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媒：印度已超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並有望在未來三年內超越德國。據印度《經濟時報》30日報導，印度政府年終經濟評估報告顯示，印度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印度政府29日晚間發佈的經濟評估報告稱，“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4.18兆美元，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並有望在未來兩到三年內取代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預計到2030年GDP將達到7.3兆美元。”但印媒稱，官方確認將取決於在2026年公佈的最終GDP資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印度GDP預計將在2026年達到4.51兆美元，略高於日本的4.46兆美元。另據法新社報導，儘管華盛頓在8月份對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徵收巨額關稅，引發了人們對於印度經濟的擔憂，但新德里仍對其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印度表示，經濟持續增長反映了其“在全球貿易持續不確定性下的韌性”。 (環球時報)

中國網貸公司進軍印度，全軍覆沒了！網貸在中國，是一個暴利產業。像奇富科技，原360數科，主要營運360借條，2021年淨利潤27億，2022年44億，2023年40億，2024年則淨賺了62.64億。百度旗下的度小滿，2024年淨利潤8.59億。此外，網商銀行、微粒貸、京東白條等網貸業務，沒有一家虧錢的，都在悶聲發大財。可誰也沒想到的是，中國的網貸公司進軍印度後，卻栽了個大跟頭。他們原本想的是，印度是一片藍海。去印度搞網貸，左手吸儲，右手放貸，平台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穩賺不賠啊。可到了印度以後呢？別說賺錢了，一個個都虧麻了，直接全軍覆沒，沒有一個賺到錢的。為什麼會這樣？網貸要賺錢，核心在於催收。在中國，催收飽受爭議，但確實有效。你不還錢，催收公司就把你的借貸資訊，發給你爸媽，發給你同事，發給你公司等等。很多人這一波，就頂不住了，想方設法地還錢。還有一些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網貸公司呢？則是搞“裸照”抵押，欺負膽小怕事的女學生。可到了印度，這些招數就都行不通了。為什麼？第一個是，語言不通。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印地語，但是呢，它有幾百種方言。你對印度人搞簡訊轟炸，很多人根本看不懂，就更別說威脅了。威脅類的簡訊，電話，隨便你發，隨便你罵，反正聽不懂。第二個是，沒有信用體系。在中國，如果說，你的徵信會被拉黑，很多人就開始怕了。因為一旦徵信被拉黑，坐高鐵、坐飛機，租房、買房，就業等，都會受影響。大家還是想過正常日子，不想變成一個另類。所以呢，只要能還錢，還是想方設法地還上。可你到了印度，什麼叫“徵信”？這玩意兒有啥用？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工作本來就是朝不保夕的，火車都可以買掛票，誰在乎徵信啊？第三個是，印度人心狠。全球有三大電詐中心，一是緬甸，二是柬埔寨，三就是印度了。印度人每年從美國，詐騙收入就超過100億美元了。而網貸公司呢？卻主動給印度人送錢。你說人家不要嗎？直接集體擼網貸，擼成一個產業鏈了。眨眨眼，搖搖頭，錢就來了。誰還辛辛苦苦地搞詐騙啊？中國網貸公司到了印度，還沒走到催收這一步，就先被詐騙公司搞垮了。第四個是，你去起訴，給欠錢不還的印度人發律師函，根本沒用。印度法院出奇地低效，一場官司打好幾年。等你公司倒閉了，錢都收不回來。中國網貸公司在國內的壞帳率，普遍控制在5%到8%之間。可到了印度以後呢？壞帳率高達80%！放出去100塊錢，只能收回來20塊。就這20塊，還要承擔人工工資，辦公室租金，還得給莫迪納稅。可以說，中國網貸公司在印度，一毛錢都掙不到，還得倒貼！今年以後，印度央行出台新政，要求網貸公司限制利率，公開費用結構，提高透明度。中國網貸公司就直接批次關門，沒得玩了。因為不合規的時候，都賺不到錢，合規以後呢？就更沒利潤了。網貸公司成功的前提是，高信用社會。到了印度這種沒有信用可言的國家，除了虧錢倒貼，是不可能賺錢的。你想賺印度人的利息，印度人想要的是你的本金！ (牲產隊)

