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
達利歐:聖誕隨想——比技術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相處的底層原則
聖誕佳節,三代同堂的溫馨時光裡,我生出了幾分關於原則、善惡與當下困境的思考,這些感悟無關宗教教義,只關乎人與人相處的底層邏輯。一、 原則,是人生的底層作業系統在我看來,人生最重要的東西,莫過於一套立身行事的好原則。它決定了我們追求什麼、又該如何去追求,甚至包含了那些值得我們為之奔赴、為之堅守的終極信念。由此便引申出幾個值得反覆叩問的命題:我們當下奉行的原則是什麼?它與基督教等各類宗教倡導的理念有何異同?我們是否擁有可以共享的普世原則?這些原則從何而來,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回溯人類文明的軌跡,數千年前的世界尚未連成一體,各個社會便已孕育出屬於自己的原則與信仰。無論形式如何,它們的核心訴求高度一致——為人們的相處提供準則,讓社會得以有序運轉,這些智慧也被凝結成了各類典籍。從這個角度看,宗教的誕生本就是為了傳遞良善原則,引導人們向善而行。多數宗教——無論是否提及神明與來世,也包括儒家思想這類側重人際相處的理念——本質上都是兩部分的融合:一是維繫社會良性運轉的相處之道,二是超出邏輯實證範疇的迷信成分。那些關於神的具象化傳說、超自然敘事,若當作隱喻去理解會更具深意,且這類內容在不同宗教中差異顯著。但剝離掉這些外殼後,各宗教關於“如何與人相處”的核心原則,其實高度相似,也最值得我們深思。倘若我們能拋開宗教形式的差異,聚焦於各大信仰共通的目標與原則,那麼聖誕這樣的節日,便有了更普世的意義——它可以成為一場對人類共同良善準則的慶祝。這些共通的智慧一直存在,只是需要我們主動去發現。我並非宗教信徒,無法全然相信那些超自然的敘事,但我由衷認同多數宗教的核心追求與處世智慧——“願人間和平,善意長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有因果循環的“業力”理念。簡言之,“予人多過取人,終將收穫更多”,這樣的相處模式,才能構築出讓彼此共贏的關係,讓社會與生活變得更好。從現實邏輯來看,助人的行為往往對受助者價值巨大,對施助者而言成本卻相對有限。這種付出帶來的價值增量遠高於成本,還能孕育出充滿愛的社群,催生令人愉悅的共贏關係——這遠比“損人利己”導向的雙輸局面要好得多。於我而言,“靈性”並非源於宗教教義,而是認清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選擇將集體福祉置於個人私慾之上,而非為了自身利益損害整體。這樣的選擇既正確,又切實有效。所以,我雖無宗教信仰,卻始終保有一份對世界的靈性感知。而如今,這些關於善惡的共識被漸漸淡忘,實在是一種遺憾。當然,我並非否定抗爭的必要性。當我們與他人在關乎生存的核心問題上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且彼此的關係無法割裂時,抗爭便成了不得不做的選擇。但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原則:不要為迷信或無關緊要的事爭鬥,更不能混淆善惡的邊界。二、 善惡與品性:別把“利己”當作“善惡”的標尺那麼,究竟何為善,何為惡?如今很多人判斷一件事、一個人的善惡,只看其是否對自己有利——這顯然曲解了善惡的本質。真正的**“善”,是能為絕大多數人帶來福祉的行為;“惡”,則恰恰相反**。我們曾在《烈火戰車》這類電影裡,見過純粹的善與高尚的品性,只是如今這類故事常被貼上“老套”的標籤。現在的作品更熱衷於刻畫善惡交織、正邪模糊的角色,因為這樣更“賣座”。我對品性優劣的判斷,也源於對善惡的理解。好的品性,是擁有為多數人謀福祉的定力與擔當;壞的品性,則是放任自身弱點,做出損害他人的行為。我始終堅信,存在一種既利於個人、又利於社會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就是我們所說的“優良品性”與“道德”。儘管不同宗教、文化對道德的具體規範略有差異,但關於“何為善惡”的核心判定,卻在幾乎所有文明中高度趨同——這源於人類共通的本性。這些普世的行為準則本應是共識,可如今我們卻漸漸迷失了方向,這正是當下的癥結所在。三、 我們正在“走向地獄”:當共識崩塌,私慾成為唯一標尺我個人認為,人類正在一步步“走向地獄”——這當然是一種隱喻。它所指向的,是大多數人已經淡忘關於善惡、品性的核心準則,而我們終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具體而言,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何為良善原則”的共同認知,當下最普遍的共識,變成了“為自身利益而戰”——說白了,就是不顧一切地追逐金錢與權力。這幾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這種傾向在影視作品與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體現得淋漓盡致。那些堅守善念的榜樣,似乎越來越少了。如今,人們對“何為優良品性”“何為善”的認知愈發模糊,甚至將不良行為包裝成“正能量”——這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尤其是對需要榜樣指引的孩子。孩童的心智本就極易受外界影響,可我們非但沒有清晰地向他們展示“為了讓社會更美好而努力向善”的價值,反而在影視、遊戲中充斥著以自私為目的的暴力情節,新聞報導也將殘酷的殺戮當作尋常事件來呈現。這樣的環境,對個人(尤其是孩子)與社會的健康發展,都貽害無窮。毒品氾濫、暴力頻發、無家可歸者增多、自殺率上升、機會與生活條件的鴻溝擴大——這些問題既是我們淡忘善惡原則的結果,也是導致這種狀況愈發嚴重的原因。在我看來,宗教的衰落與道德準則的崩塌,是一個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宗教教義或許曾被當作“麻痺大眾的鴉片”,但其中也蘊含著歷經時間檢驗的相處智慧——那些寫在典籍裡的、關於如何建構美好社會的道理,即便剝離掉迷信成分,依然具有價值。諷刺的是,許多宗教信徒打著信仰的旗號,行的卻是與教義相悖之事:他們為了迷信分歧與一己私利爭鬥不休,全然忘記了宗教倡導的“共同福祉”。