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近期刊登了一篇文章，由劍橋大學教授布倫丹·西姆斯操盤，給全球強國排了個座次。前三位沒有懸念：中國、美國、俄羅斯。但第四位，既不是印度，也不是法國，而是英國。 這個結論放在今天的國際政治現實裡，多少有些反常。印度的經濟體量已躍居全球第五，人口第一，擁有核武器，常年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自居，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心思寫在臉上。法國則擁有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核動力航母、陣風戰機、獨立於北約的軍事指揮架構，在歐洲大陸的話語權也遠非英國可比。為什麼偏偏是英國? 西姆斯給出的評價標準並不複雜：共同行為模式、影響力、國際聲譽、韌性。這套框架看起來四平八穩，但核心權重其實落在兩個點上，歷史的連續性，以及與美國的繫結深度。正是這兩條，把英國抬上了第四的位置，同時也暴露了這個排名的根本問題：它不是在衡量國家的當下實力，而是在為某個既定的政治結論找論據。 先看所謂“韌性”。西姆斯用來解釋為什麼英國比法國更有韌性的理由是：二戰期間法國迅速淪陷，戰後靠美國重建;而英國挺過了戰爭。把八十年前的戰史拿來衡量今天的國家能力，這種做法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如果按這個邏輯，越南的韌性遠超法國，烏克蘭的韌性也足以碾壓多數西歐國家。一個評價體系如果把歷史記憶當作核心權重，本質上是在給老牌帝國頒發終身成就獎。

這真是一個黑色幽默：一個極度想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家，居然都沒能選上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毫無疑問，這是德國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慘敗。 我看到，德國媒體就感嘆：“德國僅獲得104票，沒有達到所需要的127票即三分之二多數，對於執政一年多的德國政府而言，這是迄今為止外交政策領域最慘重的失敗。” 這是德國媒體的原話，史上首次，痛心疾首啊！

本文是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文章，發表於2026年5月13日，作者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 高級研究員於潔教授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定於周四在北京與中國元首舉行會晤，開啟為期兩天的峰會。關於這場會晤的核心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耐人尋味：中國究竟想要什麼？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這一問題就一直被全球戰略界反覆討論，而在如今變亂紛擾的國際形勢下，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更為迫切。今年三月，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中國最重要的外交事務智庫之一——召集中國與世界多國國際問題專家和前任高級外交官，舉行年度對話。討論始終圍繞同一個問題展開：中國想要什麼？許多中國與會者強調中國無意成為一個美國式的超級大國。 那麼，中國如何看待目前的世界秩序呢？

本周，川普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談及中美經貿與投資、芬太尼、核安全、人工智慧以及中東局勢和烏克蘭衝突等議題，取得了重要成果。川普稱讚此行是歷史性的，並邀請中國領導人9月訪問白宮，一些成果將在他回國後陸續公佈。中國用“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來定位中美關係，定調未來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雙邊關係。川普政府對此做出了積極回應。在台灣問題上，川普也採取了審慎的回應方式。 就在川普訪華的同一天，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拉特克利夫率團罕見訪問了古巴，談及情報、經濟穩定與安全層面的合作，並傳達了川普要求古巴做出改變的資訊。由於古巴面臨能源短缺和街頭抗議的危急形勢，川普有意通過經濟封鎖和強硬外交迫使古巴做出有利於美國利益的改變，從而鞏固美國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 川普“審慎”處理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是美國不該觸碰的紅線。在13日的雙邊會談中，中方提到，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