前三篇我們聊了職場政治和表達，後台有讀者留言：“看得憋屈，難道華人的宿命就是給印度高管打工？”今天我們把視角拉高一個維度。不再看“誰在管人”，而是看“誰在創造”。矽谷風投教父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最近提出了一個震動科技圈的概念：“創始人模式”（Founder Mode）與“經理人模式”（Manager Mode）。這個理論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手術刀，能精準剖開“印度裔CEO”與“華裔創始人”之間的本質分野。如果說印度裔高管是“經理人模式”的巔峰產物（完美的管家）；那黃仁勳、袁征、張一鳴，則是“創始人模式”的極致代表（瘋狂的暴君）。這不只是職位的區別，這是兩種完全互斥的底層作業系統。01經理人模式：金融工程與熵增的對抗為什麼華爾街偏愛薩提亞·納德拉（微軟）和桑達爾·皮查伊（Google）？因為他們是完美的“代理人”。在“經理人模式”下，公司的首要目標不是“做出驚豔的產品”，而是“可預測的增長”。看看皮查伊治下的Google，過去幾年最大的創新是什麼？是DeepMind嗎？不，那是買來的。是Transformer架構嗎？那是科學家搞出來的，然後被OpenAI拿去發揚光大了。皮查伊做到了什麼？他通過精密的“金融工程”——股票回購、成本控制、裁員、最大化廣告變現——讓Google的財報無懈可擊。印度裔精英的各種特質，完美適配這套系統：極度的高容錯性（High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面對大公司內部複雜的流程、扯皮、模糊的權責，他們不僅不焦慮，反而能如魚得水地進行資源置換。共識驅動（Consensus Driven）： 他們擅長在做決定前拉通所有部門，不僅分攤了風險，還讓每個人都覺得被尊重。PPT治國： 這不是貶義。在數萬人的組織裡，能夠將複雜的戰略通過精美的敘事（Narrative）傳遞下去，本身就是最高級的管理能力。結論一：印度裔CEO的勝利，是“存量管理學”的勝利。他們是給這艘巨大的、必然走向混亂（熵增）的巨輪，續命的修補匠。02創始人模式：反共識的獨裁與穿透但黃仁勳是另一個物種。輝達的組織架構圖如果畫出來，會讓所有MBA教授心梗：扁平得像一張煎餅。黃仁勳直接管理著60名高管（通常CEO的直屬下級不超過10人）。他不分層級，經常越過VP直接抓基層工程師問細節。這就是保羅·格雷厄姆所說的“創始人模式”的核心特徵：“穿透性管理”（Skip-level Management）。為什麼很難出“印度版黃仁勳”？因為這種模式需要一種極度反人性的特質：對“共識”的蔑視，和對“具體”的病態執著。工程納粹（Engineering Narcissism）： 華人創始人往往是技術原教旨主義者。袁征（Zoom）早期因為受不了WebEx的程式碼臃腫才出來單干；黃仁勳為了CUDA生態死磕了十幾年，當時華爾街都覺得他瘋了。反人情世故： 在“創始人模式”裡，沒有“給面子”這回事。你的程式碼跑不通就是垃圾，不管你是VP還是實習生。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極致，在講究人情和階層的印度文化裡很難生存。甚至擁抱痛苦： 黃仁勳有句名言：“希望你們經歷痛苦。” 印度高管擅長讓員工“舒服”（從而獲得支援率），華裔創始人擅長讓員工“痛苦”（從而逼出極限）。結論二：華裔創始人的勝利，是“增量工程學”的勝利。他們不是來分配蛋糕的，他們是帶著火藥和鏟子來炸開新礦脈的。03教育程式碼的差異：MBA vs PhD這種分化，在教育階段就已經註定。看一份有趣的資料：美國標普500企業的CEO中，印度裔大多持有MBA學位（管理碩士）；而華裔高管/創始人，絕大多數持有技術PhD學位（博士）。MBA教育的核心是“最佳化”：在給定約束條件下，尋求局部最優解（Local Maxima）。這訓練出的是交易員思維——低買高賣，整合資源。