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的財富分配規則已徹底改變，大多數人註定成為旁觀者達沃斯的阿爾卑斯山上，全球精英們還在為“AI會不會搶走工作”爭論不休時，輝達CEO黃仁勳和特斯拉CEO馬斯克已經給出了更震撼的答案：未來十年，只有三種人能真正暴富。在2026年世界經濟論壇上，黃仁勳穿著他標誌性的皮夾克，拋出了“AI五層蛋糕”理論，而首次亮相達沃斯的馬斯克更是放言：“到2026年底，AI將比任何單個人類都聰明”。但比這些預測更殘酷的是，他們揭示了新財富分配的真相：AI不會讓所有人共同富裕，它只會讓掌握關鍵資源的人獲得指數級財富增長。一、黃仁勳的“五層蛋糕”：看懂了才能找到位置黃仁勳將AI產業比作一個五層蛋糕：能源→晶片與計算基礎設施→雲資料中心→AI模型→應用層。這個模型不僅解釋了AI產業鏈的價值分佈，更揭示了財富積累的路徑：越底層，越壟斷，越暴利。“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黃仁勳說，每一層都需要兆等級的投資，但回報也更集中。普通人看到的可能是ChatGPT這樣的應用，但真正賺錢的卻是賣鏟子的輝達。2025財年輝達營收1305億美元，同比增長114%，黃仁勳個人財富達1510億美元，這就是底層的力量。二、馬斯克終極預言：工作將變成“選修課”馬斯克在達沃斯給出了更激進的預測：AI將在2026年底前“比任何人類都聰明”，2030年前將“超越全人類智能總和”。但他真正的核心觀點是：“工作將變成一種選擇”。馬斯克的邏輯是，當AI和機器人能生產所有商品和服務時，生存不再依賴於工作。他甚至引用科幻小說《文明》系列來描述這個後匱乏社會：沒有幣，沒有必須謀生的工作，智慧型手機器承擔幾乎一切日常勞動。但通往這個烏托邦的道路上，橫亙著一個巨大瓶頸：能源。馬斯克直言不諱：“制約AI部署的根本因素是電力。”他透露，正在計畫部署太陽能驅動的AI衛星，甚至考慮在太空建設資料中心，因為“太陽能太空效率更高”。三、三大共識：巨頭們暗中達成的默契儘管表述不同，黃仁勳和馬斯克在達沃斯傳遞了三個高度一致的訊號：1. AI是文明級變數，非產業級變數兩人都已越過“技術討論”階段，將AI視為重塑人類文明的基礎力量。黃仁勳的“五層蛋糕”和馬斯克的“多行星物種”都在指向同一個方向：AI將重構整個社會運行方式。2. 能源是下一個主戰場無論是黃仁勳的蛋糕底層，還是馬斯克的太空太陽能，都將能源視為決定性約束。算力需求每3個月翻一番，而電力供應增長緩慢，解決能源瓶頸的人將掌控AI時代的關鍵。3. 物理AI是未來十年最大機會兩人都認為，AI將從虛擬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黃仁勳強調“具身智能是一代人一次的機會”，馬斯克則押注人形機器人和自動駕駛。能夠連線字與物理世界的技術，將創造最大價值。四、未來只有三種人能暴富基於他們的判斷，未來十年能真正積累巨額財富的只有三種人：1. 佔據能源要地的人制約AI發展的根本因素是電力。隨著算力需求爆炸式增長，電力需求呈指數級上升。未來十年，誰能提供廉價、穩定的能源，誰就扼住了AI的咽喉。無論是核能、太陽能還是新型儲能，能源巨頭將成為AI淘熱中的“賣水人”。2. 掌控物理入口的人黃仁勳強調“具身智能是一代人一次的機會”，馬斯克則計畫在明年年底前開始公開銷售人形機器人Optimus。這意味著，擁有強大工業基礎的國家和企業，一旦將AI與製造業深度融合，就能在“物理AI”領域建立壁壘。未來的AI首富，可能來自傳統製造企業，而非軟體公司。3. 深耕應用變現的人應用層才是經濟價值最終實現的地方。但這裡的財富不屬於跟風者，而屬於那些能找到AI與行業關鍵結合點的人。2025年是風投募資紀錄中最強勁的年份之一，大部分資本流向了“AI原生公司”。這些公司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在特定領域做到極致。五、普通人的生存法則面對這樣的未來，普通人該怎麼辦？黃仁勳和馬斯克其實都給出了答案。重新定義工作價值馬斯克直言，未來“商品與服務會極其充裕”，工作將不再是為了謀生。黃仁勳更以放射科醫生為例：AI沒有消滅這個職業，反而讓醫生能服務更多患者。學會與AI協作黃仁勳強調，AI不是要取代人類，而是提升生產力。未來的競爭力不在於對抗AI，而在於指揮AI完成價值創造。那些願意定義方向、敢於承擔結果的人，會因為AI更快實現目標。保持終身學習達沃斯上多位大佬提到，AI時代最稀缺的不是技能，而是學習能力。馬斯克甚至建議不要為10-20年後的退休存錢，因為到那時這可能並不重要。結語：殘酷而真實的未來達沃斯論壇上的兩位大佬描繪了一個殘酷而真實的未來：AI不會帶來均富，反而會加速財富分化。黃仁勳的“五層蛋糕”不是封閉的城堡，而是開放的地圖。找到自己的位置，深耕下去，普通人依然有機會在AI時代分一杯羹。但前提是，必須直面殘酷的真相：在變革的時代，最大的風險不是變化本身，而是沿用過去的邏輯應對未來。未來十年，你是成為三種人之一，還是被時代拋棄？答案取決於今天的選擇。 (領潮科技)

赤裸裸的交易型秩序對所有人都意味著麻煩Jonathan Ernst/ 路透社本月，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登上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講台，對國際秩序作出了直率的判斷。他指出，幾十年來，西方國家一邊宣揚所謂“基於規則的體系”，一邊心知肚明這套體系充滿虛偽：它們高舉自由主義理想，卻屢屢豁免自身遵守；鼓吹自由貿易，卻選擇性地執行；口口聲聲講國際法與人權，卻對盟友與對手區別對待。“我們參與了這些儀式，卻大多迴避指出言辭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卡尼承認。這套體系之所以尚可容忍，是因為它提供了穩定，也因為美國雖奉行雙重標準，卻仍提供了其他西方國家所依賴的公共產品。但用卡尼的話說，“這筆交易如今已不再奏效。”卡尼稱之為國際體系的“斷裂”，其根源正是這筆交易的崩塌。強國——尤其是唐納德·川普總統治下的美國——不僅拋棄了維繫國際秩序的規則，也放棄了其行為應受原則指導這一偽裝。卡尼正確地指出，某種根本性的東西已然改變。但他呼籲中等強國和新興大國停止對一個破碎體系空喊口號時，低估了當這種“偽裝”消失後，隨之而去的還有什麼。卡尼堅稱，即便“基於規則的秩序”整體衰落，像加拿大這樣的小國仍可堅守某些自由主義價值觀。然而，中等強國究竟如何完成這項“搶救任務”仍完全不明朗，更不清楚在美式秩序留下的廢墟之上，是否真能誕生一種新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機制。這令人擔憂。一個強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行為提供道德辯護的世界，並非更加誠實——而是更加危險。當大國被迫以道德語言為其行為辯解時，弱國便獲得了槓桿：它們可以訴諸共同標準、援引國際法，並要求言行一致。但一旦連“原則”的表象都不必維持，強國便可為所欲為，只知自己僅會受到他國實力的制約。由此滋生的不穩定，最終連強者也無法倖免。虛偽的一點幫助虛偽在國際政治中長期扮演著雙重角色：它既在大國之間滋生怨恨與不信任，也通過迫使各國對其宣稱堅守的道德標準負責，從而約束權力。整個冷戰期間，美國以民主與人權的語言為其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辯護，儘管其實際行動常與這些理想相去甚遠。這種虛偽並非無人挑戰。盟友與不結盟國家都曾反覆引用美國自己的話語，批評其行為，要求其在實踐中與其所倡導的原則保持一致。這種壓力產生了切實成果。例如，1975年，面對國內外的審視，美國國會成立了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調查情報機構的行為，包括其海外秘密行動。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重塑了對美國情報活動的監督機制。這種壓力延續至冷戰後時代。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以國際法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為由進行辯護。但隨著武器從未被發現，這些論點徹底崩塌。國際社會對入侵的強烈反彈，恰恰是因為華盛頓聲稱自己是在“基於規則的秩序”內行事。類似動態後來也出現在美國在多國使用無人機打擊的問題上。隨著歐巴馬、川普等數屆政府擴大無人機項目，國際法學者、盟友及公民社會組織紛紛援引美國對正當程序和法治的承諾，要求對其殺戮行為問責。作為回應，華盛頓發展出法律理據，收緊打擊目標標準，並接受了對其無人機使用地點與方式更嚴格的政治審查。虛偽所提供的約束始終是不完美的。美國的權力依然佔據上風。但“必須辯解”——至少維持原則性行動的表象——這一義務製造了摩擦。它賦予弱國一種抵抗的語言，也讓大國行為即使不完全、也多少需對超越赤裸利益的某種東西負責。無道德的美國近年來，這種動態已急劇弱化。當前時代的決定性特徵，並非美國違背了它曾倡導的原則，而是它越來越不再覺得有必要以這些原則為其行動辯護。過去歷屆政府尚以法律、合法性或普世自由價值的話語包裝美國權力，而如今的華盛頓則以赤裸裸的交易語言為其外交政策辯護。這一轉變在川普首個任期內已清晰可見。2018年，當他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畫》（即伊朗核協議）時，並未聲稱德黑蘭違反了國際規範，或協議危及地區穩定，而是簡單斥之為“對美國不利的壞協議”。同樣，在沙烏地阿拉伯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後，川普為維持美沙關係辯護時，並非訴諸戰略必要性，而是強調軍售和就業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在這兩起事件中，華盛頓並未否認基本事實，而是直接否認需要道德正當性。在其第二任期內，川普徹底拋棄了正當化語言。當他因丹麥等七個歐洲盟友反對他收購格陵蘭島的企圖而威脅對其加征關稅時，他並未以共同利益或聯盟義務為由，而是明確將其視為一種施壓手段——一項旨在搾取領土讓步的交易性要求。同樣，2025年2月，川普發佈行政命令制裁國際刑事法院（ICC），並非因其質疑ICC的法律權威或提出替代問責框架，僅僅因為ICC調查了他的盟友、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這些行為並非以更高目的或必要性為由對既有原則的“違反”，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宣示，連原則的偽裝都已拋棄。華盛頓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拒絕援引原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弱國與之抗爭的條件。批評者可以譴責川普政策粗鄙或自私，卻難以指責其“虛偽”——因為當美德的宣稱本身已被放棄，言行之間便不再存在差距。權力不再訴諸普世原則，而是主張特殊權益。其結果不僅是外交風格更趨強硬，更是美國行使權力的根本邏輯發生轉變——關鍵在於，他人抵抗這種權力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再無道德高地乍看之下，放棄道德辯護似乎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果虛偽損害信譽並招致反彈，那麼拒絕道德主張似乎是一種更高效的權力行使方式。當純粹的物質與政治利益佔上風時，不再需要為聲譽付出代價。一些觀察家歡迎這種轉變。巴西資深外交官塞爾索·阿莫林（Celso Amorim）就曾表示，川普“沒有虛偽”，只有“赤裸而原始的真相”，這讓各國能擺脫對美國真實動機的幻想，直接談判。但效率是有代價的。當大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行為辯護時，過去圍繞合法性展開的爭論，越來越多地變成對槓桿力的測試。制裁便是典型例證。在舊秩序下，實施制裁的一方需解釋其措施如何針對具體違規行為，並符合共同規則。2015年歐巴馬政府談判達成伊朗核協議時，詳細列舉了伊朗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及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為，並將協議呈現為一個可核查的法律框架。而今天，大國可單純為推進自身利益而實施制裁。例如，2025年8月，川普對印度加征50%關稅，並非因為印度違反貿易協定，而是因他對新德里拒絕其在印巴緊張局勢中擔任調停人的提議感到個人不滿。在此類體系中，討價還價取代說服，服從更多依賴脅迫而非共識。國際政治失去了可用於協商爭端的語言，使強者得以隨心所欲地決定結果。這種轉變對最強大的國家而言或許看似可控——它們能輕易施加成本並承受反彈。但對全球體系整體而言，卻更具破壞性。失去虛偽所帶來的約束壓力後，權力運行的緩衝與中介機制減少，一種赤裸的等級秩序浮現，合作更難維繫，衝突更易升級。中等強國，巨變來臨這一轉變的成本並非均攤，其影響甚至波及美國自身利益。最明顯的後果體現在美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上：共享標準與道德正當性的消失，正使華盛頓更難通過制度管理衝突，而只能依賴其槓桿力。