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00 a Year for Health Insurance. How Can We Afford That?2025年12月10日凌晨5:01（美國東部時間）過去兩個月，關於是否延長《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擴大補貼的爭論一直困擾著立法者，引發了政府停擺，並激化了共和黨內部的分歧。不幸的是，這場辯論的方向錯了。儘管我認為我們應該延長將於本月底到期的補貼，以幫助家庭支付保險費，但這樣做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醫療支出的激增。這正是我們一開始就需要補貼的原因，而這種支出正在使家庭破產，並在整個經濟中削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工人的工作崗位。情況到底有多糟？我們目前掌握的最佳證據表明，自1975年以來，美國不斷上漲的醫療支出對收入不平等增長的貢獻，大致與貿易擴張、外包或自動化相當。它壓低了工資，加劇了不平等，讓家庭深陷無力承擔的醫療帳單之中。不斷攀升的醫療支出正在扼殺“美國夢”。儘管自付費用已造成沉重負擔，但美國人通常並未直接感受到醫保保費的真實成本。然而，《平價醫療法案》市場中即將到期的補貼——超過2,000萬美國人通過該市場獲得保險——恰恰揭示了保費已變得多麼離譜。以一對年收入85,000美元、年齡60歲的夫婦為例：若無補貼，他們明年的醫保保費將接近32,000美元（相當於購買一輛全新的豐田凱美瑞）。那些通過僱主獲得醫保的美國人——約1.6億人——或許會鬆一口氣。但我們的醫保保費同樣驚人（四口之家平均每年27,000美元），而僱主為我們承擔部分費用，並不能帶來多少緩解。這是因為數十年的研究表明，儘管僱主支付了員工大部分保費，但這些成本最終仍以工資降低和崗位減少的形式轉嫁給了員工。根據我的計算，過去十年間，醫療支出增速超過通膨的部分，已使工資水平下降近10%。由於保費在低收入工人總收入中佔比更高，因此由醫療支出上漲引發的裁員不成比例地落在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工人身上，進一步加劇了收入不平等。美國人在醫療上的支出高於其他國家，原因在於：我們為相同的產品和服務支付更高的價格；我們更迅速地採用新的、昂貴的醫療技術（無論其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以及我們在複雜且分散的體系中承擔更高的行政成本。醫療市場已高度集中，在許多地區，醫院和其他服務提供者可以收取近乎壟斷的價格。此外，我們按服務項目向提供者付費（而非固定薪資）的支付方式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明年，僱主贊助的保險計畫保費將比2025年上漲10%，而交易所中的個人計畫保費則將上漲18%。兩個市場的保費都在上漲，原因包括醫療服務價格上漲（如醫院併購、人員短缺，以及使藥品和器械更昂貴的關稅），以及美國人越來越多地使用名為GLP-1的昂貴減肥和糖尿病藥物。交易所計畫的漲幅之所以高於僱主計畫，是因為立法者對《平價醫療法案》補貼是否延期製造了不確定性。保險公司不得不考慮一種風險：如果補貼到期，更健康的群體可能不願購買保險，從而導致保險池中患者病情更重、成本更高。我真希望有一種簡單的方法能降低美國的醫療支出。如果我們可以從零開始，很容易構想出一個更好的醫療體系。但遺憾的是，我們體系的龐大規模（如果把美國醫療體系視為一個國家，按美元計，它將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意味著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改革必然涉及權衡取捨。一個人的醫療支出，就是另一個人的醫療收入——即數千萬醫療行業從業者的利潤、工作和薪水。而且，某些更高的支出確實帶來了更好的護理。只要處於競爭性市場中，收費更高的醫院往往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減緩醫療支出增長會產生贏家和輸家，這使得改革的政治博弈異常棘手。如果美國真心希望降低醫療支出，立法者必須同時推進三條改革路徑。首先，我們應修正那些明顯低效的現行政策。例如，由於1980年代制定的Medicare（聯邦醫療保險）支付規則，即使提供的服務完全相同，該政府項目向醫院或醫院所屬診所支付的費用（有時高達兩倍）遠高於獨立執業醫生診所。這使得醫生更有動力將其診所併入醫院，而非保持獨立。此類併購賦予醫生和醫院更強的議價能力，從而推高價格和保險費。值得肯定的是，川普政府近期推出了一項政策，要求Medicare對醫院和醫生在給藥（如化療）時支付相同費率，預計未來十年可節省100億美元。其次，還有許多無需徹底重構體系、即可立即實施的重要改革。我負責一個名為“醫療改革1%步驟”（1% Steps for Health Reform）的項目，旨在識別那些能降低成本又不影響質量的具體干預措施。實施10項這樣的改革——每項均可將醫療支出降低約1%或更少——合計將產生巨大影響：每年節省逾2,500億美元，遠超國土安全部的年度預算。