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
39兆美元,美國國債規模再創新高
周三,美國國債總額突破了39兆美元的歷史新高,這一里程碑式的時刻恰逢美以聯軍對伊朗開戰僅數周之際。美國財政部周三發佈的新資料顯示,截至3月17日,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達39,016,762,910,245.14美元。此次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39兆美元大關,距離2025年10月下旬首次達到38兆美元僅過去約五個月;而在此之前,去年8月中旬這一數字才剛剛突破37兆美元大關。這一史無前例的數字凸顯了美國政府內部目前相互衝突的優先事項:從通過大規模稅法、增加國防開支和加強移民執法,到削減債務本身——後者是川普在競選期間和就任總統後都曾承諾要實現的目標。隨著人口老齡化以及聯邦政府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方面的支出增加,過去十年間美國的國家債務迅速增長。債務激增的另一個關鍵驅動因素是償債產生的利息支出,由於旨在抑制通膨的利率上升以及債務本身的增長,這些利息支出已大幅增加。無黨派的彼得·G·彼得森基金會首席執行長Michael A. Peterson表示,此次國家債務達到新里程碑,為美國人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人們能“認識到這種令人震驚的增長速度,以及我們給下一代帶來的沉重財務負擔”。如下圖所示,過去近20年,無論是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總統執政期間,美國聯邦債務均呈激增態勢,最近的增長主要源於戰爭、大規模疫情應對支出以及減稅政策。例如,最新“燒錢”的地方就包括了中東戰事。白宮經濟顧問凱文·蛤塞特周日估計,伊朗戰爭迄今已使美國耗資超過120億美元。目前尚不清楚這場戰爭何時結束。此外,據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5日發佈的報告估算,美軍在行動的頭100小時成本支出為37億美元,約合每日8.9億美元。據CCTV國際時訊引述《華盛頓郵報》消息,美國國防部已請求白宮批准其向國會申請超過2000億美元的預算,用於對伊朗的戰爭。中期選舉前恐攀升至40兆美元?美國國會下屬的獨立機構美國政府問責局已概述了政府債務攀升對美國民眾造成的一些影響——包括抵押貸款和購車等借貸成本上升、企業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減少導致工資水平下降,以及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主張平衡預算的人士還警告稱,借貸規模不斷擴大、利息支出持續增加的長期趨勢,將迫使美國民眾在未來面臨更艱難的財政取捨。Peterson指出,“按當前增速,在今年秋季中期選舉前,我們的國家債務將達到驚人的40兆美元。以如此迅猛的速度一兆接一兆地借債,卻沒有任何計畫,這正是‘不可持續’的定義。”他進一步表示,鑑於選民對生活負擔能力的擔憂,債務成本及其對美國民眾生計的經濟影響,應會成為今年中期選舉辯論的焦點議題。“美國面臨著國內外複雜而嚴峻的挑戰,讓債務走上可持續的軌道將有助於建構更強大、更安全的未來。好消息是,目前有許多解決方案可供選擇,在此次選舉季中,所有方案都應擺上檯面進行討論,”彼得森補充道。隨著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項目的支出以及債務償還成本的上升,預計未來幾年美國聯邦政府將持續面臨財政逆風,導致預算赤字預計將進一步擴大。無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此前發佈了一份十年期預算與經濟預測報告,預計美國年度預算赤字將從目前的約1.9兆美元水平,在十年後升至每年3.1兆美元。這將使國家總債務從目前的約39兆美元水平激增至2036年的63兆美元。公眾持有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經濟學家更傾向於用這一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債務與其經濟規模的比例——將從今年的約100%上升到2030年的108%,並在2036年進一步達到120%。這些數字將打破1946年創下的106%的歷史紀錄,當時美國正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戰時體制向和平體制轉型的處理程序中。(財聯社)