冷戰後大部分時期，訴諸共同規則使全球南方國家能在不使爭端淪為純粹實力較量的情況下，抗衡美國施壓。巴西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作為貿易自由化的後來者，巴西長期抵制全球自由貿易規則。但一旦加入該體系，便學會利用規則謀利。21世紀初，作為主要棉花生產國，巴西以美國通過補貼國內棉花產業違反世貿組織（WTO）義務為由，在WTO框架內發起訴訟。華盛頓敗訴，被迫作出讓步。這場爭端在雙方共同接受的國際法律框架內展開，既維護了雙邊關係，又擴大了貿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日美國對巴西的貿易政策。2025年，川普對巴西出口商品大範圍加征關稅，並非基於貿易違規，而是報復巴西國內政治事態——特別是司法部門對川普政治盟友、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採取行動（後者曾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但失敗）。巴西並未訴諸多邊貿易規範，而是轉而降低對美依賴，並暗示其稀土儲備可成為談判籌碼。局勢緩和僅在美國在巴西有重大利益的企業向白宮施壓後才出現。美國與其最親密盟友的關係也呈現同樣轉變。數十年來，德國等國之所以接受與華盛頓的不對稱夥伴關係，正是因為共同原則、規則與制度使其能在國際體系中發聲。多邊主義並未消除美國主導地位，但軟化了它。二戰後西德（1990年後為統一德國）與美國的關係正是建立在此邏輯之上。深度嵌入北約與全球貿易體系的德國領導人，依靠法律、制度與程序主義來管理與華盛頓的不對稱關係。爭端被框定為共同秩序內部的辯論，而非權力對抗。1970年代，當美國向波恩的西德政府施壓，要求限制向開發中國家出口核技術時，波恩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核供應國集團接受了限制，將商業利益置於兩國共同認可（儘管由美國主導）的防擴散規範之下。這種做法使其能在保持關鍵盟友身份的同時，有選擇地抵制美國權威。然而，隨著華盛頓停止以自由價值觀和規範為其行動辯護，這一平衡已被打破。川普以赤裸裸的交易語言向德國施壓：關稅被當作槓桿，次級制裁威脅與能源政策掛鉤，安全承諾被重新定義為“保護服務”。德國的回應是減少對美依賴：加倍推進歐洲產業政策，投資能源與防務自主，並多元化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柏林正在為自己構築一道屏障，以應對一個美國權力僅靠槓桿運作、依賴華盛頓反而成為弱點的世界。加拿大面臨類似困境。川普已威脅對加拿大徵收懲罰性關稅，並要求其放棄獨立能源政策以迎合美國利益。更甚者，川普多次暗示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第51個州。與德國一樣，加拿大也開始降低對華盛頓的依賴，加速多元化貿易夥伴，並加強與其他大國的聯絡。兩國都在追求某種“戰略自主”——在美國不再以共享規範自我約束的背景下，努力維護決策獨立性。這正是卡尼在達沃斯演講中所指出的新國際“斷裂”的核心特徵：基於規則的秩序崩潰後，即使最親密的美國盟友也不得不將美國視為一個需加以避險（或如加拿大所面臨的，需加以防範）的強權，而非一個受共同原則約束的夥伴。告別一切道德對美國而言，放棄道德正當性的影響是嚴峻的。這种放棄不僅侵蝕美國的優勢，更觸發其夥伴的戰略多元化，而這可能瓦解美國曾主導的體系。美國權力的獨特成就，從來不是支配本身，而是將支配轉化為其他國家的真正認同。僅靠交易維繫的聯盟或許能存續，但更為脆弱，在最需要領導力時更難動員。失去原則的語言，美國也就失去了使其權力強加於人變得可被接受的能力。虛偽的消失可能被誤認為進步。它或許讓人感覺更誠實，終結了雙重標準、作秀與自欺。但虛偽曾在國際秩序中發揮結構性作用，而這一秩序如今正被拆除。通過宣稱以共同原則之名行事，強國使自己暴露於質疑之下。這種脆弱性賦予弱國槓桿，使盟友能在不導致關係破裂的前提下管理不對稱，並幫助將支配轉化為他國即便不滿也能接受的東西。當然，這並非主張恢復一個已不復存在的世界。基於規則的秩序從未如其所宣稱的那般有原則，虛偽常常掩蓋不公，如同約束權力一樣。但通過假裝以普世價值之名行事，強國至少承認了這些價值的重要性。當強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權威正名時，曾經依靠共識維繫的國際體系，便退化為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衝突將更頻繁且更難控制。虛偽的悖論在於：它在賦能權力的同時也限制了權力。美國很可能終將發現，赤裸的支配，遠比一個雖有缺陷、卻曾讓他人有理由相信的秩序更難維繫。 (邸報)

時間：2026 年 1 月地點：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人物：Demis Hassabis (Google DeepMind CEO) / Emily Chang (Bloomberg)在 2026 年達沃斯的聚光燈下，剛獲得諾貝爾獎的 Demis Hassabis 看起來並沒有顯露出勝利者的輕鬆。相反，這位 Google DeepMind 的掌舵人形容自己處於“每周 100 小時、每年 50 周”的極限工作狀態中。面對 Bloomberg 主持人 Emily Chang，Hassabis 拋出了一個震動全場的判斷：AI 帶來的變革規模將是工業革命的 10 倍，而發生速度將是工業革命的 10 倍——乘在一起，這是一場 100 倍於工業革命的劇變。這場訪談不僅是對 Google 過去一年技術反擊戰的復盤，更涵蓋了 AGI 時間線、中美競爭、機器人奇點以及後稀缺世界的哲學困境。第一章：Google 的反擊與“全端”自信訪談的起點是 Google 剛剛發佈的Gemini 3。2025 年底，Gemini 3 Pro 的發佈以及隨後的 Flash 版本更新，在技術圈引發了巨大的震動，甚至據傳引發了 OpenAI 內部的“code red”——這與三年前 ChatGPT 問世時 Google 內部的反應如出一轍。“過去一年是極其艱苦的一年，”Hassabis 坦承。他並沒有迴避 Google 曾經面臨的被動局面，但他強調團隊已經適應了新的世界規則：“我們找回了創業公司的能量，快速發佈、快速迭代。”對於 Gemini 3 和圖像模型 Imagen 的表現，他表示“非常滿意”。當被問及 Google 的護城河時，Hassabis 展現了少有的強硬。他指出，外界可能低估了 Google“從第一性原理”建構的優勢。“我們可能是唯一擁有完整技術堆疊的組織，”Hassabis 分析道，“從底層的 TPU 和資料中心，到雲業務、前沿實驗室，再到數十億使用者使用的搜尋、信箱和 Chrome。這些產品天然適合 AI 的落地。”他更是拋出了一組資料來捍衛 DeepMind 的歷史地位：“過去十年，Google 和 DeepMind 發明了現代 AI 行業所依賴的大約 90% 的突破性技術——Transformer、AlphaGo、深度強化學習，都在其中。”第二章：物理世界的“AlphaFold 時刻”如果說大模型是數字世界的爭奪，那麼機器人則是物理世界的戰場。2026 年初，Boston Dynamics 與 Google DeepMind 的重磅合作成為 CES 的焦點。Gemini 的多模態能力被植入 Atlas 機器人，並在現代汽車的工廠中進行測試。Hassabis 認為，我們正處於物理智能（Physical Intelligence）突破的臨界點，但他給出的時間表相對審慎：“大概還需要 18 到 24 個月。”阻礙並非僅僅來自軟體。Hassabis 分享了一個有趣的細節：“當你深入研究機器人時，你會對人類的手產生全新的敬畏。”進化所設計的機械結構的靈巧度、力量和可靠性，是目前硬體難以企及的。但他描繪的願景十分清晰：Gemini 從設計之初就是原生的多模態模型。未來一兩年內，當演算法（需要更少資料）和硬體（尤其是機械手）同時突破，我們將看到機器人能“可靠地”在現實世界執行任務——那將是物理世界的奇點。第三章：技術大辯論——回應 LeCun、Sutskever 與 Musk作為 AI 領域的頂層設計者，Hassabis 在訪談中回應了關於技術路線的三大爭議，立場鮮明。1. 關於 Transformer 是否是死胡同（回應 Yann LeCun）：針對 Yann LeCun 關於“LLM 是通往 AGI 的死胡同”的觀點，Hassabis 直言“那是顯然錯誤的”。“它們已經如此有用。我認為有 50% 的機率，僅僅通過擴展（Scaling）加上一些調整就足以實現 AGI。”即使不是全部，LLM 也必然是最終系統的核心元件。當然，他也補充說，Google 正在全力研發“世界模型”（World Model），比如 DeepMind 的Genie項目。2. 關於“研究時代”是否結束（回應 Ilya Sutskever）：Ilya 曾表示 Scaling 時代結束，行業回歸“研究時代”。Hassabis 糾正了這種二元對立的看法：“我們從未離開過研究時代。”他強調，DeepMind 一直在做“深層研究”。如果未來需要新的架構突破，他押注 DeepMind 依然會是那個發明者。3. 關於“奇點”是否已來（回應 Elon Musk）：對於 Musk 聲稱“我們已進入奇點”的言論，Hassabis 投了反對票。“這太早了。奇點是完全 AGI 的代名詞，而我們距離那個標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第四章：AGI 時間線與“參差不齊的智能”Hassabis 堅持了他對 AGI 的預測：2030 年前，有 50% 的機率實現。但他定義的 AGI 標準極高：“不只是解決問題，而是提出問題。”他以科學發現為例，指出當前的系統還無法像頂尖科學家那樣，在未知領域建構假設。對於當下的 AI 能力，他提出了一個精準的概念：“參差不齊的智能”（Jagged Intelligence）。“現在的系統在某些方面表現驚人，在另一些方面卻非常糟糕。如果你想把任務完全委託給 AI（Agent 模式），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把它當副駕駛，你需要的是全面的一致性。”只有填平這種“參差不齊”，實現持續學習（Continual Learning）和長程規劃，AI 才能真正從“輔助工具”進化為“自主智能”。第五章：地緣政治與 DeepSeek 的崛起針對一年前中國公司 DeepSeek 帶來的衝擊，Hassabis 的態度顯得冷靜而理性。“我認為西方的反應是大規模過度反應（Massive Overreaction）。”雖然承認字節跳動等中國公司可能只落後 6 個月，且非常擅長追趕，但他指出了一個關鍵區別：“他們目前更多是在西方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微調或借鑑。到目前為止，中國公司尚未展示出超越前沿進行原始創新的能力。”但他並未掉以輕心，坦言中國擁有強大的工程能力和追趕速度。第六章：後稀缺世界的哲學困境訪談的最後，話題轉向了終極問題：當 AI 解決了能源（核聚變）、材料和生產力問題，人類將進入一個“後稀缺世界”。相比於 Dario Amodei 預測的“5 年內 50% 白領失業”，Hassabis 的短期預測更為溫和，但他承認，長期來看，這不僅僅是就業問題，而是“意義危機”。“我比擔心經濟更擔心意義。”Hassabis 說道。“當工作不再是必須，我們從那裡尋找目的感？”他認為，經濟分配問題最終是一個政治問題，是可以被解決的。但人類心理上的空缺，需要“新的偉大哲學家”來指引。在這個未來圖景中，他給年輕人的建議是掌握 “元技能”——即“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給企業家的建議則是選擇那些有著正確價值觀的合作夥伴。尾聲：凝視深淵的人這場訪談最動人的一刻，發生在這位諾貝爾獎得主談論自己“退休計畫”的時候。如果 AGI 真的建成，如果所有實際問題都被解決，Hassabis 想做什麼？“我想去探索物理學的極限。”他說。即便掌管著全球最強大的 AI 實驗室，在凌晨 4 點無法入睡的時刻，困擾他的依然是那些最古老的問題：現實的本質是什麼？時間是什麼？引力是什麼？“這些深刻的謎題幾乎在向我尖叫，”Hassabis 說，“我驚訝於更多人竟然不去思考這些。”對於 Demis Hassabis 而言，比工業革命大 100 倍的變革只是手段，他的終極目標，始終是解開宇宙那個名為“智能”的鎖，然後用它去打開所有其他的門。 (京墨AI研習社)

