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資界，許多人學習巴菲特和蒙格，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然而，李錄做到了。他的人生和投資生涯，可以被濃縮為兩句話：“第一，學習巴菲特和蒙格。第二，執行。” 查理·蒙格在他95歲那年曾公開表示，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只把家族的錢交給過一個外人管理，這個人就是李錄。本期Founders播客深入探討了這位被蒙格稱為“不是常人”的投資大師。通過整理李錄過去二十年的演講和訪談，我們得以一窺他如何從一個身無分文的異鄉學子，成長為百億規模的基金管理人，以及他那極致而純粹的投資哲學。一、 結識蒙格人生的轉折點與思想的啟迪李錄與查理·蒙格的相遇和深交，是他人生中最具決定性的事件之一。在為中文版《窮查理寶典》所作的序言中，李錄深情地回憶了這段經歷。他初見蒙格時，覺得這位老人有些“遙遠”和“心不在焉”，但言語間充滿了需要反覆琢磨的智慧。直到2003年的一次長談，李錄將自己投過、研究過或感興趣的所有公司都介紹給了蒙格，並請教了自己遇到的困境。蒙格一針見血地指出：“你遇到的問題，幾乎是華爾街所有的問題。問題在於華爾街的思維方式。” 蒙格告訴他，如果願意放棄華爾街的道路，走一條不同的路，他願意投資。這次談話後，在蒙格的幫助下，李錄徹底重組了自己的公司，完全仿照巴菲特和蒙格早期的合夥人制度。此後的12年，他的資本增長了超過20倍。在李錄眼中，蒙格是獨一無二的，甚至在人類歷史的傳記中也找不到相似之人。這種獨特性體現在他的思維方式和人格魅力上。蒙格的逆向思維：“想明白如何過上幸福生活，蒙格會先研究如何把生活搞得悲慘。想研究企業如何做大做強，他先研究企業如何衰敗消亡。大部分人關心如何在股市成功，蒙格最關心的是，為什麼大多數人在股市失敗了。他的思維方式是：‘我只想知道我將來會死在什麼地方，這樣我就永遠不去那裡了。’”這正是播客主理人最推崇的一本關於巴菲特和蒙格的書的書名——《All I Want to Know is Where I'm Going to Die So I'll Never Go There》。蒙格不斷收集和研究各行各業的失敗案例，並將其整理成一個決策清單，以此來避免自己犯下重大錯誤。二、 哥倫比亞大學演講 投資的精髓與極致的努力李錄的投資生涯始於一次偶然。在哥倫比亞大學聽了華倫·巴菲特的一場講座後，他的人生被徹底改變。當時他身無分文，無依無靠，對未來充滿迷茫。“巴菲特對投資的論述，與我之前對股市的認知完全不同，”李錄說，“我越想越覺得，這事兒我也許能幹。”核心理念：像企業主一樣思考從巴菲特那裡，李錄學到的第一個核心理念是：把自己看作企業的所有者，你的財富將與企業的本質興衰緊密相連。 如果你是一個企業主，你不會整天進行交易。這正是蒙格所說的“坐著等”的投資之道（sit-on-your-ass investing）。交易越少，付給券商的佣金越少，聽到的噪音也越少。認識你自己：你是5%還是95%？李錄對學生們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你必須搞清楚自己是那種人。“市場上95%的人是為交易而生，或許只有不到5%的人會像我、巴菲特和蒙格那樣思考。你最大的挑戰，就是搞清楚自己屬於那5%，還是那95%。如果你不適合這種方式，你的性格和它不匹配，你最終一定會失敗。”李錄自己也經歷過探索。他曾在朱利安·羅伯遜（老虎基金創始人）的辦公室工作，身邊圍繞著一群交易員。那段經歷讓他深刻認識到，自己不屬於那95%。他更像蒙格和巴菲特，喜歡獨自坐在房間裡，閱讀、思考，把自己的工作比作一名“調查記者”。經典案例：如何挖掘添柏嵐（Timberland）這只7倍股？在2006年的哥大演講中，李錄用他投資添柏嵐（一個著名的戶外品牌）的案例，完美詮釋了他的投資過程。這個案例的核心，是兩個字：努力（Effort）。當時，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所有鞋業公司的股價都大幅下跌，添柏嵐也不例外。李錄發現，這家年銷售額近10億美元的大品牌，竟然沒有任何分析師覆蓋。1. 探究原因，發現機會：為什麼沒人覆蓋？因為公司盈利能力強，幾乎不需要從金融市場融資。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家族企業，家族擁有40%的股份，卻控制著98%的投票權，這讓很多機構投資者望而卻步。股價為何暴跌？公司捲入了一系列訴訟。2. 極致的盡職調查：閱讀所有法庭檔案：李錄下載了每一個案件的每一份檔案，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他說：“如果你沒有好奇心，你根本不會做這件事。我就是好奇，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發現管理層性格：通過閱讀這些檔案，他發現公司的老闆是個硬漢，被訴訟搞得心煩意亂，索性決定不再與華爾街溝通。這些訴訟嚇跑了所有只看表面的投資者，卻為李錄創造了機會。實地考察，瞭解為人：他親自跑到公司所在的社區，甚至去他們的教堂，花了幾周時間和所有相關的人聊天，去“審計”他們的歷史。滲透到核心圈子：他發現創始人的兒子和他年紀相仿，也畢業於商學院。於是，他設法找到了創始人兒子擔任董事的一個董事會，並通過朋友介紹，也成為了該董事會的成員！“我和他兒子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這樣我就能真正瞭解這個家族內部的情況了。”3. 