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時內，馬斯克的xAI連失兩位華人聯合創始人。xAI聯合創始人吳宇懷（Tony Wu）和Jimmy Ba先後在社交平台上宣佈離職。而就在一個月前，另一位華人聯合創始人楊格（Greg Yang）剛剛因病退出。三位華人核心科學家，一個月內全部離開。算上此前已出走的三人，xAI成立不到三年，最初12人創始團隊已走6人。同時，一些後加入的核心成員，也紛紛宣佈離職。馬斯克的AI團隊，發生了什麼？一月三別：從因病退出到師徒接連告別這一波離職潮最先離開的是楊格。2026年1月，這位Grok核心架構師宣佈，自己被診斷出患有萊姆病（Lyme disease），不得不退出日常工作，轉為公司的非正式顧問。楊格擁有哈佛大學數學系學位，師從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曾是微軟研究院的研究員。他在聲明中解釋自己可能早已感染此病，但在xAI創立期間的“長期高強度工作”和“把自己逼得太狠”導致免疫系統受損，最終使病情顯現和惡化。緊接著是吳宇懷。2月10日，他在X平台上發佈離職聲明：是時候開啟我的下一章了，這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時代：一個配備AI的小團隊可以移山倒海，重新定義可能性。吳宇懷出生於1995年，博士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在加入xAI之前，他曾在Google、DeepMind和OpenAI擁有豐富的研究和實習經歷，深度參與了Minerva、AlphaGeometry等多個前沿AI數學項目。在xAI，他是數學與符號推理領域的關鍵技術專家，Grok 3在數學和邏輯推理方面的表現被認為與他的貢獻密不可分。2025年2月Grok 3發佈會的直播畫面中，吳宇懷與Jimmy Ba一同坐在馬斯克身邊的核心位置。僅僅一天後，2月11日，吳宇懷的博士導師Jimmy Ba也發文宣佈將離開xAI。Jimmy Ba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因與Diederik Kingma共同提出深度學習領域幾乎人人都在用的Adam最佳化演算法而聞名。他在離職聲明中感謝了馬斯克，並稱2026年將是”人類未來發展史上最繁忙（也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年”。師徒二人前後腳離開，xAI同時失去了深度學習理論與前沿模型應用領域的兩位重量級人物。xAI的12位創始成員中，華人科學家原本佔據五席，吳宇懷、Jimmy Ba、楊格、戴自航和張國棟，如今已有三人離開。12人聯創還剩一半把時間線拉長來看，xAI創始團隊的人才流失並非最近才開始。最早離開的是Kyle Kosic，2024年中期加入了OpenAI。2025年2月，曾提出Inception網路的Christian Szegedy離職。2025年8月，Igor Babuschkin也告別xAI，轉身創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再加上2026年初相繼離開的楊格、吳宇懷和Jimmy Ba，不到三年，12人中已走6人。綜合他們的離職聲明和行業背景，可能有多重因素在背後交織。首先是馬斯克標誌性的高壓工作文化。楊格的案例是最直接的體現，他將自己的萊姆病歸因於在xAI期間的過度勞累和免疫系統受損。Igor Babuschkin在離職感言中提到，從馬斯克身上學到的是“保持一種近乎偏執的緊迫感”，不過他後來也曾公開批評一些AI公司未能給工程師足夠的時間和休息，導致系統不可靠。據報導，xAI內部組織結構極其扁平，幾乎只有馬斯克、聯合創始人和個人貢獻者三層，核心成員長期承受來自馬斯克本人的直接壓力。其次是公司戰略層面的劇變。吳宇懷離職前一周，馬斯克宣佈SpaceX已正式完成對xAI的收購，這被視為未來大規模IPO計畫的一部分，涉及對SpaceX約1兆美元和xAI約2500億美元的估值。公司結構的重大調整和資本運作的加速，可能導致創始成員在公司未來方向、股權分配或角色定位上產生分歧。更早之前，馬斯克已將xAI與社交平台X進行整合以利用其資料資源，這與xAI成立之初“理解宇宙真實本質”的研究願景之間的距離正在拉大。xAI在產品和監管層面也面臨著壓力。Grok AI及其圖像生成工具因被指控能大規模建立涉及真實人物（包括未成年人）的合成圖像，正面臨監管和使用者的抵制，法國警方和歐洲刑警組織甚至在2月初突襲了xAI的巴黎辦公室。Grok聊天機器人也飽受”怪異行為和疑似內部篡改”等問題困擾。對IPO構成潛在風險吳宇懷和楊格分別是Grok模型數學推理和核心架構方面的關鍵人物，Jimmy Ba在深度學習理論領域的份量不言而喻。三人在一個月內相繼離開，對xAI在與OpenAI、Google等巨頭的競爭中能否維持技術優勢，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對於這家與SpaceX合併後計畫IPO的公司來說，不到三年失去半數創始人，外界的質疑是免不了的。馬斯克的極限管理模式在短期內能催生驚人的執行速度，但創始團隊的持續流失卻印證了“欲速則不達”。還有一個背景因素不容忽視，當前正處於AI領域的創業黃金期。至於離開的三位華人科學家接下來去往何方，目前還沒有確切消息。不過，吳宇懷那句”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時代”，或許已經透露了一些資訊。 (量子位)

“硬控”矽谷華人的不再是綠卡，而是“回不去”的恐懼。原本以為，只要你捲到名校博士、捲進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學術引用高達7000次，你就拿到了免死金牌。但2026年的春天，這出大戲迎來了最諷刺的高潮。Meta核心科學家王梓帆（Zifan Wang），回中國探親後返美，持O-1傑出人才簽證竟然被拒入境。沒有轉圜，直接“流放”倫敦。一張機票，成了他留美七年的終點。“硬控”矽谷華人的不再是綠卡，而是“回不去”的恐懼。小紅書上曾有個段子叫“持簽證者的極限運動”：每一次回國探親，都是在賭半輩子的前程。原本以為，只要你捲到名校博士、捲進Meta超級智能實驗室、學術引用高達7,000次，你就拿到了在這個頂級玩傢俱樂部裡橫行無阻的“豁免權”。但2026年的春天，這出關於“美國夢”的幻象竟然迎來了最諷刺的高潮。就在剛剛過去的1月底，Meta核心科學家王梓帆（Zifan Wang）在社交媒體上親手撕碎了這張濾鏡。他在回中國探親後準備返美時，那張代表著“傑出人才”的O-1簽證，在海關面前徹底啞火了。拒簽，無法入境，沒有轉圜。這位曾經在Meta實驗室裡研究AI與機器學習的頂尖大腦，就這樣被冷冰冰地擋在了美國國境線外。他不得不自嘲地發問：“接下來要學習如何適應英國人把薯條叫chips，以及靠左行駛了。”這一刻，所有海外華人窺見了一個令人通體發冷的現實：一直以來，大家關注的是你有多優秀，而現在的核心邏輯變了——變成了“你腦子裡裝了什麼，以及你打算帶到哪裡”。這場“各懷鬼胎”的搶人大戰，快要演變成一場針對華人的“技術排雷”了。圖源：網路消失的“愛因斯坦簽證”：你的才華，成了你的“至暗時刻”在留學生的身份階梯上，O-1簽證曾被冠以“愛因斯坦簽證”的稱號，專供頂級大腦。在王梓帆這種等級的科學家看來，這本該是他在矽谷橫行無阻的憑證。但現實告訴我們，那是和平年代的舊劇本。在2026年的大環境下，簽證官的稽核邏輯已經發生了恐怖的扭轉。根據王梓帆在X（原Twitter）上的自述，他已在美國求學與工作近七年，此前一直在Meta負責前沿AI研究。但在返美面簽時，那張曾經代表卓越成就的護照頁，卻成了他職業生涯的“斷頭台”。“技術”疑雲：在簽證官眼中，王梓帆的7,000次引用不再是學術榮譽，而是“高價值技術資產”的證明。“身份”降級：哪怕你在Meta研究的是最尖端的超級智能，只要你跨出國境線一步，你就從“改變世界的天才”瞬間降級為“潛在的安全風險”。這種荒謬的錯位，讓無數在大廠熬身份的華人脊背發涼。這哪是簽證稽核？這分明是頂級精英被抓住了國籍的命門，從而不得不面臨“被迫流亡”的過程。智庫的“哀鳴”：美國正在親手驅逐自己的大腦如果說王梓帆是“深陷其中”，那美國科技界對這起事件的反應就是“人設崩塌”。