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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bes福布斯—3650億美元!美國大學體育“吸金”新邏輯:搞定這16個人
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男子籃球錦標賽中的許多球隊,背後都有超級富有的鐵桿粉絲資助。以下是今年最富有的16位支持者,他們的合計身家達3650億美元。校園大人物:億萬富豪蒂爾曼·費爾蒂塔已向休斯敦大學捐贈7000萬美元,包括2016年向體育部捐贈的2000萬美元,用於翻新以他名字命名的籃球館。圖片來源:KAREN WARREN/HOUSTON CHRONICLE/GETTY IMAGES高水平大學體育運動向來都很燒錢。但在過去五年裡,隨著一系列法院裁決和政策變化,大把資金改為流向學生運動員——他們不僅能簽下姓名、圖像和肖像權(NIL)行銷協議,還能參與校方收入分成。各大學體育部門的財務“水龍頭”水量驟減,對資金的渴求愈發強烈。許多體育項目已開始新建或翻新高端座席,以抬高票價,或是簽署贊助協議,讓企業標誌直接出現在球場上。其他一些希望在這場“軍備競賽”中不掉隊的學校,則在探索與機構投資者合作。去年12月,猶他大學與Otro Capital達成合作,而Big 12聯盟正與另外兩家私募股權公司洽談。儘管各類金融創新席捲大學體育界,但真要想做大預算,最管用的還是擁有一位財大氣粗的資助人。《體育商業期刊》對110所學校的分析顯示,2019年至2023年間,捐贈額增長了40%。在新的NIL規則生效後,近四分之三的學校創下籌款紀錄。大學也並不缺少可供爭取的富有校友資源。近期拉開帷幕的NCAA男籃錦標賽64支球隊中,就有多支得到了億萬富豪捐贈者的支援。例如,投資公司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的聯合創始人、身家約24億美元的大衛·布斯(David Booth),在2017年宣佈捐贈5000萬美元後,去年又承諾向堪薩斯大學體育部捐贈約3億美元。身家25億美元的運動飲料巨頭邁克·雷波爾(Mike Repole)也動用其財富資助聖約翰大學,最近承諾為該校紅風暴隊(Red Storm)的NIL基金捐贈最高100萬美元。雲端運算公司Qualtrics聯合創始人、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和NHL猶他猛獁象隊(Utah Mammoth)的老闆、身家約33億美元的瑞恩·史密斯(Ryan Smith)則幫助招募了楊百翰大學的明星前鋒A.J.迪班薩(A.J. Dybantsa)。然而,即使是這些驚人的財富,在以下這些大金主組成“甜蜜16強”面前也相形見絀。這群超級支持者——其中有些甚至都不是所贊助高校的校友——合計身家估算達3650億美元。以下是為今年瘋狂三月參賽球隊體育部捐款的最富有的贊助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密歇根大學身家:1956億美元圖片來源:JAY HIRANO/SOPA IMAGES/LIGHTROCKET/GETTY IMAGES甲骨文(Oracle)聯合創始人埃裡森的身家曾在去年9月一度短暫突破4000億美元,隨後因這家軟體巨頭股價回落而縮水。他曾先後從伊利諾伊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輟學,但在2024年為伊利諾伊大學在Big Ten聯盟的競爭對手——密歇根大學開出了一張巨額支票。據悉,這位81歲的科技億萬富豪還資助了一份高達八位數的NIL協議,使橄欖球新秀布萊斯·安德伍德(Bryce Underwood)放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轉投密歇根大學——他妻子朱喬琳的母校。與埃裡森一同支援今年NCAA錦標賽中西部頭號種子密歇根大學狼獾隊(Wolverines)的,還有85歲的房地產開發商、邁阿密海豚隊老闆斯蒂芬·M·羅斯(Stephen M. Ross,估計身家為170億美元)。據悉,他已向密歇根大學捐贈4.8億美元,包括2013年宣佈為體育部捐贈的1億美元。丹·吉爾伯特(Dan Gilbert)密歇根州立大學身家:234億美元3號種子密歇根州立大學斯巴達人隊(Spartans)同樣擁有眾多億萬富豪支持者。64歲的丹·吉爾伯特是NBA克利夫蘭騎士隊(Cleveland Cavaliers)老闆,他在2016年通過家族基金會捐出1500萬美元,用於翻修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籃球館。其抵押貸款公司Rocket Companies也是該校的贊助商。身家估計為84億美元的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首席執行長、菲尼克斯太陽隊(Phoenix Suns)的老闆馬特·伊什比亞(Mat Ishbia)於2021年承諾捐贈3200萬美元,2022年又追加1400萬美元。他的兄弟、身家58億美元的投資人賈斯汀·伊什比亞(Justin Ishbia)則在2024年捐贈1000萬美元,並在2025年再捐超100萬美元。曾帶領斯巴達人隊奪得1979年NCAA冠軍、現身家16億美元的籃球名人堂成員“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Earvin Johnson)也曾表示“願意為母校做任何事情”。不過,密歇根州立大學收到的最大一筆捐贈來自一對並未出現在《福布斯》億萬富豪榜上的夫婦。去年12月,Acrisure首席執行長格雷格·威廉姆斯(Greg Williams)和妻子多恩·威廉姆斯(DawnWilliams)承諾向該校捐贈4.01億美元,其中2.9億美元指定用於體育部,另有1億美元將用於設立一個實體,幫助學校體育項目開發新的收入來源。傑裡·瓊斯(Jerry Jones)阿肯色大學身家:205億美元83歲的傑裡·瓊斯是NFL達拉斯牛仔隊(Dallas Cowboys)的老闆,最初靠石油開採發家。2015年,他向阿肯色大學體育部的募款機構捐贈256英畝土地,算上其他贊助,整筆捐贈價值1065萬美元。其中部分資金用於建造一座紀念碑,向1964年奪冠的橄欖球隊紅背野豬隊(Razorbacks)致敬,瓊斯本人當年是該隊的進攻線球員。作為今年4號種子的阿肯色大學還有另一位顯赫的支持者——72歲的約翰·泰森(John Tyson)。這位身家估計為31億美元的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董事長曾捐贈600萬美元用於翻修學校的室內田徑場,並通過其公司贊助球隊。不過,阿肯色大學本身也很會賺錢:根據Sportico公立大學體育項目財務資料庫,紅背野豬隊在2023-24賽季(目前有資料可查的最新賽季)的男籃門票收入排名第六,領先於康涅狄格大學和密歇根州立大學等強隊。南希·沃爾頓·勞裡(Nancy Walton Laurie)密蘇里大學身家:192億美元南希·沃爾頓·勞裡與丈夫比爾·勞裡(Bill Laurie)曾在2001年向密蘇里大學捐贈2500萬美元,換取學校將新建籃球館以他們女兒的名字命名。但後來,二人的女兒捲入學術作弊醜聞,這項冠名協議隨之終止。這位74歲的女富豪是沃爾瑪(Walmart)聯合創始人巴德·沃爾頓(Bud Walton)的女兒,她並不是這個美國最富有家族中唯一支援10號種子密蘇里老虎隊(Tigers)的人。過去30年來,學校的田徑體育場一直以沃爾頓·勞裡的母親奧黛麗(Audrey)的名字命名,而奧黛麗去年還為這座設施的翻修提供了資金支援。查爾斯·厄根(Charles Ergen)田納西大學身家:150億美元73歲的查爾斯·厄根是Dish Network母公司EchoStar的聯合創始人,其身家在2023年曾一度跌破8億美元。但去年,他將公司頻譜許可證出售給AT&T,交易引發爭議,但也讓他的財富大幅回升。他已將部分資金用於資助本科母校田納西大學的體育和學術項目。作為6號種子身份參賽的田納西志願者隊(Volunteers)還有其他重要金主,包括克利夫蘭布朗隊(Cleveland Browns)老闆吉米·哈斯拉姆(Jimmy Haslam,身家103億美元)及其兄弟比爾·哈斯拉姆(60億美元),該校的商學院也是以他們的姓氏命名。丹·凱西(Dan Cathy)克萊姆森大學身家:136億美元丹·凱西的父親特魯特·凱西(Truett Cathy)於1967年創辦了Chick-fil-A,由此積累巨額財富。到2024年,該家族成為美國第八富有的家族,總資產達336億美元。73歲的丹當年其實就讀於佐治亞南方大學,但他和妻子隆達·凱西(RhondaCathy)卻向克萊姆森大學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克萊姆森大學是今年NCAA錦標賽的8號種子,也是他們的兒子羅斯·凱西(RossCathy)的母校。而羅斯本人也為殘障學生設立了獎學金。蒂爾曼·費爾蒂塔(Tilman Fertitta)休斯敦大學身家:115億美元圖片來源:BRETT COMER/HOUSTON CHRONICLE/GETTY IMAGES據報導,費爾蒂塔已向休斯敦大學捐贈7000萬美元,其中包括2016年向體育部捐贈的2000萬美元,用於翻新籃球館,該球館現以他的名字命名。這位68歲的億萬富豪是NBA休斯敦火箭隊以及餐飲、酒店和博彩綜合企業蘭德里公司(Landry's)的所有者。自去年被提名為美國駐義大利和聖馬利諾大使後,他已辭去休斯敦大學系統的董事會職務。但費爾蒂塔對這支2號種子美洲獅隊依然充滿熱情,並公開呼籲學校改善其NIL籌款工作。馬克·史蒂文斯(Mark Stevens)聖克拉拉大學身家:107億美元66歲的史蒂文斯曾任職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期間紅杉投資了Google(Google)、領英(LinkedIn)和貝寶(PayPal),如今他創立了自己的公司S-Cubed Capital。他通過向母校南加州大學(USC)以及10號種子聖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捐贈來回饋社會——他的妻子瑪麗(Mary)在該校獲得學士學位,現擔任校董。該校的足球場和訓練設施都以這對夫婦的姓氏命名,他們還幫助建造了一個體育中心,供學生運動員訓練、學習和接受醫療服務。傑佛瑞·希爾德布蘭德(Jeffery Hildebrand)德克薩斯大學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身家:106億美元希爾德布蘭德大手筆捐助了本屆NCAA錦標賽的兩所參賽學校。這位67歲的石油大亨向其母校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的各種學術和體育項目捐贈超過1億美元。該校作為11號種子在周二的“最先四強”(First Four)淘汰賽中獲勝。另一位石油大亨布林斯羅伯特·羅林(Robert Rowling,身家81億美元)也是該校球隊的支持者。希爾德布蘭德還資助了10號種子德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他的父親托馬斯(Thomas)曾在該校學習獸醫,女兒布列塔尼(Brittany)曾是該校全美冠軍隊馬術隊成員。希爾德布蘭德幫助農工大學建造了一個世界級的馬術中心和一個越野賽道。有了這樣的支援,兩所高校體育部門的財力十分充裕。根據奈特-紐豪斯大學體育資料庫的資料,2022至2024年間,在240所公立大學體育部的受捐總額排名中,德克薩斯大學和德克薩斯農工大學分別以3.04億美元和2.58億美元位列第一和第二位。喬什·哈里斯(Josh Harris)賓夕法尼亞大學身家:102億美元《福布斯》在2024年統計發現,14號種子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本科項目培養出的美國億萬富豪比其他任何學校都多,哈里斯便是回饋母校的校友之一。2018年,這位61歲的另類投資公司阿波羅全球管理(Apollo Global Management)聯合創始人、NFL華盛頓指揮官隊(Washington Commanders)、NBA費城76人隊(Philadelphia 76ers)和NHL紐澤西魔鬼隊(New Jersey Devils)的老闆向賓大摔跤隊捐贈100萬美元——哈里斯在1980年代曾是該校摔跤隊成員。另一位賓大億萬富豪、身家約16億美元的羅納德·佩雷爾曼(Ronald Perelman)也出資支援該校的體育和學術事業。萊斯·韋克斯納(Les Wexner)俄亥俄州立大學身家:89億美元韋克斯納長期都是8號種子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Buckeyes)最知名的支持者,他擔任該校醫學中心的理事,並於2007年向橄欖球訓練中心捐贈250萬美元——這兩處設施如今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該校藝術中心也以這位88歲的L Brands零售帝國創始人的名字為名。然而,韋克斯納如今卻陷入輿論風波,備受指責:一方面是他與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存在關聯,另一方面,1990年代他擔任校董期間,俄亥俄州立大學一名校醫被曝性侵多人。一些學生和該州知名人士呼籲大學重新命名這些建築,同樣接受韋克斯納資助的另一所學校哈佛大學也出現了類似呼聲。身家估計為14億美元的洛杉磯湖人隊明星前鋒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則沒有這樣的爭議。這位阿克倫本地人雖然沒有公開宣佈向七葉樹隊捐贈現金,但他利用自己與耐克(Nike)的合作關係,向該校運動隊提供裝備支援。保羅·都鐸·瓊斯二世(Paul Tudor Jones II)弗吉尼亞大學身家:81億美元瓊斯早年向3號種子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捐贈3500萬美元,作為回饋,該校籃球館自2006年啟用以來一直以他父親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的名字命名。