全球資產配置丨美國:欠債太多,連借錢都成了難題
美國財政當前面臨的系統性困境:債務風險已從“規模擔憂”質變為“成本失控”。01. 困境:被“成本”鎖死的財政1、雙重壓力:長期赤字與短期到期高峰長期“失血”:2026-2035財年,財政赤字累計將達22.7兆美元(佔GDP的6.1%),為債務膨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短期“洪峰”:未來五年,約70%的存量美債將集中到期,意味著當前的高利率環境將直接鎖定未來龐大的再融資成本,構成巨大的市場壓力。圖表1:未來五年約七成美債到期,再融資壓力集中釋放資料來源: Bloomberg,MERIT ASSET MANAGEMENT2、成本失控:利息從“配角”變為“主角”利息支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已遠超基本赤字。預計到2035年,年度淨利息支出將激增至約1.8兆美元,而基本赤字僅為0.8兆美元。圖表2:未來十年利息成本將翻倍,預計2035年達到約1.8兆美元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這標誌著財政壓力源的徹底轉變:利息支出已成為推高赤字和債務的首要驅動力。政府正在耗盡資源為債務本身融資。圖表3:利息支出越漲越快,財政就越被“借錢成本”牽著走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3、惡性螺旋:“政策-利率-債務”的死亡循環情景推演發出嚴厲警告:若將“大美麗法案”等臨時支出政策永久化,在利率較高環境下,美國債務佔GDP比重將被急劇推升至134%(遠高於基線預測的118%)。這揭示了一個危險機制:財政政策選擇(如擴大支出)會通過推高市場利率,反過來非線性地加劇債務問題,形成政策自我挫敗的螺旋。圖表4:“大美麗法案”的臨時政策一旦永久化,高利率會把債務率推向134%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02. 破局:理論上的“三步走”求生路徑1、短期:鎖成本,為改革爭取時間核心目標:一次性鎖定長期低息資金,避免在利率更高時滾動債務。具體路徑:利用特定收入(如關稅)填補減稅缺口,並以此為支點,推動財政一次性大幅上調債務上限,在利率回落窗口加大發行超長期國債、拉長久期,將未來的利息成本“鎖死”在利率回落窗口期。2、中期:化存量,通過改革溫和消化債務核心目標:通過結構性改革與適度通膨,讓存量債務“溫和蒸發”或實際價值縮減。具體路徑:支出改革:為減稅和補貼設定上限並分段續期,同時推動社保、醫保改革,控制最大法定支出項目。通膨管理:維持適度通膨水平,使債務的實際價值被緩慢稀釋。3、長期:做增量,以真實增長跑贏利息核心目標: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持續超過債務的利息增長率。具體路徑:通過對人工智慧、現代化電網、能源轉型等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未來產業進行戰略性投資。只有把經濟的“蛋糕”做大,才能最終覆蓋並消化債務存量,走出循環。美國債務問題是一場“成本”與“增長”、“存量”與“增量”之間的殘酷賽跑。短期操作空間逼仄,中期改革政治阻力巨大,長期增長能否兌現存疑。最終結局,不僅取決於華盛頓的政治決策,更將取決於市場對這條“三步走”路徑的信心與耐心。美國能否打破自身(及全球)的“債務-利率-低增長”循環,將成為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穩定與走向的決定性考驗。 (邁睿資產管理)
華許力挺,影響深遠!時隔75年,聯準會又要和美國財政部達成協議了?