PhD教育的核心是“突破”：在未知領域裡，尋找那個唯一的真理（Global Maxima）。這訓練出的是求道者思維——那怕把牆撞破，也要找到那個公式。印度家庭教育孩子：要能說會道（Debate），要成為領導者（Leader），要融入社區。華人家挺教育孩子：要學好數理化，要技多不壓身，要掌握核心科技。前者生產了全球最好的“連接器”（CEO/高管）；後者生產了全球最硬的“發動機”（創始人/技術大牛）。04給我們的啟示：你是要做API，還是做核心？分析到這裡，答案不再是簡單的“誰輸誰贏”，而是“生態位”的選擇。文章開頭提到的憋屈感，其實源於一種“錯位競爭”：大多數華人拿著“做核心（Kernel）”的技能包，卻試圖去搶“做介面（API）”的飯碗。在現代商業大廈裡：CEO/高管是API：他們負責連接外部投資者、內部員工、媒體和公眾。他們需要標準、圓滑、通用、低摩擦。創始人/技術骨幹是Kernel：他們負責運算、邏輯、核心功能。他們需要硬核、穩定、甚至可以晦澀難懂。如果你想在這個時代破局，有兩條路：路子A（適合大多數人）：給你的“中國芯”套一個“印度殼”。不要放棄你的技術核心（那是你的護城河），但必須在這之上封裝一層“API”。學會用MBA的語言講技術故事；學會把“我做了什麼”轉化為“給公司賺了什麼”；學會像印度同事那樣，把60分的成果包裝出90分的期待值。這叫“帶介面的硬核”。路子B（適合極少數人）：徹底的創始人模式。如果你無法忍受包裝和妥協，那就去尋找或者創造一個“由於技術極度稀缺，導致必須容忍你脾氣”的環境。就像早期的OpenAI，或者現在的輝達。在那裡，Truth is the only currency（真理是唯一的貨幣）。 (裴裴談)

今天周末，聊個簡單的話題：印度股市突然不香了。有買了印度股市指數基金的朋友在網上無奈嘆息：全球股市漲，你就漲不起來……買了印度指數基金的網友嘆息印度股市漲不起來當然，還有專業機構資料為證：如果按照美元計價，印度股市今年只漲1.4%，在全球主要經濟體和新興市場中墊底。比如，新興市場指數是28.9%，落後幅度是近二十年來最大的。不要說國內普通人，就是連華爾街精英也架不住印度股市拉胯表現。同樣有資料顯示：到2025年10月底，已經有170多億美元的外資逃離印股市。要知道就在去年，印度股市指數基金爆火，不說外國，國內很多朋友可能還有印象。從2013年末到2023年末，印度SENSEX30指數累計漲幅超270%。所以，當時，很多人就去買印度股指基金，火爆到什麼程度呢？你想買，但對不起，基金公司不賣了：限購，甚至直接暫停申購！2023年，工銀印度市場基金暫停申購 截圖來源：紅星資本局短短一年左右，印度股市怎麼就突然不行了呢？最直接原因是：印度的錢不值錢了。大家知道印度的貨幣是盧比。最近，盧比兌美元已經屢創歷史新低。因為外國人投資印度股市要用盧比，但賺了錢落袋為安，又要換回自己國家的貨幣。所以，盧比貶值，等於換到手裡的錢也就少了。盧比兌美元近期走勢 圖片來源：東方財富網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盧比為什麼跌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印度出問題了。有句話說得好：匯率是一個國家經濟晴雨表。顯然，印度經濟現在由晴轉陰了。原因呢？一是外界開始懷疑印度的經濟數字。根據印度自己發佈的數字，今年4月到6月，GDP同比增長7.8%，7月到9月增長更是高達8.2%，創下了近6個季度以來增速新高。但是，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把印度GDP等關鍵經濟指標的資料質量評為“C”級（第二差）。簡單來說，就是印度的GDP數字不靠譜！其實，印度“牛糞經濟學”早就“享譽全球”（因為印度在統計GDP的時候，把牛糞也統計進去）。牛糞在印度的地位非同一般二是川普不願意放過印度。別看川普和莫迪手牽手，摟摟抱抱，但兩個人可都有自己盤算。最直接一個就是俄羅斯問題。印度在歷史上和俄羅斯（包括蘇聯）關係不錯，所以，俄烏戰爭後，西方禁運俄羅斯石油，到印度照買不誤，甚至還轉頭賣給西方賺差價。這讓美國很難堪。而且，川普手持關稅大棒，也不願意放過印度。川普與莫迪擁抱三是外國資本開始從幻想中醒過來了。前些年，美國和西方搞貿易戰，很多跨國企業就去印度投資，把印度看作“福地”。但幾年下來，不少企業被印度“關門打狗”的做法搞得苦不堪言。所以，現在去印度投資更抖豁了。有資料顯示，外國直接投資在2020財年到2021財年創下超430億美元的高點，此後開始連續大幅下滑。2024財年到2025財年，竟然只剩下3.5億美元。2025年8月更是出現了淨外國直接投資負增長的罕見情況。印度這個“外資墳場”也是得名不虛。這些年，印度號稱GDP趕德超日，馬上要坐上全球第三的位子。看來，還要練練內功。 (正解局)