其中一項改革是簡化腎臟捐贈流程——這不僅能改善受贈者的健康狀況，還可為Medicare節省數十億美元的透析支出。最後，政策制定者應探索更大規模結構性改革的設計與可行性，這些改革可在十年內逐步推行。相關構想包括：將醫保與就業脫鉤、廣泛監管醫院及其他服務提供者與保險公司的議價價格、建立一項基礎但全民覆蓋的保險計畫，甚至包括全民Medicare。然而，僅僅描述一個理想化的美國醫療體系是不夠的。嚴肅的探索需要切實可行、政治上可接受且不會拖垮經濟的具體方案。在政府停擺期間，曾短暫出現一個提議：成立一個兩黨委員會，研究降低醫療支出的方法。這個委員會不應淪為註腳；它是必不可少的。與此同時，家庭正在承受的真實痛苦，要求我們至少暫時延長《平價醫療法案》的擴大補貼。美國民眾之所以面臨高昂保費，正是因為民選官員迴避了控制支出所需的艱難抉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不應為這種失職買單。但僅靠補貼並非解決方案；它只是為我們爭取時間。關鍵在於利用這段時間，建構一個因醫療本身可負擔而使保險也可負擔的體系。這需要政治勇氣，也需要美國公眾願意獎勵那些選擇妥協與合作的領導人。作者：扎克·庫珀（Zack Cooper）扎克·庫珀是耶魯大學公共衛生與經濟學副教授。圖片來源：Jeff Goode，Getty Images (邸報)

輝達先進的AI晶片最終還是回到中國。據Semafor最初報導，美國商務部將允許輝達向中國境內的指定客戶出口H200晶片。CNBC報導稱，美國將從這些銷售額中抽取25%的佣金。據 Semafor 報導，H200 晶片比輝達專門為中國市場開發的 H20 晶片先進得多，但該公司只能提供大約 18 個月前的 H200 晶片。輝達發言人就此向TechCrunch表示：“我們讚賞川普總統允許美國晶片產業參與競爭，從而支援美國高薪就業和製造業的決定。向經商務部稽核批准的商業客戶提供H200晶片，這種深思熟慮的平衡對美國來說意義重大。”此前一周，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表示，是否向中國出口這些 H200 晶片的決定權掌握在唐納德·川普總統手中。將晶片運往中國的決定與國會關於國家安全的擔憂相衝突。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皮特·裡基茨和特拉華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於 12 月 4 日提出一項法案，該法案將阻止向中國出口先進的人工智慧晶片兩年以上。《安全可行出口法案》（SAFE晶片法案）將要求商務部在30個月內拒絕向中國發放任何先進人工智慧晶片的出口許可證。目前尚不清楚立法者何時會就該法案進行投票，尤其是在川普政府已批准出售H200晶片的情況下。儘管國會兩黨長期以來都明確表示反對向中國出口先進的人工智慧晶片，但川普總統在是否允許出口的問題上卻猶豫不決。今年4月，川普政府對輝達等晶片公司向中國出口晶片實施了許可限制，隨後在5月正式撤銷了拜登政府一項旨在監管人工智慧晶片出口的擴散規則。今年夏天，美國政府暗示，只要政府能從所有收入中獲得15%的分成，企業就可以開始向中國出口晶片，因為晶片已成為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然而，到那時，美國開發的晶片在中國的市場已經趨於緊張。9 月，中國網際網路監管機構國家網際網路資訊辦公室禁止國內企業購買輝達晶片，導致中國企業只能依賴阿里巴巴和華為等國生產的技術水平較低的國產晶片。周一，川普在Truth Social 上發帖稱，中國對 H200 的最新消息做出了“積極回應” 。 (半導體芯聞)

12月3日，輝達又開跌，但也要好消息傳來了，關於晶片出口的GAINAI法案，被列入國防授權法之內這一事項，沒有被美國國會通過。GAIN AI就是Guarding Against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National AI，對國家AI創新的守護，對國家AI獲取的防範。該法案主要內容是，限制輝達等晶片公司對禁運國家出口先進AI晶片，且須優先滿足美國內部需求，之後方可出口。法案未被通過，這和黃仁勳的積極遊說有關。在重要時刻，輝達黃仁勳現身華盛頓，舌戰群儒，和川普及其他關鍵人物會面。最後川普大總統稱讚黃仁勳是個聰明的傢伙，Smartguy。能想得到，黃仁勳又講述了他一慣宣傳的觀點，AI晶片出口，服務全球，最終對美國有利。也許他會說，親愛的總統先生，我們都知道您的夢想是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我也是這麼想的呢！在這點上，我和在座各位是相同的。美國的AI領先全球，美國的AI晶片領先全球，現在全球各國都在大力搞主權AI，F國有MAI，C國有DAI，都在想超過我們。好在他們都是在用我們的晶片。如果我們禁售不出口，他們為了國家的AI主權，就會選擇另一條道路，自己搞研發，到時候他們的AI就不運行在我們的晶片上了。美國AI晶片如果不能再次偉大，這是令人遺憾的。出口一些晶片，其實最終對美國是有利的，那很能表明，大總統您和美國一直在掌控著全球AI呀。全球AI競爭很激烈，總之我們不能停歇，要加快速度。我知道總統大人你還有個比較具體的夢想，那就是讓製造業回歸美國本土，那麼現在正是時機。我們的AI如此先進，我們可以用它來製造機器人，Made in USA，這麼一來，製造業就回歸了，就業崗位也就多了，您說這是不是一個符合MAGA的好主意呢？好吧，後來的情況是，美國商務部發言人發聲，我們致力於推動機器人和先進製造業，因為那是讓關鍵生產回歸美國的核心。 (後知說)

