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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平宏觀—中國婚姻報告2025
導讀7月30日,民政部發佈《2025年2季民政統計資料》顯示,第二季度,全國結婚、離婚登記年減26.8萬對、減少7萬對。今年上半年結婚登記353.9萬對,離婚登記133.1萬對,年比分別增加10.9萬對、5.7萬對。由於5月施行的《婚姻登記條例》最佳化婚姻登記服務,以及「520」、「521」這類登記的「良辰吉日」等,第二季全國結婚登記對數小幅上升。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組成部分。對個人來說,婚姻是情感的昇華,家庭是實際的歸屬感。對社會來說,長期和諧的婚姻家庭關係有助於社會穩定。目前,中國婚姻情勢有那些變化?1、不婚化加劇。由於年輕人口減少、結婚成本過高、婚姻觀念改變等,2024年結婚對數創近47年來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全國結婚登記對數同比為3.2%,但處於歷史較低水平。2、離婚率小幅提升。「離婚冷靜期」使2021-2022年離婚對數大幅下降。2023年後離婚率連續2年回升,制度調整短期效果減弱,離婚數增長,2025年上半年離婚登記年減4.5%。3、「晚婚」現象突出,初婚人數減少。2024年,25-29歲代替20-24歲族群成為結婚主力,高年齡層(40歲以上)結婚登記佔比大幅上升。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遠高於女性。2023年中國30-34歲男性未婚比例為26.8%,女性未婚比例僅12.1%,分別較2019年上升了8.6、3.4個百分點。隨著社會發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認為婚姻是束縛。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輕人實現家庭變得更加困難。從人口角度來看,人口少子老化問題正在削減適婚年齡人數,結婚「主力軍」減少。“婚都不想結,還生什麼孩子”,正成為一批年輕人的選擇,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重是互為因果的。目前,中國絕大部分是婚內生育,結婚數量的減少直接影響生育水準。老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人口因素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面結構性改革之一。我們在2021年呼籲婚姻背後是人口問題,應全面放寬生育,發放生育補貼,降低生育教養教育成本,長期有助於擴大適婚年齡人口。目前生育政策正積極改變。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轉向鼓勵生育。從「放開三個孩子」到「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建立生育友善社會,發放育兒補貼」。7月,國務院發佈《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提及:從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令規定生育的3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無論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領。啟示:給予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同時,減少因為娶不起和生不起導致的不婚和晚婚現象,為適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會福利,改善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援政策出台,未來的中國人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結婚、生育的力道。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中國人口可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目錄1 國婚姻現況:結婚少了,結婚晚了,離婚多了2 年輕人不結婚:選擇還是無奈?2.1 自我選擇:高學歷、獨立與自我意識覺醒2.2 無奈:婚育成本高、社會壓力大2.3 婚姻基礎削弱:適婚年齡人數減少、婚姻配對困難3 影響:拖累生育水準、加重養老負擔,家庭規模小型化帶來單身經濟4 啟示:盡快全面開放生育,加速建構生育支援體系4.1 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4.2 全面開放並鼓勵生育,降低生育教養教育成本正文1 國婚姻現況:結婚少了,結婚晚了,離婚多了隨著經濟發展,華人婚姻狀況發生很大轉變,主要體現在結婚率下滑、初婚年齡延後、離婚率上升等。一是結婚登記對數不斷創新低。2024年結婚對數創近47年來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較去年同期增加11萬對。2013-2024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6.9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610.6萬對,降幅54.7%。2023年結婚登記對數768.2萬對,年增12.4%,主因疫情後補償性結婚需求釋放。根據民政部數據,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610.6萬對,年減157.6萬對,說明補償性需求已經結束,創下了1978年以來全國結婚登記對數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全國結婚登記353.9萬對,較去年增加10.9萬對。2013-2023年粗結婚率從9.9‰降至5.4‰,2024年降至4.3‰。二是「晚婚」現象突出,初婚人數減少,25-29歲代替20-24歲人群成為結婚主力,高年齡層段(40歲以上)結婚登記佔比大幅上升。2013-2023年,大陸居民初婚登記人數從2386萬的高點降至1194萬人;再婚人數先升後降,2019年達到455.9萬人峰值後降至2023年的342.5萬人。 2005-2024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13.4%,25-29歲從34.3%升至35.1%,30-34歲、35-39歲、40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9.9%、19.9%和19.9%增加。第三是離婚冷靜期制度調整短期效果消退,離婚對數連續兩年回升。1978-2022年,中國離婚登記對數(民政部門口徑)先升後降,從1978年的17.0萬對升至2019年404.7萬對的峰值,此後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萬對,主因實施了離婚期政策。 2024年,離婚登記對數262.2萬人,年增2.8萬對,法院判決、調解離婚89.1萬對。粗離婚率從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上半年離婚登記133.1萬對,年增5.7萬對。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遠高於女性。中國同適婚年齡層的未婚比例有嚴重的性別差異。 2023年,中國30-34歲男性未婚比例為26.8%,女性未婚比例僅12.1%,分別較2019年上升了8.6、3.4個百分點。根據2018年華人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出生組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3.33%,女性為26.79%;出生組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7.99%,女性為33.13%。根據2016年CFPS數據,出生族群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佔比為5.9%,未婚生育比例為0.3%;出生族群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佔比為6.1%,未婚生育比例為1.2%。2 年輕人不結婚:選擇還是無奈?2.1 自我選擇:高學歷、獨立與自我意識覺醒教育時間增加、教育年資延長延後就業平均年齡,進而延後結婚平均年齡。近年來,中國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水準隨經濟發展大幅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4-2023年博士在校學生數16.6萬人增加至61.2萬人,碩士在校學生數從65.4萬人增加至327.0萬人。 15歲以上文盲人口比例從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3年的3.4%。伴隨受教育年資的成長,適婚人口結婚年齡明顯延後。七普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1990年的22.0歲上升到2020年的28.0歲;男性同期從24.1歲上升到29.4歲。