印尼官方平定了，該如何依法處理，就如何依法處理。其次，也希望普拉博沃下一步好好治理國家。其實也不僅僅在於確保中方在印尼機構和人員安全，還有更多方面，比如如何讓印尼社會走穩，重新回到有序發展的軌道中來。提到中方在印尼人員，海叔要說，不得不提出了使領館以外，還有諸如雅萬高鐵等等工作人員。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後，中方派出的技術人員等等，在所在國一定也要注意人身安全。印尼騷亂圖：上觀新聞按照普拉博沃8月31日發表的聲明所言，印尼政府目前正強調依法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按照普拉博沃的說法，印尼各政黨已對部分議員的不當行為採取撤銷議席、取消津貼和暫停出訪等措施，以回應社會關切。他呼籲國會主動與社會各界代表展開對話，暢通溝通管道。從中不難看出，印尼此番發生的狀況，從政界來看，是有人罔顧“遊戲規則”在搞事。由此導致全國性騷亂。抗議人群焚燒政府車輛，衝擊警察局、議員住宅和公共設施，導致交通大範圍受阻。這些都是需要盡快平息的。當然，從印尼本身的政府管理、社會治理以及更為重要的法治處理程序來看，都有許多事要做、要進步。3還是要說，普拉博沃此次無法前來中國，並不是他針對中國。作為非上合組織成員國，甚至也不是對話夥伴或者觀察員國，印尼領導人此前願意來華參加相關活動，恰恰是與中國關係融洽的表現。按照郭嘉昆的披露，“中方歡迎蘇吉約諾外長作為普拉博沃總統的代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可知，印尼方面仍舊是有高級代表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的，且還要出席九三閱兵。而探看九三閱兵，海叔注意到，比如東帝汶國民議會議長費爾南達將於9月2日至7日率團訪華。那就有可能與蘇吉約諾打照面。眾所周知印尼與東帝汶之間，原本關係不算融洽。近年來有所改善。在北京的相聚，估計能讓兩國關係有進一步向好發展的機會。再看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領導人也將出席九三閱兵。這兩個國家此前不久還曾因納卡衝突兵戎相見，如今在俄羅斯斡旋下關係轉好。能一起來到中國參加九三閱兵，本質上也是中國外交魅力的體現。 (新民周刊)

8月的最後一天，全世界目光都聚焦中國天津。也毫無疑問，中國最高領導人與印度總理莫迪的會見，是當天全球媒體最關注的。無他。中印兩國的份量，風風雨雨的過去，微妙的國際背景，都凸顯了這次會見的非同尋常。還有，中俄正式會晤，畢竟不在這一天。細讀新華社通稿，中國領導人的一些話，很是語重心長。完全我個人觀點，他對莫迪說的三句話，尤其意味深長。第一句，他告訴莫迪，做睦鄰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夥伴，實現“龍象共舞”，應當是中印雙方的正確選擇。這句話非常關鍵，我看到，基本所有重要媒體都引用了。睦鄰友好、相互成就，不用多說，大家都理解。“龍象共舞”，既形象，也體現出對印度的尊重。這種尊重，我相信，從美國人身上，印度是不可能獲得的。第二句，他告訴莫迪，只要把准了是合作夥伴而不是對手、互為發展機遇而不是威脅這個大方向，中印關係就能綱舉目張、行穩致遠。是合作夥伴，不是對手；互為發展機遇，不是威脅。我相信，莫迪多少聽進去了。所以，他鄭重表態：印中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共識遠大於分歧，印方願從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兩國關係。這就對了。第三句，他告訴莫迪，要合力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不要讓邊界問題定義整體中印關係。這應該也是有所指的。我們也不用太迴避，因為加勒萬河谷衝突，中印關係一度遭到嚴重衝擊。算起來，這也是莫迪7年來第一次訪問中國。中印畢竟是大國，利益廣泛交織，如果讓邊界問題定義整體中印關係，這樣的領導人，顯然太短視了。所以，我看到，莫迪也鄭重表態：印方願同中方尋求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邊界問題解決方案。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至少莫迪的這個態度，還很務實很有建設性。七年後再訪中國，尤其是放在當下美國對印度大棒揮舞的大背景下，莫迪也很是感慨。三個小細節吧，資訊量很大。1，會見完後，莫迪特意用中文發了一條推文，說：“我們一致認為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十分重要，並重申了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和相互體諒的基礎上加強合作的承諾。”不是特別的會見，莫迪也不會用英文發推後，又特意發了條中文。2，莫迪還用了一個詞，“富有成果”。對這次天津會見，莫迪應該很滿意。3，按照新華社的報導，莫迪還說，印中都堅持戰略自主和獨立外交，兩國關係不受第三方影響。 (牛彈琴)

【導讀】2025年上合峰會於今日在天津開幕，這不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之一，更是上合組織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峰會。會中，印度總理莫迪表態印中作為全球重要經濟體（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加強合作十分重要。另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公開發文，中國、亞美尼亞發佈聯合聲明等，都凸顯出南方國家對中國的高度重視，以及其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本文指出，全球南方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快速崛起，更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而這迫切需要建構自主發展理論支撐。