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5年伯尼·桑德斯競選總統時，我的經濟狀況已經很穩定了。但此前的十年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插圖：George Wylesol 過去幾周，我收到不少讀者的反饋，他們對“斯巴魯社會主義者”這一術語提出了各種看法。我在最近的一篇專欄中用這個詞來指代那些受過大學教育、屬於中產階級、秉持自由主義理念的千禧一代。一些批評者認為，高校推動了左翼政治，導致這一群體過度關注弱勢群體；而持同情態度的讀者則認為，正是社區組織和行動主義的工作，才催生了這些特質。閱讀這些反饋後，我開始思考“斯巴魯社會主義者”中的一個特定群體：那些三十至四十歲、如今經濟狀況基本穩定，甚至可能已躋身於中上階層的專業人士。過去，人們常把這種現象視作一種陳詞濫調——年輕時的理想主義終將讓位於財政保守主義（以及對稅收問題的思考遠超你原先的預期）。那麼，這一群體究竟是如何偏離這條一度看似不可避免的道路的呢？ 或許該做些自我反思了。和許多與我一樣秉持“斯巴魯社會主義”理念的人一樣，我為了攻讀一個看似無用的研究生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創意寫作藝術碩士學位——背負了債務。拿到學位後，我花了好幾年時間，幾乎被所有出版社和雜誌社拒之門外。當大衰退來襲時，我剛滿二十八歲，失去了私立學校教師的工作，不得不長期領取失業救濟金。這一切都讓我倍感沮喪，但直到2015年伯尼·桑德斯開始頻繁現身競選舞台，我才真正將這些負面情緒轉化為左翼政治行動。那時，我已經還清了學生貸款，買下了自己的房子，作為作家的收入也足以讓我不再需要時刻盯著帳戶餘額，也不必再為買張機票或添置新車零件而憂心忡忡。

①貝萊德全球固定收益部門CIO瑞克·裡德表示，美國7月非農就業意外下滑，更可能是AI推動「生產率革命」的結果；②裡德同時認為，聯準會加息難以解決當前問題，結構性改革比貨幣緊縮更有效。 對於周五美國非農就業數據意外轉負的狀況，貝萊德全球固定收益部門首席投資官瑞克·裡德（Rick Rieder）表示，上個月就業數據的疲軟反映的正是人工智慧時代的「生產率革命」。 美國勞工統計局周五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7月非農就業人數意外減少2.3萬人，同時5月和6月就業數據累計被下修10.3萬人。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參與率繼續下降，美國失業率降至4.1%。 裡德同時強調，現在已經不能簡單地把就業疲軟與經濟疲軟劃上等號。

維德角，無疑是本屆世界盃賽場上最亮眼的一匹黑馬。 三戰三平、奇蹟出線，一度逼平衛冕冠軍阿根廷但遺憾落敗……這個夏天，我們記住了門將沃津尼亞含淚的眼睛，也記住了這個在地圖上只有一個小點的非洲島國。 7月3日，維德角隊球員慶祝進球。新華社發 然而，與網際網路上對維德角種種貧困、落後的敘事不同，這個人口約54萬的西非島國，2008年被聯合國列為中等收入國家，2025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高收入國家。

印度最近日子有點難熬，內外交困。 國內民生方面，水、電、氣、油，都全面告急。話說印度有兩條“年度”新聞，每年只要把前一年的新聞稿稍微改改就能用——一是冬季的奪命霧霾，二是旱季的奪命熱浪。雖然熱浪年年有，但今年由於厄爾尼諾現象，時間特別長、範圍特別大，從三月開始氣溫就居高不下，全球最熱城市前50名全部被印度霸榜。 印度旱季的熱浪會連續很多天都在四十多度，大部分中國人應該都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氣候。我當年不幸體驗過，這輩子都不想再體驗了。簡單來說呢，就是一天之中最涼快的半夜都有三十多度，家裡所有東西摸起來都是熱的，牆壁和天花板會持續向外輻射熱量，像住在一個烤箱裡，無處可逃。一天洗五六次的澡，才能勉強讓身體處於一種“可接受”的狀態，但也不要指望洗澡有多大用處，因為水龍頭裡放出來的水也是熱的。 另外，大家也別天真地以為可以一直躲在空調間裡靠冷氣續命。首先呢，印度家庭的空調普及率只有10%，用不上空調的是大多數。在我們國內，一千多塊錢就能買到1.5匹的冷暖空調；而在印度，單冷空調的起售價就至少是中國的兩倍，相當於許多普通印度人兩三個月的工資。然後呢，沒有穩定的電力供應，有空調也是白瞎。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冷知識：電壓不足的情況下，空調會啟動不起來。印度220伏的電網常常只有190伏，所以在印度裝空調的時候要配套安裝穩壓器。印度的電網建設本來就不行，隔三差五會停電，每年熱浪來襲更是全面缺電——相比用不起空調，花大錢裝上空調卻用不了顯然更痛苦。

