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革命老區法國，又双叒叕“革命”了！17萬人湧上街頭示威遊行，到處打砸搶燒，目前已經有473人被捕，13名警察受傷，多地交通中斷，建築被焚。這麼大規模的遊行，你以為貝魯總理的位置要坐不穩了吧？完全不用擔心，因為人家貝魯在9月8日，就被法國國民議會的一份不信任案投票給趕下台了，法國人就是想撒氣，也找不到對象。至此，貝魯已經成為馬克宏總統任期內下台的第六位總理，也是法國一年多以來第三位辭職的總理。別著急，這事還不算完。法國工會計畫9月18日發起更大規模罷工，新總理勒科爾尼也面臨議會不信任動議威脅。那麼，法國政府這是幹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把法國人得罪得這麼厲害？答案很簡單，法國2026年預算草案計畫削減438億歐元財政支出，動了太多人的蛋糕。然後有人一煽動，就呼呼啦啦上街了，整個法國都陷入了刺鼻的硝煙和嚴重的混亂之中。當然，這事跟我們沒啥關係，不過我們在吃瓜之餘，也難免會產生一個疑問：法國是民選國家對吧？政客要討好民眾才有選票對吧？那麼法國的政客為何不按常理出牌，把民眾得罪成這樣呢？其實吧，也不是法國的政客想這樣，實在是沒辦法。因為不這麼幹，法國就要破產了！法國之所以政局動盪，動不動就有黃馬甲上街遊行，並不是因為法國人真的有什麼革命傳統，其真實原因其實很簡單：經濟。咱們都知道，美國欠了一屁股債，幾輩子也還不清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法國也欠了一屁股債。法國GDP3.1兆美元，財政收入1.45兆美元，接近一半，這也太高了好麼？財政收入GDP比重，南非為34.5%，俄羅斯為34.3%，印度為31%，這都已經算是很高了，誰能想到法國人更狠，竟然接近50%？那中國是多少呢？17.2%。更魔幻的是，法國政府財政支出竟然高達1.77兆美元！佔GDP的57%！那麼問題來了，法國人是怎麼以1.45兆美元的收入，來實現1.77兆美元的支出的？答案很簡單，借錢唄。簡單的說，如果我們把法國看做是一個個體，那麼這個個體目前維持生活完全靠刷信用卡。債務窟窿越來越大，這怎麼可能持續？所以前總理貝魯，那怕知道出台削減赤字的預算案會得罪民眾，他也必須這麼幹。他還說，法國政府過去50年“借債成癮”，已成為法國“無法擺脫的詛咒”，還呼籲所有法國人為削減赤字和債務作出“集體努力”。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法國人是並不想作出“集體努力”的。我把你選上去是為了讓你解決問題的，不是為了讓你扣我錢的！你要是扣我錢，我就遊行！這就是法國現在面臨的窘境：削減支出會導致遊行，政府倒台，不削減支出財政入不敷出，總有一天會爆掉，這簡直是無解的死循環。其實吧，其實法國這種高稅收、高財政支出、債務節節攀升的經濟模式，在歐洲屬於普遍現象。義大利，稅收在GDP佔比42.8%，財政支出佔比53.8%；芬蘭，稅收佔比42.4%，財政支出佔比57%；英國，稅收佔比35.3%，財政支出佔比44.17%；瑞典，稅收佔比41.4%，財政支出佔比47.79%；奧地利，稅收佔比42.7%，財政支出佔比56%。歐洲國家只有德國整體資料還算是健康，稅收佔比24.3%，財政支出佔比31%，差距沒有那麼大。下面，我們就以法國為麻雀，剖析這種高稅收與高財政支出的模式的危害。1. 難以為繼的財政明眼人都能看出，目前法國這種依靠舉債的高財政支出難以維繫，總有一天要爆掉。法國人其實自己也知道，所以幾乎每一任總理，首要任務就是要維持政府運轉，不至於暴雷。簡單來說，就是壓低赤字，不讓政府借那麼多錢。但問題在於，這太難了。為何？因為法國建立了全歐洲最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涵蓋醫療、養老、失業、家庭補貼，可以說是“從搖籃到墳墓”，全都給你管了。比如，生育孩子後能獲得豐厚的生育津貼，家庭養育的孩子越多，獲得的津貼就越多。每年開學季，中低收入家庭還可以獲得一筆錢用於購買學習用品，減輕開學負擔。比如，所有合法居住的居民都必須加入醫療保險體系，普通門診和藥品費用，基礎醫保可以報銷約70%。對於低收入、患有長期慢性病或重疾的人群，可以申請100%的醫療費用全額報銷。再比如失業金，失業前工作滿一定時間，可以領取原工資57%的失業金，最長可達2年。還有養老金，標準約為原工資的70%左右，比例非常高。其他的支援年輕人、學生和低收入者的住房津貼、殘疾人福利、假期福利等等，就不說了。福利的確很好很誘人，但問題在於，錢那來？老天爺不會下金幣，維持這麼多福利，最後肯定是要財政來買單的。2024年，僅僅是社會福利支出就佔財政總支出的60%以上，這是一筆沉重的包袱，壓得法國政府喘不過氣來。要想甩掉財政包袱，那就必須對社會福利動手。包括這次的貝魯，也是一樣。今年7月，貝魯提了一份預算草案，主題就兩個字：省錢！根據草案內容，法國在2026年要削減財政支出438億歐元，並將赤字水平降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6%。那麼問題來了，從那省錢呢？第一，過緊日子，凍結社會福利、養老金等方面的增長。第二，醫保支出可以繼續增長，但增幅減半。第三，減少3000個公共部門崗位，撤銷部分機構或減少人員編制。當然，光節流還不夠，還要開源，所以法國決定取消兩個公共假日，來增加生產活動，生產活動增加了，稅收不就增加了麼？光看這內容，你就知道法國人為何不幹了。——法國通膨年年漲，社會福利和養老金不漲，那不就相當於拿到的錢縮水了麼？——醫保支出如果增幅減半，那必然帶來的是醫療效率下降啊！原本排隊三天，現在可能要排一周了！——好不容易端上鐵飯碗了，你現在告訴我鐵飯碗沒了？誰幹啊！至於取消假期就更惱火了，法國人喜歡休假是出了名的，你現在讓我去上班？這些火氣不斷積攢，結果有人振臂一呼，就上街了。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此前法國三任總理都想壓縮財政赤字，削減政府財政支出，最後無一例外都是被議會用不信任票趕下台。既然政府支出砍不下去，就只能繼續舉債維持政府支出，那自然導致政府債務節節攀升。資料顯示，法國公共債務已從馬克宏2017年上任前的2.2兆歐元攀升至2025年的約3.3兆歐元。目前法國政府債務已經高達GDP的114%！這是啥概念？相當於每個法國人一出生就背著4.2萬歐元的債務。最諷刺的是，政府每年要支付590億歐元的債務利息，這筆錢比教育和國防開支還要多，成為財政支出最大單項支出之一。這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借錢→付利息→借更多錢。就像信用卡套現還舊帳，窟窿越補越大。隨著歐洲央行持續加息，這個遊戲越來越難玩下去。現在國際評級機構已經開始懷疑了，法國你丫到底能不能還得起錢啊！？更嚴重的是，這種高負債的財政模式，對經濟的影響也很大。高福利支出本質上是一種需求刺激，大量資金通過社會福利注入市場，然後拉動經濟。本來吧，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這個遊戲的弊端會被經濟增長掩蓋，還能玩得下去。然後呢？就碰上了俄烏戰爭。俄烏戰爭導致歐洲能源價格在2022-2023年間上漲了34%，食品價格上漲18%。由於法國能源進口依存度高達50%以上，能源價格上漲直接傳導至整個經濟體系。2022年法國通膨率一度突破10%，創下歷史新高。資料顯示，2023年法國家庭實際購買力下降2.3%，低收入家庭受影響更大。Elabe研究所曾經在法國進行了一項調查，高達81%的受訪者表示，在近幾個月內至少曾放棄過某一類開支，涵蓋食品、購物、休閒和醫療等多個方面。法國BFMTV新聞台的採訪也證實了這一點，因食品價格大幅攀升，放棄購買食品的法國消費者數量持續攀升，達到43%。如果你覺得數字太枯燥，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之前貓哥的文章介紹過德國的“肉夾饃指數”，指的是德國國民快餐—土耳其烤肉卷餅(你可以理解為德國版的肉夾饃)，是觀察德國通膨的一個窗口。那法國呢？自然就是法國人常吃的法棍了，所以也就有了“法棍指數”。在俄烏戰爭爆發前，雖然法棍面包價格也有所上漲，但總體上還是能被接受的，價格在每根0.93歐元。但是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呢？一根法棍的價格一路從0.93歐元漲到了1.45歐元！比較貴的店居然漲到了1.99歐元！與此同時，法棍的克重繼續下降，從平均每根300克降至250克。為何漲價？因為成本上漲了嘛！一個面包店老闆說，烤面包需要用電，2021年初，每月電費為1342歐元（約合9394元人民幣），2022年9月漲到11863歐元（約合83041元人民幣），而且麵粉、黃油等所有原材料價格都在上升，不漲能行麼？搞到最後，法國人連最日常的食物都吃不起了。想像一下一家人每天光吃法棍面包，都要花十幾歐？那一個月就是四五百歐！可很多法國人每月收入也才兩三千歐啊！最後法國政府實在是沒辦法，不得不搞了一批機械生產的法棍（省去昂貴的人力成本），然後以政府補貼價的0.29歐的價格推向市場，總算讓法國人不至於挨餓。但問題在於，補貼的錢從那來？這不還是要從財政支出中來嗎？負擔不就又重了嗎？2. 不可持續的雙高為了應付巨大的社會福利支出，法國不得不維持高稅收模式，稅收收入GDP佔比接近50%！但問題在於，這種模式健康嗎？並不健康。第一，對法國工薪階層而言，稅收負擔已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壓力源。我們來算筆帳，一個月收入高於2443歐元的普通職員，光個人所得稅就要交30%（2443歐元以下的可以交11%）。此外，工資還需繳納社保費用，包括養老保險、CSG（9.2%）和CRDS（0.5%）等，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入2443歐元的普通職員，拿到手只有1400歐元的工資。這點錢，在扣除房租、水電、交通等基本生活開支後，所剩無幾。隨著近年來高通膨的持續衝擊，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進一步縮水，生活成本不斷攀升。這種狀況不僅抑制了消費能力，更形成了一種令人沮喪的經濟循環：高稅收削弱了購買力，需求不足又反過來制約了經濟增長，進而影響了就業和收入水平。第二，企業稅負擔也很重。法國企業的稅收主要包括企業盈利稅（IS）和增值稅（VAT）。和個人所得稅一樣，法國的盈利稅也是累進制的。年營業額在763萬歐以下的企業（這包括了大部分企業了），利潤在0-38120歐的，盈利稅稅率是15%；38120歐至50萬歐，盈利稅率是28%；高於50萬歐，盈利稅率為31%。說實話，這個負擔很重了，而且利潤38120歐至50萬歐都是一個稅率，讓廣大中小企業成了納稅主力。而且別忘了，還有增值稅呢！增值稅不分檔，直接20%！這是啥概念？相當於企業利潤的一半，都被法國政府拿走了。原來法國企業還可以利用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賺錢，但現在呢？通膨帶來的成本飆升，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碾壓，還有大環境的低迷和資本湧入美債，讓企業已經不堪重負了。為何俄烏戰爭之後那麼多企業關閉和外逃？就是因為企業幹不下去了嘛。但問題來了，企業沒了，政府收的稅不就少了麼？需要給補貼的失業人口不就多了麼？這樣一來，法國經濟就陷入了此消彼長的惡性循環。第三，高稅收和高福利造成的懶漢現象。剛才我們算了，一個月收入高於2443歐元的普通職員，到手也就1400歐元。但一個沒有工作的單親媽媽一個月能拿多少補貼呢？失業補貼、育兒補貼、上學補貼、開學補貼、體檢補貼、住房補貼等等都加起來，超過1500歐元！也就是說，幹活的，沒有不幹活的掙得多！那幹活的就想了，我辛辛苦苦幹活，收我那麼多的稅，養這些不幹活的人，那我不是傻叉嗎？我也不幹活了！於是，這種福利制度促生了大量的懶人，很多人選擇不上班吃福利。為什麼法國的勞動參與率長期低迷，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真的不是他們找不到工作，而是他們不願去工作而已。這種懶人文化之下，法國還出現了“福利媽媽”這個概念。一些女性選擇生育多個孩子，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育兒補助生活。這種選擇在個人層面或許可以理解，但從社會整體來看，卻導致了人力資源的嚴重錯配和浪費。請問，一個整天躺在家裡的人，能給社會帶來什麼貢獻呢？我們看到，曾經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和科技發展先鋒的歐洲，在近幾十年的科技革命中明顯落後。網際網路與資訊革命的浪潮中，歐洲誕生過像亞馬遜、輝達、騰訊、字節跳動這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巨頭沒有？沒有！為什麼會如此？歐洲的教育和科研水平也不差啊？究其根源，這與歐洲社會逐漸盛行的“躺平”文化密切相關。當高福利為社會提供了過度的保護傘，當努力工作與依賴福利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時，創業精神與創新動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蝕。歐洲人風險承擔意識和進取精神正在被尋求安穩、規避風險的心態所取代。不信大家可以看看如今如火如荼的AI風潮，全都是中美在競爭，有歐洲人什麼事麼？3. 雙標的歐洲按道理來說，法國福利負擔這麼重，那在政府支出方面應該精打細算把？理論上是這樣，但很多人沒想到的是，法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那可是相當大方！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法國向烏克蘭提供了59億歐元的軍事援助資金，以及20億歐元的經濟與民生援助，還有30億歐元的安全承諾費用。除此之外，還有AMX-10RC裝甲車、VAB裝甲運兵車、“凱撒”自行榴彈炮、各類導彈、培訓士兵等等。這些零零總總加起來，法國對烏克蘭提供的援助，應該在200億歐元以上。作為一個單個國家來說，這筆錢不少了。要知道，歐盟20多個國家，總共也就向烏克蘭提供了1690億歐元的援助（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剛剛算出來的數字）。有意思的是，這些歐洲國家的財政情況，都不比法國好多少。高稅收高福利、通膨、經濟不振、懶人文化、政府福利負擔重等等問題，也都普遍存在。