隨著川普提名華許擔任下一任聯準會主席,其長期主張的一項核心議題正引發華爾街的高度關注:呼籲聯準會與美國財政部達成一項新的協議,以重塑兩大機構之間的關係。這一構想旨在效仿1951年的歷史性協議,其影響或將波及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並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管理方式。2月9日,據彭博報導,儘管具體細節尚未公開,但華許此前已表明,此類協議應“清晰且深思熟慮地描述”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並與財政部的發債計畫相配合。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也對長期實施量化寬鬆(QE)持懷疑態度,認為應僅在緊急情況下並在政府協調下使用。報導指出,市場人士辯論的焦點在於,這僅僅是一次官僚層面的微調,還是針對聯準會目前超過6兆美元證券組合的重大重組。若涉及大規模的資產組合調整,可能會引發規模達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波動加劇,並引發外界對央行獨立性的深切擔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國政府債務的年度利息成本約為1兆美元,這加劇了市場對於聯準會可能通過某種形式的“收益率曲線控制”來協助財政融資的猜測,從而直接影響通膨預期與美元資產的吸引力。01 重回1951?華許的政策構想據報導,華許在競選聯準會主席期間提出了諸多政策構想,其中最令華爾街感到晦澀卻又影響重大的,莫過於他呼籲與財政部達成新協議。華許曾表示支援通過新版本的“1951年協議”來徹底改革兩大機構的關係。歷史上的1951年協議極大地限制了聯準會在債券市場的足跡,確立了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權,並結束了二戰期間及戰後聯準會為壓低聯邦借貸成本而限制國債收益率的做法。然而,華許去年4月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聯準會實施的數兆美元證券購買實際上違反了1951年的原則。他在採訪和演講中辯稱,這些行動鼓勵了魯莽的政府借貸。華許曾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一項新協議可以明確界定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同時由財政部制定其債務發行計畫。02 貝森特的立場與“軟否決權”報導指出,美國財長貝森特與華許在批評長期量化寬鬆方面立場一致。貝森特曾指責聯準會堅持QE的時間過長,甚至破壞了市場發出重要金融訊號的能力。作為負責篩選鮑爾繼任者的關鍵人物,貝森特主張僅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並與政府其他部門協調時,才實施聯準會的QE政策。因此,一種“精簡版”的新協議可能規定,除日常流動性管理外,聯準會僅能在獲得財政部認可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國債購買,並致力於在市場條件允許時盡快停止QE。然而,Evercore ISI的Krishna Guha指出,這種讓財政部介入聯準會決策的方式可能會引發其他解讀。投資者可能會認為,這意味著貝森特對任何量化緊縮(QT)計畫擁有“軟否決權”。03 資產組合轉向:從債券到票據除了政策框架的調整,市場普遍預期一項更具實質性的協議可能涉及聯準會資產持有結構的重大轉變:即從中期和長期證券轉向期限在12個月或更短的國庫券(T-bills)。這種轉變將允許財政部減少票據和債券的發行,或至少不再像原本那樣大幅增加發行量。美國財政部在上周三發佈的季度債務管理聲明中,已將聯準會的行動與其發行計畫聯絡起來,稱其正密切關注央行近期增加購買國庫券的舉動。Brandywine Global的Jack McIntyre表示:“我們已經走上了聯準會與財政部更緊密協調的道路,問題在於這種協調是否會進一步放大。”據報導,德意志銀行的策略師預測,華許領導下的聯準會可能會在未來五到七年內成為國庫券的積極買家。在一種情景下,他們預計國庫券在聯準會持倉中的佔比可能從目前的不到5%升至55%。不過,財政部若相應地轉向出售國庫券而非計息證券,將面臨巨額債務不斷展期的風險,這可能會增加財政部借貸成本的波動性。04 市場風險與獨立性隱憂報導稱,儘管加強協調可能旨在降低美國借款人的利息成本,但任何根本性的轉變都伴隨著風險。