報！美國方面已經簽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在12月20日前公佈愛潑斯坦的全部檔案。消息一出，海內外各界對該事件的關注度持續攀升，民眾也對惡魔島的客戶名單和詳細資料非常感興趣。咱之前也提到比爾·蓋茲深度參與惡魔島的事情。近日，英國某家媒體獨家曝出愛潑斯坦為客戶們特意改造的私人飛機——“惡魔島專列”的內部照片。種種尋歡作樂的道具和主題房間，也為整起事件的熱度又添了一把火... ...外媒今天曝出的一批珍貴影像資料，全部來自愛潑斯坦的私人飛機“惡魔島專列”。愛潑斯坦在2002年前後，購買下這架日後被他用來運送全球王室貴族、名流政要的波音727客機，並為其取名為“惡魔島專列”（另有稱“蘿莉塔專列”）。愛潑斯坦為招待好客人，不僅在整個機艙內部安裝了厚厚的地毯和黃銅材質的厚實扶手，還還打造了一系列主題房間。最靠外面的一個小客廳裡的天鵝絨沙發後面和上方，都安裝了正面的玻璃牆和隔音層。另一個客廳內安裝了鮮紅色的天鵝絨沙發，沙發扶手上都配備了名牌紙巾盒。最裡面的客廳內安裝了兩組大號天鵝絨圓形沙發，環形相對的擺放方式，能容下多人乘坐。整個機艙最裡面是一間擺放雙人大床的房間，床上鋪著厚厚的羽絨被，抽屜裡碼放著床單、枕巾等備用品，供客人隨時更換。為讓客人們享受到頂級入住體驗，機艙內還特別設立了廚房和多個衛生巾間。備品間裡各種飲品、紙巾、咖啡一應俱全，客廳和淋浴間角落裡還放著嬰兒油。這架“惡魔島專列”在2017年被愛潑斯坦拋售，隨後被銷毀。但從此次報導的資料照片來看，也能想像這些權貴客人們曾享受過怎樣奢靡的飛行體驗。此前也有媒體報導過，愛潑斯坦生前頻繁乘坐該飛機，每年飛行時長紀錄達 600 小時，而且通常都和賓客同行。“惡魔島”事件的受害人證實，愛潑斯坦喜歡組織“機上派對”讓客人們和年輕女孩進行集體交易，以滿足他扭曲的癖好。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2002年前，曾27次乘坐該飛機前往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一張流出的照片顯示，愛潑斯坦的女友兼“皮條客”麥克斯維爾在聽說克林頓肩頸痠痛時，叫來1名22歲的女孩在機場和飛機上為其按摩。不過該女孩一直堅稱克林頓沒有提出特殊要求，只是按摩而已。不少“惡魔島”事件受害人都提到過，愛潑斯坦在招募女孩時都是以“純按摩”為理由，然後一步步威逼利誘讓她們提供性服務。最後，再用支付一筆大額封口費和家人安全為由讓她們閉嘴。（乘坐“惡魔島專列”的克林頓）所以，乘坐27次專列的克林頓是否真的清白，還要等全部資料公開才能得知。曾出書指認英國王室成員安德魯的重要證人弗吉尼亞，生前也提到過愛潑斯坦的客人們幾乎都乘坐過飛機。他們經常組團在上面開派對，機上座位非常搶手。他們會要求女孩們從按摩開始炒熱氣氛，然後再提供“服務”。她和安德魯一同乘坐過2次，後者在飛行記錄名單上共出現過4次。在前不久公佈的愛潑斯坦50歲生日紀念手冊裡，也出現了他和女孩們乘坐飛機、在紅色天鵝絨沙發上按摩的手繪畫。足以見得，有些指證很可能就是事實。這篇關於“惡魔島專列”的報導在海外引發強烈討論，無數網友都對上面發生的故事感到震驚和噁心：“關於愛潑斯坦的一切 ，包括他的人生、財產、交友圈、死因，有那一樣不詭異又陰森的嗎？”“這上面看起來髒兮兮的，我敢保證味道也很臭。”“這件事就說明普通人的膽子有多小，說白了，那些飛行員、計程車司機還有其他工作人員，就沒一個人敢揭發他！他就這麼逍遙法外了這麼多年，難道就沒人管嗎？或者說即使有人舉報了也沒人敢出面管，我猜這背後肯定還有事兒。”“但凡有腦子的人都會知道，他們過去好幾年的時間都能收拾殘局，現在還多給了30天，這根本就是在幫助他們掩蓋真相。”除了對“惡魔島專列”的嘲諷，不少網友也提到公佈照片和細節，雖然能幫助受害人討回公道但也是她們的二次打擊。上文提到的弗吉尼亞，在今年4月因一場離奇的車禍導致腎衰竭，之後又在家中自殺。如今，她留下的遺產成為前夫爭奪的目標。這些遺產包括安德魯在2022年給她的1000萬英鎊（約9376萬rmb）和解金和出書的版權費。兒時慘遭父母朋友侵犯導致青春期離家出走，在外打工又被愛潑斯坦誘騙的弗吉尼亞，給後世留下很多秘密。愛潑斯坦的客戶名單上還有什麼秘密，只能靜等公開的那一天才能知曉了... (英國報姐)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地時間11月26日宣佈，將把針對中國技術轉讓和智慧財產權問題、依據301條款調查所設立的關稅的豁免延長至2026年11月10日。現有豁免條款原定於今年的11月29日到期。這個精確到天的期限暴露了華盛頓的政治算計。這既非單純的經貿決策，也不是對華政策的轉向，而是一份精心設計的政治時間表——恰好跨越2026年中期選舉，為兩黨預留出足夠的博弈空間。