作為這個世界上最懂AI的人，Demis Hassabis 在達沃斯接收採訪，關於人工智慧（AI）未來、Google 的戰略以及社會影響的核心觀點如下。核心觀點Google 的重新崛起與全端優勢Google 已通過 Gemini 3 系列模型回到了技術的前沿，並適應了快速發佈產品的“初創公司能量”。Hassabis 強調 Google 是唯一擁有“全端”能力的組織，涵蓋了從 TPU 硬體、資料中心、雲業務到前沿實驗室（Google DeepMind）以及擁有數十億使用者的產品線（如搜尋、郵件、Chrome）。對中國競爭的理性看待他認為西方對來自中國的競爭存在過度反應，雖然像字節跳動這樣的公司極具能力且可能僅落後前沿約 6 個月，但他們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西方模型輸出的微調。目前尚未觀察到中國公司能做出超越現有前沿的自主創新。AGI 的時間線與高門檻定義他維持 2030 年有 50% 機會實現 AGI 的預測。他為 AGI 設定了極高的標準，即系統必須展現人類所有的認知能力，特別是在科學創造力（如能夠提出科學假設而非僅是解決問題）和線上持續學習（即時學習）方面的能力。物理智能與機器人的突破他認為物理智能正處於突破邊緣，預計在 18 個月到 2 年內，機器人將能可靠地在現實世界執行任務。目前的挑戰在於演算法需要更強的穩健性，以及硬體上（尤其是手部）難以匹配人類進化的靈活性和力量。技術路徑與縮放法則他不同意“縮放法則（Scaling）”已經終結，也不認為 Transformer 或大語言模型是“死胡同”。他預測 AGI 的實現可能還需要在世界模型（如 Google 的 GENI 系統）、推理和長期規劃等領域取得少於五個的關鍵性突破。社會影響與人類適應他將 AI 革命比作工業革命，但規模大 10 倍且速度快 10 倍（綜合影響達 100 倍）。儘管這會帶來職業取代的壓力，但他相信人類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並鼓勵下一代成為“AI 原生民”，利用這些工具獲得“超能力”。科學發現的終極工具Hassabis 的個人熱情在於利用 AI 加速科學發現，他將 AI 視為“終極科學工具”，類似於更高級的望遠鏡或顯微鏡。即使 AI 做出諾貝爾獎等級的發現，他仍認為榮譽應歸屬於通過這些工具投入創意和假設的人類科學家。安全、信任與國際合作他倡導建立類似 AI 領域的“國際 CERN”進行科學合作，以決定如何利用技術造福人類。他認為應通過行動和領導者的動機（如 Google 的科學文化背景）來判斷是否值得信任。採訪視訊連結油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IaYFHxW3Y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uzjBZEMv/?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806ae2cead4c4e9790a58d15b64b1bbe完整的問題及回覆如下（AI整理）問：很高興見到你。答：我也很高興見到你。問：我們在舊金山見過。 我知道你無處不在。 我很好奇今年在達沃斯的感覺是否與你上次在這裡時有所不同。 Gemini 3 已經發佈了。 我們聽過那個開場白。 我在內部稱之為“紅色程式碼”。 你覺得 Google 找回它的狀態（Mojo）了嗎？答：嗯，我不確定這是否該由我來評價，但我感覺我們度過了非常好的一年。 為了讓我們的技術和模型回到世界領先水平，我們付出了極其艱辛的努力。 我認為我們通過 Gemini 3 尤其是影像軟體上的成果做到了這一點。 同時，我也認為我們也適應了快速發佈產品的新世界。 為我們的工作注入了某種初創公司的活力。問：你認為人們是否低估了 Google，或者誤解了什麼？答：是的，也許吧。 我不確定。 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們一直擁有站在這一領域最前沿的所有要素。 顯然，我們在這方面有悠久的歷史。 我認為在過去的十年裡，Google 和 DeepMind 之間，我們發明了現代 AI 行業依賴的大部分突破性技術。 最著名的如 Transformers，還有 AlphaGo、深度強化學習等。 我們擁有驚人的產品表面，擁有數十億使用者的服務。 實際上，從搜尋到電子郵件再到 Chrome，AI 與這些產品是天然契合的，關鍵是將所有這些整合在一起並以正確的方式組織起來。 我認為我們在過去的幾年裡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雖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認為我們開始看到這些努力的果實了。問：如果你認為自己有優勢，你認為你的優勢有多大？ 能持續多久？答： 嗯，我認為在我看來，一切都始於研究。 尤其是模型在所有不同基準測試中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這就是我們將 Google 和 DeepMind 整合在一起時首先關注的目標。 我認為對於 Gemini 系列，我對它的進展感到非常滿意。 那裡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我認為我們是唯一一個擁有“全端”能力的組織，從 TPU 硬體、資料中心、雲業務、前沿實驗室，到所有這些與 AI 天然契合的神奇產品。, 所以從基本原理來看，在結構上，我們應該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認為實際上未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問：我想知道一個處於前沿模型領域的 CEO 的一天是怎樣的。 比如我讀到你大部分的思考是在凌晨 1 點到 4 點進行的。 是的，那是對的。 公司內部有過不是“紅色程式碼”的時候嗎？ 比如，你感到過舒適嗎？答：不。 你永遠不會感到舒適。 我是說，我們嘗試（保持常態），“紅色程式碼”是針對非常特殊的情況的。 但我可以表達，在過去的三年、四年裡，工作強度一直難以置信。 每周工作 100 小時，一年工作 50 周，這就是常態。 我認為在面對這種發展極其迅速的技術前沿時，你必須這樣做。 外部競爭非常激烈。 這可能是技術史上最激烈的競爭。 而且賭注極高，涉及 AGI 及其在商業和科學上的所有意義。, 此外，如果你加上我們所做的事情帶來的所有興奮感——正如你所知，我的熱情是利用 AI 探索科學問題，加速科學發現本身。 這是我一生夢寐以求的事情，我畢生致力於 AI 的工作都是為了這一刻。 所以有時很難入睡，因為有太多工作要做。 但同時也因為有這麼多令人興奮的事情可以去研究和推動。問：我知你非常專注於驅動科學進步，比如發現新材料。 我們甚至看到 Gemini 被整合進人形機器人。 物理世界的“AlphaFold 時刻”已經到來了嗎？ 那是什麼，看起來又是怎樣的？答： 是的，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確實花了很多時間仔細研究機器人技術。 我確實認為我們正處於物理智能突破時刻的邊緣。 我仍然認為我們離實現它還有大約 18 個月到 2 年的時間。 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 但我認為像 Gemini 這樣的基礎模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從一開始我們就讓 Gemini 具備多模態能力，這樣你就可以出於多種原因理解物理世界。 一個原因是我們想要建構一個通用助手，它可能存在於你的眼鏡或手機中，能夠理解你周圍的世界。 但當然，第二個用途就是用於機器人。 那麼物理世界的那個時刻看起來像什麼？ 我認為它是讓機器人能夠在現實世界中可靠地執行有用的任務。 我認為目前還有一些事情在阻礙其發展。 部分原因是演算法還不夠完善，它們需要更多的穩健性。 它們必須能在比實驗室或純數字模型更少的資料下工作。 在數字世界你可以建立合成資料，但在物理世界製作這類資料要困難得多。 而且硬體中仍然存在一些未解決的問題，特別是手臂和手。 實際上，當你仔細研究機器人技術時，你會對人類的手產生一種全新的欣賞——至少我是這樣——以及進化是如何將其設計得如此精妙的。 這太不可思議了，很難匹配人類手所擁有的可靠性、力量和靈活性。 所以在我看來，還有相當多的碎片需要拼湊。 但也有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我們剛剛宣佈了與 Boston Dynamics 的一項新的深度合作。 他們有一些非常令人興奮的機器人。 我們正在將其應用於汽車製造領域。 我們將在接下來的一年裡觀察其原型階段的表現。 也許在一兩年內，我們將會有一些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可以大規模推廣的演示。問：一年前，中國在 AI 領域的競爭對西方來說似乎是災難性的。 現在一年過去了，它變得安靜了。 中國似乎變得更安靜了。 是的。 你對來自中國的競爭看法改變了嗎？答： 並沒有。 我從一開始就不認為那是災難性的。 我認為西方對此反應過度了。 雖然它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我認為它表明中國人非常有能力，他們的頂尖公司，我認為像字節跳動這樣的公司，實際上是我認為最有能力的，他們可能只落後前沿 6 個月，而不是落後一兩年。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他們所展示的。 關於他們使用的算力極少等說法有些言過其實，因為他們依賴於一些西方模型，並針對一些領先西方模型的輸出進行微調。 所以那並不是完全自主研發的。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另一件尚未被觀察到的事情是，中國公司能否在這一前沿領域實現超越自身的創新。 他們正在追趕，非常擅長追趕前沿所在的位置。 但我認為他們尚未展示出能夠超越前沿進行創新的能力。問：你協助定義了 AGI。 你曾說我們有 50% 的機會在 2030 年實現它。 這還是你的時間表嗎？答： 是的。問：AGI 對你來說仍然是一個有用的目標嗎？答： 我認為是。 我認為在我的時間表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目標，雖然它比其他一些人的預測稍長。 但我的門檻很高。 它指的是一個系統展示出人類擁有的所有認知能力。 我認為我們目前顯然離那還很遠。 這意味著像科學創造力這樣的事情，不僅僅是解決一個問題，而是最初就能提出假設或發現問題。 正如任何科學家所知，找到正確的問題往往比找到答案難得多。 現有的系統目前還不具備這種能力。 我認為它們最終會具備，但目前還不清楚還需要什麼。 還有像持續學習、線上學習這類事情，要超越它們接受培訓的內容，它們需要能夠隨時隨地進行學習。 所以在我看來，還有相當多缺失的能力，這些對於我所認為的 AGI 系統來說至關重要。問：Google 是 Anthropic 的主要投資者，Dario 之前也在這裡。 你是否同意或反對他的預測，即 AI 將在五年內抹去 50% 的入門級白領工作？答： 我認為我的看法是時間會更長一些。 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們今年開始看到入門級工作或實習這類工作的萌芽。 但我認為我們需要解決更多的一致性問題，而目前的系統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我稱之為**“參差不齊的智能”，我們在某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好，而在其他事情上卻非常糟糕。 當前的系統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要將一整項任務交給一個代理（Agent）去處理，而不是像我們今天這樣擁有輔助程序，你需要更全面的一致性。 它僅僅能完成 95% 的任務是不夠的。 你需要它能夠勝任整項工作，這樣你才能真正實現“放手不管”。 所以我認為在看到那種程度的顛覆之前，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 但那種顛覆最終會發生，這是肯定的。 我認為在極限情況下，有了 AGI，它會改變整個經濟。 但除了工作問題，我認為如果我們能正確建構它，我們將進入一個“後稀缺”世界。 在那裡我們解決了一些世界的基本瓶頸，比如能源來源、新型清潔可再生能源，基本上是免費的。 如果我們在 AI 的幫助下解決了聚變（Fusion）等問題，或者新材料，我認為在 AGI 之後的五到十年，我們將處於一個極其富足的世界。 那麼這意味著經濟如何運行，社會如何運作？問：實際上，在我們進入“後稀缺”世界之前，如果真能到那一步，中間過程充滿了焦慮。 我是一個母親，我知道你也有孩子。 比如，對於他們，你最擔心什麼？ 你和他們談論什麼？ 你告訴他們即將到來的是什麼？ 我剛聽到很多人說，天那，大學畢業生將面臨非常艱難的時期。答： 嗯，我不確定。 聽著，我認為這將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就像工業革命一樣，可能是工業革命的 10 倍規模，這種程度是難以想像的。 我通常描述它是 10 倍大、10 倍快。 工業革命用了 100 年，現在可能只需要 10 年，所以是它的 100 倍（速度與影響）。 我對每個人都這麼說，但我認為這伴隨著巨大的機遇。, 而且我也非常堅信人類的聰明才智。 我們極具適應能力，因為我們的思維是非常通用的。 人類的思維非常通用。 我們適應了周圍的現代世界。 我們原本屬於狩獵採集者的思維已經成功建構了現代文明。 所以我認為我們會再次適應。 我認為這有一點前所未有，因為它的速度太快了。 通常這種轉變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 但我認為現在的孩子們，我會鼓勵他們變得非常精通這些新工具並成為“原生民”，這幾乎等同於賦予了他們超能力。 