二戰後，美國主導的發展主義理論雖為部分南方國家提供了發展框架，但其本質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將複雜的發展問題簡化為線性進步模型，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南方國家獨特的歷史語境。作者認為，隨著“發展”一詞被美國定義並主導，南方國家自主發展願望都被選擇性地忽視了。這導致南方國家陷入一種“話語被動”：發展實踐在場，但發展理論缺席。倘若南方國家無法扭轉這種被動地位，而只能依賴外來知識體系表達自我訴求的話，長此以往會喪失自主發展的能力。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新發展主義應運而生。全球南方的整體興起以及相互間日益成熟的合作網路，正為全球南方重塑發展話語打下堅實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在反思發展主義的基礎上總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這種源於實踐的理論集合，正成為南方國家打破知識依附的關鍵力量。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的理論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殖民/被殖民為特徵的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體系走向崩潰，“南方國家”作為世界體系中一個新概念開始出現。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憑藉其資本和技術、知識和制度的優勢，與南方國家追求國家發展的迫切願望相結合，推動了發展主義思潮的興起。南方國家進入到美國主導的“發展時代”，發展主義理念也逐漸主導南方國家的發展。然而，隨著南方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不斷推進，發展主義理念的弊端不斷顯現，其有效性開始受到質疑，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反思發展的思潮，以此催生出了新發展主義。全球南方成長於以美蘇兩大陣營的政治角力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中。在實踐中，全球南方國家通過南北合作的吸納式發展學習、南南合作的相互學習以及獨立發展實踐的自我學習，逐步孕育出了追求獨立自主發展的內生動力。雖然經歷了波折，但在這一內生動力的驅動下，南方國家逐步探索出了多樣性的發展道路。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引領下，南方國家在21世紀實現了令人意外的崛起。2023年，“全球南方”成為《金融時報》年度熱詞之一。《外交政策》雜誌2023年初發文認為，“全球南方”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在不斷擴大，這是2023年一個極富意義卻常被忽視的重要全球政治趨勢。全球南方的崛起不僅激發了對發展的反思、推動了新發展主義的政策和學術思潮，同時也促使南方國家從倚重後殖民主義知識體系，轉向思考“自主性發展知識”。全球南方的崛起沿循了“政治自覺”（政治獨立）、“經濟自覺”（經濟發展），但全球南方真正意義上的崛起恐怕很難離開“知識自覺”。南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南方的理論武器”。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本文著眼於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的形成與全球南方關係，分析它們對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意義。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是內涵廣泛、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思潮的總稱。本文希望通過這一簡要的分析，提出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發展理論武器的議題。本文強調“南方的理論”，並不必然意味著作者持二元知識範式的立場。同時，本文不涉及一般意義上的哲學、思想與社會文化理論和知識，而主要聚焦涉及發展的理論觀點。▍發展理論的建構與批判：南方的被動從廣義和去政治化的角度講，發展是一個全球性和普遍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但從狹義的角度講，發展則主要指發端於二戰之後的，發達國家通過援助和干預支援新興的獨立國家經濟發展的“社會工程”。這一“社會工程”的理論核心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發展主義理論。該理論體系在本質上受到了“環境決定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從歷史的角度講，西方中心的發展主義理論是西方社會經濟實踐和思想演化的知識產品。發展主義理論最終走上全球發展的舞台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第一，二戰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的核心力量。為了確保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統稱布列敦森林體系。這一體系既控制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同時也作為制度和金融體系服務於美國對南方國家的援助，為發展主義提供了制度和資源供給。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正統古典主義經濟學政策導致了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強調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隨之走上西方經濟政策的舞台。