醫療裝置與太陽能元件的豁免清單，暴露出美國供應鏈的致命穴位。根據豁免公告，涉及技術轉讓和智慧財產權領域的301關稅得以暫緩，這些恰恰是美國通膨資料中最敏感的部分。就像給高燒病人開的退燒藥，豁免清單精準對應著美國CPI籃子中漲幅最猛的醫療服務和清潔能源成本。301條款的審查機製成為絕妙的政治工具。通過"延長不取消"的操作，既安撫了依賴中國供應鏈的美國製造商，又保留了隨時重啟關稅的威懾力。這種"開關式"設計讓華盛頓可以在不改變對華強硬立場的前提下，為國內經濟爭取喘息空間。就像獵人既想維持拉弓的姿態，又需要偶爾放鬆痠痛的手指。但細心的你或許已經發現了一個關鍵細節：半導體裝置與材料再次被排除在豁免清單之外。這絕非偶然遺漏，而是美國對華技術遏制戰略的精準落子。翻開近三年的豁免清單演變史，半導體品類始終是那個"缺席的主角"。從2022年首批352項豁免商品，到此次延期的178項清單，28nm以下製程裝置、EUV光刻機關鍵部件、先進封裝材料等核心項目從未獲得過關稅赦免。這種系統性排除背後，是《晶片法案》與關稅政策形成的"補貼+壁壘"雙重絞索。美國商務部最新資料顯示，中國半導體裝置進口額在關稅實施後下降37%，但中芯國際財報卻透露另一番圖景：其28nm產能利用率逆勢攀升至92%。這組矛盾資料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關稅大棒雖減緩了中國獲取尖端技術的速度，卻加速了成熟製程的國產替代處理程序。美國顯然注意到了這一趨勢，此次豁免延期刻意避開半導體領域，正是要堵住最後的技術外溢通道。再細讀豁免清單的技術分類，會發現太陽能矽片裝置、鋰電池隔膜等綠色技術產品被大方放入豁免籃，這些恰恰是美國需要中國產能支撐的領域；而涉及人工智慧訓練晶片的散熱模組、高純度石英坩堝等關鍵物料卻被悄悄移出清單。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佈局，暴露出美國既要維持供應鏈穩定，又要遏制技術升級的雙重算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5-2026年將成為對華關稅政策的觀察窗口。當前豁免期截止日距離下屆美國總統選舉僅兩年，這個時間節點絕非巧合。兩黨都需要在中期選舉前向選民展示"對中國強硬"的形象，卻又不得不規避關稅反噬帶來的選票風險。這種矛盾在太陽能產業表現得尤為明顯——既要打擊中國新能源產業鏈，又要保證美國太陽能項目的元件供應。關稅豁免延期暴露了美國產業政策的深層困境。178項豁免產品中，醫療防護裝備佔比達23%，這些在疫情期間加征的關稅，如今成了醫院採購成本的不可承受之重。就像給自己設定的貿易路障，美國正在為2018年以來的激進關稅政策支付利息。因此，當我們翻檢《晶片法案》細則會發現，接受美國補貼的半導體企業均被禁止向中國出售14nm以下裝置，這與關稅豁免排除清單形成完美閉環。此次豁免清單中單獨對待“半導體相關產品”則意味著半導體戰已從靜態封鎖升級為動態圍剿，中國企業將面臨更頻繁的技術斷供突襲。而美國這個延期決定本質上是為2026年大選準備的政策緩衝帶。通過將關稅矛盾後移，兩黨獲得了調整對華策略的寶貴時間。但2026年11月10日這個新的截止日期，就像懸在美中貿易頭上的第二隻靴子，提醒著所有人：這不過是風暴來臨前的短暫平靜。 (飆叔科技洞察)

美國財政部繞過聯準會，對美國貨幣體系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強制私營部門購買政府債券，並可能暫時解決了赤字融資這一根本性難題。這一變革無需憲法修正案、政治革命，甚至無需進行大規模的公眾辯論。而這一切僅憑47頁的金融監管檔案便得以實現。2025年7月18日，川普總統簽署了《指導和建立美國穩定幣國家創新法案》（GUIDIUS Act）。該法案被宣傳為數字貨幣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但實際上，它代表了自1951年《財政部-聯準會協議》以來，和平時期對主權債務市場最重大的重組——但方向卻截然相反。1951年的協議確立了中央銀行獨立於財政權威之外的地位，而《GENIUS法案》則通過將數字美元的監管框架武器化，使貨幣政策屈從於財政部的融資需求。作者：Shanaka Anslem Perera該機制十分精妙。《法案》規定，所有與美元掛鉤的支付穩定幣（數字代幣）必須持有100%的美國國債或央行現金儲備。監管權由財政部下屬的貨幣監理署（OCC）而非獨立的聯準會行使。該法案禁止這些發行機構將儲備投資於公司債券、商業票據或除短期政府債券以外的任何其他資產。結果是：每一枚新鑄造的數字美元都變成了美國主權債務的法定購買。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曾公開預測，到2030年，穩定幣市場市值將從目前的3090億美元增長至2兆至3.7兆美元。如果預測成真，穩定幣行業將成為僅次於聯準會的第二大美國政府債務持有者——但與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不同，這種需求並非通過央行印鈔創造，而是源於私人資本流動，主要來自新興市場，這些市場在當地貨幣不穩定的情況下尋求美元敞口。這並非量化寬鬆，而是私有化的量化寬鬆——財政當局通過監管指令人為地人為製造自身債務的結構性需求，而不受央行政策立場的影響。