本周，川普在對伊朗進行軍事威脅的同時，開始轉向經濟層面的施壓，希望以此迫使伊朗放棄封鎖荷姆茲海峽。與此同時，在美伊臨時停火協議到期前，川普為美伊第二次談判開綠燈，也不排除達成長期停戰協議。可能是為了尋求新的戰爭成果和孤立伊朗，川普將視線轉向了黎巴嫩，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十天停火，甚至邀請雙方到白宮舉行實質性會談。這一系列舉動反映出川普結束戰爭的意願越來越強烈。貝森特涉華言論的目的伊朗戰爭爆發以來，尤其在國內通膨壓力增加時，貝森特等經濟官員的表態是為了安撫市場。本周，貝森特就伊朗戰爭的一系列表態明顯是為了消除國內在經濟層面的擔憂。他明確表態說，為了消除伊朗長期的核威脅，短期經濟上“有點損失”是值得的。不過，他的真正矛頭對準了中國。就在國際社會認為中國未受到伊朗戰爭所導致的能源危機的衝擊之際，貝森特14日出席國際金融協會主辦的活動時，批評中國是一個“不可靠的全球合作夥伴”，稱中國在中東戰爭期間囤積石油、限制部分商品出口的做法，類似其在疫情期間囤積醫療物資的行為。他還說，美國對荷姆茲海峽實施封鎖後，中國仍能獲得石油。15日，他又宣稱已經有兩家中國銀行收到美國財政部發出的警告信，如果與伊朗有業務往來，將受到美國的次級制裁。另外，香港特區銀行據稱也收到了美國的警告信。▲4月14日，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美國對荷姆茲海峽實施封鎖後，中國船隻或其他船舶將無法通行。貝森特此番言論明顯是顛倒是非。戰略石油儲備是主權國家正常的能源安全措施。在地區衝突導致供應鏈中斷、油價飆升時，增加採購並充實戰略儲備是負責任的能源安全行為。而且，美國自己也有龐大的戰略石油儲備（SPR），過去多次釋放或囤積以應對國內需求。貝森特對中國銀行的警告，本質上是長臂管轄的又一次升級，試圖把美國國內法強加給中國金融機構。王毅外長在北京會見阿聯官員時也稱，封鎖荷姆茲海峽“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警告：“封鎖行動只會激化矛盾，加劇局勢緊張，破壞本就脆弱的停火局面。”貝森特是川普政府當中主導對華經貿議題的內閣閣員，他的言論明顯是在將正常的國家能源安全行為政治化，目的是為接下來的中美經貿談判尋找籌碼。如果這場戰爭持續下去，也會增加美國同中國的利益摩擦，甚至可能影響川普的訪華行程。不過，從目前川普單方面施壓以色列同意和黎巴嫩停火10天、以便和伊朗達成協議來看，他並不希望伊朗戰爭影響自己和中國的外交接觸。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川普一定程度上也並未完全認可中國援伊的指控，強調自己和中國的關係很好。借黎巴嫩入手解決伊朗問題為了結束伊朗戰爭，川普政府除了向中國施壓以外，也在另闢蹊徑，轉向推動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解。14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華盛頓主持了以色列和黎巴嫩大使之間的會晤，以啟動兩國之間的直接談判。消息人士稱，雙方將重點討論停火的可能性、長期解除真主黨武裝的問題，以及兩國之間的和平協議。4月16日，川普突然宣佈推動以黎局勢“快速降溫”：一方面與黎巴嫩總統奧恩、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通話並促成“十天停火”；另一方面提出邀請雙方赴白宮舉行自1983年以來首次實質性會談。川普這一動作表面上是為黎巴嫩局勢降溫，實質上是在無法在伊朗戰爭中速勝的情況下，重新尋求中東議題的主動權，拿黎巴嫩問題重新定位美國的中東戰略目標。一旦川普促成以黎和解，他會自詡這是他上任以來結束的第10場戰爭。▲4月16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媒體發帖表示，將正式邀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與黎巴嫩總統奧恩前往白宮舉行會談。（圖源：新華社）而且，以黎臨時停火為美伊第二輪談判創造了空間，而伊朗作為真主黨的主要支持者，也一直堅持要求先在黎巴嫩實現停火，才願意與美國就其核計畫、武器系統以及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進行進一步討論。雖然川普政府說，黎巴嫩停火與伊朗談判並無關聯。但川普調停以黎也有可能是為了進一步孤立伊朗。但是，由於真主黨未參與談判，這份停火協議以及未來以黎達成和平協議的可能性都存在不確定性。真主黨不受黎巴嫩政府直接控制，對以黎10天停火協議反應冷淡。該組織表示，停火必須覆蓋黎巴嫩全境，且不允許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內自由行動。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則表示，以色列將在黎巴嫩南部保留一條6英里寬的緩衝區，以保護以色列免受真主黨的襲擊或反坦克火力威脅。也就是說，在不受約束的以色列、不妥協的真主黨以及姿態強硬的伊朗這三方因素共同作用下，川普的中東政策走向充滿不確定性。如果伊朗戰爭能夠迅速結束，川普或許還有機會將其包裝成成功的外交成果；但若戰事持續拖延、經濟成本不斷上升，那麼這場戰爭很可能成為其政治負資產，甚至可能反噬其執政基礎。 (中美聚焦)