凱恩斯經濟學所倡導的政府干預、發展規劃、政府投資公共部門等主張也同時開始影響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政策，成為發展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歐洲復興計畫的成功為發展主義提供了實踐支援，從而推動了通過發展援助支援受援國實現經濟發展框架的形成。第四，獨立之後的新興國家普遍抱有追求國家發展的訴求，這些國家的精英和社會大眾與發達國家在發展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為發展主義理念的應用提供了合法性。發展主義理論框架的思想和實踐資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源於15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與非歐洲國家的長期交流互動。在這一過程中，歐洲逐漸形成“文明/落後”的結構性認知，並由此發展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與此同時，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殖民地開展了一系列旨在改造殖民地的干預性建設，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有關殖民地治理和建設的理論與經驗。這些理論與經驗在去殖民化之後都轉入了發展援助的實踐中。因此，發展援助也常被批判為某種意義上的“新殖民主義”。第二，拉丁美洲的發展實踐以及相應的國家主導發展的理論認識。作為歐洲和北美之外最早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南方地區，拉丁美洲在19世紀後期開始了初級工業化，並在20世紀30年代推動了進口替代工業化。在這一過程中，拉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出現了以勞爾·普雷比什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南方理論”，並對發展主義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三，中國自清末以來，封建的農耕經濟開始衰落，現代工業化發端。到民國以後，民族工業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美國太平洋學會資助了大量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展開研究，出現了如方顯廷這樣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理論堪稱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儘管如此，真正推動發展主義成為發展理論與政策指導的，主要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1951年，劉易斯受聯合國委託完成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措施》被認為是發展主義的基礎理論。沃爾特·羅斯托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的宣言》一書，指出經濟成長存在不可超越的階段。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欠發達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將從傳統狀態過渡到發達狀態。增長經濟學的理論與社會發展以工業化為目標的理論，共同構成了發展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體系。早期關於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討論，主要參考了拉美和中國的發展實踐經驗（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經驗），聯合國組織的相關研究也都展開了相應的實地調研。劉易斯報告中體現的各種觀點——如反對帝國主義的傾向、發展需要有文化的導向、發展規劃的必要性以及援助效果的監督等——既源自他作為西印度群島黑人的成長經歷，也來自他對於拉美經濟發展歷史的瞭解。遺憾的是，逐漸走入學術和政策舞台的發展主義理念，除了少數技術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於西方思想和實踐的建構性知識產品。此後，各種從不同學科角度提出的發展理論，幾乎毫無例外地將理論框架建立在脫離欠發達國家實際、迎合西方社會進化論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礎上。主導南方國家發展的發展主義理論呈現出嚴重的“南方缺位”。基於北方的“思想”建構的懸置性理論來指導南方國家的在場性發展實踐，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儘管南方國家是發展的實踐場域，南方國家在發展理論的建構方面卻長期處於被動——即便在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問題上也同樣如此。拉丁美洲是最早實踐發展主義的南方地區，也是二戰之後繼續實踐美國為主導的發展主義理念的地區。到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高築、社會矛盾激化、左翼思潮出現，同時也出現了拉美的左翼發展思想。但是這些思想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反思發展主義的理論主流依然在西方。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先後於1962年和1964年出版了《新興國家經濟——工業化與國家發展》和《20世紀的經濟學》，被廣泛視為最為系統性地挑戰了發展主義理論的著作。