但是和法國一樣，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卻顯得異常慷慨，不僅掏出真金白銀支援烏克蘭，還積極接納烏克蘭難民。目前，從烏克蘭湧入歐洲國家的難民數量近300萬，且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這些難民的安置費用，每個人1萬歐元不多吧？那就是300億歐元。除此之外，這些難民沒有工作簽證，所以政府要給他們發補貼，每個月420歐元，因為住宿不花錢，所以維持生活也夠了。這樣算下來，一年一兩百億歐元又出去了。這還不算為了應對俄羅斯的威脅，歐洲各國飆升的軍費開支。比如德國歷史性地大幅增加國防預算，批準成立1000億歐元的國防專項資金，從2024年起每年國防開支將佔國內生產總值2%以上。波蘭宣佈將軍費佔比由2%提升至3%，軍隊人數由現在的12萬人增至25萬人。法國、義大利、荷蘭、羅馬尼亞等多個歐盟國家也紛紛增加國防預算。本身政府就沒錢，現在援助、難民、軍費負擔那麼重，那債務問題不是雪上加霜麼？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最佳選擇不是應該趕緊寄希望於停戰，好甩掉這個包袱麼？理論上是這樣，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一直以來，歐洲不是以務實的態度盡快結束戰爭，反而很不切實際提出非常離譜的要求，包括：——俄羅斯軍隊無條件從烏克蘭撤軍。——俄羅斯賠償烏克蘭戰爭損失。——要懲罰戰爭戰犯（普丁）。說實話，這些條件要想實現，除非能讓烏克蘭攻佔莫斯科才行。但現在呢？烏克蘭連扭轉戰場攻守形勢都做不到，要達到這個條件無疑於痴人說夢。更有意思的是，在川普上台後，對烏克蘭態度大變，澤倫斯基頻頻吃癟，歐洲卻頻頻給烏克蘭打氣。甚至就連澤倫斯基訪美，都是歐洲6個領導人的陪同下一起去的，而且事先還發了個聲明，停戰不能損害烏克蘭和歐洲利益。這話的意思，不是明擺著不想停戰嘛！歐洲現在這個態度，肯定會增強澤倫斯基的底氣，自然也會導致戰爭無限拖延，讓烏克蘭成為歐洲潰瘍，導致歐洲的經濟與通膨的形勢越發惡化。說實話，歐洲陷入當前的困境，完全是自己作死。本來經濟就日薄西山，全靠吃老本以及負債維持，但是歐洲卻依然維持著不可思議的自信與傲嬌。——比如面對經濟競爭力下滑，歐洲選擇的不是自我革新，而是通過立法手段限制他人。去年年底，歐洲《歐盟市場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條例》生效，並在3年內開始實施。也就是說，到2028年，凡是沒有達到歐洲標準的所謂“強迫勞動”商品就不予進口。中國當然不存在強制勞動，但歐洲人的標準，竟然把加班也算在了強制勞動裡面，那怕很多人是為了三倍工資自願加班的也不行！說白了，所謂“反對強迫勞動”的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打著人權旗號的保護主義罷了。自己好吃懶做好逸惡勞，卻要拖著全世界一起懶惰，這種立法霸凌暴露了歐洲的雙重標準。歐洲自己通過殖民主義完成原始積累的歷史被刻意遺忘，如今卻要以道德法官自居。更諷刺的是，歐洲的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你咋不說你內部的少數族裔和東歐勞工，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呢？——再比如，在環保領域，歐洲的言行不一尤為明顯。“綠色新政”口號響亮，實際行動卻步履維艱。俄烏戰爭爆發之前，那口號喊得多好聽啊！我們不要煤電！我們要清潔能源！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呢？煤電真香，各國紛紛重啟煤電。根據能源智庫Ember的資料，現在歐洲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增加了4.3%。一方面鼓吹淘汰化石燃料，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即使在衝突爆發後，歐洲通過第三方國家進口的俄羅斯液化天然氣反而創下歷史新高。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充分暴露了歐洲人的虛偽和雙標。——還有，地緣政治的逃避與推責。俄烏戰爭是誰的戰爭？是歐洲人的戰爭嘛。那麼作為直接利益相關方，歐洲大國是不是通過務實外交尋求解決方案，盡快實現停戰？並沒有。歐洲人自己不想停戰，但又不想背上不停戰的罵名，反而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承擔調解責任。這都那跟那啊！中國就算勸和了，俄烏就會聽麼？最搞笑的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甚至公開表示，希望中國先幫助歐洲解決俄羅斯問題，然後歐洲才能騰出手來與美國一起應對中國。這種腦殘言論，那怕二百五都想不出來！你都把這種話說出來了，中國為何還要幫你？這種認知，充分暴露了歐洲精英階層對全球力量對比的嚴重誤判。歐洲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世界已經進入多極化時代，不再是西方主導的單極體繫了。他們彷彿仍活在自己編織的舊夢之中，以為世界仍會聽從布魯塞爾的指揮棒。4. 歐洲在腐爛說實話，曾幾何時，歐洲也曾光鮮亮麗過。先靠著大航海和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積累了厚厚的血條，然後躺在金字塔頂舒舒服服地吃了幾十年。一邊享受著來自中國的性價比極高的輕工業產品，一邊享受著價格低廉的俄羅斯能源，還在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傘下還節省了大量防務開支。所以創造的財富才能讓歐洲人享受歲月靜好、吃喝玩樂……也就是靠著這種全球不平衡發展格局的“紅利”，歐洲才能在世界上維持一種連美國人都不敢想的舒適生活。一周四天班，每天7小時，一年5周帶薪年假等等等等，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就這樣，歐洲人還這不滿意那不滿意，折騰出來一群抽象派上台。不搞建設不搞科技，天天拚命瞎折騰，一會搞環保搞魔怔了把電廠全關了，一會白左病毒入腦拚命引進難民，再一會站在人權制高點上指點這個批評那個。對這種病，中國人有句評價很形象：吃飽了撐的。這種病怎麼治呢？答案很簡單，不讓他們吃那麼飽不就行了?歐洲人似乎忘了，好生活是奮鬥而來的，不是躺來的，高福利、短工時、強保障的社會模式，本應激勵人勤奮與創造，可歐洲人呢？卻選擇了躺平享樂！為何川普對歐洲這麼不客氣？就是因為川普看穿了歐洲人的這種廢物底色。歐洲人能有如今的國際地位，不就是因為當年當海盜掠奪了一波，個個都吃成了暴發戶麼？可是，當年搶劫的財富，總有吃完的時候吧？說白了，現在的歐洲如同中世紀歐洲那些貴族婦女，雖然身上灑滿香水，但是怎麼也掩飾不了自身因為暗瘡腐爛產生的惡臭。如果說歐洲錯過資訊革命，被中美甩開差距，還能靠著過去的積累勉強支撐的話，那麼現在歐洲這個鬼樣子，必然會錯過AI革命。為什麼說AI是一種革命？是因為AI帶來的智能化生產和智能化營運，必將顛覆現有所有實體經濟模式。歐洲僅存的產業，也將被AI革命衝擊下潰不成軍。高福利多不好？好，好到美國人、歐洲人、中國人都想要。但高福利是給勤勞、智慧、創新之人的獎賞，這幫又懶又饞的歐洲人憑啥要享受？歷史曾經錯過了，難道還要一直錯麼？歷史從不眷戀固步自封者。如果歐洲繼續沉溺於自我欺騙的傲慢中，拒絕直面經濟結構改革、能源自主、民眾鬥志等根本問題，那麼，歐洲衰落被中美分食已經是一種必然。歐洲並非沒有清醒之士，但在民粹主義和福利慣性的綁架下，改革舉步維艱。世界在變化，歐洲在腐爛。如果沒有一場刮骨療毒式的改革，歐洲的未來將不可逆轉——香水終將散去，惡臭必然浮現。 (貓哥的視界)

歐洲，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大陸，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是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然而，正如最近的分析所指出的，歐洲的生活品質雖然令人羨慕——免費醫療、慷慨的福利制度、宜居的城市——但在過去20年中，其經濟表現已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經濟成長緩慢、生產力低、債務不斷上升，這些問題已成為歐洲面臨的嚴峻現實。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新技術驅動的經濟成長引擎如巨量資料、人工智慧（AI）和電動車等領域，歐洲正逐漸被美國和中國甩在背後。回溯1980年，歐洲佔全球GDP的近三分之一，但如今已被中國超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基於購買力平價（PPP）的全球GDP份額顯示，中國佔19.68%，美國佔14.75%，而歐盟僅佔14.1%。 這反映出歐洲正被中國廉價進口品、美國先進技術和俄羅斯地緣政治壓力所擠壓。經濟成長的停滯與全球對比歐洲經濟成長的疲軟並非突發事件，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從2000年到2025年，歐盟的GDP成長率平均每年僅1.5%左右，遠低於全球平均。根據世界銀行和IMF的資料，2024年歐盟實質GDP成長僅0.9%，2025年預估為1.1%。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2024年成長2.5%，中國則高達4.7%。這種差距源自於多重因素：首先，生產力成長乏力。歐洲的生產力（每小時產出）在過去十年中僅成長0.8%，而美國為1.5%。其次，債務負擔加重。歐元區公共債務佔GDP比例從2010年的85%上升到2024年的92%，義大利和希臘則是超過150%。債務危機的影響猶在，2012年的歐元債務危機導致希臘GDP收縮25%，失業率飆升至27%，拖累整個歐元區成長十年之久。 IMF資料顯示，危機後歐元區平均年增率僅1.2%，遠低於危機前的2.5%。全球格局的變化進一步凸顯歐洲的困境。 1980年，歐洲（包括歐盟前身）佔世界GDP的30%以上，但到2025年，這一比例降至14.7%，位居中國（19.68%）和美國（14.75%）之後。 中國從2000年的5%市佔率躍升至2025年的33%，特別是在製造業和出口領域。歐洲面臨「三明治」效應：中國低成本產品蠶食市場份額，美國科技巨頭主導創新，而俄羅斯的能源武器化加劇了能源安全問題。 2022年能源危機導致歐洲天然氣價格飆漲4倍，工業產出下降5%，至今影響猶存。 儘管2025年能源價格有所回落，但歐洲工業仍需從美國進口大量液化天然氣（LNG），這諷刺性地讓美國從頁岩氣革命中獲利。新興技術的落後：從機器人計程車到人工智慧在數位經濟時代，歐洲的創新短板尤其明顯。以機器人計程車為例，美國加州已有三分之一的計程車行程由無人駕駛車輛完成，成長呈指數級。 Tesla在德州已將收費降至每英里1美元，事故率比人類駕駛低90%，這不僅節省成本，還降低保險費用和排放。根據2025年機器人計程車展望報告，全球市場從2025年的44億美元成長到2034年的1,249億美元，年復合成長率45.2%。 中國已有2,000輛無人駕駛汽車在大城市營運，服務數百萬名乘客，預計2035年將達190萬輛。 相較之下，歐洲的無人駕駛汽車仍停留在科幻階段，主要受制於嚴格監管、風險厭惡和強大的汽車遊說集團。歐盟的自動駕駛法規要求層層審批，導致部署緩慢。 2025年，歐洲機器人計程車市佔率不足全球的10%，遠低於美國的30%和中國的40%。類似地，在人工智慧領域，歐洲也落後。美國主導了生成式AI的投資，2024年私人AI投資達1,091億美元，是中國的12倍、英國的24倍。 中國在應用AI於製造業和城市管理方面領先，而歐洲雖有如DeepMind的亮點，但整體投資不足。研究與開發（R&D）支出是關鍵指標：美國佔GDP的3.45%，中國2.58%，歐盟僅2.22%。 2024年，OECD國家R&D成長放緩至1.7%，歐盟1.6%，而中國高達8.7%。 這導致歐洲在AI專利申請中僅佔全球15%，遠低於美國的35%和中國的30%。汽車產業的轉型困境歐洲汽車產業曾是驕傲的象徵，BMW、福斯、菲亞特等品牌享譽全球。但如今，中國電動車價格低於1萬歐元，市佔率從2000年的5%上升至2025年的33%。 歐洲仍依賴內燃機，電動車滲透率僅24%，而中國達60%、美國9%。 關稅是歐洲製造商的唯一保護傘，但無法永續。 202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份額預計達50%，歐洲需加速轉型，否則將失去機械工程的比較優勢。歐洲的緩慢適應源自於工會壓力和監管負擔，德國製造業在過去5年下降10%，部分歸咎於官僚主義。市場與金融的片段化美國經濟的優勢之一是地理整合：一個龐大的統一市場，深厚資本市場，低貿易壁壘。歐洲雖有單一市場，但服務貿易內部關稅高達110%。金融市場分散化，債券和創投難以跨國流動。 2024年，美國創投達1,091億美元，歐盟僅100億美元，中國93億美元。 歐洲新創公司融資難度大，導致創新落後。諾基亞曾主導手機市場，但如今被遺忘，象徵歐洲在科技浪潮中的失落。GDPR：雙面刃的監管歐盟的回應是加強監管，如2018年生效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它旨在保護隱私，但也增加了本地企業的成本。一項研究顯示，GDPR導致歐盟小型企業獲利下降8%，每月投資交易比美國下降26.1%。 自2018年起，歐盟新創企業融資下滑，而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則保持成長。這體現了「美國發明、中國模仿、歐洲監管」的刻板印象，雖有誇張，但有道理。中國已從模仿轉向創新，在太陽能、鋼鐵和電動車領域領先，價格遠低於歐洲。然而，監管並非全無益處。歐洲禁止有害化學品，提高了食品安全，預期壽命高於美國（歐盟82歲，美國78歲）。在AI監管上，歐盟試圖避免極端意識形態注入，如Elon Musk的Grok，但需平衡以免扼殺創新。自傷性傷口：能源與人口挑戰有些問題確實是自找的。歐洲依賴廉價俄羅斯天然氣，德國關閉核電廠。 2022年危機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工業成本上升30%。 如今，歐洲從美國進口LNG，美國也從中獲利。人口老化加劇負擔：歐洲老化速度快於美國，中國更快。 2025年，歐盟65歲以上人口占25%，退休金支出高企，義大利佔GDP16%、法國13%、美國7%。 這威脅公共財政永續性。歐元是混合祝福：降低交易成本，但暴露不平衡。德國巨額順差，希臘、葡萄牙赤字，無法透過貨幣調整。 2012危機導致希臘失業率高企，成長低迷。歐洲的隱性優勢儘管挑戰重重，歐洲仍有亮點。東歐經濟起飛：波蘭2000-2025年GDP成長441%，捷克成長200%。 這得歸功於歐盟一體化。 Airbus已超越Boeing，2024年交付826架飛機，Boeing561架。 歐洲主導專業工業裝置、減肥藥出口（如Novo Nordisk），在電池生產（Northvolt）和再生能源領先。 2025年，歐盟太陽能安裝64.2GW，風能12.9GW。 清潔能源佔電力40%。國防獨立是新機會。俄羅斯威脅促使歐盟國防支出創紀錄，2025年成長10%。 這可刺激製造業。失業率改善：2024年歐盟5.9%，美國4.2%。未來展望：復興還是持續下滑？歐洲的生活標準全球領先，但依賴強勁經濟。若成長、生產力和競爭力持續下滑，福利將難以為繼。好消息是，衰退並非必然，許多問題是自傷性的，可透過改革逆轉。 2025-2030年，IMF預測歐盟成長1.2-1.5%，歐元區1%。 若推動投資、減少監管、深化一體化，歐洲可驚喜世界。但當前政治危機（如法國）和地緣風險（如美國貿易戰）使前景不明。歐洲需從監管轉向創新，抓住綠色轉型機遇，方能重振雄風。 （周子衡）