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與高品質生活,對婚姻持開放態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獨立的實現與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濟發展和教育水準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1997-2022年,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中,女性佔比從37.2%大幅提高至48.1%。 2023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為2,948.9萬人,佔校生的49.9%。女性在高等教育群體中逐漸接近男性。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增加婚姻市場匹配難度,單身女性規模快速上升。思想開放與社會包容性增強,離婚不再是「談虎色變」的議題。經濟獨立使女性逐漸擺脫婚姻的束縛,更有底氣承擔離婚的不利後果。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02-2022年,人民法院審理離婚一審案件結案數量呈現成長趨勢,從106.6萬件增至143.1萬件,成長34.3%。 2023年經法院判決或調解離婚的夫婦為101.2萬對,較去年同期成長23.3萬對;2024年為89.1萬對,較去年同期成長23.3萬對;2024年為89.1萬對,較去年同期成長-12%。2.2 無奈:婚育成本高、社會壓力大結婚成本高,城市高房價及農村高彩禮。核心城市房價收入比持續提升,年輕人面臨「買婚房」、「還房貸」雙重壓力。 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經過幾輪快速上漲,導致年輕人購置婚房首付、婚後還貸成本明顯提高。 2010-2025年,百城樣本住宅均價從9,314元/平漲至1,6711元/平。 2004-2024年中國個人購屋貸款餘額從1.6兆元增加至37.7兆元,成長22.6倍。 2010-2024年,第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更是從20.0增加到26.1。此外,在部分農村地區,天價聘金導致許多男青年結不起婚。而且,越是偏遠、經濟不發達的地方,聘金要得越高,讓許多農村貧困家庭不堪負荷。生育教養教育成本高,抑制組成家庭意願。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結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如果把一個孩子養大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進行國際對比,澳洲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工作生活難以平衡,更多年輕人選擇延後婚育。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許多大學畢業生選擇「慢速就業」。如果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結婚生育意願自然會降低。此外,已經就業的年輕人面臨較大的工作壓力和競爭壓力,無法達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從而「沒有時間」或「沒有精力」邁入婚姻。2.3 婚姻基礎削弱:適婚年齡人數減少、婚姻配對困難適婚年齡人數減少且仍處下降階段。根據人口普查數據,2010-2020年,15-35歲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33.5%下降到27.2%。根據七普數據,中國80後、90後、00後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別為2.14億、1.78億和1.55億,整體呈現不斷下降趨勢。目前結婚年齡主力25-29歲人口大幅下滑,對結婚對數有負面影響。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中方案”,20-40歲人口仍處減少階段,2024-2044年下降16.8%。適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配對困難。男女比例失衡。例如00後男女性別比約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約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40歲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萬人。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突出。國人30歲以上未婚男性有超過60%分佈在村鎮、一般為較低學歷;未婚女性有超過60%分佈在城市、一般學歷較高。3 影響:拖累生育水準、加重養老負擔,家庭規模小型化帶來單身經濟晚婚導致晚育現象加劇,初育年齡每延後一個月,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結了,怎麼生小孩」。目前,中國絕大部分是婚內生育,非婚生育佔比較低,所以結婚數量的減少直接影響生育水準。 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延後至29.4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延後到28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歲、男25歲)。 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延後至27.9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子)從24.8歲延後至29.7歲。並且,1990-2020年30歲及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數佔14.0%增至45.4%。從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來看,生育一、二、三、三、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7.5、30.3、31.6歲。 2024年總和生育率僅1左右,不足更替水準的一半。晚婚晚育、不婚問題加重少子老化,進而加重養老負擔,拖累國家財政、限制經濟活力。2013-2023年中國鎮工基本退休保險基金收入算術平均成長19.3%,而支出算術平均成長率約22.3%。 2011-2023年中國城鄉基本退休保險基金收入算術平均成長13.6%,而支出算術平均成長率約17.1%。退休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自2012年見頂後逐年下滑,從18.5個月逐漸下降至2023年的11.9個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區域差異較大大,2023年有14省養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龍江、遼寧、吉林下撥金額829.3、844.3、218.7億元,佔總下撥規模的77.5%。單身人口數成長,家庭規模持續縮小。一方面,因為結婚對數下降、結婚延遲等原因,「單人戶」數量日益增長,另一方面,因為住房條件改善,許多年輕人不與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獨居生活。 2023年,中國家庭戶超5億戶,其中一人戶家庭約1億。 2023年,中國15歲以上單身人口數2.3億,佔總人口的16.6%,幾近於歷史新高,超過英國、法國、德國人口總和。單身經濟盛行,單身族群普遍儲蓄低,追求高品質、高品質、高消費的生活,助推新消費模式、以及促進文娛、寵物消費。單身族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費;尼爾森的《中國單身經濟報告》顯示,42%的單身消費者為悅己而消費,遠高於非單身消費者(27%)。此外,單身族群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特點,並注重自我投資。關於對未來一年的時間規劃方面,22%的單身消費者期望去讀書,18%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學習新技能,17%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均高於非單身消費者的13%、11%和14%。尼爾森數據顯示,單身族群注重感情寄託,在寵物消費佔比高於非單身消費者,未婚族群佔57%。