他在1983年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交的《新發展觀》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以國家“內生的”力量與資源為基礎追求發展的重要性，並闡述了用國家權力約束市場的重要性。1963年，英國發展研究院的建院院長、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達德利·西爾斯發表了《特殊案例的侷限性》一文，他認為大學裡講授的主流經濟學是以發達國家經驗為基礎的產物，不適用於“欠發達國家”。其後，不同學科反思和批判發展主義的研究大量湧現，逐漸成為學術時尚。對於“北方理論主導”的批判性審視並非質疑其理論本身的合理性，而且，認為南方國家在這場反思和批判的思潮中完全缺位也並不客觀，但不得不承認，即便有南方國家學者的參與，這場由北方國家主導的反思與批判，大多仍然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南方立場”。在發展理論的殿堂上，多數西方的理論家依託其強大的“建構與反思”的知識生產能力和以提出“研究問題”為特徵的學術路徑，將南方發展問題“想像化”和“知識自我化”，滿懷自信地生產理論和概念，同時又在學術的法庭上對這些理論展開看似不留情面的控訴與批判，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學術權威”以至於“學術霸權”。南方的思想除了“接軌”“協助”“補充完善”，剩下的也只能是被動與無奈地仰望西方知識的神聖殿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賓遜，以表彰他們對於制度差異如何影響國家的繁榮的研究貢獻。他們合作的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早已在中國傳播。中國學者曾就此書提問：“為什麼不提出國家為何成功的問題呢？”網上也有人指出：“中國的成就對於諾貝爾獎得主的理論構成了考驗。”阿西莫格魯等人關注的核心是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他們的觀點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就在於，如同瑞文·康奈爾所說的，揭示了在普世性的表象之下，“北方理論”的社會科學實則是宗主國社會的觀點、視角和問題。人類的知識當然具有普遍性意義，但這一普遍性應當是原則性的，即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性。普遍性並不意味著知識——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知識——沒有時代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情景性。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既有情境性，同時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發展理論知識的形成與演化在這一點上並不例外。強調南方國家的理論被動，並非刻意強化南北知識對立，而是旨在呈現發展理論和知識生產中的“主客體”關係，以及長期存在的南方作為“他者”從而被消費的知識殖民主義問題。發展理論的核心缺陷恰恰是實踐情景在南方，理論的主導則在北方。如洪通吉所言，這是殖民地科學向後殖民世界的延伸。▍一個某種意義上被“誤讀”的發展主義在發展的語境下，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是理解南北關係與全球南方崛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知識單元。討論新發展主義與全球南方崛起的關係則需要回到發展主義這個起點上。1949年1月2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就職講演中系統闡述了美國對於前殖民地的政策。他提出了一項大膽計畫：利用美國先進的科技和工業優勢，幫助欠發達地區實現經濟增長和改善生活水平。這一計畫的核心是與其他國家一道推廣民主制度，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科學技術發展和工業化，通過提供援助干預實現欠發達地區發展。自此以後，幾乎所有涉及發展研究的著作都將此看作是當代“發展”概念的起源。因為美國不僅明確提出了援助欠發達國家的發展理念，同時也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並與盟國建立了國別發展援助機構以及單列國際發展財政預算，形成了從理論、資源供給到機構的完整發展主義制度體系，並以此推動了在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如果說“殖民”是歐洲帝國主義遺產的話，那麼，“發展”則理所當然被認為是美國的當代資產。與歐洲早期通過殖民主義統合世界事務不同的是，二戰後美國獲得全球主導地位時，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環境，需要根據新的地緣政治的客觀要求調整策略。二戰前，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就已日漸高漲，二戰延緩了去殖民化處理程序，美國則需要順應這一潮流，形成既符合自身要求，同時也能回應新興獨立國家政治訴求的新戰略。因此，杜魯門在“第四點計畫”講話中提出了反對歐洲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剝削的主張。與此同時，美國需要一個統合世界，特別是統合新興獨立國家的理論範式和實踐體系。歐洲帝國主義者成功建構了基於社會進化論的“文明/野蠻”的結構主義理論認識範式，為其“改造落後民族”的殖民主義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去殖民化消解了這一道德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則成為美國取代歐洲殖民主義、主導世界秩序最好的道德武器。