除了支援體育事業,這位71歲的避險基金經理和妻子索尼婭(Sonia)還捐贈4000萬美元資助該校建設“沉思共享空間”(Contemplative Commons),內部設有研究和講座空間以及舞蹈和瑜伽等活動區域。蓋爾·米勒(Gail Miller)猶他州立大學身家:48億美元米勒的丈夫拉里(Larry)於2009年去世,在他生前,夫婦二人將猶他州穆雷市的一家豐田經銷店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經銷網路。82歲的米勒並非9號種子猶他州立大學的校友,但在2024年被授予該校榮譽博士學位。她在體育和學術上均向該校提供支援,曾向商學院捐款。儘管她在2020年出售了NBA猶他爵士隊(Utah Jazz),但她仍是該州體育界的關鍵人物。去年,這位美國排名第七的白手起家女富豪收購了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LS)的皇家鹽湖城隊(Real Salt Lake)和全國女子足球聯賽(NWSL)的猶他皇家隊(Utah Royals)。安東尼·普利茲克(Anthony Pritzker)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身家:44億美元65歲的普利茲克經營著一家私募股權公司,也是凱悅酒店(Hyatt Hotels)財富的繼承人之一。他通過與前妻珍妮(Jeanne)共同創辦的基金會,助力7號種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體育和學術事業,1996年至2023年間,總計向該校捐贈超1.15億美元。該校心理學系所在的普利茲克樓(Pritzker Hall),以及旨在減少寄養需求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普利茲克兒童與家庭強化中心(UCLA Pritzker Center for Strengthening Children and Families),都以他的姓氏命名。普利茲克可能很快會迎來另一位億萬富豪同道者——凱西·沃瑟曼(Casey Wasserman)。他正在出售其同名人才經紀公司的股份,《福布斯》估計這筆交易價值可能超過8億美元。現年51歲的沃瑟曼是好萊塢重量級經紀人盧·沃瑟曼(Lew Wasserman)的孫子,去年12月作為UCLA選聘委員會成員,參與聘請橄欖球教練鮑勃·切斯尼(Bob Chesney)。據報導他還捐贈約2000萬美元,用於建造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橄欖球訓練中心。不過,與韋克斯納類似,沃瑟曼也因出現在愛潑斯坦檔案中而面臨批評——檔案顯示他曾與吉斯萊恩·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互傳調情資訊。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杜克大學身家:42億美元圖片來源:DREW ANGERER/AFP/GETTY IMAGES76歲的私募股權億萬富豪魯賓斯坦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聯合創始人。他於2005年至2017年擔任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董事會成員,並支援了該校多項事業,包括2012年向體育部捐贈1000萬美元,以及2015年為新建一座藝術大樓捐贈2500萬美元。作為今年NCAA錦標賽的總頭號種子,杜克大學藍魔隊(Blue Devils)也開始將這些資金投入使用:Sportico發現,該校的男子籃球預算在今年的NCAA錦標賽球隊中位列第二,僅次於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吉姆·戴維斯(Jim Davis)維拉諾瓦大學身家:40億美元戴維斯和表兄斯蒂芬·比西奧蒂(Stephen Bisciotti)創立了美國最大的人事公司Allegis Group,並憑藉這項事業成為億萬富豪。他還與兄弟威廉(William)聯手,資助8號種子維拉諾瓦大學的男籃和女籃球隊修建一個以他們名字命名的訓練中心,該中心於2007年啟用。66歲的戴維斯還成為了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聖路易斯紅雀隊(St. Louis Cardinals)的小股東,進一步滿足了自己對體育的熱愛。 (福布斯)
《大西洋月刊》4月封面文章丨我淪為賭徒的這一年
本文刊登於《大西洋月刊》2026 年 4 月,印刷版標題為“Sucker.”本文作者:麥凱·科平斯是《大西洋月刊》的專職撰稿人。九月的一個周四傍晚,我藉口離開家庭餐桌,溜進了自己的臥室。我不想讓孩子們看到我接下來要做的事。反鎖房門後,我掏出手機,下載了DraftKings博彩應用。輸入借記卡資訊並存入500美元時,一陣莫名的興奮湧上心頭。NFL新賽季的揭幕戰幾分鐘後就要開打,一切似乎皆有可能。我天生就不是個愛賭博的人。作為一個住在郊區、育有四個孩子、背著房貸、開著多功能廂式車的父親,人們更可能看到我手忙腳亂地把蹣跚學步的孩子塞進安全座椅,而非研究盤口賠率或是諮詢賭壇行家。而且作為一名虔誠的摩門教徒,我本就被禁止沾染碰運氣的博彩遊戲。此外,我一直覺得賭博純粹是浪費時間。這讓我在同齡人中顯得格格不入:自2018年以來,美國人在體育博彩上的投注已超過50兆美元,約半數18至49歲的男性都擁有活躍的線上體育博彩帳戶。當初我著手報導體育博彩行業——其爆發式的增長、驟然席捲文化領域的態勢,以及它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時,編輯們認為我應當親身體驗這一現象。考慮到我的宗教禁忌,他們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大西洋月刊》將出資1萬美元,供我在即將到來的NFL賽季期間投注。雜誌承擔所有虧損,同時為了讓我始終保持投入感,盈利部分與我五五分成。編輯們推斷,上帝定然會認可這種安排,畢竟我冒的不是自己辛苦賺來的錢的風險。這個鑽宗教空子的主意讓我心生好奇。但為了靈魂安寧,我覺得最好還是諮詢比《大西洋月刊》編輯部更高等級的教會權威人士。幾天後,我與主教對面而坐,向他說明這次實驗,看著他臉上浮現出牧者般的擔憂神色。思索片刻後,他(說實話,語氣略帶遲疑)說道:“我覺得你沒做錯什麼。”他明白用自己的錢賭博和用僱主的錢做調研的區別。但他見過太多因惡習毀掉的人生,絕不會任由我離開而不加告誡。他給我講了他聽聞的故事:那些正直顧家的男人,最初只是小賭,最終卻被賭博惡習拖入深淵;還有一個常去教堂的律師,因處理賣淫案對性交易產生病態好奇,最終致使家庭支離破碎。我向主教保證,我會避開這些危險的滑坡。“這純粹只是一次新聞調研。”我向他保證。開球前十五分鐘,我盯著DraftKings上琳瑯滿目的投注選項,滿眼茫然。我根本搞不懂那些術語——盈利加碼?讓分變體?只能近乎隨機地下注。我押老鷹隊至少贏牛仔隊9分,理由僅僅是老鷹隊奪得了上屆超級碗,而牛仔隊沒有。我還押老鷹隊四分衛杰倫·赫茨傳球碼數超200碼,又投了一個所謂的“同場串關”,賭赫茨與跑衛薩克萬·巴克利雙雙達陣即可中獎。哄孩子們入睡後,我打開臥室電視,在妻子安妮身邊坐下。看比賽的過程竟意外地讓人焦慮。在五注不同的投注間來回切換——緊盯走勢、權衡即時“兌現”選項——讓我焦躁不安、滿頭大汗。比賽開場僅四秒,我就領教了這項勾當的無常:老鷹隊的王牌防守球員莫名其妙朝牛仔隊四分衛吐口水,被直接罰出場。老鷹隊贏下讓分的希望,還有我贏下75美元的可能,就這麼被一口唾沫澆滅了?自有體育運動以來,人類就總想方設法在上面輸錢。但這段體驗又莫名令人著迷。花200美元,我就對一場本無關緊要的比賽生出了刻意的支援欲。因天氣延誤,比賽拖到深夜,我仍守在電視機前,在熟睡的妻子身旁瘋狂滑動螢幕,尋找末盤投注的可乘之機。我的大部分投注都輸了,但那注不被看好的赫茨-巴克利串關卻中了。比賽結束時一算,我淨賺20美元。第二天一早,我得意地把消息告訴安妮,她跟我擊掌慶祝,立刻開始暢想賽季贏的錢該怎麼花。要不要換掉快報廢的廚寶攪拌機?重新裝修廚房儲藏櫃?和許多妻子一樣,她起初對我涉足體育博彩只覺無奈又好笑;如今卻看到了潛在的好處。我對她突如其來的熱情忍俊不禁——但我自己也開始打起了算盤。第一次下注就賺了20美元。如果加大投注金額,覆蓋NFL全部272場比賽,再加上NBA和大學橄欖球聯賽,我豈不是能賺——一萬?兩萬?甚至更多?當然,我知道不可能每注都贏。但做做夢又何妨。和安妮聊著家裝的美好設想時,我竭力不去想主教最後對我說的那句話:“小心點。”自有體育運動以來,人類就總想方設法在上面輸錢。古希臘人在早期奧運會(時常存在暗箱操作)上投注;古羅馬人賭戰車比賽和角鬥士對決(同樣不乏舞弊)。17世紀殖民者抵達北美時,發現原住民部落為一種名為“戰爭小兄弟”、類似長曲棍球前身的運動下高額賭注。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賭博都受到嚴格管控,且普遍不被認可。1631年,清教徒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禁止博彩遊戲,“違者嚴懲”。1794年,賓夕法尼亞州立法禁止“鬥雞、紙牌、骰子、檯球、保齡球、沙狐球、賽馬及其他一切形式賭博”。數個世紀以來,各州法律雖有差異,但賭博始終背負著強烈的社會污名,這源於千百年積澱的共識。在人類偉大的思想家與領袖眼中,賭博是道德生活的阻礙(亞里士多德),是魔鬼的造物(聖奧古斯丁),是對無知者徵收的稅(華倫·巴菲特)。它滋生自私與不勞而獲的心態,腐蝕靈魂。喬治·華盛頓甚至警告稱,“一切可能的罪惡”都與賭博掛鉤:“它是貪婪之子,不公之兄,禍患之父。”因此,賭博長期被侷限在社會陰暗角落,比如內河遊船、紅燈區和內華達州。一度,它幾乎是暴力收債莊家和西裝革履的罪犯的專屬領域。後來,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境外博彩公司也參與其中。但職業體育聯盟始終堅決與賭博劃清界限。1919年白襪隊世界大賽假球案、1978年黑手黨操縱波士頓學院比賽讓分等轟動性醜聞,讓聯盟總裁們堅信博彩對職業體育構成生死威脅。1990年6月,美國各大主流體育聯盟官員在參議院作證。時任NFL總裁保羅·塔利亞布道出了眾人的共識:“沒有什麼比氾濫的體育博彩更能玷污美國人參與和觀看的賽事了。”兩年後,國會通過《職業與業餘體育保護法》,事實上在內華達州以外禁止了大部分體育博彩。該法案數十年間一直是美國法律。2012年,紐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為提振大西洋城低迷的經濟,簽署法案,在該州持牌場所開放體育博彩。體育聯盟隨即起訴紐澤西州,案件逐級進入聯邦法院審理。我近期與克里斯蒂交談時,他回憶起該法案當時引發的強烈憤慨。他曾在一場活動中被前尼克斯球員、後任參議員的比爾·布萊德利,以及NBA總裁大衛·斯特恩堵住,兩人對他厲聲斥責,引得其他賓客紛紛側目。“我不是供人下注的牲口,就像馬一樣。”布萊德利怒斥克里斯蒂。“我們會傾盡所有對付你。”斯特恩警告道。“你知道嗎,大衛?”克里斯蒂記得自己這樣回應斯特恩,“等我贏下這場官司——我一定會贏——你會感謝我的。”G.K.切斯特頓曾寫過這樣一個故事:兩人遇到一道橫在路中的柵欄,一人要求立刻拆除,更明智的另一人則主張,先弄清當初為何立這道柵欄,再決定如何處置。2018年,克里斯蒂的官司訴至最高法院,法院最終推翻了聯邦體育博彩禁令。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代表多數意見撰寫判決書,全然未考量國會當年立法的公共政策依據,也未顧及推翻法案引發的連鎖後果。他僅裁定,憲法賦予各州而非聯邦政府監管賭博的權力,就此廢除了實施長達25年的整套法律體系。所有相關方——阿利托、附議的五位大法官、36個為選民開放體育博彩的州議員、火速與線上博彩平台達成合作的聯盟總裁——似乎都不懂切斯特頓的“柵欄之道”。幾乎一夜之間,我們把這種自古便被視為腐蝕靈魂、毀滅文明的惡習,裝進了每個人的手機,讓它變得像查看天氣一樣尋常、毫無門檻。能出什麼岔子呢?第二周總投註:376.00美元虧損:58.15美元我打定主意,若要繼續做這件事,必須找個賭壇導師——一個能教我靠譜體育博彩基礎(如果真的存在)、傳授最佳技巧的人。最佳人選無疑是內特·西爾弗,美國最知名的統計達人。西爾弗因創立資料網站FiveThirtyEight一舉成名,該網站曾精準預測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全部50個州的結果。幾年前,西爾弗稱自己遭遇中年危機、對政治感到厭倦,脫下評論員西裝,戴上棒球帽,開始更多撰寫賭博相關內容。他推出了一份刊載精密體育博彩模型的電子通訊,還寫了一本關於成功賭徒心理的書。他估算自己賭博生涯的淨收益在“中六位數”區間。我想,若有人能把我調教成像樣的投注者,那一定是他。在我們第一次通話前,我侷促地把第一周的投注單發給了西爾弗。首戰那場“勝利”之後,我的運氣便一路走低。刷著DraftKings上的各種投注選項,我活像嘉年華裡的小孩,把父母錢包裡的錢一股腦砸向每個映入眼簾的套圈遊戲或大力錘。我沒做任何研究就胡亂下注,打開電視看到ESPN在播那場比賽,就隨手投一把即時投注。某個周六下午,我和弟弟隨意看著一場不知名的大學橄欖球比賽,下注10美元賭總分不會超過52.5分,結果輸了;為了回本,我又賭總分不會超過61.5分,再次失利。第一周我總共下了14注,只贏了3注。接通電話後,西爾弗調出我的投注單,邊劃動邊發出直白的反應:“好吧……”“哦。”“哦不。”他笑出了聲。被內特·西爾弗弄得顏面盡失,這種事有可能發生嗎?顯然,是的。或許是察覺到了我的窘迫,他試圖緩和語氣:“這麼說吧,客氣點講,你的投注方式就是個業餘娛樂玩家的水平。”在我聽來,這無異於尖刻的羞辱。西爾弗道出了體育博彩行業的基本現實。他解釋道,博彩平台每注都會收取約4.5%的手續費,這意味著只贏50.1%的投注根本不夠;想要保本,勝率必須達到52.5%,這還沒算上稅費。他說,我最明顯的錯誤,是只使用DraftKings一個平台。想找到勝算,我每周至少要對比三到四家平台的盤口。他還給出了其他建議:避開針對單個球員的“道具投注”(比如約什·艾倫沖球碼數超50碼),也別碰多關串關——這類投注必須所有結果全中才能兌獎(比如酋長隊贏讓分、烏鴉隊獲勝、閃電隊得分超24分)。道具投注和串關正是博彩平台的主要盈利來源。“這些就是給冤大頭準備的賭注。”西爾弗說。這話不無道理,畢竟我已經下了好幾注這樣的賭局。