4 啟示:盡快全面開放生育,加速建構生育支援體系給予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同時,減少因為娶不起和生不起導致的不婚和晚婚現象,為適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會福利,改進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婚姻背後是人口問題,應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4.1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銀行收儲庫存商品房用於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的人地掛鉤,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二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落實產假哺乳假等製度,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單位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施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加速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三是加大財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託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並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四是托育服務供給和津貼保障。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兒所(0-3歲)覆蓋率,推行幼兒園(3-6歲)免費。同時推動教育改革,實際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大力鼓勵並支援僱主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同時,提高祖輩隔代照顧的動機,減輕父母的照顧壓力。4.2 全面開放並鼓勵生育,降低生育教養教育成本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全面放開生育,將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何時生育的權利還給家庭,由每個家庭自主決定生育的孩子數量。全面開放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畫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完全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加速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施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屋補貼等政策,涵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助。第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施生育稅優惠,加速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屋補貼,降低扶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善的社會支援系統,例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輔助生殖納入社保、發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助券。八是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進一步加大生育補助力度,實際減輕家庭教養孩子負擔。國家層級發放生育補貼的方式開啟內需復甦計畫,發放群體可以向有撫養老人、孩子的家庭傾斜,由於這部分家庭存在較大的育兒、養老支出需求,可以補貼的儲蓄漏出率,同時,可以切實降低這部分家庭生育養育成本。長期來看,新增人口會增加對汽車、房屋、電器、旅遊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支援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生育補助的方案,目前國家層級是三歲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後續可提升補助額度,可以依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小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以此計算,大約需要提供1-3兆左右的補助。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華人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可望逐步改善,以實現人口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澤平宏觀)
中國婚姻報告2025:上半年結婚、離婚對數上升
導讀7月30日,民政部發佈《2025年2季度民政統計資料》顯示,第二季度,全國結婚、離婚登記同比分別增加26.8萬對、減少7萬對。今年上半年結婚登記353.9萬對,離婚登記133.1萬對,同比分別增加10.9萬對、5.7萬對。由於5月施行的《婚姻登記條例》最佳化婚姻登記服務,以及“520”、“521”這類登記的“良辰吉日”等,第二季度全國結婚登記對數小幅上升。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組成部分。對於個人來說,婚姻是情感的昇華,家庭是切實的歸屬感。對於社會來說,長期和諧的婚姻家庭關係有助於社會穩定。目前,中國婚姻形勢有那些變化?1、不婚化加劇。由於年輕人口減少、結婚成本過高、婚姻觀念改變等,2024年結婚對數創近47年來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全國結婚登記對數同比為3.2%,但處於歷史較低水平。2、離婚率小幅提升。“離婚冷靜期”使2021-2022年離婚對數大幅下降。2023年後離婚率連續2年回升,制度調整短期效果減弱,離婚數增長,2025年上半年離婚登記同比4.5%。3、“晚婚”現象突出,初婚人數減少。2024年,25-29歲代替20-24歲人群成為結婚主力,高年齡層段(40歲以上)結婚登記佔比大幅上升。4、未婚比例增加,男性未婚比例遠高於女性。2023年中國30-34歲男性未婚比例為26.8%,女性未婚比例僅為12.1%,分別較2019年升高了8.6、3.4個百分點。隨著社會發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認為婚姻是束縛。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輕人實現家庭變得更加困難。從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齡化問題正在削減適婚年齡人數,結婚“主力軍”減少。“婚都不想結,還生什麼孩子”,正成為一批年輕人的選擇,結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重是互為因果的。當前,中國絕大部分是婚內生育,結婚數量的減少直接影響生育水平。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人口因素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我們在2021年呼籲婚姻背後是人口問題,應全面放開生育,發放生育補貼,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長期有助於擴大適婚年齡人口。目前生育政策正在積極改變。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向鼓勵生育轉變。從“放開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發放育兒補貼”。7月,國務院發佈《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提到:從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每孩每年3600元,無論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領。啟示:給予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同時,減少因為娶不起和生不起導致的不婚和晚婚現象,為適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會福利,改進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人口支援政策出台,未來的中國人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結婚、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中國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目錄1 中國婚姻現狀:結婚少了,結婚晚了,離婚多了2 年輕人不結婚:選擇還是無奈?2.1 自我選擇:高學歷、獨立和自我意識覺醒2.2 無奈:婚育成本高、社會壓力大2.3 婚姻基礎削弱:適婚年齡人數減少、婚姻匹配困難3 影響:拖累生育水平、加重養老負擔,家庭規模小型化帶來單身經濟4 啟示:盡快全面放開生育,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4.1   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4.2   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正文1 中國婚姻現狀:結婚少了,結婚晚了,離婚多了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婚姻狀況發生很大轉變,主要體現在結婚率下滑、初婚年齡推遲、離婚率升高等方面。