杜魯門的“第四點計畫”將“落後地區”轉變為“欠發達地區”，將改造落後地區的殖民主義轉換為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主義，並將這一計畫放置在政治平等與反對殖民主義經濟剝削的大旗之下，從而在形式和修辭上改變了殖民主義時代的等級關係。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進入新階段以後，憑藉二戰勝利的政治資本和戰爭期間積累的巨大工業產能對全球體系的整合。然而，這一改變並未動搖從15世紀開始逐漸形成的西方/非西方不對等的結構關係。美國通過推動欠發達地區發展的新議程，再次將蘇聯陣營之外的多數前殖民地，納入了以發達/欠發達為特徵的新的全球結構體系中，讓不平等的結構在新的時空中得以再生產。在此語境下，發展與美國主導全球的權力訴求融為一體。這種融合必然要求對發展的過程進行控制，因此，二戰以後，在美國的主導下，西方世界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國際發展援助體系。發展主義則成為這個體系的代名詞。發展主義實際上成為一種被稱為“新殖民主義”的教義和霸權，也自然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展霸權的標誌。然而，西方世界對於發展的控制，只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地緣政治和知識技術維度的特徵，並非其全部含義。從廣義的角度講，發展主義思潮同樣包含了南方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內在訴求。例如，孫中山1918年11月出版了《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1919年他致函美國商務部長威廉·瑞德菲爾德，並附上他基於這本書所起草的“中國國際發展項目草案”。在該草案中，孫中山請求美國向中國提供資金、專家和技術援助，修復戰爭的創傷；他同時建議把援助和推動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作為國聯的主要任務。很顯然，無論從提出現代意義上的發展概念還是提出通過國際援助推動發展的角度講，孫中山都應該是國際發展的創立者。孫中山《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不僅僅呼籲展開國際合作，同時也系統論述了中國自主發展道路的戰略問題。他提出的中國需要提升國家能力、領導中國的民族工業化以及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等觀點，與三十年後出現的發展主義理念的諸多要素一脈相承。事實上，發展主義思潮並非簡單的地緣政治經濟概念，而是涉及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南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以及南方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互動等複雜的歷史政治經濟景觀。羅威廉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歐洲資本主義衝擊中國之前，中國本土現代化的進展。這也是孫中山在民國初期提出中國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推動現代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倡導“發展是硬道理”，推動“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實際上，以發展為特徵的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以工業化為動力，推動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全球性大轉變。馬克思認為現代化有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含義，也有後發國家趕上工業化的含義。不僅像中國這樣具有長期歷史文明的國家一直都在“發展”的道路上，最早取得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便推動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二戰以後逐步獲得獨立的南方國家，同樣將推動發展作為建設國家的主要手段。歐洲資本主義的海外擴張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為當地人民留下了一系列遺產、制度和想像——其中，發展就是最為主要的想像。因此，雖然南方國家很難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但是如同羅威廉對於中國的研究所展示的，“現代性”是多樣性的，發展也並非西方的專利。很顯然，發展主義可以被視為一個由兩個相互聯絡，但分屬於不同主體的話語體系組成的混合意識形態。一是西方的發展主義——也是我們通常批判的發展主義。從這個角度講，發展主義在政治上是霸權的，在理論上是建構的，歷史上則是殖民主義的延伸，是殖民統治的產物。二是南方國家的發展主義，這個視角的發展主義具有“本土性”“雜交性”“後發性”的特點。由此可見，將發展主義完全“西方化”是片面的，會造成對發展主義的誤讀。拉丁美洲和中國早期的發展實踐聚焦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帶動社會進步和全面的經濟社會轉型，這些思想毫無疑問屬於典型的發展主義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南方國家看作發展的受害者看似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在客觀上則是片面和極端的，對於南方國家甚至是有傷害的。事實上，發展主義之所以會遭受誤讀，恰恰是因為南方國家在理論建構和話語體繫上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由此可見，南方國家如果缺乏知識的自覺並失去自主性思想的支撐，轉而被那些並不植根於南方土壤的外來知識體系通過建構和批判展開循環性替代表達的話，那麼南方國家最終就會喪失自主發展的能力。