說到底,他們的爭鬥,正是因為迷失了方向,混淆了善惡的邊界。長此以往,宗教因迷信成分與信徒的不當行為愈發被質疑,而其中蘊含的良善原則,也被一併拋棄,且沒有新的共識來填補這個空白。當然,我們的世界並非全然灰暗——人類的認知在飛速提升,科技進步也帶來了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成就。只是在我看來,這些進步的重要性,遠不及“人與人如何相處”這件事。歷史早已反覆證明:科技的發展確實延長了人類的壽命、提升了生活質量,但它從未阻止戰爭與災難的發生;恰恰相反,技術的進步讓人類擁有了更強的傷害能力,而世界的緊密相連,甚至催生了世界大戰。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要重新錨定那些永恆的、普世的原則——畢竟,人類的福祉,終究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而非技術的先處理程序度。好消息是,倘若我們能重拾善意、堅守良善原則,那麼當下的技術力量,便會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助力。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擁有,並且願意踐行那些好的原則。 (資訊量有點大)
美國最高法院就川普總統免職權進行辯論 多數大法官傾向擴大總統權力
最高法院就川普總統免職權進行辯論 多數大法官傾向擴大總統權力【僑報訊】最高法院周一就總統是否有權解僱獨立機構成員進行了辯論,多數大法官似乎傾向推翻已有90年歷史的判例,該判例保護部分官員不得無正當理由被免職。據cbs報導,此案——川普訴斯勞特案(Trump v. Slaughter)——源於川普試圖解僱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委員麗貝卡·凱利·斯勞特(Rebecca Kelly Slaughter)。1935年的判例《漢弗萊執行人案》(Humphrey’s Executor)規定,總統只能因低效、失職或瀆職而解僱FTC等委員會成員。川普政府認為,這些限制違反三權分立原則,總統應可因任何理由解僱掌握行政權的FTC成員。而斯勞特律師認為,免職保護屬於國會設立政府架構的權力範圍,如果判決支援總統,將威脅其他獨立機構的獨立性。辯論中,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馬約爾、卡根和傑克遜警告,若取消免職限制,可能破壞包括美國稅務法院在內的多機構獨立性,並導致總統掌握“極大且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們指出,獨立機構還擁有部分立法和司法權,擴大總統控制可能動搖整個政府平衡。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諾和戈薩奇則對政府立場更為支援,認為廣泛授予獨立機構權力可能危及個人自由,總統控制這些機構則有助於確保行政權統一。斯勞特律師阿加瓦爾強調,獨立委員會免職保護有悠久歷史,自1790年以來一直存在,國會有權限制多成員機構成員的解僱。近年來,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逐步削弱新政時期判例影響,例如2020年和2021年先後取消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和聯邦住房金融局領導人的免職保護。但斯勞特案提供了徹底推翻90年判例的機會。自川普第二任期回歸白宮以來,他多次嘗試解僱民主黨任命的獨立機構成員,包括斯勞特。斯勞特曾被川普首任期任命,後由拜登連任,2025年3月收到總統郵件稱“你在FTC的繼續任職與我政府優先事項不符”。她提起訴訟,稱解僱行為違法,違反FTC成立時的法律和最高法院判例。地方法院裁定其應復職,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隨後作出臨時裁定,允許其被解僱,同時受理案件審理。川普政府在檔案中稱,憲法賦予總統所有行政權,因此總統對獨立機構成員擁有“無限”權力。國會雖可設立和組織部門,但無權設立削弱總統權力的“第四分支”。目前,美國已有二十多個獨立機構,成員受免職保護以免受政治干預。自1935年以來,FTC掌握了大量行政權,執行80多部聯邦法律,監管範圍涵蓋食品、眼鏡、信用卡等領域。超過200名國會民主黨議員表示,獨立委員會免於隨意免職是立法與行政妥協,百年來已形成穩定先例,不應被司法改變。然而,川普在最高法院已有部分勝利,可解僱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績效系統保護委員會和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成員。聯邦儲備委員會成員莉莎·庫克(Lisa Cook)是否可被解僱,將在下月進行辯論。該案被視為對總統權力邊界的重大檢驗,可能對獨立機構運作和行政權力平衡產生深遠影響。 (藍玫瑰園)
《紐約時報》觀點|迪克·切尼的悲劇
迪克·切尼已不在人世,但我們還將長期受他的政治遺產的影響。他寫下了一本指南,教人如何超越憲法界限與法治原則來行使行政權力。唐納德·川普不僅在續寫這本指南,更是在全力創作續篇。正是作為副總統的切尼引導經驗不足的上司喬治·W·布什,將“行政權一元論”帶入現實。通過建立平行行政體系,任用直接效忠於自己的班底,他發動了反恐戰爭,為殘酷刑訊手段、魯莽軍事入侵及大規模國內監控正名。他宣稱國家緊急狀態優先,從而擺脫了民主權力框架的制約。那些阻擋他的人——科林·鮑爾、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保羅·奧尼爾——都遭到排擠。即便面臨最嚴厲的警告,他仍在戰爭時期堅持為富人推行減稅政策。儘管這些舉措都已堪稱災難,但川普對權力與違法行為的擴張更甚一籌,而且往往是以更可疑的“緊急狀態”為名。說白了,這就是“沒有實際戰爭的反恐戰爭”模式。而這一切,正是切尼奠定的基礎。這兩個人在行事風格和手段上大相逕庭。切尼偏好深思熟慮,著眼長遠;而川普一貫憑直覺行事。切尼在推動戰爭的過程中,精心炮製看似可信的證據;川普根本不需要證據——他在Truth Social上發佈的任何內容就是新的現實。切尼雖然冷酷自私,卻仍尊重選民的意志;而川普,當然只在自己勝選時才會這樣做。1月6日國會山事件後,切尼與女兒莉茲毫不掩飾地成為川普的激烈批評者。