據報導，印尼中國商會總會近日向普拉博沃總統發出一封英文信函，直指該國“鎳礦政策缺乏穩定性與連續性”，控訴“過度嚴格的監管、執法過度”及“官員腐敗與敲詐勒索行為”。信函同時抄送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旋即引發中國和印尼政商界的高度關注。 這封信精準暴露了印尼當前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既需要外資驅動產業升級，又急於從外資主導的增長中“拿回控制權”。這也是印尼在激進推行“資源下游化”（Downstreaming）戰略過程中，治理能力與產業雄心尚不匹配的結構性表徵。 中企致信展露印尼營商環境的不足 從信件內容及相關報導看，中企所提出的具體問題主要包含六方面：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經濟學家希曼舒警告說：“目前，印度經濟增長的各個引擎均處於熄火狀態；受中東衝突的影響，情況恐將進一步惡化。” 種種跡象表明，印度經濟狀況不佳。印度政府此前一再宣稱要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如今卻不得不正視現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底下調其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的排名，印度滑落至第六位，位列英國之後。此次排名下滑，主因是盧比匯率的歷史性暴跌。由於IMF在進行排名時採用美元作為衡量基準，盧比貶值直接導致印度以美元計價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幅縮水。自2月28日美以聯合對伊朗發動攻勢以來，印度盧比對美元匯率已下跌近5%。 作為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印度首當其衝，承受著荷姆茲海峽被封鎖所引發的後果。局勢已然十分嚴峻，印度總理莫迪不斷髮表警示言論，呼籲民眾做出犧牲，特別是限製出國旅行以及減少食用油的消耗。 外界普遍認為，印度自5月初推出的一系列緊縮政策還將持續下去。為了削減因油氣價格飆升而不斷膨脹的進口帳單，新德里當局首先對黃金進口徵收關稅，隨後又不得不上調成品油零售價格——這是該國四年來首次採取此類舉措。

川普後院起火了！川普真是焦頭爛額，訪華還沒回去，就傳來了後院起火的消息！ 川普這次訪華，全世界都在看，川普總體來說是非常滿意這次北京之行的，被大美中國給震撼了，有點流連忘返的感覺。然而，他的快樂還沒維持兩三天，那邊美國的後院已經燃起了熊熊大火！真是怕啥來殺啊！到底什麼情況，請讓占豪給戰友們一點點捋清楚。 一、通膨幽靈捲土重來，美國老百姓苦不堪言 據英國《國際商業時報》5 月 14 日報導，美國勞工統計局發佈的最新資料給了川普政府當頭一棒：美國 4 月食品雜貨價格創下自 2022 年 8 月以來最大的月度漲幅，通貨膨脹率也創下三年來最高年度漲幅，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壓力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加劇。

引言： 一位前總理的憂慮距離上屆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已近一年。去年，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應時任總理朔爾茨請求， 解除了將自民黨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財政部長林德納職務， "交通燈聯盟"(社民黨、綠黨、自民黨)隨之瓦解。朔爾茨這位號稱"時代轉折"的總理， 失去了議會多數。2021年12月， 三黨曾信誓旦旦組建"自由、正義與可持續發展"聯盟， 誓言"敢於進步"。然而理想豐滿， 現實骨感： 聯盟非但未能將社會公平、生態改革和經濟實力有機結合， 反而深陷日常爭吵， 沉迷內部紛爭， 無暇推動真正的社會-生態轉型。我之所以發聲， 是因為對國家未來深感憂慮。即使是默茨領導的黑紅聯盟(基民盟/基社盟與社民黨)， 迄今似乎也未能開啟關於和平、安全和社會正義的新篇章——一個能夠激發希望、贏得民心的篇章。