一是結婚登記對數不斷創新低。2024年結婚對數創近47年來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加11萬對。2013-2024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6.9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610.6萬對,降幅54.7%。2023年結婚登記對數768.2萬對,同比增長12.4%,主因疫情後補償性結婚需求釋放。根據民政部資料,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610.6萬對,同比減少157.6萬對,說明補償性需求已經結束,創下了1978年以來全國結婚登記對數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全國結婚登記353.9萬對,同比增加10.9萬對。2013-2023年粗結婚率從9.9‰降至5.4‰,2024年降至4.3‰。二是“晚婚”現象突出,初婚人數減少,25-29歲代替20-24歲人群成為結婚主力,高年齡層段(40歲以上)結婚登記佔比大幅上升。2013-2023年,內地居民初婚登記人數從2386萬的高點降至1194萬人;再婚人數先升後降,2019年達到455.9萬人峰值後降至2023年的342.5萬人。2005-2024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13.4%,25-29歲從34.3%升至35.1%,30-34歲、35-39歲、40歲以上結婚登記人數佔比分別從9.9%、4.9%、3.9%增至21.4%、11.4%和18.7%。三是離婚冷靜期制度調整短期效果消退,離婚對數連續兩年回升。1978-2022年,中國離婚登記對數(民政部門口徑)先升後降,從1978年的17.0萬對升至2019年404.7萬對的峰值,此後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萬對,主因實施了離婚冷靜期政策。2024年,離婚登記對數262.2萬人,同比增加2.8萬對,法院判決、調解離婚89.1萬對。粗離婚率從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上半年離婚登記133.1萬對,同比增加5.7萬對。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遠高於女性。中國同適婚年齡段的未婚比例存在嚴重的性別差異。2023年,中國30-34歲男性未婚比例為26.8%,女性未婚比例僅為12.1%,分別較2019年升高了8.6、3.4個百分點。根據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資料,出生佇列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3.33%,女性為26.79%;出生佇列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為37.99%,女性為33.13%。根據2016年CFPS資料,出生佇列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佔比為5.9%,未婚生育佔比為0.3%;出生佇列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佔比為6.1%,未婚生育佔比為1.2%。2 年輕人不結婚:選擇還是無奈?2.1 自我選擇:高學歷、獨立和自我意識覺醒受教育時間增加、教育年限延長推遲就業平均年齡,進而推遲結婚平均年齡。近年來,中國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隨經濟發展大幅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4-2023年博士在校學生數16.6萬人增至61.2萬人,碩士在校學生數從65.4萬人增至327.0萬人。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從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3年的3.4%。伴隨受教育年限的增長,適婚人口結婚年齡明顯推遲。七普資料顯示,中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從1990年的22.0歲上升到2020年的28.0歲;男性同期從24.1歲上升到29.4歲。新一代年輕人追求獨立自由與高品質生活,對婚姻持開放態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獨立的實現與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1997-2022年,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口中,女性佔比從37.2%大幅提高至48.1%。2023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為2948.9萬人,佔在校生的49.9%。女性在高等教育群體中逐漸接近男性。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單身女性規模快速上升。思想開放與社會包容性增強,離婚不再是一個“談虎色變”的話題。經濟獨立使女性逐漸擺脫婚姻的束縛,更有底氣承擔離婚的不利後果。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02-2022年,人民法院審理離婚一審案件結案數量呈現增長趨勢,從106.6萬件增至143.1萬件,增長34.3%。2023年經法院判決或調解離婚的夫婦為101.2萬對,同比增長23.3萬對;2024年為89.1萬對,同比-12%。2.2 無奈:婚育成本高、社會壓力大結婚成本高,城市高房價和農村高彩禮。核心城市房價收入比持續提升,年輕人面臨“買婚房”、“還房貸”雙重壓力。1998年房改以來,房價經過幾輪快速上漲,導致年輕人購置婚房首付、婚後還貸成本明顯提高。2010-2025年,百城樣本住宅均價從9314元/平上漲至16711元/平。2004-2024年中國個人購房貸款餘額從1.6兆元增至37.7兆元,增長22.6倍。2010-2024年,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更是從20.0增至26.1。此外,在部分農村地區,天價彩禮導致很多男青年結不起婚。並且,越是偏遠、經濟不發達的地方,彩禮要得越高,讓很多農村貧困家庭不堪重負。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組建家庭意願。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結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根據育媧人口發佈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如果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進行國際對比,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工作生活難以平衡,更多年輕人選擇推遲婚育。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許多大學畢業生選擇“慢就業”。如果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結婚生育意願自然會降低。此外,已經就業的年輕人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和競爭壓力,無法達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從而“沒有時間”或者“沒有精力”邁入婚姻。2.3 婚姻基礎削弱:適婚年齡人數減少、婚姻匹配困難適婚年齡人數減少且仍處下降階段。根據人口普查資料,2010-2020年,15-35歲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33.5%下降到27.2%。根據七普資料,中國80後、90後、00後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別為2.14億、1.78億和1.55億,整體呈不斷下降趨勢。當前結婚年齡主力25-29歲人口大幅下滑,對結婚對數產生負面影響。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中方案”,20-40歲人口仍處減少階段,2024-2044年下降16.8%。適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難。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後男女性別比約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約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40歲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萬人。