抓住機會，下重註：經過這一系列令人瞠目 espectacular 的調查，李錄對這家公司的里奇外外、管理層的品性能力都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判斷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當被問到投了多少錢時，他的回答是：“A shitload.”（一大坨）結果呢？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這只股票漲了7倍。這個案例完美體現了蒙格和巴菲特的思想：“好機會是稀有的。當你發現機率對你極為有利時，下重注。”對學生的失望：空談理論，缺乏行動在分享完這個案例後，李錄開始帶領學生們分析其他公司，但他很快就失望了。當他提出最基本的問題時，比如“這家公司的市值是多少？”，整個教室只有一個學生舉手，而且還答錯了。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道：“你們這幫哥倫比亞商學院的傢伙到底在幹什麼？你們怎麼可能在這個行業裡成功？這就是為什麼我所有的員工都沒上過商學院。我發現，從零開始教他們，比教一個已經有經驗的人更容易。”他的核心觀點是：“你必須去做（You've got to do it）。” 理論知識如果不通過實踐去驗證和運用，就毫無價值。三、 投資哲學的深化機會、能力與專注在後續的多次演講和訪談中，李錄反覆強調了幾個核心觀點。1. 機會成本是決策的核心這個思想直接來自蒙格。李錄引用蒙格的視訊說：“我們（蒙格和巴菲特）做決策的方式是，如果我們已經有一件很棒的事情可以做，我們對任何不如它的事情都不感興趣。這讓生活簡化了很多。”“投資的本質就是機會成本。所有的決策都應該通過機會成本的概念來看待。當你將任何備選方案與你手中最好的機會進行比較時，你自然就不會過多地分散投資。”巴菲特的“20個打孔位”理論也是同樣的道理：想像你一生只有一張可以打20個孔的卡片，每次投資決策都會用掉一個孔。這樣一來，你就會對每一個決策都慎之又重。2. 讓個人興趣定義你的能力圈這是李錄最精彩的總結之一。他認為，獲得競爭優勢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你真正熱愛的事情，這樣你就會自然而然地、無時無刻地去思考它，久而久之，就能積累起巨大的優勢。“這個遊戲（投資）是發現你是誰，你對什麼感興趣，你擅長什麼，你熱愛做什麼的過程，然後將它放大，直到你獲得超越所有人的巨大優勢。我讓我的個人興趣來定義我的能力圈。”3. 優質企業會帶來“積極的驚喜”受蒙格影響，李錄的投資風格也從尋找“便宜貨”（撿煙蒂）轉向尋找“偉大的企業”。他有一個非常精妙的觀察：“優質的企業會產生很多積極的驚喜（positive surprises），而糟糕的企業只會一個接一個地給你製造麻煩。”他以比亞迪（BYD）為例。他從2002年就開始投資比亞迪，十多年來，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和團隊不斷給他帶來驚喜，用超乎想像的獨創性去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4. 專注，保持專注李錄將自己所有的投資都放在自己的基金裡，從不涉足外部投資。當被問及與其他投資者有何不同時，他說：“我不花時間去研究其他投資者。我們花時間研究行業和具體的公司。”換句話說，他始終專注於最重要的事情。因為他知道，只要堅持研究偉大的公司和行業，他一生中總能抓住那為數不多的幾次重大機遇，這就足夠了。研究別人，對他來說機會成本太高。四、 50歲感言不斷自省，持續前行在50歲生日時，李錄寫下了一段深刻的感悟，展現了他的人生智慧。持續前行： “我人生中很多時候，本可以停下來或者長時間休息。但不知何故，我的內心告訴我不能那樣，我只是不停地走。……伍迪·艾倫說得對，90%的成功在於‘到場’（show up）。”警惕負面情緒： 他小心翼翼地避免那些他認為是“毒藥”的情緒，如嫉妒、怨恨、仇恨、貪婪和自憐。終身自省： “蘇格拉底說得對，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每隔五到十年，我就必須對自己做出巨大的改變，有時感覺就像一次重生。”專注與減法：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取得了一些成績後，我正在慢慢學習‘減法’和‘專注’的藝術。”結 語李錄的投資生涯，是巴菲特和蒙格思想最徹底的實踐。他用極致的努力、無盡的好奇心和深刻的自省，走出了一條傳奇之路。他的故事告訴我們，投資的成功，不僅僅是智力上的勝利，更是品性、紀律和哲學的勝利。正如他所說，這個遊戲的回報是巨大的，但它絕不輕鬆。你需要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道路，然後用一生的時間，專注地、持續地走下去。 (格上財富)

李錄被芒格稱讚為中國的巴菲特，是離巴菲特和芒格最近的中國投資者，是芒格家族資產的管理人，在芒格在世時每周和芒格至少吃一次晚飯。其公開演講很少，但他每次的演講都被投資者反覆研讀。李錄在哥倫比亞商學院的訪談中，回答了給投資初學者的建議，我覺得也指導了我後續的方向。一、向行業內最優秀的人學習初學者一定要向行業內最優秀的人學習：聆聽、研究、閱讀。蝸牛評論：無論在任何行業，“向最優秀的人學習”永不過時。厲害如巴菲特也承認，他剛開始投資時盲目地自己分析、買進、賣出股票，但是業績很一般。在1951年後跟著格雷厄姆學習之後，投資收益率才開始大幅提升的：在大師門下學習幾個小時的效果，遠勝過我自己在過去10年裡自以為是的天真思考的結果。對於普通人來說，向優秀的人學習最好的方式就是閱經典書籍，因為經典書籍經過了時間的檢驗。對初學者而言，首推格雷厄姆的《聰明的投資者》。