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席部長M・K・Stalin已致函印度總理Narendra Modi，直言美國對印度出口產品加征50%關稅的舉措，正令該邦陷入多重困境，其中皮革與紡織兩大支柱產業遭受毀滅性打擊。01 16億美元訂單被取消Stalin在信函中明確指出，關稅壁壘已直接導致泰米爾納德邦價值1500億盧比（約合16億美元）的已確認出口訂單被取消，當地數十萬就業崗位因此岌岌可危，而這部分從業者中女性佔比頗高，行業震盪已引發嚴峻的民生連鎖反應。作為“印度針織品之都”，蒂魯布林成為此次關稅衝擊的重災區。當地皮革與紡織出口商不僅已損失巨額確認訂單，多數企業被迫將產能削減30%，新訂單的增長勢頭更出現斷崖式萎縮。“關稅影響已蔓延至全邦多個產業叢集，”Stalin透露，“蒂魯布林、哥印拜陀、埃羅德和卡魯爾等核心出口地區的商家，日均營收合計損失達6億盧比（約合660萬美元），大量中小微企業已陷入倒閉潮。與此同時，韋洛爾、拉尼佩特和蒂魯帕圖爾的鞋業叢集也正遭遇相同的生存危機。”Stalin警示，國際採購商正加速將訂單轉移至越南、孟加拉國、柬埔寨等競爭對手國家——這些國家憑藉關稅優勢已形成替代競爭力。“全球供應鏈一旦完成轉移，便很難重新回流，印度相關產業將面臨訂單永久性流失的風險。”基於當前緊迫形勢，Stalin在信函中強烈呼籲中央政府盡快與美國展開磋商並達成雙邊協議，以最快速度解決關稅爭端，避免產業損失進一步擴大至不可逆轉的境地。02 美印為什麼談崩了？2025年的印美關係經歷了一場從“蜜月期”到“冰點”的劇烈過山車。今年年初，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成為最早會見新當選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外國領導人之一。儘管川普在會晤前幾小時剛簽署了引入“對等關稅”的計畫，但兩人在白宮握手言歡的場面曾極具衝擊力。彼時，雙方誓言在2030年前將雙邊貿易額翻一番至5000億美元，莫迪更樂觀表態稱團隊將“很快達成一項互惠互利的貿易協定”。然而，到12月局面已截然不同。印度已成為世界上被徵收關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儘管野村證券（Nomura）首席經濟學家Sonal Varma指出印美雙方仍存在“強烈的經濟動機”——美國需要可靠的供應鏈夥伴，印度需要市場准入以維持出口導向型增長——但雙邊談判似乎已撞上了南牆。上周，美國貿易代表團在新德里結束了新一輪談判，並未取得任何突破。儘管美國駐印度大使稱莫迪與川普的通話“很棒”，但這並未轉化為實際成果。花旗集團（Citi）首席印度經濟學家Samiran Chakraborty感嘆道：“年初我們以為印度會是第一個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而現在到了年底，它是最後一個沒有達成協議的國家。” (掌鏈)

2025年12月20日凌晨，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上演了一場悲劇：一列載有650名乘客、駛向首都新德里的客運列車，在一片林區撞上了正在穿越鐵軌的野象群。中國《央視新聞》等媒體12月21日報導了此事，稱儘管司機發現野象群後緊急制動，仍造成7頭野象死亡、1頭幼象受傷，而列車車頭和5節車廂脫軌。幸運的是，650名乘客全員安全，脫軌車廂內的200人也被妥善轉移至其他列車。這可不是印度火車第一次撞大象，結合印度鐵路公司聲明及歷史資料——自2020年起，阿薩姆邦至少有十余頭大象死於列車撞擊，而全印度2019至2024年因火車撞亡的野像已達81頭，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這說明起碼在這之前，大象與火車的“死亡碰撞”從未停止。這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反覆上演的悲劇。