他還告訴我,即時投注——比賽進行中下注——同樣不可取,因為這會讓你靠情緒而非理性賭博。而且,電視轉播存在延遲,這意味著博彩平台能在你看到場上戰況之前就調整盤口。實際上,你是在和比你快20秒的人對賭。為了避免情緒化投注,西爾弗建議我養成每周二早上的固定習慣:找個安靜的地方,研究當周比賽盤口,收集傷病報告和天氣預報,然後選出六七場最看好的比賽,每場下注100美元。掛電話前,我問西爾弗,賽季結束盈利多少才算成功。他似乎對這個問題感到不解:“那怕只賺一分錢,你就已經比整個賽季裡98%的人都厲害了。”西爾弗回答,彷彿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大為吃驚。西爾弗本人不是靠賭博賺了數十萬美元嗎?他說是的,但那主要來自撲克錦標賽。體育博彩的利潤空間極薄,勝算微乎其微。NFL橄欖球是最難靠投注賺錢的項目之一——盤口太過精準,球隊實力也旗鼓相當。西爾弗告訴我,即便憑藉他的量化模型和精準預判,賽季能保本他都覺得值得慶祝。理智上,我聽懂了他的話。但內心深處,我並不相信。不知為何,我依舊堅信自己能戰勝機率。插畫:泰勒·康米  圖片來源:米切爾·萊頓/蓋蒂圖片社賭博在美國體育界突然無孔不入,這種轉變令人不安。無論何時打開任何頻道的任何一場比賽,你都大機率會被體育博彩應用霓虹閃爍、明星雲集的廣告狂轟濫炸:傑米·福克斯現身貝拉吉奧酒店套房,打電話向韋恩·格雷茨基、凱文·加內特、巴裡·桑德斯討教投注技巧;沙奎爾·奧尼爾和凱文·哈特為DraftKings的新使用者福利大肆宣傳。上一代人還在為運動鞋和麥片代言的名人堂運動員,如今拿著數百萬美元酬勞,引誘21歲的年輕人入局線上賭場。美國幾乎所有體育媒體,從CBS體育台到你喜愛的小眾橄欖球播客,都在收取博彩公司的贊助費。ESPN如今復盤每日賽事時,都會報導那些球隊贏了讓分;賽前攝影棚的討論裡滿是博彩話題。各大電視網似乎都聘請了戴眼鏡、挽袖子的資料達人,為居家觀眾拆解投注角度。最初堅決反對體育博彩合法化的體育聯盟,如今也欣然接納,以此扭轉持續下滑的電視收視率,贏回逐漸流失的年輕粉絲。沒過多久,他們便受制於自己親手催生的這個行業。如今,NFL、NBA和MLB均持有為博彩平台提供資料支援的公司大量股權。他們直接向博彩平台營運的串流媒體服務授權轉播權,每當假球醜聞曝光,便急忙為合作夥伴辯護。“賭博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前ESPN記者李俊近日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寫道,“如今是博彩應用說了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體育聯盟成了自己放出的力量的人質。”2017年,美國人合法體育博彩金額為49億美元。去年,這一數字飆升至至少1600億美元——一旦上癮,可投注的體育賽事幾乎無窮無盡。只賭周日的橄欖球比賽還不夠過癮?別擔心:要不要賭一場印度板球賽、立陶宛乒乓球賽,或是連名字都念不出的波蘭足球聯賽?2023年,境外博彩平台BetOnline一度開放特奧會投注。最終計畫擱淺,原因是同一項目的運動員竟被頒發了相同獎牌——嚴格來說,特奧會本就不分勝負——投注者因兌獎延遲紛紛抗議。BetOnline的發言人向《紐約郵報》承認,為特奧會判定勝負“比我們預想的更棘手”。如今,隨著卡爾希、波利馬克等“預測市場”的興起,賭博不再侷限於體育領域。金球獎頒獎典禮、CNN大選報導中都出現了即時投注賠率。2026年,你可以賭洛杉磯明日氣溫、格萊美最佳說唱專輯得主、《阿凡達:火與燼》的票房收入、泰勒·斯威夫特的婚禮日期、《時代》雜誌年度人物、是否會發現外星生命、美國將驅逐多少人、伊朗政權是否更迭、唐納德·川普在任期結束前是否宣佈戒嚴,乃至耶穌基督今年是否會重返人間。短短時間內,賭博便滲透進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你覺得這像世界末日的預兆,那耶穌再臨的當前賠率是1賠23。)第三周總投註:1011.00美元虧損:185.40美元九月下旬,我們一家人擠上本田奧德賽,驅車前往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觀看楊百翰大學對陣東卡羅來納大學的橄欖球比賽。和所有稱職的父親一樣,近些年我一直努力讓年幼的孩子們愛上我母校的球隊,把這份體育情結灌輸給他們。我們抵達楊百翰大學的賽前車尾派對現場——這裡用精緻定製汽水代替啤酒,以食品捐贈活動替代狂飲啤酒——賽前幾小時,我們吃著燒烤,和球隊深受喜愛的美洲獅吉祥物科斯莫合影。我原本決定不賭這場比賽——就算不投注,我也會全心關注結果,而賭博帶來的焦慮可能會破壞家庭時光。但在車尾派對上,我遇到一位楊百翰大學的管理人員,他告訴我球隊準備十分充分,防守端會“狀態拉滿”。這算不上什麼內部消息,卻足以讓我在開球前一小時,下注100美元賭楊百翰大學獲勝。我把這事告訴12歲的女兒後,她翻了個白眼:“你這樣可不像摩門教徒。”比賽精彩極了。楊百翰大學的球迷從東海岸各地趕來,填滿了球場的一大片區域。球隊的防守果然固若金湯,製造兩次失誤,幫助球隊早早取得領先。第三節過半,東卡羅來納大學的球迷紛紛離場,而我和孩子們高聲唱著美洲獅隊戰歌,唱到嗓子沙啞:奮起吶喊,美洲獅出征!這是無比幸福的家庭時刻之一,一段即將銘刻心底的珍貴回憶。然而,在放聲歌唱時,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卻冒了出來:我本該賭楊百翰贏讓分的,賠率更划算。第五周總投註:2206.00美元虧損:220.13美元十月,我漸漸形成了固定的投注節奏。聽從西爾弗的建議,我又下載了好幾款體育博彩應用(范杜爾、ESPN博彩),每周初都會花時間篩選NFL賽程中最具勝算的比賽。我密切關注球隊陣容更新,查看各類預測模型。我最有價值的工具之一,是一個整合所有博彩平台盤口、即時追蹤微小波動的網站。這些差異微乎其微,但西爾弗說過,抓住那怕最細微的優勢都至關重要。如果我看好海鷹隊擊敗海盜隊,一家平台可能開出海鷹讓4分,另一家則是讓3.5分;有的平台需要下注110美元才能贏100美元,有的則只需106美元。博彩平台會不斷調整盤口,讓兩邊的投注人數保持均衡,以此避免賠付失衡、侵蝕利潤。我為自己熟練掌握行話和基礎投注算術感到一種扭曲的自豪。每周蒐羅各平台最優盤口,讓我覺得自己像個精明的老手。但這個過程也十分耗時。一個雨夜,我把車停在弗吉尼亞州北部一家大型商超外——妻子派我來辦事——我卻沉迷於手機上的盤口,在備忘錄裡記下看好的球隊。回過神時,45分鐘已經過去,我趕不上晚飯了。做足這些功課固然加深了我對比賽的投入,卻也喚醒了我內心某種令人不安的原始慾望。我第一次察覺到這種情緒,是在周日紅雀隊對陣泰坦隊比賽的第四節。紅雀本是大熱門,我下注賭他們贏一個達陣。第四節初,勝利幾乎已是囊中之物。紅雀以21比6領先,跑衛埃馬里·德梅卡多跑出一記看似鎖定勝局的72碼達陣。但裁判回看錄影後發現,達陣後拋球的德梅卡多,其實在踏入端區半步前就鬆開了球。達陣被判無效,該球判定為掉球,隨後泰坦隊完成了不可思議的16分大逆轉,贏得比賽。我的錢瞬間打了水漂。反覆回看德梅卡多掉球的片段,我對這個素未謀面的人湧起一股毫無理性的恨意。我恨他大搖大擺、漫不經心地踏入端區的樣子;恨他像扔掉用過的抹布一樣把球甩在地上,想必還覺得這是帥氣的炫耀;恨他賽後在更衣室面對記者提問時,只會重複那句毫無意義的“就是得更聰明點”。這種強烈的情緒儘管轉瞬即逝,卻讓我心神不寧。卡羅琳·加西亞已經不記得收到第一條因賭輸而遷怒於她的辱罵資訊是在何時了,但她清楚記得,那時自己還只是個少女。加西亞是一名法國網球運動員,巔峰時期世界排名第四。她告訴我,這些年她收到過無數瘋言瘋語的資訊——數不清的污言穢語、死亡威脅,滿屏的“去死吧”“你怎麼不去自殺”,到最後她都快把這些當成背景噪音了。她說起那種強烈的違和感:剛收到一條離譜到極致的辱罵,轉頭點開發信人的Instagram,首頁卻一派歲月靜好。“他頭像還是和一歲孩子的合影,你就會想,我真搞不懂——你到底有什麼毛病?”我心頭一陣羞愧,因為我發現自己竟比願意承認的更能共情那個賭徒片刻的瘋狂。妻子早已不再指望我能大賺一筆,如今她只在意我賭博帶來的、肉眼可見的直接後果——比如我們七歲的女兒居然分得清讓分盤和勝負盤。已於去年退役的加西亞,在杜拜通過Zoom接受了我的採訪,她現在和丈夫定居在那裡。她說自己很喜歡這座城市的安全感。十多年來被失控賭徒不斷髮出死亡威脅,會讓人格外珍視高科技安保系統和戒備森嚴的街道。運動員本就對惡毒評論司空見慣。但隨著合法博彩走向常態化,針對運動員的騷擾也隨之增多。超過三分之一的NCAA一級聯盟男籃運動員表示,收到過賭徒的辱罵資訊;而21%的賭徒自己也承認,曾線上上或線下對運動員發洩過怒火。這一趨勢不難理解:一名球員表現失常,不只是辜負了隊友和球迷,更是讓賭徒真金白銀虧了錢。在痛失好局的腎上腺素飆升中,賭徒會失去理智,運動員在他們的個人戲碼裡,直接淪為可以肆意踐踏的非人角色。網球是全球博彩熱度最高的運動之一。又因為它是個人項目,賭徒輸錢的怒火會直接傾瀉在球員身上,而非教練或整支球隊。主持播客《網球內幕俱樂部》的加西亞說,球員之間會互相交流應對辱罵的辦法:報警、聘請私人安保,有些人還會使用一款名為“威脅矩陣”的AI軟體,跨平台監控並評估恐嚇資訊的可信度。還有些球員選擇用嘲諷回應這份錯位的憤怒。去年,蓋爾·孟菲爾斯在斯圖加特公開賽首輪失利後,在Instagram上給那些用種族主義言論刷屏私信的賭徒發了一段“特別寄語”。38歲的他已是巡迴賽最年長的球員之一,面無表情地說:“真的假的?你們還在賭我贏?”“你們罵我爛透了,我知道我很爛!我們都知道我很爛!”但就算是性格最隨和的運動員也明白,賭徒輸錢後的絕望,可能會走向可怕的極端。2024年,在紐約美網女單第四輪比賽期間,美國網球協會官方X帳號收到一條私信:“我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場裡,放了炸彈,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一點引爆。”專家緊急評估威脅可信度,紐約警察局悄悄對場館進行排爆搜查,賽事組委會甚至考慮疏散全場觀眾。最終這條資訊被溯源至賓夕法尼亞州斯特拉斯堡,一名20歲男子在這場比賽下了重注,眼見自己押的球員落後,便想用炸彈威脅擾亂比賽、作廢賭注。他如今面臨最高五年監禁。加西亞告訴我,退役前她常常忍不住想,某個賭徒的線上威脅會不會升級為現實暴力。她總安慰自己機率不大,但這個念頭始終揮之不去。“你只能祈禱他永遠只停留在發資訊,不會邁出下一步。”她說著,目光飄向鏡頭外看不見的地方,“誰也說不準。”第七周總投註:3551.00美元虧損:567.23美元我驚訝地發現,這場實驗正以驚人的速度滲透進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洗澡時我在聽博彩播客,周日下午則同時看五場橄欖球比賽——手機一場,電視分屏四場。我經常熬到半夜還在刷博彩應用,臥室裡一片漆黑,只有臉上映著“零風險投注”“同場串關”的鮮豔廣告。我不耐煩地劃掉范杜爾彈出的“理性投注提醒”,那語氣在我看來帶著一種消極對抗的不滿,提醒我在平台上花費的時間實在太長。家人撞見我偷偷下注已成常態。有一次,我去廚房儲藏室給孩子們拿零食,十歲的兒子發現我在玩手機,當場喊道:“爸爸又在偷偷摸摸!”還有一次在教堂,安妮正好從長椅另一頭瞥過來,撞見我正偷看DraftKings。她壓低聲音故作誇張地說:“你上癮了。”妻子對我這場“鬧劇”再也提不起興致。她早已不再指望我能大賺一筆,如今只在意我賭博帶來的、肉眼可見的直接後果——比如我們七歲的女兒居然分得清讓分和勝負盤,十歲的兒子看到我開比賽,第一句話準是:“我們賭誰贏?”有一回,安妮聽見我興致勃勃地跟孩子們說,只要串關第三關命中,我贏的錢就能抹平本賽季所有虧損。“但賭博是不對的,”她從另一間房裡大聲說,“賭的人最後都會輸光所有錢,對不對?”她的語氣擺明了,按夫妻約定我必須附和這句話,我立刻照做了。“我真盼著你這場賭博實驗趕緊結束。”一天晚上,我們從父母家過完長周末開車回家時,安妮低聲抱怨。前一晚我熬夜看德州人隊對陣海鷹隊的比賽,直到凌晨一點多才結束,第二天睡過了頭,一上午都是安妮獨自照看幾個孩子。她說,最近幾周這種事已經成了常態。“你熬夜工作起晚我沒意見,但是……”安妮開口道。“我這也是工作。”我堅持道。她嗤笑一聲:“你沒必要每場下注的比賽都盯著看,”她說,“結果又不是你能控制的。”她這句話無可辯駁,我氣得只能支支吾吾說不出話。說實話,我也開始琢磨安妮在教堂說的話。我一直跟別人說自己沒有成癮型人格,也真心這麼認為。可現在我不得不考慮另一種可能:也許我只是給自己的人生築起了足夠牢固的護欄,才從未真正檢驗過這個結論。我忍不住想,如果這些護欄都被撤掉,我會變成什麼樣?我在曼哈頓中城、麥迪遜廣場花園附近的一間工作室見到了克雷格·卡頓——牆面是仿磚紋,鋪著木地板,亮著舞台強光燈,距離他開播還有約一小時。卡頓曾是體育媒體界的典型成功案例,憑藉在紐約早間節目《布默與卡頓》裡誇張潑辣的風格火遍全國,還出書、簽下收入豐厚的電視合約。如今,他把大量時間花在和賭癮患者交流上。卡頓在WFAN電台主持一檔每周直播的聽眾來電節目,名叫《你好,我是克雷格》,節目裡他會採訪正在戒賭的成癮者。嘉賓的故事無一例外都十分淒慘:華爾街交易員刷爆15張信用卡,偷父母的首飾填補虧空;兩個孩子的父親因兩年沒還房貸被妻子拋棄;少年棒球聯盟裁判債台高築,決定去大西洋城一把贏回所有損失,否則就自殺。卡頓光頭、身材精瘦,帶著沙啞的紐約口音,對嘉賓時而共情、時而調侃,常常在對方懺悔時突然打斷,吼一句:“這套我聽多了!”他對他們如此嚴厲,是因為自己也曾深陷其中。“我不是心理治療師,”他告訴我,“但我能用非賭徒做不到的方式跟賭徒溝通。別想騙我——賭徒幹過的所有事,我都幹過,而且是一百倍。”卡頓自己墜入毀滅性賭癮的經歷十分典型:起初,他只是玩玩小額的二十一點,對體育賽事小額投注。可漸漸地,這個習慣吞噬了他。他賭得越來越凶,賭場甚至派私人飛機接他去拉斯維加斯,免他餐費和房費。賭注越下越大,虧損也越來越難以掩蓋。他借錢、再融資、拆東牆補西牆,還不斷撒謊。直到2017年的一個清晨,聯邦探員出現在他翠貝卡公寓樓下,以證券欺詐和電信欺詐罪逮捕了他。檢方指控他從一家票務轉售公司挪用數百萬美元,誤導投資者,只為償還賭債。卡頓對那天印象最深的,是探員把他銬在樓外長椅上時,妻子看向他的眼神。卡頓去亞利桑那州接受康復治療,入獄一年,出獄後開始為病態賭徒提供心理諮詢,並走進校園宣講賭癮危害。他的日程排得滿滿噹噹。2018年體育博彩禁令被廢除後,“我是否染上賭癮”等關鍵詞的網路搜尋量飆升25%,年輕男性撥打賭博求助熱線的數量激增。