二、選一家簡單的公司研究實踐但是理解投資最好的辦法就是實踐，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最好的實踐方法是選一家公司，以要投資的心態把它徹頭徹尾研究個透，雖然你可能並不會真放錢進去。但是從假設自己擁有公司100%股權的角度去徹底研究一家公司的過程是非常有價值的。蝸牛評論：如果只閱讀而不實踐，很可能變成投資界的“趙括”，只會紙上談兵。學完理論之後，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公司，要學會研究公司就要從一家公司實際開始去做。作為初學者，你可以選擇一家容易理解的公司，可以是家很小的公司，比如街頭便利店、一家餐廳、或者是一個小的上市公司，都無所謂。試著去理解一家公司,明白它是如何運轉的：它如何盈利、如何組織財務結構、管理層如何作出決策、和同行業內競爭對手相比有何異同、如何根據大環境調整自身、如何投資盈餘的現金、如何融資等等。如果你擁有一家公司100%的股權，那怕你不是經營者，你也會竭盡所能去瞭解這家公司的方方面面來保護你的投資。這樣，你就知道怎樣做好投資了。這樣你才能真正看懂生意和投資。蝸牛評論：雖然羞於承認，但還是要坦誠的說，雖然我學習了不少理論、買股票也好幾年了，卻沒真的腳踏實地的從各方面吃透一家公司，全憑“大概的感覺”，我相信這也是很多散戶的狀態。我知道自己的狀態，所以沒有信心重倉，但這也註定我只能獲得還湊合的收益率。要想進一步提升超額收益，我們必須具備深入研究一個公司的能力，這樣才能在找到機會時有信心重倉。三、實際研究公司是建立能力圈的開始巴菲特常說，想成為好的投資人，你必須先成為一個好的生意人；想成為好的生意人，你也必須成為一個好的投資者來分配你的資本。從選擇一家自己能力圈內的公司並透徹地研究它做起，這對初學者來說是個非常好的起點。如果你能從這個基礎開始，你就走上成為一名優秀的證券分析師的正確道路了。蝸牛評論：這個訪談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提醒我去從簡單的公司開始腳踏實地的去實際研究。接下來我要從研究自己購買的小市值公司開始，希望能從“靠感覺”進化成“憑資料和邏輯”。 (格上財富)

查理芒格的合夥人“李錄”，投資比亞迪心法揭秘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肆虐，華爾街一片哀嚎。就在這時，一位華人投資者卻逆勢而行，向他的美國合夥人極力推薦一家中國的電池製造商。這家公司剛剛宣佈要造汽車，幾乎所有分析師都認為這是一個瘋狂的決定。"我會帶著這支股票進墳墓。"他的合夥人——投資界傳奇查理·芒格最終被說服，掏出了2.3億美元。這位華人就是李錄，那家公司就是比亞迪。而在此之前，李錄已經默默持有比亞迪6年。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他將再經歷至少7次股價超過50%的暴跌。每一次，市場都在嘲笑他的決定；每一次，他都選擇了堅守，甚至增持。22年後，這個決定帶來了70倍的回報。這不是一個關於投資技巧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人性、耐心與認知的傳奇...一、平凡起點，非凡選擇1966年，李錄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個普通家庭。與絕大多數投資大師不同，他並非出身金融世家。那個年代的中國，甚至連"投資"這個概念都十分模糊。命運的轉折出現在他獲得赴美留學的機會。在哥倫比亞大學，他先後獲得了經濟學學士、MBA和法學博士三個學位——這為他打開了華爾街的大門。1997年，31歲的李錄創辦了喜馬拉雅資本。與熱衷於頻繁交易的華爾街同行不同，他選擇了一條當時看來十分冷門的道路——價值投資。"投資就是買入股權，成為企業的主人。"這一簡單卻深刻的認知，成為他未來所有投資決策的出發點。二、初見比亞迪：逆流而上的第一步2002年7月，比亞迪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發行價10.95港元，市值約57億港元。當時的比亞迪只是一家普通的電池製造商，主要生產手機電池。在眾多IPO中，它並不特別引人注目。但李錄的目光卻被這家公司吸引。"第一次看比亞迪的資料時，我被王傳福的背景和公司文化深深吸引。"李錄後來回憶道，"這不是一家普通的製造企業，而是一個擁有強大工程師文化的技術公司。"在股價回落至約8港元時，李錄做出了第一筆投資。這個決定與當時主流華爾街投資思維背道而馳——大多數投資者更青睞知名科技股和網際網路公司，而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電池廠。為什麼是比亞迪？李錄看中的不是當時的財務資料，而是三個關鍵因素：管理者素質：王傳福的工程師背景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商業模式：比亞迪能以比日本競爭對手低30-40%的價格提供同等質量的產品成長空間：中國製造業正迎來歷史性機遇"我不是在買一家電池公司，而是在投資一種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這是李錄投資比亞迪的核心邏輯。三、第一次大考驗：從電池到汽車的轉型2003年，投資比亞迪僅一年後，李錄就面臨了第一次重大考驗。王傳福突然宣佈比亞迪將進軍汽車製造業。這一決定讓市場嘩然。一家電池廠商跨界造車？這在當時幾乎等同於自尋死路。分析師們紛紛唱衰："毫無汽車製造經驗"、"行業壁壘過高"、"資金需求巨大"...股價隨即大幅下跌，跌幅超過50%。面對市場一邊倒的質疑，李錄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不僅沒有賣出，反而繼續買入。"