在創意藝術領域，你可能一個人就能完成過去需要十個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我認為這意味著，如果你具有企業家精神，如果你在遊戲設計、電影或項目方面有創意，你可能更容易完成更多工作並突破這些行業。 比起過去作為新人的門檻要低得多。問：一些人倡導暫停研發，以給監管留出追趕的時間，給社會留出調整的時間。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如果你知道所有其他公司都會暫停，所有國家都會暫停，你會倡導這樣做嗎？答： 我想是的。 我一直公開表示我希望看到的情況。 15 年前當我創辦 DeepMind，或者說 25 年前開始從事這方面工作時，我的路線圖一直是：當我們接近 AGI 到來的臨界時刻，我們也許可以以科學的方式進行合作。, 我有時會談到建立一個 AI 領域的國際 CERN 等效機構，讓世界上所有最頂尖的頭腦一起合作。 以非常嚴謹的科學方式完成最後幾步，讓全社會都參與進來，可能包括哲學家、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以及技術專家，來弄清楚我們想從這項技術中得到什麼，以及如何利用它。 從而造福全人類。 我認為這就是賭注所在。 不幸的是，這確實需要國際合作，因為即便西方決定這樣做，除非全世界都同意至少達成某種最低標準，否則沒有用。 而且你知道，目前國際合作有點棘手。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對通往 AGI 的最後步驟採取嚴謹的科學方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問：所以如果 AGI 在 2030 年到來，而我們還沒有建立好監管，我們是否註定會面臨困難？答： 嗯，到那時，我仍然樂觀地認為，主要的參與者之間會有足夠的溝通，並希望至少在安全和安保協議上進行合作。 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合作了。 例如，我們在這些方面與 Anthropic 合作非常緊密。 如果國際層面的合作行不通，那麼就需要更多類似的基於同行的合作。問：這會涉及到像 Sam (Altman) 這樣的人與你合作嗎？答： 潛在地，我認為我與幾乎所有領先實驗室的領導者都保持著非常良好的關係。 我認為如果賭注足夠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理解賭注是什麼以及風險是什麼。 我認為在接下來的兩三年內，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會變得更加清晰。問：讓我們談談技術和下一個曲線。 Yann LeCun 說他不認為 Transformer 和大語言模型單獨能帶我們走向 AGI。 你同意還是反對？答： 是的。 不，我不同意它們是死胡同。 我認為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 我是說，它們已經極其有用了。 但我的看法是，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 僅僅通過調整現有的方法並擴大規模是否足夠，這是一個科學問題。 我認為只有 50% 的機會是足夠的。 也許是吧。 你必須這樣做。 而且我認為那是很有用的工作，因為至少在我看來，這些大語言模型將成為最終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腦海中唯一的問題是，它是唯一的元件嗎？ 我可以想像還有一兩個突破，也許是少量的，從這裡開始還需要不到五個突破，對吧？ 那麼，這些可能是像世界模型（world models）之類的東西。 那是我談論過的我們正在研究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目前擁有最好的世界模型，即我們的 GENI 系統。 我直接參與了那項工作，我認為它非常重要。 此外還有持續學習，以及擁有沒有這些參差不齊邊緣的連貫系統。 通用系統不應該有這些。 所以我認為，更好的推理、更長期的規劃，還有相當多的能力仍然缺失。 究竟是需要新的架構、新的突破，還是僅僅是現有的更多嘗試，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從我的角度，從 Google DeepMind 的角度來看，我們正在這兩方面盡最大努力推動：既發明新事物，也擴大現有事物的規模。問：Ilya Sutskever 說過，擴大規模和通過更大的模型來實現改進的時代快要結束了。 這是你同意的嗎？ 他的原話是“我們回到了研究時代”。答： 我不同意。 我很愛 Ilya，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但我的觀點是，我們從未離開過研究時代，至少從 DeepMind 的角度來看是這樣。 我們一直在投資。 在我看來，我們一直擁有最深厚、最廣泛的人才儲備，Google 和 DeepMind 在一起確實如此。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們發明了現代工業所依賴的約 90% 的突破。 當然，最著名的 Transformers，還有深度強化學習、AlphaGo 這種技術。, 我們開創了所有這些。 所以如果未來需要一些新的突破，我會賭我們，就像過去一樣，成為做出那些突破的人。問：最後，同意還是反對——埃隆（Elon Musk）說我們已經進入了奇點。答： 不，我認為這太早了。 我認為奇點是完全 AGI 到來的另一種說法。 我之前解釋了為什麼我認為我們離那還遠。, 我認為我們會到達那裡。 但我認為在出現任何看起來像奇點的事物之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問：跟我們談談現在 Google 內部的文化，為了贏得這場比賽但要以正確的方式去做。 領導層。 Larry 和 Sergey 現在的參與度有多高？ 你多久和他們談一次話，他們的優先順序是什麼？答： 是的，他們非常投入。 Larry 更多在戰略層面。 我在董事會會議上以及訪問矽谷的其他時候見到他。 Sergey 則更親力親為，他參與了程式碼編寫，具體是在 Gemini 團隊中，更多地涉及演算法細節。 看到他們兩個都對我們所處的階段充滿活力，這太棒了。 誰不會呢？ 這一刻對於電腦科學來說絕對是不可思議的時刻。 所以純粹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他們兩位都是科學家，這是人類歷史上極其令人興奮的一刻。, 所以當然，每個人都想親力親為並深入參與。 那太棒了。 對我們這個實體而言，我正嘗試結合許多世界的最佳部分。 比如快速發佈產品、承擔風險的初創公司能量，我想你正看到這些帶來的好處。 大公司的資源也是非常有用的，但同時還要為長期的研究和探索性研究保護空間。 而不僅是研究三個月後能交付到產品中的東西。, 我正在嘗試平衡所有這些不同的因素。 在過去的一年裡，事情進展順利。 但我對我們的軌跡非常滿意。 我認為它是整個行業中改進和進步最陡峭的。問：你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我知道你對 AI 驅動科學研究有多痴迷。 如果 AI 本身做出了諾貝爾獎等級的發現，你認為你應該得獎嗎？答：是 AI 還是人類？ 我認為還是人類。 因為這取決於你所說的“完全自主”是什麼意思。 就目前而言，這些仍然是工具。 我將它們視為，也許是終極的科學工具，但就像是更好版本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我們一直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就是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地方。 那就是超能力，當然我把電腦也包括在內。 而 AI 是這一點的終極表達。 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一直認為 AI 是進行科學研究的終極工具。 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將是與頂尖科學家的合作，由人類投入創意和假設，利用這些驚人的工具來增強資料處理、模式匹配和科學探索。問：你顯然本可以把 DeepMind 賣給任何人。 我認為所有這些公司都要求我們給予很大的信任。 尤其是如果監管趕不上技術的發展。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信任你？ 為什麼你認為 Google —— 我隱含地認為你相信它是我們最應該相信的地方？答： 是的。 我認為你需要通過這些公司的行動來判斷它們，也要看參與這些努力的領導者的動機。 對我而言，這也是我選擇 Google 作為 DeepMind 的歸宿的幾個原因之一。 主要原因是 Google 的創始人以及 Google 建立的方式使它本質上是一家科學公司。 很多人忘了 Google 本身就是一個博士項目，它是 Larry 和 Sergey 的項目。 所以我感到與他們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Larry 主導了收購，還有董事會，他們召集的董事會成員。 你看，John Hennessy 是主席，他本身就是圖靈獎獲得者。, 還有 Frances Arnold，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這些人出現在公司董事會上是不尋常的。 所以整個環境非常具有科學色彩，以科學、研究和工程為文化導向，這根植於文化深處。 這意味著在最高水平上從事科學，意味著要非常嚴謹、深思熟慮，並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應用科學方法。 我認為這不僅體現在技術上，也體現在作為一個組織的運作方式上。 所以我覺得，我們非常努力地做到深思熟慮和負責任。 最後一件事我想說的是，我被 Google 嘗試在世界上做的事情所吸引，組織全球資訊是一個非常崇高的目標。, 我認為這與 DeepMind 的使命——解決智能問題並用它來解決其他一切——是天然契合的。 這兩個使命宣言是天然契合的。 AI 和組織全球資訊自然相輔相成。 而且我認為 Google 廣為人知的產品，如地圖、Gmail 和搜尋。 我認為它們是世界上真正有用的產品，而 AI 是一個很容易融入的環節。 想像如何利用 AI 增強這些產品，讓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能受益。 我認為這對世界是一件好事。問：好吧，那麼在“後稀缺”世界，人們不再有工作，一旦你實現了所有的技術目標，你個人打算如何安排你的時間？ 研究正在自我自動化，對吧？答：嗯，我很樂意利用它。 在奇點之後我將做的是，利用它探索物理學的極限。 那是我在學校裡最喜歡的科目，關注那些大問題。 比如，現實的結構是什麼？ 現實的本質是什麼？ 意識的本質是什麼？ 費米悖論的答案是什麼？ 所有這些事情，時間是什麼？ 引力是什麼？ 對我來說，這些問題總是在對我尖叫：這些深奧謎團的答案是什麼？, 我想使用 AI 來探索所有這些事情，也許在 AI 解鎖的新能源和材料的幫助下前往星際旅行。問：如果我們沒有工作，我們還會有意義和目標感嗎？答： 嗯，說實話，比起經濟問題，我更擔心這件事。 我認為經濟更像是一個政治問題，即當我們獲得所有這些額外的收益和生產力時，能否確保它為了每個人的利益而共享。, 但更大的問題是，我們許多人從工作和科學事業中獲得的目標感和意義感呢？ 在新世界裡我們將如何尋找它？ 我認為我們需要一些新的偉大的哲學家來幫助思考這個問題。 也許我們將通過藝術和探索變得更加複雜。 還有像極限運動這種我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並不只是為了經濟收益。 也許未來我們會擁有這些事情的非常深奧的版本。問：房間裡的每個人都在想他們應該做什麼。 比如，十年後坐在達沃斯的這裡我該做什麼？ 你認為這個房間裡的人關於 AI 會犯下的最大錯誤是什麼？答：聽著，我想說兩件事。 一是對於年輕一代和我們的孩子等等，我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會有巨大的變化。, 所以在學習技能方面，要做好準備，因為**“學習如何學習”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能多快適應新情況，吸收新資訊並使用我們擁有的工具。 對於房間裡的 CEO 和商界人士，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有很多領先模型的供應商。 選擇那些你覺得其處理方式正確的合作夥伴。 所以，與那些正在推動變革並以你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方式對待這項技術的人合作。 我認為我們可以共同建構我們想要的未來。 (長韋雜談)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AI都將揭開所有人和所有國家的底牌。