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想要減少對華稀土依賴，自知無法靠自己，只能拉幫結派。然而，美國總統川普在求人幫忙時仍不改單邊霸凌本色，用關稅威脅盟國，還設定了“死線”。據白宮網站消息，當地時間1月14日，川普簽署題為“調整美國加工關鍵礦物及其衍生產品的進口”的總統公告，揚言動用“國家安全權力”，要挾警告全球供應商必須與美國談判達成關鍵礦產協議，否則將面臨新的貿易壁壘，包括高關稅和配額限制。川普在公告中宣稱，美國對外國加工關鍵礦產的依賴構成所謂“國家安全威脅”。中國在全球稀土磁鐵市場佔據主導地位 《金融時報》製圖公告稱，美國缺乏足夠安全可靠的關鍵礦產資源供應鏈。截至2024年，美國12種關鍵礦物完全依賴進口，另有29種關鍵礦物50%或以上的淨進口依賴度。即使美國擁有國內開採能力，例如鈷、鎳和稀土元素，也缺乏足夠的國內加工能力來避免下游的淨進口依賴。美國商務部調查後得出結論，這種依賴使美國國防、航空航天、電信和運輸部門容易受到供應中斷、價格波動和所謂“外國脅迫”的影響，面臨安全風險。“解決這些漏洞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公告稱，美國必須確保擁有安全的供應鏈以獲取關鍵礦產資源，並確保國內擁有充足的關鍵礦產開採和加工能力，以減少對外國進口的依賴。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和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與各方談判並達成協議，以“調整”加工關鍵礦產及其衍生產品的進口。他指出，談判方有180天時間達成具有約束力或可執行的協議，即截止日期為今年7月13日。如果截止日期內未達成協議，他將繞過進一步審查，直接實施“補救”措施。香港《南華早報》注意到，公告未向盟國提出明確要求，但強調，各國應承諾使供應鏈多元化，遠離“主導且可能具有脅迫性”的來源。措施包括提升盟友加工能力、確保美國獲取承購協議、投資非中國設施，以及使用貿易穩定工具來對抗價格波動和不穩定性。川普在公告中也稱，談判過程中，部長和貿易代表應考慮“價格下限”和其他貿易限制措施。14日晚些時候，格里爾發表聲明稱：“我們需要更具韌性的關鍵礦產供應鏈，這不是秘密。通過與感興趣的各方談判，創造關鍵礦產的經濟可行市場，我們可以促進需求並提升國內及夥伴國的關鍵礦產供應。”12日，G7財長在美國開會討論稀土 貝森特X帳號中國今年早些時候對稀土實施出口管制，引發美西方社會對稀土供應中斷的擔憂。據國際能源署資料，2023年中國佔全球稀土礦產量的超60%，但其對加工階段的控制卻佔全球產量的92%，在全球稀土加工領域幾乎擁有壟斷性的控制權。美國地質調查局還表示，2020年至2023年，美國70%的稀土化合物和金屬進口來自中國。目前，美國和歐盟正制定應急計畫，包括提升礦產本地生產、多樣化供應商網路以及再利用某些材料，同時計畫建立聯合採購和戰略儲備中心。但不少專家和官員承認，沒有快速解決方案。報導提到，美國近來正加大與盟友合作力度，將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國家，致力於建立替代供應鏈。去年10月，美澳簽署礦產協議，川普當時誇口稱，美國將在“一年後”擁有大量稀土，多到“不知道怎麼處理”。但澳專家當時指出，建立不依賴中國的穩定關鍵礦產供應鏈，美國至少需要10年。一招不成，美國打起了歪主意——設定所謂“價格下限”。去年9月，路透社曾援引消息稱，七國集團（G7）和歐盟正在籌劃設定稀土價格下限，同時對部分中國出口稀土徵稅關稅和所謂碳稅。本周早些時候，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華盛頓召集G7高級財長會議，歐盟、澳大利亞、印度、墨西哥、韓國的部長也與會，再提“價格下限”問題。《南華早報》認為，美國提出的180天的截止日期對歐盟和印度構成直接壓力，兩者都對可能提高製造商成本的“價格下限”機制持猶豫態度。在13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媒體提問說G7財長表示將減少對華稀土依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維護全球關鍵礦產產業鏈穩定和安全的立場沒有變化，同時我們也認為各方都有責任這樣做。 (觀察者網)

【導讀】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首次破兆大關，超過德國、日本、荷蘭、俄羅斯等全球主要順差國的總和。這一數字與年末同美國短暫的“休戰”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呼應：中國暫停稀土及關鍵礦物出口管制至2026年底，同時美國推遲晶片關稅。本文指出，經濟全球化已使製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而傳統地緣政治中心不變，形成了深刻“錯位”。那麼，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能否重組全球化呢？本文首先溯源“規模經濟”概念，論證其如何從企業微觀層面，經由產業縱向一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化佈局，“湧現”為國家乃至全球體系的宏觀“超大規模性”，而這正是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其次，文章重點分析中國如何通過改革開放，將自身在勞動力、產業配套與市場方面的潛質，轉化為深度嵌入並增益全球產業鏈網路的現實超大規模優勢。再次，面對美國因國內“鏽帶”問題而轉向以產業、科技、金融政策為工具的地緣經濟競爭，文章指出，中國完備且龐大的產業體系已成為全球網路的關鍵樞紐，使得傳統打壓手段失效。最終，這種以中國製造業為“中樞”、連接發達國家服務業與開發中國家初級產業的獨特位置，正使中國成為銜接海洋與大陸秩序的地緣經濟轉換節點，有望引領全球化走向陸海共濟、發展導向的新階段。本文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全球產業鏈一體化，使製造業和經濟活動中心（地緣經濟中心）發生了轉移，而傳統上的地緣政治中心卻保持不變，從而形成了錯位。國家作為現實的主權實體，有領土，有國民，更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駕馭本國經濟，把握發展趨勢，使其成為用於地緣競爭的“規模經濟”。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尺度的“規模經濟”，是為“超大規模性”。在全球地緣競爭取代經濟全球化成為主基調的當下，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構成了其最根本的競爭力與戰略韌性，這一特質不僅使中國能夠抵禦美國“脫鉤斷鏈”等打壓，更可能從根本上重組全球化的格局與路徑，推動形成一種由“中心—外圍”結構轉向“中心—中國—外圍”結構的新型世界經濟體系。中國正以自身第二產業為紐帶，連接起開發中國家的第一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經濟整體。中國正在從本質上改變全球地緣格局的性質。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能否重組全球化——兼論地緣經濟學的再度興起當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6年，以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為起始，國家安全至上的地緣競爭開始取代追求效率的經濟全球化。由此，在世界經濟日趨碎片化的同時，沉寂多年的地緣經濟學重新成為顯學，再次進入國際政治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視野。反映在中美關係上，2017年12月，初次上台不久的川普政府便發佈了精心炮製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美國優先”的原則，將經濟安全視為美國安全的基礎，並首次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自此，地緣經濟競爭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八年來，中美經濟關係經歷了貿易戰、脫鉤斷鏈、“小院高牆”、“對等關稅”戰，跌宕起伏。然而，這些政策儘管使中美之間的貿易額和投資額有了明顯下降，但世界經濟並未出現美國此前預期的“減少對中國經濟系統性依賴”的“去風險”局面。反而，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額和投資額都有了顯著增長，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增長最為醒目。於是，為什麼美國如此打壓，中國經濟卻未屈服，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疑問。對此，通常的解釋是中國經濟具有非凡的韌性；進一步深究，韌性植根的土壤是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中國是個大國，不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更重要的是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產業體系，並且規模巨大。這一產業體系廣泛深入地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網路之中，水乳交融，使整個網路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由此，一個司空見慣卻不常被提及的經濟學概念“規模經濟”，開始重新進入世界政治經濟研究的視野。經濟的超大規模性及其競爭力，不僅刷新了傳統“地緣經濟學”的意涵，也成為制定國際經濟政策的新考量，指導著地緣競爭的行動。不同於以往地緣競爭是以政治軍事博弈為主，新一輪地緣競爭將更倚重經濟手段，規模經濟的大小及質量成為重心所在，競爭者將竭力擴大自身的規模優勢，削弱對手的規模優勢，以實現經濟和非經濟的目標。基於這一判斷，梳理從傳統規模經濟向超大規模性的演變路徑，有助於理解經濟全球化的興起及其發展前景，幫助中國從容應對日趨激烈的地緣競爭。▍規模和範圍經濟及其在世界的拓展規模和範圍經濟首先是基於產品數量的微觀經濟學概念。規模經濟，是指企業在生產特定產品時，受制於該產品內在的技術經濟特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因生產產量變化所帶來的成本變化：產量增長在使流動成本上升的同時，也在攤薄固定成本，從而使平均成本不斷下降，進而出現平均收益上升的規模效益。