其影響遠不止於技術性的債務管理，而是動搖了後布列敦森林體系貨幣秩序的根基。強制性需求架構《GENIUS法案》的關鍵創新之處不在於其允許的行為，而在於其禁止的行為。傳統的銀行監管允許金融機構持有多元化的投資組合、管理期限轉換並通過貸款獲取收益。而根據該法案，穩定幣發行方則被禁止從事所有這些活動。它們只能持有三類資產：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承保銀行的美元存款、期限在90天以內的國庫券，或以這些國庫券為抵押的回購協議。它們被明確禁止對這些資產進行再抵押——即多次質押同一抵押品——除非是為了通過隔夜回購市場籌集流動性以滿足贖回需求。這種結構將穩定幣發行機構轉變為具有單一使命的「狹義銀行」：將私人儲蓄轉化為政府負債。Circle、Tether 以及任何未來獲得許可的發行機構都扮演著傳導機制的角色，將全球美元需求直接引入國庫券拍賣。監管框架確保這部分資金不會流入更廣泛的私人經濟領域。國際清算銀行的研究對這種效應進行了實證測量。一份分析2022-2024年穩定幣流動情況的工作報告發現，市值增加35億美元會使短期國債收益率下降2.5至5個基點。關鍵在於，這種效應是不對稱的：資金流出導致收益率上升的幅度是資金流入導致收益率下降幅度的兩到三倍。將這種關係推及貝森特部長提出的3兆美元目標，意味著短期收益率曲線將出現25至50個基點的結構性抑制。對於一個負債38兆美元的政府而言，借貸成本降低30個基點，相當於每年節省約1140億美元的利息——幾乎是國土安全部全部預算的兩倍。這標誌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根本性脫鉤。聯準會可能會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以試圖收緊金融環境，但如果財政部能夠通過強制購買穩定幣將利率維持在4.5%以內，那麼聯準會的政策傳導機制就會失效。央行設定政策利率，而財政部則設定自身的借貸成本。貝森特原則與債務上限動態貝森特部長的公開聲明揭示了其戰略考量。在《GENIUS法案》通過後的證詞中，他表示，穩定幣市場的擴張將使財政部「至少在未來幾個季度」無需擴大債券息票拍賣的規模。這並非一句空話，而是政府承認其將受監管的穩定幣增長視為傳統債券市場需求的直接替代品。時機與財政需求相符。2025 年綜合法案暫停了債務上限，並授權額外 5 兆美元的借貸能力。如何在不推高收益率的情況下為這批債券找到買家，對財政部而言是一項生死攸關的挑戰。如果穩定幣行業能夠達到預期規模，它將成為解決方案。需求主要來自新興市場。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的分析指出，美元穩定幣已成為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區跨境支付的主要媒介。這些地區面臨貨幣不穩定和資本管制，因此將受監管的美元代幣視為比國內銀行體系更優越的價值儲存手段。這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局面。美國向開發中國家輸出通貨膨脹，這些國家的民眾則以放棄本國貨幣、轉而使用數字美元作為回應。穩定幣發行方則利用這種資本外逃，將其輸送回美國財政部。美國政府就這樣通過全球南方國家的貨幣崩潰來為其財政赤字融資——這是一種21世紀的金融帝國主義，只不過是通過軟體協議而非炮艦外交來實現的。2025年3月通過行政命令設立的戰略比特幣儲備完善了這一架構。財政部持有約19.8萬枚比特幣（價值150億至200億美元）作為主權儲備，並明確規定「永不出售」，以此避險自身的債務戰略風險。如果大量數字美元湧入全球市場最終導致貨幣貶值——這是持續赤字支出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那麼比特幣儲備將以美元計價升值，從而抵消主權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端。機構投降與摩根大通訊號最能證明這一轉變代表著真正政權更迭的證據並非來自華盛頓，而是來自華爾街。2025年10月15日，摩根大通——美國最大的銀行，也是歷史上對加密貨幣最為敵視的主要金融機構——宣佈將開始接受比特幣和以太坊作為機構貸款的抵押品。十年來，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一直將比特幣斥為「騙局」和犯罪分子的工具。如今政策逆轉並非態度轉變，而是對激勵機制變化的認可。隨著《天才法案》（GENIUS Act）強制規定穩定幣必須持有國債，以及《公平銀行行政命令》禁止歧視數位資產企業，摩根大通認為，採取寬鬆政策帶來的收益大於阻力。新機制將加密資產納入影子銀行體系的抵押鏈。機構客戶——包括避險基金、家族辦公室和企業財務部門——現在可以將數位資產質押給摩根大通，並以此為抵押借入美元或國債。這提高了金融體系的資本流通速度，使原本閒置的加密資產能夠產生流動性，進而流入政府債券市場。摩根大通的這一舉措預示著整個行業對數位資產戰略的廣泛接受。當這家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銀行與財政部的數位資產戰略保持一致時，便證實了「聰明資金」已經將新體系納入考量。