SGH Macro Advisors的首席美國經濟學家Tim Duy警告稱:一項公開同步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與財政部融資的協議,明確將貨幣操作與赤字掛鉤,與其說是隔離聯準會,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收益率曲線控制的框架。Columbia Threadneedle Investments的投資組合經理Ed Al-Hussainy更為直白地指出,如果協議暗示財政部可以指望聯準會在可預見的未來購買部分債務或收益率曲線的某些部分,“那將是極其、極其成問題的。”最壞的情況是,投資者認為聯準會的行動偏離了其抗擊通膨的任務,從而推高波動性和通膨預期,甚至可能削弱美元的吸引力和美國國債的避險地位。05 部分人士對正式協議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除了國債市場,部分專家還提出了更為廣泛的設想。Evercore ISI的Guha提出了聯準會將其2兆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券(MBS)組合與財政部交換國庫券的想法。雖然這面臨諸多障礙,但其目標之一可能是降低抵押貸款利率,這也是川普政府的一個重點關注領域。Pimco的前聯準會副主席克拉里達也撰文指出,新協議可能為聯準會與財政部,甚至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機構協同工作提供框架,以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然而,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資官Mark Dowding認為,華許可能會致力於保持聯準會的獨立性,“這並不排除加強合作,但這使得達成正式協議的可能性降低。”Brandeis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George Hall警告稱,直接協調以壓低利息成本“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但從長遠來看,投資者擁有替代美國資產的選擇。“人們會想出繞過這一點的辦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把錢轉移到其他地方。” (追風交易台)
“拋售美國”現象再次上演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對“強勢美元政策”的確認未能逆轉美元跌勢。美元反彈戛然而止,29日再度下挫。美元指數29日一度下跌至96.03,跌幅約0.3%。美國彭博新聞社當天報導,美元重拾跌勢,原因是“貨幣貶值交易”捲土重來,其影響超過貝森特先前發表的穩定美元匯率言論。“貨幣貶值交易”是指投資者擔心美元購買力將長期下降而轉向其他替代資產。這是2019年9月18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美元紙幣。新華社記者劉傑攝貝森特28日說:“美國始終奉行強勢美元政策。”此前一天,美國總統川普暗示自己對美元貶值持開放態度,認為這對美國企業有利,從而引發一輪美元拋售潮。雙線資本首席執行長傑佛瑞·岡拉克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採訪時說,一段時間以來,投資者更傾向於選擇黃金這類有形的避險資產,而美元未表現出避險貨幣的特性。對比美元匯率下挫,國際現貨黃金價格29日一度上漲至每盎司5598.75美元,再創歷史新高。隨著“拋售美國”現象再次上演,彭博社23日爆料,美國資產管理巨頭貝萊德公司近期加入做空美債的隊伍。貝萊德高級投資經理湯姆·貝克爾說,市場低估了美國和英國通膨將持續存在的風險,他一直在拋售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債券。貝克爾與他人共同管理約41億美元規模的“貝萊德戰術機遇基金”。自去年年底以來,他一直在增加長端美債和英債的空頭頭寸,因為他預計這兩國物價居高不下將阻礙降息。除美國資本,歐洲多家養老基金已開始拋售美元資產,擔心美國財政和債務狀況以及美國政府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帶來金融風險。 (新華國際頭條)
川普帳戶:用下一代給華爾街續命