華府智庫“進步研究院”創辦人史塔普（Alec Stapp）在看到王梓帆被迫搬往倫敦的消息後，直接在社交媒體上開火：“我們正在親手導致我們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ing）。”這是一個極其矛盾的現狀： 一方面，美國科技巨頭如Meta、Google都在瘋狂砸錢留住AI人才；另一方面，行政體系卻在“深夜洩洪”式地驅逐這些大腦。主動邀約vs被動驅逐：Meta花費重金、甚至動用扎克伯格親自下場招攬的科學家，卻被海關一紙拒信送給了競爭對手。倫敦“撿漏”：就在王梓帆確認無法入境的幾天後，他已經開始聯絡倫敦的AI社區。這不僅僅是個人的職業轉場，更是一場系統性的自毀。正如史塔普形容的：“如果把這些被拒之門外的人才堆起來，相當於兩座埃菲爾鐵塔的高度。”但可惜，這些鐵塔現在要蓋在倫敦和新加坡了。圖源：網路消失的安全區：為什麼被“Check”的總是高精尖？儘管美國官方一直在營造“吸引人才”的假象，但真正的“深水區”依然墨跡重重。為什麼只放寬了普通工簽，卻要在O-1這種“愛因斯坦簽證”上設卡？因為這背後涉及的是還在博弈中的、真正掌握生殺大權的核心技術。“預造謠”模式：當大眾發現頂尖科學家被拒時，坊間總會有“涉及機密”的模糊傳聞。這是最高級的公關陷阱——用1%的虛無風險，去掩蓋99%的排外真相。“洗白”套路：他們會拿出部分非敏感領域的成功案例來粉飾太平，但在AI、量子通訊、半導體這些領域，華人科學家的生存空間正在被“大規模塗黑”。王梓帆的遭遇，揭露了那個頂級掠食者俱樂部的運轉邏輯：它極度渴求你的智力，卻又極度懷疑你的忠誠。 這種撕裂，讓所謂的“科技無國界”在2026年聽起來像是一個過時的冷笑話。圖源：網路倫敦：下一個“避風港”還是“中轉站”？看完王梓帆的推文，最令人絕望的不是個人的轉折，而是全球人才版圖的重組。他調侃“Chips”，調侃靠左行駛，其實是在用幽默掩蓋一種被放逐的荒誕。在這個權力網裡，華人精英正成為某種“燃料”，用來驅動大國博弈的巨輪，一旦燃料被懷疑“不純”，就會被立刻丟棄。現在的矽谷，已經形成了一種默認的生存守則：“非綠卡，不離境”：在拿到那張真正的護照前，絕不踏出國門半步。“Plan B”轉向：新加坡的紅利、倫敦的精英簽證，正成為華人AI科學家新的避難所。人才流動像水，哪裡有阻力，哪裡就會乾涸。矽谷的島還在，但那套吸引全球天才的底層邏輯正在加速崩塌。圖源：網路光，能否照進深淵？王梓帆在倫敦的街頭或許會懷念舊金山的陽光，但他的轉身也告訴我們：真正的天才，終究會找到屬於他的土壤。只是，那個曾經向全世界招攬人才的“自由之地”，在看著天才們成批遠去時，是否已經聽到了時代的哀鳴？這次大拒簽，究竟是真相的勝利，還是自毀長城的又一場政治博弈？對於每一個還在海外奮鬥的留學生來說，這不僅是一個新聞，更是一次生存預警。 (留學生日報)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華人佔比較高的兩個國家，可兩國華人的身份處境與文化傳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境況。華人佔馬來西亞人口的23%，是僅次於馬來人的第二大族群。但馬來西亞長期推行“馬來人至上”政策，華人在政治、教育與社會資源分配中長期處於劣勢，甚至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馬來西亞民族構成面對巨大的壓力，馬來西亞華人在中文的傳承上表現突出，堪稱海外華人世界的典範，他們不僅擁有獨立而完整的中文教育體系，更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中文。馬來西亞華人學生閱讀魯迅、背誦唐詩宋詞、唱中文流行歌曲、活躍於小紅書等中文社交平台，讓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始終保持族群文化活力。▲馬來西亞華人獨立中學頗具反差的是，新加坡作為全球除中國以外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占人口70%以上），新加坡華人的中文水平卻不升反降，中文應用限定在日常用語，深層次的表達甚至要用英文輔助。隨著新加坡的中文學校被取消，不少華人家庭英語已取代中文成為主要溝通語言，中文在華人主導的新加坡正日益邊緣化。為何在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中文走向式微？而同樣面對制度性排擠的馬來西亞，當地華人卻能熟練使用中文並成功延續中文的生命力？▲新加坡從幼兒起就開始全英語教學一、海外中華19世紀，西方列強加速向東南亞殖民擴張，來自閩粵等省的華人移民在下南洋大潮中，進入新加坡、馬來半島內陸定居。20世紀初，英國從印度引入泰米爾人到東南亞殖民地的種植園工作，新馬形成馬來人、華人、泰米爾人為主的多元社會。▲20世紀初的東南亞英國在殖民地行政和教育系統中推行英語，同時允許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等母語教學的存在。新加坡由於華人佔比大，20世紀初就出現了崇正、廣肇、端蒙等中文學堂。1919年南洋華僑中學的建立，成為新加坡華文中學的發端。▲新加坡華人比重變化1920年代後，新加坡華校逐漸採取中文“國語”教學。這些華校成為新加坡華人重要的教育陣地。另有少量華人精英進入殖民者創辦的英語學校就讀。二戰後，英國開始為撤離東南亞做準備。1948年，馬來半島各邦組建馬來亞聯合邦（英國保護國）。新加坡因軍事、經濟價值重要，轉成英國直屬殖民地。▲華人規模直追馬來人新加坡的中文教育不斷完善，1955年華人在新加坡集資創辦南洋大學，被譽為“東南亞華人最高學府”，該校是仿美國學制的私立華文大學，更是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學，旨在滿足東南亞地區華文中學畢業生繼續深造的需求。馬來亞因華人並非第一大民族，其教育權利受到馬來人地擠壓。馬來人認為自己是土著民族，應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享受比華人、印度（泰米爾）人這些“外來人”更多的權利，但華人和印度人人數眾多且經濟佔優。▲馬來人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正式獨立。該國人口628萬（華人39%、馬來人49%）。為強化馬來語地位。馬來亞在《1957年教育法令》中確立馬來語的國語和唯一官方語言地位，同時允許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在一定範圍內使用。馬來人懼怕華人和印度裔實力的增長，馬政府逐步削減華印族的語言學校補助，意圖讓華校改製為馬來文學校。▲馬來人蘇丹們輪流擔任國家元首，掌握了更多政治資源華人為防止被同化，馬華公會、華校董事聯合會（董總）、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聯合起來反擊馬來人。在教育界實力不強的馬來人被迫妥協，在《1961年教育法令》中，馬政府承認華文的教學語言地位，暫時放棄此前用英語、馬來語取代華文教育的企圖。馬來亞華文教育形成“華文小學-華文中學-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完整體系，但華人遭到馬來人的報復，教總主席林連玉被剝奪馬來亞公民權，其編寫的華文教材被列為違禁書籍。▲林連玉馬來亞獨立後，新加坡的獨立處理程序也被提上日程。1959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控制下的自治邦，時任新加坡首任總理的李光耀在法令中確定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1963年，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三地與馬來亞組成馬來西亞聯邦。華人以44%的佔比成為該國第二大族群，僅比馬來人少3%。▲馬來西亞成立為削弱華人力量，馬來西亞在1965年將新加坡逐出聯邦，大馬華人佔比從44%下跌至36%（現在為22%）。此後，馬來人幾乎獨佔了馬國公務、軍隊、公立教育系統（華文學校除外）。▲李光耀評論馬來人二、失去母語的人新加坡位於國際重要航道馬六甲海峽一側，殖民時期建設了完備的港口等基礎設施，便於發展對外貿易。在此基礎上，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要加速發展成全球重要轉口貿易港和金融中心，這樣才能保證國家存續和民生福祉。