我們正在浪費寶貴的時間。施羅德一、德國模式的終結曾經的成功， 如今的困境德國曾經的成功模式——通過工會與企業合作機制， 將經濟實力與社會凝聚力相結合， 使德國成為全球最強工業國之一——近年來已顯露明顯裂痕。更嚴重的是，這一模式已不再具有未來可持續性。誠然， 聯邦政府推出了大規模國家建設計畫， 但核心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缺乏整體戰略。德國需要的不是修修補補， 而是根本性現代化。然而， 基民盟和社民黨不斷上演內部爭吵、自我阻礙， 固守舊路。新的"德國模式"尚未出現， 歐洲的全球影響力正在衰退。錯誤決策的代價問題不僅出在地緣政治動盪和新的社會生態挑戰上，也在於自身的錯誤決策：財政過度負擔導致的軍備競賽半心半意的烏克蘭戰爭倡議關閉廉價能源供應，而這些能源對德國經濟至關重要即使是默克爾， 這位紅綠改革的受益者， 在其16年執政期內也未能推動德國現代化， 反而因無序移民給國家財政和社會融合帶來新的負擔。缺失的"整體視野"我未能看到任何系統性努力， 將當前轉型作為"整體"把握。這種印象愈發強烈： 默茨政府同樣缺乏恩斯特·布洛赫所言的"具體化烏托邦"的塑造力。它依然在舊軌道上運行， 被日益複雜的現實和新挑戰所左右。而來自巴伐利亞州政府的不斷施壓更是雪上加霜。二、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行動需求日益迫切。看看這些令人不安的數字：經濟資料警報：經濟增長停滯，工業產值下降出口動能減弱失業人數接近300萬41%的企業計畫進一步裁員許多企業倒閉或被外國投資者收購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 德國正淪為"外國資本的收購地"。然而， 德國股市卻因DAX指數屢創新高而歡呼雀躍——這是一個危險的自欺欺人。我們需要什麼?許多既有的確定性正在動搖。因此， 我們需要為國家現代化創造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 這同樣適用於歐盟。必須建立分析框架， 以理解不斷變化的現實， 並找到理性的全球認知模式。這些模式能幫助我們通過政治調控， 應對經濟危機、失業、社會不平等和生態破壞等整體性挑戰。唯有如此， 才能重建對美好未來的基本信任， 維繫社會凝聚力。三、民主正在被侵蝕我們的國家需要一種超越常規公共福利導向的團結行動， 需要一則"偉大的敘事"， 闡明何為當今的進步以及如何實現它。前所未有的不滿根據民調， 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不滿度已高達71%， 前所未有。選擇黨成了不斷蔓延的不安全感和不滿情緒的受益者。這並非選擇極端民族主義的理由， 尤其是當愛麗絲·魏德爾的尖銳批評之外別無他物。歷史經驗警示我們必須劃清界限。然而， 更令我震驚的是： 選擇黨在民調中的支援率幾乎是執政的社民黨的兩倍， 而社民黨則面臨在選舉中得票率跌至個位數的風險。"審查網路"的威脅我們需要強化民主。民主必須說服民眾， 帶領民眾前行。然而， 我憂心忡忡地看到， "審查網路"正在限制民主話語， 製造新的不確定性。據稱， 至少有330個國家和私人機構或舉報平台參與"意見監控"， 這令人擔憂。真理與謬誤的判斷不應由意見決定， 而應通過民主辯論來確認。否則， 越來越多的人將感到不安和邊緣化。民主依賴於話語交鋒， 需要開放的視野和反駁的權利， 而非自以為是、家長式作風， 更不能重現新"國家安全域"。民主並不總是輕鬆的， 它可能令人疲憊、陌生， 甚至痛苦。但民主的力量是自由和改革的前提。我們必須加強民主， 而非限制它。四、和平能力vs戰爭能力康德的啟示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相信理性的力量。他倡導的"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是當今世界生存的基礎。在此， 我將重點討論三個方面：新"世界無序"下的和平問題"左翼中間派"的復興及其在維繫社會自由與團結中的任務社民黨的使命"弱者的力量"捷克斯洛伐克最後一任總統、人權鬥士哈維爾將歐洲的和平政策描述為"弱者的力量"。我們的政策也必須依賴人民的力量和洞見。這將增強信任與合作， 促進和平對話與緩和， 為軍備控制、裁軍和共同安全奠定基礎。然而， 我們聽到的卻是"必須具備戰爭能力"。戰爭意味著準備殺戮， 因為"別無選擇"。我堅持認為， "共同安全"的理念依然正確， 它使我們"具備和平的能力"。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這一美德需要被培育和發展。