2024年7月10日凌晨，同樣在阿薩姆邦，一頭成年野像在古瓦哈提市郊區的鐵軌上被疾馳的火車撞倒。目擊者稱，這頭大象被撞後體表僅有些許擦傷，卻因內臟破裂和頭部重傷，多次掙紮起身都跪倒在地，最終四腳朝天地滑進軌道旁淺坑，幾分鐘後徹底沒了動靜。更無奈的是，事發路段因“非官方認定大象通道”未設限速，火車只能“結結實實地撞上”，而這頭大象疑似從象群走失尋食，最終命喪鐵軌。再往前數，2022年 Kerala邦帕拉克德地區，一頭大像在穿越鐵軌時被高速列車碾壓致死；泰米爾納德邦曾因鐵路與象群棲息地重疊，常年發生撞象事故，直到後來引入AI監控才有所緩解。這些事故像重複播放的電影片段：凌晨或視線不佳的時段、非“官方通道”的鐵軌、緊急制動卻來不及的火車，以及倒在血泊中的大象。為什麼印度的火車總能撞上大象？表面看是“沒看見”“剎不住”，實則是多重矛盾交織的必然結果，總結起來就是“三個跟不上”。1.鐵路規劃跟不上大象的“生存需求”印度是亞洲象的主要棲息地之一，僅阿薩姆邦就生活著約7000頭野生亞洲象，可鐵路建設卻像“無視大象存在”的闖入者。一方面，官方僅劃定部分區域為“野象遷徙通道”，在這些通道設定限速、警示裝置，可大象不會看“地圖”——它們要找食物、求偶、避寒，活動範圍遠超過劃定的“通道”。比如2025年這次事故，事發地雖非“官方通道”，卻是林區邊緣，本就是大象頻繁出沒的區域，鐵路公司卻未針對性設防。另一方面，隨著印度人口激增，人類不斷“擠壓”大象的生存空間。森林被砍伐建成村莊、農田，大象的棲息地被分割成“孤島”，為了尋找食物和水源，它們不得不冒險穿越鐵路、公路。就像2024年那頭上路的大象，若不是森林裡食物不夠，也不會獨自走出棲息地，最終撞上火車。2.防護技術跟不上事故發生的速度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印度鐵路的“防撞象”手段卻顯得格外“原始”。多數路段既沒有紅外感測器，也沒有智能監控，全靠司機“肉眼觀察”——可凌晨、雨天等視線差的時段，司機發現象群時，往往只剩幾秒鐘反應時間，就算緊急制動，高速行駛的火車也需要幾百米才能停下，根本來不及避讓。反觀印度另一邦泰米爾納德邦的做法，就顯得“聰明”得多。他們引入軍用級AI監控技術，在鐵路沿線裝高畫質攝影機和感測器，AI系統能即時識別大象身影，甚至判斷大像是否靠近軌道。一旦發現危險，立刻給鐵路部門和動物保護機構發警報，火車能及時減速，工作人員也能去引導大象。資料顯示，引入這套系統後，當地火車撞象事故減少了近70%。可這樣的技術，在阿薩姆邦等事故高發區卻遲遲未普及，不是技術難，而是投入不足、重視不夠。3.管理機制跟不上人像共存的需求印度有森林部門、鐵路部門、動物保護機構多個部門，可面對“火車撞象”問題，卻常常“各管一攤”：鐵路部門只負責火車運行，覺得“不是官方通道就不用管”；森林部門想保護大象，卻管不了鐵路的限速和規劃；動物保護機構只能在事故後處理屍體，卻沒法提前預防。更關鍵的是，對於“非官方通道”的事故高發路段，沒有部門牽頭去調研——比如那些時段大象頻繁穿越、是否需要增設減速帶或警示燈、如何引導大象走更安全的路線。結果就是，事故一次次發生，部門一次次“事後通報”，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像2025年事故後，印度鐵路公司的聲明只強調“非官方通道”，卻沒提未來要如何改進，這樣的態度，註定悲劇還會重演。一頭大象的壽命約60年，而印度每年平均有十幾頭大象死於火車撞擊，這些數字背後，是人像共存的困境。其實，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不複雜：多劃一些“實際使用的象群通道”，在高發路段裝上智能監控，讓鐵路部門和森林部門多協作——就像泰米爾納德邦那樣，用技術和管理減少沖突。印度應該做好的是，別讓火車軌道變成大象的“死亡線”。畢竟，人類修建鐵路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為了剝奪其他物種的生存權。如果印度繼續忽視這個問題，那麼未來，火車軌道上倒下的可能不只是大象，還有人類對自然的敬畏之心。 (科普大世界)