切尼強烈感受到川普連任的危險,甚至不惜背棄效力終身的政黨,轉而支援賀錦麗。對於這位始終深藏不露、以幕後掌權者自居的政治人物而言,這一轉變非同尋常。然而為時已晚。他試圖喚醒的民眾早已對任何警示總統權力越界或宣揚民主規範的說教充滿懷疑。在摧毀美國民眾對體制與領袖(包括切尼本人)的信任方面,切尼的歷史作用恐怕無人能比。虛假的戰爭理由足以造成這樣的後果。8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它的衝擊直接落在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肩上。其中許多人後來加入了川普的憤怒與怨恨大軍。完整的因果鏈需追溯至數十年前。切尼曾任尼克松總統的白宮助理,福特總統的幕僚長,在老布什時期擔任國防部長,參與了1991年的伊拉克戰爭;而在“9·11”襲擊後的數月裡,他是內閣當中經驗最豐富的人。剛聽完一場關於基地組織領導人試圖獲取裂變材料製造炸彈的簡報後,切尼說出了後來被稱為“1%原則”的話:如果恐怖分子有1%的可能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也必須視其為既定事實。這種小機率絕對主義自此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讓國家付出了慘痛的生命與金錢代價。在戰爭開始之前,布什和切尼已被告知薩達姆·侯賽因實際上可能並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告知公眾。一旦巴格達陷落,真相還重要嗎?對於那些試圖說出真相的人,後果來得迅速而殘酷。當大使約瑟夫·威爾遜揭穿了政府為開戰所提出的一些理由時,威爾遜的妻子被曝光是中情局的臥底特工。而當切尼的首席助手劉易斯·利比因與這次洩密事件相關的偽證和妨礙司法罪被定罪時,切尼向總統施壓要求赦免,並怒吼道:“你這是把負傷的好戰士遺棄在戰場上。”(布什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但後來川普上任後實現了切尼的願望。)當川普轟炸那些疑似運載毒品的船隻、編造入侵委內瑞拉的藉口、設計忠誠度測試並殘酷懲罰未通過測試者,以及宣佈各種模糊的緊急狀態與戰爭來為黨派政治目標正名時,他實在應該停下來,抽點時間去感謝那位為美國示範如何踐踏憲政的先驅。即使切尼晚年發現了民主原則,但他親手創造了川普如今縱橫馳騁的政治生態。他當年對所有權力約束的蔑視為如今川普除赤裸裸的私利外蔑視一切的行徑鋪平了道路。 (一半杯)
香港RWA與穩定幣項目:基於SWOT原則的分析筆記
引言近年來,隨著區塊鏈技術的不斷進步,金融科技(Fintech)逐漸成為全球金融領域的重要發展方向。RWA(Real World Assets,真實世界資產)和穩定幣(Stablecoin)作為金融科技的關鍵創新,受到了廣泛關注。RWA通過區塊鏈技術將傳統資產代幣化,提升資產流動性和交易效率;穩定幣則以其價格穩定性在支付和跨境結算等領域展現出巨大潛力。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憑藉其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開放的監管環境和先進的技術應用能力,在RWA與穩定幣項目的發展中具有獨特優勢。本文基於SWOT原則,對香港RWA與穩定幣項目的內外部環境進行全面分析,旨在為投資者和從業者提供客觀、嚴謹的參考。項目案例朗新集團與螞蟻數科的充電樁RWA項目2024年8月,朗新集團旗下的“新電途”與螞蟻數科合作,完成了中國首個新能源實體資產RWA項目。該項目以新能源充電樁的收益權為錨定資產,在以太坊區塊鏈上發行數位資產,成功籌集1億元人民幣。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了資產的透明化和不可篡改,為新能源企業提供了高效融資管道,同時也為投資者帶來了新型投資工具。螞蟻數科與協鑫能科的太陽能RWA項目2024年12月,螞蟻數科與協鑫能科合作完成了中國首個太陽能資產RWA項目。項目通過代幣化湖南、湖北兩省82MW太陽能電站的收益權,籌集了2億元人民幣的跨境融資。這不僅為太陽能企業提供了資金支援,還通過區塊鏈技術確保了資產交易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此外,雙方在2025年3月進一步合作,推出能源時序大模型EnergyTS的太陽能場景用例,提升了電力資源營運效率。京東科技的穩定幣計畫京東科技於2024年7月進入香港穩定幣監管沙盒,計畫發行與港元掛鉤的穩定幣,初始發行量為1億港元。該穩定幣將接入以太坊、索拉納等公鏈,主要用於跨境支付和供應鏈金融。通過區塊鏈技術,京東科技的穩定幣項目實現了支付的高效性和透明度,為跨境交易提供了低成本解決方案。SWOT分析優勢金融中心地位與基礎設施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成熟的金融市場體系。其支付清算系統高效穩定,能夠為穩定幣的流通和RWA的交易提供有力支援。香港匯聚了全球眾多金融機構和專業人才,為項目的開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經驗。例如,香港的銀行體系完善,能夠為穩定幣的發行和儲備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務;證券市場成熟,為RWA的交易和投資提供了多樣化的管道。政策與監管支援香港政府積極出台鼓勵數字貨幣和金融科技發展的政策,如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的監管沙盒,為創新項目提供了試驗空間。2022年末香港發佈首個數位資產市場政策聲明,2024年7月公佈首批穩定幣監管沙盒參與者名單,包括京東幣鏈科技、圓幣創新科技、渣打銀行等五家機構。2025年5月,《穩定幣條例草案》在立法會通過,將於2025年8月1日正式生效。這一立法明確了穩定幣的發牌制度,增強了政策的確定性,為穩定幣項目提供了更加清晰和穩定的監管框架。技術與創新能力香港在金融科技技術方面具有較強的實力,尤其是在區塊鏈、人工智慧等領域。螞蟻數科等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推動了RWA項目的發展,如螞蟻鏈的“兩鏈一橋”平台(資產鏈、交易鏈、可信跨鏈橋)和2025年5月推出的區塊鏈虛擬機器DTVM(DeTerministic Virtual Machine),為RWA業務提供了技術支援。