匿名戒賭會報告稱,全美各地湧現出大批年輕男性求助者;一項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一的11歲男孩在過去一年中有過賭博行為。(范杜爾母公司弗拉特爾娛樂的CEO曾熱情表態,美國即將成年的海量人群是極具開發潛力的市場,增長空間巨大。)專家估計,只有約2%至5%的賭徒會發展出強迫性賭博行為。但正如卡頓常說的,當數千萬美國人把賭場裝進口袋,這個看似很小的比例,就會變成一個無比龐大的數字。賭癮與其他成癮障礙相似,但有關鍵區別。它更易隱藏——至少初期如此:成癮者不會眼神呆滯、口齒不清,身上也沒有異味。此外,不斷累積的經濟壓力,會讓這個私密惡習迅速演變成全面危機。五分之一的病態賭徒一生中會嘗試自殺,比例高於所有其他類型成癮者。各大線上體育博彩平台的高管總愛高調宣揚自己致力於“負責任博彩”。但這份所謂的承諾,終究抵不過經濟現實:博彩平台高達90%的收入,來自不到10%的使用者。它們的應用設計顯然和TikTok、糖果傳奇一樣,就是為了讓使用者在恍惚中不停劃動、點選。帳戶餘額快見底時,DraftKings會送上“充值獎勵”賭金,引誘你繼續存錢;要是你幾天沒下注,范杜爾可能會推送提醒,提供“零風險投注”,承諾輸了就返還平台幣,讓你繼續賭。當我向范杜爾總裁克里斯蒂安·傑內茨基問及有關線上體育博彩平台剝削問題賭徒的指控時,他對這種說法不屑一顧,稱其“有點老調重彈”。他表示,公司會特意去識別並約束那些表現出魯莽投注或成癮行為的使用者。在應用上花費時間或金錢超出往常的投注者會收到提醒,告知其行為異常——也就是我之前不耐煩地關掉的“理性投注提醒”。如果使用者多次無視這類提醒,范杜爾會對其投注設定限額,甚至可能封禁帳號。(DraftKings的一名高管告訴我,該公司也有類似政策。)“我們不想從有賭博問題的人身上獲取任何收入,”傑內茨基對我說,並指出平台消費最高的使用者未必存在不良投注習慣。他說,讓使用者以可持續的節奏進行投注,符合范杜爾的長遠利益。“如果人們因為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投注而陷入崩潰,他們就不會再長久地當我們的客戶了。”(“虧損平滑”是這個行業對這種策略的專業說法,賭徒們則稱之為“慢慢放血”。)卡頓與賭癮患者面談時,給出的第一個建議通常是填寫一份“自我禁賭”申請表。大多數已將賭博合法化的州都允許民眾向政府提交一份檔案,在規定期限內禁止線上體育博彩平台接受自己的投注——這在賭博領域,就如同奧德修斯把自己綁在桅杆上,以此抵禦海妖的誘惑。(但這種辦法並非萬無一失:卡頓在紐澤西州提交了自我禁賭申請後,收到了大西洋城一家實體賭場的來信。“信裡大致是說,‘我們注意到您已申請線上博彩禁賭,歡迎隨時來線下門店,我們十分歡迎您的到來。’”)卡頓接觸的許多年輕賭徒,最初都是和父親一起投注橄欖球比賽。父親渴望在周日午後增進親子感情,於是開通帳戶,和兒子一起挑選投注球隊,贏了錢就平分,輸了則自己承擔損失。“你這是在培養出一個個小賭徒,他們根本不懂什麼是輸錢,也不知道這些錢是實實在在的血汗錢,”卡頓對我說。聽著他的話,我意識到自己與《大西洋月刊》的合作模式與此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我把這一點告訴他,他無奈地輕笑了一聲。“你確實身處險境,這一點毫無疑問,”他說。我向他請教,假設一名新手賭徒應當留意那些危險訊號,他立刻脫口而出一連串問題。你是不是睡覺和醒來時都在想著自己的投注?會不會熬夜看西海岸的比賽,那怕你對那些球隊的陣容一無所知?你有沒有“追損”——為了贏回輸掉的錢而胡亂進行新的投注?會不會躲在衛生間裡用手機下注,不讓家人發現你在賭博?我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動了一下身子。第八周總投注金額:5321.00美元虧損:132.40美元10月23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宣佈逮捕三十餘人,這些人涉及兩起相互關聯的賭博陰謀案件。起訴書指控這是一個持續數年的黑幫運作網路,利用內幕資訊操縱NBA比賽以贏取賭資。據稱,當時效力於夏洛特黃蜂隊的特裡·羅齊爾向同夥通風報信,稱自己會因腳傷提前離場,使得投注者得以針對他的得分、籃板和助攻下注“小分”,涉案金額超過20萬美元。涉案人員包括NBA現役球員以及一名退役後擔任主教練的名人堂控球後衛。(他們均拒不認罪。)我在CNN上觀看聯邦調查局的發佈會時,手機不斷收到知情的朋友和消息源發來的資訊,其中還有猶他州州長的消息:“真慶幸你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這個賭博團夥的涉案名單裡。”當天晚上,我原本計畫去華盛頓特區的一家線下實體體育博彩廳體驗一番。我約了兩位朋友史蒂夫和瑞安同行,他們一直饒有興致地關注著我這場賭博“叛逆期”體驗,十分想看我實際操作。他們的妻子和我的妻子都沒有興趣一同前往。自從我的實驗開始,這種情況就成了一種常態——每當我和一對夫妻聊起賭博,女方幾乎總是會失去興趣或表現出反感,而丈夫則會專注地湊過來,想聽更多內容。神經科學家試圖解釋這一現象。平均而言,男性在心理上受經濟損失的影響比女性更小,也更易對自身財務前景抱有樂觀心態(無論這種樂觀是否理性);這種特質自然會讓人更傾向於冒險。這背後涉及與睾酮、多巴胺系統以及κ阿片受體相關的複雜腦化學因素,所有這些因素彙總起來,就像吉姆·加菲根的段子裡說的那樣:和妻子相比,男人就是笨蛋。無論原因如何,性別差異都毋庸置疑:美國體育投注者中約七成是男性,且一項研究顯示,被認定為“問題賭徒”的線上體育投注者中,男性佔比高達98%。我們原本計畫在第一資本競技館內的凱撒博彩廳觀看閃電隊對陣維京人隊的比賽,同時再看幾場NBA賽事。但這個地方比預想的要小,還冷清得令人沮喪,空氣中瀰漫著清潔劑、二手菸以及對人生選擇的懊悔氣息。“這感覺就像車管所一樣,”瑞安說。我們決定換個地方,跨過阿納卡斯蒂亞河,前往馬里蘭州的米高梅國家港賭場。我走到櫃檯前,急於向朋友們炫耀自己剛學會的賭博技巧,自信地對那位穿著西裝、一臉倦怠的女店員說,我要“下注100美元,雷霆隊讓7.5分勝”。我掏出借記卡,還為自己學會了這句行話感到格外得意。“只收現金,”女店員頭也不抬地回應道。我只好悻悻地走向一台ATM機,還被收取了9.75美元的取現手續費。我們坐在正對巨型電視牆的躺椅上。我本以為線下博彩廳會比我一直在用的手機應用更氣派、更有趣,像是升級版的經典體育酒吧。可我渴望的集體觀賽氛圍卻離奇地消失了。每個人似乎都在關注不同的比賽,或是為同一場比賽裡不同的細分投注結果助威。我試著和旁邊幾位同樣押了閃電隊的人搭話,可他們一心盯著道具投注,就連上半場結束前45秒,賈斯汀·赫伯特向拉德·麥康基傳出一記完美的27碼達陣傳球時,他們都幾乎沒有留意。賭博讓我們所有人都對比賽格外上心,卻也讓我們變得孤立——它把美國大眾文化最後一份純粹的集體表達,變成了極度個人化、人人為己的微小投注組合。閃電隊的比賽呈現一邊倒的態勢,而俄克拉荷馬城雷霆隊與印第安納溜馬隊的比賽則打入了雙加時,我和史蒂夫留到了最後。我押的雷霆隊讓7.5分勝眼看就要落空,直到比賽最後幾秒,落後6分的溜馬隊試圖對雷霆隊中鋒切特·霍姆格倫犯規。兩記罰球就能讓我贏下賭注,可裁判卻無視了這次犯規,比賽就此結束。博彩廳的各個角落都傳來憤怒的叫喊聲。我雙手抱頭,而史蒂夫則在一旁為我的倒霉遭遇放聲大笑。“輸得太慘了,兄弟,”他說。我想在網上找些同病相憐的人,於是點開了X平台,看到滿屏都是憤怒的賭徒,他們指責裁判操縱比賽,甚至暗指NBA總裁也牽涉其中。“裁判明顯押了溜馬隊,”有人寫道。“太噁心了。”“亞當·席爾瓦必須辭職。”我平時並不容易產生偏執的想法。但令我意外的是,我竟開始懷疑這些發洩情緒的賭徒說得或許沒錯。早上的起訴案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裁判是不是操控了比賽?聯盟官員有沒有參與?球員呢?這背後的水到底有多深?10月曝光的NBA賭博團夥只是一個開始。11月,兩名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球員因被控操控球路協助投注者遭起訴,均拒不認罪。次年1月,聯邦檢察官指控17支NCAA一級聯盟球隊的39名大學籃球球員收受賭徒賄賂故意表現失常。同月,終極格鬥冠軍賽也因出現可疑投注活動的報導取消了一場對決。層出不窮的醜聞疊加在一起,對美國職業體育的公信力構成了自“赤腳喬”傑克遜收受錢財參與操縱1919年世界大賽以來最嚴重的威脅。近期一項民調顯示,65%的美國人現在認為職業運動員有時會為影響賭局結果而故意改變賽場表現;另一項民調中,70%的受訪者認同體育博彩“削弱了賽事的公正性”。為賭博辯護的人認為,近期接連曝光的事件恰恰證明新法律正在發揮作用——境外體育博彩平台和地下莊家絕不會像范杜爾和DraftKings現在這樣,配合執法部門標記可疑投注。他們稱,作弊行為並非新生事物,只是如今被揭發和起訴的頻率更高了。即便這種說法屬實(部分研究者對此持懷疑態度),球迷搖搖欲墜的信任也可能成為關乎體育賽事生死存亡的問題。人們很容易開始質疑自己在賽場或球場上看到的一切是否真實,尤其是在聯盟和受博彩贊助的體育媒體都存在明顯利益衝突的情況下。(10月,ESPN在報導賭博團夥起訴案時,製作人員刪掉了螢幕上所有提及自家線上體育博彩平台的內容。)一旦人們對賽事公正性的信任消失,觀賽興趣很可能也會隨之消散。所有體育項目都有可能淪為職業摔跤——一場人人都知道是虛假的、僅供娛樂的表演。當然,體育聯盟並不是21世紀第一個遭遇權威危機的美國機構。(想想看:華爾街、國會、軍隊、警方、新聞媒體等等。)但近期民眾對體育賽事信任度的下滑,在極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本可以避免。各大聯盟如此徹底地擁抱賭博——將其常態化、大肆宣揚,並從中攫取巨額利潤——幾乎等於讓許多球迷認定,賭博已經深深嵌入賽事本身。就算操控比分的情況十分罕見,每一次新的醜聞曝光都會加深人們“整個體系都被操縱了”的印象。在2026年觀看體育比賽,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讓人變成一個陰謀論者。12月丹佛野馬隊對陣拉斯維加斯突襲者隊的一場比賽中,一記晚出現的罰球讓一記原本毫無意義的任意球,變成了所有押野馬隊讓8.5分的投注者的慘痛失利。賽後,體育部落格網站“吧檯體育”創始人戴夫·波特諾伊拍下了自己在鏡頭前情緒失控的畫面。“這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假的一場比賽,”波特諾伊怒斥道,獨自一人在客廳裡來回踱步,看上去就像一個偏執的匿名者Q信徒。他要求調查裁判,要求調查突襲者隊主教練皮特·卡羅爾。隨後他又呼籲更嚴厲的懲罰。“把皮特·卡羅爾關進監獄!”他怒吼道。“弄死皮特·卡羅爾!我要皮特·卡羅爾去死!”波特諾伊第二天道了歉,解釋說他只是想呼籲一場“象徵性的處決”。但他並沒有收回自己的指控。他告訴觀眾,他在本賽季“最離譜的一波操作”上輸掉了25萬美元。必須有人查清楚這件事。第十三周總投注金額:10941.00美元盈利:156.16美元感恩節前幾天,我給內特·西爾弗打了電話,他正準備動身去巴哈馬參加一場撲克錦標賽。他讓我匯報一下賭博近況,我告訴他,我一直遵照他的建議——認真比對各家盤口,主要投注讓分盤。三個月下來,我在117筆投註上總共花了約1.1萬美元,戰績基本持平。我覺得這沒什麼好炫耀的,但西爾弗糾正了我的想法。他說,如果我能長期保持這樣的表現,就能躋身體育投注者的前5%。“所以,算是一場道德上的勝利?”我開玩笑說。“我是認真的,”他強調。他說,這個NFL賽季尤其“詭異”——傷病頻發、四分衛經驗不足、沒有一支絕對強隊能碾壓聯盟其他隊伍,還有種種反常情況。我也注意到,我最常聽的幾檔由范杜爾贊助的體育播客——比爾·西蒙斯、薩爾表弟、喬·豪斯以及《林格》網站的其他主播——今年推薦的投注勝率都低於50%。西爾弗不願透露自己在NFL比賽上具體投了多少錢,但他說如果按100個“單位”計算,他只虧了大約0.2個單位。“你能跑贏盤口,”他對我說,語氣裡幾乎帶著讚許。我和家人在佛羅里達州過了感恩節,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停地拿我新學會的賭博術語打趣。我跟著他們一起笑,承認自己開展的這項報導項目確實有些怪異。當我們看到一則畫風荒誕的范杜爾廣告時,我也和他們一樣感到反感:廣告裡一家人圍坐在感恩節餐桌旁,每個人都盯著自己的手機,配文是“前所未有,一起投注”。我沒有告訴家人的是,我第一次體會到了賭博戒斷反應。抵達奧蘭多後,我發現自己常用的博彩應用全都無法使用。佛羅里達州只允許通過一款名為“硬石博彩”的應用進行線上體育投注,其伺服器設在原住民保留地——這是2021年賭博遊說團體與塞米諾爾部落達成妥協的結果。當我弟弟打開堪薩斯城酋長隊對陣達拉斯牛仔隊的比賽時,這場激烈對決直到最後幾分鐘才分出勝負,我卻驚恐地發現自己幾乎提不起任何興趣。我大腦裡的多巴胺系統已經被劫持;只有在比賽上投了錢,我才會在乎結果。回到弗吉尼亞州後,我早上一醒來就下意識地拿起手機打開DraftKings,像個癮君子尋找毒品一樣。西爾弗的鼓勵讓我生出了一種不理性的自信。難道我真的擅長賭博?甚至可以說是天賦異稟?一個到了中年才發現自己體育博彩天賦的奇才?西爾弗原話並非如此,但我能聽出弦外之音。那天晚上,我最愛的球隊新英格蘭愛國者隊將在周一晚間橄欖球賽事中對陣紐約巨人隊,我花了一整天制定出一套自認為完美的投注方案。愛國者隊近期狀態正佳,而巨人隊戰績僅為2勝10負。但新英格蘭隊遭遇了多人傷病,我認為7.5分的讓分有些偏高。我決定違背西爾弗的一條核心準則,下注350美元買串關:愛國者隊直接獲勝,且全場總分不超過50.5分。我心想,以我的戰績來看,我已經有資格打破一些規則了。比賽開始前,我把這串關投注給10歲的兒子看,像物理學家講解粒子加速器一樣解釋我的邏輯。我告訴他,天氣預報顯示福克斯堡開球時氣溫只有29華氏度,寒冷天氣下球隊的得分通常會更低。“你現在簡直就是投注天才啊,”他說。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位父親讓兒子刮目相看的滿滿自豪感。保羅·通科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威懾力。他兩鬢花白的頭髮向外支棱著,衣著隨意、脾氣略顯乖戾,讓人想起一位滿臉不悅的祖父。但這位來自紐約州的76歲國會議員,是華盛頓少數公開反對體育博彩行業的鬥士之一。這是一份孤獨的工作。通科四年前開始關注這一議題,當時他發現自己年輕助手的社交媒體推送裡全是體育博彩應用的廣告。他認為,這類行銷與上一代的香菸廣告驚人相似——包裝光鮮、帶有掠奪性,而且專門瞄準年輕人上鉤。