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模型落地這件事上，模型能力的底座決定了下限，但產品化的互動體驗才真正決定了上限。3月初的深圳騰訊大廈門口，出現了一幅極具賽博朋克荒誕感的畫面。近千名開發者和 AI 愛好者排起了長龍，手裡攥著號碼牌，只為了能在騰訊雲工程師的手把手協助下，免費給自己的電腦裝上一隻“蝦”——OpenClaw。上午 10 點首批使用者到場，11 點數百個預約號即被一搶而空。這場堪比當年搶購初代 iPhone 的狂歡，終於讓一直苦尋大模型落地場景的騰訊，結結實實地感受了一把屬於自己的“ChatGPT 時刻”。但在筆者看來，這不僅僅是一場湊熱鬧的極客狂歡。扒開排隊“養蝦”的表象，你會看到騰訊這家全中國最懂產品的公司，是如何藉著 OpenClaw 這個支點，打出了一套極其老辣的“AI 產品化降維打擊”。把技術黑盒 變成傻瓜式的“全家桶”OpenClaw 很強，它讓大模型長出了能接管電腦滑鼠和鍵盤的“手腳”。但它的致命弱點也很明顯：部署門檻極高。對於普通打工人來說，複雜的環境配置和黑洞般的命令列，就像一堵嘆息之牆。當行業裡其他大廠還在死磕模型參數時，騰訊的嗅覺極其敏銳：既然模型能力大家都在趨同，那誰能把門檻砸穿，誰就能收割最大的流量。騰訊沒有用一個大而全的產品去硬槓，而是非常聰明地切分了人群，丟出了一套精密的分層矩陣：第一層：用 Lighthouse（輕量應用伺服器）鎖死硬核開發者。對於懂技術的極客，騰訊雲直接在 Lighthouse 控制台裡塞進了一鍵部署的範本。5 分鐘時間，買雲主機、配環境、送 Token 優惠套餐一氣呵成。這波操作直接讓騰訊輕量雲的呼叫核數創下歷史峰值，雲上“養蝦人”迅速突破 10 萬大關。騰訊其實賺的是“賣水”的雲伺服器租用費。第二層：用 QClaw 圈住本地小白。對於連命令列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普通使用者，騰訊直接祭出了“國民級應用”電腦管家的衍生品——QClaw。它把複雜的 OpenClaw 徹底封裝成了一個點開即用的本地客戶端。更絕的是，它直擊了使用者對“AI 偷窺隱私”的最大痛點，依託電腦管家的安全沙箱技術，實現了系統級的權限隔離與密碼防護。第三層：用 WorkBuddy 強攻職場桌面。這是騰訊的真正殺招。3月9日上線的 WorkBuddy，定位不是聊天窗口，而是“智能體桌面工作台”。它完全相容 OpenClaw 的能力，內建了 20 多種辦公技能包。你不需要管底層是 GLM、Kimi 還是 DeepSeek，直接在桌面上拖曳組合，就能讓幾個 AI 同事同時幫你扒網頁、寫程式碼、做報表。且據筆者從官方獲取的資訊來看，WorkBuddy 核心是騰訊自研的多智能體架構，並非依賴 OpenClaw 搭建，這給騰訊後續在 AI 智能體賽道的自主可控與差異化競爭，奠定了關鍵基礎。管道的威力：當龍蝦游進微信和QQ如果只是做幾個客戶端，那還稱不上“騰訊時刻”。騰訊真正的護城河，是它手裡握著全中國最龐大的人際溝通管道——微信與 QQ。在這波“養蝦”熱潮中，騰訊最可怕的動作，是打通了從底層 Agent 到前端 IM 聊天工具的任督二脈。通過 MCP（模型上下文協議）介面，使用者可以直接在企業微信或者 QQ 裡，像和真人同事聊天一樣，遠端“遙控”自己部署好的 OpenClaw。企業管理員甚至只需要簡單的三步配置，就能把這只“蝦”拉進工作群。不僅如此，騰訊還順手開放了 Webhook 協議，讓 OpenClaw 可以直接把幹完活的資料，自動寫入企微的智能表格里。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騰訊根本不需要改變你原有的工作習慣。 你不需要去適應一個陌生的 AI 介面，AI 已經無縫潛伏進了你每天都要高頻使用的溝通和協作流水線裡。騰訊的戰略聰明之處在於，沒有陷入 “模型參數競賽” 的內卷，而是聚焦 “AI 落地最後一公里”。正如行業共識：AI 助手的核心價值，一半在於模型能力的強弱，另一半在於產品體驗的優劣。OpenClaw 提供了標準化的 AI 能力底座，而騰訊通過簡化部署、最佳化互動、打通生態，讓這種能力真正觸達普通使用者與企業。這種 “不拼模型拼落地” 的思路，恰好發揮了騰訊作為產品公司的基因優勢。AI競爭進入 “產品化決勝” 時代騰訊的 “養蝦” 熱潮，或許標誌著 AI 行業從 “技術比拚” 邁入 “產品化決勝” 的新階段。當大模型技術逐漸成為基礎設施，誰能降低使用門檻、貼合使用者場景、整合生態資源，誰就能佔據先機。騰訊的這波爆發，證明了產品化能力在 AI 時代的核心價值 —— 複雜的技術只有經過產品化打磨，才能真正走進大眾生活與企業辦公。從 Lighthouse 的雲端一鍵部署，到 QClaw 的本地傻瓜式封裝，再到企微和 QQ 的原生接入。騰訊用這波堪稱教科書等級的產品化操作，硬生生把一個高冷的開源框架，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的效率狂歡。這印證了一個行業共識：在大模型落地這件事上，模型能力的底座決定了下限，但產品化的互動體驗才真正決定了上限。 騰訊終於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姿勢——不拼底層參數玄學，就拼怎麼把門檻降到最低，怎麼把使用者體驗打磨到最絲滑。但這場“ChatGPT 時刻”的狂歡背後，騰訊的隱憂依然存在。儘管 WorkBuddy 核心是騰訊自研的多智能體架構，並非依賴 OpenClaw 搭建，但目前其核心執行力仍依賴第三方的底層模型（如 Kimi、DeepSeek 等）。無論是WorkBuddy的技能落地，還是企微機器人的任務執行，最終的輸出質量、邏輯深度都受制於外部模型的表現。當部署的門檻被徹底砸穿後，最終決定這只“蝦”到底是能幫你自動報銷，還是把公司資料搞得一團糟的，終究還是底層模型的智力水平。騰訊用頂級的產品化能力拿下了“養蝦”的第一局，但在未來 AI 助手拼穩定性和邏輯深度的硬仗中，如果自家元寶模型不能真正挑起大梁，這種繁榮，終究還是受制於人。 （鈦媒體）

氦氣是科技領域的核心資源，半導體晶片生產要靠它冷卻光刻機，醫療核磁共振也離不開它維持超低溫，少了它高端產業根本沒法正常推進。全球氦氣資源分佈極不均衡，大多依附天然氣產出，美國探明儲量171億立方米，佔全球35%，還早早建起儲備庫，掌控著全球71%的庫存，卡達、阿爾及利亞雖有產出，但整體供應鏈依舊高度集中。市場需求持續增長，2025年市場規模超40億美元，半導體和航天成了主要增長動力，氦氣價格波動還特別大，中東局勢一亂，全球供應鏈就跟著緊張，供應不穩隨時會被卡脖子。在半導體廠工作的王浩最清楚其中的難處，他說廠裡生產線全依賴氦氣，一旦供應斷檔，生產節奏全被打亂，企業只能被動承壓。中國氦氣需求量巨大，年消耗超2500萬立方米，主要用於電子和醫療行業，可本土儲量僅佔全球2%，天然氣含氦量低、開採成本高，過去進口依賴度高達95%，超半數從卡達進口。2022年貿易摩擦讓氦氣價格直接翻倍，企業只能咬牙承擔，加上林德、液空等外資壟斷進口管道，地緣風險一來，產業鏈就岌岌可危。美國不僅儲量全球第一，還嚴控氦氣出口，牢牢掌握定價權，卡達海運受海峽局勢限制，俄羅斯出口遭制裁，中國單一的進口格局風險極高。中國沒有坐以待斃，先是在塔里木盆地發現特大型富氦田，四川盆地也探明潛力區域，寧夏首座大型氦廠順利投產，深冷膜分離等技術突破，讓氦氣自產率提升至16.3%。國內還搭建起氦氣回收循環體系，晶片廠回收淨化後利用率達85%，膜分離、PSA技術快速研發，氦氣國產化率達到80%，內蒙古、陝西等地多點佈局產能，超純氦量產技術也實現突破。同時我們推進多元進口佈局，和一帶一路國家簽訂長期合約，拓寬俄羅斯、澳大利亞、阿爾及利亞等供應管道，降低單一依賴風險。目前國內氦氣產能穩步提升，未來目標將自給率提至30%以上，從勘探開採到回收應用的產業鏈逐步完善，徹底擺脫氦氣供應受制的局面，為高科技發展築牢資源根基。 (科技直擊)

每個個體都被時代裹挾著前進，而歷史在不斷重演。1955 年，美蘇兩國為爭奪航天實力的最高地位展開了長達 20 年的太空競賽。從蘇聯的斯普特尼克 1 號（Sputnik 1）發射入軌，到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成為首次進入太空的人類宇航員，再到美國阿波羅 11 號（Apollo 11）成功完成人類登月任務，這段太空競賽的歷史不僅僅反映了人們對宇宙深空探索的追求，更是反映出了大國競爭下的結構性趨勢。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源於對主導世界秩序的渴求及其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擴張。更是在冷戰的結構性安全壓力下“被迫前行”。而今天，相似的競爭，不同的挑戰者，中美兩國的競爭逐步升級。2017 年川普政府頒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打破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定位，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標誌著美方一改自克林頓政府以來的“接觸”政策，直接導致了中美關係進入全面競爭階段。2020 年後，中美競爭的核心已從早期的“貿易逆差”轉向以技術堆疊（Technology stack）為戰場的全方位重構。在這一輪圍繞關鍵技術與產業的體系的重構之中，太空技術重新回到競爭前沿。不同於冷戰時期圍繞“誰先登月”的象徵性炫技較量，當下的太空競賽更加關注的是誰能夠以更低成本，更高頻率進入太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可回收火箭項目逐漸成為中美雙方競逐的關鍵節點。▲ 中國朱雀三號火箭成功完成 10 公里級垂直起降飛行試驗（圖源/搜狐網）競爭目前在什麼階段？馬斯克的火箭回收項目由 SpaceX 主導，旨在通過全重複使用大幅降低太空探索成本。截至 2026 年 2 月，單枚一級助推器已經實現最高 33 次飛行回收循環，其獵鷹九號（Falcon 9）是目前全球唯一實現高頻，大規模重複使用的軌道級火箭。在獵鷹九號實現商業化回收時，星艦（Starship）目前正在研發全重複使用系統，目標是實現一級助推器和二級星艦飛船的全部回收。根據 SpaceX 的更新，馬斯克宣佈 SpaceX 的太空探索戰略將暫緩載人火星登陸計畫，將重點放在月球定居點的建設上，計畫建設一座具備“自我擴展能力”的月球城市。2026 年 2 月 13 日，中國的長征十號運載火箭系統完成了低空演示驗證飛行並在海上安全濺落。並成功完成火箭一級箭體海上打撈回收任務。▲ 長征十號海上回收系統（圖源/微博）火箭回收技術的目標是什麼？火箭回收技術可以說是邁入“星空未來”的敲門磚。它能夠極大地降低火箭發射成本，能夠實現大量多次低成本的發射。根據相關報導，獵鷹九號內部發射的邊際成本已經降至僅 1500 萬美元，發射成本為 6200 萬美元，相比之下競爭對手單次發射成本高達 4.5 億美元。