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近日子有點難熬，內外交困。 國內民生方面，水、電、氣、油，都全面告急。話說印度有兩條“年度”新聞，每年只要把前一年的新聞稿稍微改改就能用——一是冬季的奪命霧霾，二是旱季的奪命熱浪。雖然熱浪年年有，但今年由於厄爾尼諾現象，時間特別長、範圍特別大，從三月開始氣溫就居高不下，全球最熱城市前50名全部被印度霸榜。 印度旱季的熱浪會連續很多天都在四十多度，大部分中國人應該都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氣候。我當年不幸體驗過，這輩子都不想再體驗了。簡單來說呢，就是一天之中最涼快的半夜都有三十多度，家裡所有東西摸起來都是熱的，牆壁和天花板會持續向外輻射熱量，像住在一個烤箱裡，無處可逃。一天洗五六次的澡，才能勉強讓身體處於一種“可接受”的狀態，但也不要指望洗澡有多大用處，因為水龍頭裡放出來的水也是熱的。 另外，大家也別天真地以為可以一直躲在空調間裡靠冷氣續命。首先呢，印度家庭的空調普及率只有10%，用不上空調的是大多數。在我們國內，一千多塊錢就能買到1.5匹的冷暖空調；而在印度，單冷空調的起售價就至少是中國的兩倍，相當於許多普通印度人兩三個月的工資。然後呢，沒有穩定的電力供應，有空調也是白瞎。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冷知識：電壓不足的情況下，空調會啟動不起來。印度220伏的電網常常只有190伏，所以在印度裝空調的時候要配套安裝穩壓器。印度的電網建設本來就不行，隔三差五會停電，每年熱浪來襲更是全面缺電——相比用不起空調，花大錢裝上空調卻用不了顯然更痛苦。

據報導，印尼中國商會總會近日向普拉博沃總統發出一封英文信函，直指該國“鎳礦政策缺乏穩定性與連續性”，控訴“過度嚴格的監管、執法過度”及“官員腐敗與敲詐勒索行為”。信函同時抄送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旋即引發中國和印尼政商界的高度關注。 這封信精準暴露了印尼當前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既需要外資驅動產業升級，又急於從外資主導的增長中“拿回控制權”。這也是印尼在激進推行“資源下游化”（Downstreaming）戰略過程中，治理能力與產業雄心尚不匹配的結構性表徵。 中企致信展露印尼營商環境的不足 從信件內容及相關報導看，中企所提出的具體問題主要包含六方面：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經濟學家希曼舒警告說：“目前，印度經濟增長的各個引擎均處於熄火狀態；受中東衝突的影響，情況恐將進一步惡化。” 種種跡象表明，印度經濟狀況不佳。印度政府此前一再宣稱要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如今卻不得不正視現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底下調其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的排名，印度滑落至第六位，位列英國之後。此次排名下滑，主因是盧比匯率的歷史性暴跌。由於IMF在進行排名時採用美元作為衡量基準，盧比貶值直接導致印度以美元計價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幅縮水。自2月28日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攻勢以來，印度盧比對美元匯率已下跌近5%。 作為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印度首當其衝，承受著荷姆茲海峽被封鎖所引發的後果。局勢已然十分嚴峻，印度總理莫迪不斷髮表警示言論，呼籲民眾做出犧牲，特別是限製出國旅行以及減少食用油的消耗。 外界普遍認為，印度自5月初推出的一系列緊縮政策還將持續下去。為了削減因油氣價格飆升而不斷膨脹的進口帳單，新德里當局首先對黃金進口徵收關稅，隨後又不得不上調成品油零售價格——這是該國四年來首次採取此類舉措。

川普後院起火了！川普真是焦頭爛額，訪華還沒回去，就傳來了後院起火的消息！ 川普這次訪華，全世界都在看，川普總體來說是非常滿意這次北京之行的，被大美中國給震撼了，有點流連忘返的感覺。然而，他的快樂還沒維持兩三天，那邊美國的後院已經燃起了熊熊大火！真是怕啥來殺啊！到底什麼情況，請讓占豪給戰友們一點點捋清楚。 一、通膨幽靈捲土重來，美國老百姓苦不堪言 據英國《國際商業時報》5 月 14 日報導，美國勞工統計局發佈的最新資料給了川普政府當頭一棒：美國 4 月食品雜貨價格創下自 2022 年 8 月以來最大的月度漲幅，通貨膨脹率也創下三年來最高年度漲幅，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壓力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加劇。