1980年，中國和印度在全球“中產階級”中的代表性都很有限——所謂全球中產階級，指的是既不屬於全球收入分佈底層一半、也不屬於全球前10%的人群。近半個世紀過去，情況發生了變化，但路徑截然不同：如今，中國在全球較富裕的中等收入群體中佔據了相當大的份額，而印度的相對重要性似乎已逐漸減弱。照片：Monique Jaques/Corbis/Getty Images這一發現出自年度《世界不平等報告》，令人費解。畢竟，全球唯二人口超十億的國家都被認為在蘇聯解體後通過開放經濟取得了不錯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則成了“全球後台辦公室”。那麼，為何兩國公民的命運卻如此不同？1980年全球收入群體分佈2025年全球收入群體分佈來源：《世界不平等報告2026》要解開這個謎題，先看看印度那些被排除在中產階級之外的人群。金字塔頂端是孟買Marcellus投資管理公司所稱的“章魚類階層”——約100萬名超級富豪，他們的富裕程度和可支配收入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個極小群體通過金融市場獲得高額回報，並以企業高管、銀行家、律師及其他頂尖專業人士的身份，主要為彼此以及全球高淨值客戶服務而致富。而金字塔底端則人滿為患，尤其自疫情以來，有8億人依靠政府發放的免費糧食生存——至今仍是如此。在財富與福利這兩個極端之間，是問題重重的中間地帶：工作與工資。在中國和印度，農業中的剩餘勞動力都遵循了教科書式的發展路徑：為工業化、城市化和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基礎。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在中國，男女青年都紛紛湧入城市；而在印度，主要是男性外出，無地農民家庭的女性則只能在磚窯和建築工地從事季節性工作。大多數人仍留在農村，使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開發中國家中最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之一。疫情後，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主要是因為農業勞動和自營職業增加——而這些工作的報酬並不高。與此同時，進入城市的男性所面臨的機會也受到種姓制度的限制——這是一種南亞獨有的、基於出身的社會身份體系。儘管近年來底層群體的社會流動性略有改善，但整體仍嚴重受限。過去，政府職位曾為歷史上受歧視群體提供平權措施的通道，如今這類崗位已日益稀少。和父輩一樣，大多數男性勞動者仍被困在低生產率、低收入的職業中，如保安、司機、園丁和雜務工。上述多數發現源自班加羅爾阿齊姆·普雷姆吉大學（Azim Premji University）阿米特·巴索勒（Amit Basole）及其團隊發佈的《2023年印度就業狀況報告》（新一版預計將於2026年發佈）。正如這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印度錯失了將勞動力從自給型職業向利潤驅動型活動轉移的關鍵機遇。四分之三的非農就業者仍被困在非正規經濟部門。這種極端不平等可能直接導致了中產階級的發育不良。社會頂層人士並不將龐大的底層民眾視為有意義的市場，除了水電煤、肥皂、短影片和小額個人貸款之外。而金字塔底端的人群則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無法為國內外富裕階層製造產品。隨著經濟快速數位化，新興的零工經濟（如10分鐘快送服務）需要大量年輕流動人口。儘管這類工作並非通往中產生活的階梯，卻是年輕人唯一的選擇：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印度每多接受一年教育所帶來的收入回報，不僅低於中國，甚至低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教育回報率僅靠更多教育無法拯救印度掙扎中的青年在全球範圍內，社會頂層的流動性本就有限。印度的商業大亨大多是1947年英國殖民統治結束前繁榮起來的商賈階層的後裔。他們更關注短期回報，而非效仿中國同行大力投資科技。他們提出的製造業擴張“妙招”，竟只是遊說政府放鬆勞動法——以便推行每天12小時的工作制。頂層1%的印度人掌握著全國40%的個人財富，但Z世代的億萬富翁們對經商已感厭倦。他們寧願把財富放進家族辦公室，也不願創辦新企業。在延續至1980年代的蘇聯式計畫經濟時代，他們的祖輩曾為爭取經營牌照而奔波；如今，他們的父輩則忙於相互爭奪有利的政府政策，並與私人信貸機構討價還價以獲得再融資。一個被金融寵壞、缺乏雄心的精英階層，加上一個因教育不足及種姓與性別不平等而受限的工薪階層，共同阻礙了印度形成真正的全球中產階級。而能夠彌合這一鴻溝的社會變革，目前尚無任何跡象。 (邸報)