範圍經濟，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產多種產品，因裝置、管理、銷售等資產可以共享，甚至可以互補，從而可以攤薄固定成本，使總成本低於不同企業分品種生產的成本總和，進而出現總收益的上升。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共同特點，是隨著規模或範圍的擴大，邊際成本下降，導致平均成本下降；直到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時，規模或範圍的擴張才會中止，此時也是企業生產產量和範圍最佳水平，亦是企業規模和範圍效益最大化水平。經驗表明，不同產品製造的複雜程度不同，技術經濟特性也不盡相同，這不僅使各種產品的生產函數各異，也使不同企業的規模和範圍效益最佳水平大小不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純粹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規模和範圍效益是企業治理中，內部組織協調演進的技術經濟基礎及其評價標準。這是因為規模和範圍效益遞增，不僅可以覆蓋企業內部為此付出的組織協調成本，而且可以產生“剩餘”，進而使企業的資產規模持續變大，直至實現規模和範圍效益最大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涉及企業存在邊界的討論，是假定其他條件，尤其是微觀個體行為不變的情況下發生的。在這一假定下，因不存在微觀個體激勵與被激勵的行為變化，規模和範圍經濟是企業內部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問題，呈現為純粹的線性關係。然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性的處理程序，規模和範圍經濟的內容是在不斷擴充中，並因此使其範疇也在不斷拓展中。這一拓展不單表現為因技術進步使企業平均規模持續變大，更重要的是會出現臨界變化，即規模和範圍經濟的發展突破了傳統企業的邊界，變成產業成長及擴張的過程，呈現為複雜經濟學意義上的“湧現”現象。換言之，這一臨界變化雖始於微觀層次的企業，卻有別於傳統企業層面的線性增長，上升到產業層次，展現為層次躍遷式的非線性發展，從而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體現為產業的升級和跨國的擴展，形成宏觀層面新的秩序。首先，從產業發展角度觀察，19世紀末，以內燃機和電動機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迅猛發展，世界經濟出現了趨向於重工業化的產業升級。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表述，區別於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所推動的以輕紡工業為典型的消費資料（第二部類）的工業化生產，重化工業化不僅是以鋼鐵、化工為典型的生產資料（第一部類）的工業化生產，而且呈現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趨勢，使重化工業部門的產值超過輕工業，並持續增長。這種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趨勢，既是產業結構升級的表現，也是產業鏈條在上下游之間的延伸。特別是由於生產資料生產與生活資料生產是需求指向的市場上下游關係，生產的擴張也是需求的擴張。這種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促進預示著，規模和範圍經濟存在著持續擴大的可能性。不過，因生產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企業彼此獨立的傳統，這種產業層面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優勢還只是潛在的。換言之，如果將傳統上的上下游企業分立的生產鏈條用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組織起來，就可以使其規模與範圍經濟的潛在優勢在產業層次上發揮出來。事實也是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企業組織形式領域出現了以托拉斯為典型的產業上下游一體化的新型組織形式，並以美國最為典型。這種縱向一體化生產組織方式可以增強原企業的競爭優勢，成為企業集團發展的底層邏輯。不同於控制同類產品市場份額的卡特爾與制定同類產品售價和原材料採購價格的辛迪加等市場壟斷形式，托拉斯更多的是與該類產品生產過程密切關聯，通過將具有上下游關係的企業組織在一起，形成戰略清晰、經營統一、行動一致的跨企業的產業組織，進而將原先在企業外部存在的規模和範圍經濟的潛在可能性轉變為現實，並內部化了。經濟史學家錢德勒曾對美國以托拉斯為代表的縱向一體化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一書中指出，“把原先由各個企業單位之間的流動和交易放在一個單一組織內部，使縱向合併的多單位企業能夠降低並更加精確地計算交易成本，即通過聯結最初生產和最終消費的組織機構的長鏈將降低相關的中間投入成本”。由此，中間投入成本的降低帶來了規模效益的增進，既決定了相較於卡特爾和辛迪加等純粹的市場壟斷組織形式，托拉斯更具有穩定性和長遠性，同時也決定了需要制定《反托拉斯法》來更準確地界定壟斷，釐清合理的產業組織與有害的市場壟斷行為之間的區別。與此相適應，產業上下游間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優勢使制定產業政策成為可能。尤其是規模經濟潛力吸引著新興經濟體，成為其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導向，優先發展重化工業，進而帶動輕工業。它們往往採取財政補助和金融支援的辦法，鼓勵和推動重化工業優先發展，甚至不惜動用國有資本和國家行政力量來組建國有企業及企業集團，以期獲得經濟高速增長。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戰後的日本和二戰後的韓國。其次，從國際經濟的角度觀察，19世紀末，重化工業的大發展不僅推動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也使國際經濟領域發生了新變化。以前，蒸汽動力使以紡織品為代表的生活資料生產工業化了，而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需要世界市場，由此催生了以工業製成品為主的現代國際貿易。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後，以重化工業中間產品為代表的生產資料的生產，不僅需要世界市場，而且需要原料基地，資本因此越出國境進行境外投資，使生產資料的產業鏈延伸到整個世界。由此，國際貿易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結構性變化，由傳統的以製成品貿易為主演進為以包括零部件在內的半成品貿易為主，且中間品貿易佔比持續升高的當代國際貿易。國際經濟貿易的這些新變化讓國家利益也變得更為複雜，促使國家的對外職能更側重於經濟領域。各國政府在積極與外國談判國際經濟貿易協定的同時，也鼓勵本國企業將跨國業務進行內部化安排。尤其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一大批附屬於宗主國的殖民地獲得了獨立，也刺激著跨國產業鏈加快進行由外部貿易轉型為內部投資安排的處理程序。1974年，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專門研究了這一現象，並將這種跨國組織產業的企業行為正式命名為“跨國公司”。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認為，這種行為是通過將外在於本國企業的境外潛在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的安排，在獲取規模效益的同時，又便於建立公司“內部轉移定價”機制，進而形成境外子公司為“成本中心”、境內母公司為“利潤中心”的格局，實現公司利潤的最大化。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是托拉斯的跨國形式，是更高層次、更廣範圍的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安排。當規模和範圍經濟突破傳統企業的邊界並向上下游及跨國方向延伸時，臨界變化就產生了。這時，規模和範圍經濟已不再拘泥於微觀經濟學意義，而是因產業層面的結構性和地理層面的國際性，展現為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進而產生了複雜系統科學所描述的“超線性規模縮放”問題（superliner scaling）：傳統微觀經濟學中的線性代數關係轉變為複雜經濟學中的非線性指數關係，一維增長現象轉變為“湧現”現象，出現了整體大於局部之和。從這個角度看待當代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就是“超線性規模縮放”的體現。自冷戰結束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十幾年是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期。其間，全球經濟增長表現格外優異，全球GDP的年均增長率較此前高出一個百分點以上。這一相較於以往的額外增長，被學術界公認為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從複雜經濟學的角度觀察，由於經濟的一維增長是觸發系統改變的基礎性關鍵變數，其變動會改變系統中各個因素的相對關係，進而出現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超大規模性效應，表現為除經濟增速加快外，國際貿易增速快於經濟增速一倍以上，而國際金融增速又快於國際貿易數倍以上，金融一體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秩序的首要特徵。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這一秩序的另樣體現，各國皆因此一損俱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區別於以往“一袋馬鈴薯”式的由國別經濟所組成的世界經濟，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以金融一體化為特徵的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更為複雜的超大規模系統整體。