作為成癮、治療與康復黨團會議的聯合主席,通科說他當即意識到這個行業需要更嚴格的監管。“他們在推銷一種已知會讓人成癮的產品,”他坐在能俯瞰美國國會大廈的辦公室裡對我說。當他開始起草一項禁止體育博彩平台特定廣告形式的法案時,他驚訝地發現這一議題引發了強烈反響。那些兒子賭光學費的父母、英國和澳大利亞希望當初能更早打擊該行業的政客與專家,都強烈支援他。反對大型菸草公司的關鍵人士告訴他,線上賭博是下一個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並主動提供幫助。通科唯一難以爭取到支援的地方就是國會。當他向同僚提起這項法案時,他們會禮貌地傾聽,但被問及聯署時卻含糊其辭。他們似乎認為體育博彩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或許只是通科關心的小眾議題,但不值得花費時間或政治資本。障礙或許源於代際差異:眾議院議員的平均年齡約為60歲,早已超出DraftKings的目標人群。但通科懷疑,至少部分阻力與金錢有關。自從最高法院為各州逐一合法化體育博彩鋪平道路以來,體育博彩公司就在全美各州議會發起了猛烈的遊說攻勢。在堪薩斯州,行業代表在一家私人俱樂部用牛排晚餐、優質威士忌和雪茄款待議員,推動對行業有利的稅收法案。在密西西比州,DraftKings拉攏眾議院議長,帶他和妻子前往新奧爾良觀看超級碗,在豪華包廂裡與名人把酒言歡,享用克里奧爾美食。遊說者向政客們兜售的理由不難理解:線上賭博的稅收可以資助學校和道路建設。2024年,線上體育博彩為各州和地方政府帶來了至少29億美元稅收,且這一數字還在快速增長。考慮到這一點,通科謹慎地將自己的提案定位為基礎傷害減少措施。“我們並非要取締體育博彩,”他對我說。他提出了一項新法案,限制線上博彩平台針對和追蹤使用者的方式,設定特定類型虧損的上限,禁止針對大學和業餘運動員的道具投注,並建立全國性自我禁賭名單,讓希望禁止自己投注的人不必每跨一個州就重新填寫一份表格。儘管我做了大量研究——像苦行僧一樣研究盤口,細心尋找微小優勢——我還是被一名不知名裁判的糟糕判罰坑了。我下定決心,要把輸掉的錢全都贏回來。當我問通科對法案通過有多大信心時,他似乎癱坐在沙發上。“這是一場苦戰,”他承認。“這個行業有的是錢。所以我不會自欺欺人。”但他指出,同僚們似乎確實對這一議題越來越關注。隨著無處不在的賭博所帶來的危害愈發難以忽視,通科預計政治支援度會有所上升。“給它一點時間,”他說;三年後,情況可能會糟糕到讓美國人強烈要求監管。這似乎已是他能設想的最好局面。第十四周總投注金額:11841.00美元虧損:74.60美元失控的下滑始於周四晚底特律雄獅隊對陣達拉斯牛仔隊的比賽。我押了作為3.5分弱隊的牛仔隊贏讓分——到第四節時,我眼看就要贏了。四分衛達克·普雷斯科特正帶領球隊朝達陣區推進,這記達陣本能讓牛仔隊將分差縮小到3分。可在比賽剩下不到四分鐘、牛仔隊推進到11碼線時,一記頗具爭議的進攻方傳球干擾判罰終結了這次進攻,也擊碎了我逆勢贏下讓分的希望。“這個判罰會被反覆討論的,”解說員高聲說道。插畫:泰勒·康米  圖片來源:亞歷山德拉·索科拉奇科/蓋蒂圖片社當時已近午夜——聖誕樹在一旁亮著燈,岳父在沙發上打盹,而我剛輸掉了500美元。我發現自己在咬牙。在此之前我已經歷過無數次慘痛失利,但這次輸得太過蹊蹺,讓我內心某根弦徹底斷了。儘管我做了大量研究——像苦行僧一般鑽研盤口,細心尋找微小優勢,刻意避開應用不停推送的高風險冤大頭投注——我還是被一名不知名裁判的糟糕判罰坑慘了。我下定決心,要把輸掉的錢全都贏回來。我的第一步是加大投注金額。剛開始時,我對大多數比賽的投注不超過100美元;現在我單筆投注最高達到500美元——當DraftKings或范杜爾提示餘額不足時,我便不耐煩地劃屏充值。幾個月來認真的記帳習慣被拋在腦後,瘋狂的投注讓我完全記不清自己投了多少錢、投了那些比賽。我不確定《大西洋月刊》提供的1萬美元本金還剩多少,常常半夜驚醒,恐慌自己是不是無意間動用了個人積蓄。情緒失控——這是我涉足投注前從未聽過的術語之一,指賭徒因情緒困擾而做出不明智決策的狀態。在12月那幾天瘋狂的日子裡,我把西爾弗教我的所有規則都拋諸腦後——胡亂把錢砸在道具投註上,搭建多關串關,活像一個瘋狂科學家在實驗室裡混合不穩定化合物。讓分盤、勝負盤在我腦海裡不停盤旋,與無處不在的聖誕頌歌交織在一起,為這個假日季譜出一段怪異的背景音樂。每一次歡樂的家庭出遊都成了我賭博的機會。妻子和孩子們滑冰時,我坐在廂式貨車裡,年幼的孩子在安全座椅上熟睡,我則組了一場六關串關(輸掉80美元)。女兒為聖誕合唱表演排練時,我待在教堂外,咬著指甲在手機上看酋長隊對陣閃電隊的比賽(輸掉400美元)。一個周日傍晚,我們舉辦了一場小型聖誕派對,史蒂夫和瑞安問我賭博進展如何。我試著擺出實驗初期逗得他們發笑的那種自嘲、有自知之明的語氣。可我當時太過焦躁,根本裝不下去。相反,當我快速報出一連串盤口,解釋自己如何通過加大投注回本的策略時,我看到他們交換了擔憂的眼神。“所以你在追損。”史蒂夫說。我笑得太大聲,隨後溜進儲藏室,用手機查看海鷹隊對陣小馬隊的比分。我押了一大筆錢賭海鷹隊贏兩個達陣的讓分。可當客人們在擁抱和聖誕祝福中陸續離開時,我沮喪地看著海鷹隊在比賽最後時刻靠一記任意球險勝2分,讓我輸掉了450美元。家裡空無一人後,我癱倒在沙發上,在心裡算起帳來。壁爐裡的火苗微弱,音箱裡放著平·克勞斯貝的歌。13天裡,我輸掉了超過2500美元。第十八周總投注金額:20511.00美元虧損:3605.77美元四個月來沉浸在賭博應用裡,顯然讓我的舉止變得焦躁不安,同事們都能看出來。總編擔心我的心理健康,建議我暫時下線,去感受一下真實的賭場。1月初的一個周日,我飛抵拉斯維加斯,前往貝拉吉奧酒店,與我的編輯指定的陪同同事湯姆·尼科爾斯碰面。湯姆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榮譽退休教授,誰能想到他還是個21點狂熱愛好者。他每年都會來拉斯維加斯好幾次,迫不及待要教我他的玩法。他領著我穿過賭場大廳,我跟在後面匆匆記筆記——這位留著山羊鬍、身著黑色牛津襯衫的睿智教授,向他認真的學生講解老虎機和桌游規則。我在筆記本上寫下:“永遠要給荷官小費”“別玩輪盤賭,那是歐洲二流貨色的遊戲”。湯姆的核心建議是絕不在拉斯維加斯大道賭博。他解釋說,連鎖賭場已經變得太過貪婪:賠率差,最低投注額又太高。此外,真正的拉斯維加斯並不在貝拉吉奧這類地方。他帶我去了市中心的弗裡蒙街,LED天幕下,歌舞女郎從街頭藝人身旁走過。我們路過一家掛著“喝啤酒扔斧頭”招牌的酒吧,還有一家名為“心臟病燒烤店”的餐廳,體重超過350磅的顧客可免費用餐,餐廳還用巨大的霓虹數位顯示顧客體重。湯姆心滿意足地嘆了口氣。“美國本就很棒。”他說。湯姆熱愛拉斯維加斯——這裡的俗氣格調、不光彩的歷史——而且似乎近乎護著它。他說,太多人把賭場當成壓抑、充滿掠奪性的地方,滿眼都是眼神呆滯、靠著氧氣瓶呼吸的老年人,把社保金投進老虎機。但他喜歡賭場的原因,與其說是賭博本身,不如說是它營造出的社群氛圍。湯姆偏愛的賭場(金門酒店、埃爾科爾特斯酒店、廣場酒店)遠比貝拉吉奧簡陋——人造空氣清新劑和古龍水的味道,被啤酒浸透的地毯和二手菸的惡臭取代。但這些地方卻出人意料地友善。在一張21點賭桌旁,我們遇到了兩位來自綠灣的60多歲金發女士,煙不離手,其中一位取笑我拿到16點就不敢要牌,另一位自豪地講述自己的第二次婚禮,賓客們都穿著包裝工隊的球衣。在另一張賭桌,一個臉上有紋身的年輕黑人男子每手下注100美元,與賭桌另一頭的白髮老人結成了熱鬧的同盟。每當老人拿到21點,他就會歡呼著大喊:“我看到了!”與此同時,湯姆還和荷官開起了關於他們“ 不正常的婚姻”的玩笑。這番場景透著一種質樸的美國風情:來自全國各地、不同種族、不同年代的陌生人,聊天、喝酒、開玩笑、同病相憐。沒錯,每個人都在慢慢被宰割,但至少他們是一起被宰割。與獨自在體育博彩應用上劃屏操作相比,21點賭桌幾乎像諾曼·洛克威爾筆下的畫面一樣溫馨。但在跟著湯姆逛了三天這座城市後,我開始因為另一個原因欣賞拉斯維加斯:作為一個放縱慾望的場所,它天生具有自我限制的屬性,像是一個收納齷齪行為的隔離區。即便對不喝酒、不去脫衣舞俱樂部的人來說,待在這裡也令人疲憊不堪。一段時間後,感官過載讓我筋疲力盡——各種氣味、噪音、永恆的霓虹暮色、刻意擾亂晝夜節律的設計。我永遠搞不清具體時間,只知道自己大概待得太久了。拉斯維加斯讓我意識到一個美國曾經懂得、卻不知為何選擇遺忘的真理:如果賭博必須合法化,就該把它限定在沙漠裡的偏遠城市,讓你待在那裡時會對自己心生愧疚。離開拉斯維加斯前,我下定決心要見一見肖恩·佩裡,一位在Instagram上擁有近50萬粉絲的職業體育投注者。佩裡屬於網紅時代的新型“賽事分析師”——他們向業餘賭徒售賣投注建議,聲稱掌握內幕消息或專屬分析模型。幾個月前,當我的演算法開始把我判定為病態賭徒時,我刷到了佩裡的Instagram首頁。翻看他的帖子,我沒看到多少體育分析,卻看到了他所謂成功的果實:私人飛機自拍、藍寶堅尼、阿瑪菲海岸的遊艇,還有他為紀念交往六個月送給女友的21個愛馬仕手袋。“體育投注,”佩裡喜歡告訴他的粉絲,“是世界上報酬最高的工作。”我對佩裡兜售的幻想十分著迷——而且說實話,我內心有一部分也很想知道他的秘訣。但採訪他比預想中要棘手。佩裡行蹤不定,不停地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的各家博彩廳之間穿梭。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周日下午在貝拉吉奧酒店。他帶著一群隨行人員:他的母親、女友、一隻拴著牽引繩名叫裡普爾的英國鬥牛犬,還有一個名叫羅恩的健壯保鏢。佩裡本人出人意料地安靜,甚至有些笨拙,自我介紹時聲音含糊,基本不與人對視。“我要錄一段開場白,你要是想看可以看著。”他一邊嘟囔,一邊把手機遞給羅恩。可一旦鏡頭亮起,佩裡立刻容光煥發。他從高雅德背包裡掏出十萬美元現金。“要是你有房子,就把房子賣了!”他對粉絲們高聲喊道。“要是你有車,就把車賣了!我給你們準備了穩贏的投注。”他大步走向櫃檯——保鏢仍在拍攝——把這沓現金拍在檯面上,押烏鴉隊在當晚的比賽中擊敗鋼人隊。我被這場表演徹底吸引,跟著他排起隊,自己也押了三百美元賭烏鴉隊贏。(我可從沒給我妻子買過二十一個愛馬仕包。)我還沒來得及問他任何問題,佩裡就對當天下午播放拉斯維加斯突襲者隊比賽的電視尺寸感到不滿,於是決定改變計畫。他和他的一行人要去突襲者隊的主場忠誠體育場現場看球。他答應稍後給我發見面地點,可我再也沒收到他的消息。而當晚烏鴉隊因一記四十四碼任意球未進最終輸球時,我慶幸自己沒有賣掉房子。整整三天,我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追著佩裡來回跑。他會給我發簡訊說要去某家賭場,卻在最後一刻爽約。一天下午,他在Instagram上給我發私信:“我準備了一場重磅投注,你準備好了我們就行動。大額投注你一般下多少?”我看到消息時已經太晚了——還好沒趕上,因為在NCAA二級橄欖球冠軍賽中,蒙大拿州立大學山貓隊未能贏下對陣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紅雀隊的讓分盤,這場投注最終又是一場失利。像佩裡這樣聲稱每年靠賭博賺數千萬美元的賽事分析師,其投注能力之所以值得懷疑,原因之一在於職業體育博彩平台的設計初衷就是阻止這樣的成功案例出現。當一名賭徒開始持續贏錢時,博彩平台就會限制他的投注額度。真正的高手用不了多久就會被全美所有體育博彩平台實質封殺。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一場貓鼠遊戲就開始了:高手可能會僱人代自己投注——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每天都擠滿了背著裝滿百元美鈔背包的“跑腿者”——但這種策略也有自身風險。用他人名義投注違反大多數博彩平台的條款,且根據交易操作方式,這可能被認定為欺詐。為避免被發現,一些高手會“預熱”帳戶——隨意分散投注,讓自己看起來像魯莽的賭癮患者,促使博彩平台提高投注額度——然後再大舉出擊。儘管這些手段不斷演變,但體育博彩的商業模式有一點始終不變:儘可能多接收差勁賭徒的投注,儘可能少接收高手的投注。我在拉斯維加斯的最後一天,終於在瑟卡賭場追上了佩裡。這家賭場的博彩廳擁有一千個座位的劇場、七千八百萬像素的巨型螢幕,還有六個屋頂泳池,賭徒們可以在泳池邊看比賽、下投注。瑟卡賭場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大的體育博彩廳,堪稱體育投注界的麥加。佩裡獨自走進來——那是工作日的下午,場內基本空無一人——但他顯然是為又一次Instagram炒作精心打扮的。他穿著鑲鑽闊腿牛仔褲,戴著價值三十五萬美元的勞力士手錶,還有兩條碩大的鑲鑽項鏈,上面刻著“SPW”(“肖恩·佩裡必勝”)。他一看到我,就把手機塞到我手裡,讓我準備好拍攝。我跟著他走到櫃檯前,他在一場NBA比賽上下了十萬美元的投注。出票員在電腦上輸入了些什麼,隨後告知他平台最多隻能接收他三千美元的投注。佩裡顯得興高采烈,讓我按下錄製鍵。“我剛被拉斯維加斯最大的博彩廳限額了!”他宣稱。他假裝憤怒,但事實上,這對他這樣的賽事分析師來說是一種榮譽勛章——證明博彩平台忌憚他的投注能力。我指出櫃檯工作人員是以一名球員受傷為由限制該場比賽投注的,但佩裡對此不予理會。“你現在走到那個窗口,試著下十萬美元注,他們百分之百會接受。”他對著鏡頭擺足姿態後,我們退到一排安靜的空座位上。我問他本人與社交媒體上的形像有多相似。“你覺得呢?”他嗤笑道。他告訴我,現實生活中他並不戴珠寶首飾或花哨的手錶。“我在網上是扮演一個角色,”他解釋道。“你必須這麼做——這樣才能獲得瀏覽量。我就是這麼賺錢的。”他讓粉絲賣掉房子去投注時,有沒有擔心過他們會當真?“他們知道我在開玩笑。”佩裡堅稱。我繼續追問。“有時候有些人就是病態賭徒,”他承認道。“他們會把所有錢押在一場投註上,然後輸光。說實話,那不是我的錯。”佩裡說他雇了一組資料分析師仔細研究統計模型。他聲稱有一位客戶跟著他的推薦賺了八百萬美元,另一位在四個月內賺了一千三百萬美元。他告訴我,沒有任何一場投注是穩贏的。但如果你長期跟著他,“絕對不可能虧錢”。第十九周總投注金額:22386.00美元虧損:4257.67美元從拉斯維加斯回來後,總編向我詢問虧損情況的最新進展。我承認自己大約虧了四千美元,但像一名深陷債務的借款人對高利貸者說話那樣,向他保證我會把錢全部贏回來——NFL季後賽就要開始了。他提醒我,我用的是雜誌社的錢。“《大西洋月刊》的未來就靠你了,”他說。“謹慎選擇。”我沒有告訴他的是,我已經不再只賭體育賽事了。我現在開始嘗試預測市場。我早就知道波利馬克特和卡爾希這類平台,它們允許使用者對預測結果“投資”並交易自己的“頭寸”。