印度做題家，正在批次成為「美國CEO」。據統計，在去年的《財富》500強企業裡，大約有10%的CEO都是印度裔。而在全球排名前300個公司裡，有超過6成都選用了印度裔的高管。這些公司包括但不限於Google、微軟、Adobe、百事、德勤、星巴克、諾華、麥肯錫、香奈兒......在全球各大商業領域，印度人都爬到了頂點。而實現這一切，他們僅僅花了不到30年——1997年，拉馬尼·艾爾開始掌舵哈特福德保險公司，成了史上第一位印度裔的500強的CEO；現如今，就像美國駐印大使的開玩笑所說的那樣：“如果你不是個印度人，就沒法在美國當上CEO。”為什麼在歐美的職場，印度人能晉陞得如此之快？有英文世界的商業網站總結稱：印度裔能成事兒，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接受了優秀的教育，有著推崇勤奮和毅力、重視團隊合作的價值觀......然而這些溢美之詞，或許都只是“水面”上的表象——印度精英能縱橫歐美職場，也離不開「潛規則」的加持。印度高中，正在「量產」美國CEO前些日子，在接受一檔播客採訪時，現任微軟CEO、印度裔美國企業家薩蒂亞·納德拉向主持人透露：他能有今天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感謝自己在少年時代所就讀的學校——海得拉巴公學（The Hyderabad Public School）。在納德拉口中，這所1923年建立，為3到17歲孩子提供k-12教育的印度學校，簡直就是一台“歐美名企CEO製造機”。從這裡走出來的，不止有當下微軟的掌舵人，還有Adobe、寶潔、萬事達卡等一大堆跨國名企的頂尖領導者。2023年，為了慶祝海得拉巴公學百年校慶，全球各地的校友們一出手，就給母校捐了2.75億盧比（約合2000多萬人民幣）。而這樣等級的捐贈，最近每幾年就會有一次。是什麼，讓這所學校成為了印裔高管的搖籃？對此，該校的校長拉曼迪普曾在採訪中表現出了校方對於“領導力教育”的重視：“我們一直培養的都是將軍，而不是士兵——我們希望學生不論選擇那個領域，都能成為領導者，且充滿熱情。”所以，海得拉巴公學一直都不是“唯成績論”，而是給了學生充分選擇未來發展方向的空間，並給予足夠的支援。也因此，從該校走出的除了一大批CEO，還有世界銀行的行長，印度駐聯合國的代表，印度本土知名政治家、演員等一干社會名流。但，只要有領導力教育和足夠的自由，就能培養出大企業的管理者嗎？當我們把關注點從教育本身，轉移到該校的入學資格，便會得到一套新的敘事:海得拉巴公學一年的學費，在17.1萬盧比到22.5萬盧比之間（約合人民幣1.3萬到1.7萬）。雖然這價格不是高得離譜且也有入學獎學金，但結合印度本國民眾的消費力，以及入學時校方對學生及其家長的面試環節，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海得拉巴公學，就和它建校伊始所模仿的英國伊頓公學一樣，都是基本上只為中產及以上的家庭提供教育的貴族學校。在微軟CEO納德拉的自述裡，他唸書時的同學，要麼來自精英家庭，要麼是舊貴族的後裔，或者是本國某個邦長的兒子，或者是那個寶萊塢演員的女兒.....除了優質但卻並不特別的歐美化精英教育，海得拉巴公學還給它的學子們提供了一個以出身為基礎，以校友作為紐帶的圈子。在這個圈子裡，大家以校徽上的雄鷹作為“認證自己人”的標誌，在畢業後進行人際上的提攜，就業上的互推，甚至是家族間的聯姻。還是以納德拉為例，在海得拉巴公學，他愛上了打板球並結識了他現在的妻子。而在來到美國後，他和同為校友和球友的Adobe總裁山塔努·納拉延合作，一起投資了美國的板球大聯盟。在加入微軟後不久，納德拉就開始回饋母校，給學弟學妹們捐出了微軟提供的機器人裝置。2014年，在納德拉正式成為這家巨型科技企業的CEO後，海得拉巴公學還特意為其舉辦了一場慶祝集會，以此來給在校的學子們樹立榜樣。校友的人生有圈子的輔助，而圈子又靠校友的成功獲得凝聚力。正如海得拉巴公學的校友會主席所言：“我們有一個強大的校友社區，如果一個校友尋求幫助，他/她將獲得優先於其他人的待遇。”