引言： 一位前總理的憂慮距離上屆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已近一年。去年，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應時任總理朔爾茨請求， 解除了將自民黨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財政部長林德納職務， "交通燈聯盟"(社民黨、綠黨、自民黨)隨之瓦解。朔爾茨這位號稱"時代轉折"的總理， 失去了議會多數。2021年12月， 三黨曾信誓旦旦組建"自由、正義與可持續發展"聯盟， 誓言"敢於進步"。然而理想豐滿， 現實骨感： 聯盟非但未能將社會公平、生態改革和經濟實力有機結合， 反而深陷日常爭吵， 沉迷內部紛爭， 無暇推動真正的社會-生態轉型。我之所以發聲， 是因為對國家未來深感憂慮。即使是默茨領導的黑紅聯盟(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 迄今似乎也未能開啟關於和平、安全和社會正義的新篇章——一個能夠激發希望、贏得民心的篇章。我們正在浪費寶貴的時間。施羅德一、德國模式的終結曾經的成功， 如今的困境德國曾經的成功模式——通過工會與企業合作機制， 將經濟實力與社會凝聚力相結合， 使德國成為全球最強工業國之一——近年來已顯露明顯裂痕。更嚴重的是，這一模式已不再具有未來可持續性。誠然， 聯邦政府推出了大規模國家建設計畫， 但核心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缺乏整體戰略。德國需要的不是修修補補， 而是根本性現代化。然而， 基民盟和社民黨不斷上演內部爭吵、自我阻礙， 固守舊路。新的"德國模式"尚未出現， 歐洲的全球影響力正在衰退。錯誤決策的代價問題不僅出在地緣政治動盪和新的社會生態挑戰上，也在於自身的錯誤決策：財政過度負擔導致的軍備競賽半心半意的烏克蘭戰爭倡議關閉廉價能源供應，而這些能源對德國經濟至關重要即使是默克爾， 這位紅綠改革的受益者， 在其16年執政期內也未能推動德國現代化， 反而因無序移民給國家財政和社會融合帶來新的負擔。缺失的"整體視野"我未能看到任何系統性努力， 將當前轉型作為"整體"把握。這種印象愈發強烈： 默茨政府同樣缺乏恩斯特·布洛赫所言的"具體化烏托邦"的塑造力。它依然在舊軌道上運行， 被日益複雜的現實和新挑戰所左右。而來自巴伐利亞州政府的不斷施壓更是雪上加霜。二、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行動需求日益迫切。看看這些令人不安的數字：經濟資料警報：經濟增長停滯，工業產值下降出口動能減弱失業人數接近300萬41%的企業計畫進一步裁員許多企業倒閉或被外國投資者收購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 德國正淪為"外國資本的收購地"。然而， 德國股市卻因DAX指數屢創新高而歡呼雀躍——這是一個危險的自欺欺人。我們需要什麼?許多既有的確定性正在動搖。因此， 我們需要為國家現代化創造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 這同樣適用於歐盟。必須建立分析框架， 以理解不斷變化的現實， 並找到理性的全球認知模式。這些模式能幫助我們通過政治調控， 應對經濟危機、失業、社會不平等和生態破壞等整體性挑戰。唯有如此， 才能重建對美好未來的基本信任， 維繫社會凝聚力。三、民主正在被侵蝕我們的國家需要一種超越常規公共福利導向的團結行動， 需要一則"偉大的敘事"， 闡明何為當今的進步以及如何實現它。前所未有的不滿根據民調， 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不滿度已高達71%， 前所未有。選擇黨成了不斷蔓延的不安全感和不滿情緒的受益者。這並非選擇極端民族主義的理由， 尤其是當愛麗絲·魏德爾的尖銳批評之外別無他物。歷史經驗警示我們必須劃清界限。然而， 更令我震驚的是： 選擇黨在民調中的支援率幾乎是執政的社民黨的兩倍， 而社民黨則面臨在選舉中得票率跌至個位數的風險。"審查網路"的威脅我們需要強化民主。民主必須說服民眾， 帶領民眾前行。然而， 我憂心忡忡地看到， "審查網路"正在限制民主話語， 製造新的不確定性。據稱， 至少有330個國家和私人機構或舉報平台參與"意見監控"， 這令人擔憂。真理與謬誤的判斷不應由意見決定， 而應通過民主辯論來確認。否則， 越來越多的人將感到不安和邊緣化。民主依賴於話語交鋒， 需要開放的視野和反駁的權利， 而非自以為是、家長式作風， 更不能重現新"國家安全域"。民主並不總是輕鬆的， 它可能令人疲憊、陌生， 甚至痛苦。但民主的力量是自由和改革的前提。我們必須加強民主， 而非限制它。四、和平能力vs戰爭能力康德的啟示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相信理性的力量。他倡導的"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是當今世界生存的基礎。在此， 我將重點討論三個方面：新"世界無序"下的和平問題"左翼中間派"的復興及其在維繫社會自由與團結中的任務社民黨的使命"弱者的力量"捷克斯洛伐克最後一任總統、人權鬥士哈維爾將歐洲的和平政策描述為"弱者的力量"。我們的政策也必須依賴人民的力量和洞見。這將增強信任與合作， 促進和平對話與緩和， 為軍備控制、裁軍和共同安全奠定基礎。然而， 我們聽到的卻是"必須具備戰爭能力"。戰爭意味著準備殺戮， 因為"別無選擇"。我堅持認為， "共同安全"的理念依然正確， 它使我們"具備和平的能力"。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這一美德需要被培育和發展。軍備競賽的瘋狂在核時代， 軍備競賽的升級不應成為我們的選擇。必須避免重蹈週期性戰爭的覆轍。看看這些數字：歐洲北約國家的軍費開支已是俄羅斯的1.5倍仍比中國高出近60%北約設定的5% GDP軍費目標意味著防務預算將從目前的2.1%翻倍目前32個北約成員國的軍費開支佔全球的55%難道要將世界武裝至死亡?如果到2030年， 聯邦預算的40%以上用於軍費以滿足北約5%的目標， 將引發怎樣的分配衝突? 此外， 烏克蘭的重建成本將隨著戰爭延長而水漲船高。屆時， 德國現代化的資金從何而來? 我們難道沒有成千上萬的破損道路、橋樑、鐵路， 沒有急需維修的學校和公共設施， 沒有住房短缺和社會服務不足的問題嗎?五、烏克蘭戰爭：被遺忘的歷史不可辯護， 但必須理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不可辯護。出於對受難人民的同情——無論是烏克蘭還是俄羅斯士兵， 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盡快結束這場可怕的戰爭。