▍新發展主義：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自覺法國人類學家路易·迪蒙曾嘲笑“印度社會學”是自相矛盾的，他認為社會科學只會有一套普世性的概念與方法。這一論斷其實並非全錯。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等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徵，自然會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識和理論。問題在於如何生產這些知識，以及知識生產和應用過程中的權力結構。本文認為，發展主義在實踐中遭遇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主流的發展理論和政策存在嚴重的“南方缺位”。然而，隨著全球南方的不斷成長，這一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發展主義的興起充分展示了南方國家的理論自覺。1987年，巴西經濟和社會學家魯伊·毛羅·馬里尼在《墨西哥社會學》雜誌發表了《新發展主義的理由》一文，首次提出新發展主義的概念。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南方經濟理論”。2007年，巴西經濟學家路易斯·卡洛斯·佈雷塞爾-佩雷拉在阿根廷的《新社會》雜誌發表了《新發展主義的國家與市場》一文，系統闡述了一系列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投資、利率、匯率和工業化升級等新發展主義觀點，明確提出了國家在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包括北方學者在內的一批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經濟學家在巴西聖保羅開會討論替代發展的問題，會議形成了《聖保羅宣言》。該宣言標誌著拉丁美洲學者推動的新發展主義經濟發展思想開始得到主流發展理論的高度重視。2012年，林毅夫《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的中英文版出版，基於中國經驗的新發展主義經濟理論觀點與拉丁美洲的新發展主義觀點匯合。從20世紀拉丁美洲的普雷比什和中國的方顯廷，到21世紀的佩雷拉和林毅夫，前後將近百年，從結構主義到新結構主義，從發展主義到新發展主義，承載著南方學者思想理論自覺的夢想。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體系，而是一個內容廣泛的思想理論觀點和實踐政策的統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者和發展政策專家，在反思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在發達國家流行的現代主義和在開發中國家流行的發展主義實踐的基礎上，新發展主義逐漸成形。與發展主義相同的是，二者都強調經濟發展和政府的作用。但不同的是：首先，兩者出現的時代背景完全不同。發展主義時代的南方國家普遍處於貧困狀態，南北經濟發展水平懸殊；而進入本世紀以來，這一現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次，發展主義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觀點和目的，而新發展主義則是基於南方國家實踐在場性的理論認識。再次，新發展主義的理論觀點具有實踐和理論上的包容性，既針對了北方國家實踐也針對了南方國家的實踐，理論體系中既有“南方知識”也有“北方知識”，因此屬於全球發展知識。新發展主義在本體論上否定了西方進步路徑的唯一性，在認識論上否定經濟發展的統治性，強調以人為本、環境資源友好、社會文化發展和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承認市場的有限性等；在方法論層面否定了二元對立和發展的前後次序性，反對發展主義教義下經濟發展導致社會文化轉型直到政治民主的線性發展路徑，強調社會文化多樣性和跨越性發展；在實踐上，新發展主義主張在經濟發展中優先保護環境資源，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如控制匯率和利率、監管資本、實施工業化政策等。▍結語如果說瑞文·康奈爾提出的“南方理論”的問題，是西方社會科學家在某種程度上試圖擺脫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範式的學術倫理的一種自我反思，那麼以中國學者為代表的南方社會科學家日漸增加的對“自主性知識”的追求，則可看作是南方學者擺脫“他者身份”的思想自覺。過去二十多年興起的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正是這一學術自覺過程極具時代意義的產物。新發展主義伴隨全球南方的崛起而興起，是南方國家發展實踐的知識產品。第一，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論思想不是憑空建構出來的，而是對發展主義發展理論的繼承與批判。推動南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發展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核心，也是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核心。但是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念拒絕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理念，堅持政府主導和一系列的工業化政策主張，同時將社會發展的維度納入政策體系，從而協調經濟和社會的同步發展。第二，新發展主義的理念以及相應的政策歷史性地聚焦南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其中的一系列主張均是對以往發展實踐的反思和創新，核心的理論觀點與政策均屬於在場性的知識並源於現實發展的需要。