這種校友圈子文化，不僅限於海得拉巴公學，而且廣泛存在於像印度理工學院（IIT）、印度管理學院（IIM）等各大名校中：在美國矽谷，印度裔的工程師們以校友會為基底，建立了與“Paypal幫”類似的“IIT幫”，互相進行資源的置換；印度最大電商 Flipkart的創始人在開始做天使投資後，幾乎只給由IIT或IIM學生所主導的創業項目投錢。而同一所學校出身，只是印度精英們“入侵”美國職場的第一步。要想再向上爬，就要靠在印度裔之間約定俗成的“導師制”起作用了。這種導師制，也被印裔圈稱為“薪火相傳”。美國大廠的「嫡系」，都是印度人？所謂的“導師制”，說白了就是：印度裔高管有義務通過自己的教學和幫助，將更多與自己血脈相同的後輩提攜進公司的管理層。首先，那些新入職的印度裔員工，會通過“校友會”“打板球”“排燈節”等活動或團體，打破歐美大公司上下級的階層壁壘。從文化或出身上，與高層的印度裔上級建立職場之外的聯絡。而一旦了有看好的後輩，印度裔的高層就會開始運作他們的晉陞，給他們機會向高管講PPT，向CEO做匯報，讓他們在領導層那裡反覆刷臉。在相關書籍的描述裡，這種導師的輔導甚至可以精細到教後輩如何在會議上“禮貌插嘴”，如何向上管理進行略帶誇大的“自我推銷”。進入到晉陞和跳槽的關鍵階段，印度的“導師們”則更是會發動人脈主動給下屬背書，確保他們能抵達心儀的崗位。根據考夫曼基金會的資料，在2006年～2012年，全美國由移民所建立的科技創新公司裡，有33.2%屬於印度裔團隊——而支撐著他們的，則是那些已經在這個國家站穩腳跟的“導師們”。一開始，導師制在印度裔群體裡還屬於一種心照不宣的抱團。後來，矽谷知名的印度裔“風投教父”堪瓦爾·瑞克里索性在1995年創立了一個名叫TiE的組織，致力於將這種他稱為“薪火相傳”的模式制度化。在TiE裡，成功的印度裔企業家不僅要繳納每年1500美元到2000美元的會員費，還要承諾會盡己所能去輔導幾名剛入會的老鄉，給他們未來的職業發展保駕護航。而在最近兩年，這種印度式的抱團，在美國甚至有一種從商界轉向政界的趨勢。在如今的華盛頓，一個以印度咖喱餃為暱稱，由數名印度裔政客所組成的“薩摩薩核心小組”，正在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推動與簽證有關的法案——以此來保證他們的同族，不會被日漸收緊的移民政策拒之門外。該小組還效仿商界的TiE，搞了一個名叫“Impact”的基金會。在2024年的大選周期裡，該基金會宣佈要怒砸1000萬美元，支援和培養更多印度裔的政治新人，給他們提供從演講籌款到政客著裝的“全套教學”。不過，雖然印度人的這套“傳幫帶”，讓他們在歐美的職場甚至政壇上屢創輝煌，但這種過度抱團、相對排外的文化氛圍，也讓很多歐美的職員感到不爽：明明是在自己的國家上班，可當印度裔的同事們都在討論板球比賽時，卻總覺得自己才是那個局外人。而更重要的是，印度的這套“職場傳承學”其實相對務虛。比做出實際成績更重要的，是如何優雅地展示已有的業績。在REDDIT上，有不少老美都在抱怨，說自己的印度裔同事雖然來自IIT，IIM這樣的名校，但一做起事兒，就讓他們對名校光環祛魅了。而Medium發佈的一篇文章則批評得更加直白：“印度經理人憑藉流利的英語和西方思維方式脫穎而出，但個人魅力、自信和高效的表達能力輕易掩蓋了平庸的業績......虛張聲勢已成為一種藝術，但這並非長久之計。"這一套，在上行周期倒是跑得通。可一旦進入轉型期，需要拿出真本事時，就顯得捉襟見肘。所以在這兩年，關於印度裔高管們的消息是割裂的。一方面，新的印度裔職場精英越爬越高；另一方面，則是老印度裔商界高管被批次裁員。據不完全統計，去年美國至少有190名身居管理層的印度裔，因為各種原因被老東家辭退。星巴克的CEO納拉辛漢，上任不到2年就因為業績不佳，而被董事會撤換；Google的副總拉加萬，則因為在AI的大混戰中決策遲鈍，很快被調離了核心崗位；而馬斯克也在接管了X後，裁撤了一大堆他認為“不做事兒”的印裔員工， 並在新組建的xAI公司中換上了大量華人面孔。誠然，印度的精英教育模式，確實讓他們與歐美職場的相性更合，而導師制的抱團與運作，則能讓優秀的年輕人快速晉陞。但歸根到底，如今的矽谷和商界，比起能說會道的大管家，更需要果決專注的執行者。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變革的時代。想要繼續稱霸歐美職場，印度裔精英不止要能描摹願景，還需要有真本事可以讓願景落地。 (新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