馬斯克在 2026 年的達沃斯論壇（Davos）中表示，星艦的全重複使用成功後將會將太空飛行的成本降低到如今的 1%。根據統計，預計 SpaceX 2025 年的營收能夠達到 155 億美元，截止到 2025  年的第二季度，星鏈服務已經實現 21 億美元的淨現金流。這代表著航空航天業的自助循環以及可持續投入。良性的經濟循環促進新技術的研發，新技術吸引投資，創造利潤，再投入新技術研發，並且逐漸演變為技術優勢和壟斷。如今，馬斯克在達沃斯論壇上提出了更大膽的設想：通過火箭回收技術大幅降低發射成本，正在為開發“無限能源”打下基礎。他指出，太空中的太陽能效率是地面的五倍，且不受天氣和季節影響，有望實現全天候高效發電。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描繪了在太空建造 AI 資料中心的藍圖。由於太空極低溫環境可實現高效散熱，這類資料中心能極大降低能耗，他預測這一構想有望在三年內成為現實。但有分析指出，馬斯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更宏大的太空殖民。他計畫以極低成本的大規模運輸為前提，先在月球建立自給自足的科研與補給站，最終在火星打造一座可容納百萬人口、具備獨立生存能力的城市，從而讓人類成為跨行星物種。▲ 火星殖民想像圖（圖源/百度）然而，火箭回收的意義並不止於成本壓縮或商業成功。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Anarchic International System）中，進入太空的能力本身即構成戰略資源。可回收技術所降低的，是進入太空的邊際成本；而邊際成本的下降，意味著規模能力的擴張。隨著發射門檻被持續壓低，衛星星座部署與軌道資源佔據將不再受限於高昂費用，而成為可以快速複製的能力。在這一背景下，競爭的焦點已不再是“誰能進入太空”，而是“誰能夠更快、更頻繁、更大規模地進入太空”。技術優勢一旦轉化為規模優勢，便不再只是市場競爭的問題，而成為體系權力分配的重要變數。▲ 一圖讀懂中美太空競爭（圖源/雪球）火箭回收如何構築戰略優勢？軌道資源稀缺性，以及所謂“先到先得”的規則無疑正在重塑競爭門檻。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規定，衛星軌道位置和頻段遵循“先登先佔“原則。一旦某個高度被大規模星座（如星鏈）佔據，後來者不僅面臨頻段干擾，還需避開密集的衛星網。同時因為優質軌道層有限，隨著衛星的數量飆升，碰撞風險和空間碎片問題使後來者的准入門檻大幅度提高。2026 年 7 月，馬斯克宣佈將 4400 顆星鏈衛星軌道從 550 公里降低至 480 公里以獲取更加優質的通訊條件。中國的國網（GW）星座和千帆星座早已將核心軌道鎖定在這個高度。馬斯克憑藉火箭回收帶來的低成本優勢直接圈走 480 公里“黃金頻段”的三分之一資源（總容量為 1.2 萬顆衛星）。▲圖源/百度同時，資訊主導權也體現出低軌通訊的性能與代際優勢。低軌衛星具有無法比擬的技術優勢，低軌衛星距離地面更近，訊號往返延遲可降低至 27 毫秒，而高軌衛星則為 500 毫秒，這對於自動駕駛，遠端醫療以及即時軍事指揮至關重要。並且由於低軌衛星壽命較短（僅 5 - 7 年），因此需頻繁更換。同時考慮到同一高度衛星數量的限制，可回收火箭項目的研發將會直接關係到能否在衛星通訊的競爭中取得優勢。此外，軍事與國家安全的應用，意味著作戰形態正在被重塑。低軌衛星星座具備極強的生存能力，擊落單顆衛星無法癱瘓整個網路，這就使其成為現代國防（例如導彈預警，無人機操控）的基石。例如導航衛星系統是美國太空優勢的一個典型案例，在軍用領域，人造衛星可用於偵察，監測，核查，預警，通訊，導航等軍事任務。這將會直接涉及到“通訊主權”。像如國家主權一樣，它具備排他性，資源有限性。對這些技術的使用將會直接關乎中美競爭的態勢。這就形成了一個產業閉環——AI 與可回收火箭實際上是相互賦能的。在達沃斯論壇中，輝達 CEO 黃仁勳將人工智慧的技術堆疊比作“五層蛋糕”，並強調能源是 AI 的底層基礎。結合馬斯克提出的，在外太空大規模運行 AI 系統的可能將會比在地球上更加經濟——取之不盡的太陽能與絕佳的散熱環境，未來在太空中部署 AI 或將極大地提高模型效率。▲ 月球太陽能基地想像圖（圖源/百度）然而，同一片太陽能，目前正在照亮西半球戰場。實戰檢驗：伊朗上空的“星盾”敲響警鐘2026 年 2 月 28 日，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於德黑蘭上空的硝煙時，一場更隱秘的戰爭正在距地表 550 公里的軌道上展開。這一天，美國太空部隊首次以獨立軍種身份參與對伊朗的實戰打擊。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炸彈的落點，而是引導炸彈的那雙“眼睛”——馬斯克的“星盾”系統。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由商業航天公司建構的低軌衛星星座，在實戰中承擔起完整的殺傷鏈閉環：從天基情報偵察、目標定位，到通訊中繼、導彈預警，直至打擊導引。▲ 圖源/Google伊朗法爾斯通訊社（Fars News Agency）報導了導彈擊中德黑蘭市中心目標的慘狀，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那些讓伊朗防空系統形同虛設的精確打擊能力，本質上源於美國在可回收火箭技術上積累的規模優勢。可回收技術降低的邊際成本，正在逐漸轉化為衛星星座的快速部署能力；而星座的規模優勢，最終演變為戰場上的不對稱優勢。SpaceX 憑藉獵鷹九號（Falcon 9）的重複使用，將單次發射成本壓縮至 6200 萬美元，得以在 550 公里軌道上部署超過 6000 顆星鏈衛星；其軍用版本“星盾”則直接服務於五角大樓的全球打擊需求。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美軍對伊朗動武的同一周，伊朗航天局局長哈桑·薩拉里耶宣佈，將在年底前發射“沙赫德·蘇萊曼尼”（Shahid Soleimani）衛星星座的原型。這個以被美軍刺殺的將領命名的星座，試圖依靠本土運載火箭，在制裁的夾縫中爭奪一絲太空存在感。而它瞄準的軌道高度—— 480 公里，正是中美早已短兵相接的“黃金頻段”。伊朗的困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沒有自主可控的低成本進入太空能力，就沒有軌道資源的分配權；而沒有軌道資源，在下一場戰爭中，你將暴露在敵人的每一顆衛星之下，卻無力回擊。據媒體報導，美軍此次行動中，天基系統（Space-based system）實現了對伊朗目標的“降維打擊”。這給我們的啟示是雙重的：一方面，必須加快以可回收火箭為支撐的低軌星座建設，防止在太空基礎設施上被美國拉開代差；另一方面，商業航天力量與國防體系的深度繫結（如 SpaceX 與五角大樓的合作模式），正在成為大國太空博弈的新常態。當國際電信聯盟“先到先得”的規則遭遇軍事需求的倒逼，太空競爭的殘酷性已遠超技術層面。大國競爭新維度：技術堆疊與秩序重塑在當今全球秩序深度調整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正呈現出結構性升級的趨勢。以可回收火箭為例，這不僅是航天技術的突破，更標誌著兩國圍繞太空基礎設施、軌道資源及未來產業規則展開的深層次博弈。在經濟與科技日益被“武器化”（Weaponization）的國際格局中，美國長期借助金融霸權、技術封鎖與供應鏈管控，將全球關鍵節點的資源優勢轉化為戰略槓桿。這種對“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武器化運用，逐漸被中國所認知。所謂的“卡脖子”困境，使中方愈發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地緣政治力量，不再源於可被替代的產品供給，而在於對核心技術的自主掌控。由此，以關鍵技術為支點的“技術主權”（Techno-sovereignty）競爭，正成為大國博弈的主要形態。中美間系統性挑戰，在結構邏輯上幾乎是必然的。正如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在《註定失敗：自由國際秩序的興衰》（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所警示的：冷戰後，西方精英曾致力於將中國嵌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寄望於經濟繁榮能帶來政治趨同。然而，他們低估了一個關鍵變數——經濟崛起本身便意味著權力再分配。▲ 約翰·米爾斯海默（圖源/Google）當單極格局逐漸鬆動，中國的高速增長便不再僅僅是經濟現象，而成為重塑國際秩序結構的力量。隨之而來的，是川普政府以來美國國家定位的搖擺與保護主義回潮，這進一步激化了全球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競爭。在這一結構性壓力下，中美兩國均難以在太空競賽中單方面退出。以火箭回收技術為代表的軌道資源爭奪，不僅關乎通訊主導權，更牽涉軍事部署能力與未來產業標準。面對潛在的結構性壓力，雙方都不得不在新一輪太空博弈中爭取先發優勢。 (民智國際研究院)

人工智慧時代，當各國聚焦於“技術競爭力”時，蘭德公司的一份重磅報告卻將國家競爭的本質指向了“社會競爭力”。報告警示，成為人工智慧時代的贏家，不取決於技術領域的單點突破，而取決於技術能否與社會深度融合、相互賦能。本文基於對該報告的解讀，認為建立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於讓人工智慧技術服務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本文分析了“唯技術論”的侷限性，並通過案例論證，說明了只有當人工智慧技術紮根於社會土壤，服務於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具體應用場景時，才能轉化為國家競爭力。《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來源：RAND Corporation）美國蘭德公司於2026年1月26日發佈長篇分析報告《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報告作者為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rr）。報告提出了一個超越“唯技術論”敘事的觀點：人工智慧技術是目前影響最為廣泛的通用技術之一。人工智慧時代全球面臨重大轉型，僅僅在演算法、算力或半導體供應鏈方面的領先並不能轉化為國家的持續優勢，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制度安排與治理能力，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嵌入社會結構，使整個社會系統適應並善用人工智慧，從而解決社會治理中的諸多深層次挑戰。