當王傳福說汽車不過是'一個沙發加四個輪子'時，很多人嘲笑他的簡化思維。但我看到的是他將複雜問題簡化並系統化解決的能力。"李錄清楚，比亞迪的核心競爭力不是電池本身，而是一種強大的工程能力和創新文化。這種能力是可以遷移到新領域的。這次逆向決策，成為李錄投資比亞迪傳奇的關鍵轉折點。四、說服芒格：伯樂與千里馬2003年起，李錄開始向他的美國合作夥伴查理·芒格介紹比亞迪。作為巴菲特的黃金搭檔，芒格以嚴苛著稱，很少對中國公司表示興趣。五年來，李錄持續向芒格匯報比亞迪的業務進展、管理層表現和市場地位變化，特別強調了王傳福的工程師背景和企業文化。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這一年，全球金融危機肆虐，但比亞迪的F3車型卻在中國市場表現強勁，證明了王傳福的造車能力並非空談。經過李錄的多次推薦和波克夏團隊的實地調研，芒格最終被說服。2008年9月，波克夏斥資2.3億美元購買比亞迪10%的股份，平均價格約8港元/股。在隨後的投資者會議上，有記者質疑這筆投資的前景。芒格罕見地做出承諾："我會帶著比亞迪的股票進墳墓。"李錄後來透露，真正打動芒格的是三個關鍵因素：王傳福的個人品質和智慧比亞迪獨特的技術創新能力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這段經歷不僅為比亞迪帶來了資金和信譽，也為李錄贏得了"最接近巴菲特的華人"的美譽。五、七次暴跌：耐心的極限考驗在22年的持有過程中，李錄經歷了至少7次比亞迪股價超過50%的大幅下跌，甚至有一次跌幅高達80%。2004-2005年：首次大跌比亞迪剛進入汽車行業，市場對其能力存疑，股價下跌約50%。李錄的應對：分析F3的研發進展，確信產品競爭力，逆勢增持。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全球流動性危機導致股價暴跌超70%。李錄的應對：分析中國汽車市場長期增長潛力，判斷危機為暫時性衝擊。2010-2011年：最嚴峻的考驗比亞迪從最高點下跌超過80%，市場普遍認為其傳統汽車業務增長放緩，新能源戰略投入大回報慢。李錄的應對：深入研究全球新能源趨勢，與王傳福深入交流戰略轉型邏輯，保持持股不變。如何在暴跌中保持理性？李錄後來透露，他能在這些大幅波動中保持堅定，源於一套獨特的思維方法：關注內在價值而非股價：他關注的是比亞迪創造的實際價值，而非市場給予的短期估值。長期視角下的波動容忍：他將短期波動視為買入機會，而非風險訊號。聚焦基本面變化而非市場情緒：在每次大跌中，他只問三個問題：公司核心競爭力是否受損？長期增長邏輯是否改變？管理層能力與誠信是否依然可靠？"每次比亞迪股價大跌，都是對我能力圈真實性的考驗。只有真正理解一家公司，才能在恐慌中保持冷靜。"六、價值兌現：耐心的回報隨著時間推移，比亞迪從一家小型電池廠成長為全球新能源領域的領導者：銷售額從十幾億增長到近兆元從單一電池產品擴展到新能源汽車、電動巴士、軌道交通、太陽能電站等多元業務全球化佈局，產品出口全球六大洲2020年後，隨著全球新能源浪潮的確立，比亞迪多年的技術積累和戰略佈局終於得到了市場的充分認可。股價一路攀升，最高達到約300港元，較李錄最初買入價實現了約70倍的增長。2021年7月，持有比亞迪近20年後，李錄終於小幅減持了部分持股，套現約24億港元。但他依然保持比亞迪為重要持倉。這一投資傳奇揭示了複利的驚人力量：如果在2002年投資10萬元在比亞迪，並像李錄一樣堅持持有，今天將價值超過700萬元。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展現了長期主義的真正內涵——不是簡單的"買入並持有"，而是"理解並堅守"。七、給普通投資者的啟示李錄的比亞迪投資之旅，為普通投資者提供了三點關鍵啟示：1. 能力圈是投資的安全邊界李錄強調："持有股票的時間長度和賣出的時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能力圈是否真實，以及你是否真正理解一家公司。"普通投資者應該：從自己熟悉的行業或產品開始投資設定個人投資邊界，不投資自己不理解的公司逐步擴展知識範圍，但保持警惕性和紀律性2. 市場波動是機會而非威脅市場大跌時，多數人因恐懼而拋售。但李錄的經驗表明，這恰恰可能是最佳買入時機。建議普通投資者：預先接受波動是正常現象市場大跌時回顧初始投資邏輯，檢驗是否依然有效如資金允許，考慮在基本面未變而價格大跌時適度增持3. 投資心態比技巧更重要李錄成功的核心不是複雜的技術分析或行業洞察，而是一種特殊的心態建設。實踐建議：延長投資時間框架，從季度、年度思考轉向3-5年減少交易頻率，降低交易成本和衝動決策允許優質企業有暫時的困難期，給予充分的發展時間結語：堅守的力量22年，7次暴跌，1個堅定的決定。李錄的比亞迪投資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投資智慧不在於技巧的複雜，而在於認知的深度和心態的穩定。正如他所說："持有股票的時間長度和賣出的時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能力圈是否真實，以及你是否真正理解一家公司。"每個人都可能錯過下一個比亞迪，但我們都可以培養出李錄式的思考方式和耐心——在市場的恐懼中看到機會，在短期的波動中堅守長期的價值。投資，終究是一場認知與情緒的較量。而這場較量的勝利者，往往不是最聰明的人，而是最能控制自己的人。 (小怪獸的心事)