我也知道這些平台在美國五十個州均可使用,正在與范杜爾、DraftKings及其他老牌平台爭奪體育投注的市場份額。但直到一月份美軍突襲委內瑞拉,我的好奇心才被激發。在這次行動前幾天,一名匿名使用者在波利馬克特註冊帳戶,開始投注數萬美元,賭尼古拉斯·馬杜洛總統將在當月底被美國羈押。馬杜洛被捕後,該帳戶持有者獲利超四十萬美元離場。我起初以為這則新聞是一起惡劣的濫用行為——針對致命軍事突襲的內幕交易。但當我開始接觸這些市場後,我才明白內幕交易是其固有特性,而非漏洞。這些平台的創始人稱他們在提供一種社會效用,將整個數字公共領域從充斥著AI垃圾資訊和煽動性內容的社交媒體網站,轉移到預測市場,在這裡人們會基於自己真正瞭解或相信的資訊進行投資。“涉及金錢時,人們不會撒謊。”卡爾希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塔瑞克·曼蘇爾對《紐約時報》表示。儘管這些平台在技術上禁止操縱行為——而且至少卡爾希平台禁止內幕交易——但支持者承認,知情人士基於自身所知進行投注只會提升市場的預測價值。但在卡爾希平台上瀏覽可投注項目時,我很難感受到所謂的公民精神。我能投注川普下周會使用那些詞彙(“索馬里”一詞的賠付賠率為五比一),或是他會給政治對手起那些綽號(“新聞渣”的賠率為三比一),這真的對任何人有益嗎?我們能對加勒比海的毒品船爆炸事件或加薩是否會發生饑荒進行賭博,這能提升公共話語的質量嗎?“長遠願景是將一切金融化,基於任何觀點分歧創造可交易資產。”曼蘇爾曾表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正在下一場風險極高的賭註:我們能從失控的賭博行業中獲利,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與之前所有文明不同,我們能戰勝賭場。美國的賭場化處理程序發生在一位前賭場經營者入主白宮之際,這或許並非巧合。拜登政府時期,司法部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卡爾希和波利馬克特是否違反聯邦法規展開調查。但川普重返白宮後,政府的審查就此終止。波利馬克特聘請了一位前川普顧問擔任首位華盛頓說客,並將總統之子小唐納德加入董事會;卡爾希也聘請小唐納德擔任“戰略顧問”。相關調查被悄悄撤銷,這些公司開始迅速擴張。但我們開啟的這場宏大賭博實驗,其影響遠超現任總統。預測市場代表了體育投注熱潮的邏輯終點:美國生活中的一切——政治與文化、藝術與戰爭——都變成了拉斯維加斯的桌面遊戲,以盈利承諾誘人上鉤,卻對普通民眾暗設陷阱,註定會讓參與者士氣低落、一敗塗地。1907年,一位一位論派牧師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對“投機行為”發出警告。“人類漫長而慘痛的經驗一致反對賭博,”查爾斯·F·多爾寫道。“這是一種危險或反社會的刺激形式;它損害品格,瓦解勤勉,滋生爭端,誘使人走向自我毀滅。”當然,並非所有過去的共識都值得堅守。但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正在下一場風險極高的賭註:我們能從失控的賭博行業中獲利,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長期與這種惡習相伴的一系列社會弊病——成癮與貧困、孤立與虐待、作弊與追損、腐蝕性的閒散——這一次能夠得到控制;與之前所有文明不同,我們能戰勝賭場。我們正確的機率有多大?超級碗總投注金額:28206.00美元虧損:4787.70美元儘管我向總編做出了保證,但季後賽的情況並不理想。出於涉及讓分盤的複雜原因,或許還有天譴的因素,我在前三輪十二場比賽中居然猜對了十場的勝者,卻仍然在虧錢。隨著虧損不斷累積,我從心愛的愛國者隊不可思議的季後賽征程中獲得了慰藉。我在馬薩諸塞州長大,恰逢佈雷迪-比利切克王朝崛起;如今我正和兒子一同分享新英格蘭球迷的喜悅,每場比賽他都坐在我身邊。四分衛德雷克·梅耶在美聯冠軍賽中頂著暴風雪衝出制勝首攻時——我和兒子從沙發上一躍而起,瘋狂擊掌、歡呼雀躍——這感覺彷彿命中註定。這也像是一個機會:當晚第六十屆超級碗的盤口開出時,愛國者隊對陣西雅圖海鷹隊是二比一的弱隊。我有自認為充分的分析理由相信博彩平台低估了愛國者隊。但我也被一場孤注一擲的大勝所誘惑,想借此擺脫自己挖下的虧損深坑。如果我把剩下的所有錢都押在愛國者隊的勝負盤上,一旦他們贏球,本賽季我就能盈利約五千美元。這筆錢雖不足以改變人生,但足夠買一台新的廚寶攪拌機了。內特·西爾弗並不支援這個計畫。我對愛國者隊的狂熱信念並未納入他的模型,他冷靜地向我逐一解釋模型偏向海鷹隊的諸多原因。“你這是在賭博,麥凱。”他不贊同地說。我花了些時間瀏覽超級碗堪比芝士蛋糕工廠菜單般冗長的投注項目。事實證明,你幾乎可以對賽事的每一秒進行賭博,從國歌時長(業內行家押整首歌短於一百一十六點五秒,但歌手唱出“勇敢”一詞最後一個音的時長超過三點五秒)、拋硬幣結果(過去十二場比賽有八次是反面),到獲勝教練被潑的佳得樂飲料顏色(熱門投注是黃色/青檸色,紅色賠率為十五比一)。最終,我押了四千七百三十五美元賭愛國者隊贏得比賽,又花了大約七百美元買了一系列從看似合理到荒誕不經的長線串關和道具投注。超級碗成了一場災難。愛國者隊上半場被零封——我整場上半場都在對著電視大喊,焦慮地把玉米片往嘴裡塞——客人們紛紛表示要“帶孩子們去睡覺”。等到梅耶在第四節投出葬送希望的抄截時,我已經埋頭盯著手機,沮喪地看著愛國者隊逆轉翻盤的即時賠率越來越低,直到電視螢幕灑滿綵帶。我在各個賭博應用之間切換時,兒子悶悶不樂地關掉電視,說要去睡覺了。他正經歷人生中第一次作為體育迷的心碎時刻;而我卻在查看我的道具投注結果。家人很快也都跟著上樓,留下我獨自沉淪。睡覺前,安妮轉發給我一封銀行發來的郵件,提醒我們有一張卡片被拒絕交易。顯然,在開球前最後一陣瘋狂投注中,我無意間透支了為賭博開設的支票帳戶。“一個時代的終結。”她寫道。真的終結了嗎?當然,這原本就是計畫。我的體育投注冒險本應隨著超級碗落幕而結束,那時我不再有新聞報導的藉口,也沒有僱主的錢可供賭博。但我真的要讓這場宏大的賭博實驗就這樣結束嗎?那晚我睡得很差——被虧損、道德矛盾和沃爾瑪牌牧場醬折磨著,天還沒亮就醒了。我坐在書桌前,對所有投注做了最終統計。那一晚我輸得慘不忍睹,比我意識到的還要糟。我在超級碗的二十二場投注中,只贏了兩場:愛國者隊外接手麥克·霍林斯完成達陣,以及瑞奇·馬丁在中場秀與壞痞兔同台表演。賽季結束了。我總共虧損了九千八百九十一美元。盯著這個數字,我想到了所有在超級碗上下了人生第一注的人。預計約有六千八百萬美國人在這場比賽上下注,其中百分之七十選擇了海鷹隊。我知道他們今天早上的感受——贏錢的興奮、突然想要更多的慾望、自以為足夠精明能靠這個賺錢的狂妄信念。但我也知道,這種快樂的天真會多麼輕易地蛻變為妄想和強迫。剛開始這個項目時,我把它當作新聞報導告訴我的主教;可在某個時刻,它變成了執念。儘管在一場慘痛失利後的冷靜清醒中,我此刻看得無比清晰,但我不知道這種清醒能持續多久。我刷著應用時,目光被“瘋狂三月”的促銷活動吸引——四強賽的一些賠率看起來很誘人。與此同時,卡爾希平台上的奧斯卡獎期貨也在向我招手。追損的誘惑似乎永遠不會消失。我和這個國家曾經築起的那些防線——那些讓我相信自己不易成癮、讓美國相信自己根本無需擔心這種惡習的防線——突然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家人還在樓上熟睡;冬日的灰光透過百葉窗的縫隙照進來。我想起了每位成癮諮詢師對問題賭徒給出的建議,然後打開了筆記型電腦。在Google搜尋欄中,我輸入了“弗吉尼亞州自我禁賭申請表”。 (邸報)
安踏入股彪馬: 細數那些“落入中資口袋”的德國大牌
從最初的普茨邁斯特(Putzmeister),到後來的梅狄亞(Medion)、庫卡(Kuka)和凱毅德(Kiekert),如今輪到了彪馬(Puma)。當中國企業開啟全球收購征程時,他們似乎會抓取一切能到手的目標:無論是泵業和機器人領域的專家,還是汽車或機械零部件生產商,亦或是電子、時尚零售商、酒店營運商、床墊銷售商。本周初的消息再次證實,一個雖然規模已不如往昔但底蘊深厚的傳統體育品牌,正式進入了中國資本的版圖。為了購買這家總部位於弗蘭肯地區的彪馬公司(Puma SE)4300萬股股票,來自福建的安踏體育(Anta Sports)計畫向法國皮諾家族(Pinault-Familie)支付15億歐元。這意味著每股價格約為35歐元。而就在上周末,其市場股價僅為這一水平的一半。如此巨額的溢價充分說明:想要實現全球化跨越,必須投入真金白銀。來自中國的康采恩正開啟新一輪的全球化攻勢,且表現出極高的成本承受能力。中國資本在德國乃至全球的這種全方位推進,已經滲透到消費者的方方面面:從短影片應用抖音(Tiktok)到人工智慧領軍者深度尋求(Deepseek),從比亞迪的電動汽車到風靡市場的拉布布(Labubu)玩偶。來自廣州的零售商名創優品(Miniso)在其3000家海外門店中,已有十多家落戶德國。緊隨其後的是電子貿易巨頭京東,它正伸手收購Ceconomy——這家公司正是德國知名電器零售巨頭萬得城(MediaMarkt)和Saturn的母公司。中資為何重倉海外?避開內卷與利潤圍城中國企業之所以重注海外市場,是為了逃避國內競爭白熱化導致的低利潤困境。瑞士寶盛銀行(Julius Bär)在去年12月的一份深度研究中指出,目前中國康采恩的海外業務收入約佔其總營收的15%。根據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的資料,這相當於1.5兆歐元,且這一比例仍在持續上升。在經歷了長達七年的低迷期後,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跨境監測報告顯示,2024年中國海外投資額首次回升至520億歐元。值得關注的是資金流向的劇烈變化:流向美國的資金規模已萎縮至僅20億歐元,而流向歐洲的資金則攀升至100億歐元。德國與法國、英國、匈牙利並列,成為了中資最青睞的四大目標國。經貿重心反轉:中國反超美國奪回榜首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的權威資料,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再次反超美國,重奪德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寶座。去年前九個月,中德雙邊貿易額達1859億歐元,超過了美德貿易額的1847億歐元。在德國從中國進口的品類中,呈現出顯著的結構化增長:電氣裝置增幅近15%,總額達240億歐元;服裝類進口增幅最高,超過20%,達71億歐元;機械類進口增長12%,達106億歐元。目前,德國有超過4萬家企業為外資所有。根據德國經濟網(DDW)基於精密評分系統的評估,其中約7800家具備“特殊重要意義”。在這份名單上,美國以1776家企業居首,法國以835家位列第二,中國則以264家位列第十。從庫卡爭議到監管收緊:併購的邏輯博弈最令德國社會記憶猶新的案例是2016年美的(Midea Group)以45億歐元收購機器人巨頭庫卡。這樁交易不僅涉及巨額資金,更在德國引發了關於尖端技術流失的全國性大討論。受此影響,柏林方面隨後收緊了針對非歐投資者的併購規定。德國經濟部獲得了更嚴格的審查權限,尤其針對涉及國家安全或關鍵基礎設施的案例。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部分收購——例如阻止了賽微電子(Sai Microelectronics)對晶片廠商艾爾摩斯(Elmos)的收購,但並未能從根本上逆轉中國投資者的步伐。跨越疫情周期:長達十年的所有權更替回顧歷史深度,2017年是中國在德併購的巔峰,當時有超過40起新收購案例,成交額達120億歐元;2018年降至30余起,總價約90億歐元。2019年出現斷崖式下跌,緊接著是疫情。然而,中國企業利用這段窗口期完成了蓄力。2022年,華東醫藥(Huadong Medicine)入股海德堡醫藥公司(Heidelberg Pharma AG);2023年,艾邁斯歐司朗(Ams Osram)將數字業務出售給杭州的華普永明(Inventronics);同年中遠海運(Cosco)購入漢堡港HHLA集裝箱碼頭25%的股份。目前,中國資本持有的德國企業名單幾乎涵蓋了德國工業的各個維度:包括汽車供應商萊尼(Leoni)和凱傲(Kion),零部件商格拉默(Grammer)、普瑞(Preh)和索恩格(SEG),以及凱毅德、普茨邁斯特、時尚品牌湯姆·泰勒(Tom Tailor)、杜克普愛樂(Dürkopp Adler)、施泰根博閣(Steigenberger)酒店、康考德床墊(Matrazen Concord)和德國最後的電腦巨頭梅狄亞。現在,彪馬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安踏體育已經通過成功運作斐樂(Fila)和始祖鳥(Arc’teryx)展示了其強大的品牌提升能力——在過去五年中,安踏的年營收已接近100億歐元,利潤翻番至16億歐元。對於急需擺脫危機、重尋增長脈搏的彪馬來說,中國資本帶來的不僅是溢價,更是通往全球尤其是西方消費市場的全新路徑。 (德國派)
《林尚賢談體育媒體新布局 分享跨界經驗與TSNA轉型方向》TSNA總經理林尚賢日前接受寶島聯播網節目《寶島有意思》專訪,分享他從政治與一般媒體跨入體育媒體的心路歷程,同時介紹新書《新聞背後》,並談及體育產業趨勢與媒體轉型觀察。林尚賢曾任東森新聞台經理、政治幕僚與多家媒體主管,但其實早在2002年便赴英國考文垂大學攻讀運動管理碩士。他提到,體育始終是自己最熟悉的領域,如今接掌TSNA,希望結合過去在新聞與議題操作上的經驗,強化台灣體育內容的深度與多元性。訪談中,林尚賢也分享新書《新聞背後》的創作過程,包括維持多年每天五點半起床的習慣,並利用騎健身車運動時,以手機撰寫對時事的評論,節目中也提到,他曾在一天內戒掉喝了十年的全糖飲料,讓主持人靜嫻直呼不可思議。談到TSNA的下一步,林尚賢表示,除了台灣讀者熟悉的棒球與籃球外,未來將強化歐洲足球、網球四大滿貫、NFL、美式冰球NHL等國際體育內容,讓讀者接觸更多元的運動文化。他強調,體育媒體必須理解分眾市場的特性,並透過更聚焦的內容策略擴大受眾面。面對媒體環境快速變化,他指出,文字閱讀率下降已是趨勢,媒體勢必走向圖像化與影音化,包括漫畫風呈現、球員卡資訊視覺化與短影音製作等。林尚賢說,內容專業與商業模式需同時兼顧,媒體在追求營運成長的同時,也應維持體育媒體的公益角色。林尚賢也提到台灣運動風氣的轉變,近年不僅觀看運動的人增加,參與運動的人口也持續成長,包含路跑、健身與球迷文化蓬勃發展。他認為,這將持續帶動體育內容需求的提升,為體育媒體創造更多發展空間。林尚賢表示,未來將持續推動TSNA的內容創新與平台轉型,並透過多元的呈現方式,讓台灣體育與國際趨勢更緊密連結。