法國可能要把歐洲帶入坑裡形勢陡然生變歐洲也出大事了！一談及歐洲經濟，德法就是最強動力。現在德國的情況就不說了，此前A森已經多次給大家分析過。然而，近期，法國也開始捅婁子了。法國的高福利，早已讓整個國家的債務情況，扛不住了。但是，要想過緊日子來整肅國家債務情況，那又是不被允許的。這裡，A森給大家介紹一下法國這個國家的福利制奇葩情況，極為魔幻。任何一個職業的人集體出來罷工、遊行、搞事，索要高福利，其它不相干的職業的人都會站出來，紛紛支援。為什麼？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我們不支援這些索要高福利的人，將來我們自己也拿不到自己的高福利。然後，法國人稱之為“民主”。長此以往，這個國家不僅福利水平很高，而且根本不能削減。任何想要削減福利的政客，絕對會成為“人民公敵”。可是，理性告訴眾人，經濟是有周期的，收入是有波動的，福利水平不可能長期往上。這個時候，就把法國的政客逼瘋了，像馬克宏這種兩面派就是典型。既要展現自己是改革派，又要實際不能削減福利，甚至，還要不斷增發福利。但是，國家沒錢，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啊。於是，馬克宏只能不斷的將自己的總理扔出去當替罪羔羊，最近就是這麼玩的。不過，這次的演戲，卻讓金融市場終於嗅到了“危機”。即，法國作為歐洲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債風險非常驚人，國家福利制難以為繼。一下子，市場就開始拋售法國的國債，導致其國債的融資成本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戰五渣”義大利的融資成本，成為新晉的“歐豬強國”。那麼，問題來了：法德經濟都出問題，那整個歐洲怎麼辦？歐洲經濟不行，俄烏衝突怎麼辦？歐洲債市出問題，中國出口增量怎麼辦？歐洲有經濟風險，美國收割計畫怎麼辦？———————2024年上半年以來，A森經常明示暗示：美國經濟根本沒有那麼好！由於當時我們承壓也很大，況且美股一直漲，A森的這一研判也曾經遇到不少質疑。所幸，川普大大回歸，替我“撥亂反正”。美國勞工部最新的資料修正顯示：自從2024年4月開始，美國就業市場已經證明了美國經濟實質性處於衰退。如果以最後修正後的資料一起評估，更加瘋狂。拜登4年內公佈自己創造的所有新增就業崗位，全部被抹平（被修正掉）。但是，拜登任內，讓美國國家債務快速飆升了25%。花這麼多錢，卻沒有帶來任何的經濟效益，這牛逼了。其實，這就跟當時很多美國普通人自己的實際經濟體感是吻合的了。作為以消費立國的美國經濟，這個謊言被戳破，傷害很大。不僅是給當時A森的研判做了強力背書，也提示我們：全球經濟面臨失速風險，中國外需市場面臨重大承壓。最強的歐美都玩成這樣，後續幾年，中國如果不去拉內需，恐怕也要被歐美帶節奏的。請注意，這才是當前宏觀經濟新的風暴！A森預計，今年十四五落幕後，村裡更大尺度的救市大招，就要拉開序幕了。然而，事情的變數依舊在發揮作用。這次，大帝來我們這裡開會，也是拿出了壓箱底的籌碼。首先，俄羅斯跟中國終於簽訂了30年期的天然氣合同，價格只有輸歐天然氣的一半，佔據中國進口天然氣的一半權重。這直接意味著，俄羅斯馬上又有錢可以抽打小澤了。歐美的計畫，就是跟俄羅斯消耗經濟資源，最終把俄羅斯拖死。可是，如果俄羅斯不被拖死，那歐美的經濟消耗，他們能扛得住嗎？畢竟，俄羅斯的戰爭PC值，遠高於烏克蘭的。事實上，整個俄羅斯的官僚體系都反對這個協議，認定價格過於低廉，然而，由大帝一人直接拍板。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輪到歐美經濟持續被放血了。另外，據悉，上合將來成立安全理事會，預計後續會有安全協調機制、防空的共同條約、資料共享等等。日韓壓力巨大，那北約是不是也要花錢支援一把？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歐美的經濟困境，也是非常嚴重。而現在，德國淪陷後，法國也要面臨重大經濟金融風暴，甚至有可能演變成法國內部的政壇危機，那上述美西方國家的霸業，又靠什麼去維護呢？不維護，那全球經濟勢力版圖的真空地帶，我們拿走。維護，那他們的高福利、高債務、高通膨、高融資成本的“四高困局”，如何破局？如果說，美西方是用金融手段打擊我們的實體經濟和地緣生態，我們何嘗不是用實體經濟和地緣生態打擊美西方的金融市場呢？！———————這裡，A森還是要強調：連收割巔峰期的拜登，用25%的國債增量，還各種卷歐日韓印的錢，創造的就業都是歸零，那法德為主的歐洲，實際經濟底子必然是千瘡百孔的。這場史詩級的“金融戰+買戰爭”組合拳，後座力極強。在不能擊敗中俄的前提下，現在他們開始面臨反噬效應。未來，歐美發達國家的就面臨“不可能三角”了：高福利，高資產價格，低通膨。三者之間，起碼有一個保不住。如果強行“既要又要還要”，那麼，有可能全部目標都會淪陷。而整個西方社會最壓艙石的，其實不是股市，而是福利制。我們中國人因為房子價格下行的壓力很大，是因為我們的福利水平沒有他們那麼高。美西方國家的福利開支，平均都是GDP的2成以上，甚至有些更加瘋狂的多。而我們，連5%，都沒有，所以，我們需要資產價格上升來傍身，最起碼得有些存款。可是，如果他們高福利制度扛不住了，又是長期的消費驅動，很多人都是存款和資產極為有限，這就出事了。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再這麼消耗下去，再這麼拖下去，美西方國家的高福利制度一旦崩潰，絕對是新一輪法國大革命席捲全球。在西方有一個規律，每一次鬧革命，都是法國先上，然後，影響整個西歐和美國，再由美國傳播到全球。1968年“五月風暴”的現代法國大革命，就是鮮活的例子。主要原因是，法國的福利制度足夠高，法國人吃福利的勁頭足夠強，不給福利就搞事的衝動足夠彪悍。況且，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是全球利益派扎堆的主戰場，法國更是白左的全球大本營。美國民主黨的大量思想來源，是直接從法國這裡“拿來主義”的。只要熟悉歐美現當代思想史的人，都清楚A森說的這個話意味著什麼。美國起碼還有MAGA，法國是近乎全民都是政治正確。因此，未來以法國為首的這批白左，是真有可能將歐洲帶入坑裡，進而徹底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博弈的生態。斗吧，斗吧~一個加速隕落的歐洲，雖然短期影響我們的出口，可是，長期是有利於中國國運的。歐洲作為美國的影子存在，歐洲不倒，中國依舊是腹背受敵。歐洲的隕落，將加速美元離岸體系的衰敗，而這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畢竟，無法在離岸市場建立強大美元信用的美元霸權，也就不是霸權了。屆時，聯準會印錢越多，美國人自己扛的通膨壓力越大。從這個角度，中美最核心的博弈戰場，不是東亞，而是歐洲。 (A視野)

引言在2025年8月的國際舞台上，歐洲一些領導人似乎沉浸在向烏克蘭派遣部隊的“白日夢”中，而俄羅斯已明確表示，此舉將被視為嚴重升級，可能引發更廣泛的衝突。然而，與此同時，歐洲經濟正步步逼近“不可逆轉”的邊緣。正如最近的分析指出，德國和英國等主要經濟體正面臨製造業下滑、通膨頑固和失業上升等多重壓力。這些領導人，如德國總理蕭茲和英國首相斯塔默，卻似乎更熱衷於軍事干預，而非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這種優先軍事而忽略民生的做法，不僅服務於軍工複合體，還可能加劇經濟衰退。本文將基於最新資料，分析歐洲經濟的嚴峻形勢，並結合相關意見，探討這一矛盾的深層影響。歐洲經濟的“刀刃邊緣”並非空穴來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資料，歐盟整體GDP增長預計僅為1.2%，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通膨壓力持續，能源危機餘波未消，而地緣政治緊張進一步推高借貸成本。在此背景下，領導人推動軍事升級的野心顯得格外不切實際。接下來，我們將深入剖析英國和德國的經濟現狀，並評估軍事干預的風險。英國經濟的“刀刃平衡”：資料揭示的衰退訊號英國經濟正如文字所述，“平衡在刀刃上”，最新資料進一步印證了這一判斷。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2025年8月14日發佈的報告，2025年第二季度GDP增長0.3%，較第一季度的0.7%放緩，但好於預期的0.1%。然而，月度資料顯示，5月GDP收縮0.1%，6月雖反彈0.4%，但整體趨勢仍顯疲軟。累計來看，這反映出“雪球效應”：經濟輸出平淡無奇，信心脆弱，多行業承壓。通膨是另一個頑疾。2025年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升至3.6%，遠高於英格蘭銀行2%的目標。英格蘭銀行在2025年8月7日的貨幣政策報告中預測，年底通膨將升至3.75%，並在2025年平均達3.4%。這一頑固通膨源於能源價格波動和供應鏈中斷，如果繼續資助烏克蘭“代理戰爭”，借貸成本將進一步攀升。目前，1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4.63%，較去年同期高出近50個基點。政府債務激增加劇了財政困境。2025年6月底，公共部門淨債務佔GDP比重達96.3%，較去年同期上升0.5個百分點。6月單月借款額高達207億英鎊，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這限制了財政大臣里夫斯的選擇：要麼提高稅收（極不受歡迎），要麼深化支出削減（影響民生），要麼進一步舉債。英國議會圖書館的報告指出，這些選項均非良策，尤其在秋季預算前。消費者支出和就業市場同樣亮起紅燈。零售活動下滑，機場航班和港口船舶減少，顯示家庭支出疲軟。住房成本高企，工資停滯不前，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低谷。就業方面，失業率升至4.7%，5月至6月間損失4.1萬個崗位，全年員工總數減少13.5萬。失業救濟申請人數達170萬，裁員率月增17%。更令人擔憂的是，13%的年輕男性處於“不就業、不教育、不培訓”狀態，這預示著長期結構性失業。製造業和建築業連續六個月衰退，受美國關稅影響加劇。儘管英美貿易協定看似優惠，但潛在衝擊仍在評估中。如果關稅加碼，英國出口將進一步受挫。股市雖樂觀，但未反映基層現實：中小企業掙扎求生。英格蘭銀行面臨兩難：遏制通膨而不扼殺增長。總體而言，英國經濟雖可能避免技術性衰退，但增長乏力。IMF預測2025年GDP增長1.1%，OECD則為1.3%，但全球不確定性（如貿易緊張）可能拉低至1.0%。在這種背景下，首相斯塔默對烏克蘭軍事干預的熱情顯得脫離現實。他更關注“想像中的對手”，而非國內危機。這不僅忽略了結構性問題，如工資停滯和青年失業，還可能通過增加國防支出進一步擠壓社會福利。德國經濟的“崩潰邊緣”：製造業下滑與失業隱憂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引擎，其衰退訊號同樣警醒。2025年第二季度GDP收縮0.3%，逆轉了第一季度的0.3%增長，遠低於初步估計的-0.1%。年同比未調整為-0.2%，經調整為+0.2%。這一下滑主要源於製造業疲軟：6月製造業產出下降1.9%，能源生產降1.6%，儘管建築業升1.4%。失業率預計2025年升至3.6%，2026年回落至3.3%。註冊失業人數2025年增16.1萬，2026年減6.3萬。6月失業人數達297.2萬。儘管勞動力市場相對穩健，但經濟復甦緩慢。歐盟委員會預測，德國2025年GDP增長0.8%，受能源轉型和全球需求低迷拖累。製造業連續下滑源於供應鏈中斷和能源成本高企。基爾研究所報告顯示，經濟觸底後有復甦跡象，但短期內仍弱。總理梅爾茨在社會支出削減之際，仍表示準備向烏克蘭派兵。這與德國的結構性問題背道而馳：老齡化人口、技能短缺和綠色轉型壓力。歐洲整體形勢與軍事升級的風險放眼歐洲，歐盟經濟展望黯淡。OECD預測2025年歐元區增長1.0%，受高通膨和緊縮政策影響。能源危機後遺症持續，俄羅斯天然氣供應中斷推高物價。公共債務平均佔GDP 90%以上，許多國家如義大利和希臘超過100%。在烏克蘭問題上，2025年焦點轉向川普-普丁峰會。歐洲領導人如法國總統馬克宏敦促對俄施壓，避免單方面和平協議。俄羅斯警告，NATO派兵將視為升級，可能破壞談判。川普排除派美軍，但歐洲內部討論增加軍事援助：2025年盟國承諾額外350億歐元支援烏克蘭。然而，這種軍事野心與經濟現實衝突。派兵將增加國防支出，擠壓福利預算。歐盟領導人反覆要求俄羅斯撤軍，但內部分歧明顯：東歐國家更激進，西歐擔憂經濟成本。先軍經濟的代價從意見角度看，這種“白日夢”體現了領導人的短視。批評者認為，他們服務於軍工複合體：洛克希德·馬丁等公司從烏克蘭援助中獲利巨大，而民眾承受通膨和失業。英國投資者日益緊張，正如《晨星報》文章所述，衰退風險迫在眉睫。斯塔默的軍事熱情忽略了結構性問題，如工資不平等和青年失業，這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在德國，蕭茲的立場同樣備受爭議。製造業衰退源於脫鉤俄羅斯能源的倉促決定，進一步加劇了“去工業化”。如果派兵，借貸成本上升將雪上加霜。評論家指出，這是一種“帝國主義遺毒”：歐洲借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卻犧牲本國經濟。