美國越來越像一個“流氓”（rogue）國家，如果你是沙烏地阿拉伯、巴西、德國、印度尼西亞、奈及利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你會怎麼做？這是3月26日美國政治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哈佛甘迺迪學院教授斯蒂芬·M·沃爾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文章中拋出的問題。他提到，川普2.0的顛覆性、破壞性和危險程度，遠遠超出了包括他在內的大多數觀察者此前的預期。當前對伊朗的戰爭更是將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每一個國家都必須思考如何應對這樣的越來越“流氓”的美國。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斯蒂芬·沃爾特列舉了三個原因：一是美國依然強大，即使從長期來看它現在推行的一些政策會削弱它；二是，美國現在是“掠奪性霸權”，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剝削盟友和對手，期望大多數領導人對自己卑躬屈膝和效忠順從（詳見《川普的“掠奪性霸權”：無差別勒索》）；三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掌握在一群極其無能的官員手中，從總統往下皆如此。“國際影響力取決於諸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國家相信與他們打交道的人是聰明、見多識廣且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目前，川普政府高層中有誰配得上這種描述嗎？在我看來沒有”。可能有人認為川普下台後，如果一個立場截然不同的總統上台後，這些問題會被扭轉或糾正。但是，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這不太可能，或者說不易被糾正，原因有兩個：一是美國外交政策體系的制度能力正在被掏空，經驗豐富的文職官員（包括一些高級軍官）正在退休或被解職，而他們要麼沒有被其他人替代，要麼被川普式的忠誠派所取代；二是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嚴重，其他國家必須重視美國的政策仍會在不同極端之間搖擺。美國人不僅選舉川普一次，還選舉了他第二次，將來也可能再次選出與他類似的人物。那怕是民主黨人上台執政，任何國家都無法再完全相信美國做出的承諾。所以，斯蒂芬·沃爾特認為，世界其他國家將在未來至少三年、甚至更長時間裡，不得不應對一個強大、可能具有掠奪性並且高度反覆無常的美國，更何況美國也並不是唯一一個危險的“掠奪性”國家。對於其他國家外交團隊如何應對這樣一個美國，斯蒂芬·沃爾特提出了六種策略：制衡（Balancing）斯蒂芬·沃爾特稱，一個國家通過自身努力或與他國合作（或者兩者兼有之）來進行制衡，比如中俄關係的發展、朝鮮對俄羅斯的支援、伊朗在中東的代理網路以及當前俄羅斯向伊朗提供的情報支援等。也有“軟制衡”，即通過有意識的協調外交行動來遏阻強國的目標，比如俄法德2002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協調一致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決議，雖未能阻止小布希發動對伊戰爭，但也暴露了美國的孤立，美國最終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加拿大總理卡尼今年1月的做法也是“軟制衡”，即呼籲中等強國聯合起來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而不依賴於一個不可靠且具有掠奪性的美國。▲2月2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開啟對印度為期4天的訪問，與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建立“新夥伴關係”。