——亞歷克斯·卡普在2026年1月剛剛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全球最接觸的巨量資料分析與人工智慧平台公司Palantir（中文常譯作“帕蘭蒂爾”）首席執行長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與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巨頭貝萊德CEO 勞倫斯·芬克（Larry Fink）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在對話的最開始，勞倫斯·芬克以一種近乎於“舊時代守望者”的姿態，向坐在對面的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表達了敬意。芬克給出了一組足以令任何金融精英汗顏的資料：在他執掌貝萊德的漫長歲月中，年化復合回報率為21%，這已是傳統金融世界的巔峰；而自Palantir上市以來，卡普為投資者帶來的復合回報率卻高達驚人的73%。這52個百分點的差距，絕非僅僅是兩家公司財務報表的優劣對比，而是一份關於全球權力天平位移的證明，隱藏著AI從“增長潛力”向“實際行動能力”轉化的分水嶺。世界已進入地緣博弈的深水區。過去那種靠溫和的數位化轉型、買幾個SaaS軟體就宣稱進入“智能時代”的假象，正在迅速破滅。Palantir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證明。正如亞歷克斯·卡普在其新書《科技共和國》中所說：若非先進的人工智慧的崛起已經對全球秩序構成顛覆性的威脅，我們或許還會在渾渾噩噩中繼續蹉跎歲月，持久地迴避這些更為根本的問題。作為一個社會與文明，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就“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子”做出決策的關鍵時刻。01. “PPT企業”的終結：戰場上的真實性測試賴瑞·芬克：再度蒞臨此地，深感榮幸。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我很榮幸向諸位介紹亞歷克斯·卡普。請允許我先從我們之間一段更為個人的話題談起——雖然我為我在貝萊德集團所創下的成就感到自豪，但自我擔任首席執行長以來，總回報率的復合年化增長僅為21%。而自Alex帶領帕蘭提爾（Palantir）公司上市以來，其復合回報率高達73%。祝賀你，ALex。更重要的是，我們正身處一場深刻的技術變革之中。我相信在座諸位對此皆有耳聞、有目共睹、身有所感。所有人都在追問：人工智慧究竟能為個人帶來什麼？如何將其轉化為增長動力？它如何惠及勞動者？又將如何影響各國發展與國家安全？我們正在探討的這項技術，有提升產能、推動產業現代化、拓展機遇的潛力，並將徹底重塑我們的工作模式、工作場所以及協作方式。關鍵在於：各國政府是否已為這場社會實質性轉型做好了準備？我們必須確保這項技術在部署過程中，能夠真正賦能於人、賦能於機構，從而建構更具韌性的全球經濟。很少有領袖能真正立足於科技、國家安全與實體經濟的交匯處——我自認並非其中一員。但亞歷克斯·卡普正是站在這個交匯點上的典範。作為帕蘭提爾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Alex長期與國防部門、政府機構及私營組織密切合作，致力於探索人工智慧在諸多關鍵領域的應用，其意義至關重要。我必須坦言，過去一年與Alex的多次交談使我深受啟發。因此，我十分期待接下來的對話。那麼，請允許我由此切入：主權國家往往是先進技術的早期採用者，這一點在美國的實踐中尤為顯著。但從您的視角出發，人工智慧正如何支援國防與安全領域的決策過程？亞力克斯·卡普：首先，非常高興來到這裡。聽了您的介紹，我可能就該直接下台了——感覺接下來很難超越啊。您還想多聊聊投資回報率嗎？我這邊沒問題。的確，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時需要考慮到一個背景：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歷史上工業發展與軍事技術始終緊密相連。雖然這是個概括性的說法，但多數情況下確實如此——你為軍方開發的產品往往具有雙重用途，最終提升了國民的生活水平。然而由於諸多原因，我在此不詳細展開講述了，至少到目前的技術發展模式並非如此。儘管現在湧現了許多國防科技初創企業和先驅，但過去的情況是：你創造的產品必須在最嚴酷的條件下運行，其性能要顯著優於其他所有同類，以至於能在戰場上帶來壓倒性優勢——尤其是與本國作戰方式結合時。這裡可以引用一位著名的德國社會主義歷史學家的觀點：德國曾面臨的問題是戰爭機器過於精良，以致他們認為所有事情“直接在戰場上決出對錯即可”。這顯然導致了許多脫節和實際問題。而中美兩國在這方面相當成功。我成年後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歐洲，雖然堅定支援歐洲，但客觀地說，歐洲的發展並不十分順利。我們所打造的技術本為應對惡劣環境而生——那種惡劣、道德界限模糊的環境。那麼，如何調整道德準則以適應我們的作戰方式呢？在西方社會，這同樣是一個重要方向。道德準則的確立本就艱難，技術應用環境又充滿挑戰——尤其在軟體領域，你往往無法直接接入網路，作戰時面臨諸多限制條件，即便知道這並非最優的作戰方式，而且每個國家都有專門的戰鬥方式。但是積極的一面是你同時也在建構具有普適價值、能為普通民眾所用的技術方案。這也正是人工智慧的獨特之處——它真正引人入勝的特質就在於此。但如果你從一種慣常思維出發——我認為直到最近，所有廣義上的西方對手們還普遍認為，在基於軟體的國防建設上的投資，不過是美國人搞的一種瘋狂行銷把戲：創始人造富燒錢，公司倒閉，創始人跑到巴哈馬海灘逍遙，股東賺了錢就撤，最終留下一地雞毛。你如何為主權政府建構系統，對他們而言本身也是他們學習的一個過程，關於如何採用這些技術。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因為如果是建造坦克，從英國到法國再到德國，不斷最佳化坦克技術，其部署方式一目瞭然。但是你如何部署一個系統呢？我們當下的整個國防體系與軍備採購機制，仍停留在為廣袤戰場大規模兵團作戰輸送兵力的模式，但問題在於，這種戰爭可能再也不會出現。下一階段戰爭的勝負，將取決於軟體，其核心價值在於調度戰場上的零件。如果無法在戰場上看到這些組成部分，又怎能確認它是否有效果、能發揮多大作用、是否遠優於我們原有的系統、能否讓我們做到過去無法做到的事？軟體人工智慧有很多價值，其中還存在一個隱性特點——很多人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其價值在於“從你本來所處的地方跨越到你希望去的地方“。但在世界上大多數主權國家中，我們處理各種形式被廣泛定義為“in it”的事情。實際上技術企業的嚴謹性有很大漏洞，就像我有閱讀障礙一樣，它也有閱讀障礙，企業裡有許多部門僅存在於PPT簡報中，一旦投入實戰，你就會發現它們根本不存在。不管你在那個國家，當你在戰場上時就會發現這一點。這也是烏克蘭的優勢之一，他們基本是白手起家，能夠“從零開始”建構能夠應對現實載荷的真實架構，不必在投入實戰後才重新認識到自己原有的體系行不通。不管你信不信我是反對幹涉的，我不是新保守主義者。但美國的巨大優勢之一在於，無論是好是壞，我們在戰場上有豐富的經驗，這樣你就可以看到什麼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目前西方許多傳統巨頭正處於一種“由於擁有太多而變得脆弱”的窘境。帕蘭提爾在戰場上做過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能補齊一半的事實，而有的企業甚至不起作用，只是在實驗室裡播放演示ppt。賴瑞·芬克：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因為機器還是人類？亞力克斯·卡普：戰場上的環境是複雜多變的，比如以烏克蘭戰場為例，把無人機從a點移動到b點有多難？實際上，首先，你需要知道你想把無人機部署到那裡。這將需要同步你所有的資料。你需要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不將這些資料傳輸給你的對手，這意味著你必須知道經手這份資料的每一個人。你還必須對資料進行最終處理以掩蓋其真實意圖。那它不去那裡呢？你會希望把無人機放在你的資產表上嗎？在烏克蘭可能只有2個人知道，一個是將軍一個是你的線人。你不能告訴別人那是你的資產。你要避免別人發現誰是你的線人。當戰爭開始後，過去我不知道為什麼俄羅斯人被低估了，在資料層面來看他們可能是世界第一。可能有些東西他們一開始沒有，他們可以在戰爭過程中拼湊出來，然後開始干擾電子裝置訊號。所以這要求你的企業必須同步發展，因為現在不是從a到b的問題了，而是如何穿過非常擁擠的環境的問題。當你在收集資料的時候並沒有可以連結的地方。在烏克蘭每次進入一個戰區之前，每件事情都是動態挑戰，並且事先沒有被預測到。當然肯定有人喜歡我們的工作，有些人討厭，歡迎所有的意見交流。烏克蘭人其實是一個小團隊，他們的士兵非常勇敢，非常有技術性，他們也有很厲害的技術人員，能力在我們之上，有自己產品的專有使用方式。在以色列，他們善用情報手段，而多數人則傾向於軍隊對軍隊的直接對抗。但在美國，你只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巨大力量，但這個力量必須得到整合。所以企業軟體在戰場上的雙重作用是，一是確保所有底層的東西都能正常工作，二是將等級提高到世界頂尖水準。02. AI升級：從戰場到社會民生賴瑞·芬克：有非常多的技術源自國防領域，無論是網際網路還是GPS。你如何看待這項技術從國防和軍事領域轉化到公司、企業乃至社會？亞力克斯·卡普：這樣一個本質上純粹原始、不加修飾的環境意味著，你實際上能夠瞭解什麼是真正可行的客觀事實，而不受企業主觀認知的侷限。總的來說，這種認知具有高度普適性，幾乎可以一對一地轉化應用。而企業運行是不一樣的。並非所有企業都願意隨時間推移變得跟其他企業同質化。比如你拿出A、B、C三家企業，它們處於同一市場，其技術基礎設施正試圖將它們塑造成相似的企業。它們擁有相同的組織架構圖，大致相同的流程，但資料和基礎設施卻各不相同。在戰場上我們學到的是，同質化並不具備特別價值，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是企業能做到其他企業做不到的事情，這才應該是每個人的目標，也正是每個軍事情報機構追求的目標。在進入商業領域時，如何擁有別人沒有的效率和知識是很重要的。比如在戰場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你如何獲取資料資訊並進行處理，然後把資料放入系統框架內將其進行真正的行動運行。企業到底在做什麼？其實歸根結底就是資料、資訊，如何把普遍共享的知識轉化為你們的獨家優勢。帕蘭提爾目前也為眾多醫院提供支援，這些醫院普遍面臨收治流程問題，醫護人力短缺，且在低利潤環境中運作。通過最佳化收治流程並接入企業系統，現在處理這些事務的速度比以往提升了10到15倍，不是通過讓醫生干更多的活，而是通過演算法最佳化了資源分配的“承重能力”，拯救了更多生命。在處理生命相關資料時，因為你在用本體論處理資料，你有一個結構化的框架。儘管人們可能不願相信，但這實際上增強了公民自由。因為現在你可以明確指出：簡單來說，某人的處理流程是基於經濟考量，還是基於其背景因素？這類問題原本是無從查證的。這其實在公民自由方面帶來了巨大改進，但人們通常不相信我們會在乎這個——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確實在乎。要知道，展現即關懷。比如我們能夠細緻地展示：某人為何進入系統、為何被接收、為何被拒絕，而且我們可以用對企業本身有商業意義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同時這還能帶來安全與效率的提升，並且還縮減了開支。如果用更精簡的財務視角來說明：過去，想要實現我們如今在公開市場透明環境下所能達成的效果，企業往往需要先私有化，再剝離成本結構，很可能再轉手出售。而現在，你可以直接最佳化成本架構，讓一線工作者——而非臃腫的中層——發揮更關鍵作用，進而徹底改變他們面向市場的方式。AI在這裡不再是冰冷的算力堆砌，它通過建立公開的、真實的、可審計的流程，實現了效率、利潤與社會價值的某種奇蹟般的重疊。03. AI泡沫？太多企業沉迷於“買現成模型”賴瑞·芬克：那麼，阻礙人工智慧應用普及的根本障礙是什麼？僅僅是遺留系統和歷史問題嗎？我們該如何加速其應用，以造福人類？亞力克斯·卡普：目前AI的應用速度已經超過了我們自身的能力。所有人都在談論AI，所有人都在購買算力。而如果有些企業只是直接購買現成的大型語言模型，試圖用它來完成任何實際任務，那都是行不通的——大語言模型現在更像是一種通用商品，而且精度遠遠不夠。比如，你無法用它進行核保，任何受監管的業務它都無法勝任。說到普及，現在的問題在於，很多人嘗試了一些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方法。比如，買一個大語言模型，把它往自己的技術堆疊上一放，然後納悶為什麼沒效果。尤其是在美國，你會看到人們開始嘗試像我們（帕蘭提爾）那樣，或許通過手工建構本體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為只有當你建立起一個軟體層，用一種企業能夠理解的語言來協調和管理這些大語言模型時，AI才能真正創造價值。現在有很多討論，比如我們是否身處AI泡沫中。