該機構正將自身定位為加密經濟的中央銀行，以比特幣儲備作為抵押品發放貸款，正如聯準會過去以國債作為抵押品發放貸款一樣。非對稱風險與聯準會的致命一擊財政部的策略存在一個致命的依賴性：它將美國主權債務市場的穩定性與加密資產價格的波動性捆綁在一起。這引入了尾部風險，而聯準會最終將被迫承擔這些風險。該機制在市場擴張期間運作順暢。隨著穩定幣需求增長，發行方會購買國債，從而壓低收益率並緩解財政壓力。但國際清算銀行的非對稱性分析揭示了反向風險。如果加密貨幣市場崩盤引發大規模贖回——使用者將穩定幣兌換回美元——發行方必須立即清算其持有的國債以滿足贖回需求。鑑於2-3倍的不對稱性，穩定幣市值縮水5000億美元可能導致短期收益率在數日內飆升75至150個基點。對於一個每季度都要展期數兆美元到期債務的政府而言，這無疑是一場流動性危機。財政部將面臨兩難選擇：要麼接受災難性的借貸成本，要麼暫停債券拍賣——無論那種選擇都可能導致主權信用評級下降。聯準會將被迫作為最後交易者進行干預，購買穩定幣發行方拋售的國債。這將把私營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危機轉化為央行貨幣化——而這恰恰是財政部當初建立穩定幣融資管道所力圖避免的結果。這就是結構中固有的致命陷阱。財政部在經濟擴張時期享受低成本融資帶來的好處，而聯準會則在經濟收縮時期承擔災難性的風險。央行在戰略上一直處於從屬地位：它既無法阻止財政部造成這種依賴性，也無法在系統崩潰時拒絕出手相助。聯準會理事史蒂芬·米蘭在2025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承認了這種動態，他指出穩定幣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能夠在聯準會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影響利率。他的分析巧妙地迴避了顯而易見的含義：財政部已經建構了一套平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無論聯準會是否同意，該機制都在運作。地緣政治投射與數字布列敦森林體系該法案在國內的影響深遠，但其國際影響可能更為重大。GENIUS法案並非僅僅為美國財政赤字提供資金——它通過使美元可程式設計、可攜帶，並使其優於任何其他競爭性交易媒介，從而鞏固了美元在21世紀的霸權地位。現有穩定幣中90%都與美元掛鉤。美國通過建立受監管、由財政部支援的數字美元基礎設施，為建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奠定了基礎。新興市場國家的公民現在無需依賴傳統的代理銀行系統即可持有美元。而傳統的代理銀行系統已逐漸被制裁和反洗錢措施所利用，將大量人口排除在外。這擴大了美元的潛在市場。越南的農民、奈及利亞的店主或阿根廷的軟體開發人員只需一部智慧型手機和網際網路連接，即可將當地貨幣兌換成USDC。與飽受通貨膨脹、資本管制或政治動盪困擾的國內銀行體系相比，這種穩定幣成為更優越的價值儲存手段。每一次採用都意味著資本外流，最終流入美國國債拍賣市場。中國通過數位人民幣推行了一種與之相悖的願景，其架構與美國截然不同。電子人民幣（e-CNY）是一種央行數字貨幣——由政府發行、監管和控制。它提高了效率，但也要求使用者接受國家監管。而美國模式則將發行外包給私營實體（例如Circle、PayPal，以及潛在的摩根大通），同時確保這些實體在結構上依賴於國債。這種模式營造了一種私營部門創新的假象，同時又保障了國家主權利益。這代表了一種數字布列敦森林體系——在這種貨幣秩序下，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並非通過石油美元的循環利用或軍事手段強制石油貿易來維持，而是通過數字支付基礎設施的網路效應來實現。接受USDC的商家越多，USDC的價值就越高。USDC的價值越高，對美國國債的需求就越大。這個體系會自我強化，直至崩潰。結論：主權之聲的轉變「無聲政變」的說法並非誇張，而是精準的制度分析。財政部並未廢除聯準會，也未修改憲法。它只是建立了一套平行的金融體系，使財政政策能夠左右貨幣政策，從而逆轉了中央銀行七十年來的獨立性。《天才法案》（GENIUS Act）、公平銀行行政命令、戰略比特幣儲備以及對鮑爾主席的人事壓力，構成了一項旨在使聯準會屈從於財政部融資需求的協調戰略。貝森特部長提出的3兆美元穩定幣預測並非市場預測，而是一項政策目標。如果實現，財政部將成為決定美國利率的主導力量。摩根大通政策逆轉所體現的機構妥協，證實了主要金融機構已經接受了這一新現實。它們做出調整併非出於對這一策略的認同，而是因為抵制毫無益處。博弈論的格局已經改變：合作能夠獲得財政部的青睞和新的流動性機制；而反對則可能面臨被監管邊緣化的風險。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轉變並非源於民粹主義運動或政治授權，而是通過日常的金融監管機制實現的。僅僅47頁的立法文字，主要在國會一些鮮為人知的委員會進行辯論，就比自20世紀70年代放棄金本位制以來任何一項政策都更徹底地重塑了美國財政和貨幣當局之間的關係。這究竟代表制度演進還是文明風險，取決於一些尚未衡量的變數。規模達3兆美元的穩定幣市場能否在加密貨幣寒冬期間維持1:1的贖回率？國際清算銀行（BIS）發現的非對稱資金外流動態是否會在發行方達到系統性規模之前引發國債市場的不穩定？如果市場意識到聯準會最終必須為一個它既未設計也無法控制的系統提供擔保，那麼聯準會還能維持其信譽嗎？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會在國會聽證會或學術論文中得到解答，而是在未來市場危機的即時壓力測試中才能揭曉。財政部已經搭建好了基礎設施。現在，我們將檢驗它能否承受起帝國的重擔。 (碳鏈價值)