軍備競賽的瘋狂在核時代， 軍備競賽的升級不應成為我們的選擇。必須避免重蹈週期性戰爭的覆轍。看看這些數字：歐洲北約國家的軍費開支已是俄羅斯的1.5倍仍比中國高出近60%北約設定的5% GDP軍費目標意味著防務預算將從目前的2.1%翻倍目前32個北約成員國的軍費開支佔全球的55%難道要將世界武裝至死亡?如果到2030年， 聯邦預算的40%以上用於軍費以滿足北約5%的目標， 將引發怎樣的分配衝突? 此外， 烏克蘭的重建成本將隨著戰爭延長而水漲船高。屆時， 德國現代化的資金從何而來? 我們難道沒有成千上萬的破損道路、橋樑、鐵路， 沒有急需維修的學校和公共設施， 沒有住房短缺和社會服務不足的問題嗎?五、烏克蘭戰爭：被遺忘的歷史不可辯護， 但必須理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不可辯護。出於對受難人民的同情——無論是烏克蘭還是俄羅斯士兵， 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盡快結束這場可怕的戰爭。然而， 事實依然存在： 這場戰爭的前因與北約軍事基礎設施向俄羅斯邊境擴張的擔憂， 以及關於烏克蘭在"歐亞空間"未來角色的投機性思考密切相關。1990年錯失的機遇這場戰爭也暴露了歐洲的失敗： 1990年， 歐洲未能抓住建立全歐安全秩序的機遇。《巴黎憲章》曾提出： "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每個參與國的安全與所有其他國家的安全息息相關。"當時， "歐洲共同家園"的大門敞開。不僅戈爾巴喬夫伸出了橄欖枝， 普京後來也如此。1990年， 時任外長根舍曾就這些新機遇表示： "對全球化挑戰的回應必須是： 全歐責任政治……歷史不會重複其提議， 我們必須抓住機遇。"然而， 北約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上不顧德國、法國的反對， 甚至無視布什政府情報專家的警告， 決定向烏克蘭提供加入防務聯盟的機會。自此， 緊張局勢不斷升級， 重要的軍控協議被中止或擱置。新的危險特別是1987年戈爾巴喬夫與里根簽署的《中導條約》被廢除， 該條約曾促成蘇美兩國銷毀500至5500公里射程的陸基導彈， 這對歐洲安全利益是沉重打擊。如今， 更快、更難以追蹤的新型中程導彈正在部署：俄羅斯部署了"Oreschnik"導彈德國南部也將於今年年底部署"暗鷹"導彈， 一種先發制人的武器， 使德國成為優先打擊目標我的立場因此， 我依然認為， 我在擔任總理期間推動的事項是正確的： 從俄羅斯進口價格合理的能源， 並提出用德國的現代高效技術幫助俄羅斯實現更環保的天然氣開採和供應。詆毀這一合作是荒謬的。相反，我們需要這種形式的俄德合作。我也反對將俄羅斯妖魔化為永恆的敵人。俄羅斯不是野蠻人的國度， 而是一個擁有偉大文化和與德國有著深厚歷史聯絡的國家。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對俄羅斯發動殘酷入侵， 這是"德國的恥辱"。因此， 我們有特殊的義務促進德國、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和平。六、歐盟正在被邊緣化失去的影響力如果俄羅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被排除在外， 又如何實現共同性? 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新興經濟巨人呢?歐盟在當前的道路上正失去國際影響力， 不僅因為華盛頓和莫斯科繞過歐盟討論烏克蘭的未來， 卻要歐盟承擔戰爭成本; 還因為金磚國家與上海合作組織已涵蓋全球50%以上的人口， 而歐盟僅有4.5億人口， 佔比5%。世界的發展和技術經濟動力正從西方向東方轉移。因此， 歐盟更應將自身視為從里斯本到烏拉爾山的統一整體。川普時代的致命後果自川普上台以來， 歐洲面臨致命後果。美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試圖重振"美國治下的和平"以來被削弱的全球霸權， 甚至不惜以歐洲利益為代價。川普不僅對全球貿易徵收有害關稅， 還試圖在烏克蘭和俄羅斯達成可疑的小麥、能源和原材料交易， 甚至企圖吞併格陵蘭島。他還試圖將歐盟置於對美新的依附地位。《國家安全戰略》旨在重塑西方世界的空間秩序： 美國為主導的"內部空間"， 而歐洲則被邊緣化為"外部空間"。世界正在重新洗牌， 但歐盟僅在被動反應。1990年錯失"歐洲共同家園"的機遇， 正在今日報復我們。