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突出。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過60%分佈在村鎮、一般為較低學歷;未婚女性有超過60%分佈在城市、一般學歷較高。3 影響:拖累生育水平、加重養老負擔,家庭規模小型化帶來單身經濟晚婚導致晚育現象加劇,初育年齡每推遲一個月,總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結了,怎麼生孩子”。當前,中國絕大部分是婚內生育,非婚生育佔比較低,所以結婚數量的減少直接影響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推遲至29.4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2.0歲推遲到28歲;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分別在1996、1998年超過晚婚年齡(女23歲、男25歲)。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7.9歲,平均生育年齡(所有孩次)從24.8歲推遲至29.7歲。並且,1990-2020年30歲及以上高齡產婦的生育一孩數佔比從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數佔比14.0%增至45.4%。從2020年人口普查資料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齡分別為27.5、30.3、31.6歲。2024年總和生育率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晚婚晚育、不婚問題加重少子老齡化,進而加重養老負擔,拖累國家財政、制約經濟活力。2013-2023年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算術平均增速19.3%,而支出算術平均增速約為22.3%。2011-2023年中國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算術平均增速13.6%,而支出算術平均增速約為17.1%。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可支付時間自2012年見頂後逐年下滑,從18.5個月逐漸下降至2023年的11.9個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區域差異較大大,2023年有14省養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龍江、遼寧、吉林下撥金額829.3、844.3、218.7億元,佔總下撥規模的77.5%。單身人口數量增長,家庭規模持續縮小。一方面,因為結婚對數下降、結婚推遲等原因,“單人戶”數量日益增長,另一方面,因為住房條件改善,很多年輕人不與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獨居生活。2023年,中國家庭戶超5億戶,其中一人戶家庭約1億。2023年,中國15歲以上單身人口數量2.3億,佔總人口的16.6%,幾近於歷史新高,超過英國、法國、德國人口總和。單身經濟盛行,單身人群普遍儲蓄低,追求高品質、高品質、高消費的生活,助推新消費模式、以及促進文娛、寵物消費。單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費;尼爾森的《中國單身經濟報告》顯示,42%的單身消費者為悅己而消費,遠高於非單身消費者(27%)。此外,單身人群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特點,注重自我投資。關於對未來一年的時間規劃方面,22%的單身消費者期望去讀書,18%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學習新技能,17%的單身消費者希望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均高於非單身消費者的13%、11%和14%。尼爾森資料顯示,單身群體注重感情寄託,在寵物消費佔比高於非單身消費者,未婚人群佔比達57%。4 啟示:盡快全面放開生育,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給予年輕人自由選擇權的同時,減少因為娶不起和生不起導致的不婚和晚婚現象,為適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會福利,改進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婚姻背後是人口問題,應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4.1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一是成立大型住房保障銀行收儲庫存商品房用於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的人地掛鉤,建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二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落實產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單位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行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加快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三是加大財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並且,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在全國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差異化。四是托育服務供給和津貼保障。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提高公立托兒所(0-3歲)覆蓋率,推行幼兒園(3-6歲)免費。同時推進教育改革,切實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大力鼓勵和支援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同時,提高祖輩隔代照料的積極性,減輕父母的照料壓力。4.2   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全面放開生育,將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什麼時候生育的權利還給家庭,由每個家庭自主決定生育的孩子數量。全面放開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畫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全面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援系統,比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輔助生殖納入社保、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八是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進一步加大生育補貼力度,切實減輕家庭養育孩子負擔。國家層面發放生育補貼的方式開啟內需復甦計畫,發放群體可以向有撫養老人、孩子的家庭傾斜,由於這部分家庭存在較大的育兒、養老支出需求,可以補貼的儲蓄漏出率,同時,可以切實降低這部分家庭生育養育成本。長期看,新增人口會增加對汽車、房屋、電器、旅遊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支援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對於生育補貼的方案,目前國家層面是三歲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後續可提升補貼額度,可以按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計算,大約需要提供1-3兆左右的補貼。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中國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有望逐步改善,從而實現人口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澤平宏觀展望)
《紐約時報》觀點|持久婚姻的要素