當然，在川普政府看來，無論其他國家的制衡是“軟”還是“硬”，在美國眼裡都會表現得懦弱、反覆無常且無關緊要。因為川普政府認為許多國家不願採取高成本行動來對抗美國，“軟制衡”也面臨集體行動是否一致的問題。還有一種制衡，就是發展自身的核威懾來增強安全感，比如日韓等國家再次考慮是否需要發展自己的核威懾能力。此次伊朗戰爭也會強化一些人的立場：伊朗最大錯誤就是沒有像朝鮮那樣儘早全力發展核武器。搭便車（Bandwagoning）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雖然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與一個強大且掠奪性的美國“搭便車”的風險很高，但仍有一些國家會將其視為最佳選擇，特別是那些弱小而脆弱的國家，可能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與美國結盟並寄希望於好運；那些希望借助美國支援推進自身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也會樂於搭美國的順風車。這些國家包括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較小的波斯灣國家，採取的都是機會主義行為。搭便車的還包括一些右翼領導人如匈牙利的歐爾班（Viktor Orban）、阿根廷的米萊（Javier Milei）、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或以色列的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他們將川普視為一個具有聲望且有魅力的人物，與他一樣厭惡自由民主和許多全球規範。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些國家搭便車並非沒有風險。斯蒂芬·沃爾特認為，伊朗戰爭的失敗、美國經濟的疲弱、川普支援率的低迷，都在削弱MAGA品牌的吸引力，進而也會衝擊與美國聯絡緊密的海外民粹主義者的利益。而且，這些右翼領導人的民族主義與美國的“掠奪性”特質所要求的順從姿態並不相容。這也是勒龐最近和川普劃清距離的原因之一。政治操縱（Political manipulation）在斯蒂芬·沃爾特看來，選擇“政治操弄”的國家主要是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海灣國家。這些國家都有各自的盤算，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的同時，也希望利用美國的實力推進自己的目標，並且會努力引導美國的外交政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3月19日凌晨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拍攝的部長級磋商會議現場。（圖源：新華社）比如，以色列遊說群體和納坦雅胡成功說服川普發動了這場戰爭，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薩勒曼據稱也在推動川普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將繼續遊說白宮和國會，確保美國武器的持續供應，同時也可以預期一些更加露骨的利益交換（例如為庫什納或川普集團帶來新的商業交易）將在川普執政期間持續存在。不過，斯蒂芬·沃爾特提到，這場戰爭對這些國家來說也存在風險：如果這場戰爭被視為是美國“替他人而戰”，那麼一旦戰爭結果不佳，美國國內的反彈風險將會加大。多元化與去風險（Diversifying and de-risking）這是常見的應對模式。斯蒂芬·沃爾特稱，當你面對一個不可靠的夥伴時，明智的做法是減少對其依賴，即便這樣做會帶來一定成本。川普加征對等關稅後，美國的貿易夥伴大多採取這種方式，通過彼此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比如，加拿大緩和了與中國的關係，並與印尼和印度達成新的貿易協議；歐盟也與印度以及南方共同市場推進類似經貿安排。猶豫不決或直接回絕（Balking/ just say no）斯蒂芬·沃爾特認為，有時候非常弱小的行為體可以通過頑強地拒絕來達成目的，寄希望於更強大的一方缺乏執行意願或耐心。例如，北約盟友回絕了川普讓它們“護航”荷姆茲海峽的要求，理由是美國行動前沒有事先和它們協商，它們沒有理由為川普的錯誤收拾殘局，或許也希望這次失敗能給美國上一課。▲3月２２日，北約秘書長呂特談及美國總統川普轟炸伊朗的決定時說：“ 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整個世界更安全 。”也有國家表面上表示配合，但隨後拖延執行、宣佈出現新的複雜情況、增加核查難度，並儘可能製造混亂。這種策略的吸引力在於，它既避免了與華盛頓的公開對抗，也避免了承擔完全配合美國的成本。