當地時間1月28日,美國財長貝森特在梅隆禮堂主持“川普帳戶”峰會並行表演講,鼓勵家長們為孩子註冊“川普帳戶”,並稱之為專為兒童設計的新投資工具。什麼是“川普帳戶”?所謂的“川普帳戶”是美國於2025年通過立法設立的一項面向新生兒的稅收優惠型長期投資帳戶計畫,正式名稱為“530A條款帳戶”,作為《大而美法案》中工作家庭減稅法案的核心組成部分,以川普本人命名。“川普帳戶”的具體內容是,2025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出生的每一位美國嬰兒,在家長為其開設帳戶後都將獲得1000美元的初始投資資金,由美國財政部直接撥入帳戶。對於2025年以前出生的兒童,儘管無法獲得1000美元的政府贈款,但只要年齡未滿18歲,也可以開設帳戶並由家長自行出資投資。貝森特在峰會上反覆強調這1000美元的“種子基金”是給全美嬰兒的禮物,並給全美家長編織了一幅利滾利的美麗畫卷:只要註冊開設了“川普帳戶”,成年時就有望積累百萬美元的財富。聽起來非常美好,父母開戶,聯邦發錢,每個美國孩子啥也不用干,成年的時候就自動躋身百萬富翁的行列。但是現實真的能有這麼理想嗎?只要看看“川普帳戶”列下的諸多條款,就知道這一切又只是川普畫下的一個大餅,而且是一個“世紀超級大餅”,逐條分析一下。第一,聯邦政府為所有合規新生兒直接注資1000美元,作為帳戶啟動資金。這筆錢看似是政府的慷慨,實則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大而美法案》中,這筆開戶金的預算並非來自超額稅收,而是直接削減了原本用於低收入家庭的糧食券和兒童健康保險。這種做法相當於將眼前的基本生存需求強行轉化為18年後的股市期權。對於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這1000美元是在犧牲他童年時期的蛋白質攝入,去賭一個華爾街的複利幻象。第二,父母每年可額外存入5000美元,享受類似401(k)或IRA的延稅待遇,且可跨代繼承。這條規則是貝森特這位“華爾街之狼”最得意的手筆。因為它將進一步拉高美國民眾的貧富差距。為此我們必須避開貝森特口中的宏大敘事,去看一看美國家庭銀行卡里的真實餘額。根據聯準會近年來的財務調查,約有四成的美國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現金。在通膨壓力和高生活成本的夾擊下,這些底層家庭處於零存款甚至負資產狀態。這種情況下,對於年薪20萬美元的精英家庭,5000美元只是零花錢,通過複利,18年後這將是幾十萬美元的“原始資本”,但對於那四成連400美元都湊不齊的家庭來說,這個追加額度完全是“畫餅”。這種差距,從出生那一刻起就由國家政策固化了。第三,帳戶內的初始1000美元、父母追加資金、僱主配資以及所有的投資收益全部定向投資標普500,在受益人年滿18周歲之前,嚴禁以任何理由取現。而違約取錢的代價也相當之高。任何試圖在18歲前強制提前支取的行為,將面臨所得稅、20%的懲罰性罰款,且政府投入的初始資金及相應收益可能被全額沒收。這一條完全就是綁架條款,直接創造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人質”。18年的強制鎖定期,意味著這筆錢在任何金融危機面前都只能坐以待斃。該條款設計的目的是為瞭解決美國股市的長期流動性問題,但是結果就是將整整一代人的命運綁在了標普500的戰車上。當家庭遭遇變故需要用錢時,帳戶裡的數字再漂亮也救不了命。這種“流動性鎖定”實際上剝奪了底層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現在,美國政府是在通過立法手段,讓全美嬰兒成為美股點位的“定海神針”。一旦股市在未來18年內出現長時間的橫盤,這筆錢的實際購買力將在通膨中被徹底稀釋,最終受益的只有收取管理費的華爾街基金巨頭。為什麼限制如此嚴苛?因為貝森特作為前避險基金經理,深知資本市場最怕的就是拋售。當全民都成為標普500的股東時,任何針對大企業的懲罰性稅收、分拆反壟斷或嚴格監管,都將直接損害普通選民的帳戶餘額。這實際上將勞工階級的利益與華爾街的利益進行了深度繫結。再通過法律手段鎖死這數千萬個帳戶18年的支取權,川普政府實際上為華爾街創造了一個只買不賣的超級買方。這筆錢成了美股點位的永久支撐點,那怕經濟基本面再差,只要有這筆源源不斷的、無法贖回的“嬰兒資金”在,股市就能維持虛假的繁榮。那既然未成年的時候取不出來,那滿了18歲就可以取出來隨便使用了嗎?還是不行,還有條款限制。第四就是,這筆錢18歲之後確實可以提取出來用於各種開銷,包括交大學學費、支付首付或是買車。但這裡有一個關鍵的財稅陷阱,如果你將這筆錢用於一般的日常消費,雖然不再有提前支取的罰金,但必須補繳過去18年裡累積的所有資本利得稅。但是如果這筆錢直接轉入購房首付帳戶或作為小微企業創業資金,則可以享受高額的稅收減免。這那是在鼓勵消費,而是在二次收割,通過稅收槓桿,迫使這些人把存了18年的錢,再次投入到高風險的初創企業中,繼續為美國脆弱的資產價格泡沫接盤。此外,如果受益人在18歲後提取該帳戶資金,這筆錢將被計入其“資產評估”。很多出身底層家庭的孩子,在申請大學助學金或申請政府公共住房補助時,會因為帳戶裡這筆“巨款”而失去申請資格。