當地時間11月19日，歐盟委員會提交了一份65頁的正式提案，計劃將AI法案的落地至少推遲一年。這部被稱為里程碑式的全球首部AI法案，早從2024年8月起開始分批實施。本次修訂帶來最核心的變化是：醫療、汽車、教育等領域的高風險AI條款，將後延至最晚2028年8月生效。同時，誰來監管ChatGPT等通用大模型、能不能拿使用者資料訓練AI，也有明顯改變。對全球治理格局來說，多年來，歐盟始終扮演最前沿的監管角色，現在這一風向標出現了搖擺。而對於有出海佈局的國內AI公司而言，這場修訂也將直接影響它們的合規節奏。另外值得關注的是，AI法案只是歐盟「減法」目標之一。為了減少法律摩擦，同時穩住歐盟在美中夾擊下的競爭力，歐盟委員會近期發布了名為「Digital Omnibus」的一攬子數字法案簡化方案，通用資料保護條例、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等諸多重要法規都面臨精簡。本次提案要落地，接下來還要面臨一場漫長談判，等待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最終拍板。當下的支援聲和反抗聲都很激烈：大型科技公司和多國政府在施壓，而127 個民間組織公開反對，認為這場修訂削弱了“來之不易的數字基本權利”，甚至是“歐盟史上數字權利的最大倒退”。1. 削到核心骨了嗎？本次AI法案的修訂中，大多提案可以視為微調，要麼減掉實際義務、要麼減掉監管程序，目的都是為中小企業和邊緣AI場景降低合規負擔。真正重要的變化集中在兩點：推遲實施，集中監管。首要變化是大幅延後高風險AI條款的時間表。原本的分水嶺是2026年8月，高風險條款應從此開始執行。修訂後，不再有固定日期，而是必須等到相關技術標準與配套工具成熟後再啟動，啟動後還會給予6至12個月緩衝期。這一調整關係到兩類行業：第一類是附件三，被認為有高社會風險的AI系統，主要面向政府執法部門、法院、教育、招募等公共場景。針對它們的條款最晚在2027年12月2日落。第二類是附件一，也就是傳統的重監管產業，包括AI輔助診斷的醫療、自動駕駛的汽車、工業機器人的製造業。它們本身已處於歐盟既有產品安全監管下，因此實施AI法案的最晚期限可以一直推遲到2028年8月2日。至於這些高風險AI具體要履行那些義務，現在還無法回答。按照AI法案，高風險AI需要確保可信賴性，包括風險管理、網路安全和資料品質等。但AI法案沒有寫出具體要求，需要依賴後續的協調標準來細化，而標準制定的工作明顯落後。技術標準遲遲不見面貌，原因也很複雜。 「標準雖然由機構牽頭，但實際內容要靠企業成員貢獻，不是所有企業都在積極配合。同時機構內部、機構與委員會之間也存在想法分歧。所以現狀就是，有的標準嚴重延期，有的標準基本寫完但卡在投票程序。」同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上海市人工智慧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朱悅在社交平台撰文解釋道。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和監管雙方都缺乏依據，來判斷高風險義務到底怎麼履行。這是推遲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比起高風險條款，AI法案的另一部分已經先行落地。例如今年2月起，「不可接受風險」的AI系統（社會評分、犯罪預測）已被歐盟禁止；今年8月起，一般大模型（GPAI）如ChatGPT需遵循獨立規則，提供訓練資料摘要。通用大模型是AI產業的主心骨，既有規定仍將照常執行。不過，本次修訂對監管制度做了一項關鍵調整，可能會明顯提升監管水位。歐盟委員會提出，大部分基於一般大模型的AI系統，以及嵌入Google、Meta、TikTok等大型平台的AI系統，將交由歐盟設立的人工智慧辦公室集中監管。這樣做的背景是，各成員國在AI治理資源、人才儲備上差異巨大，歐盟的集中監管意味著更專業、更細緻，也會減少執法尺度不一致的問題。還有一處可能影響全行業的調整，是對AI訓練資料的「鬆綁」。但不確定性不來自AI法案本身。歐盟委員會為AI法案新增了一項條款：在防止大模型歧視和偏見時，可以允許高風險AI的提供者合法使用種族、性別、健康等敏感個人資料，前提是採取安全措施和用後即刪。這是開發者和合規從業者最關心的一條，“既要防歧視，又不讓大模型觸碰敏感數據顯然是不合理的，目前至少開通了一條合法通道。”有爭議的是《一般資料保護條例》（GDPR) 的修訂。