泡沫是什麼？我認為，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滯後階段。市面上有很多AI產品，其中一部分確實有效。就像回到戰場那個例子：全世界幾乎所有人都曾認為這行不通，但現在它確實行得通了。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它是否有效”，而是“我們如何讓它為我的國家（或公司）所用”。這正是各個公司正在經歷的：“噢，那家公司成功了，我的怎麼不行？你到底做了什麼？”舉個例子，就以我們帕蘭提爾來說，我們幾乎沒有銷售人員。實際上，我每次去看，銷售團隊規模似乎都在縮小。規模變小，並不是我們想節省單位經濟效益，而是因為在當前AI領域的低信任度環境下，大多數企業已經被各種無法落地的AI願景搞得筋疲力竭。如果你交付了真正有效的東西，為什麼還需要銷售人員呢？產品自己會說話。你只需要說：“嘿，別來找我們談。”這在商業和政府領域都是如此。目前我們很難擴張，主要是因為我們需要去培訓購買方的人員，而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在政府層面，每個國家顯然都有類似“安全許可”的制度。那麼，為了將我們的軟體——比如建構像“項目專家”這樣的系統——整合到你的架構中，你將需要一位同時擁有最高等級安全許可和技術背景的人員。而遺憾的是，大多數技術人員並不會去獲取最高等級的安全許可，所以這類人才非常稀缺。這種資源極為珍貴。接著，他們還需要接受培訓，這個過程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此外，和任何事情一樣，你必須真正相信這件事，認為它至關重要。要知道，並非所有人都符合這些條件。賴瑞·芬克：那到底需要培訓多少人，如果在企業層面，是否必須從CEO開始自上而下推行？具體是如何運作的？如果以保險核保為例。亞力克斯·卡普：以保險核保為例吧。最理想的情況是——CEO最好具備數學思維。即便他可能對產品一無所知，但通過資料，他也能理解產品的運作邏輯。在這種情況下，初期我們可能需要培訓五、六個人。開始時，所有工作都由我們完成，然後我們會儘可能地將知識和能力轉移給他們。我們也在努力尋找能與我們共同完成這項工作的合作夥伴。總之，你需要的團隊規模不大，但我們目前的人手依然不足。賴瑞·芬克：您之前反覆提到AI如何能加強經濟基礎，我們也在美國看到了這一點。AI能以多快的速度改變企業增長軌跡？因為您之前提到過它如何能改善經濟以及人們的福祉。亞力克斯·卡普：對於企業而言，這裡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有個“速度”問題。就我們合作的許多公司來看，在我們介入的領域，我們通常能削減高達百分之八十的成本，並顯著提升你們的營收。但這實際上取決於具體的應用場景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然後就是速度函數的變化：在五年前，完成這樣的改造可能需要一年時間；但現在，它可能只需要一周。04. 當AI撕掉精英學位的遮羞布賴瑞·芬克：我想接著追問這個問題——我確定這也是今天一些人心中所想的：從整體上看，人工智慧是會創造就業，還是會摧毀就業？亞力克斯·卡普：確實，我認為當前西方輿論中存在一個令人遺憾的論調，就是它（AI）將摧毀人類的工作——就像你知道的，如果你去了名校，學了哲學（以我自己為例）。那麼希望你還有些其他技能，因為僅有“精英學校的哲學學位”或通識性的精英教育背景將很難在市場上找到工作。但職業技術人員卻越來越不可替代，比如我們在為一家電池公司製造電池，在美國做這項工作的人，其工作內容與日本工程師大致相同，而他們只上過高中。現在他們變得非常有價值，甚至幾乎是不可替代的，因為我們可以讓他們迅速轉型，勝任與之前不同的工作。這類崗位的價值將會越來越高。而那些擁有高IQ、來自耶魯等名校只具備“泛化知識”而無“特定技能”的人受到的衝擊最大。如果一個國家能夠通過技術挖掘出本土公民中的這些“離群天才”，將他們培養成駕馭AI系統的“高階技工”，那麼這個國家對大規模低端移民的需求將會大幅下降。我確實認為，這些趨勢讓人很難理解美國為何還需要大規模移民——除非你擁有非常特殊的專業技能。賴瑞·芬克：關於歐美白領工作的基礎，歷來是通過大學教育建立的。我剛剛聽您說，我們將需要更多接受職業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您是否也在暗示，我們未來可能需要的白領崗位會減少？亞力克斯·卡普：我認為，我們需要做的確實是減少對傳統白領的依賴，但關鍵在於，我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測試和發現人的潛能。你知道嗎，有很多人在做X工作，但他們本應去做Y工作。就像我們系統的一位管理者——在美國陸軍中管理我們Maven“專家”系統的，是一位前警官，他只上過社區大學，而他現在正在全球範圍內執行非常高端的、非常複雜的目標定位任務。這個人實際上是無法替代的。我認為，過去我們測試潛能的方式，可能無法完全發掘出他這種不可替代的才能。如果他沒上過大學，他還會像現在這樣有才華嗎？會的。而且我認為，甚至在帕蘭提爾內部，如果你觀察我整天在做什麼，我就是到處走動，去發現誰有那種“異於常人的特質”，然後我把他們放到適合發揮這種特質的事情上，並努力讓他們專注於此，而不是分散到他們自認為擅長的其他五件事上。傳統的大學學歷正在加速貶值，而具備實際技能的技工、職業技術人員，通過AI的加持，正在變得“不可替代”。無論我走到世界那個角落，過去十八年來，大家都曾覺得我們像個商業笑話，而現在很多商界人士都想來聽取我的建議。你知道嗎？在帕蘭提爾內部，唯一不想聽我給出商業建議的，恰恰是帕蘭提爾的工程師們。他們總是說：“嘿，亞歷克斯，我有個想法，能讓公司變得更好……”那些點子通常都類似於“我們應該開成麥當勞那樣”，或者“你是某類人，你應該停止公開講話”之類的。當然，關於公開講話這點，有時候他們可能說得對，我承認。05. AI像是一場國家級“滲透測試”賴瑞·芬克：最後一個問題：AI的應用曲線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中將會如何發展？發展中經濟體又該如何參與其中？我昨天讀到一份研究報告，指出AI的應用目前高度集中於高教育水平的社會或公司，並且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分化，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育資源的應用方式。那麼，AI是否會在全球增長格局中造成更嚴重的不平衡？亞力克斯·卡普：首先，最明顯的不平衡是：似乎只有美國和中國真正掌握了如何讓這項技術發揮作用。方式不同，但都成功了，而且是大規模的成功。這種領先並非僅僅體現在算力或資料量上，更體現在這兩個國家對AI與真實權力和生產力結合的深刻理解。我認為，AI發展速度很可能會遠遠超出大多數人的想像——就像貼現率一樣，我認為從長遠看，人們對於它能達成什麼、將如何影響我們社會的方方面面，其預估是嚴重不足的。尤其是在軍事領域。我傾向於做一個現實主義者。我認為，國與國之間巨大的發展差異，將使人們所期待的那種平等對話變得困難。可能還會有一個第三梯隊，比如俄羅斯，這個在許多西方人眼中已處於衰落邊緣的國家，但是俄羅斯在電子對抗和數學應用領域的韌性非常強，他們擁有在極端壓力下“拼湊”解決方案的數學天賦，這一點使得他們在現代戰場的某些維度上依然保持著極高的競爭力。AI將以一種不可逆轉的方式，強行揭示出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微觀社區、每一個國家的真實市場價值。看待AI不公平性的一種方式是：它就像一次“壓力測試”，或者說是一種“承重測試”。能夠承受這種壓力的社會、組織和公司將獲得巨大的優勢。問題在於，如果一直在假裝承受壓力，實際卻不能，那麼整個體系就會崩潰。無論我們是否喜歡，AI都將揭開所有人和所有國家的底牌。 (藍血研究)

【俠客島按】最近的兩個態勢很值得關注。一是達沃斯論壇上，美國和盟友的激烈爭吵。比如加拿大總理卡尼，直言不諱地說“基於規則的舊秩序已死”，（美國）把關稅當作槓桿，把金融基礎設施當作脅迫工具，把供應鏈當作可以被利用的脆弱點，呼籲中等國家共同行動，否則就會在“菜單上”。川普則稱歐洲已“面目全非”，說卡尼對美國沒有感恩，是美國讓盟友有了今天，美國勢必要拿格陵蘭島等等。二是不少國家政要密集來華訪問。眼下在中國的是英國首相斯塔默，從去年12月到現在，芬蘭總理奧爾波、愛爾蘭總理馬丁、加拿大總理卡尼、韓國總統李在明、法國總統馬克宏等都來訪問，德國總理梅爾茨計畫2月來華。如何理解這樣的動向？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進行了對談。1、俠客島：您如何看待以卡尼為代表的“舊秩序已死”的觀點？鄭永年：從卡尼到歐洲各國領導人，可以用“覺醒”形容他們的發言。當然，不是自己“醒”的，是被川普的大棒“打醒”，打到自己頭上才“覺醒”。這次達沃斯論壇，標誌著傳統“西方”概念、“全球北方”概念的死亡。二戰到現在的“舊世界”“舊秩序”，是西方世界塑造的。其倒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世界的倒塌。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撐不下去了，美國作為“帝國”，無法提供足夠的、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盟友體系、自由國際秩序支撐不下去了。二戰後，美國為維持和“保護”西方作出了不計成本的貢獻。但這產生了兩重後果：一是這些國家高度依賴美國，並且視美國保護為當然，越來越沒有自身能力；二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貢獻，這使美國自身地位難以為繼。在川普看來，是美國“養”著這些國家，提供了國際福利，但這些國家在享受福利的同時沒有維持秩序，變成“養懶人”“養懶國”，所以他要“壯士斷腕”地“拯救”西方。其實歐巴馬時期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傳統精英都是既得利益者，很難去自我解剖。作為“局外人”的川普沒有包袱，他是商人，依靠民粹主義起家，也有足夠的勇氣，就做了。這麼一來，西方精英必然反對，所以出現公開“對罵”的場景。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來源：“中國日報”視訊號2、俠客島：如果“舊秩序已死”，新秩序是什麼？是白宮現在推行的攻城略地式的叢林法則嗎？鄭永年：新秩序還沒出現。沒有秩序，“新世界”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眼下，沒有一個或幾個大國能獨力構造新秩序，各大國都轉向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國際秩序“封建化”；世界也缺乏能夠讓中等國家或較小國家接受的“共主”。“自然”形成的秩序，就是達爾文式的叢林世界。“川普2.0”的美國，正在開啟近代以來曾經盛行、但後來被世界拋棄的兩種主義：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屬於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傳統，用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對拉美，川普實行的是新殖民地主義，比如委內瑞拉；對世界更多的地方，川普則實行毫不掩飾的傳統帝國主義，如把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欲控巴拿馬運河、威脅加拿大、奪格陵蘭島。這首先出於美國的擴張本質。若非擴張過度，就不會有今天的“收縮”。“收縮”是為了調整和鞏固，鞏固美國的內部、周邊和後院，以便將來更強有力的擴張。近代以來國際政治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具有競爭性，即各列強之間的競爭；結束不了俄烏衝突，美國就轉而聚焦自己的擴張。3、俠客島：歐洲為了尋求空間，跟印度簽了貿易協議；加拿大、英國等也在尋求更多空間。“覺醒”是否能夠轉化為行動？鄭永年：言詞很美好，意願很強烈，現實很冷酷。要從美國的庇護中獨立出來，首先得有能力。這些國家有嗎？歐洲說了很多年戰略自主，現在還遙遙無期。美國能允許這些國家獨立出去自立門戶、不聽美國嗎？即便能獨立，能改變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的格局和序列嗎？國際政治是很殘酷的。中等國家如此，小國的悲劇更多。這是個對小國家並不友好的時代。今年發生了美國強擄馬杜洛事件，給拉美小國製造了恐怖環境；隨後美國的盟友們遇上了格陵蘭島問題。如果一個強權可以隨意強行攫取利益，世界就沒有了任何基礎。一般來說，當大國能夠“規矩”一些的時候，小國的日子就好過一些；但實際上，只有“規矩”有利於自己的時候，某些大國才會守“規矩”。這是西方熟悉的世界，也是我們所批判的。白宮發佈“川普和企鵝漫步格陵蘭島”圖。圖源：網路4、俠客島：一些外媒分析稱，近期西方國家領導人密集來華訪問，是川普把盟友“推向中國”，或者說這些國家又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卡尼就表示，中國很穩定、可預期，這是談合作的基礎，中加也簽署了協議，中國新能源車的關稅從100%降到6.1%，引人矚目。