▲新加坡地理位置重要當時新加坡族群多，即便佔總人口70%以上的華人，母語也多為粵語、潮汕話、閩南語、客家話，溝通存在一定障礙。▲新加坡族群構成複雜英語曾長期作為新加坡官方用語，選擇英語而非華語作為共同語，不會受任何族群的排斥，避免了華人主導的印象，有利於各族群團結。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泰國、印尼等國均有排華情緒。作為除中國外全球唯一的華人佔主體的國家，新加坡擔心自己被周邊國家看作“小中國”。希望通過全社會推廣英語標榜自己與西方的緊密聯絡，避免陷入冷戰的地緣漩渦。▲華人僅佔印尼人口3.5%1966年，新加坡開始實行雙語教育，即各族群兒童同時學習英語和本族母語。英語作為工作語言，成為各族群溝通的中立語言。▲60年代的新加坡此舉深遠影響了日後新加坡社會發展，英語使用範圍從新加坡精英階層擴展到中下層人口；由公開領域滲入私人領域。在新加坡政府設計的社會發展模式下，不掌握英語就很難取得較好的個人發展，中文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地位不斷被英語擠佔。▲英語貫穿新加坡人的一生諸如南安學校等知名新加坡華校因大量英校的出現而凋零，就連中文大學也無法擺脫消亡的命運。隨著政府推動英語教育，到1975年，時任新加坡教育部長的李昭銘兼任海外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的校長。李昭銘推動南洋大學從私立改為政府資助乃至由政府監控、依英國學制而建設的英文大學。李昭銘就任當年，除中國語文學科外，南洋大學其他全部學科的教學用語從中英雙語改為單用英語，新加坡的大學中文教育日漸萎縮。▲南洋大學舊址在華人為主的新加坡，中文教育自此式微，而在華人淪為二等公民的馬來西亞，中文傳承是另一番模樣。新加坡被迫獨立加劇了馬來西亞華人的危機感，大馬華人期待通過投票來爭取政治和文教權利，馬來人則擔心因經濟實力較弱喪失政治優勢。1969年，馬來西亞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族群衝突——5.13事件。事件造成上千人傷亡，絕大多數為華人。衝突後，馬來人強硬派上台，在各領域強硬推行“馬來人至上”。▲513事件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發生明顯轉變，馬政府通過《國家語言政策》，要求在行政、教育和公共領域確立馬來語優勢地位，還將所有英語小學改為馬來語學校，馬來語成為馬來西亞唯一教學用語。其他族群語言教學只被允許在私立學校中開設，這些學校如果想得到政府津貼，就必須改製為馬來語的國民學校。大量華文中學難以為繼，紛紛接受改制。▲馬來人要求特權此外，馬來西亞大學的中文系規模被壓縮，1965年，馬來西亞大學中有65%的導師為華人，到1975年下降至32%。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不再承認華文中學頒發的畢業證，致使華文中學生源減少。原有的“華小-華中-大學中文系”教育體系僅餘華小在苦苦支撐，華人面臨華小畢業就要入讀馬來語中學的困境。▲馬來西亞華人（紅色）、馬來人（綠色）分佈1971年，馬來西亞出台《大學及大專學院法令》，禁止開設採用非馬來語教學的私立高校。同年，公立大學開始依據族群人口比例錄取學生（“固打製”），超過70%的大學學位和獎學金定向分配給馬來人。為保住中華文化傳承，華人的教總、董總等華文教育組織再度發起反擊。▲馬來人霸佔教育資源1972年，霹靂州的9家華文學校負責人聯合起來，募捐100萬美元在馬來文主導的公立高中外，成立華文獨立高中（獨中）。董教總聯合組建了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三所獨立華文大學（獨大、三院），借此形成了“華小-獨中-三院”的新華文教育體系。▲韓江學院馬來語的國民中學由政府全額撥款，學費近乎全免，校服、活動等零散費用全年約180-510元人民幣。華文獨中得不到政府資金支援，全年費用3400-13700元人民幣，平均是馬來文國民中學的20多倍。但華校教育質量高，且符合華人文化傳承需要，超過80%的華人將子女送到華文獨中接受教育。獨中畢業證不被馬來西亞的大學承認，但憑藉優秀的教育質量，大馬華人可以前往歐美、台灣、香港等承認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文憑的地區上大學。▲海外名校承認馬來西亞獨中文憑此外，馬來西亞華人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同鄉會、各類商會、《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等華文媒體都是維繫華語日常使用的平台。在華人社團、中文教育和中文媒體“三大支柱”支撐下，中文等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強勢延續。▲《星洲日報》反觀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獨立時的中文教育體系比馬來西亞還要完善，其社會卻在獨立後因推行英語教育而快速英語化了。東南亞華人中文教育的最高學府——南洋大學在1980年徹底關閉，其各學科師資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英文教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全英文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徽南洋大學校區則讓給了另一所英文大學——南洋理工大學，自此新加坡不再有任何一所專門的中文大學，中文教育的廣度和深度大幅壓縮。到80年代中期，經過二十餘年雙語教育，新生代新加坡人完全是在英語教育中成長起來，他們對英語的態度從被動接納變為主動使用，英語影響已滲透到普通家庭這樣的社會肌理，中文在新加坡的根脈被連根拔起。▲英語助推新加坡經濟騰飛三、積重難返1985年，為中文教育奔走一生的馬來西亞前教總主席林連玉去世，他的忌辰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教節”。1987年，全馬數千個華團在吉隆坡天后宮集會，抗議馬政府委派不諳中文的教師到華校擔任高職。但馬政府不採納華人請求，反而開展“茅草行動”搜捕鎮壓華人。▲林連玉去世華人為爭取文化權利與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抗爭，可就在同一年，新加坡卻推行新的教育改革，給當地中文傳承帶來沉重一擊。1987年，新加坡取消對小學入學新生實施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授課的過渡性做法，全面實施英語授課，這一決定標誌著英語在新加坡教育體系中的絕對主導地位正式確立。▲90年代全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小學1959年時，新加坡人口160萬，當年新加坡華校小一級新生有2.8萬人。教育改革後，新加坡將中文限定為“第二語文”，每天課時僅1小時，數理化等科目均以英語授課。文言文、中文文學名著、傳統中華文化思想被全部被踢出了新加坡中文基礎教育，唯有專門選修高階中文的學生才會接觸到這些內容。▲新加坡四年級中文教材仍停留在基礎對話階段到1989年，新加坡人口接近300萬，同年華校小一級新生已不足200人，華校在90年代逐步消亡。中文教育地位邊緣化讓新加坡人缺乏學習中文的動力，新加坡華人中文水平與馬來西亞華人差距逐步拉大。新加坡年輕華人因英語主導教育，其思考方式、邏輯表達乃至價值觀建構多以英語為中介。他們在社交、求職、戀愛乃至內心獨白中都慣用英文，即使對話對像是華人，也多以英文完成。▲新加坡華人變成英語家庭他們大多隻活躍在lnstagram、Reddit、Facebook等英文社交媒體，而馬來西亞年輕華人不僅登陸英文社交媒體，還更多出現在小紅書這類中文平台。21世紀的新加坡華人中文能力停留在“聽得懂、簡單說”的淺層，缺乏系統閱讀和寫作訓練，僅限於日常交流的中文有時也需要英文輔助才能聽明白，遑論用中文思考與複雜的表達。