然而， 事實依然存在： 這場戰爭的前因與北約軍事基礎設施向俄羅斯邊境擴張的擔憂， 以及關於烏克蘭在"歐亞空間"未來角色的投機性思考密切相關。1990年錯失的機遇這場戰爭也暴露了歐洲的失敗： 1990年， 歐洲未能抓住建立全歐安全秩序的機遇。《巴黎憲章》曾提出： "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每個參與國的安全與所有其他國家的安全息息相關。"當時， "歐洲共同家園"的大門敞開。不僅戈爾巴喬夫伸出了橄欖枝， 普京後來也如此。1990年， 時任外長根舍曾就這些新機遇表示： "對全球化挑戰的回應必須是： 全歐責任政治……歷史不會重複其提議， 我們必須抓住機遇。"然而， 北約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上不顧德國、法國的反對， 甚至無視布什政府情報專家的警告， 決定向烏克蘭提供加入防務聯盟的機會。自此， 緊張局勢不斷升級， 重要的軍控協議被中止或擱置。新的危險特別是1987年戈爾巴喬夫與里根簽署的《中導條約》被廢除， 該條約曾促成蘇美兩國銷毀500至5500公里射程的陸基導彈， 這對歐洲安全利益是沉重打擊。如今， 更快、更難以追蹤的新型中程導彈正在部署：俄羅斯部署了"Oreschnik"導彈德國南部也將於今年年底部署"暗鷹"導彈， 一種先發制人的武器， 使德國成為優先打擊目標我的立場因此， 我依然認為， 我在擔任總理期間推動的事項是正確的： 從俄羅斯進口價格合理的能源， 並提出用德國的現代高效技術幫助俄羅斯實現更環保的天然氣開採和供應。詆毀這一合作是荒謬的。相反，我們需要這種形式的俄德合作。我也反對將俄羅斯妖魔化為永恆的敵人。俄羅斯不是野蠻人的國度， 而是一個擁有偉大文化和與德國有著深厚歷史聯絡的國家。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對俄羅斯發動殘酷入侵， 這是"德國的恥辱"。因此， 我們有特殊的義務促進德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和平。六、歐盟正在被邊緣化失去的影響力如果俄羅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被排除在外， 又如何實現共同性? 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新興經濟巨人呢?歐盟在當前的道路上正失去國際影響力， 不僅因為華盛頓和莫斯科繞過歐盟討論烏克蘭的未來， 卻要歐盟承擔戰爭成本; 還因為金磚國家與上海合作組織已涵蓋全球50%以上的人口， 而歐盟僅有4.5億人口， 佔比5%。世界的發展和技術經濟動力正從西方向東方轉移。因此， 歐盟更應將自身視為從里斯本到烏拉爾山的統一整體。川普時代的致命後果自川普上台以來， 歐洲面臨致命後果。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試圖重振"美國治下的和平"以來被削弱的全球霸權， 甚至不惜以歐洲利益為代價。川普不僅對全球貿易徵收有害關稅， 還試圖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可疑的小麥、能源和原材料交易， 甚至企圖吞併格陵蘭島。他還試圖將歐盟置於對美新的依附地位。《國家安全戰略》旨在重塑西方世界的空間秩序： 美國為主導的"內部空間"， 而歐洲則被邊緣化為"外部空間"。世界正在重新洗牌， 但歐盟僅在被動反應。1990年錯失"歐洲共同家園"的機遇， 正在今日報復我們。七、"進步新自由主義"的陷阱兩個被忽視的常識我感到兩個常識被忽視了：一個工業國家需要工業政策來推動轉型和創新， 特別是向氣候友好型經濟的轉型現代化只有在社會凝聚力得到保持甚至增強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綠黨的失敗綠黨在其所謂的核心議題——氣候政策上， 儘管在"交通燈聯盟"中被賦予廣泛權限， 卻表現出缺乏戰略和力不從心。氣候政策不僅需要雄心勃勃的目標， 更需要社會和經濟上可行的實施策略。然而， 綠黨未能做到這一點， 儘管他們在四個部門負責氣候政策。在我的任期內， 我們頂著基民盟和自民黨的聯合反對， 推動了眾多生態措施：通過棄核啟動能源轉型引入生態稅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加強自然保護這些成就遠超"交通燈聯盟"時期的綠黨， 儘管後者對與基民盟結盟的傾向難以掩飾。什麼是"進步新自由主義"?因此， 我反對將生態議題完全讓予綠黨。他們的政策風格代表了高收入城市群體的利益， 常常體現為"進步新自由主義"， 如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弗雷澤所言。這種政治取向試圖將自由-個人主義的社會運動(如環保運動)與對市場社會經濟結構的保守適應相結合。這行不通。"進步新自由主義"聽起來自相矛盾， 卻在近年來成為現實。與此相反， 以社民黨和工會的社會談判力量為基礎的福特主義社會結構正在失去影響力。八、社會凝聚力是關鍵歷史的教訓生態改革的實施仍與社會框架條件密切相關， 特別是社會安全： 工資水平、個人生存保障， 以及工會在社會中的力量。戰後的歷史經驗不容忘卻： 戰後時期， 社會力量如此強大， 以至於基民盟也不得不接受"社會市場經濟"， 並將其作為社會的基本共識。今天， 我們同樣需要社會的基本信任。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去官僚化、加速審批和增強創新能力——最終只有在社會信任得到重建的情況下才能成功。波蘭尼的警告經濟史學家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分析了上世紀大災難的成因， 並警告稱， 社會危機中總會出現"反向運動"， 試圖推翻舊秩序， 釋放破壞性力量。當今社會確實出現了此類反向運動， 特別是民族主義潮流。要避免其破壞性後果， 必須重振社會的團結與改革能力。為此， 政治必須"看到整體"， 而非僅關注個別利益或社會階層。