超4800股上漲,固態電池、體育概念大爆發
9月5日,大盤連續調整後開啟反彈。截至14:50,滬指漲1.31%,深成指漲3.94%,創業板指漲6.68%。全市場超4800股上漲。類股方面,鋰電池、儲能、太陽能類股強勢領漲,體育概念股拉升,乳業、銀行概念小幅下跌。固態電池全線爆發今天,固態電池再度全線走強,天宏鋰電、天際股份兩連板,金銀河、譽辰智能等多股漲停,陽光電源漲超10%創歷史新高。消息面上,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將於2025年9月10-11日在北京召開《固態電池材料評測用模具電池裝配方法》等10項固態電池團體標準送審審查會及《硫化物全固態電池硫化氫產氣量評價方法》等5項標準項目啟動會。與此同時,近期,固態電池領域技術突破頻現。億緯鋰能9月3日宣佈,其全固態電池量產基地在成都正式揭牌,"龍泉二號"全固態電池成功下線。該電池能量密度達300Wh/kg,體積能量密度為700Wh/L,主要面向人形機器人、低空飛行器等高端領域。國軒高科在投資者電話交流會上表示,公司首條全固態中試線已正式貫通,金石全固態電池目前處於中試量產階段,良品率已達90%。同時,已正式啟動第一代全固態電池2GWh量產線的設計工作。寧德時代披露,固態電池行業科學問題已基本解決,預計2027年實現小批次生產。比亞迪則在2024年完成60Ah固態電芯中試下線,能量密度達400Wh/kg,規劃2027—2029年實現小批次裝車。除了技術端的突破外,裝置企業訂單需求也得到大幅提升。據深圳市高工鋰電有限公司不完全統計,2025年上半年,海目星、贏合科技、利元亨等多家頭部裝置企業披露的新簽及在手訂單總額已超過300億元,同比漲幅高達70%至80%。事實上,機構研報也正在密集看多。中金公司最新研報表示,固態電池憑藉其較高的安全性及能量密度優勢,在新能源車、低空及消費電子等領域具備廣闊的應用前景。伴隨2025年頭部廠商中試線逐步落地,2026年量產線建設將持續突破,其預計,固態電池產業鏈有望開啟主線行情,相關佈局的電池、材料、裝置廠商有望迎來斜率向上投資機會。財通證券研報認為,2025年以來,固態電池技術持續獲得突破,多家車企計畫於2027年左右開始搭載全固態電池,行業產業化處理程序加快。隨著中試線的陸續落地以及鋰電擴產周期的重啟,裝置企業基本面有望持續改善,繼續看好產業周期與技術進步共振。體育概念強勢拉升此外,體育產業概念也強勢拉升,華洋賽車、力盛體育漲停,金陵體育、舒華體育等跟漲。消息面上,9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對外印發《關於釋放體育消費潛力進一步推進體育產業高品質發展的意見》,提出6方面20條重點舉措。《意見》明確提出到2030年,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體育企業和體育賽事,體育產業發展水平大幅躍升,總規模超過7兆元。此外,《意見》還提出,要豐富體育賽事活動、發展戶外運動產業、豐富體育場地供給、配建全民健身場地設施、支援符合條件的體育企業上市等,還明確了貸款貼息、體育消費券、地方專項債等財政金融支援政策,旨在進一步壯大體育產業、激發體育消費需求。(詳見)判斷“長牛”的四大指標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股票策略師王瀅指出,判斷本輪“牛市”可持續性的指標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在岸人民幣債券收益率。截至9月5日,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從6月末的1.65%上升至1.76%。這表明投資者對宏觀經濟的看法更為樂觀,從而促使資金從債券轉向股票。10年期國債收益率能否走穩,將是一個需要關注的關鍵訊號。二是三四季度宏觀政策的發力和落地。各領域各行業“反內卷”行動與實施預計將繼續推進,同時穩增長和促進民生改善等方面的進一步政策訊號,很可能也會繼續提振資本市場。三是下半年業績。A股市場在2025年一季度實現了符合預期的季度業績。能否延續這一表現,將成為盈利增長軌跡能否迎來拐點的關鍵訊號。四是兩融餘額情況。融資買入額佔A股日成交額的比重正快速攀升,但如果此後繼續加速上升,則需進一步關注監管措施。 (21世紀經濟報導)
體育賽事這杯羹,機器人也要來分一口
不得不承認,文體不分家,體育賽事永遠是最能啟動瞬時社會反饋,能夠用最短路徑將賽事演化成文化現象的引力場。上到國際性體育大賽、下到「村超」「蘇超」等全民娛樂賽事,競技場上太容易發生好故事了。那怕主角是「機器人」也不例外。在春晚顫顫巍巍出盡風頭的「秧-bot」機器人,已經能夠站在機器人運動會的跑道上展現出令人驚嘆的速度。打拳的、踢足球的、跳高的等等各種各樣機器人,則是在網際網路上留下了數不盡的樂子。算上之前同樣聲勢浩蕩的「機超」「機器人馬拉松」「機器人格鬥」等等比賽,機器人產業在實際應用的完全成熟之前,率先將視角瞄準體育娛樂產業。這可以理解成一次關於文化語境的佔位,體育作為最具共鳴感的敘事場,天然能把冷冰冰的技術指標轉譯成人人都能感受到的「競技」「拚搏」「輸贏」。而機器人進入賽場,不再只是科研樣品,而是變成了有故事、有看點、有共情點的「新運動員」。今年以來,關於機器人發展的政策鼓勵也十分明顯。所以放眼看去,機器人運動會並不是一場孤立的賽事,而是科技尋找娛樂化入口的必然產物。它既可能是未來文娛產業的新IP,也可能成為推動機器人產業破圈的關鍵一環。出盡洋相,那咋了?在今年之前,關注機器人是一件很小眾的事情,但實際上,機器人產業的發展起點比我們普通人想像的要早得多。從20世紀中期開始,美國、日本等國家就開始關注機器人的應用研究,只不過此前在工業場景下應用的機器形式,還不太能稱之為「人」,大眾對其的感知差不多就和一台起重機、一輛車一樣,是一個機械系統。真正開始有意思起來的,是「人形機器人」的出現。197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發出WABOT-1,這台機器人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機器人,具備雙腿行走、手臂操作和簡單的對話、視覺功能。這是學界公認的人形機器人技術起點。當機器開始「人」化,激發出興趣的,可就不僅僅只是該領域的研究人員了。所以在今年的春晚上要論最吸睛的節目,「秧-bot」必然榜上有名。16台人形機器人整齊列隊,身披東北大花襖,揮舞著紅手絹扭起了秧歌。在感嘆什麼人機協同、科技進步之前,這個畫面帶給觀眾們的視覺衝擊力實在是太過震撼,也確實是太過抽象。而事實證明,抽象就是最有潛力的行銷出圈方式。一時間,社會大眾對於人形機器人的關注度持續攀升。關於機器人應用到人類日常生活的這把火從春晚開始燒,持續燃到現在。也正是扭秧歌的這款機器人,來自宇樹科技的H1通用人形機器人,在首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上拿下了多個田徑賽事項目的冠軍。但最出圈的反倒不是這些冠軍,是更進一步的「抽象」。比如機器人們在跑道上跑著跑著就停了下來,之後不帶任何猶豫地就向著裁判衝了過去,給人類裁判嚇一大跳;又比如機器人直接衝向人類操作員,撞倒在地後假裝若無其事地繼續向前跑去,不到10秒的視訊切片甚至在海外也引發了廣泛的傳播。要知道的是,宇樹H1已經是整場運動會參賽選手當中各方面技術水平都在頭部的機器人了。可想而知,其他各種高矮胖瘦不一的機器人們更是豐富了賽場看點。有從樓梯障礙摔下來斷了頭的、有踢足球把自己隊友踢趴下的、有打拳揮空然後自己躺在地上的……極強的喜劇效果,讓這場比賽看起來更像是一檔科技綜藝。嚴肅的,只有我們的人類裁判。然而,正是這種荒誕感與「抽象劇情」,讓機器人運動會在短影片和社交平台上收穫了遠超預期的流量。機器人們出盡洋相,那咋了?新興事物的發展和落地,要麼將技術做到最牛,面世的時候就帶著回應需求的能力,然後用一瞬間引爆社會關注,比如我們常說的「iPhone時刻」。要麼將漸進式發展的常態「透明化」,坦然去面對技術層和應用層的不足,機器人、尤其是人形機器人的行業發展,遵循的正是後者的道路。如果沒有辦法滿足社會大眾對於機器人高適配融入人類社會的想像,那不如從輕量化、娛樂化的角度先讓行業被看見,畢竟機器人的發展不僅需要資訊還需要資金。行業發展的常態是「漸進」,但傳播邏輯卻只需要「爆點」。機器人摔倒、亂跑、撞人等等「洋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真實技術現狀的展露有途徑轉化一種極具戲劇性的社會敘事,機器人產業再次擁有了超越實驗室和產業圈的「全民話題感」。這種來自社會層面的「寬容」,類似於看一個「新生兒」成長的寬容。有的機器人在終點線前突然摔倒,現場的觀眾們會給他鼓掌,操作員們會將機器人扶起來,讓他繼續衝過終點線,收穫更熱烈的掌聲。還有的機器人在1500米比賽中摔倒後左臂斷掉,線束裸露在機身之外,在失衡的狀態下堅持完賽,被冠以「斷臂俠」之稱。這一套對待人類運動員的情感邏輯,如今被無縫移植到機器人身上。這意味著,機器人已不再只是技術成果或實驗樣本,而是被觀眾看作「有故事的個體」。這正是機器人產業選擇體育賽場最奇妙的原因,它能把對手、隊友甚至人工造物,全部納入情感敘事的坐標系中。機器人們笨拙不靈活不完美,大家不介意多多擔待。體育賽事的「iPhone時刻」?當我們談論體育時,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競技、勝負和極限挑戰。但現實是,體育產業也面臨著自己的「新鮮感危機」。大賽越來越多,規則越來越成熟,在一項賽事沒有出現擁有絕對影響力的體育明星時,傳統競技的故事有時缺乏一些更多元化的情緒觸點。也正是如此,近兩年的各種「非專業」賽事引發了大量的關注。「村超」「村BA」「蘇超」等,能夠拿到超高量級輿論反饋的原因,往往不集中在這個比賽項目本身,而都得益於一些「場外因素」的催化效應。在這個背景下,機器人體育賽事的出現也符合這樣的關注邏輯,相當於為體育賽事注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奇觀感」。第一次大規模出圈,是今年4月份在北京舉辦的機器人馬拉松比賽。在那場比賽中,誕生了全球首個人形機器人馬拉松冠軍天工機器人。馬拉松並不是一個對抗性很強的比賽項目,對於人類參賽隊員來說,更多考驗的是人的耐力與意志力。對於機器人來說,在理論上並不構成對身體機能的壓力。只是真正將機器人從研發空間轉移到真實的人類生活場景,對於技術極限穩定性與環境不可預測性的挑戰是更顯而易見的。對機器人而言,那怕只是百米的行走或奔跑,都是一場對感知、決策、控制系統的壓力測試。並非有意傾向於「表演」,但機器人往賽場上一站,體育比賽就趨於跨界綜藝化。基於目前的機器人發展水平,大部分觀眾本身並不對於機器人在體育競技上的表現有何種高對抗性、高競技性的期待。但它發生在體育賽場上,卻讓整個賽事煥發了另一種張力。觀眾不再只是關注誰拿了冠軍,更關心這些「新型選手」如何在賽場上跌跌撞撞、掙扎前行。機器人用它們獨有的方式,讓體育賽事從傳統的勝負維度,延展出娛樂、話題和社交的多重價值。「擬人」的好與壞、成功與失敗,機器人體育賽事的看點就在這,完賽的過程比完賽的結果更有吸引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機器人運動會讓體育產業找到了與科技結合的新路徑。過去,人們習慣把科技放在實驗室裡或工業應用中,但體育為機器人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具象化的展示場景。跑步、跳高、踢足球,這些動作雖然簡單,卻能夠清晰地展示機器人的平衡能力、控制精度和動作協調性。而對於觀眾來說,無需專業知識,就能直觀感受到機器人技術的進步。體育成了機器人產業展示技術成果的「媒介」,而機器人則為體育賽事增添了科技感和奇觀感——雙方在娛樂化傳播中實現了雙向增益。如果要說點實在的,我們來看看機器人是否能夠給體育產業帶來新的增長可能性。首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的參與是需要在大麥上買票的,票價從128元至580元不等,具體為開幕式180-580元,比賽日128-428元,閉幕式180-580元,從現場來說上座率中等。但這可以視為產業發展初期的正常現象,因為在現場的觀眾群體特點構成了暗含了這類型賽事能夠成為新時代掘金場的訊號——親子群體。這個場景的出現,無疑揭示了一個趨勢:機器人賽事有可能成為新的家庭娛樂方式,尤其是針對年輕觀眾和親子群體。相較於其他垂類的體育比賽,以機器人為主角的賽事在拓寬受眾群體面上更有潛力。也就是說,機器人體育賽事的潛力不僅僅體現在短期的票房收益,更重要的是,它能夠逐步培養出對科技賽事有興趣和熱情的下一代觀眾。對於體育產業來說,搶佔這一塊尚未被充分開發的市場,將會為其未來的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機器人運動會也是體育產業內容化的一次實驗。在短影片平台和社交媒體上,機器人摔倒或意外的瞬間往往比冠軍沖線更容易被傳播。它們製造的笑點和驚喜,讓賽事本身具備了二次創作的潛力。媒體宣傳也有意將這些精彩瞬間做成剪輯、梗圖或者互動話題,從而把體育賽事延伸到更廣泛的文娛場景裡。這種從競技到娛樂的延展,使體育不再只是場館裡的觀看體驗,而是一種可分享、可討論、可二次消費的文化流動。體育產業需要不斷更新表達形式。機器人可以是運動員,又是表演者,還可以成為話題製造者。體育產業可以借助機器人,將傳統賽事的邊界拓展到文娛、科技乃至IP化經營的全新維度。總的來看,體育需要機器人來刷新敘事,而機器人也借助體育找到了最直接的文化入口。在這場互惠的合作中,技術與競技、科學與娛樂、嚴肅與荒誕被巧妙地融合在同一個賽場上,這可以是一場盛大的公開技術路演,也可以是體育競技向體育經濟轉化的創新試驗場。 (傳媒1號)
【中東風雲】17歲體育冠軍已餓死,醫生也快餓死了