▲新加坡英文播報新聞據新加坡2024年統計資料，超過70%的新加坡華人家庭以英語為主要家用語言，85%的華人職場人士日常工作中使用英語。30歲以下新加坡華人中，僅9%會主動關注中文新聞。就連“講華語運動”這類新加坡政府組織的大型活動，主辦方都能將“聽說讀寫”中的“讀”錯寫為“瀆”，折射出新加坡社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中文空心化現象。▲國家級活動的錯別字在新加坡社會，中文已然退化為一種“儀式性語言”或“節日語言”，僅在春節、中秋等傳統節日象徵性出現。▲新加坡春節注入大量英語元素相較之下，馬來西亞中文教育在日趨完善，截至2023年，馬來西亞共有華文小學1300多所，華文獨立中學60所，以及三所中文大專院校，超過80%的華人家庭將子女送入中文學校。馬來西亞的華文獨中生不僅可用中文撰寫論文、閱讀中國現代文學，還能自如地參與中文網路討論，關注中國影視綜藝，與中國同齡人無障礙交流，其語言文化貼近程度，有時甚至高於海外第一代華人移民。▲馬來西亞華人課本保留了散文、詩歌等中華傳統文化內容正如一位馬來西亞獨中校長所言:"我們教出的學生可以和中國大學生一起上課、一起辯論、一起追劇流淚。而他們的新加坡同齡人或許只能點點頭說‘你好’，這才是中文傳承最核心的差距”。▲馬來西亞華文獨中來華交流學習回望新馬兩國獨立後，兩地華人中文水平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就產生如此巨大的差異，此種結果不免讓人唏噓。總結來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新馬兩國的族群地位的“悖論”。馬來西亞華人作為面臨同化壓力的少數族群，將中文視為維繫身份、抵禦歧視的文化堡壘，因而產生了強大的傳承內生動力。▲馬來西亞華文小學新加坡華人作為主體民族，缺乏這種文化危機感，在國家政策引導下，更傾向於擁抱實用的英語而放棄了曾經擁有的成熟中文教育體系，最終蛻化為長著華人面孔的英語社會。其次是教育體系的“自立”與“依附”。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堅持與政府不公正的語言政策對抗，依靠民間力量建立了獨立於國家體系之外的中文教育體系。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則以“附屬品”的地位被納入國家統一的英語教育框架，從教學語言到評價標準均被削弱，最終從課堂到社會，中文在新加坡都難逃邊緣化命運。▲新加坡英文指示牌第三便是國家戰略的選擇。新加坡的國家生存戰略是成為全球節點，英語是通往世界的橋樑，中文更多是經濟上的工具。馬來西亞的國家戰略是建構馬來民族國家，華人作為被打壓的第二大族群，中文是華人群體“民族文化標籤”，更是身份認同的核心。如此一來，馬來西亞華人依然熟練掌握著祖先的語言，新加坡的選擇則如一位當地學者所言：“我們得到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橋樑，卻差點失去了自己的根。”▲已然英語化的新加坡社會(環球情報員)

前三篇我們聊了職場政治和表達，後台有讀者留言：“看得憋屈，難道華人的宿命就是給印度高管打工？”今天我們把視角拉高一個維度。不再看“誰在管人”，而是看“誰在創造”。矽谷風投教父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最近提出了一個震動科技圈的概念：“創始人模式”（Founder Mode）與“經理人模式”（Manager Mode）。這個理論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手術刀，能精準剖開“印度裔CEO”與“華裔創始人”之間的本質分野。如果說印度裔高管是“經理人模式”的巔峰產物（完美的管家）；那黃仁勳、袁征、張一鳴，則是“創始人模式”的極致代表（瘋狂的暴君）。這不只是職位的區別，這是兩種完全互斥的底層作業系統。01經理人模式：金融工程與熵增的對抗為什麼華爾街偏愛薩提亞·納德拉（微軟）和桑達爾·皮查伊（Google）？因為他們是完美的“代理人”。在“經理人模式”下，公司的首要目標不是“做出驚豔的產品”，而是“可預測的增長”。看看皮查伊治下的Google，過去幾年最大的創新是什麼？是DeepMind嗎？不，那是買來的。是Transformer架構嗎？那是科學家搞出來的，然後被OpenAI拿去發揚光大了。皮查伊做到了什麼？他通過精密的“金融工程”——股票回購、成本控制、裁員、最大化廣告變現——讓Google的財報無懈可擊。印度裔精英的各種特質，完美適配這套系統：極度的高容錯性（High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面對大公司內部複雜的流程、扯皮、模糊的權責，他們不僅不焦慮，反而能如魚得水地進行資源置換。共識驅動（Consensus Driven）： 他們擅長在做決定前拉通所有部門，不僅分攤了風險，還讓每個人都覺得被尊重。PPT治國： 這不是貶義。在數萬人的組織裡，能夠將複雜的戰略通過精美的敘事（Narrative）傳遞下去，本身就是最高級的管理能力。結論一：印度裔CEO的勝利，是“存量管理學”的勝利。他們是給這艘巨大的、必然走向混亂（熵增）的巨輪，續命的修補匠。02創始人模式：反共識的獨裁與穿透但黃仁勳是另一個物種。輝達的組織架構圖如果畫出來，會讓所有MBA教授心梗：扁平得像一張煎餅。黃仁勳直接管理著60名高管（通常CEO的直屬下級不超過10人）。他不分層級，經常越過VP直接抓基層工程師問細節。這就是保羅·格雷厄姆所說的“創始人模式”的核心特徵：“穿透性管理”（Skip-level Management）。為什麼很難出“印度版黃仁勳”？因為這種模式需要一種極度反人性的特質：對“共識”的蔑視，和對“具體”的病態執著。工程納粹（Engineering Narcissism）： 華人創始人往往是技術原教旨主義者。袁征（Zoom）早期因為受不了WebEx的程式碼臃腫才出來單干；黃仁勳為了CUDA生態死磕了十幾年，當時華爾街都覺得他瘋了。反人情世故： 在“創始人模式”裡，沒有“給面子”這回事。你的程式碼跑不通就是垃圾，不管你是VP還是實習生。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極致，在講究人情和階層的印度文化裡很難生存。甚至擁抱痛苦： 黃仁勳有句名言：“希望你們經歷痛苦。” 印度高管擅長讓員工“舒服”（從而獲得支援率），華裔創始人擅長讓員工“痛苦”（從而逼出極限）。結論二：華裔創始人的勝利，是“增量工程學”的勝利。他們不是來分配蛋糕的，他們是帶著火藥和鏟子來炸開新礦脈的。03教育程式碼的差異：MBA vs PhD這種分化，在教育階段就已經註定。看一份有趣的資料：美國標普500企業的CEO中，印度裔大多持有MBA學位（管理碩士）；而華裔高管/創始人，絕大多數持有技術PhD學位（博士）。MBA教育的核心是“最佳化”：在給定約束條件下，尋求局部最優解（Local Maxima）。這訓練出的是交易員思維——低買高賣，整合資源。PhD教育的核心是“突破”：在未知領域裡，尋找那個唯一的真理（Global Maxima）。這訓練出的是求道者思維——那怕把牆撞破，也要找到那個公式。印度家庭教育孩子：要能說會道（Debate），要成為領導者（Leader），要融入社區。華人家挺教育孩子：要學好數理化，要技多不壓身，要掌握核心科技。前者生產了全球最好的“連接器”（CEO/高管）；後者生產了全球最硬的“發動機”（創始人/技術大牛）。04給我們的啟示：你是要做API，還是做核心？分析到這裡，答案不再是簡單的“誰輸誰贏”，而是“生態位”的選擇。文章開頭提到的憋屈感，其實源於一種“錯位競爭”：大多數華人拿著“做核心（Kernel）”的技能包，卻試圖去搶“做介面（API）”的飯碗。在現代商業大廈裡：CEO/高管是API：他們負責連接外部投資者、內部員工、媒體和公眾。他們需要標準、圓滑、通用、低摩擦。創始人/技術骨幹是Kernel：他們負責運算、邏輯、核心功能。他們需要硬核、穩定、甚至可以晦澀難懂。如果你想在這個時代破局，有兩條路：路子A（適合大多數人）：給你的“中國芯”套一個“印度殼”。不要放棄你的技術核心（那是你的護城河），但必須在這之上封裝一層“API”。學會用MBA的語言講技術故事；學會把“我做了什麼”轉化為“給公司賺了什麼”；學會像印度同事那樣，把60分的成果包裝出90分的期待值。這叫“帶介面的硬核”。路子B（適合極少數人）：徹底的創始人模式。如果你無法忍受包裝和妥協，那就去尋找或者創造一個“由於技術極度稀缺，導致必須容忍你脾氣”的環境。就像早期的OpenAI，或者現在的輝達。在那裡，Truth is the only currency（真理是唯一的貨幣）。 (裴裴談)