此類合作是否會越來越多？為什麼他們都選擇來中國找機會？鄭永年：西方媒體慣於用中國嚇唬川普，這一點我們要清楚。外媒說這種話，是因為西方還是在自己歷史的影子裡看中國，覺得那些盟友離開了美國就得去找中國，還是“非友即敵”的思維模式。美國不會允許這些國家“脫美投中”。跟中國走得太近，會被美國敲打。中國穩定、可預期，是好談合作的夥伴。中國是市場經濟，又不結盟，且不像西方那樣自己發展完就抽“梯子”，而是發展的同時把“梯子”伸出去，希望開發中國家共同現代化。有這樣的基礎，中國的施展空間就很大。當美國“退回”西半球時，中國應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全球利益。美國丟掉自由貿易的旗幟，我們還要堅持。美國批次“退群”、對聯合國體系不屑一顧，我們依然堅持維護這一體系。舊世界沒有了，新世界怎麼建構？中國是關鍵變數。我們跟所有的國家打交道，包括美國、俄羅斯、中等國家和小國。中國是包容性、開放性的文明，就是要繼續推動全球化。某種程度上，達沃斯隱含的主題依然是中俄。川普明確告訴西方，面對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只有美國有能力來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但這種安全戰略能實現多少？要打問號。比如“退回”拉美，美國可以強擄馬杜洛，但能把委內瑞拉治理好嗎？不是說把力量投射到西半球就一定能得到西半球，不見得，也有可能陷入“拉美陷阱”。 拉美有很多親美力量，但反美力量同樣強大。他也不可能指揮美國的企業，資本有自己獨立的評估。美國一百多年都沒把拉美弄好，現在就能搞好？故事剛剛開始，後面還很複雜。事實上，中國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是美國做不了的。比如新能源車，是白宮放棄的；中國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美國短板。如果門羅主義能搞好拉美，拉美也不會反美、不會找外部投資者。做好自己的事，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推動全球化，在自身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同時也呼籲各國共同參與，這就是中國現在在做、未來仍將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俠客島)

就在上周，被稱為“有史以來最亂的一屆”達沃斯論壇，正式落幕。借用世界經濟論壇總裁，博爾格·布倫德的話說，今年達沃斯論壇是在“論壇成立以來最複雜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召開的。達沃斯論壇，全稱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每年1月在瑞士的達沃斯小鎮舉行。這個論壇創辦於1971年，過去半個多世紀裡，它一直是全球政商精英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每年的論壇主題，都是基於“合作”制定的。但是，最近幾年，主題的調性正在發生變化。2023年，論壇主題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強合作”。2024年的主題是，“重建信任”。而今年的主題是，“對話的精神”。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屆達沃斯論壇所體現出來的，國際關係裡，那些“狠話”背後的“計畫”，以及聚焦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AI已經從一個技術話題，變成了一個“國家級”的資源問題。01. “共識凝聚場”轉變為“失序確認場”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柯靜，對今年達沃斯論壇有一個觀察。她說：“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年會，是該論壇創辦半個多世紀以來政治張力最為凸顯、整體氛圍也最為緊張的一屆。達沃斯論壇正在從以往的‘共識凝聚場’，轉變為‘失序確認場’。”什麼叫“失序確認場”？柯靜的解釋是，與會者關注的重心，已經從“如何共同前進”轉向“在秩序動搖的時代如何管理風險”。這不再是一場描繪宏大藍圖的會議，而是確認現實約束與治理底線的論壇。先說說在國際關係裡，那些“狠話”背後的“計畫”。沒錯，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很多國家政要都撂下了狠話。但是要知道，國家利益面前，那能容得下發洩情緒。事實上，每句看似衝動的“狠話”背後，說話的人都已經做了充分的事前計畫。只有瞭解這些計畫，我們才能看懂其中利益格局的實際演變。首先，為什麼很多媒體說今年達沃斯論壇是“史上最亂”？主要是因為，大大小小的衝突太多。說幾件事你感受一下。比如，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在達沃斯論壇期間憤然離席。起因是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發表了批評歐洲的演講。注意，這兩個人，一個是歐洲央行行長，另一個是美國商務部長，都是各自陣營的核心人物。很多人把這看成歐盟與美國之間“分歧”的縮影。再比如，川普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當眾嘲笑法國總統馬克宏。他還說自己曾經只用了三分鐘，就利用關稅這個武器，讓馬克宏“服軟”。但在所有這些政要出面的場合裡，最受關注的，是加拿大新上任的總理，馬克·卡尼的演講。1月20日，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發表演講。他說了幾句很重的話。第一句，我們正處於斷裂之中，而非過渡。注意，他用的是“斷裂”，不是“轉型”，不是“調整”。第二句，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不應該哀悼它。懷舊不是戰略。第三句，中等強國必須聯合行動。為什麼？因為如果你不在談判桌上，那你就會成為菜單上的菜。你看，這三句話，一句比一句攢勁。那麼，卡尼為什麼要在達沃斯論壇上說出這些話呢？以及他的底氣從那來呢？我們可以看看，他在說這些話之前都做了什麼，或許能夠發現一些端倪。首先，是在貿易上尋找美國之外的新出路。比如，2026年1月14日到17日，就在達沃斯論壇開幕前一周，卡尼訪問了中國。這次訪問簽署了一系列協議：中國電動車年出口配額4.9萬輛，關稅從100%降至6.1%；加拿大油菜籽關稅降至15%；簽署2000億元人民幣本幣互換協議；申請加入亞投行。卡尼給自己定了個目標：5年內將加拿大對美外貿依存度從75%降至50%，對華出口占比從5%提升至8%。其次，在國防上，為加拿大疊加更多的護盾。比如，2025年6月，加拿大新增90億加元國防預算。更關鍵的是，從美國購買的F-35戰機，訂單從88架削減到16架，轉而評估歐洲的“颱風”和“陣風”戰機。還有一個細節。加拿大軍方舉行了百年來首次模擬美國入侵的軍事演習。你看，訪華簽協議、削減美國戰機訂單、模擬美國入侵軍演，這些動作都發生在達沃斯論壇開始之前。有了這些底牌，卡尼才敢在達沃斯論壇上說“舊秩序不會回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盧鋒，針對這個現象的觀點是，“這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反映了美國的核心盟友，正在重新思考美國政策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那麼，那些一度作為美國盟友的國家，態度為什麼會發生轉變呢？假如觀察之前的種種事件，你會發現，這個轉變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從去年川普發動關稅戰開始，就逐步升溫，直到今年的格陵蘭島事件，把情緒烘托到了頂點。就在抵達達沃斯的前幾天，川普還放話說，不排除以武力奪取格陵蘭島。那麼，面對川普的“蓄謀”，歐洲國家有什麼反應呢？表面上看，很多國家都在選擇正面“硬鋼”。比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達沃斯說，當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和紛爭不斷。她還呼籲歐洲打破“傳統的謹慎作風”。但是，光看歐洲說了什麼還不夠，關鍵是要看他們真正做了什麼。2026年1月，歐洲七國，向格陵蘭島派出了所謂的援助部隊。但這支部隊有多少人呢？總共不到40人。法國15人、德國13人、英國1人，其他四國加起來9人。德國士兵上島44小時後就匆忙撤離。為什麼會這樣？也許是因為歐洲內部對川普的態度並不一致。比如，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在歐盟特別峰會上表示，與川普對抗是一個糟糕的主意。因為2024年義大利對美貿易順差高達390億歐元。汽車、機械製造、葡萄酒、奢侈品等支柱產業極度依賴美國市場。再比如，立陶宛總統瑙塞達說：“合作才是關鍵詞，而不是對抗，美國仍然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本來，針對美國的關稅威脅，歐盟準備了930億歐元的反制清單。但啟動這些手段，需要27國一致同意。結果，因為內部意見不統一，導致反制措施始終沒能啟用。而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資訊，這就是，各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紐約時報》在報導達沃斯論壇時說，當川普放棄全球經濟領導權，中國成為贏家。中國試圖以“負責任超級大國”的形象做“房間裡的成年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將繼續捍衛全球化、堅定自由貿易。換句話說，在國際地緣的波動中，中國的“可預測性”正在成為各個國家最看重的稀缺品。02. 中國的“可預測性”體現在那裡？第一，對承諾的精準履行。比如，川普在達沃斯離開時證實，中方正切實履行貿易協議，大規模採購美國大豆。中美2025年10月達成貿易休戰協議，中方承諾2026年2月底前採購1200萬噸美國大豆。現在，國企中糧集團提前完成目標。第二，經濟資料的穩定性。2025年中國GDP突破140兆元，實現5%左右增速。過去五年年均增速5.4%，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定在30%左右。借用一些媒體的報導，當美國用關稅作為外交武器的時候，其他國家在尋找替代方案。而中國的“可預測性”，在這個時候變成了稀缺資源。博爾格·布倫德，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加速增長，有望在未來數年帶來巨大生產力提升與增長機遇，這也是為何一年前他們對全球經濟增長持悲觀態度，如今卻感到樂觀。最後，我們回到開頭引用的柯靜的觀點，達沃斯論壇正在從“共識凝聚場”轉變為“失序確認場”。什麼叫“失序確認場”？說白了，就有點“撕破臉”的意思，各方不再假裝有共識，而是公開承認分歧。當失序被確認，各方的行為邏輯就會改變。過去，在“共識凝聚場”裡，各方的行為邏輯是：通過對話尋找共識，通過規則約束行為，通過合作做大蛋糕。即使有分歧，也要在檯面上保持體面，因為大家相信最終能找到共同利益。但在“失序確認場”裡，行為邏輯變了。比如，加拿大不再指望美國會遵守盟友規則，所以卡尼在說“舊秩序不會回來”之前，先訪華簽了貿易協議。再比如，歐洲不再相信美國會保護盟友利益，所以馮德萊恩呼籲打破“傳統的謹慎作風”。換句話說，當大家都確認“失序”是現實，就不會再只是一味等待他人形成共識，而是各自尋找出路。這也許是“失序確認場”的影響之一。它不只是描述現狀，更是預示著行為模式的轉變。03. 科技發展總體推動人類向好下面，我們聚焦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科技巨頭的話語權。今年的達沃斯論壇，可以說是科技巨頭話語權最強的一屆。你知道，在科幻電影裡經常有這麼一個設定，叫做，科技公司接管全世界。說的是，未來世界的主導力量不再是政治權力，而是科技公司。比如，《銀翼殺手》裡的泰瑞公司，《異形》裡的韋蘭尤坦尼公司，《生化危機》裡的保護傘公司，等等。當然，在電影裡，被這些科技公司掌管的未來，通常都不太好。這點我們可以暫且忽略，畢竟，電影要好看，就得有衝突，有對立。回到現實，幾乎多數主流的理論都在指向一個判斷，叫，科技發展總體推動人類向好。因此，我們還是帶著這個總體向好的視角，來看看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科技巨頭的動向。前面說過，今年科技巨頭的存在感很強。說幾件事你感受一下。比如，川普率領了達沃斯論壇史上最大的美國代表團，超過300人。