一個17歲的體育冠軍,餓死了。8月初,半島電視台稱,名叫阿提夫·阿布·哈特爾的巴勒斯坦少年,因飢餓導致體重驟減,從70公斤下降到25公斤(相當於一個9歲兒童的正常體重),嚴重營養不良,最終死在了醫院。一段視訊顯示,哈特爾瘦弱的屍體,被放置在一個敞開的白色屍袋裡。親屬正與他告別,用手指撫摸著他清晰可見的每一根肋骨。他的顴骨突出,“沒有任何脂肪”。記者稱,哈特爾被送到醫院時,情況已經非常危急,由於缺乏食物和醫療,最終還是無力回天。加薩醫療官員稱,哈特爾生前原本沒有任何健康問題。他是加薩數千名嚴重營養不良患者之一。希法醫院院長向媒體證實,這名17歲少年死亡的24小時裡,加薩地區至少還有6人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當地時間2025年8月2日,加薩Al-Shifa醫療中心的醫療消息人士報告稱,男孩阿提夫·阿布·哈特爾(Atef Abu Khater)因加薩地帶嚴重營養不良和饑荒而死亡。圖為哈特爾的父親撫摸兒子的遺體最近一段時間,人為製造的加薩全境饑荒,再次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營養不良的孩子呆坐在土地上,皮膚緊貼肋骨,瘦小的胳膊彷彿一折就斷。飢餓的人群在食物發放點推搡,鍋碗盆罐被高高舉起。有人哭喊,有人掙扎,也有人只是沉默著等待那一勺扁豆湯。加薩衛生部稱,加薩的饑荒和營養不良危機與日俱增,截至8月10日至少有217人(包括100名兒童)死於以色列嚴厲封鎖的人為飢餓。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仍堅持稱其是“徹頭徹底的謊言”。加薩的情況在今天變得如此糟糕,越來越多人開始認真談論起“種族滅絕”這四個字。在長久麻木中,這些圖像終於再次穿透了距離。今年七月下旬,“Gaza Is Starving”迅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詞,幾天內,X上帶著阿拉伯語版本標籤的推文數量就超過了二十萬。視覺衝擊引發的切身恐懼,也蔓延到了線下。歐美多地民眾走上街頭,舉著象徵飢餓的鍋碗瓢盆敲擊示警,發出“空盤抗議”的聲音。在雪梨、海牙、費城等地,成千上萬人參與示威,呼籲開放人道援助通道,結束封鎖,制裁以色列。7月29日,人們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舉行集會,呼籲在加薩地帶實現停火,並解除對人道主義物資進入加薩的限制/新華社發(托默·諾伊貝格攝/基尼圖片社)外界的壓力在積聚。連美國總統川普也承認,“那些孩子看起來很餓......這才是真正的飢餓”;MAGA內部,包括像塔克·卡爾森這樣的意見領袖,開始公開質疑現政府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援。與此同時,德國、法國和英國罕見聯合發聲,譴責以色列對人道援助的限制才是加薩饑荒的根源,歐盟更警告其已觸犯國際人道法。但表達憤怒遠遠不夠。真正嘗試邁出集體行動步伐的,是今年七月初,由哥倫比亞主導、在波哥大召開的緊急會議。來自“全球南方”的十二國在會上籤署承諾,誓言在2025年聯合國大會前,推動建立一項針對以色列戰爭行為的多邊外交與法律機制,並擴大全球支援國的範圍。然而,截至目前,多數西方大國仍未加入。美國政府更是明確表示反對,稱這種做法是“將國際法武器化”,目的是為推動“激進反西方議程”。憤怒的民眾,期待用抗議倒逼自己的政府,但這一次,全球社會是否真的願意結束這場因戰爭而起的飢餓?還是再次上演憤怒退潮、麻木歸位的老劇本?眼下仍沒有答案。來自加薩,煉獄般的圖片,人們已經觀看了上百遍。甚至在饑荒問題成為關注點之前,諸多媒體都曾報導過以色列設定的“死亡陷阱”——有大量平民在前往援助分發點途中或等待領取食物時,被以色列軍隊開火射中致死。更極端、更直接的暴力,從未缺席。但這次喚起輿論反應的,卻是一種更沉默的痛苦。在社交媒體廣為流傳的一段視訊中,加薩一間新生兒重症監護室的醫生輕聲發出請求:嬰兒需要配方奶粉。他沒有提及戰爭,也沒有控訴封鎖,只說“我們這裡現在買不到”。鏡頭掃過保溫箱,細瘦的嬰兒躺在裡面,監測報警聲起此彼伏,他們都是因為母親營養不良而早產。更令人難以忽視的,是醫生自己——瘦削、凹陷、幾近脫力。7月23日,在加薩城一所醫院裡,兩名女子陪伴一名營養不良的兒童/新華社發(裡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攝)加薩人民或許也麻木了,不是因為冷漠,而是因為太過疲憊,已經撐不下去了。而螢幕前的許多人,則在一次次的目睹中,選擇了轉身——因為以巴問題太複雜、因為資訊密度太高而保持中立。但饑荒的圖片,喚起了一種深層的恐懼感——放任人們等死的絕望境地。它之所以觸動到更多人,是因為我們終於無法再將之歸類為戰爭的“附帶損害”。飢餓是最原始的痛苦,它剝去了一切關於正義、軍事、歷史的辯護,只留下一個活生生的身體,正在失去重量、走向死亡。阿拉伯世界流傳著一句諺語:“沒有比飢餓更響亮的聲音。”如今,這句話變成了現實,一天天逼近,一天天更響。而食物,已成為武器化的工具。長期以來,以色列嚴格控制進入加薩的糧食供應。早在2012年,在法院要求下,以色列國防部曾公開一份2007至2010年間的內部檔案,其中明確計算出,加薩居民“避免營養不良所需的最低熱量”為每日2279卡路里——約合1.836公斤的食物。如今,連這一最低標準都難以維持。聯合國人道機構呼籲,每月至少應向210萬人口供應6.2萬噸乾糧和罐頭食品,平均每人每天約1公斤。這一配給幾乎不含新鮮蔬果、蛋白或奶製品,遠不足以提供基本所需的營養物質。8月8日,飛機在加薩城上空空投物資/新華社發(裡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 攝)在加薩,飢餓是滲透進日常生活的困頓。一名兩歲孩子的生日願望,是喝上一杯牛奶;一位母親反覆揉搓所剩無幾的麵粉,總想著“加一點,再加一點,希望能將這些小塊拉伸成足夠支撐一天的口糧”。“人們正在挨餓,而幾公里外的超市裡裝滿了食物”,聯合國巴勒斯坦事務主要機構的一位發言人這樣形容這場人為製造的殘酷。2025年春,聯合國提出恢復加薩援助的機制方案,涵蓋物流追蹤與風險評估,但未獲以色列批准。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支援的新機構“加薩人道主義基金會”(GHF),註冊於美國,由前外交官組成董事會,實由軍事承包商Fogbow運作。該機制缺乏中立性與透明度,聯合國明確拒絕參與,警告其將削弱國際援助體系的獨立性與公信力。但以色列方面堅持認為,只有通過GHF運作,才能防止哈馬斯竊取進入加薩的援助物資。GHF共設立了4個“安全分發點”,但這些點只保障車隊抵達安全,不保證有需要者領取援助。再加上以色列方面一直在阻礙饑荒資料的收集,真正處在飢餓邊緣的人中,究竟有多少拿到食物,外界無人得知。巴勒斯坦人等待從加薩城的慈善廚房領取食物前GHF安全承包商、前美國特種部隊軍官Anthony Aguilar近期在《Democracy Now!》節目中回憶道:當分發食物的大門打開時,現場一度十分混亂,“數千箱援助物資在8到11分鐘內就消失了”,只有身強力壯的人能擠到前面。軍事承包商UG Solutions則會通過向人群投擲胡椒噴霧、催淚瓦斯和震爆彈“維護現場秩序”。更令人膽寒的是,當人們開始散去時,Anthony Aguilar親眼看到以色列軍人朝人群開火。其中包括赤著腳,徒步12 公里來領食物的12歲男孩阿米爾。瘦小的他只搶到了所剩無幾的殘羹,並很快為此付出了生命。“我在加薩所見的一切,只能用反烏托邦的、後末世時代的廢土來形容”,Anthony Aguilar這樣說道。面對加薩日益惡化的境遇,以色列政府一如既往地進行了否認。本雅明·納坦雅胡堅稱:“加薩沒有飢餓政策,也沒有饑荒。”在他看來,如果存在糧食短缺,那責任並不在以色列,而是哈馬斯。與此同時,以色列部分媒體與社交平台也打起了配合戰,刻意突出加薩仍有運作的咖啡館,和零星擺拍的食物照片。一位擁有40多萬訂閱者的以色列YouTube創作者,甚至發佈題為《2025年夏天——種族滅絕從未如此美味》的視訊,以此反諷外界對饑荒的報導。一位創作者發佈題為《2025年夏天——種族滅絕從未如此美味》的視訊,以此反諷外界對饑荒的報導納坦雅胡善於圍繞哈馬斯編織敘事,為以色列在加薩的政策辯護。但當一個地區的200萬人被圍困、斷糧、斷電、斷水,兒童因飢餓死亡成為常態,這種辯護早已超出了“反恐”或“邊界爭議”的範疇——它指向的是對普通人生命的系統性剝奪。如今,即便饑荒問題引發強烈爭議,納坦雅胡仍能氣定神閒地接受播客採訪,談論自己更喜歡漢堡王的“皇堡”而非麥當勞。面對這樣一位統治者,外界口頭的道德譴責很明顯是不夠的。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新華社發但現實層面,儘管多國政府一面聲稱關注人道危機,另一面卻持續維持對以色列的軍工合作。自2023年10月衝突爆發以來,美國政府持續向以色列提供軍援。202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超260億美元的對以緊急安全援助法案,包括彈藥、防空系統和其他關鍵軍備。儘管近期部分民主黨議員首次明確提出限制軍售,相關法案仍因黨派分歧擱淺。德國、義大利、英國等歐洲國家則延續對以關鍵零部件的出口許可,通常以“聯合防禦協議”或“國家安全利益”為由,繼續“支援”以色列。以F-35戰鬥機為例,該機型由多國聯合開發、全球供應。2025年6月,英國高等法院駁回暫停向以色列出口F-35元件的訴訟,理由是此舉將影響其他國家戰機營運,進而“危及國際安全”。這一裁決發生在首相斯塔默公開表示“加薩局勢無法容忍”之後。儘管他呼籲加快人道援助通行,政府卻未採取實質性後續行動。斯洛維尼亞是目前唯一暫停與以色列全部武器交易的歐盟國家。總理戈洛布更是公開批評歐盟在加薩危機中“缺乏行動”。與此同時,川普雖在採訪中承認加薩饑荒“真實存在”,但也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重申:“解決方式是哈馬斯自首並釋放以色列人質。”川普承認加薩饑荒“真實存在”,稱飢餓危機“可怕”儘管歐美國家內部關於制裁及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辯論日趨激烈,但此刻加薩所需的,不是外交前提或政治公式,而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食物、清潔水、醫療物資。無論外界如何界定這場衝突的法律屬性,問題的核心早已轉向人命本身。這種脫節也揭示了西方話語體系中更深的分裂。面對俄烏戰爭,西方迅速形成道義共識:制裁俄羅斯、孤立政權、動員媒體、擴大援助,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在加薩,回應卻遲疑、零散,邏輯完全不同。“人道主義干預”“戰爭罪行追責”這些看似普世的西方理念,在不同地域與人群面前,適用標準並不一致。當掌握更大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西方國家還在猶豫不決時,全球南方堅持去做更多。就在兩個月前,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加薩“無條件停火”的決議,並反覆將“人質未釋放”作為延遲援助和阻止追責的擋箭牌,哥倫比亞、南非等國卻沒有等待。他們在7月主動發起波哥大會,召集數十國部長級代表,提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法律與外交路徑:切斷武器輸送、關閉港口准入、支援國際刑事調查機制,呼籲“通過集體行動終止共謀”。哥倫比亞總統彼得羅直言不諱,這場會議的目標就是“挑戰川普和納坦雅胡所代表的那種‘強權即公理’的世界願景”。《關於巴勒斯坦緊急會議閉幕的聯合聲明》中提到,於2025年7月15日至16日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緊急召開的會議,旨在通過建立統一的國際聲音來加強集體應對能力,並落實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包括東耶路撒冷)局勢上的國際義務等內容/截圖自:聯合國這不是一次象徵性譴責,而是一個實際的外交轉向。此前,玻利維亞宣佈與以色列斷交,哥倫比亞召回大使,智利、巴西、南非相繼公開譴責。南非還在海牙對以色列提起“種族滅絕”訴訟,並持續提交更新的證據。馬來西亞則拒絕以色列任何船隻靠港,強調“這不僅是立場問題,更是底線問題”。但受限於國力差距與國際體系的不對稱結構,這些努力至今仍難以真正撼動既有秩序。全球南方的堅持,指向了一個國際社會無法迴避的存在:規則是否只適用於強者?國際法是否只在不構成挑戰時才值得維護?國際法從未完全擺脫強權邏輯。正如國際法學者Martti Koskenniemi指出,它“並非某種普世中立的道德工具,而是在強權博弈中被賦予選擇性使用的外衣”。但它也曾一度承載過一種更廣泛的期望:即便不能約束所有暴力,至少為國家行為劃出底線;要的不是百分之百的服從,但能依賴“關鍵多數”的參與和不破壞。7月14日,人們在加薩城的一處食物分發點領取免費食物/新華社發(裡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攝)但今天,這套認同機制正被持續掏空。當最有能力捍衛規則的國家選擇豁免自身,國際法賴以維繫的信任基礎,也將一同崩塌。蘇丹就是這樣一個正在被規則遺忘的戰場。自2023年4月武裝衝突爆發以來,已有超過900萬人流離失所,首都喀土穆多地斷水斷電,衛生系統陷入癱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凱瑟琳·拉塞爾日前將其描述為“全球規模最大、破壞性最強”的人道主義危機。約2460萬人正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其中超過63萬人接近饑荒邊緣。超過70萬名兒童陷入嚴重營養不良,“距離一場可預防的大規模兒童死亡災難,僅一步之遙”。7月14日,一名兒童在加薩城的一處食物分發點等待領取免費食物/新華社發(裡澤克·阿卜杜勒賈瓦德攝)局勢持續惡化,國際援助卻因安全威脅與通行受阻而進展緩慢。在缺乏足夠戰略價值、無法觸發輿論浪潮的情況下,蘇丹危機在國際社會中幾乎沒有獲得實質性回應。這並非單一事件的偶然疏忽。這不僅是西方世界的道德信譽正在消亡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存在開始讓位於徹底的權力博弈。對最脆弱人群而言,這是生死攸關的沉默;對整個世界而言,則是對規則秩序可持續性的根本威脅。如果國際機制不能在“戰略低地”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性與公正性,那麼它在其他更複雜、更高風險的衝突中也將步步失靈。 (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