▍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及中國的作用如前所述，二戰前的世界經濟是以國別為主體的，水平分工是其基本格局，實力競爭是其基本規則，結果是爭奪世界市場和原料基地的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政策大行其道，形成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濟根源。二戰後，國際社會痛定思痛，為剷除戰爭根源，建立了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制約傳統列強式的無序競爭，形成了規範的世界經濟秩序。規範的秩序帶來了穩定的預期，使以直接投資為代表的長期投資可以持續增長，推動國際分工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轉變。從動力機制角度觀察，推動這一轉變的四個相互關聯的要素至關重要。一是交易成本。資本是逐利的，企業是資本承擔者，企業利潤最大化努力的一種表現是尋求現有技術條件下的交易成本最小化，這構成企業尋求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動力。二是治理結構。在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企業或產業組織會不斷最佳化包括資訊傳遞、資源調配、資金籌措及有效管理在內的治理安排，進而形成尋求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的推進機制，使這一尋求行為長期化並可持續，由此從國內延伸到了世界。三是市場競爭。不同於國內市場，競爭性的世界市場給企業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迫使其在各個方面都要不斷進化，塑造著企業或產業組織經營的適宜形式及演進路徑。四是政府干預。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使產業跨越了國界，由此，企業借助國家力量的需要不斷增強，進而形成了政府和企業利益相互嵌入的對外治理行為，表現為國家出面爭取有利於本國產業跨國發展的國際協議和規則安排。這四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會產生棘輪效應，構成經濟跨國發展的動力，使各國產業開始相互纏繞，各國經濟開始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開始形成、發育和成長，並呈現出階段變化。第一階段，上世紀60年代，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對這些國家來說，經濟發展成為首要任務，而吸引外資又成為重要措施，構成跨國公司發展的國際環境，發達國家企業海外投資設廠，貨物全球銷售行為開始湧現。這種縱跨“南北”的垂直分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初意涵。其中，60年代開始興起的集裝箱海運是其代表性技術經濟特徵，而日本帶動東南亞地區配套產業發展的經驗堪稱經典。第二階段，以越南戰爭結束為標誌，世界進入了“緩和”年代，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日益發展，新的貿易現象也隨之出現，並突出表現在產業鏈長的汽車工業上。例如，兩個國家各自的汽車生產商可以用同樣一批汽車零部件組裝成略有區別的汽車，在同一市場進行銷售。這種競爭不同於生產不同產品的傳統貿易競爭，而是針對同一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偏好差異的競爭。針對這種新現象，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引入了規模經濟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新貿易理論”。傳統貿易理論是基於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產業間比較優勢的古典貿易理論，其前提是規模報酬不變。與此不同，新貿易理論立足於不完全競爭框架下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產業內貿易，認為規模經濟是引致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因國際市場的規模比國內市場更大，使投資者偏好的差異更為顯著，可以形成具有經濟價值的市場，使企業可以在經營戰略差異上競爭，從而將潛在的規模經濟轉化為現實的規模效益。從新貿易理論出發，上世紀80年代《哈佛管理評論》開始倡導公司全球經營的理念並流行於西方企業，促使國際分工轉向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在內的“混合分工”，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全球化的意涵。第三階段，冷戰結束後，投資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擴展，並深化著全球產業鏈。在經濟學意義上，所謂“冷戰”是世界存在兩個對立的體制和兩個平行的市場，並因“誰戰勝誰”而水火不容。“冷戰”的終結則意味著市場經濟統一了相互對立的體制，自由貿易消融了彼此平行的市場。各國經濟由此開始相互融合，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針對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梅裡茲和安切斯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將微觀層面的企業異質性和內生邊界問題引入經濟全球化研究，建立了“新新貿易理論”。他們認為，生產率及組織形式的差異對企業是否選擇出口或對外直接投資有重要影響，更高生產率的企業更可能參與國際貿易，低生產率的企業則更傾向於僅服務於本土市場。相應地，在企業異質性的條件下，企業在國際層面配置資源時，其內生邊界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需要從產業組織理論和契約理論的角度分析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決策安排。由此，外包、公司內貿易、對外投資設廠、授權經營、全球價值鏈管理等，成為企業的熱門話題。這裡需要特別強調企業在國際貿易和投資創新與發展上的第一推動力作用。如前所述，企業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組織，追求規模經濟是其自然行為，它們對於國際市場的統一和擴展具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天然敏感。例如，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不斷髮現細小的市場機會，通過生產特定差異的產品，滿足國際市場上同類消費者不同的消費偏好。這說明這種同類企業為降低單位成本而集中生產特定差異化產品的行為，是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從而有別於單純的比較利益考慮，成為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的有力佐證。更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在經濟全球化中貿易和投資之間的轉換作用。經濟全球化是全球經濟同質化的處理程序，從單純比較利益的角度看，這意味著貿易機會的減少。但實際情況表明，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卻在高速增長，同時貿易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91年中間品貿易僅佔全部國際貿易的30%，現在這一數字已達到70%。它證實了“新新貿易理論”的洞察：為追求更高生產率，企業將決定是參與國際貿易還是進行國際投資，兩者都會擴大國際貿易規模，區別僅在於前者更多體現為製成品貿易，而後者更多體現為中間品貿易。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觀察，交易成本、治理結構、市場競爭和政府干預，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聯所產生的不可逆的棘輪效應，將深刻影響一國的對外經貿行為，並推動國家治理結構和能力為適應企業跨國發展的需要而持續演進。換言之，在利潤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驅動下，企業通過日趨複雜的組織過程，在將規模和範圍經濟內部化的同時，形成了企業組織內部錯落有致的治理結構。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又推動著企業治理結構持續演進，最終帶來了治理方式突破，傳統企業的框架具有了集團化的架構。更突出的是，因產業跨越國界，企業利益和國家權力開始相互嵌入，不同國家紛紛干預企業或集團內部的治理，用監管等方式營造企業的外部環境，並在國際治理上展開對規則、規制、管理及標準制定的競爭，從而健全並完善了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歷史的處理程序和邏輯的處理程序是一致的。正是在上述邏輯的驅使下，當代經濟全球化展現出與以往世界經濟不同的宏觀特質。第一，生產力的全球佈局使得產業鏈不再拘泥於一國，也不完全受制於傳統垂直或水平國際分工，而是沿著比較成本最小化的方向散佈在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有別於以往的全球產業鏈，在提升規模和範圍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促使全球產業鏈網路化了，經濟全球化因此展現為世界產業的一體化。第二，全球產業鏈網路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處於該網路不同環節的國家和地區具有不同的成本優勢。這使這一網路中的不同環節都具有外包或承擔外包的可能性，外包因此大行其道，成為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鮮明標誌，催生了更專業化、更有效率的全球供應鏈網路。第三，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的形成與發展，不僅使原有的企業管理扁平化了，還使管理重心轉向全球供應鏈管理，管理的標準化程度也大大提高。與之相適應，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也更高了，推動著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更加規範化和現代化。