京東科技的穩定幣項目也計畫接入以太坊、索拉納等公鏈,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跨境支付的高效和透明。這些技術的應用提升了項目的效率和安全性,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巨頭的示範效應京東科技計畫在香港發行與港元掛鉤的穩定幣,並與天星銀行合作探索跨境支付解決方案;螞蟻數科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Ensemble項目沙盒,完成多個RWA應用案例。這些巨頭的佈局為市場提供了示範,吸引了更多企業和投資者關注和參與相關項目。不僅是提升市場的信心,也在推動行業標準的建立和技術的發展。劣勢人才競爭激烈儘管香港擁有豐富的金融和科技人才,但全球範圍內對金融科技人才的競爭激烈,可能導致人才短缺或成本上升。內地企業在吸引和留住專業人才方面可能面臨挑戰,需要提供更具競爭力的薪酬和職業發展機會。市場波動風險RWA和穩定幣的價值與市場環境密切相關,經濟衰退、利率上升等因素可能導致市場價格波動,影響投資者收益。此外,RWA項目的資產質量參差不齊,部分項目可能存在資訊披露不充分、估值不精準等問題,增加了投資風險。流動性受限目前香港的RWA和穩定幣應用場景相對有限,市場規模較小,導致資產流動性不足。投資者在需要變現時可能面臨交易對手不足、交易價格不理想等問題,影響資金周轉效率。機會金融科技發展潮流全球金融科技行業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RWA和穩定幣作為新興領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望在這一領域佔據領先地位,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和投資者。例如,隨著區塊鏈技術的不斷進步,RWA和穩定幣的應用場景將不斷拓展,為香港金融市場帶來新的增長點。大灣區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香港RWA和穩定幣項目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通過加強與內地城市的合作,可以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推動金融科技在大灣區內的廣泛應用。例如,香港可以與深圳、廣州等城市合作,共同打造金融科技生態圈,促進跨境金融創新。新興市場需求隨著全球經濟的數位化轉型,新興市場對RWA和穩定幣的需求不斷增長。香港可以利用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拓展海外市場,為內地企業提供跨境金融服務。例如,東南亞、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對數字貨幣和RWA的應用需求旺盛,香港可以作為橋樑,連接內地企業和國際市場的金融需求。威脅美國對CBDC的抵制美國對CBDC(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立法態度存在較大爭議,尚未形成明確的立法。聯準會於2022年發佈討論檔案《貨幣與支付:數字轉型時代的美元》,探討CBDC的利弊,但未明確支援或反對。部分州和議員提出反對CBDC的議案,例如南達科他州的反CBDC法案,其立法主要集中在阻止CBDC作為支付方式、禁止參與CBDC試驗以及在《統一商法典》中將CBDC排除在貨幣定義之外。美國國內對CBDC的爭議主要聚焦於金融隱私保護、政府權力擴張以及金融機構角色等方面。這種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全球CBDC發展趨勢,進而間接影響香港穩定幣項目相關的國際合作與市場預期。全球競爭壓力全球範圍內金融科技競爭激烈,新加坡、迪拜等地區也在積極佈局RWA和穩定幣項目。新加坡在2023年8月已實施穩定幣監管框架,迪拜推出虛擬資產監管部門。這些地區的政策和技術競爭對香港構成了壓力,要求香港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加強政策支援和技術創新,以應對來自其他金融中心的挑戰。監管政策不確定性儘管香港目前對RWA和穩定幣項目有較明確的監管框架,但未來政策可能會根據市場發展和風險情況進行調整。企業需要密切關注監管動態,確保合規營運。例如,隨著市場的快速發展,監管機構可能出台更嚴格的監管措施,對項目的合規性提出更高要求。香港《穩定幣條例》將於2025年8月1日正式生效,開啟虛擬資產監管新時代。它明確了穩定幣的發牌制度,增強了政策的確定性,為穩定幣項目提供了更加清晰和穩定的監管框架。穩定幣的反洗錢挑戰香港金管局已明確要求穩定幣發行人建立鏈上監測機制,採用區塊鏈分析工具提升風險追蹤能力。京東、渣打等沙盒參與者需在測試中證明合規能力。結論香港的RWA與穩定幣項目在政策支援、金融基礎設施、技術實力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但也面臨著人才競爭、市場波動、流動性不足等劣勢。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和大灣區的融合,香港有望在RWA與穩定幣領域取得更大突破,但也需應對來自全球競爭和監管政策的挑戰。市場參與者應密切關注政策動態,最佳化技術應用,提升合規能力,以在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 (晚筀筆記)
第四波價格戰再起,工信部、中汽協發聲反對