潛在後果嚴峻：軍事升級可能引發更廣衝突，推高能源價格，導致歐洲通膨飆升。IMF警告，地緣緊張可能使2025年全球增長降0.5%。歐洲應優先國內改革，如投資綠色技術和教育，而非軍事冒險。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民主考驗：領導人是否真正代表民眾？此外，從政治不正確角度說，一些觀點認為，歐洲的“道德高地”掩蓋了現實主義缺失。俄羅斯的回應（如警告升級）並非空談，若派兵，歐洲可能面臨不對稱報復，而非勝利。歷史教訓（如阿富汗）提醒，干預往往適得其反。結論歐洲經濟正走在“緊繩”上，英國和德國的衰退訊號清晰可見。領導人若繼續追求烏克蘭派兵夢，將加劇國內危機。呼籲他們轉向現實：優先解決結構性問題，投資民生而非戰爭。只有如此，歐洲才能避免“不可逆轉”的衰退。民眾的聲音至關重要，正如文字呼籲英國人評論一樣，我們需集體反思這一矛盾。 (周子衡)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是全球經濟穩定的基石，孕育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一批國家。德國的工業實力、法國的平等主義社會模式，以及義大利的文化與經濟遺產，不僅塑造了歐洲大陸的面貌，也影響全球經濟政策。這三個國家合計佔歐盟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它們的表現對歐洲的繁榮至關重要。然而，曾經定義歐洲的穩定與財富正顯露出緊繃的跡象：經濟成長停滯、人口老化、生產力成長放緩、投資持續萎縮。這些挑戰已將德、意、法從「成功典範」 轉變為「停滯警示」—— 它們的困境折射出經濟實力的脆弱與緩慢流失。本文深入探討德、意、法三國面臨的經濟挑戰，剖析停滯的根源、結構與外在壓力，以及潛在的出路。透過審視各國獨特的經濟史與現狀，我們試圖解答：歐洲主要經濟體能否適應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還是將陷入進一步衰退？分析基於最新數據與對全球貿易、勞動力動態及經濟政策的洞察。德國：工業巨頭的黃昏德國曾被譽為歐洲的經濟引擎，一個以精密製造、財政紀律和穩定成長著稱的國家。但如今，這一奇蹟似乎已經破滅。德國經濟近年來持續停滯，背後的結構性弱點已不容忽視。資料清晰地說明了問題。 2025年，德國GDP預計僅成長0.7%，這是歐盟中最慢的成長速度。自2017年以來，德國經濟僅成長了1.6%，表現極差。相比之下，歐盟平均成長率為9.5%，健康得多。這一糟糕表現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問題：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投資不足。德國的衰退似乎是更廣泛解體的症狀。其出口驅動型經濟模式已過時，無法適應全球挑戰。在切斷了使其成為工業強國的關鍵催化劑——俄羅斯能源之後，德國至今未能找到價格相當的替代能源，使其企業在相同或相似的利潤率水平上製造產品。曾經定義德國經濟的工業基礎正在侵蝕。關鍵製造商正將生產轉移到能源更便宜、監管更寬鬆的國家。德國的工業產出已下降，到2024年僅為2015年的90%。與此同時，波蘭的工業產出在同一時期激增至152%。除了能源困境，德國面臨另一個難以解決的挑戰：勞動力老化。隨著退休工人多於進入勞動市場的新工人，生產率面臨壓力。自動化是部分解決方案，但並非萬用藥。儘管失業率維持在5%左右的低水平，但由於不可持續的財務損失導致的裁員和工業重組已削弱了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在2000年代初，勞動力市場改革和歐元引入幫助緩解了類似的經濟挑戰。但如今，選項更加有限。在歐元區內無法透過貨幣貶值解決問題，而削減工資可能引發社會和政治反彈。德國現在需要有針對性的公共投資和明智的政策，但這方面的進展極其緩慢甚至停滯。讓我們回到最大的問題—能源。 2022年天然氣危機後，德國本已高企的能源價格進一步飆升，嚴重削弱了工業競爭力。公共投資本可透過現代化基礎設施或開發新能源解決方案來緩解困境，但投資水平過低，僅佔GDP的2.8%，遠低於歐盟平均水平，也遠低於波蘭和瑞典等投資超過5%的國家。你可能會問，為什麼國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如此之少？德國截至2024年底向烏克蘭提供了總計近340億美元（約372億歐元）的雙邊援助，用於預算重建和軍事支援，以繼續對俄代理戰爭。然而，與此同時，德國卻沒有資金重建自己的產業。總結一下，我有兩個資訊。首先是對莫斯科和普丁總統的簡單資訊：我們不會放棄。其次是華盛頓特區和川普總統的資訊：請與我們和歐洲人站在一起。我們志同道合，尋求世界穩定的政治秩序。美國人和歐洲人是共同歷史的一部分，請與我們站在一起。複雜的監管和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是問題的根源。由於這些問題，德國在新興轉型產業中已基本跟不上步伐。以電動車為例，中國透過「中國製造2025」策略積極追求領導地位，而德國汽車製造商卻猶豫不決。中國品牌如比亞迪和蔚來以更便宜、更好的電動車進入歐洲市場，歐洲消費者則更傾向於購買中國電動車，而非德國製造的電動車。德國巨頭如大眾和寶馬正努力追趕，但受制於監管、高勞動成本和緩慢的創新周期。 2017年至2023年間，德國汽車產量下降了超過25%，這對長期作為德國經濟支柱和主要出口來源的汽車行業是沉重打擊。更糟的是，美國針對德國汽車出口的關稅可能使情況進一步惡化，給本已受創的行業增加壓力。德國經濟危機對整個歐盟至關重要，因為德國的問題不會止於其國界。如果德國衰退，歐洲也會受到影響。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許多較小的成員國依賴德國的投資和貿易。一個衰弱的德國可能加速歐盟的經濟分裂。同時，中東歐國家正在崛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等國憑藉較低的成本、更合理的政策和不斷增長的服務業，變得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甚至西班牙在外國投資和經濟創新方面也超過德國。那麼，該怎麼辦？德國需要大膽的新能源政策，平衡可負擔性、常識、長期前景和可靠性。這意味著不僅要投資於再生能源，還要投資於電網現代化、儲能解決方案，並回歸其因捲入不可贏的地緣政治鬥爭而放棄的政策。如果德國在不久的將來無法適應，不僅會終結德國經濟的穩定，還可能引發全面危機，甚至是歐洲的解體。為何德國的工業主導地位面臨風險？作為2024 年GDP 達4.18 億歐元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Statista，2025），德國長期是歐盟經濟的引擎。其卓越的工程技術使其在高端製造業（從汽車到醫療裝置、核離心機）領域全球領先。工業佔德國GDP 的約30%，顯著高於美國（18%）、英國（17%）等其他發達經濟體（世界銀行，2024）。然而，一連串內外挑戰正威脅這一地位。能源危機：德國工業模式歷來依賴廉價能源，尤其是俄羅斯和挪威的天然氣。 2022 年，俄羅斯供應了德國55% 的天然氣，但地緣緊張導致進口銳減，能源價格飆升40%（國際能源署，2023）。化工、鋼鐵等能源密集產業（年貢獻4,000 億歐元經濟產值）遭受重創，部分產業生產成本上漲25%（德國聯邦經濟事務部，2024）。老齡化勞動力與用工短缺：德國勞動力老齡化加劇，2024 年65 歲以上人口占比達21%，預計2035 年將升至28%（德國聯邦統計局，2025）。優厚的退休金制度允許提前退休，進一步加劇用工短缺。 2024 年，德國有130 萬個職位空缺，其中75 萬個集中在製造業、工程等核心產業（聯邦就業局，2024）。與加拿大、澳洲不同，德國難以吸引技能移民— 語言障礙與冗長的官僚資質認證（可能耗時數年）構成阻礙。全球競爭：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崛起正侵蝕德國在高端製造領域的優勢。中國現已佔據全球30% 的汽車產量，超過德國的10%（國際汽車製造商協會，2024）。比亞迪、寧德時代等中國企業在電動車和電池領域挑戰德國企業，2023 年中國電動車出口成長70%（中國海關總署，2024）。這一趨勢威脅著德國企業（如寶馬、西門子）賴以溢價的品牌聲譽。為何危機集中爆發於當下？德國工業困境的時間節點與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及國內政策約束密切相關。 「比較優勢」 理論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憑藉充裕勞動力和低成本成為低端製造中心，而德國專注於高端產品。但能源成本上漲與用工短缺正削弱此一優勢。此外，德國製造業平均時薪38 歐元（中國為12 歐元，歐盟統計局，2024）— 這一差距在自動化產業影響有限，但對機械化程度較低的領域構成壓力。2022 年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揭露了德國對進口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2021 年，60% 的工業能源需求依賴化石燃料（國際能源署，2023）。與此同時，中國等競爭對手大力投資再生能源，2023 年全球50% 的太陽能和風電裝機容量來自中國（國際再生能源機構，2024）。德國的再生能源轉型雖在推進，但進展滯後，2024 年工業能源中僅有20% 來自再生能源（德國聯邦經濟事務部，2024）。這對德國而言可能是好事嗎？矛盾的是，製造業本土化收縮或許能讓德國經濟與全球趨勢接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透過將生產外包、保留設計、品牌、服務等高附加價值環節實現了繁榮。德國強大的品牌聲譽使寶馬等企業能在海外生產（如60% 的寶馬車在德國以外製造，包括中國），同時維持溢價（寶馬集團，2024）。若專注於創新、研發和培訓海外團隊，德國或可轉型為服務導向型經濟，可望提升人均GDP（2024 年為4.8 萬歐元，Statista，2025）。但轉型也存在風險。德國依託強大工會和勞工保護建立的平等主義經濟模式（2024 年基尼係數0.31，歐盟統計局）可能因企業外遷而受損，加劇收入不平等。此外，品牌聲譽的維持至關重要—— 一旦品質感知下滑，德國的溢價優勢將被侵蝕。義大利：停滯的典型案例義大利經濟為何陷入停滯？2024 年義大利GDP 為2.01 兆歐元（義大利國家統計局，2025），但其經濟已停滯近20 年，2008 年以來名義經濟產出下降20%（世界銀行，2024）。歷史上，義大利經歷「快速成長— 停滯」 的循環：20 世紀50-60 年代及1985-1992 年因戰後重建和出口導向工業化實現繁榮，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經濟持續低迷。高債務與低成長：2024 年義大利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達144%，居全球前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 2010-2024 年經濟年均成長僅0.5%（歐盟統計局，2024），稅收收入有限，償債壓力巨大。老化與人才流失：義大利是全球人口最老齡化的國家之一，2024 年median age 達48.2 歲（義大利國家統計局，2025）。生育率低（每女性1.2 個孩子），每年15 萬年輕畢業生移民（歐盟統計局，2024），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短缺。產業競爭力不足：義大利企業平均規模僅3.6 人（西歐平均15 人），技術應用滯後，導致生產力低。 2010-2024 年勞動生產率年均成長0.3%，遠低於德國的1.2%（經合組織，2024）。義大利的成敗得失何在？成功之處：1999 年加入歐元區，透過消除匯率風險提振了外資與貿易。 「義大利製造」 的工藝聲譽使其奢侈品、橄欖油等產品能溢價銷售，2024 年貢獻1500 億歐元出口（義大利國家統計局，2025）。 20 世紀80 年代的改革（央行獨立、放鬆工資指數化）遏制了通膨，刺激了成長。失敗之處：逃稅問題與龐大的地下經濟（2024 年佔GDP 12%，低於1990 年代的25%）導致年稅收損失1,000 億歐元（義大利稅務局，2024）。企業規模小限制規模效應，技術投資不足使數字化滯後－ 僅60% 的企業使用先進IT 系統（德國為85%，歐盟統計局，2024）。誰該為停滯負責？義大利的停滯源自於結構性問題與政策失誤：政府難以執行稅收合規，小企業利用監管漏洞避稅；2008 年後歐盟緊縮政策限制了借貸刺激成長的空間。但民眾也抵制可能提升競爭力的改革，擔心失業或生活水準下降。義大利經濟模式與全球化incompatible 嗎？義大利依賴小型手工業企業的碎片化經濟結構，與「獎勵規模和技術創新」 的全球化趨勢日益脫節。儘管「義大利製造」 仍是優勢，但中國、印度等國已能以更低成本提供類似品質的產品。若不推進結構性改革（整合企業、投資技術、遏制人才流失），義大利可能進一步衰退。法國：一場哲學性的經濟危機法國為何必須重塑經濟？2024 年法國GDP 為2.78 兆歐元（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25），其危機源自於「經濟效率與生活品質」 的獨特平衡。以強大勞工保護和國有主導企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正受到全球競爭與國內挑戰的衝擊。生產力成長低迷：2010-2024 年法國勞動生產率年均成長0.8%，低於美國（1.5%）和德國（1.2%）（經合組織，2024）。製造業時薪36 歐元（歐盟統計局，2024），加上僵化監管，抑制了投資。老化與人才流失：法國median age 42.3 歲，勞動力萎縮，20% 的技能青年移民至美國、英國等國（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25），威脅長期成長。福利體系難以為繼：2024 年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支出佔GDP 31%（歐盟統計局，2024），隨著撫養比上升，財政壓力劇增。法國為何難以有效改革？法國的改革嘗試遭遇民眾激烈抵制——35 小時工作制、62 歲退休年齡、強大勞工保護是民眾珍視的權益。 