一紙離職信，震動矽谷AI版圖。2025年11月20日，圖靈獎得主、被譽為「AI教父」之一的楊立昆（Yann LeCun）在領英上發表告別辭，宣佈將於年底離開效力12年的Meta。這位曾一手締造FAIR（基礎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輝煌的宗師級人物，在65歲之際選擇重新出發，追尋關於「世界模型」的未竟理想。楊立昆的離去，標誌著Meta AI戰略路線徹底轉向：從FAIR所代表的學院派長期理想主義，全面倒向以產品化與商業落地為導向的實用主義。這一歷史性轉身的背後，是Meta內部早已展開的權力重組。就在數月前，年僅30出頭的華人科學家趙晟佳（Shengjia Zhao）——前OpenAI核心開發者——空降Meta，引發組織震動。趙晟佳的加盟充滿戲劇性：入職不到30天便萌生去意，祖克柏親自以「首席科學家」頭銜與天價薪資極力挽留。他的“上位史”，成為矽谷AI人才爭奪白熱化的真實縮影。當圖靈獎得主楊立昆選擇離開堅守12年的Meta，當30歲的趙晟佳以超一億美金年薪空降矽谷，這場看似簡單的新老交替背後，是一場關乎AI技術路線、企業戰略與文化認同的深層博弈。從OpenAI到Meta，從清華園到矽谷，這位年輕科學家的選擇不僅改變著個人命運，更在重塑科技巨頭間的權力天秤。圖源：Shengjia Zhao 的 X清華少年到史丹佛博士的進階翻開趙晟佳的履歷，一條近乎完美的頂尖學者成長路徑徐徐展開。2012年，他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後因對電腦的濃厚興趣轉至電腦系，於2016年取得學士學位。在清華的四年裡，他的視野遠遠不限於課堂。2014年，趙晟佳赴美國萊斯大學交換學習，這段經歷徹底開啟了他的學術視野：課堂講座常延續至深夜討論，各類想法在交流中不斷被檢驗、挑戰與完善。更重要的是，他在跨文化、跨學科的協作中，學會了以多元視角理解和推進科學研究。本科畢業後，他將目光投向了矽谷。2016年，趙晟佳進入史丹佛大學攻讀電腦科學博士，師從Stefano Ermon教授。在六年的博士生涯中，他全心投入深度生成模型、變分推斷等前沿方向。其代表作《InfoVAE: Balancing Learning and Inference in Variational Autoencoders》於2019年發表在AAAI，至今引用量已超23000次，成為該領域的里程碑論文。博士期間，他幾乎囊括了各類頂尖獎項：ICLR 2022傑出論文獎、Google卓越獎學金、高通創新獎（QinF）、摩根大通博士獎學金等。趙晟佳的教育經歷然而，真正讓他在全球AI領域聲名鵲起的，是在OpenAI的三年。2022年6月博士畢業後，趙晟佳加入OpenAI為技術團隊成員。當時ChatGPT尚未問世。他不僅是ChatGPT、GPT-4、GPT-4.1的早期核心開發者，也是OpenAI推理模型體系的關鍵奠基者——主導了「o1」與後續「o3」系列的研究。「o1」在AI業界的影響堪稱技術核爆。它將思維鏈從理論概念轉化為可規模化部署的產品，使AI從機率性的語言續寫工具，躍升為具備類人邏輯推理能力的系統。這項突破迅速引發Google、DeepSeek、xAI等全球頂尖實驗室的跟進。與此同時，他也領導OpenAI的合成資料團隊，在業界深陷高品質資料匱乏的困境中，建構了一套可複製、可擴展的資料生成範式。可以說，在Meta向他伸出橄欖枝之前，趙晟佳已是當代生成式AI技術範式的重要建構者之一。他掌握了業內競相追逐的「新型擴展範式」——對於急於在AGI賽道實現反超的祖克柏而言，他無疑是必須爭取的關鍵人才。三十天離職危機今年夏天，Meta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慮與混亂。公司寄予厚望的Llama 4模型發佈後表現平平，更因"性能評測造假"爭議而聲譽受損。面對OpenAI和Google的持續領跑，以及中國AI實驗室在開源領域的快速追趕​​，祖克柏決定放手一搏。他斥資143億美元收購資料標註巨頭Scale AI，並任命其28歲的創始人Alexandr Wang為Meta首席人工智慧長。隨後，旨在整合公司所有AI資源的"Meta超級智慧實驗室"（MSL）正式成立，標誌著Meta向AGI發起了全面衝刺。為了讓MSL配備頂尖人才，Meta開啟了一場瘋狂的挖角行動。祖克柏不僅親自向目標研究人員傳送邀請郵件，還安排他們在其太浩湖莊園進行面談。Meta開出了高達九位美元的薪酬方案，其中部分offer的有效期僅有幾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晟佳被Meta成功從OpenAI挖來。更引人注目的是，圍繞著他迅速集結了一支實力雄厚的華人科學家團隊：團隊成員包括前OpenAI多模態後訓練研究負責人畢樹超、前OpenAI感知技術研究負責人及Gemini多模態後訓練研究負責人畢樹超、前OpenAI感知技術研究負責人及Gemini多模態部門聯合創始人餘家輝、OpenAI o3-mini和o1-mini的核心開發者任泓宇、前OpenAI電腦視覺專家常慧雯，以及前Google DeepMind高級研究科學家任涇宇、前OpenAI電腦視覺專家常慧雯，以及前Google DeepMind高級研究科學家。祖克柏為這支夢之隊承諾了頂級資源支援。據悉，趙晟佳和MSL團隊將能夠使用計劃於2026年建成的"普羅米修斯"計算叢集，該叢集擁有高達1000兆瓦的電力供應，足以支撐前所未有的超大規模AI訓練。然而，這段"聯姻"在開始後不久就面臨危機。據多家媒體報導，趙晟佳加入Meta僅數日，就遭遇了嚴重的管理混亂和文化衝突。MSL內部資源分配不公、官僚作風盛行，承諾的算力資源遲遲未能兌現，這讓習慣OpenAI高效科研環境的趙晟佳深感不適。知情人士透露，趙晟佳當時已決定離開，甚至與老東家OpenAI達成了回歸協議，並簽署了入職檔案。這消息對祖克柏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棒。若這位重金聘請的頂尖人才在入職不到一個月就重返競爭對手，不僅將使Meta顏面盡失，更將對其重振AI雄心的計劃造成致命打擊。為留住趙晟佳，祖克柏展現了驚人的決斷力。他直接介入，打破常規，授予趙晟佳"Meta超級智慧實驗室首席科學家"頭銜，並正式確立其領導地位，要求其直接向自己和Alexandr Wang匯報。祖克柏更在Threads上高調宣佈這項任命，特別強調趙晟佳是實驗室的聯合創始人，"從第一天起就是我們的首席科學家"。這不僅是一次薪酬留人，更是一次地位與權力的鄭重承諾。最終，趙晟佳選擇留下，成為Meta AI版圖中僅次於祖克柏與Alexandr Wang的第三號關鍵人物。權力更迭暗戰趙晟佳最終選擇留下，但Meta的內部動盪遠未平息。事實上，MSL的成立與趙晟佳的快速上位，恰恰催化了Meta新舊勢力更替下的深層矛盾。儘管趙晟佳被成功挽留，同期加入的其他頂尖人才卻未能適應。據外媒報導，與趙晟佳同期加盟的兩位前OpenAI研究員——Ethan Knight與Avi Verma，在入職不到一個月內相繼離職，重返OpenAI。來自GoogleDeepMind的研究科學家Rishabh Agarwal也在短短數月後選擇離開。對這些頂尖研究者而言，Meta雖能提供豐厚的薪酬，卻難以復現他們理想的科學研究環境。一位離職員工坦言：“人才終將流向能產生共鳴的地方。缺乏內在凝聚力的體系，終會從內部瓦解。”與此同時，管理階層的「低齡化」與信任危機逐漸浮現。統管Meta AI全域的Alexandr Wang年僅28歲，先前並無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究經驗，其背景主要來自營運資料標註公司Scale AI。這種「平信徒領導內行人」的局面，在內部引發了諸多資深科學家的困惑與不滿。有內部人士透露，Alexandr Wang所帶來的Scale AI高階主管團隊與Meta原有體系格格不入，管理方式簡單直接，甚至導致Meta與Scale AI在資料合作層面出現裂痕。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FAIR實驗室的邊緣化。