基於此，報告建議美國建構一套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國家戰略，方能在人工智慧全球競爭中贏得長期優勢。本文認為，這份報告的最大啟示在於揭示了“社會競爭力”(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才是人工智慧全球競爭的關鍵所在；我們必須避免“唯技術論”，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的發展處理程序，使其真正服務於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從而奠定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人工智慧革命的核心：從“技術”到“社會”報告聚焦人工智慧革命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開篇即指出：學界普遍認為，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新且可能影響最廣泛的通用技術，人工智慧可能引發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革命，其廣度與深度堪比工業革命。人工智慧技術不僅與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新能源、奈米技術、先進製造技術等領域的發展同步興起，更成為這些技術進步的關鍵支撐。正如工業革命重塑全球權力格局一樣，人工智慧革命將對各國的國家競爭力及其前途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然而，與當前聚焦於演算法、算力以及大模型的技術競爭敘事不同，報告作者馬扎爾尖銳地指出，美國及其競爭對手可能正陷入一個巨大誤區：過度關注技術堆疊而忽視了人工智慧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深層聯絡。歷史經驗表明，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進步並非直線發展，而是呈現為“平穩蓄勢－突然爆發”的狀態，故而將工業革命總結為“一鍵式”變革是片面的，它是技術變革與社會經濟結構深度嵌入的結果。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崛起，不僅源於蒸汽機等先進裝置的湧現，更得益於其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有效的制度建設與適應性的社會文化。同理，人工智慧時代的最終贏家將是那些能夠利用這項技術使整個社會更具競爭力的國家，而不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一個國家能否繁榮，取決於其社會是否為新技術的普及提供了沃土，以及能否有效維護技術轉型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因此，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首先是一場關於“社會”的競爭。人工智慧革命的情景（來源：RAND Corporation）報告特別警示了這場革命的“漸進式”陷阱。儘管關於人工智慧發展的速度有“自驅式騰飛至超級智能體（Self-Reinforcing Takeoff to Superintellignece）”“人工智慧停滯（AI Plateau）”與“漸進式湧現（Rapid but Still Gradual Emergence）”三種情景，馬扎爾認為後者最可能成真——即人工智慧將重塑社會組織、經濟生態與軍事運作模式，其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但受制於高昂算力、資料稀缺與監管複雜等問題，其社會擴散呈現為一個緩慢累積的過程。這種漸進性極易讓決策者產生虛假的安全感，誤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產業升級，而錯失為這場指數級變革做好準備的機會。若一國僅為應對技術騰飛囤積算力，卻未能及時培育社會適應能力與韌性，則最終可能在長期競爭中落敗。人工智慧革命正降臨在一個本已充滿經濟不平等、社會極化與治理危機的時代，其對各國命運的影響，取決於技術革新與社會的適配程度。這一視角與《科技共和國》(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書對於二戰後美國科技行業發展路線的批判是一致的。《科技共和國》一書認為美國科技精英迴避了那些真正關乎社會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而將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解決的小事上，關注娛樂、消費和流量，將智力資源投入“即時滿足”的事務中，而忽視了技術進步對國家競爭和公共事務的作用。故而，《科技共和國》呼籲科技界重拾“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式的愛國主義，主張通過政企緊密結盟確保技術優勢。然而，與蘭德公司的報告相比，《科技共和國》的這種視角仍內嵌著“技術決勝”的邏輯，相對忽視了技術廣泛擴散後可能引發的社會解構風險。此外，此書更多關注技術與制度的深度耦合，而對於“社會”這一技術發展真正的沃土鮮有提及。《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來源：中信出版社）蘭德報告的深刻之處在於，超越了“如何贏得技術競賽”的命題，進而追問“技術競賽的終極目標是什麼”這一更為深刻的命題。人工智慧既能成為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也可能在缺乏制度和規範制約的情況下，加劇社會分裂、損害全人發展。一方面，社會貧富分化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而迅速擴大，科技巨頭成為掌握財富的新貴；另一方面，全民知識創造能力、社會整體思考力和創新力下降，當人工智慧代替人類思考和創新，公共理性隨之受到侵蝕。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了一個哲學層面的關切：人類主體性（human agency）將受到損害。現代化強國的根本活力源於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命運以及探索未知，然而，當演算法日益深入地滲透到公民接收資訊和做出選擇的路徑時，國民存在淪為被動的“資料節點”的風險。報告認為，那些能夠駕馭人工智慧革命，使其增強而非削弱人類能動性和尊嚴的社會，將會繁榮；而那些任由人工智慧疊加在掠奪性制度之上，進一步剝奪人類主體性的社會，將遭受長期的競爭劣勢。如果缺乏健全的、倫理框架與公民教育作為配套，單純追求技術領先不僅無法轉化為長期國家競爭力，反而可能從內部腐蝕人類社會的智力資源、凝聚力和尊嚴。國家競爭力的真正戰場，不在實驗室的晶片中，而在廣闊的社會沃土中。國家競爭的底層邏輯基於其長期對“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的研究，這份報告建構了理解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與發展的核心框架。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的底層邏輯從單純追求在“技術堆疊”（晶片、模型、算力）上的領先，轉變為追求人工智慧的“社會適配”能力——即通過制度安排與倫理規範引導人工智慧安全、可信、高效且公平地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從頂層設計上，這要求政策制定者將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錨定於增進社會凝聚力、擴展個人機會、提升治理效能與捍衛人類尊嚴等長遠社會目標之上。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於社會土壤，人工智慧才能真正建構國家長期競爭力。報告認為，決定國家長期競爭優勢的根源在於社會自身是否具備七大關鍵特質：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共享機遇(Shared Opportunity)、積極有為的國家(An Active State)、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學習與適應型社會(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和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人工智慧技術與這七大核心社會特徵深刻互動，而其在每個領域帶來的，既可能是革命性的發展動能，也可能是動搖社會根基的風險。人工智慧時代的贏家，並非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而是能夠成功引導人工智慧技術強化而非削弱這七大社會特質的國家。1. 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歷史上的強國無不依賴於一種渴望成就的集體自信，人工智慧有望通過創造財富和解決重大挑戰來重振這種雄心。然而，其風險在於，當人工智慧在多數領域超越人類，則可能催生依賴心理，致使“全民懶散”。長此以往，國家可能淪為一個擁有頂尖技術但缺乏競爭力的“空殼”國家。2. 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是國家力量的基石。人工智慧可以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效率來增強認同感，但其加速社會分裂的潛在風險更大。人工智慧可能催生新的不平等、替代真實的人機互動，並通過演算法加劇“資訊繭房”，從而侵蝕人類社會團結的根基。國家如若仍希望維繫其內部凝聚力，則必須以空前決心投入資源維護其社會認同。3. 共享機遇人工智慧前所未有地拓寬了“機會邊界”，讓經濟紅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發展，讓邊緣群體也有共享機遇。然而，技術的普及並不會自動導向公平。