這特別突出地體現在對標準要求更高的與金融相關的規則、規制、標準及管理上，如巴塞爾協議、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等。需要強調的是，當代經濟全球化之所以展現出這些新的宏觀特質，與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及增長方式密切相關。中國是個大國，天然具有超大規模性的潛質，改革開放將這種潛質轉變為規模和範圍經濟的現實優勢，進而影響著經濟全球化。從交易成本、治理結構、市場競爭、政府干預四要素的棘輪效應角度觀察，改革，就是摒棄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的方式組織工業化。隨著產權清晰和市場競爭的深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動機不斷強化，使得尋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創新不斷湧現，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三來一補”、合資合作等創新性的微觀經濟組織形式都是案例。與此同時，中國地方政府又是發展主義導向的，以經營公司的方式進行地方經濟建設，通過稅收優惠、完善基礎設施來招商引資。由此，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產生了現實的超大規模性，推動規模和範圍經濟不斷增進。開放，就是將中國的工業化納入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在全球市場的規模和層次進行資源配置。此前，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僅限於國內，呈現不平衡狀態，人力資源充沛，但土地、淡水、石油及其他礦產資源卻相當貧乏，資本和技術更是短板。對外開放使中國可以在全球層面配置資源，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改革取向下的對外開放意味著與國際慣例接軌，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由此，中國將低成本卻高品質的勞動力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吸引著全球資本和技術向中國流動，中國因此成為全世界投資的“世界工廠”，形成了貿易和投資“大進大出”的國際循環，使中國成為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大國。從全球經濟角度觀察，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經濟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也因中國經濟的融入而得到格外的發展。當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與國際資本相結合，全球產業鏈開始延伸到具有超大規模性潛質的中國，激發出無與倫比的規模經濟效應；與此同時，這一過程也讓中國日益成為全球產業和供應網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圍繞著中國這一節點的成長，世界經濟開始出現新的“湧現”現象，使當代世界經濟有了全新意義：首先，當中國逐漸成為與西歐、北美比肩的製造業中心後，就成為全球初級產品市場的強勁需求方和全球工業製成品的主要提供者。一方面，中國強勁的需求改善了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增加了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另一方面，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又降低了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增進了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福利。這些可以視為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規模效益增進的表現，也使高增長、低通膨成為經濟全球化全盛時期的特徵。其次，中國產業以叢集式的方式加入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全球生產網路的彈性，使生產和服務外包的條件更加完備，環境更加優良；另一方面在擴大全球供應鏈規模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網路的節點不斷增多，這意味著產品層面配套組合的可能性越大，產業層面整合創新的機會越多，經濟發展的空間也越廣闊。最後，以加入WTO為標誌，中國的對外開放獲得世界的認可；與此同時，世界經濟體系需要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做出適應性調整，以便“消化”超大規模的中國經濟。於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體系雙向適應的調整過程，成為一個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方式、提升其治理效能的過程，推動了產業標準、行業規範、國際貿易治理、國際金融治理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超大規模性與地緣競爭中國經濟體系性地嵌入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網路，成就了經濟全球化。當人們為此津津樂道並認為“世界是平的”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仍是民族國家。國家橫亙在經濟全球化中，因經濟或非經濟原因，自然導致各生產要素的開放程度不同，國際流動的便利程度不一，進而形成了新的問題。喬治·索羅斯在本世紀初就指出：“全球化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相形之下，人員的流動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於資本是生產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各國必須相互競爭來吸引它，這妨礙了各國對資本進行徵稅及管理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受利潤最大化規律支配，在開發中國家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吸引下，發達國家的資本因便於流動，沿著成本最小化方向，引導產業向開發中國家，尤其向中國轉移，加速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處理程序；另一方面，資本和產業的轉移又使發達國家出現了產業“空心化”趨勢。由於勞動力不願也難以在國家間自由流動，致使發達國家失業率不斷攀升，藍領工人收入下降。這在美國中西部尤為突出，形成了具有美國特色的“鏽帶”問題。“鏽帶”問題的出現，埋下了社會撕裂的種子，金融資本與中下層的利益日益分野，對立日趨嚴重。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愈演愈烈，形成了對政府的巨大政治壓力。迫於這一壓力，政府的政策及職能開始發生系統漂移。川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推動美國政府的政策與體制由曾經大力鼓吹“全球化”轉變為“美國優先”。為“讓美國再次偉大”，川普政府在推進美國再工業化的同時，宣稱世界“必須減少對中國經濟的系統性依賴”。於是，削弱中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壯大美國的規模經濟優勢，就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思路。一旦把“規模經濟”概念引入地緣經濟學，它的含義便發生了變化。依照新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是分析企業經營的微觀經濟學概念；因此它是有邊界的，即當企業生產的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便達到了最佳規模。超越這一邊界，企業獲得新增產品就不再是通過內部生產，而是通過市場的交易。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的交易及其發展是由效率推動的，是由社會分工所決定的。對效率的追求使社會分工不斷細分化，一方面推動著市場交易廣度的擴張，出現了跨越國境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另一方面推動著市場交易深度的拓展，形成了產品、勞務、技術金融乃至資訊等多層次市場，並且具有不斷豐富化的態勢。由此，市場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它是一種自生自發、自組織、自適應的秩序，是看不見的手，既不可干預也不能干預。換言之，市場沒有邊界，當然也就無所謂規模。因此，在傳統宏觀經濟討論中，很少涉及“規模經濟”。即便非要涉及規模經濟，也是從企業角度出發，在市場交易環節展開討論，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對國際貿易的研究上。然而，地緣經濟學之所以是地緣的，就在於它是以國家為本位討論經濟問題的。從地緣經濟學的視野出發，就把新古典經濟學眼中無邊無沿的國際市場交易，套上了國家邊界的框架。這樣不僅使地緣經濟學成為可描述、分析的經濟範疇，更重要的是，國家是個現實的主權實體，有領土，有國民，更有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駕馭本國經濟，把握發展趨勢；使其成為用於地緣競爭的“規模經濟”。顯然，這種以國家為分析尺度的“規模經濟”，超越了企業層次和產業層次，上升為宏觀乃至全球層次的戰略問題，本文稱為“超大規模性”，以示與經濟學傳統討論中規模經濟概念的區別。國家尺度的經濟“超大規模性”納入地緣競爭後，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國家首先是個地理單元，幅員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資源有富有貧，但只有幅員遼闊的人口大國，才具有“超大規模性”的天然潛質。