在MSL成立前，由楊立昆一手打造的FAIR實驗室一直是Meta AI的金字招牌。然而在新架構下，FAIR被整體併入MSL體系。儘管楊立昆名義上仍保留FAIR首席科學家頭銜，但在匯報關係上，這點陣圖靈獎得主需要向28歲的Alexandr Wang匯報。儘管祖克柏與楊立昆本人均公開否認角色變化，但在外界看來，隨著公司資源全面向以產品化為導向的MSL傾斜，堅持「世界模型」長線研究的FAIR團隊，實際上已失去對Meta核心AI戰略的主導權。Llama 4的失利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成為楊立昆選擇體面離開的導火線。儘管雙方在分手聲明中保持了極大的克制，甚至達成了投資合作的“第三條道路”，但楊立昆的離去，無疑標誌著Meta AI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學術時代正式落幕。面對重重挑戰，Meta正嘗試踩下剎車。據《金融時報》獲得的內部備忘錄顯示，Meta已暫停MSL除關鍵崗位外的所有招聘，以期在製訂新戰略的同時更審慎地規劃未來。而這一切的挑戰，恰恰發生在個人能力與時代機遇碰撞的關鍵節點。對趙晟佳而言，出任首席科學家只是開始。他不僅需要帶領團隊在技術上追趕GPT-4、打造更強大的Llama 5，更要在Meta複雜的官僚體係與文化衝突的夾縫中，為祖克柏找到通往AGI的可行路徑。而這場權力更迭的意義，早已超越了趙晟佳個體生涯的起落。它對應出整個AI產業在理想與現實間的艱難平衡，也預示著科技巨頭在AGI旅程上更為激進的投資邏輯。這位90後華人科學家必須證明：超一億美金的薪酬背後，是與之匹配的遠見與實力。在趙晟佳按下"普羅米修斯"叢集啟動鍵的那一刻，一場新的AI競賽已經悄悄開始。 （創業邦）

近年來，越來越多富裕的華人開始將目光從新加坡轉向杜拜及阿布達比，試圖在海灣地區設立家族辦公室並獲得居留權。這一趨勢反映了他們對新加坡日益嚴格的移民政策感到沮喪，同時也凸顯了海灣地區在吸引全球財富方面的競爭力。海灣地區的吸引力根據私人銀行家和超高淨值顧問的說法，過去一年中，許多華裔富人對遷往杜拜和阿布達比表現出了濃厚興趣。設立家族辦公室不僅可以簡化獲得公民身份或居留權的流程，還能享受稅收優惠和生活穩定性。標準渣打銀行新加坡財富規劃與家族諮詢全球主管 Mike Tan表示，東亞客戶對杜拜的諮詢數量在過去一年激增。雖然銀行未提供具體資料，但譚指出，阿聯的黃金簽證政策極具吸引力。這種簽證為投資者、部分家庭成員以及高技能工作者提供長達十年的居留權，稅收政策穩定寬鬆。 2022年，阿聯頒發了近8萬張黃金簽證，比前一年的4.7萬張增長顯著。此外，杜拜離岸金融中心的家族相關機構數量也在快速成長。截至今年上半年，這一數字已達到1,000家，而2023年底僅為600家。儘管官方資料未揭露這些機構的來源地，但顧問表示，許多新增機構是由中國富人設立的。新加坡的限制與挑戰相較之下，新加坡近年來對移民政策進行了嚴格把控。儘管設立家族辦公室並獲得就業通行證相對容易，但獲得永久居留權和公民身份的難度卻大大增加。根據新加坡移民與關卡局的資料，過去五年，新加坡每年平均發放3.3萬個永久居留權和2.13萬個公民身份，但移民顧問表示，審批通過率可能低至8.25%。此外，新加坡近期爆發的一起涉及中國福建幫派的重大洗錢案件，也促使當地政府對個人資金流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這種審查力度的增加進一步降低了富裕華人在新加坡定居的吸引力。中東的財富新機遇在中東，尤其是杜拜，富裕的華裔客戶發現了更多的機會。燈塔坎頓（Lighthouse Canton）財富管理公司阿聯業務董事總經理普拉尚特·坦登（Prashant Tandon）指出，資產規模在5,000萬至2億美元之間的中段高淨值人士對阿聯的興趣最大。這些人通常具有更強的創業精神，同時可能面臨中國大陸或香港的商業壓力。「許多家庭已經出售了新加坡的房地產，並將資金重新投資到阿聯，」M/HQ管理合夥人揚·姆拉澤克（Yann Mrazek）表示。他補充道，中國和新加坡的嚴格疫情封鎖政策首次激發了富人對海灣地區的興趣。此外，隨著加密貨幣產業的興起，越來越多的華裔加密貨幣企業家也開始在中東設立業務。杜拜的虛擬資產監管局（VARA）已向39家加密貨幣公司頒發了完整牌照，而新加坡則在今年夏天開始對無牌加密交易所進行嚴格打擊。新加坡和杜拜在吸引全球富人方面各有優勢，但隨著政策的變化，杜拜正逐漸成為華裔富人的新寵。正如一位財富管理顧問所說：“不同司法管轄區的風險偏好差異很大，而新加坡顯然比迪拜更加保守。”在全球財富流動日益加速的今天，選擇一個適合的落腳點不僅關乎財富保值，更似乎是對未來生活的一種規劃。或許正如一句古話所說：“風物長宜放眼量”，面對變化的全球格局，富裕階層的選擇也在揭示這個世界的一些本質。 （蹺步書）

這幾年赴美留學的熱潮有所降溫，但出國讀書依然是不少家庭的選擇。只是，現在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趨勢：一些華人家長選擇讓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回中國讀本科。最近，我在華人論壇上看到這樣一則帖子：一位華人家長，把自己的ABC娃送回國內大學讀本科了。為什麼要回國讀？這位家長說，他們所在學區不錯，但孩子成績中等、活動經歷不多，不是典型的華裔資優生。如果按常規申請，她家娃大概能進UC Riverside。這所大學其實已經很不錯了，排名在全美第75位，本州學費約1.5萬美元一年，算上住宿和生活費用，每年要花2.5–3萬美元。可在名校情結嚴重的華人家長眼中，這筆投入與學校排名並不成正比。更何況，過去幾年裡，“美國本科教育正在走下坡路”的聲音也越來越多。相比之下，中國不少名校教學紮實、學習氛圍濃、競爭激烈。於是，他們決定：不如趁孩子還年輕，回國闖一闖。事實證明，這個選擇相當不錯。孩子現在就讀於北京一所知名大學（雖非清北，但實力很強），校園環境和學習氛圍都讓家長非常滿意。宿舍有獨立衛浴、空調和 WiFi，生活便利；課程方面，除了高數稍難，其他科目孩子都能適應，為了跟上高數，他們還請了985同齡生給孩子做私教輔導。更令人驚喜的是，孩子整個人明顯變了：變得主動、自律，也更有目標感。現在他加入了學生會、參加多個社團，還在配音比賽中闖入決賽。忙碌、充實，也終於展現出屬於自己的潛力。而從經濟角度看，這筆帳也很划算。在北京這樣一所好大學，一年學費加住宿費才2.5萬人民幣，比在美國讀本州公立大學要省下至少七倍的開支。華人孩子開始放棄UC系或美國中等公立大學，轉而選擇回國讀書這條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它是華人家庭在教育賽道上的新方向，還是一場充滿未知的“逆向冒險”？涉及到孩子的教育，華人家長向來認真、謹慎、甚至挑剔。但這個家長的舉動從性價比到人生體驗，都博得了不少人的好評和稱讚。也有很多家長認為這條路為孩子的教育提供了一個新思路，追問各種細節。仔細分析這位家長決定讓孩子回國讀本科的原因，背後有著深思熟慮的考量：首先，這個家庭整體對教育的態度相對佛系（不過顯然還是在乎的，否則孩子的中文水平也不會那麼好）。但相比那些從小就為孩子規劃名校路線的家庭，他們更早意識到孩子的學業潛力和性格特點，所以不上頭推娃、也不執著於精英大學。在擇校上保持了更開放的心態，從而在擇校上多了很多性價比高的選擇。其次，從費用角度看，這波操作性價比實在太高。她家娃在國內讀本科，每年學費加住宿費大約2.5萬元人民幣，留學生甚至還有機會申請獎學金。四年下來，最大的開銷恐怕就是中美往返的機票。即便算上機票，整體費用也遠低於在美國讀大學的動輒幾十萬美元的花費。而且，如果孩子畢業後想回美國發展，還可以申請帶獎學金的研究生項目，回美國讀個名校碩士鍍金。即便沒有獎學金，一兩年的碩士費用也比四年本科划算得多。更重要的是，這種逆向留學的教育背景反而成了亮點，許多美國大學對有跨文化學習經歷的申請者格外青睞。只要成績不錯，申請名校的機會反而更高。可以說，這是一種繞開美國高昂本科學費的聰明路徑。最後，從人生格局來看，與其把孩子一直“困”在加州念讀一個排名靠後的UC系大學，不如去中國的重點大學開闊視野，重塑圈層。再說，孩子有美國國籍，容錯率其實很高。正如這位家長自己所說：“人生總有退路。我也想過他可能會跟不上國內的教學節奏，但真不行就退學回美國讀個社區大學、再慢慢找方向也沒關係。青春就該試試看，花一兩年探索自己，也挺值得的。”當然，也有人質疑這位家長的做法：認為選擇這條路除了家長省錢外，對孩子未來的競爭力沒有什麼好處。