第三，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並非閉門造車，相反，它充分吸納了包括新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不同類型學術思潮中有利於南方國家發展的思想，如市場經濟、產權、綠色發展等。第四，倡導新發展主義的主體是南方國家的學者、政策制定者和發展實踐者。這一主體性確保著新發展主義理念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在場性及相關性。需要指出的是，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在反思發展主義的基礎上總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更為重要的是，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論興起於冷戰以後的全球化時代，而且伴隨著全球南方的崛起。隨著全球發展格局的變化，一系列催生新發展主義的外部和內部條件也都在發生變化，因此，新發展主義的觀點也將隨之發生變化。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南方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自主發展資源，即日益增加且多元化的南南合作發展融資體系，日益發展化的制度資源，如金磚國家組織、亞投行和新發展銀行等發展制度體系。全球南方基於這些資源所開展的發展實踐，正在不斷生產新的發展知識。中國正在推進的基於“新發展理念”的現代化實踐，不僅為新發展主義提供了全方位的實踐支撐，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新發展主義的理論維度。一旦全球南方堅持實踐為基礎的理論自信，新發展主義必將成為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武器。 (文化縱橫)

據克里姆林宮消息，俄羅斯總統普丁將於8月31日至9月3日訪華。首先，普丁將在天津出席上合組織峰會，之後將前往北京出席抗戰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俄羅斯塔斯社報導稱，當地時間8月30日，俄羅斯總統國際事務助理烏沙科夫主持新聞發佈會，向媒體記者介紹普丁訪華行程安排。烏沙科夫還稱，普丁將率領“規模龐大”的代表團訪華，在中國停留如此之久“實屬罕見”。他透露，普丁預計將在華會晤多名外國領導人。同日，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囉娃同日表示，俄羅斯和中國將即將在北京舉行的兩國領導人會晤視為發展雙邊關係的“關鍵事件”。俄方預告普丁在華部分行程據烏沙科夫介紹，普丁將率領一個“規模龐大、意義重大”的代表團訪華，其中包括三位副總理、十多位部長以及一些聯邦部門負責人和各大企業代表。烏沙科夫稱，在8月31日至9月1日天津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期間，普丁計畫舉行10多場雙邊會晤，包括與印度總理莫迪、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會晤。此外，普丁還計畫與柬埔寨首相洪瑪奈、尼泊爾總理奧利舉行簡短會談。烏沙科夫與普丁 資料圖烏沙科夫表示，9月1日，普丁將會見莫迪，討論普丁即將於12月對印度的訪問。他說，這是兩國領導人今年首次會晤，但雙方通過電話保持著密切聯絡。同日，普丁將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探討中東、北非和南高加索地區局勢；並與伊朗總統會談，討論伊朗核計畫等議題。烏沙科夫提到，中方已為普丁從天津前往北京提出幾種方案，包括乘坐高鐵。“但目前尚未最終確定”。他繼續介紹稱，在北京期間，普丁將與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舉行雙邊會晤。普丁還將在北京會見剛果（布）總統薩蘇和越南國家主席梁強。他特別提到，俄方正探討普丁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在北京舉行雙邊會晤的可能性。普丁與金正恩的上一次會晤在2024年6月 塔斯社“普丁在中國停留如此之久實屬罕見”烏沙科夫稱，普丁在華期間，將與中方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他說，兩國領導人不僅將討論國際問題，還將討論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現狀和前景。“領導人們當然會討論最重要的全球和地區問題，”烏沙科夫表示，“他們也少不了討論對美關係問題。普丁已承諾，他將向中方領導人詳細通報他8月15日在阿拉斯加與美國總統川普會晤的結果，以及與美方其他形式的接觸，包括電話會談。”烏沙科夫表示，兩國領導人還將討論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問題、即將在南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以及在韓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所有這些峰會都將在今年秋季舉行。屆時將討論許多議題。”烏沙科夫指出，中國是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俄羅斯是中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日本、韓國和越南）。2024年，俄中兩國貿易額增長7.5%，達到創紀錄的2449億美元。金融合作規模不斷擴大，超過95%的貿易結算以盧布和人民幣進行。烏沙科夫指出，能源是雙邊務實合作的重點，俄羅斯是中國的主要能源供應國之一。他補充道，兩國在能源、核設施、汽車、船舶、飛機，以及高科技與航天等領域的合作正不斷深化。例如，中國汽車正在俄羅斯實現本地化生產，兩國在國際月球科學站建設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他還指出，俄方目前正在努力擴大進入中國市場的俄羅斯農產品範圍。