不久前,我參加了我丈夫祖母的追思會。她於六月辭世,是位令人敬畏、才智過人的女家長。我有幸在她漫長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認識她。她的五個子女都在追思會上發了言,她的十二位孫輩中也有好幾位發言。儀式結束後,我環顧滿室的親族,心裡既感到幸運也感到自豪。幸運在於,我一直渴望的就在眼前:一個跨越世代與地域、彼此扶持的溫暖家族人群。他們毫不粉飾,勾勒出一個立體完整的她。她十九歲輟學結婚,四十多歲重返校園並以最高榮譽畢業。她從不讓任何一位孫輩或曾孫輩在紙牌遊戲裡贏她。她參加抗議活動,還一直堅持競賽游泳直到八十多歲,遠在她與之相守五十餘年的丈夫於 2008 年去世之後。我自小生在一個核心家庭成員不多、旁系親戚也寥寥的小家庭。那時我把《一籮筐孩子》(Cheaper by the Dozen)這本回憶錄反覆讀到平裝封皮都快散架了。它出自吉爾佈雷斯(Gilbreth)家十二個孩子中的兩位之手,寫的是在一大群手足裡成長的種種快樂。至於我自己,我當然不想生十二個孩子。我真正神往的,是至親成群所帶來的那份自在默契,而這份默契直到我成年之後才擁有。我和丈夫一起培育了這種關於“家庭”的共同價值觀。對此我很自豪。我並不是為了他龐大的家族而嫁給他,但我們之間最關鍵的紐帶之一,始終是共同經營和維護那個房間裡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一切都要從我們自己的結合做起。索菲·埃爾姆赫斯特(Sophie Elmhirst)的新書《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刻畫的,正是一個共同夢想如何成為婚姻黏合劑的方式,即便那個夢想逆潮流而動,在多數人聽來還有些瘋狂。《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講述的是一對英國夫婦莫里斯·貝利(Maurice Bailey)與瑪拉琳·貝利(Maralyn Bailey)的真實經歷。1973 年,他們在太平洋中部海域被困於一隻救生筏和一艘小艇上,整整漂流了 118 天。他們原來的船被一頭抹香鯨(sperm whale)頂破船體,他們設法棄船逃生,帶上了足夠的物資與一股勇氣與韌勁,才得以在海上漂泊數月、勉強保住性命。正如奧爾加·哈贊(Olga Khaza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所言:“這場冒險幾乎在肉體層面要了他們的命,卻似乎也幫助他們的婚姻存活下來。”在我閱讀貝利夫婦的航海旅程及其後續經歷時,我感到他們那段非同尋常的體驗,以其自身的方式,是頗為浪漫的——當然,對於一段包含生吃海龜肉的旅程來說,這已是它所能達到的最浪漫的程度了。在那艘船上,貝利夫婦達成了一種共生關係,這種關係迫使他們去欣賞彼此的差異:瑪拉琳那陽光般、近乎不切實際的堅定,與莫里斯那近乎憂鬱的現實主義形成了互補。對未來的談論,以及(令人震驚地)幻想著有朝一日能住在另一艘船上,支撐著他們堅持了下去。《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可被視為對當下圍繞異性戀愛情的極端文化敘事的一種反駁。光譜的一端是宗教保守派,他們執意鼓吹更早結婚,並把母親退出勞動力市場當成值得慶賀的事;另一端則有一些女性擁抱所謂“異性戀悲觀論”(heteropessimism)。其中一位經濟學家寫道,她“把資料算了又算,然後決定不再和男人約會”,理由是她依據自己的婚姻經歷以及“美國時間使用調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資料認定,男性也許永遠不會在家庭分工這樁“約定”中履行自己應盡的那一份。當我寫到男女在家務與育兒負擔上的不平衡時,人們有時會誤解我的意思。我關注這些,並不是因為我憎惡或已經放棄異性,或因為我認為所有女性都是男人貪婪自我中心的永久受害者。我之所以書寫這些問題,是因為我願意放長遠看,並且我樂觀地認為文化規範是可以改變的;事實上它們已經在改變,而且比多數人預期得更快。貝利夫婦(the Baileys)表明,即便在 50 年前,男女之間的長期伴侶關係也無須把嚴格的性別分工或宗教當作支柱,也不以是否有孩子為前提;而且,就連像莫里斯·貝利(Maurice Bailey)這樣生於 1933 年的人,也能隨著婚姻處理程序走向更為平等。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要孩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們在戰後英國走到一起時,主動選擇不生育既罕見又具爭議。他們同樣拒絕了教堂婚禮。埃爾姆赫斯特寫道:“當時人們對年輕夫妻的默認期待,是安全與富足,在整潔的家裡有一對活潑的孩子。”貝利夫婦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追求的是冒險,跳出莫里斯在日記裡所稱的“日常僱傭勞動的機械奴役”。被一艘韓國船隻救起並登上國際頭條後,莫里斯一次次把他們的倖存歸功於瑪拉琳。起初,他是船長,是這趟旅程的主導者;但到最後他寫道:“我發現她比我更堅強、更能幹,於是我退後,準備讓她接手。她也的確接手了。”埃爾姆赫斯特寫道:“因此,他們的婚姻更加平等。”許多書評人覺得莫里斯讓人提不起勁,於是看不見他的魅力,他們更喜歡那位勢不可擋的瑪拉琳。可我對莫里斯卻有好感,因為在我的婚姻裡,我是那個內向的人,我也確實比我丈夫更易生刺(儘管我希望自己能帶來一點火花,為他更平和的性情注入能量)。所謂“養男人”(mankeeping)的近來論調與我並不相合,即異性戀女性把伴侶的所有社交與情感需求都一肩挑。我丈夫在他人生各階段都有至交,這份忠誠是我最欽佩他的特質之一。而擁有這種牢靠友誼的並不止他一個男人。我丈夫的祖母有棱有角,我也一樣。據說她在臨終前還對其中一個兒子說,如果她的追思會帶有任何宗教色彩,她就要在他餘生裡“纏著他”。我想,無論她還是我,恐怕都撐不過在小艇上與伴侶並肩度過的 24 小時,但我們同樣經受過情感的風暴。而讀到貝利夫婦及其非凡的考驗,讓我相信我們能駕馭將要到來的事,不管它遠不如在海上迷失四個月那般戲劇性或攸關生死。貝利夫婦旅程的中心教訓是什麼?與另一個人相處,沒有那一次不被命運的風浪所顛簸。 (一半杯)
中國古裝第一美人嫁大馬富商17年,“不問對方過去”婚姻觀獲贊
結婚至今17年恩愛甜蜜。(取自《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微博)(北京3日訊)被譽為“古裝第一美人”的中國女星胡靜,於2008年與馬來西亞富商朱兆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十分幸福。結婚至今已17年的他們,依然恩愛如初。最近兩人共同參與錄製綜藝節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在最新一集中大方分享婚姻觀,直言夫妻從不過問彼此的過去,彼此保持界限與尊重,獲得網友廣泛認同。胡靜有“古裝第一美人”之稱。(取自微博)胡靜與朱兆祥結婚17年始終甜蜜如初,她坦言保持婚姻幸福的關鍵之一,就是不去追問對方的過去,而是彼此尊重。如果過於追問,反而可能在心裡留下結,影響感情。她在節目中分享說:“我們從來不知道對方的過去,他真的讓我挺意外的,從來不問我的事情。我想他一定也好奇,就像我其實也對他的過去好奇,但我選擇不問,因為我覺得不重要,都過去了。從我們認識那一刻起,是我們兩個人的未來。”夫妻一起參與節目錄製。(取自《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微博圖片)她還表示:“去問以前的事,就是給自己一個結,那可能很輕微,但隨著婚姻時間增長,你可能越來越在意,那就可能變成你們將來的障礙。所以我寧願什麼都不知道。”夫妻之間保持邊界感,保留最初戀愛的純粹心態,婚姻才能長久。不少網友紛紛稱讚胡靜通透且有智慧,認為她的婚姻觀值得學習。 (馬來西亞通)
不領證,維持未婚,女性職場新人設
“先換工作還是先領證?”“結婚了但是沒有領證,找工作可以說自己未婚嗎?”“失業了我還要領結婚證嗎?”在社群媒體上,許多貼文發起看來有些隱私又「怪異」的提問。我們找到了這些發文者,發現她們絕大多數是處於25-32歲的年輕人,女性。在大學畢業僅幾年後,她們逐漸面臨社會時鐘壓力,急切地想在工作與婚姻問題中尋找平衡的支點。社會壓力迫使年輕女性在工作與婚育問題中尋找平衡點/《82年的金智英》劇照但她們中的許多人發現,所謂的平衡並不存在。於是,在工作、結婚等人生大事交織的階段,她們的精力卻花在了適應職場對「已婚未育」群體的隱密歧視。為了得到一份工作,想結婚的她們有的在求職中撒謊,有的選擇只辦婚禮不領證——「已婚」彷彿是一個污點,唯恐為外人所知。更多的人還在迷惘。無一例外,她們都在為一個理應有肯定答案的問題而焦慮:如果一位女性選擇了結婚,未來不排除要生育,她能獲得一份不錯的工作嗎?已婚焦慮2024年初,28歲的迪迪夢想的婚禮,在一個普通的周末舉辦。婚禮結束後,她第二天照常上班,唯一發的那條慶祝朋友圈,她細心地遮蔽了所有同事。這就是她定義的結婚,與對像不領結婚證,但是在雙方父母、好友的見證下,兩人在婚宴中許下誓言。唯一特別的地方在於,相較於丈夫,她只邀請了少數朋友,更不敢告知同事。但男方這邊,項目組所有同事幾乎都受邀出席。《請和我的老公結婚》劇照對結婚,她更希冀是一件低調的事。她用邏輯說服了丈夫——自己才剛跳槽進安徽合肥的新公司半年,不想讓領導同事們對她留下「已婚」的印象。更深入一點說,「已婚」身份的暴露多少讓她感到「不放心」。 「不想給他們留下我入職沒多久就來結婚、蹭婚假的印象。」迪迪說。身為財務——文職崗的一種,她擔心自己因為已婚而被列入被裁的人選。再加上她在半年前從原先的國企來到現在的私企,按照她理解的職場“潛規則”,私企對女性的婚育狀況可能更在意。從某種程度而言,她也可以理解企業的邏輯。 「如果你是一位小老闆,你願意招年輕有活力工資低的大學生,還是招已婚未育或適齡未婚未育的女性呢?」按照效率優先的原則,迪迪表示,僱傭一位面臨生育的女性,意味著企業要支付更高的用人成本,還要在她休產假期間找到替代人手。即便是僱用已生育的女性,公司也擔心員工隨時因為家庭放棄工作/《小夫妻》劇照但明明一切什麼都還沒發生──新公司還沒有裁員打算,公司的領導和同事看起來也面目和善。迪迪還是擔心,遲遲不敢與丈夫領證。26歲的盧陽也在2024年末,選擇與對象結婚辦酒席,但不領結婚證。婚禮是由雙方父母推動操辦的,五金、彩禮等全套流程也準備齊全。長輩的意思是,兩人戀愛了兩年,「辦婚宴就是一種正式的(儀式),不是不明不白地兩個人混在一起」。但盧陽也在對工作的焦慮下,選擇了不領結婚證。她所在的藥企,近年來隨著行業越加“內卷”,業績下滑,員工從70多人縮減至50餘人,工作量把盧陽等留下的實驗員壓得喘不過氣。