市場競爭分兩極:良性競爭促多方共贏,惡性“內卷”致全體受損中國工信部及中汽協明確表態,反對車企價格戰、內卷式競爭。5月31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佈《關於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倡議》(下稱“倡議”)指出,5月23日以來,某車企率先發起大幅降價活動,多家企業跟進效仿,引發新一輪“價格戰”恐慌。無序“價格戰”加劇惡性競爭,將進一步擠壓企業利潤空間,進而影響產品質量和售後服務保障,不僅阻礙行業自身健康發展,也將危害消費者權益,並帶來安全隱患。倡議中強調,一段時間以來,行業盈利水平下降,以無序“價格戰”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內卷式”競爭,是行業效益下降的重要因素。產品售後服務保障、企業創新發展需要持續加大投入,而“價格戰”嚴重影響企業正常經營,衝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把產業發展帶入惡性循環。為此,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提出:1.所有企業嚴格遵從公平競爭原則,依法依規開展經營活動;2.優勢企業不為壟斷市場,擠壓其他主體生存空間,損害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3.企業在依法降價處理商品以外,不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傾銷商品,不進行誘導消費者的虛假宣傳,擾亂市場秩序,損害行業和消費者根本利益;4.所有企業應對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自查整改。工業和資訊化部相關負責人對新華社表示,贊同並支援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提出的“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倡議”。車企之間“價格戰”,給汽車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帶來較大衝擊,危及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上述負責人補充道,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降低生產成本,給廣大消費者帶來更優質、更具性價比的產品。企業之間無序“價格戰”,是“內卷式”競爭的典型表現,不利於企業持續研發投入,進而影響產品質量性能和服務水平,甚至帶來安全隱患,損害消費者權益。長此以往,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會減弱。在上述負責人看來,“價格戰”沒有贏家,更沒有未來。工業和資訊化部將加大汽車行業“內卷式”競爭整治力度,推動產業結構最佳化調整,加強產品一致性抽查,配合相關部門開展反不正當競爭執法,採取必要的監管措施,堅決維護公平有序市場環境,切實保障消費者根本利益,推動汽車產業高品質發展。這位負責人說,希望企業堅持守正創新、質量第一,通過加強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產品品質、提升服務質量,踐行社會責任,打造良好品牌形象。據《財經》不完全統計,本輪汽車價格戰,由2023年春季打響,至今已經持續了四個波段。最開始由特斯拉率先全系大幅度降價,新能源車企借助三電整合能力從而有了成本優勢,掌握了定價主導權,由此跟進。在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車滲透率顯著提高。新能源汽車的起量,替代了燃油車的消費需求。在此背景下,燃油車開始普遍降價,其中部分地方政府聯合企業給予消費者補貼。由此,原本區域性的車企消化庫存的自救行為,傳導至全國汽車消費市場。2023年底,國內新能源汽車品牌率先開啟降價,並將包括奔馳寶馬奧迪在內的傳統豪華汽車捲入價格戰局。自此,中國汽車品牌掌握了市場定價權,新能源滲透率突破50%,尾部的弱勢汽車品牌淘汰,市場集中度進一步集中。直至2025年初,包括造車新勢力在內的車企,開展了新一輪的價格讓步。這次從直接降價轉向增加配置不加價,通過給予更多的智能駕駛軟體硬體功能、購車金融政策最佳化等,金星了隱性競爭。在此階段,包括智能駕駛在內的技術創新和生態建設,成為車企間競爭的關鍵。此前,包括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在內的多位市場人士曾公開表示,2025年車企間的價格戰將逐漸溫和,主要以隱性優惠為主,直接降價的車型會大幅減少。直至2025年5月,有車企率先開啟全國範圍內的降價,並引發業內跟隨,自此第四輪價格戰火重燃。在業內看來,這背後有多重因素,一方面,一些車企定下了頗高的銷量預期目標,如今已過近半年,距離不小。另一方面,2025年底新能源汽車購置稅優惠將縮水,車企有意把握時間窗口刺激銷量。不只是中國工信部、中汽協,近期多部門都明確發聲表示,反對價格戰、內卷式競爭。2025年5月20日上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聞發言人李超在談及“內卷式”競爭時,明確表示:“有的以低價、超低價,甚至以低於成本價格銷售,有的制假售假、以次充好。這些都突破了市場競爭的邊界和底線,扭曲了市場機制,擾亂了公平競爭秩序,必須加以整治。” (財經汽車)
哈佛危矣,依然夠硬
哈佛不投降。剛剛過去的周一,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寫信回應了川普對這所學校的威脅,稱不會因為害怕報復,就“放棄受法律保護的核心原則”。更早前的5月5日,美國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在社交媒體上發難,指責哈佛大學“系統性違反聯邦法律”、“嘲弄”美國高等教育體系。長達三頁的公開信中,她稱哈佛背棄了美國的理想,“將不再是一所享有公共資金支援的大學,而應轉為一所私營機構”。美國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長達三頁的公開信隨後,麥克馬洪的公開信在網上傳出一個紅筆批改的版本,語法、拼寫和標點錯誤,被一一標註出來,這位“教育部長文化水平之低”,遭到了網友嘲諷。網傳的紅筆批改的版本這場民粹主義政府與精英教育的戰爭,已經瀰漫了近一個月。此前,川普政府成立了新工作組,先後暫停或凍結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西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高校的聯邦撥款,要求整改其校園管理、招生程序和人事任免等策略。