眾所周知,美國的大學不是一般的貴,這點“巨款”對於學費來說九牛一毛。但是作為一向奉行“效率至上”的川普,這次在這麼一個看起來周期極長的項目上大費周章,是否還有針對當下現實目的呢?貝森特在峰會上的發言露了底:還有38%的美國家庭不持有股票。在川普的邏輯裡,如果這三成多的“非持股人群”對現狀不滿,他們就會嚮往某種“社會性福利”,甚至轉向所謂的“社會主義”。那麼,還有什麼比讓每個嬰兒睜眼就成為“小股東”更能消解反抗情緒的呢?與其說是為瞭解決貧富差距,不如說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手術。當每一個美國家庭的未來財富都取決於標普500指數的漲跌時,就沒有人會去反對那些有利於大公司的減稅和去監管政策。所謂的“川普帳戶”不過是財政部給華爾街準備的又一份長期合同。它利用了普通民眾對財富增長的渴望,通過複雜的稅務抵免和鎖定條款,將本應用於公共保障的資金轉移到了金融市場。這種模式下,財富不是在流動,而是在加速聚集。這種建立在“存款荒”基礎上的全民炒股,最終只會讓有錢人擁有更多的籌碼,而讓普通家庭在數字幻象中,徹底喪失向上流動的可能。這筆由財政部直接背書的龐大資金流向,最終只會讓摩根大通、先鋒領航這些華爾街巨頭賺得盆滿缽滿。這種“公帑養肥華爾街”的操作,真的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利益輸送?貝森特在峰會上信心滿滿地說:“五年、十年後,如果再做民調,結果會截然不同”。當所有人的利益都被鎖死在那個名為“川普帳戶”的數字裡時,人們確實會變得更關心股價,而非關乎公平。當國家不再通過健全的醫療、優質的教育和公平的就業來保障未來,而是試圖通過一個虛擬的投資帳戶來收買人心,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黃金時代的開啟。相反,這更像是一個龐大帝國在面對深層矛盾時施展的幻術。當潮水退去,那些被承諾過“財富自由”的孩子們,真的能靠那一紙帳戶,撐起搖搖欲墜的美國夢嗎? (有理兒有面)
美財長:我對中國稀土交付相當滿意,日本那是自己作
當地時間1月20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達沃斯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採訪時表示,中國已履行了採購美豆和供應稀土的承諾,中方稀土供應正在按預期推進,這一結果令人“相當滿意”。至於盟友日本近期遭中方稀土出口管制,貝森特擺出一副“看熱鬧”姿態:日本首相的一些言論引發了中日摩擦,但美國沒被波及。採訪中,貝森特對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一頓吹噓,稱這些關稅迫使中國等國坐到了談判桌前,還讓中方相關稀土出口管制推遲一年。“這就是美國全球領導力的體現,”貝森特叨叨,“他(川普)能夠運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關稅,為整個工業世界進行談判。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眼瞅貝森特興致正旺,福克斯主持人接著提到了中美貿易話題——“趁現在這個機會,我想問一下:備受期待的中美雙邊貿易協議,目前最新的時間表是什麼?”貝森特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採訪貝森特說,自己昨夜剛剛與中方對口談判官員舉行了會晤。“他告訴我,就在本周,中國已完成年度的大豆採購任務,我們預計新一年的採購量將達到2500萬噸。”“我還建議,他們或許可以多買一點,因為川普總統在與中方交流時總會提及這一點。”“中方已履行了所有承諾。”主持人接著提及了稀土供應問題。“它們(稀土)正在按預期流通,”貝森特回應說,“履約率達到了90%以上,我覺得這一結果令人相當滿意。”主持人追問:“所以沒有停止流通,那怕是國防企業。因為我記得他們試圖對日本這麼做。”貝森特則表示,日本首相的一些言論引發了中日之間的摩擦,但美國未受此事波及。中方多次強調,稀土相關物項具有軍民兩用屬性,對其實施出口管制是國際通行做法,完全是正當、合理、合法。據新華社消息,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年會並行表致詞。出席論壇年會期間,何立峰還應約分別與美國財長貝森特、英國財政大臣里夫斯舉行中美經貿磋商機制和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機制雙方牽頭人會談,就中美、中英經貿領域相關問題交換意見。隨著中美貿易關係緩和,美方去年10月底稱,中國已同意在2026年1月前採購1200萬噸美國大豆,並在未來三年每年至少採購2500萬噸美國大豆。