2023 年反對退休金改革的罷工凸顯了這一矛盾：增稅維持福利會加劇人才流失，削減保護則可能侵蝕平等主義認同，進一步推動勞動力外流。若法國持續停滯會怎樣？停滯可能使法國公共債務（2024 年佔GDP 9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突破永續閾值，引發財政危機。奢侈品、航空航太等年貢獻2,000 億歐元出口的產業（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25）若失去競爭力，經濟將進一步疲軟。但法國的工藝聲譽仍是lifeline，如路威酩軒等企業能維持高利潤率。更廣泛的歐洲背景2024 年歐盟GDP 為18.1 億億歐元（歐盟統計局，2025），德、意、法合計佔比超50%。它們的共同挑戰——老齡化、生產力下滑、全球競爭——反映了歐洲的系統性問題：歐盟人口預計2050 年減少5%（歐盟統計局，2024），勞動力萎縮，養老金體系承壓；2010-2024 年歐盟生產力年均增長0.9%，低於美國（1.6%）和亞洲（2.1%）和歐盟生產力年均增長0.9%，低於美國（1.6%）和亞洲（2.1%）。適應的機遇德國：可藉鑑美國模式，依託品牌聲譽轉向服務型經濟（美國服務業佔GDP 77%，世界銀行，2024），投資人工智慧與綠色技術，抵銷工業衰退。義大利：整合企業、投資技術、遏制人才流失可提升生產力。歐盟復甦基金（2026 年前向義大利撥款1,910 億歐元，歐盟委員會，2024）為基礎設施與教育現代化提供機會。法國：平衡勞工保護與市場改革可增強競爭力，擴大職業訓練、吸引技能移民可緩解人才流失。不作為的風險若不改革，歐盟內部經濟分化可能加劇，南歐與西歐經濟落後於荷蘭等北歐樞紐。高債務（義大利144%、法國98%、德國6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可能在成長停滯時觸發危機。此外，歐洲佔全球GDP 比重從2000 年的25% 降至2024 年的17%（世界銀行，2024），影響力衰退凸顯改革緊迫性。結論德、意、法的困境標誌著歐洲經濟的關鍵轉折點。德國的工業主導地位受能源成本與用工短缺威脅，但向服務業轉型可能開闢新增長路徑；義大利的長期停滯源於結構性低效，但其品牌優勢仍存，改革或可逆轉頹勢；法國的危機是“生活質量與經濟效率” 的平衡之困，需謹慎改革以維護自身認同。這三個國家必須應對老化、全球競爭和內部阻力，才能保持競爭力。問題不在於歐洲能否適應，而在於能否在停滯不可逆前完成轉型。出路在於：依託獨特優勢－ 德國的工程技術、義大利的工藝、法國的文化魅力－ 擁抱創新與全球融合。 （周子衡）

近日，川普與普丁、澤倫斯基的“三場通話”引發全球矚目。多方分析指出，美國此次斡旋並未推動俄烏談判取得突破，反而暴露出川普態度的明顯轉變。他公開強調俄烏衝突“本質上是歐洲的事務”，並直言“這不是我的戰爭，我們被捲入了一場本不該參與的衝突”。川普放棄調停的態度使本想對俄加大制裁的歐洲感到“震驚”和擔憂。面對這一局面，歐洲各國開始嘗試重新尋求戰略自主，但評論界普遍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歐洲內部分歧嚴重，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真正實現真正自主的前景渺茫。本文指出，二戰後歐洲始終面臨“合力”與“張力”的博弈。這種矛盾體現在各國既想維護特殊利益，又被普遍主義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該框架曾承諾實現成員國間的互利共贏。歐盟技術精英曾向民眾許下普遍主義願景：更多自由、更好福利、持久和平。然而現實是，歐盟雖部分實現了“去主權化”，卻未能兌現這些承諾。作者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歐洲缺乏共同文化共識。左翼的普遍主義非但未能促成歐洲團結，反而使歐洲陷入“美國化”（Americanization）困境，即美國通過經濟滲透、政治操控和文化輸出，將歐洲納入其全球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不僅要應對經濟危機，還深陷種族、移民等社會危機。面對危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左翼試圖建構多元歐洲公民身份，卻無力遏制新自由主義氾濫，難以為福利制度提供支援。其平等理念日益脫離現實，無法回應民眾的安全焦慮。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也存在衝突。看似歐盟是歐洲自主的嘗試，實則因此淪為了美國的附庸，成為美國全球化中的一環。在此背景下，極右翼勢力開始崛起：第一，嘗試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第二，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第三，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裡奪回文化領導權。然而，重建“民族圍牆”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回歸嗎？跨國資本仍主導歐洲經濟，各國治理能力持續衰退。即便重拾民族主義，恐難滿足支持者的期待。而這可能是歐洲面臨的最大的困境。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以來，歐洲右翼勢力顯著增強，極右翼勢力突起：以“讓歐洲再次偉大”為口號的“歐洲愛國者”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德國選擇黨首次贏得聯邦州議會選舉並成為德國第二大黨；曾經利用“超越左右”的民眾訴求高票當選法國總統的馬克宏，陷入了“左右”為難的政治困境；本意想彰顯愛與包容的巴黎開幕式激起了西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群和國家的嚴重對立……歐洲政治光譜看上去越來越朝兩端極化。日趨極化的歐洲政治光譜的底色是渾濁細碎的：種族、民族、階層、宗教、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相互糾纏和複雜作用，形成了一個由各種“我們”與“他者”對立組成的混雜結合體，例如民主與威權、歐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移民浪潮與本土主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歷史上的“左”“右”區分似乎已經難以涵蓋上述混雜對立。川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歐美立場分歧與歐洲內部撕裂疊加，歐洲現有各種政治敘事，更多將矛頭指向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以及“民族圍牆”的再起這一“反向運動”，二者正在深刻地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將世界變平”西方並不是一個簡單同質的地理範疇，其內部差異性很大。到底是“入鄉隨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還是“羅馬只屬於羅馬人”（Rome is for Romans only）？這兩個選項，隱喻了西方文明內部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長期對立。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特殊性，羅馬人共同形成羅馬的獨特之處。羅馬將古羅馬帝國之外的任何人定義為“野蠻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宣佈為官方宗教之後，“基督徒堅持唯一真理來源於福音書和唯一權威的解釋來自教堂，又進一步增強了早期羅馬人自認為獨一無二的觀念”。古羅馬文明是由城邦走向了帝國的文明，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很多民族被羅馬征服並融入羅馬。《安東尼努斯敕令》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所有的自由民，擁有公民權的人就是羅馬人。因此，羅馬人並非由某個主體民族所代表，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古羅馬帝國將軍事征服和文化征服相結合進行擴張，將倫理與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西方歷史的極致，這種“將世界變平”的方式，對整個西方世界影響深遠。因為沒有超大規模的主體民族，古羅馬帝國難以維護和鞏固其長久統治，也未能持續發展其自身文明。也正因為當時的羅馬人是一種文化概念，羅馬法體系中萬民法所蘊含的普遍主義思想、皇權與（一神教）教權的關係等，讓追求文化同質化成為歐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特殊主義為底色的民族國家源自中世紀末期的西歐。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廷是一種普遍權力的授予者。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歷了從各類“普遍主義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奠定了當今歐洲的政治版圖基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以主權（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使歐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該體系之下的主權國家是被領土分界線區隔開來的、範圍有限的政治實體，內部的親和與對外的排他是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建構的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民族國家認同是一種多元認同的融合與匯聚，而文化認同構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中介形式。法國大革命將民族國家的命運共同體與民主共和的政制安排定型為歐洲近現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基礎框架，自此，國家共同體層次的政治認同與制度安排層次的政治認同相互纏繞。但是，特殊主義底色的“國族概念”邏輯和普遍主義底色的“人民概念”邏輯既有合力也有張力，在重塑人們的政治想像的同時，也給這兩種邏輯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種子。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是歐洲中心論的基石。在舊殖民主義時期，歐洲列強曾用此統治歐洲、主宰世界。時至今日，民族國家這一國家形態仍佔據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從中世紀晚期、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經歷了紛繁複雜的戰爭，各國版圖發生了複雜的變化，國家認同也隨之不斷變化，先後經歷了教派（天主教、新教）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三大階段。曾經在歐洲發揮的普遍主義作用的基督教，顯然已經無法統合各具特性且相互博弈的民族國家，歐洲各民族國家在數個世紀裡戰爭頻繁。然而，自古羅馬以降的普遍主義理想，讓諸多歐洲政治家和思想家渴望重新設立某種制度框架或文明尺度，實現對歐洲的再次凝聚，或是“永久和平”。20世紀50年代初，在戴高樂等人的推動下，歐洲一體化起步。戴高樂要建立的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極力強調的，是大西洋框架內的歐洲，也就是“美國領導下的歐洲”。如戴高樂所判斷的：“一個與其搭檔相比實力無比超越的國家，即使不願主宰，能想像它不擔當主宰角色嗎？”建設一個共同的歐洲國家，還是保持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歐洲？兩種路徑的爭論貫穿歐洲一體化處理程序始終。歐洲一體化本身就是一個各成員國之間不斷競爭和妥協的過程：它們一方面希望保護各自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被普遍主義底色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為該共同框架承諾實現各成員國之間的正和遊戲。實現共同的歐洲文明願景，還是保持本民族國家特性、接受所屬民族國家的保護？技術官僚和精英模式所主導的歐盟向成員國公民承諾了普遍主義願景，包括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福利、更和平的世界等等。因此，各成員國公民放棄部分作為一國公民的票決權利，允許將部分國家主權由歐盟進行再次分配。然而，歐盟實現了對成員國的部分“去主權化”，卻並未兌現上述對民族國家和公民個人的正和遊戲承諾。作為“超國家”的區域性融合機制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歐盟缺乏能力領導歐洲走向更好的發展，也缺乏意願推動歐洲成為“歐洲人的歐洲”，更不用說歐洲人長期以來的普遍主義夢想。與歐洲的被動躑躅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所追求的美式霸權體系，試圖建立起羅馬帝國式的全球霸權。通過馬歇爾計畫、歐洲市場一體化、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等，美國國家機器和跨國大資本共同對歐洲進行了“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改造，實現了對歐洲的經濟滲透、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信仰“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歐盟技術官僚將歐洲的命運置於美國的霸權之下，被美國“征服”的歐洲已經淪為美國的附庸。