而哈佛大學,作為其中歷史最悠久、最富有且成就最高者,第一個公開反抗,對峙聯邦政府。就在4月21日,哈佛大學向美國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長達51頁的訴訟狀,稱川普政府利用凍結撥款作為威脅,“試圖控制哈佛大學的學術決策”。校長艾倫·加伯在電視採訪中說,他不確定哈佛是否能贏,是否能承擔後續的經濟損失,但是哈佛不能妥協,“我們別無選擇”。如果說,高等教育是美國皇冠上的明珠,那麼哈佛絕對是最亮眼的一顆。它培養了超160名諾貝爾獲獎者和8名美國總統,是全球教育和科研領域的旗幟,如今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中。而這危機,不僅僅來自川普。01 別無選擇“反種族主義”,是川普政府向各大高校施壓的由頭。首當其衝的是反猶主義。2024年以巴衝突背景下,美國各地超40所高校爆發了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反對美國高校和政府忽視人道危機,“默許或支援以色列軍事行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斷定這些高校對抗議活動處理不善,縱容“反猶主義”在學生之間蔓延。“哈佛在做什麼?這些‘學生’來自那裡,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進入哈佛的,甚至是如何進入美國的——為何充滿如此多的仇恨?”教育部長麥克馬洪寫道:“哈佛大學將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變成了笑話。它邀請外國學生來到校園,這些人行徑暴力,蔑視美國。”他們要求:哈佛大學應該向聯邦政府共享所招聘教職工和所錄取學生的所有資料,接受政府審計,並立即關閉任何DEI(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相關項目等等。麥克馬洪在信中指責,DEI項目是一項種族優待政策,大學本應該獎勵優異、弘揚卓越,如今卻“滋生歧視、助長仇恨與怨恨、將種族主義灌輸給美國青年”。當地時間2024年9月6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民眾穿過哈佛庭院前往哈佛廣場/圖源:視覺中國她還將指控的矛頭,對準了《哈佛法律評論》。這份期刊創辦於1887年,獨立於哈佛法學院,完全由哈佛學生編輯和管理,出版水平頗高,在法律學術界、司法體系乃至政治界都極具權威,可以視作美國“法律精英”的某種象徵。前任總統歐巴馬曾於1990年擔任總編輯,此外還有至少6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哈佛就讀期間曾是《哈佛法律評論》的成員。5月5日,川普政府宣佈即將對《哈佛法律評論》展開調查,負責民權事務的聯邦政府官員克雷格·特雷納稱:“似乎在《哈佛法律評論》對文章的刊選標準中,作者的種族與文章質量同等重要。”哈佛大學校報將聯邦政府的一系列表態,解讀成對《哈佛法律評論》“歧視白人作者”的指控。校長艾倫·加伯於5月6日在採訪中回應,打擊校園反猶主義,的確是哈佛大學的挑戰,他承認這是個“真正的問題”,但聯邦政府“解決問題的方法卻令人反感”。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讓政府有權審查學生錄取記錄、干涉教職工的聘請,甚至決定課程該講什麼、課題組該研究什麼——“這些要求表面上與反猶主義相關,實則是對哈佛‘思想環境’的直接干預”,嚴重威脅了哈佛作為一所私立學術機構的核心價值,他寫道。況且,“打擊反猶主義”與“凍結聯邦撥款”之間的邏輯關係,加伯認為並不成立。數十億的聯邦撥款大都以合同和協議的形式來支援相關研究,主要用於兩個方面:一是最前沿的醫學研究,如阿爾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糖尿病的療法;二是美國國家的核心戰略領域的研究,如人工智慧、工程學和量子科學。“如果政府選擇退出這些合作,不僅將危及數百萬人的健康與福祉,也會衝擊國家的經濟安全與活力。”他又強調:“特別是和中國的競爭。”02 左右分歧“這並非有關反猶主義,而是威權主義。”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安德魯·克雷斯波說,他認為川普的施壓早有預謀。這位美國總統早在競選階段就說過,他不喜歡美國大學教授所教授的內容,上台以後會讓他們改變,“否則就讓大學流產”。這一屆美國政府對高等院校深刻的敵意的確蓄謀已久。早在2023年,現任美國副總統范斯在美國保守派智庫的一次論壇發言上就說過:“如果我們想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做點什麼,我們就必須誠實而強力地攻擊這個國家的大學。”川普政府對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的施壓,與其說是真誠希望解決校園中的種族主義困境,不如說是美國政壇左右翼勢力之爭的又一個主要戰場。2025年4月12日,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示威者在劍橋公園舉行抗議活動,呼籲哈佛領導層抵制聯邦政府對大學的干預近年來,美國政壇呈現出一種趨勢:民主黨越來越成為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和少數族裔選民的政黨,而共和黨則更傾向於吸引未完成大學的美國白人。這其中,高校、媒體和好萊塢影視行業,是左翼人士高度集中的職業領域。而在保守派人士看來,高校在左翼意識形態的運作中特別扮演了“孵化器”的作用。2023年的一則統計資料稱,77%的哈佛大學教授承認自己是自由派,保守派只有不到3%。加伯也承認,他們的教職工和學生明顯缺乏意識形態多樣性,“外界的看法是,我們幾乎是個全左翼機構”。保守派在高校陣營中的聲勢減弱,是過去50年中愈發顯著的發展趨勢。據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統計,1969年,美國高校中還有27%的教師屬於保守派,而到了1999年,這個比例已下降至12%。