比如，之前北約國家反覆承諾增加軍費開支，但每次都未完全兌現；以色列多次承諾拆除部分定居點，但往往進展緩慢，反而建設了新的定居點。讓美國難堪（Ma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 bad）拿破崙曾說，永遠不要在你的敵人犯錯時打斷它。斯蒂芬·沃爾特稱，美國的對手同樣也會採取這樣的姿態，將美國描繪為自私、好戰、危險，是一個應當被拒絕而不是被效仿的榜樣，讓美國的“軟實力”受損。中國一直保持克制，讓美國自己不斷犯錯。川普2.0政府的做法正是讓這一點變得更容易：比如，吹噓炸燬船隻、宣揚權力就是一切、暗殺外國領導人、虐待移民、對十多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因外國官員批評美國總統而對其實施制裁、如今漫無目標地發動針對伊朗的戰爭等等。▲3月18日，伊朗民眾在首都德黑蘭的革命廣場參加葬禮。（圖源：新華社）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隨著美國的形象從一個“總體上展現善意但偶爾犯錯”的全球大國，轉變為一個冷酷、殘忍、本能上自私自利的國家，即便是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外國領導人，也會警惕不要對美國靠得太近。對於以上六種策略，斯蒂芬·沃爾特認為，它們是相互強化的關係。其他國家的制衡行為越多，就越容易和美國保持距離；美國形象越負面，更多領導人就越有動力反對它；其他國家的對美抵制行為越普遍，其他國家也越容易效仿，因為即便是超級大國，也無法同時懲罰所有輕微的不服從行為。最後，斯蒂芬·沃爾特認為，美國人應從這些可能的應對策略中吸取教訓：強國的優勢在於擁有較大的容錯空間和豐富資源來應對各種問題；但其劣勢在於，一些國家會試圖利用美國的實力達成自己的目的，而另一些國家則會對此感到不安，並設法約束它。因此，一個有遠見的大國應當克制使用權力、尊重國際規範 、承認盟友利益的差異、建構讓各方都受益的機制。在過去75年裡，美國總體上做到了這一點，並因此獲益匪淺，但當前的美國領導人正在迅速背離這一經驗。 (中美聚焦)

在“格陵蘭島危機”之後，歐盟外交官公開發聲，提醒歐洲國家：不能再把安全問題全部交給美國。1月28日，歐盟安全與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就歐洲防務發表講話。卡拉斯表示，現在歐洲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長期而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一時的，而是結構性的，很可能會持續很多年。她直言，歐洲必須接受一個現實：美國正在改變戰略重點，歐洲已經不再是美國最優先關注的對象。卡拉斯稱，這種全面回歸強制權力政治、勢力範圍以及強權即公理的世界的風險非常現實。川普破壞跨大西洋關係，歐洲必須“加強”國防。她強調北約必須“更加歐洲化”，這樣才能保持其力量，必須確保歐洲安全和防務倡議與北約保持互補關係。格陵蘭島，讓歐洲更加警惕美國卡拉斯這番話，和前不久發生的“格陵蘭島風波”直接有關。當時，美國總統川普試圖通過加征關稅的方式，向丹麥施壓，想要控制格陵蘭島。這種做法在歐洲看來，非常強硬，也非常罕見。這場衝突一度讓歐美關係接近破裂。雖然雙方後來通過北極安全協議暫時緩和了局勢，但歐洲已經意識到：美國在關鍵問題上，可能會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不一定顧及盟友感受。這件事，讓很多歐洲領導人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國並不總是“可靠的保護者”。卡拉斯指出，其實美國“戰略轉移”早就開始了，並不是從川普才出現的。過去幾年，美國越來越把重點放在亞太、中東和國內自身問題上，對歐洲的關注明顯下降。卡拉斯明確表示，這種變化不是短期現象，而是長期趨勢，歐洲必須盡快適應。美國態度讓歐洲不安卡拉斯還提到，現在國際局勢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外交風格卻越來越強硬，越來越以自身利益為中心。歐洲領導人擔心，美國在關鍵時刻，可能會為了自己的戰略調整，而犧牲歐洲的安全利益。這進一步加深了歐洲對美國可靠性的懷疑。正因為對美國越來越不放心，歐盟這幾年明顯在加快防務建設。歐盟已經推出多個大型計畫，大幅增加軍費投入，扶持本土軍工企業，減少對美國武器的依賴。歐盟還提出目標：到2030年，歐洲要具備獨立應對重大安全威脅的能力。北約內部出現分歧不過，歐洲想“更獨立”，在北約內部也引發爭議。北約秘書長呂特公開表示，歐洲想完全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並不現實。他說，歐洲如果想靠自己解決安全問題，“只是做夢”。這番話，在歐盟內部引發不滿。很多歐洲官員認為，美國既然已經在調整戰略，歐洲就必須提前準備，而不是繼續依賴過去的模式。歐盟防務專員庫比柳斯也表示，歐洲必須為美國影響力下降做好準備。他說，所謂“獨立”，不是脫離北約，而是讓歐洲在北約裡變得更強，不再完全依賴美國。他強調，有些防務能力，單個國家根本做不到，必須整個歐洲一起建設。庫比柳斯還建議成立“歐洲安全委員會”，加強內部協調。 (鳳凰歐洲)