除非社會有意識地塑造技術革命，使其以人道和普惠的方式賦能公民社會和全人發展，否則演算法歧視與崗位替代很可能加劇現有不平等。因此，終極問題不在於人工智慧將如何影響人類社會，而在於人類社會決定為自己創造怎樣的未來。4. 積極有為的國家一個能設定規則、提供公共產品、營造公平環境且不限制社會活力的政府至關重要。人工智慧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方面潛力巨大，但其擴散也存在瓦解社會信任和團結的重大風險。未來十年的人工智慧競爭將是圍繞國家治理效能的競爭。積極有為的國家不僅關注如何從人工智慧中獲得經濟利益，更關注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提升國家實力。5. 有效的制度制度包括正式組織與非正式規範，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骨架”。人工智慧對於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社會制度形態的重塑效果是顯著的，但其應用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甚至淪為執政者的攻擊，催生“技術利維坦”。如果不能審慎地將人工智慧融入現有制度，則反而可能侵蝕社會資本並損害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6. 學習與適應型社會一個社會獲取、吸收和應用新知識的能力是其創新能力的源泉。作為強大的學習引擎，人工智慧一方面能加速科學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人工智殘”的風險。如果人工智慧的發展是以犧牲人類深度思考和創新能力為代價的，那麼無論其多麼智能，都將損害人類社會的長期智力發展與達成共識的能力。7. 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和權力的適度分散是社會活力的保障。人工智慧既可以成為創意生成與跨領域寫作的動力，也可能因其演算法的同質化傾向與對資訊環境的塑造而加劇社會認知危機。人工智慧的差異化應用（來源：RAND Corporation）未來美國的人工智慧戰略基於上述論證，報告認為美國未來人工智慧的發展所需要的遠非一份單純的技術路線圖，而是一份旨在激發國家全面復興的綜合性議程。美國需要的不是一項孤立的“人工智慧戰略”，而是一項以人工智慧為核心工具，旨在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社會戰略。這份報告的終極關切在於解決“人類主體性”的損害。人工智慧時代最具決定性的競爭優勢取決於技術能否廣泛增強個體與集體的主觀能動性。為實現這一目標，報告提出了涵蓋技術、治理與社會的八大戰略支柱：提升公共部門人工智慧競爭力(Build public-sector AI competence)、培養相關人才(Develop relevant talent)、催化拓寬社會機遇的人工智慧應用(Catalyze AI applications that widen opportunity throughout society)、開展保障自主決策權的全國性運動(Undertake a national campaign to guarantee autonomous agency)、發展一個發現新知的新時代(Underwrite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discovery)、利用人工智慧與法律改善資訊生態(Use AI and targeted law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結合人工智慧與制度改革最佳化公共部門行政效率(Combine AI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streamlin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sector bureaucracy)、建立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慧預見與戰略職能(Create anticipatory AI foresight and strategy functions)。具體而言，領先國家應致力於建構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人工智慧戰略，採取一套前瞻性的協同發展戰略。首先，政府自身需從監管者轉變為“精明的”使用者，通過設立專門機構和評估體系系統提升公共部門應用人工智慧的能力，以高效治理重建公眾信任。其次，人才是人工智慧發展的根基，需從基礎教育到終身教育全面普及人工智慧，並重點培育批判性思維等能力。第三，必須主動引導人工智慧應用拓寬社會機遇，通過專項計畫與社區網路，確保技術進步惠及所有人。同時，必須開展全國性運動以保障公民的自主決策權，通過立法賦予公民質疑自動化決策的權力，增強個體能動性。此外，應建構一個由人工智慧驅動但由人類主導的發現新知的新時代，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投入，維護人類社會的創新根基。在社會環境層面，需結合人工智慧與法律手段改善資訊生態，治理虛假資訊，建構相對理性的社會輿論環境。在制度層面，應借助人工智慧最佳化公共官僚體系，打造更高效的政府，而非僵化的“演算法利維坦”。當人工智慧深植社會土壤中國目前的諸多實踐，正生動詮釋著人工智慧實現“社會適配”的成功路徑。在彌合公共服務鴻溝方面，深圳的實踐呈現出從微觀應用到宏觀建構的升級路線。深圳市南山區將政府和企業深度連結，聚焦具體應用場景，系統性推動人工智慧與社會需求深度融合。例如，南山區人民醫院與華為簽署戰略協議，旨在打通科技與醫療融合的“最後一公里”，共同打造“醫療行業世界級標竿”；南山區科技創新局通過“揭榜掛帥”機制，發佈了覆蓋“融合大模型的院前急救智慧診療平台”“全流程互動式居民健康服務”“基於多模態超聲的AI輔助診斷平台”等18個關鍵場景的榜單，引導頂尖科技企業攻克特定民生與產業難題；南山醫院更率先推出中國首個覆蓋“全時、全域、全人群、全周期”的“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將人工智慧深度嵌入從預防、診療到康復的全鏈條服務。在最佳化治理與公共服務方面，杭州的“城市大腦”已演進至3.0階段，致力於打造“超大城市智能體”。它率先部署先進大模型，孵化出“警小愛”“依保兒”“杭好夢”等一系列深入政務、醫保、醫療等領域的特色智能體，並通過數字孿生技術賦能基礎設施監測與公共安全治理，使城市管理“更聰明”、服務“更精準”，顯著提升了超大規模城市的治理效能與市民體驗。這些實踐表明，當政府發揮公共性引領作用，建構開放創新的制度環境，便能有效激發市場活力，將前沿技術轉化為提升醫療可及性、服務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的強大動力。人工智慧的價值，最終體現在其對具體社會需求的回應與解決能力上。只有當技術紮根於社會土壤，服務於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關乎民眾福祉與發展的真實場景時，才能將技術創新優勢轉化為紮實的社會進步與國家長期競爭力。在技術平台日益強大的背景下，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其核心作用在於建構並維護一個健康、公平、向善的技術與社會生態。具體而言，可在四個方面著力：第一，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清晰界定資料權屬、演算法問責、隱私保護與非法的邊界，為技術創新劃定“紅線”；第二，督導平台建立負責任的稽核治理機制，提升透明度，並承擔起與其技術能力相匹配的社會責任；第三，實施公正監管，精準打擊虛假資訊、演算法歧視、資訊繭房等問題，同時審慎平衡監管力度，保護合法的言論自由與創新活力；第四，啟動面向未來人工智慧時代的教育改革，將批判與創新思維、數智素養與科技倫理置於核心，重塑公眾思考能力與價值判斷，培育能夠駕馭技術的公民。杭州城市大腦營運指揮中心（來源：都市快報）中國首個“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落地深圳（來源：羊城派）總結這份報告的深刻啟示在於，面對人工智慧這一重大歷史性轉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決定因素是人工智慧能否實現“社會適配”，而非單純實現技術領先。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遠不止於晶片或模型的競賽，而是一場關於經濟發展模式、治理體系現代化、創新生態建構乃至文明前景的綜合性競爭。這要求政府、市場與社會形成合力，通過前瞻性的制度設計與普惠性的資源分配建構開放包容、持續創新的社會文化，系統性地提升社會整體對人工智慧的吸納、轉化與駕馭能力。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於更加堅韌、包容且充滿活力的社會土壤之中，國家才能在人工智慧時代獲得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大灣區評論)