七、"進步新自由主義"的陷阱兩個被忽視的常識我感到兩個常識被忽視了：一個工業國家需要工業政策來推動轉型和創新， 特別是向氣候友好型經濟的轉型現代化只有在社會凝聚力得到保持甚至增強的情況下才能實現綠黨的失敗綠黨在其所謂的核心議題——氣候政策上， 儘管在"交通燈聯盟"中被賦予廣泛權限， 卻表現出缺乏戰略和力不從心。氣候政策不僅需要雄心勃勃的目標， 更需要社會和經濟上可行的實施策略。然而， 綠黨未能做到這一點， 儘管他們在四個部門負責氣候政策。在我的任期內， 我們頂著基民盟和自民黨的聯合反對， 推動了眾多生態措施：通過棄核啟動能源轉型引入生態稅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加強自然保護這些成就遠超"交通燈聯盟"時期的綠黨， 儘管後者對與基民盟結盟的傾向難以掩飾。什麼是"進步新自由主義"?因此， 我反對將生態議題完全讓予綠黨。他們的政策風格代表了高收入城市群體的利益， 常常體現為"進步新自由主義"， 如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弗雷澤所言。這種政治取向試圖將自由-個人主義的社會運動(如環保運動)與對市場社會經濟結構的保守適應相結合。這行不通。"進步新自由主義"聽起來自相矛盾， 卻在近年來成為現實。與此相反， 以社民黨和工會的社會談判力量為基礎的福特主義社會結構正在失去影響力。八、社會凝聚力是關鍵歷史的教訓生態改革的實施仍與社會框架條件密切相關， 特別是社會安全： 工資水平、個人生存保障， 以及工會在社會中的力量。戰後的歷史經驗不容忘卻： 戰後時期， 社會力量如此強大， 以至於基民盟也不得不接受"社會市場經濟"， 並將其作為社會的基本共識。今天， 我們同樣需要社會的基本信任。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去官僚化、加速審批和增強創新能力——最終只有在社會信任得到重建的情況下才能成功。波蘭尼的警告經濟史學家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分析了上世紀大災難的成因， 並警告稱， 社會危機中總會出現"反向運動"， 試圖推翻舊秩序， 釋放破壞性力量。當今社會確實出現了此類反向運動， 特別是民族主義潮流。要避免其破壞性後果， 必須重振社會的團結與改革能力。為此， 政治必須"看到整體"， 而非僅關注個別利益或社會階層。我在2003年的警告我在2003年向聯邦議院發表政府聲明時曾說： "要麼我們以社會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現代化， 要麼我們被市場的無序力量所'現代化'， 而社會將被拋諸腦後。"這句話在今天依然適用。九、我對社民黨的三大期望我們的社會正面臨一個危險： 它越來越不再是一個整體， 不再代表進步理念， 因而可能無法實現社會-生態的更新。而國家的未來取決於此。政治需要重新聚焦於一則"偉大的資訊"， 它能賦予力量和信心， 不囿於現狀， 而是開啟新的可能。它不僅宣告社會進步， 更切實推動它。這是我對社民黨的期望。基於此， 我建議我的黨成為三大原則的守護者：敢於追求和平我們必須全力增強德國和歐洲的"和平能力"。這是德國和歐洲歷史賦予的責任。如果歐洲能夠成為和平的典範， 它將在世界上展現力量與主權。敢於維護社會團結政治必須給予民眾安全感。然而， 當前不安全感瀰漫， 關於安全受損的日常報導令人憂慮。這不能通過快速的標籤化或迎合時尚來解決。相反， 我們必須重新激發改革的勇氣， 加強社會法治國家的規則， 並確保其得到切實遵守。敢於創新社民黨必須組織關於社會和生態大轉型的開放討論， 這一轉型是當今的核心挑戰。它必須成為一個在社會各領域對抗不公、爭取自由的政黨。這涉及：稅收和社會政策內部安全移民的社會管理從基礎設施現代化到可持續創新建立社會-生態市場經濟從加強歐盟到堅定不移地推動整體歐洲安全秩序下的和平結語： 考驗的十年我期望社民黨能坦誠面對當前的機遇與風險。這是推動經濟、生態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 而非僅僅適應現狀。我們正處於二戰以來最危險的十年。 如果我們不謹慎行事， 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未來。簡而言之， 我們生活在一個考驗的十年。結局如何， 取決於我們自己。作者：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德國前總理(1998-2005)， 社會民主黨政治家 (德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