我在2003年的警告我在2003年向聯邦議院發表政府聲明時曾說： "要麼我們以社會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現代化， 要麼我們被市場的無序力量所'現代化'， 而社會將被拋諸腦後。"這句話在今天依然適用。九、我對社民黨的三大期望我們的社會正面臨一個危險： 它越來越不再是一個整體， 不再代表進步理念， 因而可能無法實現社會-生態的更新。而國家的未來取決於此。政治需要重新聚焦於一則"偉大的資訊"， 它能賦予力量和信心， 不囿於現狀， 而是開啟新的可能。它不僅宣告社會進步， 更切實推動它。這是我對社民黨的期望。基於此， 我建議我的黨成為三大原則的守護者：敢於追求和平我們必須全力增強德國和歐洲的"和平能力"。這是德國和歐洲歷史賦予的責任。如果歐洲能夠成為和平的典範， 它將在世界上展現力量與主權。敢於維護社會團結政治必須給予民眾安全感。然而， 當前不安全感瀰漫， 關於安全受損的日常報導令人憂慮。這不能通過快速的標籤化或迎合時尚來解決。相反， 我們必須重新激發改革的勇氣， 加強社會法治國家的規則， 並確保其得到切實遵守。敢於創新社民黨必須組織關於社會和生態大轉型的開放討論， 這一轉型是當今的核心挑戰。它必須成為一個在社會各領域對抗不公、爭取自由的政黨。這涉及：稅收和社會政策內部安全移民的社會管理從基礎設施現代化到可持續創新建立社會-生態市場經濟從加強歐盟到堅定不移地推動整體歐洲安全秩序下的和平結語： 考驗的十年我期望社民黨能坦誠面對當前的機遇與風險。這是推動經濟、生態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 而非僅僅適應現狀。我們正處於二戰以來最危險的十年。 如果我們不謹慎行事， 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未來。簡而言之， 我們生活在一個考驗的十年。結局如何， 取決於我們自己。作者：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德國前總理(1998-2005)， 社會民主黨政治家 (德國派)

對歐洲來說，2025年是失意、失勢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失措的一年。俄烏衝突延宕，歐美關係生變，經濟持續低迷，使得歐洲困局加重。面對深刻變化的世界和難以持續的內外政策，歐洲需要進行戰略和思維上的再平衡。是下定決心真正推進談論多年的戰略自主，還是沉迷於“懷舊”原地踏步，將決定歐洲的未來。張  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原文刊載於2025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歐洲之困：內外承壓近年來，歐洲一直深陷困局，難以脫身，2025年更是前所未有艱困的一年。俄烏衝突長期化，援烏抗俄更加難以持續。歐洲認為烏克蘭問題事關其生死存亡，視俄為最直接和最重大的威脅。2025年以來，在美對烏政策大幅調整的情況下，歐洲仍極力支援烏克蘭，包括成立志願者聯盟，協調對烏援助；出台多輪對俄制裁等。但與此同時，歐洲各國都面臨程度不等的預算危機，援烏的手段和資源正在減少，特別是要想填補美國留下的援助空白，更為困難。拜登政府時期，美歐援烏金額大體相當。現在，川普政府大幅削減對烏援助，即便歐洲想維持自身的援助水平已很吃力，如果要再增加一倍甚至更多的援助，將給歐洲財政帶來更為沉重的壓力，也會引發更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當前，歐盟不顧法律、信譽等風險，執意要將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用於援助烏克蘭，正凸顯了歐盟這一困境。歐盟也幾乎窮盡了對俄制裁手段，近幾輪制裁更多隻有宣示意義。歐俄相互敵意持續上升，歐洲國家指責俄大搞混合戰爭，通過無人機襲擾、故意破壞基礎設施、虛假宣傳等影響歐洲社會對烏支援。俄則指責歐洲阻礙和平談判，故意製造緊張氣氛，推升歐俄直接衝突風險等。歐洲一方面加緊援烏，另一方面援烏疲勞症也在凸顯。在2025年10月的捷克大選中，反對繼續援烏的政黨獲勝，說明烏克蘭問題在歐洲內部引發的分歧和矛盾正在擴大，未來還將繼續擴大。經濟持續低迷，提升競爭力未見實效。俄烏衝突嚴重衝擊歐盟經濟增長，歐盟失去了俄羅斯這一廉價能源來源地和重要的商品銷售市場。2025年，歐洲經濟還遭遇美國市場壁壘加大的不利形勢。所有進入美國市場的歐盟產品都面臨15%的普遍性關稅，鋼、鋁等行業還面臨更高的行業性關稅。2023年，歐盟經濟只有0.4%的微弱增長；2024年，也僅僅反彈到1%的增長速度；2025年，預計僅增長1.4%。德、法、意以及歐盟之外的英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經濟更為疲弱，德國經濟2023年、2024年連續兩年負增長，2025年預計只有0.2%的微弱增長。在此背景下，歐洲各國政府財政面臨巨大壓力。2025年，法國貝魯政府就因無法在議會通過政府預算而被迫辭職；英、德等國在制定下一年度政府預算時就因為難以在削減社會開支和增加防務及援烏開支上取得平衡，面臨國內各方指責；2026年度預算案的徵稅計畫引發保加利亞大規模示威和騷亂，導致政府垮台。歐盟一直試圖提升競爭力，但目前仍未見效。歐美關係生變，衝擊之大前所未有。跨大西洋聯盟是戰後80年來歐洲外交及安全上的支柱和基石。但是，2025年美國對歐洲態度發生重大變化，視歐洲為價值觀、經濟上的敵人，視歐洲為需要進行和平演變的國家。川普政府12月5日發佈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涉及歐洲的內容雖然不多，卻集中表達了對歐洲的不滿、輕視和敵視。在美國眼裡，歐洲“經濟衰退已屬次要，更嚴峻的現實是正面臨文明消亡”，歐盟這一機構是歐洲問題的一部分。而美國的任務之一是幫助歐洲國家實現政權更迭，讓右翼勢力上台執政。