中方此前表示,中國是全球農產品貿易的重要參與者,將繼續秉持開放合作的態度,與全球貿易夥伴持續深化互利合作,共同維護開放、穩定、可持續的全球貿易體系。儘管貝森特口中“一片向好”,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形容,在鏡頭和政治聚光燈之外,美國的農場主們卻沒那麼樂觀。他們抱怨一些農產品鮮有啟運,中國對巴西和阿根廷穀物的採購量激增,而且他們2025產季的大部分收成已經付諸東流。彭博社去年12月底援引消息稱,中方正兌現承諾,2025年已購買至少800萬噸美國大豆,但中國商業買家在購買美國大豆時仍保持觀望。資料顯示,2025年,巴西近80%的大豆出口到中國,截至11月的出口量比前一年增長16%。即使在銷售季節性疲軟的12月,貿易仍在繼續。巴西即將到來的大豆收成預計將創紀錄。分析指出,美國農民群體的選票,是川普全力爭取的關鍵籌碼,他要竭力避免國會參眾兩院落入反對黨民主黨手中。一旦民主黨掌控國會,就能夠阻撓立法處理程序、對其政府展開調查,並以其他方式干擾川普的施政推進節奏。 (觀察者網)
曾經他們說,中國產能過剩
每隔幾年,關於“中國產能過剩”的論調就會被拿出來炒作一番。近來,這頂“產能過剩”的帽子,總落在新能源產品的頭上。去年,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多次拿“過剩”說事。在廣州參加中國美國商會活動時,葉倫指出,其尤其關注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包括在新興領域出現的產能過剩跡象。她說:中國的產能過剩打亂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損害美國企業和工人的利益。今年7月在南非德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林拜爾宣稱G7一致同意加大力度應對中國所謂的“產能過剩”。他說:中國的“垃圾產品”嚴重衝擊了全球供應鏈,正在威脅歐洲經濟安全。長城汽車泰國羅勇工廠的現代化生產線。資料圖以“產能過剩”為由,西方對中國採取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國的產能,真的過剩了嗎?“中國產能過剩”,是個偽命題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釐清何為產能過剩。在成為一種政治話語前,這本是個中性的經濟術語。在經濟學中,產能過剩通常指某個產業的產能大幅超過需求,導致產品供給明顯過剩和價格大幅下跌,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因此,產能過剩與供需不平衡緊密相連。如果將“出口商品多”簡單地等同於產能過剩,顯然有失偏頗,遮蔽了“供需”中的“需”。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需求側,就會發現,中國製造不僅沒“過剩”,反而供不應求。中國不僅有產能,且本身就是一個極為廣闊的市場。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據標準普爾最新發佈的《全球能源展望2026年主要趨勢》預測,2026年,全球電動車銷量預計繼續上升,其中中國市場佔比約三分之二,並有望成為全球首個電動車佔新車銷量約50%的主要市場。在需求尚未滿足的時刻,談“過剩”未免太早。從出口來看,諸多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需要和歡迎中國製造。中亞、非洲、南美、中東等地,都用上了來自中國企業的新能源產品和裝置。南非的德阿風電項目、肯尼亞的加里薩太陽能電站、烏茲別克的1吉瓦(GW)太陽能項目……都有效緩解了當地的電力供應短缺,點亮萬家燈火。“中國對先進製造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是開發中國家走向共同繁榮的重要基礎。如今的埋頭苦幹正是為了克服文化、語言和資金等障礙,確保這些產能被有效利用,進而促進全球發展和互惠互利。”石天桀寫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石天桀(Satyajit Bose)在中國考察後指出,在任何關注可持續發展的人看來,指責中國產能過剩都“很奇怪”,因為全球還有7億多生活極度貧困的人口,需要更低廉的基礎設施——“對這些人來說,能夠低成本、大規模地重建家園、修建鐵路、挖掘水井、提供太陽能電力,甚至生產繃帶,就已經猶如天大的便利。在他們的迫切需求面前,這些產能至關重要,何來的‘產能過剩’一說呢?”