「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遇到工作量最大的周期,她在雙休時的周日下午就開始焦慮。晚上入睡後,她會不間斷地醒很多遍。驚醒後,她不停地看鬧鐘,怕周一上班時間即將來臨。過載的工作讓盧陽總想跳槽,這樣的狀態加劇了她對「已婚」的擔憂。 「很多企業很害怕適齡已婚未育的。」她與迪迪給出了相同的結論。她擔心自己已婚狀態,影響她換工作。《氣象廳的人們:社內戀愛殘酷史篇》劇照在她過去半年多海投、找工作的過程中,她只獲得了兩三次招募方的「橄欖枝」。在少數的互動裡,無一例外,招聘公司的人力資源(HR)都向她問起了婚育狀況。「我說我未婚未育,近幾年沒有生小孩計畫。」盧陽說——從法律角度而言,她的確是未婚狀態。但HR的這道必問題,也讓她更不敢領證了。「到底應該什麼時候備孕要孩子呢?」她沒有答案。一切還是得取決於她的工作。如果成功跳槽了,「那我生孩子可能在兩三年後」。她和迪迪一樣,認為企業不喜歡新進職的職工很快就懷孕。 “但是如果我今年仍然沒有換到心儀的工作,那大機率我明年會考慮在這家公司備孕。”備孕時間也取決於工作狀態/《月水金火木土》劇照在文化產業的米萊,也在30歲的節點,被這樣的選擇焦慮纏繞。她在入職現在這家單位時結了婚,但此後的人生並未一帆風順。工作到了第四、五年時,處於隨時想離職的狀態。而在求職網站投稿時,她愈加發現,自己深受「已婚未孕」的身份困擾。面試時,她會被面試官問到是否有懷孕打算,甚至詳細問到了家庭資產等等。她猜想,這些問題都是為了檢視她未來是否會穩定工作,以及能否勝任強度很高的工作。資料顯示,婚育問題愈加成為招募方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智聯招聘近日發佈了《2025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稱,在女性遭遇職場不公現像中,「求職被問到婚育」居於首位,該現象佔比為62.5%,高於去年的48.8%。不同性別職場人遭遇職場性別不公情形/圖源:《2025年中國女性職場現況調查報告》但事實上,米萊對於懷孕計畫等人生處理程序,也常常感到迷惘。朋友勸她,趁著年輕,在原單位趕緊生下小孩,抓緊享受產假等福利,以後再想著換工作。這看起來像是一個最佳的方案,但米萊仍感到其中的荒謬。 “現在我們家還沒有攢夠錢,還不想有孩子。但當我想換工作提升收入時,人們又覺得已婚未孕的女性容易懷孕,不給機會。”職場摺疊來自社會的焦慮普遍作用於適齡婚育女性的身上。但包括迪迪、盧陽和米萊都承認,她們也還沒有親歷因為婚育問題而被職場歧視。她們說不清楚,這到底是真實存在的一種職場潛規則,還是一種性別視角下隱匿於女性之間的焦慮。談到女性的婚育問題,浙江某大型民營企業HR胡楊說道:“我們不對已婚未婚做要求,我就是在公司結婚懷孕生子的。”她直接表示,成立家庭的女性意味著工作更穩定。 “有了孩子的確會影響(女性)加班,但是這個也看女性自己選擇。”在她的視角裡,求職女性對已婚身份的擔憂是毫無必要的。 “一般大公司都不會看性別。”她說,“除非有些特殊崗位產線要上夜班的,才優先男生。”《人到30又如何》劇照碩士畢業後入職了一家上海外資企業的詹妮先前也是這麼想的。四年前,她在上海這家年輕的醫藥公司入職,薪水在業內不算高,年薪30萬左右,工作24小時待命。但她還是熬了下去,為的是這家公司所獲得的鉅量成長。她自以為,自己個性好強,工作上進,和部門領導關係也相當融洽,雙方信任程度很高。一切的轉折發生在三年多前——和她是研究生同學的對象向她求了婚。備婚拍婚紗照期間,同事把她要結婚一事告訴了部門老闆。很快,她第二天即收到了對方的詢問,“你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要孩子?”再過了幾個月,她還收到了對方的“囑咐”:“你備孕的時候要記得和我說下。”但珍妮自己也沒想到,半年後,她意外懷孕,成為整個部門唯一一位已婚,且面臨生育的「90後」。擔心老闆介意,第一時間,她跑去找他,承諾自己不會因為懷孕而影響工作。沒想到,這成為了她職場滑墜的開始。她能感受到了其中的微妙變化。曾經,上下級融洽的關係消失了,她感受到,部門領導此後的許多行為都像在針對她。例如,一次團建飯桌上,領導給她敬酒,她明確表示自己不能喝酒,得到的卻是他當眾地抱怨:“你為什麼不能喝?”《北轍南軒》劇照到懷孕晚期38周時(懷孕一般滿37周代表小孩足月,隨時可能出生),她實在無法堅持工作了。終於,領導決定為她的工作尋找外包,但前提是,他對外稱,找外包是因為她的工作不努力。 6個月後,她休產假歸來,他仍對同事表示,少給她工作。「她生孩子身體不方便,工作上的事不用找她,人家也不方便。」他囑咐其他同事。種種安排將她區別對待,都對詹妮造成了很大打擊。她的工作提倡“多勞多得”,沒有被安排工作的她,產後工作的月薪也大幅降低。最終,等哺乳期結束,孩子剛滿1歲時,2024年10月,她收到了人力部門的通知,因條件不匹配,公司單方面與她解除勞動關係。《凡人歌》劇照她只獲得了公司N的賠償,即3個月的月薪。「我今年31歲,感覺我的職場生涯因為婚育即將畫上句號,已經過去快半年,這種感覺和狀態至今無法治癒。」詹妮仍到痛苦。這種被邊緣化,被突然失業襲來的無助,27歲的張含也曾深有體會。那是2021年的事了,她24歲,正在一家房地產企業工作了9個月,做產品經理。她在春節前夕與現任丈夫會合。相處與相愛只花了兩周,兩人決定廝守終身。那年的大年初八,民政局剛開門的日子,他們火速領了證。領了證,張含理所當然地認為,那就應該把婚假休了。 10天的婚假申請,很快,領導與HR部門都批准了。圖源:unsplash令張含和比她大9歲的丈夫都沒預料的是,在休婚假期間,她收到了HR的通知,告知她因能力不足,她被解僱了。這是她從未在領導處獲得的評價,而且,公司先前並未透露出打算裁員的信號。後來,是丈夫搶過電話,與HR對質時才得知,公司對她結婚、休婚假的決定很不滿。對方傳遞出來的意思便是,“就你個新人還休婚假,還一下子休那麼多天?”這次失業後,張含在此後的找工作階段,才逐漸知道結婚對工作的影響之大。在面試時,她經常會感到被質疑,“結婚了嗎?你們要不要孩子,為什麼不要?”有時,即使她對HR表達了打算丁克的想法,「HR也只會認為這是託辭」。總之,話裡話外,張含都覺得,“HR就是害怕女性會去生產或婚嫁。”《勝券在握》劇照在上海某大型集團負責校招、目前已離職的前HR芋子也同意張含的說法。她介紹,自己是做應屆生校招,面試時一般不會涉及婚姻問題。但是,在面向社會人員的社會招聘時,「一般都會問」。「雖然不想承認,」芋子說,「但是一位女性如果已婚未孕還是會受到歧視。」企業在選人時,儘管要看能力以及領導取向,「但(婚育問題)還是會成為衡量標準之一」。據她觀察,如果一個女性是已婚未育,這意味著她「在公司很容易被領導拿捏」。這是因為,已婚未孕「女性很難在外面找到新的工作,就得聽領導的任何安排」。「已婚已育是最好的狀態,」芋子認為。 「未婚的情況,如果在校招,比較有優勢,如果年齡大了,也不是市場最歡迎的,(因為)會存在未來結婚以及生育的風險。”無法忽略的成本部分企業為何如此在意女性的婚育問題?從中國生育保險設計來看,生育保險屬於社會保險的一種,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企業都需要為職工按比例繳納生育保險費用。而繳納了生育保險以後,孕婦在產前檢查、分娩、生育手術等費用,都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企業也無需直接承擔。除此之外,生育保險制度也保障了女性的生育津貼,也就是休產假工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生育津貼對職業婦女休產假離開工作崗位期間給予經濟支援,按照僱主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向女性計發。同樣地,這一部分也由社會保險機構頒發。單從用人成本而言,生育的支出本來不對企業構成太大的壓力。但從用人單位的角度來看,芋子告訴南風窗,算上懷孕期間可能產生的人力成本等等,女性職工始終要(比男性)更高。再加上,“一般男性可能身體素質高於女性”,於是,在招聘時,她也遇到一些部門領導,在招聘需求裡明確和人力部門提出,他們不要女性。「綜合考慮成本,找男性最省事。」芋子總結。一個普遍的心態,上述受訪者都指出,女性懷孕,讓企業更在意的不是用工成本,而是在女性懷孕期間產生的微妙需求和變化。其中,最難的便是為她的崗位尋找替代人力。《愛很美味》劇照找到一個替代的人手對於部分公司而言是件麻煩事。張含以她過去所在房地產行業為例,他們做項目時通常需要熬夜,有時甚至需要通宵達旦。如果有人因為懷孕、身體不適或休假,HR以及僱主會感到非常不方便。「HR只負責用最小的代價,找出永不休息的『牛馬』。」張含總結。許多調研結果也證實了企業真正的顧慮。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曹薇薇在一篇論文裡寫道,目前,勞動市場針對女性生育歧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按照生育保險法律政策,企業僱傭育齡女性用工成本相對男性更大。 “主要(成本)並非繳納生育保險和生育津貼支出,而是員工因孕產育休假時的人手短缺。”她在研究中指出,中國實施的產假、哺乳假、育兒假等假期措施主要針對女性展開。隨著中國近些年開放三胎政策,許多省市在《女職工特別保護條例》規定的98天產假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女性生育獎勵假或延長女性產假。多數省份規定的女性產假為128~158天,產假最長的甚至可達1年,同時也鼓勵企業為生育期女性提供彈性的哺乳假期。宜昌市鼓勵支援城區用人單位將在宜合法生育婦女產假延長至1年她因此認為,過多的職業禁忌和休假要求同時提升了女性勞動者的成本,加劇用人單位對婚齡育齡女性的排斥。曹薇薇對南風窗表示,鼓勵生育政策期間,針對女職工的生育特殊保護措施,有可能會對女性在職場造成「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因為,「只有女性才需要休產假,儘管有的省市鼓勵男性休育兒假,但天數少、也不是必須的」。