■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接受了芒格書院部分會員的提問，問題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 AI 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2024年12月7日，李錄先生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價值投資”課程十周年沙龍上曾作題為《全球價值投資與時代》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談及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的“時代的困惑”，以及他對於這些困惑的思考。李錄（2024.12.07）李錄先生4月6號的談話可以看作是他對於這個“時代的困惑”及其如何走出困惑的進一步思考。尤其是，他提出的“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是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值得我們思考。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問：你在去年12月7號的演講中，對中國經濟過去幾年出現的問題稱為“時代的困惑”。你對如何解決這些困惑有進一步的想法嗎？李錄：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 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 WTO 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李錄：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問：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李錄：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 WTO 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 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 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問：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戰，一定要去爭，你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李錄：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確實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 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 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還有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創新井噴的時代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李錄：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 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AI 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問：你怎麼看 AI 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李錄：AI 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 AI 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 AI 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 AI 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i財智)

《中美關係》專欄筆記君說：當美國貿易壁壘高築、世界經濟格局動盪變化，中國經濟的突圍密碼藏在那裡？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秩序加快重構，中國又該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進行了一場談話分享，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AI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在談話中，李錄先生提出了“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尤其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以下為訪談全文，希望對你所有啟發。一、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上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從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WTO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二、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美元，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三、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WTO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四、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期，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漏洞，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裡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五、創新井噴的時代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六、AI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AI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AI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AI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AI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筆記俠)

當美國貿易壁壘高築、世界經濟格局動盪變化，中國經濟的突圍密碼藏在那裡？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秩序加快重構，中國又該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進行了一場談話分享，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AI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在談話中，李錄先生提出了“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尤其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以下為訪談全文，希望對你所有啟發。李錄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問：你在去年12月7號的演講中，對中國經濟過去幾年出現的問題稱為“時代的困惑”。你對如何解決這些困惑有進一步的想法嗎？李錄：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WTO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李錄：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問：在國際關系方面，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李錄：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WTO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問：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戰，一定要去爭，你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李錄：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確實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還有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創新井噴的時代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李錄：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AI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問：你怎麼看AI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李錄：AI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AI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AI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AI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