在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概念叫“支付痛感”。相較於一次性支付一大筆款項，消費者對於分散的、小額的定期支付往往表現出驚人的遲鈍甚至愉悅。這一概念，在2026年的國內車市被發揮到了極致。過去幾年，車市開年總是伴隨著刺刀見紅的“價格戰”。從自主品牌內卷，到合資品牌跟進，再到豪華品牌官降，雖然硝煙換來了短暫增長，卻也讓車企深陷利潤縮水、品牌貶值的泥潭。2026年開局，劇情悄然反轉。往年你來我往的直接降價並未大規模發酵，取而代之的是近30家品牌集體入局“七年超低息金融戰”。當“日付一杯咖啡錢”就能把新車開回家的口號鋪天蓋地襲來，車企的競爭焦點也早已從冷冰冰的“整車總價”，轉移到了更具誘惑力的“日均支付”。金融槓桿被瘋狂加碼的背後，是車市從增量博弈轉入存量競爭的殘酷現實，也是車企維持銷量規模與財務資料的那根“救命稻草”。每月1號本是車企爭先報喜的時刻，然而直到3月1日中午，僅有小米、零跑、理想及極石汽車四家發佈了各自的2月銷量資料。更為耐人尋味的是，除了極石汽車高調亮出同比200%的增長海報外，其餘幾家頭部新勢力在官方通報中均對同比變化避而不談。這種集體性的“低調”，已然洩露了2026年開年車市遇冷的嚴峻現實。在這種背景之下，當特斯拉首推年化0.98%起的7年低息方案，當星途打出“7年10萬0息”的組合拳，當東風日產甚至將貸款期限拉長至8年，這場戰役早已不再是簡單的行銷策略微調，而是商業模式的悄然異化。在“降價即虧損”的利潤紅線面前，直接官降已成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七傷拳”。相比之下，利用金融貼息將促銷成本轉移為財務費用，不僅能讓車企在帳面上保住新車指導價的“體面”，更能巧妙地通過降低購車門檻獲取更大的銷量規模。然而，硬幣都有兩面。這場看似“溫文爾雅”的金融戰，實則是對車企資金鏈韌性的一次更為嚴酷的壓力測試，而對於消費者來說，七年超低息的“糖衣炮彈”背後，同樣可能暗藏玄機。從“刺刀見紅”到“溫水煮蛙”這是一場以“時間”為籌碼的圍獵。如果說2025年的車市是血流成河的“殲滅戰”，那麼2026年的開局，則演變為一場精心佈局的“消耗戰”。照例這場“新年戰事”的發起人又是特斯拉。回望2023年，正是其揮動價格屠刀開啟了行業長達三年的殘酷洗牌。而2026年1月6日，這家慣於重構規則的企業再次祭出“七年超低息”重拳（此前常規方案為三年期或五年期），再次擊穿全行業的心理防線。針對Model 3、Model Y及Model Y L三款車型，特斯拉給出了極具衝擊力的方案：以Model 3後輪驅動版為例，官網售價23.55萬元，首付7.99萬元，貸款15.56萬元，分84期償還，月供僅需1918元。比“拉長年限”更令同行膽寒的，是其擊穿地板的資金成本——年化利率僅0.98%。要知道，此前市場常規車貸年化利率通常在4%至8%之間，0.98%甚至低於銀行大額存單的理財收益。很顯然，特斯拉是將金融貼息當作了直接降價的替代品。通過這波操作，特斯拉在不觸動官方指導價的前提下，用近乎“顛覆”的金融策略，推倒了2026年車市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特斯拉的槍響之後，造車新勢力迅速在金融戰場形成了多套戰術體系。1月15日，小米汽車CEO雷軍親自下場，為這場金融戰添了一把火。針對主力車型YU7，小米推出首付4.99萬元起、年化約1.93%的7年低息方案。雷軍直言這是“認真聽取了大家的聲音”，看似溫情脈脈，實則刀法精準。小米的目標群體年輕且對現金流高度敏感，這種“先上車再慢慢還”的策略，恰好轉嫁了年輕人的支付痛感。相比之下，理想汽車的打法更為務實。1月20日，理想針對L系列和i6車型，推出了“首付3.25萬元起，月供低至2578元”的方案。雖然其年化利率高達4.69%，明顯高於特斯拉和小米，但對於高端車型MEGA與i8，理想又給出了“前三年免息”的策略，精準契合家庭使用者對現金流的規劃。而與特斯拉類似，蔚來則在2月初將ET5、ES6等車型的年化費率進一步壓至0.49%。疊加電池租賃方案（BaaS），購車門檻被壓縮至極限——首付3.8萬元，月供1872元起。戰火很快燒到了傳統車企的陣地。面對份額擠壓，一些曾經保守的玩家表現出了驚人的攻擊性。2月初，東風日產率先將戰線拉長至“8年”。儘管其年化利率高達4.88%，是所有入局車企中最高的，但“首付0元、96期分期”的條款，對於信用良好但首付能力較弱的消費者而言，意味著近乎全周期的壓力驟降。廣汽豐田也緊隨其後，為全新換代威蘭達AIR版推出同類8年方案。與此同時，吉利、廣汽、長城、長安啟源、奇瑞以及比亞迪等傳統豪強近乎全員集結。比亞迪直接將活動截止定在3月31日，意圖覆蓋整個一季度；吉利銀河為銀河M9量身定製7年低息方案；東風奕派則在“國補”基礎上疊加了“金融減壓”；星途更是直接推出“7年10萬0息”的地板價。據《汽車商業評論》不完全統計，入局這場“金融大戰”的品牌已擴容至27家。無論戰術如何迥異，所有車企都在做同一件事——試圖用長達84期的合同，將當下的銷量壓力分攤到未來的每一日。被重構的“價格體面”2026年車市開局的畫風突變，並非車企們突然轉性，而是形勢比人強。如果說直接降價是“七傷拳”，那麼全面轉向超長低息，則是車企們在利潤紅線、生存焦慮與政策窗口之間，小心翼翼尋找到的一種脆弱平衡。首先，是對“價格戰”的本能迴避。過去幾年，車市價格戰的慘烈至今令人生畏。直接官降不僅帶來品牌溢價的不可逆損傷，更讓財務報表觸目驚心。2026年1月，面對後補貼時代開局，特斯拉帶頭將“降價”置換為“金融槓桿”。這種方式巧妙地將促銷成本從“營收端”轉移至“財務端”，在維持指導價體面的同時，實質性地降低了支付門檻。這既迎合了監管對惡性“內卷”的抑制，又避免了直接掀桌子導致價格體系崩塌，成為車企在“保利潤”與“保份額”之間的折中選擇。其次，是慘淡資料倒逼出的生存恐慌。這場金融戰的發令槍，實際上是被慘淡的開年銷量資料強行扣響的。乘聯會資料顯示，2026年1月，狹義乘用車零售銷量同比下降13.9%，新能源汽車銷量更是同比下降20%，滲透率從去年末的60.4%驟降至38.6%。這並非簡單的季節性回呼，而是去年末政策退坡前需求嚴重透支後的“反噬”。另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調查顯示，76.8%的經銷商反饋2月銷量未達預期目標。調查指出，節前清庫、新能源車購置稅政策調整及消費者對春季車展的優惠預期，加劇了持幣觀望情緒。從銷量端看，2月的市場冷淡比資料本身更為微妙。即便在3月1日這一傳統的披露節點，不少品牌也選擇了沉默或延遲發佈，這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2月整體銷量的承壓情況以及行業內部對於短期走勢的保守預期。當然，2月車市也並非全無亮點。在逆勢增長的陣營中，極氪以70%的同比增速領跑，蔚來緊隨其後錄得57.6%的增幅——這兩家恰恰是在2月覆蓋7年低息金融政策的品牌。此外，零跑以全系交付超2.8萬台、同比增長10.9%的成績位列新能源榜首。在傳統車企方面，雖有淡季回落，吉利、東風本田及鄭州日產等依然保持了正增長。其中，吉利汽車銷量為20.62萬輛，同比微增1%，新能源滲透率超57%，轉型成效顯著。東風本田同比增長10.1%，合資品牌中表現堅挺；鄭州日產同比大漲57.5%，商用與乘用雙線發力。除上述品牌之外，小鵬、奇瑞、長城、上汽等幾大頭部企業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同比下滑。這種寒意也直接傳導至企業內部。翻看春節後各大車企的開工信，焦慮的情緒幾乎溢出紙面。長安汽車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趙非直言“行業的淘汰賽愈加慘烈，競爭只會更加殘酷”，上汽通用五菱總經理呂俊成更是在開工信中預警“2026年，汽車行業正進入百年大變局中最複雜的競爭環境”。而2026剛開年，蔚來CEO李斌就曾直接斷言行業今年已進入“決賽階段”。當增量市場徹底轉為存量博弈，當失去補貼的枴杖後，如何在寒冬裡守住基本盤？車企亟需一種既能有效降低消費者購車門檻，又能相對合規且保護自身品牌與利潤空間的工具。政策的適時打開，為7年低息貸款提供了合規空間。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發展消費金融助力提振消費的通知提出，針對有長期消費需求的客戶，商業銀行用於個人消費的貸款期限可階段性由不超過5年延長至不超過7年。更具決定性的是，2025年8月，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聯合印發《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實施方案》，明確對符合條件的個人消費貸款給予財政貼息，實施期限為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這為車企提供了絕佳的避險機制：銀行在向借款人收息時自動扣減財政貼息部分，車企再追加少量補貼，便能聯手將呈現給消費者的年化利率壓至地板價。最後，車企試圖從“交易”走向“關係”的長期繫結。對於車企而言，金融工具的價值遠不止於促銷。長達84期的合同，本質上是將一次性交易的客戶，轉化為了長達七年的深度繫結使用者。蔚來、理想等品牌在金融方案中穿插的換電權益、服務包，都指向同一個邏輯：通過長周期的金融契約，將使用者鎖定在全生命周期的服務生態中。在硬體利潤趨薄的當下，這種通過金融手段鎖定的長期服務價值，或許是車企敢於承擔貼息成本的深層動因。當然，這種新的平衡能維持多久，目前仍是未知數。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絕大多數車企的金融方案都設定了明確的截止時間，主要集中在2月至3月。這更像是一場在政策與市場雙重壓力下的“限時突圍”。車企們正在利用這寶貴的窗口期，通過短期激進的金融政策對市場需求和消費者心態進行試探，並為後續調整策略留出空間。從反饋看，結果不一：就3月1日這個節點來說，小米汽車、比亞迪王朝網（新增）、坦克及蔚來旗下各品牌（新增firefly螢火蟲）選擇將7年低息政策延續至整個三月。而北京現代、東風本田及廣汽本田的多款車型，仍選擇開放傳統的限時優惠政策。那麼，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超長期低息策略，會成為常態化的解決方案，還是單純延後了危機？從目前《汽車商業評論》綜合多方觀點來看，當下車企通過信貸或價格手段進行競爭的空間有限，更多還是企業間貼息能力的比拚。此類政策指向短期內的行銷調節手段，對整體市場格局不會產生重大影響。7年低息暗藏玄機當“每天一杯咖啡錢”的話術將購車門檻消解於無形，當長達84個月的分期方案將消費者深度繫結，一個被金融策略深度重塑的市場圖景正在形成：車企嫻熟地利用金融工具，將價格戰的刺刀收歸鞘中，通過把競爭壓力轉化為未來現金流的管理，在維持價格體面的同時，完成對使用者的長周期鎖定；而站在另一端的使用者，看似輕鬆入局，實則不知不覺地踏入了一場長達七年的資產與信用的深度博弈。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場看似普惠的金融狂歡，實則還是一場頭部企業主導的“降維打擊”。不可否認，相比往年赤裸裸的“價格戰”，今年車企以低息、長周期、低首付替代直接降價，表面溫和了許多，也規避了“反內卷”的政策風險。但實際上，金融貼息仍是一種變相降價——是車企通過貼息，替消費者向銀行支付利息，本質上還是資本實力的較量。對於現金儲備充裕、融資成本低廉的頭部車企而言，貼息成本不過是規模效應下的“可控損耗”。但對於利潤微薄、抗風險能力羸弱的中小車企來說，這卻是一道生與死的分水嶺：若跟進，高昂的財務費用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若不跟，則直接面臨銷售端的無聲死亡。這場金融戰，註定將成為2026年行業洗牌的加速器。對於消費者而言，七年超長貸帶來的“低月供”快感，往往掩蓋了更深層的財務陷阱與價值錯配。首先，直觀的問題在於總利息支出的增加。例如購買理想i6，7年方案總利息約3.7萬元，比5年方案多出1.6萬元。同理，東風日產的8年低息更是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槓桿。不過，對於總利息的增加，消費者已有一定認知，選擇權最終在於自身。但更隱蔽的風險在於，隨著貸款年限逐步拉長，汽車消費開始呈現一種“房地產化”趨勢。