以上種種,都強化了用人單位的性別分工思維模式,認為女性生育後將成為照顧孩子和家庭義務的主要承擔者,進而怠慢工作。因此,在同等條件下,它們不願意僱傭女性求職者。而且,曹薇薇也表示,在女性遭遇了就業歧視後,中國對就業歧視受害者的司法救濟機制還在完善處理程序中。2018年,最高法院新設定平等就業權案由,明確了司法機關對於勞動性別歧視的起訴應依法受理。但曹薇薇也發現,「即便有了法律保障,育齡女性遭受就業歧視後的舉證仍是一個難題」。《女士的品格》劇照這是因為,許多歧視,發生在非常微妙的角落、細節處,甚至不會直接地表現出來。曹薇薇舉例,有的涉事用人單位會以保護懷孕為由將女性調至低薪崗位,或故意給女職工安排無法完成的任務。這些打壓、排擠、找碴兒行為,通常很難形成證據,「舉證難,又妨礙了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於是,曹薇薇說,對於當下女性面臨的隱形職場歧視,中國缺乏有效的實施監管機制和可行的救濟機制。而認定標準不明、法律責任規定不清等等漏洞,都可能導致上述法律法規中的反就業歧視變成「殭屍條款」。丈夫懷孕後感到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詹妮,也沒有走向維權仲裁,「因為我很難證明他(指領導)犯法」。況且,勞動仲裁時間太長,流程很繁瑣,她對南風窗說,「受傷的還是自己」。失業被裁的半年裡,她除了要偶爾被迫處理焦慮情緒以外,剩下的時間都分配給了在家投簡歷、帶孩子和做家務,過得並不比從前上班時輕鬆。如曹薇薇所說,社會對待已婚已育女性的普遍印象,便是要花大量精力在孩子身上。而在小家庭內部,詹妮也能感受到這樣的期待。公婆對她的態度便是,如果她失業在家,那麼她最好要包攬所有家務,以及肩負照顧孩子的責任。如果可以,她最好趁這段時間再要二胎,生個兒子。《未生》劇照小孩從出生到現在1歲多,詹妮回憶,“她每晚和我睡,我有了黑眼圈,頭髮掉得快禿頭了。”至於丈夫,她也不能說他不合格。他肩負養家的重任,偶爾會和她表達自己壓力很大,擔心失業,擔心無法還上房貸。他只能下班或周末回家時陪孩子玩或讀書,但也「基本上做不到(陪伴)很久」。總體而言,她的經驗是,「男性結婚是加分項」。她的丈夫在結婚生子後,經過跳槽,反而獲得了更高的薪水。而珍妮發現,在她的家庭內部,「薪水少的人或沒有工資的人(通常是女性),要承擔99%家務和教育孩子的責任。男人只用上班,其他什麼事也沒有」。但她也表示,“整體上,我對我老公還是很滿意,這個滿意是和大多數其他的爸爸比起來。”男女在默認模式下育兒責任的差異,也是被眾多社會學以及法學學者認為改變現狀的關鍵。曹薇薇告訴南風窗,“當前,我們的許多生育保障措施仍然建立女性承擔育兒責任的假設上。這背後思路實際上仍認為,生育背後的養育也理應是女性主導型的責任。”《82年的金智英》劇照因此,她認為,當下的生育政策應從「母親主導型」轉變為「家庭生育友善」。而且,因為生育造成的經濟支出,不應僅由企業和女性單方承擔,而應由包括國家、社會在內的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擔。例如,當企業因客觀條件或成本過大無法為孕產育期員工提供與其孕前相當的薪資工作安排時,有關部門應該給予企業積極支援,以減輕僱傭育齡女員工的負擔。近年來,中國一些學者也曾建議,應給僱傭女職工較多的企業減稅。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副院長楊凡教授近日在受訪時表示,當前學界達成共識的是,女性產假並不是越長越好,產假要綜合考慮休假時長對家庭內部的影響、女性職業發展等多重因素。楊凡因此提倡:“我認為要實行夫妻共同的休假制度。國外的研究和國內的探索,都提倡父親共同參與育兒。首先,這有利於嬰幼兒的發展;其次,夫妻雙方都休育兒假,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小夫妻》劇照好消息是,越來越多部門開始注意到職場針對適齡女性的隱形歧視。2025年3月,湖南省總工會曾發佈勞動法律監督提示函,提醒僱主維護女職工合法權益及特殊權益。提示函提醒,全省僱主在招錄(聘)過程中除個人資料外,不得進一步詢問或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不得將限制結婚、生育或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聘)用條件。在蘇州的新公司待了1年半後,辦了婚禮還沒領證的迪迪,終於在2025年與丈夫領了結婚證。原因是,她看到現在公司裡的女同事,“該結婚的結婚,該生小孩的生小孩”,總算擁有了點安全感。她終於能證明,先前在她腦子裡對已婚身份的擔憂有點過度。她遇到了還不錯的職場,今年順利地懷孕了。2025年,還在找工作的詹妮,也收到了一些比原先薪資打了七、八折的offer。但在入職體檢時,她曾被要求檢查Hcg(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項目。這是一種由α和β二聚體的糖蛋白,指標大小可以用來檢測她是否懷孕。除此之外,屢次面試之中,31歲的珍妮要對面試官證明,她現在沒有懷孕,未來在入職幾年內,也保證不會懷孕。 (南風窗)
雷軍的“性張力”,很多人都不懂
01最近雷軍很火。他短暫蹭上首富的位置,一小時帶貨小米汽車賣了幾十個億,讓所有明星網紅都黯然失色,成為中國企業家中史無前例的存在。現在的雷軍,“性張力”拉滿。有人做了一個不正規的街邊調查,雷軍的滿意度非常高,尤其深受中年婦女的喜歡。猶記得去年《歌手2024》搖人榜,雷軍憑藉一首《Are you ok》登上榜首,而且是遙遙領先,這都是網友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為什麼雷軍能夠被這麼多人喜歡?有個網友說得一針見血:雷軍沒有酒色財氣的印記,所以能走得更遠。什麼叫“酒色財氣”?我們拆開來解讀。“酒色財氣”簡單拆開來就是“酒氣”、“色氣”和“財氣”。先說“酒氣”。我們印象中油膩的中年男人是什麼樣?是身材臃腫,肥頭大耳,有著“懷了幾個月身孕”的啤酒肚,身材管理得一塌糊塗。一個人的身材,就藏著他最深層次的自律。他們在和狐朋狗友的胡吃海喝中,他們在一聲聲的“幹了這杯”的吆喝中,在所謂的應酬中,漸漸變成了當年自己最討厭的模樣。恕我直言,如果你見到一個中年男人是腦滿腸肥的樣子,那種油膩感和“酒氣”會不自覺的地升到100%。許多中年油膩男人熱衷於在酒桌上研究“魚頭對著誰”,熱衷於搞各種圈子和聚會,出口閉口就是我兄弟我親戚,“這事沒有我搞不定的”。“口水與牛皮齊飛,煙氣共酒氣一色”,常年浸泡在這樣的環境中,又怎麼不會油膩感滿滿?而反觀雷軍呢?他每天都雷打不動跑10公里。凌晨五點半的北京,中關村依然沉浸在夜色中。雷軍已經換上運動服,踩著熟悉的路線開始每日5公里的晨跑。這個習慣,他堅持了整整12年。整整20年他的身材都沒有走樣,有多少人55歲還能保持他現在的體貌?他曾在採訪中笑稱:“寫程式碼和健身都是‘底層最佳化’,前者塑造數字世界,後者雕刻物理肉身。”每天清晨的跑步,對他而言不僅是鍛鍊,更是喚醒大腦的儀式——晨跑後的1小時,往往是他構思戰略、批改財報的黃金時間。不僅生活方式很自律,他的飲食也自律到令人髮指。他的早餐經常是兩個水煮蛋+半根玉米+一杯無糖豆漿,午餐是糙米飯配清蒸魚和時蔬,絕不用油煎,晚餐則是能簡單就簡單,極少吃大魚大肉。一個人能十年如一日保持自己的身材,這背後自律的堅持讓人心生敬佩。02說完了“酒氣”我們再來說“色氣”和“財氣”。為什麼很多中年男人被罵“老色胚”?為什麼很多女性都反感中年男性的“凝視”?說到底就是“色氣”太盛了。GQ實驗室曾經推送了一篇名為《一桌沒有姑娘的飯局,還能叫吃飯嗎》的文章,引得很多中年男性瘋狂轉發。他們把女人叫做“菜”,一盤盤被端上來,讓這些女人在飯局上跪舔和諂媚男人,所以沒有女人的飯局,根本就不叫吃飯。說實話,雖然身為男性,但這樣的遣詞造句讓我倍感噁心。要是內心是這樣想就算了,還真的敢這樣寫出來,甚至還沾沾自喜?很多中年男人,喜歡在辦公室講黃段子,喜歡用葷段子把年輕的女性逗得滿臉通紅,甚至還有很多中年男性喜歡運用手上的那點權利去玩潛規則,內心極其齷齪。中年男性只要稍微沾點“色氣”,那油膩感和骯髒的程度簡直是立馬增進百分之兩千。而反觀雷軍是怎麼做的呢?妻子張彤是他的初戀,兩人是大學校友,在圖書館的深夜燈光下因學術交流而結緣。兩人從校園愛情到走入婚姻,38年如一日相濡以沫,他們的家庭生活低調而溫馨。平時工作中,雷軍非常懂得避嫌,重要會議必有第三人在場,與異性保持安全距離。正如雷軍自己所說:“企業家若無法克制私慾,事業根基必然動搖。”在資本與美色頻繁媾和的商業場域,雷軍的婚姻觀堪稱一股清流。30年如一日對待一段婚姻,也會30年如一日對待公司的產品,這也是大眾如此信任他的原因。03最後說“財氣”。許多中年男人有了一定的資歷和閱歷之後,喜歡論資排輩,喜歡各種炫耀,喜歡講身份感。而雷軍是怎麼做的呢?在他身上,你看不到富豪常見的炫耀性消費。55歲的他,身家千億卻經常穿著百元Polo衫,向母校捐贈13億元卻從未曬過支票照片,出差坐經濟艙,辦公室擺著二十年前的舊書包,深夜在微博與粉絲討論產品細節。雷軍為人非常謙遜,員工可以隨時找他討論技術問題,甚至爭論到面紅耳赤都沒事。正是這種“去權力化”的管理模式,讓小米成為了“工程師的天堂”。很多人知道雷軍謙虛地蹲下給購買小米汽車的客戶開車門:卻不知道他雷軍“賭上全部聲譽造車”,在造車期間,他甚至在工廠打地鋪三個月,與工程師同吃同住。這種“沉浸式創業”讓他保持每天十幾小時的工作節奏,用15分鐘去切割時間的顆粒度,連午休都在思考產品定義。當同行在會所吹噓人脈時,他正蹲在車間改進汽車座椅;當富豪在網上曬私人飛機時,他正在實驗室偵錯晶片參數;當其他中年男人沉迷酒局應酬、社交炫富時,他卻將全部熱情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情上。在這55歲男人的身上,有我們很多年輕人都不曾有的“少年氣”。在物慾橫流的商業叢林裡,雷軍像一泓清泉,流淌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澄澈。也正是因為他的“無酒色財氣”,才讓他有了更多時間去專注產品、敬畏使用者、堅守長期主義。雷軍在極致與真誠中,正在重新構造一種商業文明。 (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