即使一個後起的大國，也可以通過工業化建立起全面完備的產業體系，奠定自身經濟超大規模性的競爭實力，美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代，超大規模性的產業體系的競爭優勢更加凸顯。如前所述，與其說大國的超大規模性產業體系嵌入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不如說它本身就是這一全球網路的形成基礎。小國經濟可以加入這全球網路，分享規模效應，實現搭便車式的經濟增長，但只有大國才能利用其產業體系在全球網路中的地位，以其超大規模性影響國際投資的流向，左右國際貿易的規模與結構，特別是決定全球中間品貿易的地理分佈。換言之，地緣競爭之所以是大國競爭，首先在於大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美國之所以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也是從這個角度看待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的。美國近年來制定的地緣經濟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其一，產業政策。美國向來崇尚自由市場經濟，鄙視產業政策。尤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里根經濟學促使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流行，進而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強調企業競爭，減少政府干預。放鬆管制、開放市場、自由貿易，更成為經濟政策的主流。川普上台後，卻一反常態，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開啟了在產業政策加持下的再工業化處理程序。一方面通過加征高額懲罰性關稅等多種貿易保護措施，為美國本土企業創造市場機會，防止其繼續流失海外；另一方面則通過減稅和產業補貼等支援性手段，吸引外資，首先是美國的海外投資回流本土建立產業。川普第二次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將上述兩方面結合起來，將關稅政策設計成與貿易對等、對美順差掛鉤的“對等關稅”，要求貿易對手以擴大對美投資的形式進行“避險”安排。這些政策的制定動機十分明確，就是通過產業政策，支援美國本土產業形成超大規模性，在為當下的地緣經濟競爭贏得優勢的同時，也為未來的競爭優勢奠定基礎。美國副總統范斯特別強調了再工業化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意義，指出工業是人工智慧應用的基本場景，因此，再工業化不僅關乎當前的就業，還關乎美國經濟的未來。其二，科技政策。一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不僅取決於該國產業體系的完備性帶來的超大規模性的範圍經濟影響，更取決於其產業體系的技術前瞻能力帶來的超大規模性的引領作用。於是，技術創新的自主性和技術標準的制定權，就成為地緣經濟競爭的關鍵。例如，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技術被認為是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明天技術”，也被美國視為關乎國家安全和未來競爭力的戰略技術，必須嚴加管制，這正是美國限制中國獲得先進晶片技術的原因。由此推而廣之，以往被認為“科學無國界”的知識生產領域，也被套上了國家的“枷鎖”。一方面，知識生產和發明創造本身就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徵，只有具備完整產業體系的大國才值得，也才有能力大規模投入研發；一旦成功，技術引領帶來的產業規模效應非同小可。因此，搶佔未來技術制高點成為大國地緣競爭的關鍵領域。另一方面，知識生產和發明創造還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技術後進者享有明顯的“搭便車”機會，這使得技術領先國有較強動機阻礙技術進步正外部性的發揮，地緣經濟競爭更加強化了這一動機。近年來，美國科技政策地緣化的傾向正在加強，開始禁止中國留學生學習敏感專業，禁止與中國學者進行合作研究，等等。其三，金融貨幣政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首先表現為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使得國際金融市場的套匯套利避險機制，大大抵消了一國貨幣政策的效用。這驅使著各國貨幣政策回歸中性，進而使國際金融市場有效性假設得以成立。在這種背景下，“直接融資”大行其道，資本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直接相互匹配，金融機構只是發現風險、配置風險、處置風險的中介機構。然而，當時代趨勢從經濟全球化轉變為地緣競爭，金融的性質及功能都發生了變化。地緣競爭阻礙國際資本自由便利地流動，不僅弱化了國際金融市場套匯套利的避險機制，減低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性，更有甚者，金融霸權國還可以把金融作為制裁工具。據統計，美國每年新發起的金融制裁數量由2010年的3起，增加到2018年的15起，再到2023年的48起。國際資本流動更加不暢，還意味著貨幣再度非中性化，貨幣政策傾斜作用的空間加大，並成為增強地緣競爭能力的一種工具。例如，如果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安排，使金融資源向工業傾斜，會因製造業產業鏈條長而出現“乘數”帶動效應，產生規模經濟；如果再以財政政策進行配合，會使“乘數”效應更加顯著，在加速產業體系成長的同時，提升本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中的地位。美國產業政策中就含有這種結構性財政金融安排。正是從地緣競爭的立場出發，自2017年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後，美國政府就陸續將涉及產業、科技、金融等領域的經濟競爭手段整合在一起，統籌建立了服從地緣競爭的工具箱。過去八年中，美國政府既不在乎經濟全球化的效率，也不顧及美國企業和資本的利益，僅在意造就“美國第一”的競爭優勢。結果，美國由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建立者變成了現行國際麻煩的製造者，其地緣經濟政策自然在多國遭遇冷遇和抵制。▍結語當前，世界又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再度創造了地緣經濟學興起的歷史契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傳統的地緣政治經濟觀念和戰略可以“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就能應對變局。儘管美國已經祭起了地緣競爭戰略的大旗，但時代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冷戰已經結束，經濟全球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冷戰年代，東西方對立使兩個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往來甚少，但現在全球化卻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一體化，進而使傳統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傳統的地緣政治中心雖依然如故，但地緣經濟中心卻發生了漂移，以中國為代表的“一帶一路”產業鏈和供應鏈網路，已成為全球製造業的最大基地或中心。正是這種地緣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錯位，造成了新的地緣矛盾，引發了中美摩擦。然而，也正是這一錯位，導致了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理論和戰略的失效，過去八年，美國對華地緣經濟政策，無論“脫鉤斷鏈” “小院高牆”還是“極限施壓”都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在日益成就“一帶一路”的繁榮。經濟全球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地緣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錯位，使全球南方，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機會發展自身，進而深切地體會到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和社會發展的意義，“發展是硬道理”由此深入人心，成為“一帶一路”格局崛起的緣由。在這一格局中，中國不僅處於地理的中樞，更因其日益成長的超大規模經濟，尤其是在全球具有壓倒性優勢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成為“一帶一路”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聯結中樞：對資源能源富集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中亞、中東）而言，中國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是其產業的下游；對出口導向型加工業發達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南亞）而言，中國的重化工業和製造業是其產業的上游。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衝破了傳統地緣思維模式的束縛，以“兩頭在外”的方式開啟了歐亞大陸島上“一帶一路”的陸海共濟。中國正以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量連接著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方式，使“一帶一路”不再是海洋進入大陸的前沿或大陸對抗海洋的緩衝地帶，而是成為世界經濟繁榮地帶。更重要的是，以更長遠的角度看，中國超大規模的工業體系，一方面構成對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及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是開發中國家能源、資源等初級產品的重要需求方。中國這種“半中心半外圍”的狀態，使世界體系論下“中心—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變成“中心—中國—外圍”的結構，中國正以自身第二產業為紐帶，連接起開發中國家的第一產業和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經濟整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因具有連接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的中樞地位，正在從本質上改變全球地緣格局的性質。這是“一帶一路”帶給我們的新型全球化啟示。 (文化縱橫)