烏沙科夫在發佈會上強調，普丁此次在中國停留如此之久“實屬罕見”。“我特別想強調的是，我們的雙邊關係正處於歷史最高水平，”烏沙科夫稱，“雙方合作在各個領域都進展順利，這一切將在即將舉行的會談中得到100%的證實。”扎哈囉娃：俄中關係的大事同日，扎哈囉娃在簡報會上表示，俄羅斯和中國將即將舉行的北京峰會視為發展雙邊關係的“關鍵事件”。“我們兩國在二戰中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扎哈囉娃稱，“我們竭盡全力以捍衛獨立和主權、確保世界在反人類意識形態——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攻擊下得以保全。”扎哈囉娃強調，普丁即將訪華將成為俄中關係的大事，具有廣泛的國際反響。她稱，在北京舉行的隆重活動，包括閱兵，將延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扎哈囉娃提醒說，普丁總統多次指出，俄羅斯人民記得並高度重視中國人民在二戰共同勝利中的貢獻。“我們兩國人民在戰爭的嚴酷年代形成的戰鬥兄弟情誼，至今仍是新時代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基礎之一，”扎哈囉娃指出，“我們兩國在捍衛歷史真相和公正、抵制偽造歷史和篡改二戰結果方面的共同立場，是不可動搖的。” 普丁臨行前最新表態當地時間30日，普丁在啟程訪華前接受了新華社採訪。塔斯社稱，按照傳統，俄羅斯領導人在出國訪問之前，會就雙邊關係等問題接受該國媒體的詳細採訪。普丁表示，俄羅斯在金磚國家框架內與中國積極合作，兩國共同反對世界貿易中的歧視性制裁。他強調，俄中兩國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反對世界貿易中的歧視性制裁，這些制裁阻礙了金磚國家成員國和整個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談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記憶，普丁表示，俄羅斯永遠不會忘記，正是中國的英勇抵抗，成為阻止日本在1941—1942年進攻蘇聯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使得蘇聯紅軍得以集中力量擊敗納粹並解放歐洲。“蘇聯和中國人民首當其衝，在戰爭中承受了最慘重、最大的人員傷亡。我們兩國人民在抗擊侵略者的鬥爭中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戰勝納粹和軍國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普丁說，“這些嚴酷的考驗清晰地展現並鞏固了兩國友好互助的優良傳統，為現代俄中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普丁指出，紀念蘇聯和中國人民抗擊德國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歷，對兩國具有永恆的價值。他還強調：“俄羅斯和中國強烈譴責任何歪曲二戰歷史、美化納粹、軍國主義者及其僕從和劊子手以及抹黑解放者戰士的企圖。載入《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文書中的戰爭成果是不可侵犯的，任何篡改都是不可接受的。這是我們與中國朋友共同不可動搖的立場。”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27日曾表示，普丁即將對中國進行的訪問“史無前例”，“我們正在為這次訪問做準備，總統也在為這次訪問做準備。俄中最高層往來以及在此次訪問期間的國際交往對我們來說極為重要，（俄中關係）始終是我們的優先議題。”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洪磊28日表示，普丁總統來華出席紀念活動，這進一步彰顯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高水平，也宣示了中俄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的團結同心。洪磊說，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俄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將繼續致力於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國際公平正義，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框架內加強協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攜手為人類前途命運開創更加光明的未來。 (觀察者網)

外媒：伊朗總統計畫訪華並參加上合組織峰會據伊朗邁赫爾通訊社、塔斯尼姆通訊社等媒體7日報導，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稱，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計畫訪問中國並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峰會。佩澤希齊揚 資料圖 圖源：IC photo伊朗邁赫爾通訊社報導說，阿拉格齊補充稱，預計佩澤希齊揚近期還將對亞美尼亞進行訪問。上合組織於2001年6月成立，創始成員國為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2017年上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決定給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員國地位。此外，伊朗和白俄羅斯分別於2023年和2024年正式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上合組織天津峰會將於2025年8月31日至9月1日舉行。 (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