2023年,哈佛《深紅報》統計的教師政治傾向資料/圖源:哈佛《深紅報》同時,保守派教師更傾向於在特定類型的研究機構任職,如宗教和軍事領域,這使得美國最好的私立大學,特別是常青藤院校,“幾乎成了一黨派的天下”,一些媒體如此形容。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里克·C·博克在一篇題目為《美國人為什麼痛恨哈佛》的文章中寫道,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自由派教授往往是保守派的10倍甚至是15倍。許多著名大學的院系中,幾乎或完全沒有一個重要的保守思想體系,他承認,“這對於思想討論來說並不理想”。博克認為,這一分化並非教授招聘中的刻意歧視,而主要是“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傾向於選擇學術生涯的結果”。這種趨勢並非被大學所塑造,早在學生上大學之前就已開始。大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支援墮胎、支援管制槍支、願意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付諸努力,自然而然更傾向於支援左翼政黨主張。久而久之,左翼人士選擇學術深造,學術領域被左翼思想塑造,塑成了一個結構性門檻。保守派人士如果想在此結構下取得成就,就愈發困難了。保守派在高校陣營中的聲勢減弱,是過去50年中愈發顯著的發展趨勢但無論原因為何,左翼思想對高等院校的佔領,長期以來為保守派所不滿。他們對“重塑高等教育”的呼聲此起彼伏、從未停歇。“我們在高等教育的支出比任何國家都多——他們把我們的孩子變成激進分子……這不是教育,是洗腦。”川普曾在多個場合如此表態。2023年11月,川普曾宣稱,要建立一個名叫“美國學院”的線上教育機構,提供“免費的世界級教育”,授予人們“相當於”學士學位的證書。他向選民保證,“美國學院”的授課內容將是“嚴格非政治性的,不允許覺醒或聖戰”。而建立這一線上教育機構的資金來源,就來自於“徵稅、罰款和起訴”私立大學的捐贈基金——這與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謀而合。03 信任危機一個客觀趨勢是,美國人正在對高等教育失去信心。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發現,只有一半的美國成年人認為高等教育對美國的發展有利,還有38%的成年人甚至認為,高等教育對美國“產生了負面影響”——批評者大都是共和黨支持者。儘管如此,高等教育,特別是精英大學的一紙文憑,依然對美國人的就業、收入和在職業領域取得的成就高低有著顯著關聯。一項研究曾統計了26198名分屬於30個不同領域的“高成就者”,如總統、四星上將、聯邦法官、諾貝爾獲得者、上市公司CEO等等。他們之中的54%曾就讀於被列為精英高校的34所高校,而其中就讀於哈佛大學的,佔比高達16%。這意味著,哈佛大學畢業生在傑出成就者中出現的頻率高達常態的80倍,這被美國人稱之為“哈佛效應”。美國傑出成就者的教育背景(左)與美國普通人口(右)的比較,紅色圖示為哈佛大學,綠色為常青藤聯盟/圖源:Nature在此現狀下,即使是對現行高等教育再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都會支援自己的子女向常青藤院校提交入學申請。而精英高校在美國社會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資源壟斷地位,也滋生了無數招生醜聞。2019年3月,美國聯邦司法部宣佈破獲一起大規模大學招生欺詐案,涉及50名富豪家庭,總金額超2500萬美元,牽連了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南加州大學等6所精英高校。這些富豪家庭向一家“諮詢公司”付費,幫助自己的子女偽造運動員身份、偽造標準化考試成績,最終獲取了入學資格。案情一經報導,就在美國社會激起了震怒,這揭開美國精英教育體系結構性不公的一角。富人可以通過金錢賄賂獲取錄取通知書,而對於家境貧寒的學生來說,光是四年的學費貸款就高昂得令人卻步。據紐約聯準會資料,截至2022年底,數百萬美國人的學生貸款債務總額已超1.6兆美元,構成了一個不可小覷的債務泡沫。當地時間2019年3月12日,威廉·裡克·辛格在波士頓因全國大學招生作弊計畫面臨指控後離開聯邦法院一種精英階層的自我複製和代際傳遞,在精英高校的現行招錄體系中逐漸成型:據哈佛校報統計,哈佛大學的2025屆畢業生中,約26%的學生表示,他們的家庭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上——這個數字高於94%的美國家庭。對於一些美國人來說,這種階層傳遞,似乎又若即若離地與某種特定政治主張繫結在一起,階層與政見的分歧彼此疊加,由此激發了對高等教育的廣泛敵視。儘管自由派人士同樣在為高等教育的學費削減而奔走呼籲:美國前總統拜登在任期間,就將“減輕美國人沉重的學生貸款債務”作為他重要的執政目標之一;坐擁530億美元捐贈資金的哈佛大學也推出了學費減免政策,如果家庭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下,哈佛大學會免除一切學費並提供助學支援。當地時間2024年,美國前總統拜登前往加州出席競選活動,再度宣佈學生貸款減免/圖源:視覺中國然而,並不是所有精英高校都擁有和哈佛一樣龐大的捐贈基金,更諷刺的是,由於聯邦政府的施壓,聯邦撥款的凍結又會將它們繼續推往債務的深淵。勤工儉學的學子和家庭,會成為這場對峙的最終受害者和代價承擔者。在採訪中,加伯承認,增加校園中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必要的。他回想起自己1976年進入哈佛讀書的時候,當時校園思想交流的氛圍更融洽、友善,“不像今天這般,難以與不熟悉的人展開對重要議題的討論。這是個巨大的損失。”但他依然選擇捍衛哈佛大學的學術獨立性,捍衛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美國人說話的權利、信仰的權利和請願政府的權利。哈佛大學幾個世紀以來的卓越不是靠“從不犯錯”來的,“我們通過改正錯誤、轉變方向、批評自我取得了成功。”他說,“這就是我們如今需要做的。” (南風窗)
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緊急通知!關稅風暴將如何重構行業格局?