將來孩子畢業，留在中國卷不過本地娃；回美國找工作，從知識儲備到人脈搭建都“斷層”四年，在就業市場缺乏競爭力。“國內人都想盡辦法送孩子來美國讀書，你怎麼還送回去？”家長的回覆我認為對華人家長頗有參考性：自己二十年前留學、打拚出頭，那時候的確是因為“美國更好”；可二十年過去，世界早就不一樣了。如今全家都真心覺得，美國未必再是最佳選擇，尤其對已經拿到美國國籍的孩子來說，回中國讀大學，反而可能是最優解。從投入產出比來看，這個決定也極其務實。省下的美國四年大學學費，加上一點額外積蓄，他們在另一個州以孩子名義買了一套房，能自住、也能出租，長期也許還能升值。何樂而不為呢？教育並不是唯一的“刀刃”，讓孩子早一點擁有資產、理解財富，也是一種成長、內心也更踏實。至於未來發展，孩子的選擇其實更加廣闊：中英文流利讓他在中國以外的亞洲大城市也有優勢。如果畢業後想留在東亞，這段跨國學習與生活經歷本身就是加分項，可去香港、新加坡等地發展，不必侷限於北上廣。若想回美國工作，不去矽谷或華爾街，做普通工作也未必完全依賴人脈；就算需要，孩子繼續在美國讀研，建立人脈和拓展機會仍有充足時間。可以說，這位家長從教育、經濟、語言能力到人生閱歷，一整套規劃幾乎都經過深思熟慮。一輪操作下來，不僅成本更低，孩子的選擇反而更多，理性又划算！像這位家長一樣送娃逆向留學，並非個例。也並非華人家長的“專屬”操作。越南裔、菲律賓裔、印裔、巴基斯坦裔的家長都有過類似操作，送自己在美國長大的娃回國去本國名校接受本科教育，學醫、牙醫、電腦專業的都有。越來越多在美國的家長開始重新審視讓孩子在美國上大學這件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性價比的確越來越低。先看最現實的部分：學費和生活成本的飆升。過去十年，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四年制大學，學費都在不斷上漲。如今，一個在美國上大學的孩子，每年平均開銷（學費、住宿、餐飲、保險等）往往高達5萬到8萬美元。很多家庭為了供孩子讀大學，不得不動用儲蓄、推遲退休，甚至背上貸款。根據2025年的一項家長調查，超過六成美國家長表示，他們會為了支付孩子的大學學費而推遲退休或做出其他經濟犧牲。孩子上大學已經成了不少家庭的沉重經濟項目。AI生成可問題是花了這麼多錢，真的值得嗎？雖然布魯金斯學會等機構的研究指出：大學教育總體能提高一生收入水平，但大學的回報率差距極大。頂尖學校、熱門專業的畢業生確實容易拿到高薪，但普通大學、冷門專業甚至部分文科專業的回報率很有限，有些畢業生花了幾十萬美元拿到的文憑，進入職場後收入卻不如學徒制或職業培訓出身的人。而這兩年就業市場的低迷，更讓家長們在孩子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資雪上加霜。根據美國勞工部與紐約聯儲的最新資料：2025年年輕大學畢業生（23-27歲）失業率已達5.3%，高於疫情前水平；約 41%的畢業生處於“未充分就業”狀態，即他們雖然有工作，但往往與所學專業無關，薪資偏低、職業發展受限。很多學生花了四年甚至更多時間和金錢，卻沒能真正靠學歷改變命運、看到一個更好的未來。相較於上述缺陷，對華人家長來說，讓孩子回中國接受高等教育，教育密度高、花費低、競爭力強，還能培養語言和文化優勢，堪稱性價比之王。就拿華人家長都愛讓孩子申請的醫學院來說，國內不少頂尖醫學院開設了全英文臨床醫學班，課程設定針對美國醫師考試（USMLE）體系，教授授課也多用英文，有些甚至是外籍醫生親自帶教。在本科階段，還可以選擇醫學英語或相關專業，為將來申請美國醫學院或從事醫學相關工作打下基礎。對於ABC學生來說，不存在語言或身份問題，而國際生學費相比美國本土醫學院也要低得多，完全不必為費用焦慮。圖源unsplash全英文臨床醫學課程通常為六年制，畢業後學歷可通過美國ECFMG認證，相當於美國MD。近年來，美國部分州對有經驗的外國醫師放寬了住院醫師培訓要求，有的州甚至可以減少住院時間即可執業；而且國內醫學院的臨床實習機會豐富，學生更容易接觸大量病例、積累實戰經驗。再從學費來看，在保守估算下，中國6年制全英文臨床醫學的學制內直接成本（學費+生活費）平均30萬人民幣左右，而美國醫學院4年單獨階段的直接成本要200-250萬元人民幣；即使加上回美考試費、認證與申請成本，中國讀醫科的路徑在經濟方面仍然具有顯著優勢。畢業時ABC英文流利、身份清晰，回到美國就業同樣具有競爭力。綜合學費、學制長度、臨床經驗和未來發展機會來看，中國頂尖醫學院無疑在性價比上勝過美國本土醫學院。就算不讀醫學或者電腦、人工智慧這些熱門學科，ABC回中國讀本科其他專業，在性價比上也非常划算。過去十幾年，國內頂尖大學的發展令人驚豔，無論是教學水平、科研實力，還是硬體設施，都有了質的飛躍。在社交平台上，有位ABC孩子Eve的經歷很有代表性。她在美國德州出生和成長，18歲前一直接受公立學校教育，從未離開過美國，卻成功申請到北大元培學院就讀。在北大讀完一年後，她分享了自己最震撼的幾件事：食堂的優質餐飲、多元化的同學群體、校園內便捷的交通，以及靈活自由的選課系統。對於一個在美國郊區長大的孩子來說，Eve坦言自己從小在學校吃的食堂既差又貴，來到北大後，她被七八個食堂的飯菜美味又實惠震驚了。校園裡到處都是可掃碼使用的共享單車，出行非常方便。她原以為大學裡幾乎全是中國學生，卻驚喜地發現身邊有來自巴西、匈牙利、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多個國家的外國學生，而且中文都非常流利。最讓她喜歡的，是元培學院靈活的選課制度。作為大一新生，她對未來方向毫無頭緒，但在元培，她可以先不定專業，通過選修不同課程探索興趣、調整方向，最終找到自己的目標。她認為，這種充分的探索管道非常適合大學生。在北大讀了一年後，Eve收穫了中文水平明顯提升、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解更深入、同時也激發了自己更強的學習動力和努力意願。就在中國讀名校這件事來說，ABC從操作上來說也的確更容易一些。以申請國內最頂尖的學府清北來說，海外華裔孩子可以避開國內萬馬千軍過獨木橋的高考，在高中成績、漢語考試成績、SAT成績達標的情況下就有很大機率被錄取。HSK五級是什麼水平？能掌握2500個中文單詞，五級考試真題如下：有聽力、閱讀和寫作三部分，共110分鐘，這位送孩子去北京讀書的華人家長就說，自家娃中文其實並不好，寫短文會有很多錯別字、也會用拼英代替，但居然也有漢語六級水平了。相較於中國留學生考的托福、GRE難度係數不是一個量級。綜合來看，這波逆向留學操作對於一些ABC來說確實是不錯的選擇。但想要回國讀好大學，華人家庭和孩子還是有一些坎兒要過：中文水平。能聽懂中文、流利說中文的ABC已是少數群體了，還能讀會寫的孩子更是鳳毛麟角。這背後需要父母的督促和孩子的努力。Eve說，她們家在家裡和父母、長輩一直用中文溝通外；除此之外，她從幼兒園到五年級期間，每天學一小時的中文，五年級之後，就一直堅持自學中文。正是這種長期的付出，才能讓她有機會就讀北大。課程。想要進中國top級的大學讀本科，你在美國的高中成績肯定也要拿得出手（大多數A、少量B、不能低於B）才行。除此之外，進入大學後高數和理工類課程是否跟得上也是不少ABC的難題。像華人論壇上的那個孩子和Eve，在美國就讀的都是好學區的公立高中，自己本身又在數學“尖子班”，饒是如此，在大學的高數課還是他們不小的挑戰。最後，身份認同問題。他們既非完全本地學生，又不同於典型國際生，在校園生活中可能感到“介於兩者之間”，在社交、文化習慣、審美、價值觀認同上會遇到摩擦，需要時間和心理調整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平衡感。這需要孩子本身具有堅毅的性格和強大的內心。當然，送孩子逆向留學，最關鍵的是孩子自己要感興趣、願意嘗試。父母的角色只能是提供建議和參考，最終的決定權應該交給已經成年的孩子，讓他們為自己的未來負責。 (INSIGHT視界)