關心國際政治的人，最近都注意到某種趨勢性變化：從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的“中等強國必須攜手合作”贏得掌聲，到韓國、加拿大、芬蘭、英國、德國等國領導人“接連訪華”或紛紛表達訪華意願，在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攪動世界的背景下，強化對華合作被認為在西方國家中“漸成趨勢”。相關動向顯然不是孤立的。有聲音認為，這很可能是國際秩序大變革浪潮中的一個標誌性節點。美國輿論高度關注這些動向。在連篇累牘的報導與分析中，我們注意到，有幾種典型的涉華錯誤論調。一種是“中國撿漏論”，認為美國與盟友間的“裂痕”讓中國“有機可乘”，甚至挑動稱“中國正在贏得新冷戰”；一種是“中國二次衝擊論”，認為中國不斷發展的產業鏈正在吞噬西方國家的“自留地”，警告強化對華合作就是“任由中國侵吞”。還有一種聲音，姑且稱之為“投降中國論”，它將對華合作視作“軟弱”，是所謂“犧牲價值觀換取市場”，進而宣稱中國正在對西方文明形成“根本性挑戰”。這些說法都是披著不同外衣的“中國威脅論”，本質上仍然是基於冷戰思維的二元敘事。它們假定了一個“中美兩極爭霸”的國際格局，認為每個國家都必須在中美之間作出排他性選擇，要麼依附霸權，要麼靠攏中國。這當中還暗含了對美國盟友的恐嚇：想跟中國合作嗎？你將失去“強大的聯盟”、失去“自己的產業”，甚至失去“自己的價值觀”。這套“洗腦術”刻意迴避各國追求自主發展的真實訴求，用陣營對抗的濾鏡扭曲國際合作本質，既曲解了中國，也曲解了這個世界。西方國家正在選擇中國嗎？某種意義上說是的。剛剛結束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機遇”成為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凸顯了國際社會希望進一步深化對華合作的普遍願望。這是中國以自身發展惠及全球，持續不斷向國際社會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的必然結果。各國深化對華合作，是因為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中國方案的務實有效、中國夥伴的真誠可靠。“中國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平等夥伴”早就成為全球南方國家的普遍共識，如今越來越多國家感悟到這一點，這當中包括加拿大和歐洲國家，並不奇怪。實際上，即便美國，也無法輕易放棄和中國的對話與合作。但進一步而言，與其說這些國家選擇了中國，不如說它們是選擇了順應時代發展的大勢。從全球南方共同推動金磚合作機制“擴容”，東盟國家堅持“不結盟”政策，到如今“中等強國須攜手合作”，這些動向清晰表明，合作共贏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單邊主義的霸權行徑越是逆流湧動，堅持多邊主義的時代呼聲就會越強烈。中國之所以成為“可靠夥伴”，除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磁吸力，更因為堅持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始終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在21世紀的今天，絕大多數國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謀求自身發展和人民福祉。當西方國家領導人不斷表達所謂“舊秩序已死”，這絕非意味著國際秩序的崩塌，而是標誌著冷戰思維的徹底破產。當越來越多的國家擺脫陣營對抗的束縛，堅定地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就越能推動國際格局向平等有序的多極化方向演進；當越來越多的國家能夠自主表達訴求、平等參與協商，全球治理體系就將更加公平公正，治理成果也能更廣泛地惠及各國人民。“我們接受世界的本來面目，而不是我們希望它成為的樣子。”這是卡尼在回應訪華行程時說的一句話。這背後是對全球化時代各國相互依存現實的清醒認知，世界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陣營拼圖。未來，隨著更多國家掙脫冷戰思維的枷鎖，國際秩序將在變革中走向更具包容性的未來，這是歷史演進的必然方向，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期盼。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