今日上午,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發佈關於半導體產品“原產地”認定規則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根據海關總署的相關規定,“積體電路”原產地按照四位稅則號改變原則認定,即流片地認定為原產地。另外,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建議,“積體電路”無論已封裝或未封裝,進口報關時的原產地以“晶圓流片工廠”所在地為準進行申報。A股半導體類股今日普遍拉升,上海貝嶺、晶華微、富滿微、民德電子、盈方微、盛景微、好上好、大港股份等漲停,納芯微、聖邦股份、必易微、唯捷創芯、華虹公司等漲超10%。近日,美國川普政府揮舞關稅大棒,挑起貿易爭端。對此中方都採取了相應措施予以反制回擊。美國關稅政策對中國半導行業有何影響?關稅反制將如何影響半導體行業投資邏輯?浙商證券稱,本次關稅反制意義重大,部分美系主導的半導體產品有望受關稅影響而漲價,刺激國產替代處理程序加速,如模擬晶片、微處理器、半導體裝置等。信達證券同時看好代工環節,該機構稱,中國大陸代工廠有望獲得結構性轉單,市場份額與定價權雙升。中美之間的關稅摩擦可能促使終端客戶轉向中國大陸代工產能,下游廠商為規避成本壓力,或逐漸將銷售至大陸的產品轉移到本地生產。另一方面,關稅影響國內高端晶片(AI晶片)的進口,或進一步增加對大陸先進製程代工的需求。民生證券認為,這次的貿易糾紛和此前有質的不同,不是簡單的中美貿易摩擦、而是美國單方面割裂全世界的行為。當下更需堅定信心,增大自主可控的組態敞口。同時,自2018年貿易糾紛後,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也有長足發展,此次關稅政策有望進一步加速國產替代,建議關注與美企對位較多、國產化率低的環節:模擬晶片、國產算力、半導體裝置。綜合多家機構研報,模擬晶片和半導體裝置在此次關稅風波中更受關注——>模擬晶片:根據民生證券測算,2023年中國模擬晶片市場規模約2304億元,預計自給率僅不到15%,其中汽車、高端工業等市場國產化率更低。與此同時,作為重要的模擬晶片需求國,近2年中國模擬企業面臨的來自美國TI等大廠的競爭進一步加劇,已顯著影響相關企業利潤率。同時1月16日商務部就已啟動對美國出口成熟製程晶片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民生證券建議關注:汽車、工業等下游佔比較高,且受TI過去兩年競爭壓力較大的標的,思瑞浦、納芯微、聖邦股份等。開源證券同時表示,當前模擬晶片行業已進入庫存調整尾聲,周期底部特徵逐步明確。ADI表示一季度預定量繼續逐步改善,並指引二季度實現同比和環比增長,預計2025年將是實現增長的一年,同時管道庫存天數持續回落,分銷商庫存接近正常化。國內需求端則呈現底部震盪特徵,結構性復甦路徑清晰:消費電子受益於國補政策有望率先回暖,汽車與工控市場庫存壓力已經逐步緩解。>半導體裝置:浙商證券表示,中國高度依賴美系進口裝置,關稅反制有望加速國產替代根據2024年應用材料、泛林、科磊三家美系裝置巨頭財報資料,估算2024年中國大陸購買的美系半導體裝置超過1300億人民幣,美系三巨頭的原產地主要分佈在美國、新加坡、韓國、德國等地,根據中國海關資料,2024年中國從美國本土直接進口的半導體裝置超過400億人民幣,產品品類主要為高端刻蝕、薄膜、量檢測等裝置及相關零部件,該部分商品潛在受對美反制關稅影響,此次貿易擾動有望推進半導體裝置/零部件國產化提速。東吳證券看好前後道半導體裝置+零部件廠商,包括前道平台化裝置商北方華創、中微公司,以及低國產化率環節裝置商芯源微、中科飛測、精測電子等。 (財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