在新聞發布會上，歐盟委員會表示：“我們建議在GDPR 中明確規定，基於合法利益，公司可以處理與AI相關的個人資料，當然前提是他們完全遵守所有現有的數據保障措施。”這意味著AI公司用使用者資料訓練大模型，或是在網路上公開抓取資料，都可能依據「合法利益」來實現。這顯然是比AI法案更寬泛、更有衝擊力的放行。由此引出一個接下來值得關注的問題：歐盟將如何整合這套龐雜的法律體系。從2024年以來，AI法案、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等數十部數字法規在歐洲陸續落地，適用邊界疊加，企業面臨的重複義務與合規成本長期受到批評。而本次「一攬子簡化方案」的核心目的，就是在不改變立法目標的情況下，降低摩擦、減少重疊，並重新校準這些法規的銜接方式。2. 未來可能有什麼變數？儘管Digital Omnibus 被稱為“一攬子簡化方案”，但正式文字發布後，歐盟實際上拆成了“兩攬子”推進。可以看到，歐盟委員會官網提案分為AI和綜合法案，前一份針對《AI法案》，後一份主要觸及《通用資料保護條例》。朱悅指出，簡化《通用資料保護條例》面臨的爭議更大，推進可能更慢。而AI法案的修改共識更為堅實，推進可能更加迅速，儘量爭取在2026年8月高風險條款的原定生效日期之前完成修改。修改的許多細節則是取決於歐委會、歐盟其他部門、各成員國和大型科技公司各方博弈。在各方積極遊說下，今年夏天對延緩AI 法案的呼聲迅速擴大，目前歐洲產業界、監管機構與民間組織的態度分歧明顯。大型科技公司是目前最積極的「暫停派」。例如Meta 今年就宣佈，自己不會簽署歐盟通用大模型行為準則（AI法案架構下的一項自願協議）。該協議給開發者帶來了“法律上的不確定性”，並且採取的措施“遠遠超出了AI法案的範圍”。在11月的歐盟主權峰會上，歐盟人工智慧冠軍計劃聯盟（AI Champions Initiative；AICI）還發布了一項全新的「產業× AI」戰略合作項目，強調歐洲必須透過大規模產業合作，把AI 生產力鎖定在歐洲本土，形成自己的全球級AI 龍頭企業。這項計畫涉及了18個產業，聯盟成員為110多家歐洲核心企業——空中巴士、漢莎航空、梅賽德斯-奔馳、Mistral AI、西門子等。美國公司Adobe和Meta也是生態成員。其中許多公司都曾簽署公開信，支援延後AI法案。成員國政府同樣有拖延理由。目前德國和法國已經公開表態，支援AI法案延遲一年實施，而瑞典、波蘭、捷克和丹麥此前曾呼籲過暫停或給予寬限期。波蘭曾警告稱，擔憂當前的“緊迫時間表”，可能使歐洲初創企業遷往監管更寬鬆的地區。除了歐盟內部，美國也是一個關鍵變數。合規從業者李汶龍撰文提到，歐盟數字立法簡化與地緣政治壓力有直接關係。川普政府重新掌權後，明確將歐盟AI法對美國科技企業的約束理解為“具有歧視性影響的監管”，並釋放了強硬信號，暗示美國將考慮採取貿易報復與關稅反制。美國大型科技企業也順勢施壓，要求歐盟提供更多的緩衝空間。與「暫停派」相對的是民間組織的強烈反對。目前已有127 家非營利組織公開反對簡化，尤其針對《通用資料保護條例》的修改，認為觸及數字基本權利。奧地利知名的隱私保護組織NOYB就批評稱，該提案“大幅降低了對歐洲人的保護”，並且“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來說是一份大禮，因為它為法律部門打開了許多可利用的漏洞”。甚至將其稱為“多年來對歐洲數字權利的最大攻擊”。接下來，提案將進入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討論程序。在形成共同立場之前，估計還有一場漫長的談判。 （競爭秩序場）

據路透社鳳凰城報導，美國眾議院一個由兩黨議員組成的小組提出一項法案，擬在未來十年內禁止《晶片法案》（CHIPS Act）的撥款受益者購買中國晶片製造裝置。該法案針對一系列晶片製造工具，從荷蘭製造商ASML 生產的複雜光刻裝置，到切割晶片印刷所使用的矽晶圓的機器，均包含在內。該法案由共和黨眾議員Jay Obernolte和民主黨眾議員Zoe Lofgren在眾議院提出。在參議院，民主黨眾議員Mark Kelly和共和黨眾議員Marsha Blackburn計畫於12月提出該法案。據議員提供的背景資料顯示，中國已在晶片產業投資超過400億美元，重點在於製造裝置，此類裝置的市場份額也大幅成長。美國晶片裝置製造商越來越擔心，對中國出口裝置的限制會降低其銷售額，並損害其研發投資能力。利用《晶片法案》的撥款購買中國晶片裝置將會加劇這個問題。雖然中國晶片裝置是該法案的主要目標，但該法案也禁止來自其他受關注被禁國家的裝置。該法案中包含一些例外條款，例如，如果特定工具並非由美國或其盟國生產，美國可以授予豁免權。該法案僅禁止進口到美國，不會影響《晶片法案》受助機構的海外業務。該法案的推進已引發美國本土晶片裝置製造商的擔憂。他們普遍認為，先前對中國出口裝置的限制已導致銷售額下滑，進而損害了企業的研發投資能力；而若進一步限制受補貼企業採購中國晶片裝置，將加劇這一困境。當前美國最大的晶片製造裝置公司包括應用材料、泛林集團和科磊（KLA）等。目前，法案尚未進入投票程序，但兩黨的跨黨派支援意味著其推進阻力相對較小。若最終落地，將進一步收緊美國對中國晶片產業鏈的限制，同時可能引發全球晶片裝置供應鏈的重新調整。 （半導體技術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