但與房產的保值邏輯不同，汽車——尤其是新能源汽車，是典型的消耗品，且面臨比燃油車更劇烈的技術貶值。也就是說，當一份7年合同將你鎖定在當下的電動車時，你支付的不僅是利息，更是技術落後的機會成本。在拉長的周期中，若固態電池、L4級自動駕駛等技術能在3-5年內普及，屆時你手中的車輛可能已嚴重過時，且二手車殘值可能已跌至冰點。根據《2025年度中國汽車保值率報告》，純電動中型SUV一年保值率普遍低於70%。即便是排名前三的特斯拉Model Y、極氪7X和樂道L60，保值率也僅分別為71.97%、69.86%和69.75%。這就引出了一個典型的“倒掛”現象：當7年貸款期限超過車輛最佳技術生命周期，消費者極易陷入“負資產”窘境——即在還款中後期，車輛剩餘殘值已不足以覆蓋未還清的貸款餘額。疊加未來可能出現的個人經濟波動，長達7年的債務枷鎖一旦遇上收入預期偏差，消費者極可能面臨類似樓市斷供的困境：車輛被處置，卻仍需償還巨額差額。最後，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進一步降低首付門檻，融資租賃（以租代購）成為此輪金融戰中高頻使用的工具。特斯拉、理想、長城等車企的金融方案均大量涉足。這種模式在法律上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徹底剝離。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定義，在融資租賃期間，車輛所有權屬於租賃公司，消費者僅是“承租人”。只有在84個月結清全部款項並辦理過戶後，產權才會轉移。更為棘手的是，雖說近年來監管在收緊，2020年銀保監會出台暫行辦法，2026年1月1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施行新的融資租賃業務管理辦法，為行業提供了更嚴格的運行標尺，但風險並未完全消除。部分銷售人員在推銷時使用“分期”、“月供”等模糊話術誘導消費者簽署融資租賃合同，同樣加劇了資訊不對稱的風險。這意味著，一旦違約，消費者將面臨“車財兩空”的局面。而即便在正常還款期間，消費者在安裝充電樁、車輛改裝甚至過戶年檢等場景中，都可能因非車主身份而遭遇繁瑣的權屬證明難題。從價格戰到金融戰，中國車市的競爭手段正在不斷升維。對於車企，這是一場關於現金儲備與融資成本的角力；對於金融機構，這是尋找新增長點的機遇；但對於消費者，這更是一場關於理性與克制、當下與未來的長期博弈。在這場戰役中，手握技術定義權與規模效應的特斯拉、蔚來等品牌強調“低利率”，利用其強大的成本控制能力或是融資能力，通過極低的資金成本建構護城河；小米、吉利等具備品牌溢價或生態吸引力的車企，則側重於以接近理財成本的利率降低入門門檻，快速捕獲對現金流敏感的年輕消費群體；相比之下，面臨存量競爭壓力的合資品牌，如東風日產，則不得不選擇通過大幅延長貸款期限至8年等激進手段，試圖在存量市場中艱難突圍。接下來，隨著3月傳統銷售旺季的窗口期開啟，這場金融戰大機率將演變為更為複雜的生態化比拚。有行業專家預測，單純的利率比拚即將觸頂，接下來的戰場將轉向生態權益的結合。我們或許會看到結合換電服務的“彈性貸款”、繫結全生命周期能源權益的復合優惠等創新方案。屆時，車市的競爭將從單一的資金成本比拚，升級為綜合金融服務體驗的肉搏。七年之癢，不僅適用於婚姻，同樣適用於這波狂飆突進的車市金融浪潮。當硝煙散去，留在市場上的玩家尚未可知，而那些簽署了超長合約的消費者，也將在更長一段時間裡，為這場戰役支付真金白銀的帳單。 (汽車商業評論)

對於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從工程整合型創新向科學驅動型創新的範式躍遷，並實現科技創新與擴大內需之間的協同共振當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新一輪深刻調整之際，一場超越傳統領域、更具根本意義的戰略博弈正在全面展開——科技創新已成為決定中美未來國力對比的核心變數，它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引擎，更日益成為牽引雙方在經貿規則、外交佈局、安全架構乃至全球治理體系等領域全方位競爭的戰略制高點。01. 四大維度上的攻防與膠著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圍繞四大關鍵維度展開：原創型創新（“0-1”突破）、應用型創新（“1-N”迭代與產業化）、技術自主與安全、全球影響力建構。當前態勢在這四個維度上呈現出複雜膠著、相互交織的局面。美國在多數前沿科技的源頭創新（“0-1”突破）上仍佔據優勢，尤其在半導體設計、AI基礎框架、雲基礎設施與量子計算等定義未來的領域保持領先，並持續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然而，中國已在綠色低碳技術、高超音速技術、動力電池、量子通訊等若干關鍵賽道上實現了局部反超。而在應用型創新（“1-N”迭代）與產業化、規模化部署方面，中國展現出令人矚目的速度和效率。中國近年來工業機器人部署量已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當美國仍在為無人機商業配送的監管框架爭論不休時，中國已經在多個城市開展無人駕駛計程車、垂直起降飛行器等先進物理AI系統的常態化測試與試點營運。儘管實現“從0到1”的原創型突破的戰略緊迫性正日益凸顯，但需要警惕一種潛在的認知誤區——將原創型創新與應用型創新簡單對立或排序，並隱含著前者價值高於後者的等級觀念。事實上，一項技術的演進軌跡和最終主導地位，往往並非在誕生之初就已確定，而是在大規模市場應用中通過持續迭代與最佳化而得以塑造。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歷程為此提供了啟示。日本曾在氫燃料電池技術上取得顯著原創突破，投入巨大；然而，這條技術路線未能與中美兩大關鍵市場的需求和產業偏好形成共振。相比之下，純電動汽車路徑在中美龐大市場的強力推動下快速迭代，產業鏈日趨成熟，商業化處理程序加速，最終主導了全球新能源汽車格局。這一案例生動說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1到N”階段的勝出者，決定了眾多“從0到1”原創探索中的最終贏家。美國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邏輯。儘管美國早在20世紀伊始就成為世界頭號製造業強國，但直至二戰結束時，其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上仍大幅落後於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美國全球經濟與創新領導地位的確立，關鍵並非源於其是基礎科學的首要策源地，而在於其全球領先的應用轉化、迭代改進和大規模產業化能力——這正是“從1到N”創新的精髓。在廣闊國內市場中進行技術吸收、適應和持續最佳化的能力，構成了其決定性的競爭優勢。以史為鑑，儘管中國正在進入全力攻堅原創突破的全新發展階段，但應警惕將原創突破、應用迭代對立或簡單排序的認知陷阱，防止出現“重0-1、輕1-N”的戰略失衡。應用導向的“1-N”迭代絕非附屬性的次要活動，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決定性階段。在這裡，技術經歷真實市場的壓力測試，在成本與性能之間不斷最佳化，最終融入複雜的經濟社會系統。原創突破提供了競爭的入場券，但大規模應用創新才真正決定技術路徑的最終走向與價值實現。中國在攻堅原創型創新“0-1”突破的同時，更應珍視並鞏固在應用型創新“1-N”迭代上已建立的領先優勢，這是中國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基本盤。通過“雙循環”戰略，中國正系統性地推進技術自主與供應鏈安全建設，在降低對外部關鍵技術依賴的同時，也增強了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依存度——從動力電池到關鍵礦產的龐大產能優勢，正持續鞏固這一態勢。而在全球影響力的拓展上，中國憑藉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集融資、建設、營運於一體的數位化整體解決方案，已在眾多區域建構起超越傳統西方主導模式的數字基礎設施網路，這不僅是一種市場開拓，更是一種發展範式、標準與影響力的輸出。創新範式的升維：從工程輝煌到科學引領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展現出鮮明的能力特徵：在工程整合領域（如高鐵網路、特高壓輸電、移動通訊基礎設施及消費電子製造）已建立起顯著的全球優勢；而在科學前沿領域（如底層演算法框架、原創藥物靶點發現、高端晶片架構設計）仍處於追趕階段。這種差異化的能力結構，與中國過去數十年所選擇的工業化路徑、資源分配邏輯及參與全球分工的方式密切相關。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成熟技術為基礎的規模化製造業擴張。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程最佳化及消費電子產品組裝等工程密集型行業，能夠快速吸納就業、形成產能並帶動出口，這與中國當時亟須完成資本積累、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階段高度契合。相較之下，半導體材料、生物醫藥底層研發等科學密集型領域，往往需要持續數十年的基礎研究投入與高風險試錯，其回報周期與工業化初期追求快速增長的目標並不一致。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特別是工程學科，以為產業輸送大量具備紮實應用能力的技術人才見長，有效支撐了“世界工廠”的運轉。然而，基礎科學的突破性進展，往往更依賴於鼓勵自由探索、包容失敗的學術環境以及跨學科協作的生態，而中國這方面的制度與文化建構仍在深化之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使中國在製造與整合環節確立了關鍵地位，但產業鏈上游的高附加值領域，如尖端裝置、核心軟體與原創藥物，仍主要由發達經濟體主導。這些科學密集型環節通常建構了深厚的專利壁壘與生態護城河，追趕難度巨大。然而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力，最終還是來自前沿科學與顛覆性技術的突破。根據《自然指數2024》（Nature Index 2024）對全球基礎科學科研績效的評估結果，中國高品質科研論文產出總量已超過美國約45%，但在《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兩大頂尖期刊上的發表數量僅為美國的30%。