釜山峰會後，輿論普遍將焦點集中在中國在博弈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然而，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哈格羅夫高級研究員、前美國商務部中國政策高級顧問伊麗莎白·伊科諾米（Elizabeth Economy）12月9日在《外交事務》發文指出，比關稅或晶片博弈更具決定性的，是中國正在深海、極地、太空、網路與全球金融體系五大前沿領域持續發力，提前佔據未來中美長期競爭中的戰略制高點。伊麗莎白·伊科諾米認為，深海、極地、太空、網路空間與國際金融體系構成未來全球權力的核心基礎，誰能夠掌控這些領域，誰就能決定關鍵資源配置和網際網路規則走向、享受全球儲備貨幣發行的紅利，並具備應對多重安全風險的能力。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在關注這些領域，並已在這場長期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相較之下，美國當前的國際領導力正在削弱，更在定義未來體系的競爭中落後。深海勘探：推進商業化採礦的主導地位伊麗莎白·伊科諾米指出，中國已主導全球陸地稀土供應鏈，若再掌握深海採礦主導權，將強化其在全球關鍵礦產領域的主導戰略地位。深海勘探亦有助於海底測繪與軍用海底電纜鋪設，契合中國海基作戰能力的發展需求。▲“南海二號”鑽井平台在惠州19-6油田海域進行鑽探作業。2025年3月31日，中國海油發佈消息，中國在南海東部海域勘探發現惠州19-6億噸級油田。隨著深海勘探能力的提升，中國在國際海底管理局（ISA）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自2001年以來，中國幾乎一直是ISA的理事會成員，向機構提供檔案、意見與資金，並派遣專家擔任關鍵崗位。中國企業已獲五份ISA海底採礦勘探合同，居36個理事成員之首。中國還與新興經濟體合作，如與庫克群島建立研究夥伴關係，並於2020年在青島設立培訓研究中心，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海底勘探經驗，同時推動金磚國家的深海勘探合作。另外，中國也在大力投資軍民兩用海底採礦技術，包括自主水下航行器和載人潛水器，穩步推進在商業化海底採礦領域的主導地位。北極治理：尋求在北極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北極地區一直是美俄爭奪的戰略地帶。伊麗莎白·伊科諾米認為，中國對北極的興趣由來已久。2018年，中國發佈北極白皮書，承諾通過開發北極航線並投資該地區的資源和基礎設施，建構一條“極地絲綢之路”。該白皮書還重新定義了北極治理，將氣候變化等問題納入其中，並促進非北極國家的權益。貝爾弗中心202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在北極提出的57個投資項目中，有18個正在實施。▲位於瑞典基律納的中國首個海外陸地衛星接收站“北極站”。不過，中國的目標遭遇了來自加拿大、丹麥、冰島和瑞典等北極國家的阻力。這些國家擔憂過度依賴中國投資帶來的“安全風險”。但與此同時，俄羅斯卻對中國敞開了大門。自2018年以來，中俄兩國已將北極雙邊磋商機制化，並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不斷加深北極合作。中俄兩國在北極勘探、貿易和巡邏能力上超過了美國，並開展聯合軍事演習，推動金磚國家更直接參與北極事務，包括成立海洋與極地科技工作組。伊麗莎白·伊科諾米同時提到，中國在北極的擴展仍然有限。巴西和印度主要通過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開展北極合作，而非借助金磚機制；俄羅斯對中國擴大在北極治理角色持謹慎態度。儘管如此，中國研究人員認為，氣候變化已將北極變為全球公域問題，且中國企業在航運和能源方面擁有重大利益，因此中國應在北極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太空探索：打造美國太空計畫的替代方案就外太空領域，伊麗莎白·伊科諾米在文章中稱，早在1956年中國就將太空探索列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並在1970年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2017年，中國制定了到2045年的航天事業發展路線圖。中國還發展先進太空作戰能力，將700多顆衛星中的三分之一用於軍事。美國專家預計未來五到十年，中國可能超越美國，再次實現載人登月。▲2024年6月4日，中國國家航天局公佈了嫦娥六號探測器在月球背面的五星紅旗展示影像。與深海勘探類似，中國憑藉強大的技術實力和較為開放的太空治理模式，在太空領域具備關鍵領導力。中國已成為對太空探索感興趣的開發中國家的主要合作夥伴，與26個國家簽署雙邊協議，並通過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事務廳，利用天宮空間站開展各類實驗。中國在太空領域最具戰略意義的舉措，是與俄羅斯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研究站（ILRS），旨在打造美國阿爾忒彌斯計畫的替代方案。然而，這一項目目前在吸引國際夥伴方面的成效有限。除中俄外，ILRS僅有11個成員國，其中一些尚無太空計畫或剛起步，部分國家如塞內加爾和泰國後來加入了《阿爾忒彌斯協定》。此外，中國在太空治理上的整體方針也面臨挑戰。儘管如此，中國仍在持續推進治理框架並加大航天技術投資。如果中國率先實現載人登月，將獲得超越美國的象徵性優勢，從而在太空競賽中增強塑造規範與技術的影響力。網路空間：建構符合中國願景的網際網路體系架構伊麗莎白·伊科諾米認為，中國已經成為電信強國。2015年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使得華為和中興在全球電信裝置市場佔據了約40%的份額。包括巴西、埃及、衣索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和阿聯在內的許多金磚國家都在與華為開展商業合作。中國的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在許多地區的定位精度甚至超過GPS。中國的海底光纜技術也正迅速擴大市場份額。中國還希望為未來的網路技術制定全球標準。其各項舉措，例如“中國標準2035”戰略，已顯著增加了中國企業參與標準制定機構的提案數量。2022年，僅華為一家中企就向200多個國際標準組織提交了5000多份技術標準提案。對中國而言，制定標準不僅是為了確保商業利益，更是為了建立有利於自身的政治和安全規範。例如，中國向國際電信聯盟提交的“新IP”新型網際網路架構提案，旨在替代當前基於美國協議建構的網際網路體系。中國正努力爭取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對這一願景的支援。除了“新IP”提案外，中國還經常提交類似的提案，以尋求更多國家對其網際網路願景的支援。今年3月，中國在一個標準制定組織舉辦的6G研討會上，力推一種“全新6G核心網”技術，而華為已經在開發這項技術。中國還在持續推進一種網際網路資料路由系統，目前已在多個非洲國家部署了該系統。人民幣“國際化”：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中國致力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包括試行人民幣貿易結算機制、發行人民幣債券、擴大貨幣互換額度、設立清算銀行、推出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等。如今，中國的支付系統已連接全球1700多家銀行。中國還力推“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接受人民幣結算，到2025年6月，中國雙邊貨物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份額已接近29%。並且，美國和歐洲的制裁行為加強了中國的上述努力。不過，伊麗莎白·伊科諾米提到，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也面臨一定的挑戰。目前，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總額中僅佔2.9%，其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在2022年達到峰值2.8%，而如今徘徊在2.1%左右。但她認為，中國也願意擺脫美元依賴，在不增加人民幣使用量的前提下，擴大本地貨幣的使用範圍。在這方面，中國已取得成功，部分得益於美國將美元武器化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外國持有美國國債的比例已從2008年的49%降至2024年的30%。美國須調整戰略，在前沿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伊麗莎白·伊科諾米認為，為了在深海、北極、太空、網際網路以及全球金融體系佔據主導地位，中國耗費數十年時間，調動海量公共與私人資源，培育人才，改革現有機構並建立新興機構。中國的戰略在每個前沿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深海勘探領域，中國在國際海底管理局（ISA）佔據主導地位；在北極商業領域，中國確立領導地位，獲得該地區的軍事准入權，並正重塑北極治理；在太空領域，中國已蛻變為頂尖科學與軍事強國；在網際網路領域，中國正推動建立符合自己願景的國際標準；在國際金融體系領域，中國削弱了美元的主導地位，提升了本幣在對外貿易中的使用比例，並擴大了替代性支付體系的覆蓋範圍。伊麗莎白·伊科諾米稱，無論是在科學、外交、軍事、制度還是實體建設領域，中國在這些領域積累的能力都使其能夠持續推進戰略願景。這意味著儘管存在挫折，中國不太可能改變前進方向，並將繼續取得進展。對此，美國只有三個選擇：退讓、尋求共識或正面競爭。伊麗莎白·伊科諾米認為可行的只有與之競爭。為了在這些前沿領域競爭、防禦並維護現有治理體系，美國必須重建關鍵硬實力、恢復全球信譽，並在每個領域制定全面、長期和更具創新性的規劃，以及與盟友協同合作。伊麗莎白·伊科諾米最後表示，目前，美國仍有機會重新證明自身價值、贏回國際社會的認同。儘管川普的行為風格充滿不確定性，但大多數國家仍將美國視為更理想的合作對象。但美國必須調和其“美國優先”戰略與國際社會正走向多極格局之間的矛盾，將短期交易式策略嵌入長期戰略框架中，讓各國真實受益。這將決定美國能否在未來的新興戰略領域始終保持競爭力與影響力。 (中美聚焦)