在歐洲看來，美國將矛頭對準歐洲，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價值觀上，歐美已經分道揚鑣，且彼此都視對方為“威脅”。在經濟上，雙方在科技公司監管等問題上的矛盾還在發展。如果說歐洲對這些衝擊尚能忍受，那麼美國在安全問題上的態度則對其構成了重大挑戰。美國不再視俄為威脅，想要與俄實現“戰略穩定”；視俄烏衝突為歐洲的問題，視烏克蘭和歐洲為和平的障礙；不再是與歐洲站在一起的盟友，而是以中間人身份協調北約與俄談判。諸如此類，無一不在衝擊歐洲。儘管歐洲人想盡辦法討好迎合美國，但川普政府對“衰落歐洲”仍是一如既往地忽視，白宮起草的“28點”俄烏和平計畫即是明證。歐洲之問：戰略自主美國是歐洲安全最大的依靠，也是歐洲長期以來志同道合的夥伴和盟友，雙方在全球秩序以及國際事務等重大問題上協調行動，但當所有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和虛無後，歐洲談論多年的戰略自主問題再次凸顯。2025年，歐洲的確加大了戰略自主的力度。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爾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等政界人士都紛紛宣示要在安全和防務問題上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更加獨立於美國。3月，在布魯塞爾的一場緊急峰會上，馮德萊恩宣稱歐洲必須“重新武裝”，並提交了“重新武裝歐洲”特別融資計畫，目標是未來十年調動高達8000億歐元的資金。配合這一計畫的《歐洲防務白皮書——2030年戰備計畫》，則敦促成員國提升採購質量與協同性，目標是到2030年建構一個“安全且具有韌性的歐洲”。5月，該計畫獲歐盟成員國批准生效，首批1500億歐元貸款將重點投向彈藥、導彈、無人機等關鍵領域。鑑於歐洲對美國的安全依賴、經濟現實及歐盟內部的分歧和矛盾，歐洲此輪戰略自主努力甚至面臨比以往更大的阻力，能否實現充滿不確定性。其一，對美國過於依賴。雖然歐洲內部對美國及世界已有深刻的認識，即歐洲“不能再像過去80年那樣依賴美國，必須意識到，如今的美國與以往截然不同，不僅僅受制於川普的意志，更是在將一種新的世界觀制度化”。但無論是從心理還是現實上看，歐洲都不願真正放棄對美國的依賴，似乎不能想像、也不敢想像沒有美國的未來。2025年，儘管美國對歐洲極為粗暴、極盡羞辱，歐洲大多隻是敢怒不敢言。歐盟委員會接受美國單方面強加的15%關稅，答應對美國開放更大市場，無異於不戰而降，這在過去80年中前所未有。儘管如此，歐盟仍將其塑造為成功的協議，因為這避免了美國在安全上拋棄歐洲。歐洲害怕美國撤軍、害怕北約陷入真正的“腦死亡”、害怕美國從俄烏衝突中抽身——總之，害怕被美國拋棄。歐洲當前重視安全，加強國防開支，的確有提升自身軍事能力的考慮，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取悅美國，為了將美國留在歐洲。歐洲雖然在提戰略自主，但並非全心全意，似乎只是權宜之計，在其安全戰略裡，北約仍處於優先位置。其二，財政資源嚴重不足。歐洲經濟長期低迷，有其結構性原因，如老齡化、過度規範、過度福利等等，更在資訊化、數位化發展中掉隊，如今德國新一輪的去工業化處理程序反而在加快，這都不是好的發展態勢。長期看，歐洲經濟前景不佳，難以為大規模的國防開支提供可持續支撐。當前，在社會支出與國防支出之間已經出現了較大的矛盾，因為國防開支的大幅增加勢必會擠佔其他方面的開支。歐洲很多國家，特別是法、意、英等主要國家，早已債台高築，財政赤字、公共債務居高不下，即使是德國，未來幾年債務也將快速攀升。歐洲國家稅收水平普遍較高，難以開拓新的稅收來源，經濟又難以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靠舉債。而過度舉債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危及歐洲的戰略自主努力。當下的歐洲，“要大炮還是要黃油”的問題已經引發了社會和政治分歧。忽視發展、只注重軍事建設不會帶來戰略自主，反而將斷送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希望。其三，歐洲內部分歧和矛盾在加大。義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感受不到俄羅斯的威脅，增加軍費的意願不大。德、法等大國更在意使本國企業成為“歐洲冠軍”，而不是通力合作，防務工業一體化的口號在現實利益面前只能低頭。北歐和中東歐的小國不願購買法國貨或德國貨，更願意購買美國軍火。另外，所有的成員國都不願將防務的主導權上交歐盟。對歐盟來說，一個更致命的問題是歐洲的右翼勢力在上揚，在法、德等關鍵國家更是如此。這些右翼勢力是所謂的“主權黨”，即強調國家主權，反對歐盟專權，更反對歐盟主導防務一體化，這些政黨正是美國想要扶持的。如果有更多的右翼勢力在歐盟國家上台執政，歐洲這一輪戰略自主努力很可能也會無疾而終。歐洲之路：亟須再平衡展望2026年的歐洲，似乎同樣難以樂觀。針對難以持續的內外政策，歐洲需要進行戰略和思維上的再平衡。一是歐美關係的再平衡。歐洲要實現真正的戰略自主，或者說如果想要堅定地邁上戰略自主之路，就必須重新定位與美國的關係，讓歐美關係正常化。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很大程度上在於慣性。歐盟27國擁有可觀的經濟、科技、工業及軍事實力，美國在很多方面也有求於歐洲，比如歐洲的市場、科技和資本等。歐洲事實上可以不必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特別是如果能夠重建與俄羅斯的關係，將大幅降低其對美國的心理依賴。歐洲還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對北約的定位，以“防務聯盟優先”，而非“北約優先”。二是發展與安全的再平衡。