在北美矽谷大廠裡用中文聊天到底算不算一種“文化冒犯”？部分白人員工：不懂普通話的我像身處地獄華人員工be like：1. Meta上熱搜，因為中國人太多？最近，Meta 的華人員工又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cr. Blind大概意思是，有個哥們在Blind發帖稱Meta華人太多，結果底下有個回覆就開始控訴華人四宗罪：1、中國人在正式會議中說英文，但一結束就用中文交流；2、中國人會排斥非中國人，比如午餐絕不會邀請非中國人加入；3、他們當中很多人英語水平很差，以至於很難理解他們所說的內容；4、他們當中有些人沒有邊界感。這位樓主表示，Meta廣告部門尤其是在門洛帕克總部，他所在的團隊中國人佔比80%。這對於完全不懂普通話的他來說簡直是噩夢。有多少朋友看完第一反應be like：以下是辯方有理有據的發言“英語母語者終於體會到了非英語者在英語世界裡的邊緣處境，我願稱之為當白人成為minority之後的破防”：“吃飯不帶非華人，有沒有可能是白人飯太難吃”以及“合理懷疑是三哥在挑撥離間”：總結一下大家的最終論點：以上截圖源自xiaohongshustatista曾在2022年統計過Meta技術部門和非技術部門中各大族裔的佔比，技術部門中亞裔佔比最高，達到了55.8%：cr. statista2. Meta不是個例，華人改變科技格局其實這已經不是Meta第一次因為華人太多而被控訴，一年前也有類似的吐槽帖出現在Reddit：評論區的資料其實比樓主的吐槽更精彩。“在矽谷隨便挑一家公司，你就會發現工程部門大多是中國人和印度人，不僅僅是在Meta”“大型科技公司60%是印度人，30%是中國人，初創公司仍有70%是白人的原因大機率是不提供sponsor…”以上截圖源自Reddit矽谷正走向“華人時代”最好的例子，就是2023年馬斯克創辦的xAI，創始團隊的12人中，有5位是華人科學家：吳宇懷：xAI核心科學家之一，出生在浙江，2021年獲多倫多大學機器學習博士學位，師從諾貝爾獎得主、深度學習之父Geoffrey Hinton；張國棟：本科畢業於浙大，後於多倫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同樣師從Geoffrey Hinton，加入xAI前，其職業經歷覆蓋微軟亞洲研究院、Google大腦、DeepMind等頂尖機構；此外，還有本碩就讀於哈佛大學數學系的楊格，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碩博畢業於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戴子航，以及吳宇懷的導師、同樣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的Jimmy Ba。cr. 網路，左起分別為馬斯克、吳宇懷、Jimmy Ba今年科技AI圈反反覆覆的搶人大戰，更是證實了華人科學家正成為頂尖科技公司的核心力量。今年6月Meta成立了“超級智能實驗室”，整個團隊44個核心成員中，有超過一半是華人，小扎更是不惜重金招兵買馬，組建的“AI夢之隊”中，華人學者依舊超半數：7月，Meta又從Apple挖走了華裔基礎模型負責人龐若鳴（Ruoming Pang），年薪高達2億美元。Nvidia老總黃仁勳，6月直聘了量化華人、清華校友朱邦華和焦劍濤：黃仁勳與95後清華校友朱邦華根據MacroPolo資料，2019年美國頂級AI研究機構中，擁有本科中國國籍背景的研究人員佔比為29%，僅僅三年後的2022年，這個數字飆升至47%，而美國本土只有18%。毫無疑問的是，2025年隨著AI競爭的加劇，華人科學家的價值將進一步凸顯。為什麼華人工程師在矽谷如此受歡迎？簡單來說是因為他們在AI時代格外具有“最稀缺的高價值資源”。2025年第66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IMO）共產生了72塊金牌，其中中國6名隊員全員奪金，滿分的5位金牌選手中，有2名是中國學生。中國教育體系從小就關注孩子的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訓練，華人工程師從小接受高強度數理教育，具備深厚的數學功底，如線性代數、機率論等。從晶片到模型，從硬體驅動到演算法驅動，AI競爭的核心已轉向演算法設計、架構創新與資料理解，而這些，恰恰是華人工程師與生俱來的強項。“華人科學家正在接管矽谷”正在成為事實。7月，黃仁勳在北京脫下標誌性皮衣，身著唐裝，用中文演講的行為似乎也在回應這一趨勢。黃仁勳 NVIDIA“中國做得太棒了！全球50%的AI研究人員是中國人，你無法阻止他們推進AI發展。”3. 華人站在矽谷中央，留學生如何入局？前兩年我們看科技圈，總是從layoffs.fyi的裁員資料上感到焦慮。但2025年，裁員大幅減少的同時，AI發展對華人的歡迎也給了所有向往矽谷的新人一顆定心丸。cr. layoffs.fyi如果想在未來的灣區擁有一席之地，有那些熱門的崗位值得留學生沖？1）演算法工程師Algorithm Engineer人工智慧領域的核心人才，主要負責研究、開發和最佳化各種人工智慧演算法。需要深入理解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演算法原理，針對不同的業務場景設計和實現合適的演算法模型。要求從業者具備紮實的數學基礎（線性代數、機率統計）和機器學習理論，精通Python等程式語言，熟悉TensorFlow、PyTorch等深度學習框架，並且能夠從海量資料中挖掘有價值的資訊來最佳化演算法。學歷上本科是門檻，頭部企業更傾向碩士/博士。2）機器學習工程師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機器學習工程師是專注於將機器學習模型落地應用的技術專家，主要負責模型訓練、最佳化和部署。他們需要紮實的Python/Java程式設計能力，精通TensorFlow/PyTorch框架，熟悉資料預處理、特徵工程和模型調優。與演算法工程師相比更側重工程實現，與資料科學家相比更專注技術落地。核心技能包括分散式運算、模型壓縮和雲端部署，需掌握Docker/Kubernetes等工具。企業招聘時看重工程能力和項目經驗，薪資範圍20-60萬，自動駕駛、推薦系統等領域需求旺盛，需具備將演算法轉化為實際產品的能力。3）提示詞工程師Prompt Engineer提示詞工程師（Prompt Engineer）是AI時代的新興職業，負責設計、最佳化和調整與大模型（如GPT、Claude等）互動的提示詞（Prompt），以提升AI輸出的精準度和實用性。企業招聘時通常要求本科及以上學歷（電腦、AI、語言學相關專業優先），熟悉Python程式設計及主流大模型（如LLaMA、DeepSeek）的調優方法，掌握思維鏈引導、角色扮演等Prompt Engineering技巧。還有更多AI時代熱門的崗位以及工作內容和招聘要求，WST為大家整理了一份檔案，需要的同學可以加入小助理獲取。過去幾年，就算你不是尖子生，但只要你畢業於名校，依舊可以收到多個工作類型、地點、薪水和僱主都很有吸引力的工作邀請。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GPA高達4.0的優秀畢業生，連一個Offer也拿不到。時間線為王，低年級是超車的好機會對於想要留美上岸科技大廠的留學生們來說，2025年的機會是比2024年多，但相比繁盛時期依舊更少，但門檻卻因為AI的強勢加入而水漲船高，想要絲滑上岸也需要經歷一番苦戰。簡言之，大一大二打基礎階段則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這裡就不得不提許多海外頂級公司都會開放針對低年級學生的早期項目，既能快速瞭解行業狀況，感受企業氛圍，又可以瞭解公司內部的招聘流程，進而加速求職過程。別以為低年級項目只是諮詢/金融行業的專屬，基本上我們熟悉的幾個科技大廠都會開放低年級項目申請。有的是針對大一大二學生，而有的項目已經將年齡捲到了高中畢業生。Nvidia Ignite ProgramDuolingo Thrive ProgramMicrosoft Explore ProgramUber STAR項目Lyft Early Talent ProgramGoogle STEP項目（大一、大二學生可申請）；Summer of Code（面向高中畢業生的實習）Palantir Sophomore internship；Meritocracy Fellowship（面向高中畢業生的實習）Meta University項目Amazon Propel ProgramSalesforce、LinkedIn、Amex、Micron、Dropbox 、Capital One等公司也有相關低年級項目申請。 (WallStreetTequi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