稀土股近期表現火熱，華爾街依然看好該類股。周一，受美國稀土公司（USA Rare Earth）獲華爾街看漲評級推動，美股稀土類股漲勢持續。投行William Blair的分析師尼爾・丁曼（Neal Dingmann）周一首次覆蓋美國稀土公司，並給予相當於“買入”的評級。他認為，美國政府對本土稀土企業的投資還遠未結束。不過，他並未給出具體的目標價。在William Blair，“買入”評級基本意味著他們預計該股將跑贏大盤。當日美國稀土公司股價大漲14%至31.59美元，同期標普500指數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均上漲約 1.1%。“美國稀土公司是為數不多實現全產業鏈整合的稀土公司之一，”丁曼在報告中寫道。“公司擁有一家專注於自主稀土提取和淨化技術研發的研究機構、一座磁體製造工廠，並且控股德克薩斯州的Round Top礦山。其磁體工廠即將投產，同時此前收購的Less Common Metals（LCM）公司可為其提供金屬製造與帶材鑄造業務支援。我們預計，這些因素的結合將為股東帶來長期回報。”目前美國稀土公司尚未實現可觀的銷售收入，其各項項目仍在開發階段。但這並未影響投資者的熱情。截至周一交易時段，該股今年以來已累計上漲約142%。在中國計畫對稀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後，外界對稀土的關注度迅速上升。中國在稀土的生產和加工領域佔據主導地位，這一舉措讓美國製造業面臨風險。稀土材料被廣泛應用於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以及戰鬥機等各類產品。今年截至本周一，西半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商MP Materials的股價已累計上漲超過400%。對中國稀土的過度依賴促使美國國防部在7月與MP Materials達成了一項重磅協議，其中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為稀土產品設定價格下限，以及承諾購買公司未來產能所生產的所有磁體。這項協議一夜之間改變了美國本土的稀土產業格局。丁曼在報告中補充道：“有個大膽預測，美國政府可能會宣佈對該公司（美國稀土公司）進行大規模投資。”如果他的預測成真，MP的股價有望再次獲得提振。根據FactSet的資料，目前共有五位分析師覆蓋美國稀土公司。這五位分析師全部給予該公司股票“買入”評級。而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的平均“買入”評級佔比約為55%。分析師對美國稀土公司股票的平均目標價約為24美元，低於當前股價，但華爾街此前一直難以跟上該股的上漲節奏。最近給出的目標價已更接近每股30美元。 (Barrons巴倫)

有人問，美國這麼強大的世界霸主，難道就解決不了稀土問題嗎？它還真解決不了，把它400多個諾獎得主綁在一起，也解決不了，把小羅斯福從土裡刨出來，也解決不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別急。美國搞不定的東西多了去了，他們的軍艦破爛了沒法修，他們的炮彈產能不如朝鮮，他們沒法電磁彈射五代機，他們F35現在甚至不能出廠，對了，他們沒有六代機，沒有特高壓輸電，沒有高鐵……他們不是不行，是沒有。稀土這個詞兒帶個土字，其實它一點都不土，它非常複雜，非常需要科技水平，非常需要一個國家擁有完整的材料、化工、冶煉、電力體系，缺了任何一塊兒，都玩不轉。實驗室裡可以用“煉丹”的方法煉出稀土，但成本高上天，速度慢成蝸牛，根本解決不了現實中的需求問題。沒辦法產業化、規模化，就等於沒有。現在歐美各大產業可是眼巴巴等著稀土下鍋呢，沒有稀土，蘋果、輝達、台積電、三星的生產都會受到影響，甚至就連荷蘭阿斯麥的光刻機，也會變得難產，因為當下半導體製造機器尤其依賴稀土，因為這些裝置包含極其精密的雷射器、磁鐵和其他使用稀土元素的部件。雷達、飛機，汽車，手機，通訊，磁懸浮列車、機器人，導彈制導、核磁共振……幾乎每一種高科技產品，都需要稀土。一架F-35戰機要消耗400多公斤稀土，一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要消耗2600公斤稀土，一艘弗吉尼亞級潛艇要消耗4600公斤稀土。舉個例子，相控陣雷達最需要的金屬鎵，其實就是氧化鋁工業的副產品。你連鋁的大規模冶煉工業都沒有，還加工個毛的金屬鎵？氧化鋁、電解鋁原理上都不難，但你以為實驗室煉鋁和規模化工業化氧化鋁冶煉是一樣的嗎？鋁產業是個長鏈產業，你需要一大批上下游工業做配套，還需要巨量的廉價的電力供應……問題是，你有嗎？中國鋁業的146噸鎵是從2000萬噸氧化鋁裡面提取的。美國想做到，就必須先造一座能夠年冶煉1500萬噸氧化鋁產能的工廠，同時建造一座750萬噸電解鋁的超級工廠，也就是說，美國得先建立一個山東魏橋那樣的巨無霸鋁業集團出來……以美國人立項水平、做帳水平、燒錢能力、工作效率，花的錢，只怕是魏橋的十倍甚至是百倍。每生產一噸氧化鋁，就需要2噸鋁土礦，0.25噸石灰和0.5噸標準煤。每生產一噸電解鋁，就需要13000度電，那750萬噸電解鋁就需要大概每年1000億度電，大致相當於一個三峽的年發電量……2024年中國發電量達10.1兆千瓦時，美國為4.4兆千瓦時，中國是美國的2.3倍，如果只談工業用電，中國是美國的6倍。中國目前已建成並運行了超過40條特高壓輸電線路，磅礴的電力從西北傳到東南工業中心只需要一瞬間……而美國，一條這樣的線路都沒有。美國的電網體系過於分散，由東部、西部和德克薩斯三大聯合系統，以及阿拉斯加等獨立電網組成，全國有520家電網公司和127個分區控制中心，各個州、各個公共事業公司各自為政，輸電線路的大規模跨州整合極其困難。批地、審批、賠償、環保、地方利益糾葛……一條跨州輸電線的開發往往拖到十年、二十年。美國大約70%的輸電線路和變壓器，已經使用超過25年，大型變壓器也都使用了40年以上，遠超設計的使用壽命。在電力搞不定的情況下，它怎麼可能建起龐大的煉鋁產業？有了氧化鋁工廠、電解鋁工廠、發電廠、特高壓輸電就結束了嗎？遠遠不夠，你還得擁有配套的港口、高速公路、上下游密集的產業鏈……你還得培養10萬名熟練的產業工人。你說你現在重開生產線，開礦、建廠房、修道路、修發電廠、培養工人，20年來得及嗎？稀土大多都要依附於有色金屬的大規模生產，大宗金屬的冶煉規模，需要能維持這種規模的工業人口數量，充沛而高效的電力供給，與之配套的土地礦山能源等資產的公有制，足夠容納工業產品消費的最大單一市場，這些加在一起才有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稀土產業。美國想要做到這些，也不難，它需要一個能夠下決心、有執行力的中央委員會，需要無數聽話、愛國、有覺悟的企業家，需要能夠支援國家建設的聯準會和華爾街，需要有組織動員能力、能謀善斷、對國家和歷史負責各州政客，以及無數勤勞勇敢的美國產業工人……總之，他們需要五年計畫。如果美國真能學到這樣，那麼他們還是有一線希望實現稀土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學成這樣了，那就不是美國了，他們也不可能學到精髓，因為正版在東方。如果他們真能走這條道路，不如直接起義投誠。 (平原公子)

據商務部網站，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近期中方相關經貿政策措施情況答記者問。1、有記者問：10月9日，商務部、海關總署發佈公告，對相關稀土物項實施出口管制。請問中方有什麼考慮？答：中方發佈了關於稀土等相關物項的出口管制措施，這是中國政府依據法律法規，完善自身出口管制體系的正當做法。當前世界局勢動盪不安，軍事衝突時有發生，中方注意到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在軍事領域有重要應用。中國是負責任大國，依法對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目的是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中國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對符合規定的申請將予以許可。在措施公佈前，中方已通過雙邊出口管制對話機制向各有關國家和地區作了通報。中方願與各國加強出口管制對話交流，更好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2、有記者問：我們注意到，近日商務部發佈公告加強稀土等相關物項出口管制，請問後續將如何實施？答：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始終堅定維護自身國家安全和國際共同安全，始終秉持公正、合理原則立場，審慎適度實施出口管制措施。中方事先已就措施可能對產供鏈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充分評估，並確信相關影響非常有限。措施出台前，中方已通過雙邊出口管制對話機制向各有關國家和地區進行了通報。後續，中國政府將依法依規開展許可審查，對符合規定的申請予以許可，同時，積極考慮適用通用許可、許可豁免等多種便利化措施，有效促進合規貿易。我想強調的是，中國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只要是用於民用用途的、合規的出口申請，都可以獲得批准，相關企業無須擔心。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地與各國一道，堅定維護世界和平和周邊地區穩定，共同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3、有記者問：美東時間10月10日，美方宣佈，針對中方採取的稀土等相關物項出口管制，將對中方加征100%關稅，並對所有關鍵軟體實施出口管制，請問商務部對此有何評論？答：中方注意到有關情況。10月9日，中方發佈了關於稀土等相關物項的出口管制措施，這是中國政府依據法律法規，完善自身出口管制體系的正常行為。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始終堅定維護自身國家安全和國際共同安全，始終秉持公正、合理、非歧視的原則立場，審慎適度實施出口管制措施。美方有關表態是典型的“雙重標準”。長期以來，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濫用出口管制，對華採取歧視性做法，對半導體裝置、晶片等眾多產品實施單邊長臂管轄措施。美方管制清單物項超過3000項，而中方出口管制清單物項僅900余項。美方使用出口管制最低含量規則由來已久，低至0%。