當前，歐洲政治與政策正在加速安全化，比如，軍事開支優先於其他開支，教育、研發等領域投資受擠壓；經濟上所謂的“去風險”優先於開放發展，導致經濟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堡壘化趨向越來越強等。但是，過度的安全化帶來新問題。歐洲經濟將更趨疲弱，競爭力將更為低下，民生保障將繼續受挫，進而帶來右翼浪潮、社會不滿及政治不穩甚至動盪，這反而讓歐洲更不安全，也讓歐洲的“重新武裝”更加困難。歐洲需要遏制泛安全化衝動，更應多考慮經濟發展和民生需求。三是價值觀與現實的再平衡。歐洲長期推進所謂價值觀外交，背後隱藏的是文明優越感、歐洲中心論，這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引發了諸多問題。當下的歐洲，已經沒有時間繼續沉浸在“懷舊”中，需要面對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世界。將中國視為制度性對手，對華防範猜疑，卻離不開對華務實合作；逢迎美國，卻遭嫌棄、斥責和打壓——歐洲這樣的矛盾政策難以持續。面向未來，歐洲需要少點意識形態執念，多一點切合實際的戰略思考。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一年兩次的居民經濟狀況調查是我認為瑞銀研報裡最有價值的一個系列，這次的研究取樣於2025年6月24日至7月14日期間，對3000名居民進行了房地產、收入、儲蓄、消費等模組的調查。過去12個月主要營收成長放緩41%的受訪者報告過去12個月薪資上升，低於2024年（50%；淨成長4.6%）和2023年（57%；淨成長5.2%）。調查結果略低於統計局家庭調查中2024年的名目收入增加5.3%，但略高於城鎮非私人單位員工薪資（2024年為2.8%）和私人企業（2024年為1.7%）的官方成長。來自金融投資和房地產租賃的報告收入增長較先前的調查有所放緩，尤其是房產租賃，這反映了長期的房地產低迷以及房價和租金的下降。因此報告財務狀況改善的受訪者比例（淨39%對比2024年的43%）和財務保障改善的比例（淨40%對比2024年的45%）低於往年，也就不足為奇了。圖1：主要來源的收入成長放緩分析：首先來看看收入狀況，41%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中收入上升，這一比例比去年的50%和前年的57%有大幅的下降，而且下降幅度逐年擴大。這個數據為所有大類資產的投資環境提供了一個最基礎的判斷，就是收入端的下滑仍在加速（包括租金等收益），中短期內並不支援房地產、消費等行業的基本面反轉。尤其是對房地產來說，因為房地產是需要貸款高槓桿的，收入端的下滑對房地產影響也會呈現一定的倍數效應。家庭儲蓄意圖上升，消費意願維持低迷從居民每月均收入總體分配（用於消費、償債、稅金及繳款、儲蓄及投資）來看，過去12個月中分配給儲蓄及投資的收入略有增加（36.4%，而2024年調查為35.2%），而分配給消費的比例則略微下降至37.6%（2024年調查為38.2%）。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家庭儲蓄率從2024年的水平小幅上升至41.4%，雖低於口罩期間的峰值水平，但仍高於口罩前的2019年水準。這與統計局數據一致，顯示儲蓄意圖上升、消費者情緒謹慎，進而導致家庭過剩儲蓄持續累積。以絕對水準衡量每月支出，最新調查中增加儲蓄及投資支出的受訪者略多於2024年調查，而增加消費支出的受訪者則較少。圖3：更多受訪者增加了在存款和投資上的支出，消費支出的人數則減少分析：從居民收入的分配情況來看，用於儲蓄和股市等投資的​​比例略有增加，而用於消費的比例則略有下降。這反映了兩點，第一是近半年來股市的崛起使得居民投資比例升高，但升高的幅度並不大，這說明單從資金面考慮，後續股市推升的儲備動力還比較足。第二是收入端下滑導致了預防性儲蓄的增加（目前儲蓄率仍然高於口罩前的水平），這也是消費和房地產持續萎靡的直接原因。展望未來，推動家庭消費的關鍵因素有那些？受訪者對整體收入的前景比2024年調查更為謹慎。儘管仍有50%的受訪者預計未來12個月總收入將增加，但其信心略遜於2024年調查（53%）。 46%的受訪者預期薪資收入將平均成長3.2%，也低於2024年調查（淨值50%；4.3%）和2023年調查（淨值57%；4.9%）。這與我們最新的勞動力市場調查結果一致，顯示招聘和薪資成長的預期略顯放緩。圖5：收入前景比2024年調查數據更疲軟分析：再來看看對未來收入的預期，50%的受訪者預計未來一年的收入會增加，從這個比例上來看大家對經濟的信心並不是很差，但相比於去年的53%來說認為收入會增加的居民比例在逐年走低，反映出居民收入信心的趨勢是持續走弱的。從具體的收入成長幅度上來說，今年大多數人對薪資成長預計為3.2%，低於去年的4.3%和前年的4.9%，而且居民之間預測的分歧在增加。這說明即使是對看漲未來收入的那部分人來說，收入的漲幅也是有較大幅的降低的，相信這也符合多數人的體感。據此預計消費和房地產市場的復甦可能會在明年四季度左右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遲，我的創新藥高低切到白酒的計劃大機率也會因此推遲。在股市收益方面，有47%的受訪者預計投資收入將平均成長3.4%，略低於2024年的水準（48%；3.7%）。看來在進行調查期間（6月24日至7月14日），股市上漲對受訪者相關收入預期的影響仍有限。不過隨著滬深300指數自6月底以來上漲了15%，這應有助於改善家庭投資收入的前景。分析：至少到7月中旬，本輪股市上漲對於居民整體的投資性收益增長並沒有很大的幫助，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目前股市行情離過熱還有很大距離，大量的潛在資金並沒有入市，後續行情的長度可以繼續看長一線。在房地產收益方面，只有27%的受訪者預期租金收入增加，明顯低於2024年調查中的47%，反映出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以及租金的下跌。