在企業基礎研究方面，差距更為明顯：《自然指數2024》全球發表高品質科學論文的前20家企業中，一半位於美國（其中八家為生物製藥公司），中國僅有三家企業上榜。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在最佳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基礎上，尤其要加強以“好奇心”為導向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應為科研機構和高校創造鼓勵探索、包容失敗的學術環境，改革評價機制，推動從追求論文數量向突出成果原創價值轉變。同時，需切實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引導更多資源投向周期長、風險高的基礎研究和前沿領域，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依賴底層科學突破才能取得商業成功的行業。02. 半導體與國產替代：效率瓶頸與“開放式”安全觀半導體產業因其技術密集、產業鏈條複雜，常被視為人類工業文明的精密極限，當前也正成為中國科技自立處理程序中受外部制約最深、攻關難度最高的戰略領域。荷蘭ASML在極紫外（EUV）光刻機領域的絕對壟斷、美國泛林集團（Lam Research）等在蝕刻裝置上的主導，以及台積電佔據全球90%以上最先進晶片製造的格局，構成了三大關鍵瓶頸。由於半導體產業是基於比較優勢通過全球分工形成的深度一體化產業鏈，因此任何單一國家試圖建立具備高水平的獨立產業鏈都將面臨極大挑戰。但若問那個國家最有可能突破這一限制，那答案可能就是中國——龐大的工程人才儲備、系統性的資源動員能力，以及世界最大的應用市場所形成的“需求—迭代”閉環，構成了中國獨特的體系化突破潛力。然而，當前制約中國半導體產業取得決定性突破的主要矛盾，已非國家投入總量不足，而是資金與資源分配的精準度、協同性和使用效率問題。在國產替代導向的政策驅動下，容易形成地區間、項目間的同質化競爭，資源分散，難以集中力量攻克最尖端、最複雜的“硬骨頭”。資金配置若不能高度傾斜於產業鏈中最薄弱、最卡脖子的戰略環節（如高端光刻機及核心部件、先進製程工藝整合、EDA軟體），而是平均發力，將大幅延緩整體突破處理程序。與此同時，國產替代產品常面臨“不敢用、不願用”的困境。若資金支援與強有力的首台套應用、政府採購優先、國內市場強制性驗證等需求側措施脫節，產品將缺乏迭代升級的實戰場景與反饋，易陷入技術“孤島”。上述結構性挑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自主可控的最優實踐路徑——如何在堅持開放合作的前提下，界定國產替代的戰略邊界，建構一種既保障安全又不失效率的“韌性供應鏈”，從而實現科技發展、科技安全之間的平衡。“開放式”安全觀認為，科技安全的根本目標是保障發展權，而非單純地為替代而替代。安全並不一定要求在所有技術節點實現絕對自主，而是追求在關鍵領域形成不對稱的、他國難以替代的核心能力，同時在全球網路中建構深度相互依賴。正如美國並未掌握所有晶片技術，但通過掌控設計工具和半導體裝置等環節，實現了對整個產業鏈的有力掌控。有鑑於此，中國可思考如何聚焦核心，培育不可替代優勢——將資源集中於已具備或可能形成全球比較優勢的領域（如特定材料、裝置模組），打造“非我不可”的技術節點。對於成熟製程半導體，可追求自主可控以保障基本盤；對於尖端製程，目標應是展示突破關鍵瓶頸的能力（如EUV光源、物鏡系統），以此作為戰略威懾，迫使對方重新評估封鎖成本。即便在部分環節存在對外依賴，但只要中國掌控某些獨有、不可或缺的技術，打造出“非我不可”的技術節點，便能創造出新的相互依賴格局，在維護科技安全的同時，持續推動基於比較優勢的科技發展。03. 從“並跑領跑”到“攻堅破壁”的雙軌戰略在複雜的科技競爭版圖中，中國需要探索更加精準化、差異化的產業競爭策略和發展路徑。對於已具備領先優勢或處於並跑態勢的領域——如新能源、數字應用、部分人工智慧及量子通訊——宜採取“擴張與塑造”並舉的策略。通過發揮市場規模與產業鏈協同優勢，加速技術迭代和生態建構，並在全球範圍內推進標準輸出與模式推廣，從而在規則制定層面爭取主動。而在仍需追趕且存在外部制約的領域（例如尖端半導體製造），策略則應轉向聚焦核心、提升效能。這要求建立更為精準的資源分配機制，將有限的資金與政策支援集中投向產業鏈中最具戰略意義、也最為薄弱的環節。通過推行“揭榜掛帥”等市場化激勵機制，配合首台套裝備保險、政府採購優先等需求側支援，為國產技術提供寶貴的早期應用場景和迭代反饋，逐步破解市場端的應用壁壘。與此同時，培育支援長期創新的資本生態愈發受到重視。引導設立面向硬科技的長周期基金，最佳化科研管理制度與人才評價體系，給予研發團隊更充分的自主權與試錯空間，對於需要長期投入的底層技術突破具有重要意義。04. 世界重估中國的能源與資源戰略底牌在耗能巨大的全球科技競賽中，中國的能源優勢正成為關鍵變數。與美國面臨的電網約束和供應鏈問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充沛、穩定且成本相對較低的電力供應——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核能）領域的快速擴張，為人工智慧、資料中心等高耗能產業提供了堅實支撐。在關鍵礦產領域，中國掌握著更具份量的籌碼。特別是在稀土這一戰略礦產領域，全球供應鏈的博弈呈現明顯分化。在輕稀土方面，美國通過扶持本土企業（如MP Materials）和深化與盟友（如澳大利亞Lynas）的合作，已在開採和分離環節的供應鏈多元化方面取得較快進展。相比之下，美國在重稀土（如鏑、鋱）領域則面臨深刻的結構性壁壘。中國憑藉對離子吸附型黏土開採提煉技術長達數十年的積累、全球最完整的“資源-冶煉-材料-器件”產業鏈，以及近年來向緬甸、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資源與產能網路延伸，牢牢掌控著全球的重稀土供應鏈。美國本土不僅缺乏具備經濟開採價值的重稀土礦床，更完全沒有商業規模的重稀土分離產能，相關領域的關鍵技術人才也已出現嚴重斷代。這種供給格局的極端不對稱，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深刻的戰略認知矛盾：一方面，擺脫對中國稀土戰略依賴的安全焦慮持續蔓延；另一方面，其高端應用領域（如國防工業）對重稀土的實際需求量相對有限，且存在材料替代的技術可能性。這種“安全焦慮”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導致美國相關政策始終在激進“脫鉤”與務實妥協之間搖擺，很難形成持續且堅定的資源投入與戰略執行。05. 從“中國製造、出口全球” 到“中國創造、國內消費”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系統部署，要“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已從“中國製造、出口全球”，轉為建構“中國創造、國內消費”的良性循環，邁向“創新驅動、內需拉動”的新征程。擴大內需不僅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應對，更是推動技術創新持續深化的“孵化器”與“試煉場”。一個規模巨大、層次豐富、需求不斷提升的國內市場，能夠為前沿技術提供最直接的應用場景和迭代反饋。當前制約因素在於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中國2023年家庭消費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僅38%，遠低於全球中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影響了家庭財富預期，而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強化了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兜牢民生底線，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最佳化收入分配、切實加大民生領域投入，降低家庭後顧之憂，從而穩定消費預期，釋放消費潛力。只有當國內消費者對國產高端產品和服務具備強勁、持續的購買力時，以國內消費驅動創新發展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暢通。06. “人口紅利”褪去，“人才紅利”兌現中國正面臨日益凸顯的人口結構轉型挑戰。2024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達20%，而總和生育率則降至1.0，顯著低於2.1的人口更替水平。快速老齡化與持續低迷的生育率疊加，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構成了顯著壓力。然而，儘管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趨於收縮，但人口素質也在持續提升—中國每年培養的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博士人數已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也位居全球首位。韓國的經驗表明，通過自動化升級與人力資本深化，仍然可以在人口總量下降的背景下維持經濟活力與產業競爭力。與此同時，中國的人才戰略正在轉向更開放、更國際化的模式。在夯實本土培養體系的基礎上，中國正在積極籌劃通過設立人才簽證、專項科研基金與國際教職席位等方式，積極延攬全球頂尖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熱拉爾·穆魯（Gérard Mourou）加盟北京大學、知名學者查爾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受聘清華大學等案例，均顯示出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科研網路的努力。中國吸引頂尖國際人才的能力，以及這些學者與中國科研體系的融合深度，將影響中國在原創科學思想和前沿技術領域的長期突破潛力。07. 全球南方：科技博弈新棋局上的“第三戰場”在這場競賽中，全球南方國家成為關鍵第三方。中國通過提供數位化一攬子方案，已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建立起數字基礎設施領先優勢。這些網路產生的海量資料，又進一步訓練中國的人工智慧模型，使其能夠為這些市場量身定製產品和服務，形成自我強化的影響力循環。相比之下，美國尚未匹配中國在這些市場的政府支援力度。曾經突出的援助項目（如美國國際開發署）已大大削弱，使美國面臨技術影響力削弱的困境。