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逐漸從曾經的歐洲中心論變為了美國中心論。美國中心論摒棄了歐洲民族國家敘事體系對國民歷史的依賴，試圖用“美國化”重新創造出西方的統一性，進而將“世界變平”，這是對普遍主義底色的“羅馬化”的繼承與拓展。面對這種“美國化”，歐洲曾多次追求過自主，卻大都以失敗告終。例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曾經讓歐洲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對立達到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程度。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呼籲歐洲各國部分放棄各種民族和族群差異，“將歐洲變平”，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不同於美國的、具有歐洲自主性的共同價值觀，進而推進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建設，由歐洲人主宰自己的共同未來。在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看來，構成歐洲遺產的許多東西——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自然科學和技術、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資產階級-城市生活形式、民主和人權、國家和社會的世俗化——是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問題是，歐洲各民族國家都有各自的發展歷程和豐富的精神遺產，誰來決定那些屬於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誰在“我們想要繼承的遺產”和“我們想要拒絕的遺產”之間做出選擇?對此，歐洲顯然缺乏基本共識。左翼普遍主義未能將歐洲人團結起來實現歐洲自主。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歐洲人，不僅要努力遏制和克服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而且要應對與種族、族裔、移民、多樣性和社會融合有關的重重危機。其中，歐債危機的本質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兩股浪潮為了“將世界變平”，在歐美造成的社會破產；美國霸權機器與新自由主義精英、跨國金融大資本聯手，將上述社會破產轉嫁給歐洲國家，變成這些國家及其國民的危機。上述危機並非歐洲國家獨有。2016年和2024年川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美國內部長期存在的兩種路線之爭再次激化：一種是特殊主義的，或者說是孤立主義的（isolationism），大都為保守主義群體所認同；另一種是普遍主義的，宣揚普遍價值等，大都為自由主義群體所認同。川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經濟民族主義路線和“修牆”等保護主義政策，被視為逆經濟全球化的極右翼行為。對此，有不少分析將上述危機歸因為跨國資本的膨脹，削弱了國家監管和再分配的能力。跨國資本的“結構性力量”導致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逐步淪為象徵性政治，國際市場正在擺脫管制，跨國資本才是歐美經濟運行的真正驅動力。跨國資本試圖“將世界變平”，甚至一度自認為可以終結國家主體間的抗爭；歐美各國極右翼力量試圖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二者的對立在加劇。▍“民族圍牆”的再起誠然，歐洲現代性同資本主義密不可分。與美國相比，歐洲經歷了漫長的階級衝突、社會革命和世界大戰，對“市場失靈”和“社會正義”等問題更加敏感，並且更有集體行動的傳統。因此，歐洲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批評更嚴厲，對自身所經歷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特別是金融邏輯佔據資本主義的核心後，跨國金融大資本對各國經濟主權的限制、福利國家制度遭受的污名化、過度“個人自由”的理念破壞社會團結機制，最終導致社會失衡、社會撕裂和社會不滿情緒滋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批評金融精英的貪婪和政治精英的失范，並呼籲“人民”力量的崛起，但是二者採用的路徑迥異。左翼力量繼續推動基於文化多樣性的歐洲公民身份建構，試圖用“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去塑造歐洲公民認同，用普遍主義話語包容和關注少數群體利益，在此基礎上，推動跨越各種差異的“人民”團結起來“將世界變平”。但是，歐洲左翼缺乏意願從根本上改變歐洲對金錢的濫用和對利潤的追求，缺乏能力支援與改善福利國家制度和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在平等觀之上的左翼普遍主義思潮日漸缺乏現實土壤，也無法有效回應失去經濟、文化安全感的歐洲人民的訴求。與此同時，大搞“他者化”的歐洲極右翼力量迅速膨脹。他們強調傳統性別角色和性別二元結構，排斥移民、少數族裔族和伊斯蘭群體等。特別是敘利亞難民危機之後，移民已經成為歐洲多國最具爭議的政治問題之一，移民和難民被極右翼力量描繪為“犯罪的外國人”或“對國家的威脅”。極右翼的話語體系可以解讀為對兩種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普遍主義話語的否定：一種是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另一種是將自由市場經濟邏輯延伸至公共與私人領域各個角落的新自由主義話語。這種雙重否定，在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退歐”之後更為凸顯，因2022年俄烏衝突的外溢效應而進一步激化。正是基於這種雙重否定，歐洲多國極右翼力量和被川普的“MAGA派”改造為激進右翼政黨的美國共和黨，推動了一場席捲歐美的“反向運動”——“民族圍牆”的再起。這場“反向運動”宣稱歐洲正在經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顛覆的黑暗時期，自視將承擔起重新定義“人民”“民主”以及歐洲文明理想敘事的使命。但是，歐洲極右翼自身又是龐雜甚至自相矛盾的。首先，基於“羅馬只屬於羅馬人”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如果說長期以來，“反對美國”或者“區別於美國”是歐洲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來源之一；那麼，以德國暢銷書《德國廢除自己：我們如何把我們的國家置於危險之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為代表的焦慮情緒認為，德國等歐洲國家將因為移民湧入和少數族裔膨脹而陷入民族自我毀滅的危險。以瑞典為例。雖然瑞典是一個對外國人開放友好的進步主義國家，但瑞典長期具有種族和文化單一性。2022年，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已躍升為議會第二大黨，瑞典已經變為歐洲移民政策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原因在於，自20世紀90年代的兩伊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尤其是2015年敘利亞戰爭以來，大量移民湧入瑞典，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改變了瑞典的人口結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瑞典人出生於國外。同時，瑞典的貧富懸殊迅速擴大，社會治安問題凸顯，引爆了系列排斥移民的暴力襲擊和社會騷亂等，刺激瑞典的社會和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許多歐洲政黨都使用了隔離牆等口號，例如“讓瑞典再次安全”“確保歐洲邊境的安全”“邊界和自由”等。右翼的政治理念——以種族區別和消除差異為基礎建構同質性的國家認同感——顯然正在贏得越來越多歐洲民眾的認同。“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與移民政策的嚴格化已成為一體兩面的政治現象，保護了本國勞動力市場不受新進入者（移民和難民）衝擊，限制新自由主義主導下歐洲勞動力市場的過度靈活性。其次，基於“人民是權力贏得其正當性的唯一來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法國學者阿奎利諾·莫雷勒（Aquilino Morelle）的《精英的鴉片：法國是如何在沒有重建歐洲的情況下被毀滅的》一書批評道，法國在精英們的誤導下，為了歐洲化而犧牲自己，以致達到了自我分解的地步。頻繁的條約修訂、各種危機引發的制度變革以及成員國不斷變化等，使歐盟成為一個不斷演變的政治體系。由於向歐盟等歐洲機構讓渡了部分主權，歐洲國家內部治理的一些關鍵領域已經不受各國選民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這給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然而，一方面，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2016年英國退出歐盟被視為英國人民奪回控制權的一種方式，2024年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交鋒凸顯了歐盟與其成員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存在衝突，例如歐元危機就暴露了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歐盟權力和歐盟能力之間的鴻溝，不僅加深了各民族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貧富鴻溝，而且加深了精英與大眾在政治參與和個人自由等方面的不平等。沒有財富的階級，由於其資產貧困性和經濟脆弱性，已經深陷於經濟與社會的雙重結構性不平等，政治參與能力隨之受到限制。與此相反，億萬富翁們借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例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網路有能力擾亂一國政治格局，蓋茲基金會掌握了部分全球衛生治理的權力。新技術革命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神話——“知識經濟”，並試圖以此替代歐洲悠久的勞資關係敘事。金融-高科技-媒體資本日益結合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全球各國各地區擴張，並形成高度壟斷局面。產業空心化、公共服務私有化、醫療教育商品化、勞動力市場去監管化……能夠獲得知識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極少數人成為局內人，越來越多其他人淪為局外人。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公共政策經常以社會融合的名義鼓勵中產階級化，以此淡化階級或階層矛盾。現實是，精英與普通民眾、城市與邊緣地區、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等各種撕裂對立日趨惡化，大企業主導選舉處理程序，金錢塑造思想領域和決定民調資料……這些變化深刻地重塑了歐洲國家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歐洲公民”這一概念表面上似乎能夠消解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邊界藩籬，讓“歐洲變平”。但現實是：為了吸引高淨值個人，歐洲多國爭相提供了稅收優惠、居留許可乃至“投資公民身份”等，打破了政治和社會共同體與國籍之間的聯絡，讓超級富豪們得以享受“基本無國界”的流動性。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了，現實世界的經濟社會等級結構卻越來越森嚴。精英的個人自由、跨國公司的資本自由與大眾的民主自決之間的衝突在持續加劇，危機、分歧、爭端乃至戰爭頻繁再起。歐洲多國的公民對歐盟等機構的不信任加劇，越來越多歐洲人通過選票表達對重建“民族圍牆”的期待，希望通過重建“民族圍牆”維護大眾進行民主自決的權利，或者以此換取霍布斯式的民族國家對其提供保護。最後，基於“歐洲是歷史積累而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裡奪回文化領導權。“政治正確”始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時期，是指在公共場合不得負面評價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和持不同信仰者這四大少數群體。歐洲的政治正確體現在許多方面，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主義、種族與移民議題、性別平等議題、性少數群體權益、宗教與信仰自由等。