因此與先前的調查相比，預計自己財務狀況（41%對比2024年調查的45%）或財務保障（41%對比2024年調查的47%）在未來12個月內會改善的受訪者比例有所下降。分析：說實話居然還有27%的居民表示租金收入是增加的屬實是很不容易，今年的27%相比於去年47%的居民表示租金收入增加，說明去年924的房地產刺激效果已經在半年內釋放完畢，房地產市場的中期下行趨勢已經再次確立，這一點大家也應該已經感受到了。房地產市場持續萎靡造成了居民財務狀況的惡化，目前只有41%的居民認為自己的財務狀況會在未來一年內有所改善，這對於消費信心和購房信心都是直接的壓制因素，後續可以看看年底房地產會不會有新的刺激出來，說實話我覺得這可能已經是必選項了。家庭儲蓄意願維持強勁，消費意願仍較弱與受訪者過去12個月的回饋類似，對於家庭不同用途支出的絕對水準變化顯示消費意願減弱，僅有6%的受訪者預計增加消費，低於2024年調查的10%。同時受訪者增加投資的預期從近期低點略有上升，但仍有54%的受訪者計劃增加現金和存款的持有量，這一比例仍然偏高。圖6：儲蓄意圖提高，消費慾望溫和分析：上圖6很好的說明了居民目前的心態，只有6%的居民預計會增加消費，而整體上的居民消費意願（黃線）是明顯向下的。 54%的居民表示願意增加現金和存款（深藍線），這一方面說明股市的吸引力目前仍有分歧，另一方面說明股市和樓市未來的潛在入市力量不斷在積聚。增加投資的居民比例略有提高（湖藍線），這也印證了目前股市行情走的是慢牛，而並非不可控的瘋牛，節奏還是比較好的。房地產下行導致的持續負財富效應房地產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家庭資產，根據我們的估算佔家庭財富的50%以上。隨著房地產持續下行，只有4%的受訪者報告過去12個月房產增值，顯著低於2024年調查的23%，也是自2018年以來最弱的讀數。三、四線城市的受訪者報告房產貶值的比例比一二線的顯著更高。圖8：預計出售時獲利的人較少分析：因為房地產佔了中國居民家庭資產的50%以上，而房地產市場的長期下行是造成目前經濟困境的最主要原因。今年僅有4%的居民認為過去一年的房產是增值的，我估計這4%都是一線城市的富人，因為過去一年也只有一線城市的豪宅是增值的。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的房地產信心為2018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水平，而且與去年23%居民表示房產增值相比，今年大幅下滑為4%（下降幅度超過80%），高線城市情況普遍好於低線城市，這與我們的體感也是相符的，可以確定的是目前房地產市場已經到達了冰點。疲弱的房地產情緒延伸至未來預期只有23%的受訪者預計其房產價值在未來12個月內會升值（相較於2024年調查為41%），創下我們調查歷史的新低。雖然這一結果沒有先前的瑞銀房地產調查那麼負面，先前調查中更多受訪者預計房價會下跌而非上漲（42%對15%），但兩項調查的萎靡趨勢是一致的，這可能導致負面的財富效應，繼續對消費情緒產生壓力。此外相較於2024年的調查，過去12個月出售房屋時實現盈利的受訪者更少（48%），以及預計在未來12個月出售房屋時實現盈利的受訪者也較少（63%），均為自2018年以來的歷史低點。圖7：預計房產升值的人數少於2024年調查分析：僅23%的居民認為未來一年內房價可以反彈，而去年認為今年房價可以反彈的居民比例為41%，幾乎減少了一半，同時也創下了歷史新低。從情緒面上來看，未來一年內如果沒有強力刺激出台的話通縮將很難扭轉，房價下跌引起的負面財富效應會繼續導致消費持續萎靡，經濟下行壓力將繼續加大，而房地產市場的疲軟也起碼延續至明年年底左右。 （finn的投研記錄）

澳大利亞經濟正面臨多重挑戰。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ABS）2024年資料，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比率達212%，位居全球前列，超過美國（約100%）和英國（約130%）。澳大利亞儲備銀行（RBA）2024年報告顯示，超過40%的新購房者在利率峰值前已難以償還抵押貸款。這些資料揭示了經濟脆弱性，可能在2025年引發重大危機。以下分析澳大利亞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房地產市場風險、債務負擔、貿易依賴、消費者信心低迷等，探討其潛在影響及應對方向。房地產市場的高風險性澳大利亞房地產市場長期支撐經濟增長，但高房價和債務水平使其面臨崩潰風險。CoreLogic 2024年資料顯示，雪梨中位房價為135萬澳元，墨爾本為98萬澳元，而全國平均年收入僅9.2萬澳元，房價收入比達14.7，遠超國際可負擔標準（3.0）。疫情期間低利率（2020年現金利率0.1%）刺激借貸熱潮，但2024年RBA將利率上調至4.35%，推高還款壓力。一筆80萬澳元貸款利率從2%升至5%，月供增加約1500澳元，37%的家庭將超30%收入用於房貸，達到“抵押貸款壓力”水平（ABS，2024）。建築行業危機加劇問題。澳大利亞建築和建築協會（HIA）2024年報告顯示，建築成本自2020年起上漲45%，超2500家建築公司破產，留下未完工項目。例如，昆士蘭Metricon公司2024年破產，3000個住宅項目停工，購房者損失數億澳元。房價若下跌30%，家庭財富可能減少3兆澳元（基於2024年房產總值10兆澳元），影響銀行穩定性、消費支出和政府稅收。2025年，恐慌性拋售可能引發類似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連鎖反應。公共與私人債務的沉重負擔國債激增澳大利亞國債快速增長。財政部2024年預算顯示，2025年聯邦債務預計達1.35兆澳元，佔GDP的48.9%，接近經合組織（OECD）50%高風險線，為二戰以來最高水平。債務增長源於疫情刺激計畫（2020-2022年耗資4000億澳元）、洪水重建和能源補貼（2022-2023年約600億澳元）及國防預算增加（2024年增至500億澳元）。