在全球科技競合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國需要以更具戰略定力和系統性的方式推進自主創新；與此同時，應進一步拓展與“全球南方”國家在科技與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以市場化和商業化為導向，淡化安全敏感色彩，穩步提升影響力，有效應對外部競爭壓力。通過主動深化與中東、東盟、拉美及非洲等“全球南方”國家的科技與能源合作，提供以發展為導向的綜合解決方案，有助於避免形成針對中國的封閉性技術聯盟，從而為中國技術的全球化拓展與關鍵資源通道的穩定提供更廣闊空間。08. 重構中的世界：科技大博弈，路在何方？當前的中美科技博弈，正日益呈現出一種“領域分化、區域分層”的複雜格局。美國在資訊技術、生物醫藥等科學驅動型領域持續引領前沿，而中國則在綠色低碳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等工程整合型領域展現出全球競爭力；美國在尖端技術研發與核心軟體生態建構上保持優勢，而中國則在全球市場滲透、規模化應用與先進硬體製造方面積累了顯著優勢。這種態勢可能導向一個長期並存的未來：美國主導創新架構與標準定義，中國主導產業化落地與市場滲透，雙方在各自的優勢領域形成深度護城河，而非一方對另一方形成全面壓制。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受到國內經濟周期與政治議程的顯著影響。在高通膨壓力與2026年中期選舉臨近的背景下，川普政府近期在對華關係上呈現出一種“選擇性聚焦”的特徵——在整體經貿層面傾向於通過協商穩定雙邊關係、控制衝突升級，但在關鍵技術領域，以及在其傳統影響力範圍內的美洲地區（例如近期對委內瑞拉採取的行動），則展現出更具進攻性的戰略姿態，通過多維度施壓與系統性競爭手段，持續強化對關鍵區域與戰略領域的實際控制力。這一政策轉向背後，反映出美國政府在經濟現實與戰略競爭之間的平衡考量。穩定國內物價與就業已成為當前政治議程的重心，這使得美國政府在對華經貿談判中更側重實際經濟利益與市場准入等可交易議題，從而降低了意識形態對抗的調門。美國近期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已可觀察到某種戰略收縮的傾向，即更聚焦國內經濟重建，減少過度擴張的全球干預承諾。然而，美國政治體系的內在張力依然存在。國會，尤其是通過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所體現的立法意志，仍深受傳統安全思維與意識形態競爭邏輯的主導。這種強調技術封鎖、供應鏈安全與價值觀對立的政策慣性，將持續對行政部門的務實經貿議程形成制度性制衡，並可能在關鍵科技領域與地緣戰略區域延續競爭性乃至對抗性態勢。美國近期在委內瑞拉的干預行動，進一步揭示出全球南方國家在安全與發展需求上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雖能有效提供貿易拓展、直接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等發展類公共產品，卻難以提供主權國家最為核心的國防安全保障。在美國持續強化西半球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力的背景下，如何在與拉美等地區的合作中，既深化互利的經貿聯結，又妥善應對夥伴國面臨的外部安全壓力，成為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統籌應對的戰略課題。這要求中國的對外合作模式需更具韌性，堅持發展導向的同時，需通過多邊協調、危機外交與符合國際規範的綜合性方案，助力夥伴國維護自身穩定與發展空間。對於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從工程整合型創新向科學驅動型創新的範式躍遷，並實現科技創新與擴大內需之間的協同共振。這不僅是一場技術層面的追趕，更是一場涉及教育體系、科研生態、產業政策、收入結構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性重構。面向“十五五”及更長遠未來，中國將致力於建構一個更具韌性、更富活力、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新格局——一個既能孕育重大創新成果、又能被國內廣闊市場有效吸收和驅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正在穩步成型。這場科技大博弈的結局，將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力量格局。而競賽的勝負手，可能不僅在於技術本身的突破，更在於創新生態的活力、國內市場的深度、人才戰略的成功及贏得全球信任的能力。 （財經雜誌）

外媒報導：根據 OpenRouter 的最新資料，中國開源人工智慧模型稀宇科技MiniMax 和月之暗面的Kimi在全球 token 使用排名中名列前茅，終結了美國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這項變化反映國際對中國開源模型需求增加，特別是在中國這些大模型一系列新版本推出之後。據指出： MiniMax M2.5 單周使用量高達 2.45 兆個 token，幾乎是先前的 2 倍，主要由程式碼應用帶動。該模型於 2 月 13 日推出，宣稱是「世界上首個專為代理場景設計的生產級模型」，並在推出後 7 天內達到 3.07 兆個 token 使用量。Kimi K2.5 於 1 月發表，排名第二，使用量為 1.21 兆個 token；智譜的 GLM-5 則以 7,800 億個 token 位居第三。這三個中國模型在 OpenRouter 上佔總 token 使用量的 61%，顯示中國在全球 AI 市場的強勁表現。價格方面，MiniMax M2.5 與 GLM-5 的收費為每 100 萬個輸入 token 0.30 美元；相較之下，Anthropic 的 Claude Opus 4.6 收費高達 5.00 美元，約為前者的 16.7 倍。這使中國的 三 大模型在程式碼能力與代理自動化方面具備明顯競爭優勢。在中國企業市場，市場整合速度顯著加快。阿里巴巴的千問、字節跳動的 豆包 與 DeepSeek 在 2025 年下半年共同佔企業 token 消耗超過 70%，而上半年還不到 50%。此外，月之暗面AI 的商業化成果也相當顯著。K2.5 發表後不到 20 天，該模型收入已超過公司 2025 年全年總收入。該公司新近完成一輪超過 7 億美元的融資，由阿里巴巴與騰訊領投，估值提升至 100 億至 120 億美元。 (芯聞眼)

核心觀點： 美國科技封鎖的最大失誤，在於誤判了中國企業的韌性。真正的封鎖從來不是切斷裝置供應，而是切斷進取的意志。只要中國產業界“想幹”，任何高牆都終將變成登山的階梯。前中興通訊國際市場副總經理、復旦大學特邀評論員汪濤在《兩岸圓桌派》中的一番論述，如同一記警鐘，敲醒了那些迷信“技術霸權”的人：想要徹底鎖死中國科技，唯一的辦法是讓中國企業從心底裡放棄追趕的念頭。 然而現實卻是，西方的每一次圍堵，非但沒有澆滅中國企業的火焰，反而成了助燃的氧氣。逆向激勵：封鎖即動員令回顧過去幾年的晶片博弈，一個弔詭的現象清晰可見：美國出口管制的清單越長，中國本土技術突破的速度越快。這並非巧合，而是生存本能被極致激發後的必然結果。當“買辦思維”被徹底堵死，當“造不如買”的幻想被現實擊碎，中國科技企業只剩下一條路——背水一戰。這種強烈的危機感轉化為了一種近乎偏執的執行力：問題在那裡，資源就投向那裡；短板是什麼，就死磕什麼。正如荷蘭半導體觀察者馬克·海金克所言，即便沒有頂級的EUV光刻機，中國製造商依然能在傳統的浸潤式DUV光刻機上，通過極致的工藝最佳化，挖掘出超越物理極限的潛力。技術突圍：從“多重曝光”到“自對準”的極限操作在ASML將NXT:1980i至最先進的NXT:2150i等全系列浸潤式光刻機列入禁運名單後，中國晶圓廠面臨的是“無米之炊”的絕境。傳統的多重曝光技術（Multi-Patterning）雖然可行，但對光刻機的套刻精度和產能效率要求極高，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成本失控，良率崩盤。面對這一死局，中國工程師們沒有坐以待斃，而是迅速切換賽道，轉向了自對準多重圖案化技術（SAMP）。這是一條更為艱難但可行的路徑：傳統路徑：依賴光刻機進行多次曝光，對裝置精度要求極高。中國路徑：將壓力從光刻機轉移至沉積與刻蝕環節。只需一次光刻曝光，隨後通過精密的“沉積 - 刻蝕”循環交替，像搭積木一樣建構出高密度的電晶體結構。台積電第一代7nm工藝曾驗證過這條路的可行性，而今天，中國之所以能走通這條路，底氣在於國產裝置的崛起。北方華創、拓荊科技、中微半導體等企業在薄膜沉積和刻蝕裝置上的突破，為SAMP技術提供了堅實的硬體支撐。正是這些“隱形冠軍”的托底，讓國產7nm晶片從PPT變成了生產線上的實物。補齊短板：離子注入機的“去美化”攻堅戰當然，自主可控的版圖並非毫無缺口。在晶片製造的關鍵環節——離子注入領域，中國曾長期依賴美國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巨頭。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離子注入機進口額仍高達14.27億美元，這是懸在產業鏈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但變局已在醞釀。從2025年起，以北方華創、華海清科、先導基電為代表的國產力量正式吹響了衝鋒號。這三家企業不再滿足於低端市場的修修補補，而是直接對標國際頂尖水平，攻關高端離子注入裝置。這不僅僅是為了替代進口，更是為了建構一道戰略防火牆。在美國“長臂管轄”和“最小比例原則”的陰影下，任何一顆海外螺絲釘都可能成為癱瘓整條產線的藉口。唯有實現全鏈條的“去美化”，才能確保在極端情況下，中國晶片產業依然擁有反擊的能力。護城河不在別處，而在心中當前的中國晶片產業，正處於一種“破繭成蝶”前的陣痛期。海外裝置進不來，國產裝置在爬坡，這種左右飄搖的不穩定性是客觀存在的。但也正是這種不穩定性，倒逼出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密度。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產自主裝置的終極意義，不在於立刻在性能上全面碾壓對手，而在於它是中國科技安全的最後一道護城河。只要這道護城河還在，只要中國企業“想發展、敢突破”的念頭不滅，任何外部的封鎖都註定是徒勞的。歷史已經證明，試圖通過打壓來遏制中國科技進步，最終只會收穫一個更強大、更獨立的中國科技體系。因為，真正的封鎖，從未成功過；真正的突破，往往始於絕望之處。(晶片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