美方相關舉措嚴重損害企業正當合法權益，嚴重衝擊國際經貿秩序，嚴重破壞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特別是9月中美馬德里經貿會談以來，短短20多天時間，美方持續新增出台一系列對華限制措施，將多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和特別指定國民清單；通過穿透性規則任意擴大受管制企業範圍，影響中方數千家企業；無視中方關切和善意，執意落地對華海事、物流和造船業301措施。美方的行為嚴重損害中方利益，嚴重破壞雙方經貿會談氛圍，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動輒以高額關稅進行威脅，不是與中方相處的正確之道。對於關稅戰，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我們不願打，但也不怕打。中方敦促美方盡快糾正錯誤做法，以兩國元首通話重要共識為引領，維護好來之不易的磋商成果，繼續發揮中美經貿磋商機製作用，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基礎上，通過對話解決各自關切，妥善管控分歧，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也必將堅決採取相應措施，維護自身正當權益。4、有記者問：美方將於10月14日對相關中國船舶徵收港口費。我們注意到，中方已宣佈了相應反制措施。中方對此有何評論？答：4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了對中國海事、物流和造船領域301調查最終措施，將於10月14日起對相關中國船舶徵收港口費。美方的做法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違背《中美海運協定》平等互惠原則，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行為。中方已多次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中美倫敦經貿會談以來，中方一直與美方就上述措施進行磋商溝通，就301調查報告中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向美方提供了書面回應，並就雙方可在相關產業開展合作提出建議。但美方態度消極，執意實施上述措施，並於10月3日發佈公告，明確對中方船舶收費的具體要求。中方為維護自身正當合法權益，不得不採取反制措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等法律法規，決定對涉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別港務費。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必要的被動防禦行為，旨在維護中國產業和企業正當權益，也為了維護國際航運和造船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希望美方正視自身錯誤，與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對話協商的正確軌道上來。 (格隆匯電報)

萬萬沒想到，美國才發現——稀土只是檯面籌碼，真正卡住七吋的，是每天往嘴裡塞的那顆小藥片。官媒最新報導：2025年9月28日，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悄悄發佈《國家基本藥物供應鏈風險評估》，白紙黑字寫著“88%原料藥依賴進口，其中43個百分點直接來自中國”；同一天，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把青黴素工業鹽、對乙酰氨基酚等6類大宗原料藥從加稅清單裡劃掉，理由是“找不到替代來源”。以下是部分藥品原料以及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度和主要用途：布洛芬 (Ibuprofen) ，依賴度：90% - 95% 常見的止痛藥和退燒藥對乙酰氨基酚 (Acetaminophen) 依賴度：70% - 73% 常見的退燒止痛藥（也稱撲熱息痛）氫化可的松 (Hydrocortisone) 依賴度：91% - 96% 止癢膏中的活性成分青黴素 (Penicillin) 40% - 45% 抗生素阿莫西林 (Amoxicillin) 依賴度：80%的關鍵原材料來自中國 美國使用最多的抗生素之一多種維生素 (如維生素B1, B6, B12, C, E) 依賴度：約70%的維生素E及75%以上的維生素B6、B12、B1、C依賴從中國進口 維持人體正常生理功能必需的營養素消息一出，美國本土仿製藥協會（AAM）主席當天在國會作證，原話是“如果中國斷供，美國醫院72小時內就會出現抗生素配給制”。幕後的故事比數字更扎心。美國最後一家青黴素發酵廠早在2004年就關停在北卡羅來納，裝置拆完賣廢鐵；如今想再建，光環保審批就得先過《清潔空氣法》和《超級基金法》兩道大關，環評報告摞起來比人高。諮詢機構Frost&Sullivan給國會算過帳：新建一條年產2000噸阿莫西林工業鹽生產線，資本開支12億美元，電價、人工、環保攤到每公斤成本比中國高38%，終端藥價得翻三倍才能打平。議員聽完直接問“選民肯為一盒抗生素多付60美元嗎？”現場沒人敢點頭。更尷尬的是，號稱“世界藥房”的印度其實也在“借鍋做飯”。印度海關2025年8月資料顯示，70%的API（活性藥物成分）來自中國，其中青黴素工業鹽依賴度高達93%。美國想繞開中國，先得說服印度，可印度藥企協會秘書長9月30日接受《印度教徒報》採訪時直言：“我們連倉庫裡的安全庫存都只夠45天，幫不了美國。”一句話，把太平洋兩岸的救命希望都拴在了長三角和山東半島的發酵罐上。面對這種依賴，美國試圖通過關稅、產業回流等方式改變局面，但過程充滿挑戰：· 關稅的"迴旋鏢"效應：對原料藥加征關稅，成本最終會轉嫁給美國消費者。有研究顯示，25%的關稅可能導致美國進口藥品成本每年增加508億美元，藥品價格隨之上漲12.9%。這對利潤微薄（通常只有4%-6%）的仿製藥產業可能是毀滅性打擊。· 產業回流困難重重：將原料藥產能轉移回美國或"友岸"國家並非易事。除了成本問題，新建工廠從規劃到投產往往需要5到7年甚至更長的周期，無法解燃眉之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美國食藥監局（FDA）2025財年預算裡，給“本土原料藥試點項目”只批了7500萬美元，夠建一條中試線，離商業化差著十萬八千里。與此同時，中國原料藥出口企業2025年1—8月對美報關量同比再漲11%，布洛芬、肝素、維生素C三條主力產品線全部滿產，山東魯抗、浙江新和成、華北製藥的訂單排到了2026年春節。商務部9月29日通報，第三批“國家醫藥儲備出口基地”已在連雲港、台州同步開工，設計產能全部對標美國藥典最新標準，建成後能把全球青黴素工業鹽年產能再抬升18%。一句話，中國沒把原料藥當武器，卻已經把安全繩越織越密——太平洋對岸想自己爬出坑，得先問問手裡的藥瓶答不答應。藥片雖小，卻是民生七吋；供應鏈這場無聲較量，比稀土更貼身，比晶片更要命。 (走向科學)

當今世界許多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之一是美國不斷變化的關稅制度。主要貿易夥伴中國正在以一種只有中國才能做到的方式進行報復，即限制對科技行業至關重要的稀土金屬的進口。這給在美國生產稀土金屬的MP Materials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是否意味著買入MP Materials是明智的選擇？關稅世界發生了什麼？華盛頓特區的新政府正在提高向美國市場出口產品的外國的關稅。鑑於美國消費者是一個有價值的客戶群體，關稅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受影響的國家正試圖進行談判和/或報復，以限制關稅變化對其經濟的影響。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出口國之一，談判一直很緊張。中國的不確定因素是，它是全球最大的稀土金屬生產國，這些金屬用於電子產品，包括可能用於國防目的的高靈敏度高科技裝置。面對美國的關稅，中國一直非常願意限制稀土金屬的進口，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潛在的大問題。這就是MP Materials的用武之地，因為它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稀土金屬供應商。它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該公司幾年前就上市了。該業務的整體理念是在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國家生產稀土金屬，為技術驅動的客戶提供這些重要材料的更可靠的供應選擇。事後看來，MP Materials的時機再好不過了。對MP Materials公司進行的大量投資兩件大事凸顯了MP Materials的重要性。首先，7月10日，美國政府向該公司投資了4億美元，其中包括可轉換證券。其次，就在5天後，蘋果宣佈與MP Materials就稀土金屬達成5億美元的合作。不出所料，MP Materials的股價在消息發佈後大幅上漲。這反過來又使MP Materials能夠以具有吸引力的價格出售價值6.5億美元的股票。市場對該公司股票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於將發行額從5億美元上調，這表明投資者對MP Materials的興趣很大。只有一個問題。MP Materials仍在拓展業務，它現在可能有足夠的現金來這麼做，但仍存在重大的執行風險。如果這項業務的建設進展不順利，投資者可能很快就會對該股產生負面影響。同樣，如果關稅緊張局勢緩解，圍繞MP Materials的興奮情緒也可能減弱。值得注意的是，該公司損益表的底部出現了虧損。MP Materials在進行大規模資本投資以拓展業務的過程中出現虧損，這一事實並不令人意外。問題在於，投資者可能買入的是短期的稀土金屬，而不是新興企業。第二個故事目前是該業務的基礎，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然而，自7月9日政府宣佈投資的前一天以來，MP Materials的股價已經上漲了140%以上。長遠考慮是關鍵目前看來，MP Materials的股票似乎已經消化了很多好消息。這減少了投資者在這裡的機會，儘管企業的機會看起來非常有吸引力。如果你今天買入MP Materials，那麼長線投資將是明智之舉，因為在短期內，任何負面消息都可能導致這只已成為熱門股的股票迅速下跌。也就是說，保守的投資者可能希望在場外觀望一段時間，看看MP Materials的投資計畫執行得如何，該公司目前有充足的現金可供使用，但它仍需要充分利用這些資金，讓股價快速上漲，讓投資者在財務上有意義。 (北美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