全球利率上升使債務利息支出增加，2024年利息支付達230億澳元，擠佔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預算。國際評級機構（如標普）2024年警告可能下調信用評級，推高借貸成本。若外國投資者信心下降，澳元可能貶值，引發通膨和市場動盪。家庭債務高企家庭債務水平位居全球前列，2024年債務與可支配收入比達212%（ABS）。除房貸外，信用卡、個人貸款和“先買後付”債務激增。RBA 2024年資料顯示，25%家庭多項債務疊加，利率上升使還款壓力加劇。例如，50萬澳元貸款利率從2%升至5%，年還款增加約7500澳元。違約率上升，2024年個人破產申請增加12%（澳大利亞金融安全域）。高債務還引發心理健康問題，2024年Beyond Blue報告顯示，40%的求助者提及財務壓力。2025年，若違約增加，銀行體系將面臨風險。對外貿易的脆弱性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夥伴，2023年佔出口總額32%（澳大利亞貿易部），涉及鐵礦石、煤炭、農產品和教育服務。然而，政治緊張關係（如新冠起源調查、華為禁令）導致中國實施貿易限制，2020-2021年對葡萄酒、牛肉等徵收高關稅，損失約200億澳元出口額。2024年中國轉向非洲和南美供應商，鐵礦石價格下跌20%，西澳礦業公司裁員約5000人。大學收入因國際學生減少下降15%（澳大利亞教育部門，2024）。2025年，貿易不確定性可能削弱經濟支柱。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全球經濟2025年面臨挑戰。美國2024年GDP增長放緩至1.8%，中國增長預期下調至4.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能源危機和通膨（2024年歐元區通膨率6.2%）抑制需求。澳大利亞出口（佔GDP 25%）受影響，2024年鐵礦石和煤炭出口收入下降18%。國際學生和旅遊收入減少，2024年教育出口下降10%，旅遊業收入下降8%（澳大利亞旅遊局）。全球投資謹慎，2024年外商直接投資下降12%（ABS）。2025年，全球放緩可能進一步拖累經濟。消費者信心的持續低迷消費者信心2024年跌至歷史低點（Westpac消費者信心指數）。通膨推高生活成本，2023-2024年食品價格上漲22%，電費上漲18%，汽油價格波動加劇。工資增長（年均3.2%）低於通膨率（2024年5.1%），購買力下降4.2%。超50%家庭削減非必需支出，如餐飲和娛樂（ABS，2024）。消費支出佔GDP的58%，信心低迷導致零售業收入下降，2024年零售額增長僅1.2%，為20年來最低。零售業裁員約3萬人，銀行貸款審批率下降15%（澳大利亞銀行協會）。2025年，持續的信心危機可能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利率波動與經濟不確定性RBA自2022年起多次調整利率，2024年現金利率達4.35%，2025年可能繼續波動。利率上升影響浮動利率貸款者（佔抵押貸款70%），一筆60萬澳元貸款加息1%，月供增加約500澳元（RBA，2024）。企業借貸成本增加，2024年中小企業貸款審批率下降15%。利率波動導致規劃困難，2024年新車銷售下降8%，房屋翻新項目減少20%（ABS）。2025年，利率不確定性可能進一步抑制消費和投資。建築行業的結構性危機建築業貢獻約8% GDP，僱傭120萬人（ABS，2024），但2022-2024年超2500家建築公司破產。HIA報告顯示，建築成本上漲45%，固定價格合同導致企業虧損。例如，維多利亞州Porter Davis公司2023年破產，2000個住宅項目停工。行業危機加劇住房短缺，2024年新房完工量下降10%，租金上漲12%。建築業裁員約4萬人，影響相關供應鏈。2025年，若無政府干預，住房危機和經濟放緩將惡化。生活成本的持續壓力2024年生活成本顯著上升，食品價格上漲22%，電費上漲18%，租金上漲12%（ABS）。工資增長滯後，低收入家庭受影響最重，40%家庭減少必需品支出，如醫療和教育（Salvation Army，2024）。小企業收入下降，2024年餐飲業收入減少15%，零售業關閉約2000家門店。財務壓力引發心理健康問題，2024年Lifeline接聽的財務相關求助電話增加20%。2025年，生活成本壓力可能進一步壓縮消費，拖累經濟。人口增長的停滯人口增長是經濟動力，但2024年出生率降至1.6，低於更替水平（ABS）。移民受疫情和全球競爭影響，2023-2024年淨移民人數下降20%，為15萬人。勞動力短缺加劇，農業和養老護理行業空缺率達15%。人口停滯減少消費需求，2024年零售和房地產市場增長放緩。稅收減少限制政府服務支出，2024年地方財政收入下降5%。2025年，若人口趨勢不逆轉，經濟活力將減弱。潛在影響與應對方向澳大利亞經濟2025年面臨多重風險。房地產市場若崩盤，可能引發金融系統動盪；高債務限制財政靈活性；貿易和全球經濟放緩削弱出口和投資；消費者信心低迷和生活成本壓力抑制需求；人口停滯威脅長期增長。資料表明，經濟可能進入低增長甚至衰退階段。應對措施包括：房地產與建築業支援：通過補貼或稅收優惠穩定建築行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債務管理：最佳化財政支出，優先投資高回報領域；鼓勵家庭債務重組。貿易多元化：加強與東南亞、印度等市場的貿易聯絡，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刺激消費：實施針對性減稅或補貼，緩解生活成本壓力。移民與人口政策：簡化移民流程，吸引技術人才，刺激消費和勞動力市場。若不採取行動，2025年經濟可能陷入長期低迷，影響社會福祉。及時的政策干預是避免危機、恢復增長的關鍵。 (周子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