攻擊背後,是西方國家的焦慮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曾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指出:在中國貿易失衡問題的討論中,歐美炒作的部分遠大於中國實際的產能過剩部分。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也曾表示:“過剩的不是產能,而是歐美對中國製造業強大競爭力的焦慮。”葉倫關於中國工業產能過剩發表的激進言論,美國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際時事刊物之一的《外交政策》發佈標題名為《珍妮特·葉倫與中國有三體問題》的文章,文中表示:“美國財政部長嚴厲批評北京的工業產能過剩,但這一資訊很難令人信服。”文章認為,便宜的清潔能源勢在必行。而清潔能源要便宜,就得靠大規模生產,應用端的電動汽車同樣如此。在鄭州航空港區比亞迪總裝工廠拍攝的新能源汽車“宋Pro”生產線。圖源:新華社產能過剩,本來應當與落後產能相關聯,市場經濟正是通過過剩來淘汰落後產能,從而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國外的討論卻總是圍繞新能源、電動汽車等未來產業——這些領域恰恰是全球競爭的前沿,各國都在加速佈局、搶佔先機。既是方興未艾,何來落後淘汰?在行業還在上升之時,就渲染“過剩”的論調,邏輯實在站不住腳。政府層面還在激烈博弈,消費者卻不會嫌好貨賣得太便宜。《外交政策》指出:“德國太陽能製造商可能會為過去十年的成就而哭泣,但德國消費者不會。”文中披露,過去兩年,德國的太陽能電池板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另外,“價格低廉的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各國也具有壓倒性的吸引力”。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飛速發展,幾乎改寫了世界汽車工業的格局。正因如此,來自老牌汽車大國的克林拜爾才格外焦慮,他不滿於德國汽車產業對中國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依賴,不僅將其貶為“垃圾產品”,還要扣上“威脅歐洲經濟安全”的高帽。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回合中,因為中國押對了低碳經濟這道題,西方常用的減排、環保、氣候等議題也失靈了,只能另闢蹊徑,選擇“產能過剩”這種稍顯無力的說辭。穿越“產能過剩”的迷霧事實上,對中國來說,產能的高低起伏,產業的新陳代謝,從來不是需要遮掩和迴避的話題。在鋼鐵、煤炭、水泥等傳統領域,中國的“去產能”部署早已展開,以鋼鐵行業為例,“十四五”時期已實現從“去產能”到“產能產量雙控”的轉變,通過堅決壓減粗鋼產量、推進聯合重組等舉措促進供需平衡。即便是新興行業,也並非野蠻生長。從2023年年底開始,“產能過剩”一詞在官方發聲中頻繁出現:2023年12月,中央財辦相關負責人在詳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就指出,“部分新興行業存在重複佈局和內卷式競爭,一些行業產能過剩”;2024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這一要求也與鋼鐵等行業此前推進的自律控產實踐形成呼應;同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回望來路,中國在產能治理的道路上已跨越諸多難關,正朝著結構性最佳化的方向持續推進。輕舟已過萬重山。而西方政客口中的“產能過剩”,實際上是中國的新興產業在短期內的快速發展。正如日本經濟學家、Terra Nexus CEO田代秀敏所言,這種指責毫無經濟學依據,不過是政治宣傳的偽概念:“指責中國‘產能過剩’,不過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罷了”。他強調,中國生產的商品出口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不過是比較優勢原理下的市場機制使然,而中國的貿易順差也幫助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許多公司獲益。“沒人會指責波音、微軟、亞馬遜或網飛‘產能過剩’。”田代秀敏寫道。所以,讓我們回歸兩個基本事實:今天,全球綠色轉型仍存在巨大產能缺口,我們沒有理由不放開手腳;市場的選擇,遠比政治敘事更有說服力——過剩與否,自有買家用腳投票。 (長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