歐洲左翼主張建立“少數群體的包容的普遍主義”，自我賦予了進步主義、政治平等和現代性等光環。反過來，多數群體所持的傳統話語被變相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二者之間的分歧被視為現代性的支持者和傳統模式的捍衛者之爭，這就激起了保守力量的反感和“反向運動”。以西班牙極右翼政黨呼聲黨（Vox）為例，天主教不僅是其身份認同和民族主義主張的核心，也是對抗女權主義和進步潮流的象徵資源。同時，天主教也成為其排斥其他宗教言論的核心論據，由此將伊斯蘭教信眾貼上了“陌生人”標籤。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也聲稱擁有天主教“遺產”。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宗教因素重新置於歐洲身份認同的中心，將宗教動員作為其“道德”政治的合法性來源。北歐的極右翼勢力不把天主教作為身份來源，而是聚焦於譴責移民的伊斯蘭教背景。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其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和排斥進行合法化與正當化。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對伊斯蘭教的焦慮不僅與“十字軍東征”等歷史和對伊斯蘭宗教統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懼有關，而且與歐洲在伊斯蘭或阿拉伯世界進行的殖民和後殖民統治有關。今天，伊斯蘭恐懼症還因“白人種族滅絕”“大替代理論”等陰謀論、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襲擊等事件而迅速蔓延。耐人尋味的是，被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的諸多歐洲傳統，在其萌芽之初，往往也是追求普遍主義的。例如基督教不僅認為自己應該包容無邊無際的空間，也應當涵蓋所有時間。曾經自視為永久的、恆定的，而今卻被認為是傳統的（過去的）、特殊的。一如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一度帶來了跨國大資本勝利的形象，並且試圖將這一形象歷史化、普遍化，而今卻受到了主張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圍牆”的阻隔。▍延伸還是斷裂？“將世界變平”和“重建民族國家圍牆”這兩條路徑的區別，相當程度上植根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分歧。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與歐盟的高歌猛進等曾經高度同頻，給歐洲各國人民許以美好願景，以此擴大支援力量的共識區域。三者的話語和實踐看上去涇渭分明，實際上相互配合。在賦予跨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極大自由的同時，個人越來越被原子化和分化，孤立的個人越來越被異化為生產消費鏈條的一個分子，抵禦社會風險的能力減弱，需要更多社會共同體對其提供保護，卻又以自由為名、侵蝕著社會團結的基礎，從不同方面重組甚至破壞人之為人的各種共同體：家庭、社區、國族……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提出的歐盟公民身份，形式上與“羅馬人”類似，每位持有歐盟中任一成員國公民身份的個人都是歐盟公民。三十多年後，除了歐盟成員國之間實現了自由通行之外，福利保障、教育體系、醫療關懷等共享承諾並未真正兌現，反而引爆了反歐盟、反移民等社會浪潮。今天，“歐洲一體化”和歐洲戰略自主的共識與夢想似乎瀕於破滅。那個古羅馬-基督教式的奉行普遍主義的構想，被證明不過是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的狂歡。問題是，淪為美國附庸的歐洲、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歐洲，通過“民族圍牆”的再起，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回歸嗎？回顧歐洲的歷史，放眼歐洲的當下，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沒有人能逃脫市場”。拜登時期的美國通過挑動俄烏衝突將歐洲與俄羅斯“脫鉤”，川普新政對歐洲加征關稅和收緊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等，似乎又在推動美國與歐洲“脫鉤”。儘管川普政府力圖通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手段重新塑造全球經濟結構，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仍在持續，跨國資本力量仍在主導歐洲經濟，歐洲各民族國家對其的管制能力越來越走衰。這一處理程序讓“股東價值”的勝利取代了歐洲“人民”的勝利，對歐洲經濟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歐洲各國公共支出仍然很高，但更多用於有利於企業的稅收豁免，社會福利制度已經越來越無以為繼，歐洲多國再度陷入大多數人被剝削的境地。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經依賴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商品、俄羅斯的廉價能源、美國的安全保護等，這些條件不僅有利於歐盟的擴張，也有利於滋養普遍主義夢想。然而，這樣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俄烏衝突已使歐洲多國經濟不堪重負，歐洲各國的人口結構、產能結構、供應鏈結構、地緣結構等都已經無力支撐大規模長期戰爭，其結果是歐洲多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否定普遍主義，回歸特殊主義，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這是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反抗，卻不是解決當下歐洲困境的良藥。霍布斯的契約主義理論指出，個人選擇結束“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通過將部分自由讓與國家以換取國家的保護。國家與其說是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權力的工具。在世界權力結構大重組、民族國家主權能力受限的今天，“民族圍牆”的再起，又那有能力提供歐洲極右翼力量支持者所期待的保護呢？“人的權利是普遍性的，而公民的權利總是由一個國家的成員構成的。”選民是政策的接受者，而不是決策者。歐洲的政治光譜，究竟是繼續向左右兩翼的延伸，還是個人解放和政治歸屬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次出現斷裂，甚至走向“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可怖圖景？這已經不再取決於歐洲人民自己，卻又正在為歐洲人民所承受！ (文化縱橫)

川普二次執政不到一百天，跨大西洋聯盟已經接連崩壞。沒有美國的歐洲，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如何在戰略自主、安全防衛和重振經濟之間尋找平衡？作為捍衛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中國將在這場新棋局中扮演何種角色，中歐合作會否迎來新的轉機？觀學院直播廳特別邀請上海外國語大學傑出教授黃靖，歐亞集團總裁、紐約大學名譽教授伊恩·佈雷默，英國肯特大學俄羅斯與歐洲政治學教授理查德·薩克瓦，從中、美、歐三方視角帶來解讀。以下為對話文字稿上半部分。川普讓歐洲面對嚴酷的現實：俄羅斯不會消失黃靖：我們將討論一些在歐洲非常熱門的話題。不管出於什麼理由，歐洲正在吸引全球的關注。我們可能有不一樣的觀點和視角，但我和觀眾們還是很想聽聽你們的看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今天的歐洲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首先，歐洲處在困難的局面。唐納德·川普總統已經把歐洲攪得天翻地覆，整個全球局勢也陷入天翻地覆。有些人對此非常憤怒、情緒激動，這可以理解。美國對歐洲的背叛，甚至對俄羅斯的投降，從根本上改變了局勢。所以第一個問題是，這是川普一直以來的那種臨時起意的瘋狂舉動嗎？有些人會說，他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或者，這代表美國的戰略撤退？正如過去幾年來我們看到，美國作為一個霸權，它管理全球事務的能力正迅速下降。還是說，如同一些學究氣的學者（包括我在內）認為，這反映了全面的變化？美國似乎放棄了威爾遜主義，回到了傑克遜主義或所謂的新傑克遜主義。我想請教二位學識淵博的先生對這件事的看法。請暢所欲言。觀學院直播廳| 上海外國語大學傑出教授黃靖伊恩·佈雷默：有意思的是，通常來說，美國人認為在美國發生的事會影響全世界。這當然被誇大了。我並不認為亞洲全部的地緣政治局勢會因為川普而突然改變。美國的印太聯盟體系基本上維持不變，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大體上穩定。但我們關注的是歐洲，我猜理查德也會同意我的看法。由於川普的上台，歐洲的情況相比拜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也許，這兩位美國總統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拜登真的相信一個強大的歐洲和歐盟有利於維護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回看拜登對2022年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反應，我認為拜登犯了很多錯誤，但他做的一件正確的事情是協助確保美國和歐洲每天都步調一致。他們協調得很好，拜登不會採取沒有歐洲人參與的行動，雙方在幕後進行了大量的外交溝通。但川普認為，一個強大的歐洲不利於美國。他支援英國脫歐，當他在第一個任期會見法國總統時，川普總是問，你們什麼時候搞法國脫歐？就像英國那樣。他想要歐盟變得更虛弱。川普真的相信，相比維持與歐盟的關係，美國發展和歐洲國家的雙邊關係能更好地服務美國利益。某種意義上說，他認為歐洲在搭美國的便車，所以要在貿易上對歐洲更強硬。總體情況是，川普希望歐盟分崩離析，他支援英國脫歐，支援歐洲內部所有試圖脫離的勢力。通過這樣的方式，川普實際上在戰略上與普丁相契合，他們對歐洲人的看法是一致的。理查德·薩克瓦：我從兩方面回答你的問題。一方面，川普代表了某種長期的趨勢；但另一方面，他確實以無人可及的獨特方式在做這件事，比如他的不一致、感情用事、以自我為中心。當然，這樣做背後可能有更深層的戰略目的。從第一點長期趨勢的角度來說，川普向歐洲提出了問題。這些問題本該在30年前就做出回答，甚至是40多年前就回答，在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的時候，以及冷戰結束的時候，還有接下來，我稱之為持續了25年的冷和平時期。換句話說，這個問題在於——北約的目的是什麼？如何才能真正建立一個切實有效的、包容的泛歐洲安全秩序？川普以一種混亂的方式發出了質疑。然而，他同時把這些問題擺上了行動日程。這當然令歐洲大國措手不及，因為他們（我稱之為“政治西方”）對北約這個跨大西洋權力體系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不僅是自1945年以來，而且在1991年之後又加倍下注，在2014年之後又三倍地下注。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華爾茲表示，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可能性“極小”隨著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他們非但沒有解決危機，反而加劇了安全困境，導致最終走到這一步。說到底，歐盟致力於加入一個跨大西洋權力體系，它並不包括俄羅斯。這導致整個歐盟與俄羅斯的邊境地區爆發衝突。可與此同時，歐洲突然意識到，用於遮掩矛盾的地毯已經被抽走。他們現在的反應非常激烈，我該怎麼形容呢？歐洲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震驚，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歐洲在維護一個時代錯置的、過時的安全秩序，是這個秩序引發了衝突。川普將他們暴露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即俄羅斯不會消失，已經恢復了元氣，俄羅斯是歐盟邊界上的一個重要的核大國。夥計們，你們讓自己捲入了一場戰爭。儘管如此，我想說的是，川普試圖讓美國外交政策回歸正常，但這很難維持。可他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這樣做，就像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人士，曾擔任前總統尼克松、福特與里根的高級顧問，觀察者譯註。）等人所說，以及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第16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前總統里根的外交顧問，觀察者譯註。）在冷戰結束後所說，美國需要讓自身恢復“正常”，在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內維護國家利益，並與其他國家合作。