這個代表團裡不只有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這些政客，還有輝達、微軟等科技巨頭的高管。再比如，今年，馬斯克首次現身達沃斯論壇。他過去從不參加這類全球精英聚會，甚至公開表示過不感興趣。還有黃仁勳，也是首次參會。再比如，在議題佔比方面。今年達沃斯論壇超過400場會議，AI已經成了最核心的議題之一。還有很多科技公司，比如微軟、TikTok，都在達沃斯論壇上設立了展位。注意，這些還只是表面，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科技公司的體量。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科技巨頭，在經濟體量上達到了“國家級”的程度。單就經濟體量上看，這或許已經有點科幻電影裡“科技公司主導社會”的意味了。比如，五大科技巨頭，微軟、亞馬遜、Google、Meta、甲骨文，2026年計畫投入超過4700億美元，用來建資料中心、買晶片、搭建AI基礎設施。什麼概念？這已經超過了許多中等國家的GDP。而且注意，這裡的4700億美元不是股市上的估值，而是很可能實打實花出去的預算。再比如，全球AI資料中心的投資，預計2026年會突破1兆美元。2025年全球風投超過1000億美元流入AI原生創業公司。你看，當一個企業掌握的資源達到這個規模，它的判斷和決策，影響力就不只是商業層面的了，而是會涉及一個社會的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又會決定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則，經濟活動又決定了每個人工作生活的方式。這麼說可能有點抽象，舉幾個具體的例子。比如，19世紀西方的鐵路大亨，定義了西方國家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鐵路。你看，貨物怎麼運、城市怎麼建、產業怎麼佈局。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鐵路決定的。再比如，20世紀的石油巨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源走向那裡、國家之間如何競爭，進而又影響了世界地緣政治的格局。而且這些基礎設施一旦建成，就很可能造成長遠的影響。就像今天很多國家的城市佈局，還在受19世紀鐵路網路的影響，地緣政治還在受20世紀石油分佈的影響。從這個視角看，AI基礎設施一旦建成，也可能會影響未來幾十年的社會經濟。04. AI從資訊邏輯，進入工業邏輯具體來說，未來可能會出現那些變化呢？第一個變化，AI將從資訊邏輯，進入工業邏輯。我們以為AI讓社會進入了“輕資產”的數字時代，結果發現還是“重資產”的工業邏輯。馬斯克、黃仁勳，還有很多AI領域的科技巨頭，都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表達了類似的觀點。AI為什麼會成為重資產行業？借用黃仁勳的話說，因為AI不是一個單一的技術，而是一個完整的基礎設施體系：從能源、晶片、雲資料中心、AI模型到應用層，每一層都需要建設、營運、維護等等，每一層的打造，都需要工業層面的巨大投入。換句話說，過去我們總覺得，一個技術的發展取決於“設計”層面的突破。但是未來，當這個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它需要的已經不只是“設計”上的改進，更是基礎設施的增強。比如，現在全世界的晶片產能在指數級增長，但全球電力年增速只有3%—4%。到2026年底，可能會出現“有晶片沒電用”的局面。到時候，你覺得晶片還是個“設計問題”嗎？不是啊，它已經演變成一個“基礎設施”層面的問題。根據黃仁勳的說法，2024年全球資料中心耗電量已經達到415太瓦時，佔全球總電力消耗的1.5%。到2030年，這個需求會增長4倍以上。說白了，未來可能出現的一個局面是，科技巨頭掌握先進技術，而先進技術需要龐大的基礎設施，這會倒逼科技巨頭下沉到基礎設施層面，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而一旦科技巨頭滲透到基礎設施，就意味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社會層面的話語權。同時，這也意味著，未來大國之間的AI競爭，不僅取決於“技術設計”能力，更取決於“能源利用”能力，甚至還有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宏觀經濟指標：“每美元每瓦特產生的tokens數量”。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它在AI時代的競爭力就越強。這是第一個變化，AI正在從“輕資產的資訊邏輯”，轉變成“重資產的工業邏輯”。05. 勞動的價值正在被重新定義第二個變化是，勞動的價值正在被重新定義。過去幾十年，我們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程式設計師比電工值錢，但AI正在顛覆這個邏輯。比如，Anthropic，也就是做Claude的那家公司，他們的CEO阿莫代伊認為，6到12個月內，AI將能夠完成大部分軟體工程師的工作；5年內，一半初級白領崗位將消失。他還說，自己公司內部，工程師已經不再自己寫程式碼，而是直接把任務交給AI，讓它產出初稿，真人只做稽核與改寫。再比如，黃仁勳認為，未來，管道工、電工、製冷工程師，都要比程式設計師更稀缺。據說現在美國資料中心的工地上，一個熟練電工的年薪已經超過20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140萬元。而美國到2030年還需要13萬名電工、24萬名建築工人。因為AI資料中心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那麼未來，什麼樣的能力是稀缺的呢？關於這個問題，電腦科學家吳恩達在達沃斯論壇上有一場專門的發言。他認為，真正失業的不是被AI替代的人，而是不會用AI的人。當AI降低了執行成本，決策能力就成了最稀缺的資源。未來，判斷一個崗位價值的標準會變：不再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而是“能不能被AI替代”。從這個角度看，AI也許不會抹去工作，但它會重新分配工作內容。比如，美國面臨大約500萬名護士的短缺，其中一個原因是護士將近一半的時間花在病歷記錄和文書工作上。也許AI可以讓護士從文書工作中解放出來，把時間投入到更高價值的環節。這是第二個變化，能力的標準也許會被AI重塑。06. 社會對AI的“容忍度”變得敏感第三個變化是，隨著AI消耗的資源越來越多，整個社會對它的“容忍度”也許會變得敏感。說白了，當AI的發展只需要花一點點錢，你成功還是失敗，人們其實不太在乎，整個社會對你的容忍度很高。但假如這個技術的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人們的容忍度就會降低。畢竟，你消耗的是真金白銀，誰都不可能忍受你一直犯錯。比如，假設AI只是一味消耗資源，卻沒有改善健康、教育和產業，那麼社會的質疑聲就會變強。到時，資料中心的選址會更難、電網接入更慢、能耗與排放監管也會更嚴。今年的達沃斯論壇開幕前，《全球風險報告2026》正式發佈。這份報告調查了全球大約1000名專家、決策者和商業領袖，評估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結果顯示：未來兩年，AI在風險排名裡是第30位。但假如把視角切換到未來十年，那麼AI的風險排名，躍升到第5位。從第30位躍升到第5位，這是報告中上升最快、幅度最大的風險議題。也就是，短期內，AI的風險排在地緣經濟對抗、武裝衝突、極端天氣這些“大風險”後面。但十年後，AI的風險將超過絕大多數傳統風險，成為全球前五大風險之一。為什麼？因為短期內AI的應用還在試驗階段，風險不明顯。但長期來看，當AI大規模應用，涉及就業、倫理、安全等問題時，隨著應用規模變大，隱含的風險也會變大。但好消息是，現在已經有很多人意識到這些風險的存在。換句話說，有時，討論風險，就意味著遠離風險。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學者，而他們的主要成果之一就在於，發現技術是如何推動社會變好的。其中有個關鍵結論是，技術有“自我修補”的屬性。也就是，假如一個技術造成了問題，那麼這大機率上會倒逼人類發明更先進的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也許人們的樂觀還是要遠遠大於悲觀。最後，借用馬斯克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的一句話，作為今天的結尾吧。他說，“總體而言，我寧願站在樂觀一邊，那怕是最後被證明我錯了，也總好過做一個悲觀的人。”在AI到來後，你和身邊的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會討論“自己是否會被AI替代”這個話題？ (羅輯思維)

去年成為加拿大總理時，馬克·卡尼在人們心目中主要是一位技術官僚，能在全球金融界取得成功的央行行長。但本周從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返回時，卡尼突然成為全球政壇明星。在這個億萬富翁、投資者、首席執行長和政治家們的年度聚會上，向來矜持的聽眾在卡尼30分鐘激昂的演講結束後，罕見地全體起立鼓掌。1月22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出席記者會。嘗試對美拉開距離卡尼坦率評估了美國總統川普造成全球秩序不可逆轉的“決裂”，並敦促其他中等強國加入加拿大，共同開闢一條獨立於超級大國的道路。卡尼說話非常直白，這與其他一些對川普阿諛奉承的人形成鮮明對比。卡尼從達沃斯回國後不到一天，就在魁北克市發表演講，闡述加拿大的方向。他說：“加拿大無法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證明可能有另一種道路。歷史的弧線並非註定要扭曲成威權主義和排外主義，它仍然可以傾向進步與正義。”卡尼這番演講如同他在達沃斯的演講一樣，沒有直接點名川普，但指向性非常明顯。這次演講主要涉及國內議題，包括魁北克最近重新燃起的分離主義情緒，似乎既是為了安撫，也是為了激勵那些因川普執政一年而感到憤怒、疲憊和恐懼的加拿大人。雖然與川普總體上保持著友好關係，但卡尼的這兩場演講凸顯這位加拿大領導人計畫進一步將本國與川普版本的美國拉開距離。美國是加拿大出口依賴型經濟的最大市場，兩國共享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儘管加拿大與美國和墨西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但川普已對包括汽車、鋼鐵和鋁在內的加拿大關鍵產業施加了各種關稅威脅。不管川普想接管加拿大的另一個鄰居格陵蘭島的願望最終是何結果，這一問題已在加拿大人中激起擔憂和憤怒，川普還曾威脅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手握籌碼改變策略卡尼上任近一年來，一直試圖與美國總統川普建立友好關係。如今，他開始採取強硬路線。“卡尼一直試圖表現友好，但收效甚微。”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加拿大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桑茲說，“卡尼正加大行動力度，博得更多關注。”卡尼基本未談及他為何大幅調整對川普的策略，但分析人士指出了兩個正在浮現的原因。分析人士認為，首先，在美加墨協定談判之前展現實力，可以為卡尼提供一些談判籌碼。加拿大卡爾頓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芬·漢普森說，卡尼已決定“是時候不再客氣，採取強硬路線”。加拿大阿巴卡斯資料公司總裁戴維·科萊托說，卡尼在達沃斯的演講是為可能提前的大選做鋪墊，以期在議會贏得多數。目前，卡尼領導的自由黨政府屬於少數派政府，這意味著如果反對黨聯合起來，他們可能會失去權力。“在卡尼描述的世界裡，穩定成了一種資產。”科萊托說，“因此，如果卡尼想利用達沃斯敘事框架為提前選舉引路，那麼更明確的資訊可能不是‘給我多數席位’，而是‘給加拿大穩定’。”卡尼還試圖與歐洲和海灣國家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卡尼在卡達表示，他獲得了卡達對加拿大清潔能源項目、人工智慧企業和國防領域的投資承諾。加拿大還獲得了參與一個歐盟國防基金的管道，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卡尼定於3月訪問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表示，他認同卡尼達沃斯演講的主旨。該演講呼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協同行動，反擊全球霸主的經濟脅迫，但隻字不提川普。 (新華國際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