世界不需要美國去管理全世界，世界確實需要美國的領導力，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國家、最龐大的經濟體，美元處於國際金融體系的中心。因此，世界肯定需要明智與克制的美國領導力，而不需要霸權與支配地位之類的東西。川普模糊地觸及了上述問題，正如我說過，有時你會問出正確的問題，但你未必能給出正確的答案。黃靖：是的，理查德，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對美國和歐洲來說，無論從安全利益、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利益來說，跨大西洋橋是不可或缺的。現在，川普似乎打算拋棄這一切。在我看來，這對美歐雙方都沒有好處。歐洲顯然正經受痛苦；而美國，我不認為它這樣做能獲得多少利益。我認為美國的霸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所謂的跨大西洋橋樑基礎上，或者跨大西洋聯盟。沒有這個聯盟，無法想像美國如何能贏得冷戰。但現在，一切似乎都結束了，沒有任何替代品。歐洲面臨美國三重威脅，跨大西洋關係已越過無法挽回的節點理查德·薩克瓦：你指的是第一次冷戰，那確實已經發生了。美歐聯盟在當時也許是不可或缺的。但今時不同往日，冷戰在30多年前就結束了。為什麼我們還要維護這個你稱之為橋樑、我稱之為跨大西洋權力體系的結構？這個結構當然增進了美國的利益。顯然，歐洲想要維持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但我們不再需要這種緊密聯絡的跨大西洋權力體系。它形成於第一次冷戰，之後也一直延續下去，不斷地複製冷戰的邏輯。觀學院直播廳| 英國肯特大學俄羅斯與歐洲政治學教授理查德·薩克瓦你說到安全，當我們的大陸正經歷一場大戰，而這場戰爭本來完全可以避免時，我不覺得北約帶來了安全。如果北約沒有東擴，沒有上演一系列與之相關的事情，局勢本可以輕鬆地逆轉。所以不能說這帶來了安全。伊恩·佈雷默：我認為，歐洲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同時面臨來自美國的三重不同威脅。首先是貿易上的威脅。美國已經下了決心，不再真誠地扮演自由貿易問題上的領導角色。川普不再想要低關稅，這導致許多美國的製造業被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其他地方。他認為那些國家佔了美國的便宜。貿易是歐盟有能力處理的問題，是他們相對來說應對得比較好的事情，所以歐盟能反擊美國人。我認為這是美歐在三個方面的交流中，相對更體面的一方面。然而，當美國人開始談論期待4月2日川普開始加征對等關稅，且原則上針對所有國家時，接下來，歐洲人將不得不做出反擊。這顯然會傷害歐洲自己的經濟，同樣會傷害美國經濟。而在如今歐洲經濟增長乏力、生產力水平也不算高的情況下，這對歐洲來說是個挑戰。其次，美國人還表示，會與俄羅斯人達成協議，美國將向烏克蘭施壓，但不會與歐洲協調。這當然與拜登的做法非常不同。當川普與普丁上次打了90分鐘的電話時，他沒有告訴烏克蘭人，也沒有提前通知歐洲人他打算做什麼。當他在橢圓形辦公室與澤倫斯基爭吵時，不管你怎麼評價這件事，事實是，歐洲人並不認同川普的做法，所以澤倫斯基在倫敦受到熱烈歡迎。許多歐洲國家領導人都來了。你可以觀察到一種非常明顯的氛圍，歐洲人十分擔心美國人正在討好他們的主要對手——俄羅斯。而美國這樣做之前，沒有徵求歐洲的許可，這對歐洲來說是第二個問題。第三，美國同時在說，美國人不再相信過去他們和歐洲人共同接受的價值觀。這當然包括馬斯克與范斯告訴歐洲人，他們自己才是民主的敵人，而不是俄羅斯或者中國。總體來說，馬斯克與范斯認為歐洲領導人不支援言論自由，反而支援“防火牆”；歐洲領導人正在迫害德國選擇黨等政黨，認為對方是“新納粹分子”。當然，是美國人領導了二戰結束後的“去納粹化”運動。從歐洲的視角來看，美國人正在推動歐洲內部的反民主運動，通過虛假資訊的演算法，美國人正在輸出西方民主的對立面，類似那樣的東西。事實上，即將上任德國總理的默茨表示，美國在傳播關於民主的虛假資訊方面的努力，跟俄羅斯的做法一樣糟糕。所以，歐洲同時面臨著來自美國的三重挑戰。貿易挑戰是最容易的，也是各界最習慣的，但還有美國與俄羅斯趨同的問題，有關西方民主法治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我也很好奇理查德會不會同意這一點，過去兩個月以來，美歐關係遭受了永久性的傷害。這是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所未見的。觀學院直播廳| 歐亞集團總裁、紐約大學名譽教授伊恩·佈雷默歐洲人需要重新思考與做出調整，至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應對，依然存在爭議。但在我看來，此刻的跨大西洋關係已經越過了一個無法挽回的節點。黃靖：接下來繼續討論一個非常直接且意義重大的事件，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將缺席即將舉行的北約軍事演習。這意味著什麼？在川普及其陣營的威脅下，美國會不會退出北約，讓歐洲自己接手防務？或者，至少美國看起來會放棄所謂的北約領導地位，只是想做一個普通的北約成員國？換句話說，這是川普對歐洲人發出的威脅：現在需要你們加強防務投資了。他認為北約並不重要，但我們知道，自1945年或“馬歇爾計畫”實施以來，北約對大西洋兩岸的安全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它被稱為大西洋橋。在你們看來，美國真的會退出北約嗎？理查德·薩克瓦：川普在第一任期時已經發出了部分訊號，我們都記得那時G7峰會上的照片，安格拉·默克爾和其他人聚集在桌子後面，川普坐在中間，一臉的不屑一顧。這體現了一種你可以稱之為“深層川普”的形象。2018年6月的G7峰會結束後，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社交媒體帳號發佈的一張照片引發熱議 圖自：德國總理府這顯然包括了他個性中的不良偏好與弱點，但也反映了更深層的重組。當然，在美國有一個政治基本盤群體，其規模甚至可能在擴大，伊恩應該比我更熟悉，我確信他對此瞭解的比我更多。這個基本盤在逐漸拋棄新保守主義的立場，為了方便起見，讓我們姑且這樣形容。美國的新保守主義主張咄咄逼人地推進聯盟體系，繼續進行冷戰，遏制俄羅斯與中國，並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現在，川普正在營運一套完全不同的範式，這種範式有著深刻的起源，並不是孤立主義，但也不是我想看到的。聯絡到伊恩講的第三點，我認為非常重要，那就是法治、西方民主與自由主義。川普在否定舊的聯盟體系的同時，事實上帶著某種全球主義的願景。他不打算做我期待他會做的事情——我們可以稱之為一份泛大陸的目標清單，意味著回歸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尊重主權的國際主義。相反，川普拒絕了拜登式的舊路線，不再強調民主或新保守主義的全球主義，但他並沒有用孤立主義取而代之，而是採取了一種新的全球主義，這更具侵略性、更強調美國優先。這確實引發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想再度強調，關於美國戰略撤退的話題已經爭論了很長時間，當北約已經明顯成為一個挑起衝突、削弱歐洲安全的因素時，今天到底誰還需要北約？我就講到這裡。川普從根本上削弱了北約的力量結構伊恩·佈雷默：關於美國對北約的承諾，我覺得，一方面，川普一貫的主張就是歐洲人需要在國防上花更多的錢，需要更多地扮演領導角色。北約應該變得更強，而不是更弱，這顯然不是普丁想要聽到的。普丁不希望看見美國人推動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北歐國家、德國和法國等國開始在國防上花更多的錢。但這就是那些國家正在做的事情。所有那些宣稱川普被普丁收買的人，他們都愚不可及。川普是注重交易的單邊主義者。川普認為他與普丁的關係更好，因為普丁更平等地對待他，而不是像歐洲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軟弱精英，他們在背後悄悄嘲笑川普。川普知道的一清二楚，就跟歐巴馬一樣。雖然和普丁相處得很好，但川普並不是在替普丁行事。現在，我注意到川普會見波蘭總理圖斯克時，被直接問到軍事承諾的問題。他表示會把軍隊部署在波蘭，他不打算從歐洲撤軍，為什麼？因為波蘭正朝著實現國防支出佔GDP的5%的方向努力，這是川普所要求的高標準。事實上，這比美國軍費的佔比還高出很多。當川普與英國首相斯塔默會面時，也被直接問到這個問題，即美國是否依然支援北約協議第五條款，也就是集體安全的協議。第五條款唯一一次發揮作用是在“911”事件後，是美國人主動提出啟動，那些盟友選擇了與美國並肩作戰。川普表示支援保留第五條款，同時說，他不相信未來需要啟動它，但他表達了支援。所以，川普沒有說過或做過任何暗示美國將突然退出北約的事情。但很明顯，首先，美國公眾不支援美國過去打的這些戰爭。川普反對出兵阿富汗，並與塔利班達成了協議，沒有與歐洲領導人商量，也沒有與美國當時支援的阿富汗政府商量，就決定從阿富汗撤出美軍。這非常像他目前計畫就烏克蘭問題與普丁達成的協議。川普不希望看到美國為遠方的戰爭派出軍隊，或者支付巨額資金。他認為這些戰爭對美國來說並不重要。3月18日，川普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通話後接受媒體採訪，形容交談“富有成效”順便說一句，以色列是一個明顯的例外，我們可以後面再討論。川普更加感興趣的是遏制中國，他更感興趣的是太平洋，從美國國防部對印太地區的額外投入就可見一斑。這些軍費開支的調整更多是關於從歐洲和中東前線撤出軍隊與作戰能力，並轉移到太平洋戰區。所以，首先，我不認為川普正計畫退出北約，但我確實相信川普正減少對北約的資源投入，他的承諾越來越少。我也認為，川普說了一些事情，然後改變了他的看法。因為每隔4年，美國的外交政策都會發生劇烈變化。如果你是一位歐洲領導人，你完全有理由問自己，如果我的國家遭到攻擊，當我援引北約第五條款時，美國會出兵保護我嗎？比如假設我是愛沙尼亞的領導人，美國人會來保護我的國家嗎？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不能確定。歸根結底，北約這樣的集體安全協議不僅僅是基於各國的軍事能力，也是基於相互之間的信任。換句話說，就像川普說過的那樣，歐洲人的手上沒有牌了。打撲克不僅僅取決於你是否有牌，也取決於你怎麼出牌，如果美國人打算以一種交易式的做法、單邊主義的方式來面對歐洲，這將從根本上削弱北約的力量和結構。不管你認為北約是一個相對帶來穩定的力量，我是這樣認為的；或者你認為北約導致了不穩定，並最終激怒了俄羅斯人，就像理查德的看法一樣，我們都同意是什麼讓北約能發揮作用。許多曾讓北約發揮作用的因素，現在正被川普削弱。黃靖：好的，讓我們稍微回到北約東擴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北約東擴是嚴重的戰略誤判，比如查爾斯·庫普乾大約2023年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四五月刊的文章。對於這個話題存在爭論，不是嗎？理查德的觀點並不孤單，就算在美國，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戰略思想者，比如瑪麗·斯勞特還有查爾斯·庫普乾，包括已經去世的基辛格博士等，他們都認為，北約的擴張過頭了，導致了這場戰爭爆發。這是一點。但我的觀點是，如果美國真的降低對北約的承諾，讓自己變得不值得信任，這會削弱北約作為歐洲安全與和平支柱的作用，以至於沒有人會把北約當回事。就像伊恩剛才說的，如果愛沙尼亞或立陶宛遭受攻擊，不僅美國可能不會採取行動，即使是北約中的其他大國，比如德國、法國也可能也會說，嘿，你的手上沒有牌了。這可能正是普丁想要看見的結果。而對於太平洋這一邊的中國來說，他們並非不樂意看到這種情況發生。因為美歐之間的關係正在分崩離析。北約從未打算支援烏克蘭，這是最糟糕的情況理查德·薩克瓦：我想說3點。關於軍費佔GDP的比例達到5%，事實上我會希望進一步提高。現在歐洲或北約成員國正考慮把3%作為最低限度，華盛頓當然在背後做了巨大的推動。顯而易見的是，防務責任的分擔一直是華盛頓長期關注的問題。但這只是看待問題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在於思考，歐洲真正面臨的威脅是什麼？如果我們要這樣做，回到第一次冷戰時期的防務開支水平，那麼理由是什麼？發生這種情況的戰略背景是什麼？相比在軍事化的問題上加倍下注（我認為長期來看這是一個錯誤），關於歐洲安全問題，我們正在犯另一個錯誤。正如另一個北約東擴的反對者，喬治·凱南在1940年代就提出，面對來自蘇聯的真實威脅，他從來都不主張採取軍事化的回應，而是主張採取更多外交手段，實施更複雜巧妙的遏制戰略。當地時間3月6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布魯塞爾參加歐盟峰會 視覺中國我希望能回歸那樣的願景。所以，我們當然需要安全保障、需要維持戰略平衡。但不得不提的是，正如馬克宏過去常說的，歐洲的安全是否應建立在對抗俄羅斯的基礎上？這將意味著另一場持續一代人的衝突，會把歐盟從一個注重保障公民福利的機制，轉變成一個關注戰爭的集團。我們已經看到歐盟正在“北約化”，甚至到了非常令人不安的程度。這才是更大的問題。最後，關於北約東擴這個關鍵話題，就其本身來說，我們可以批評北約，這些批評恐怕是它應得的。但你知道，我的觀點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中期威廉·伯恩斯的看法，甚至是1997年的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一直是北約東擴的熱情支持者，可他總是說，必須在更大的安全條約或者是某種與莫斯科的穩定關係框架內，才能推動北約東擴。因此，北約本身與北約的東擴並不是一回事，人們可以為北約的正當性找到理由，但問題恰恰出在北約東擴的方式以及未能建立起更大的安全框架上。顯然，這本該包括華盛頓在北約的去中心化，組建一個包括華盛頓的新模式，一種真正的後冷戰模式，而我們仍在探索。所以我想說，作為一個歐洲人，我不希望整整一代歐洲人繼續陷入這種狀態，我們已經面臨巨大的預算赤字。你知道嗎？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債務佔GDP之比已經超過了100%，我們根本負擔不起。我們在談論一場債務危機，一場影響波及一代人的經濟危機，我們陷入了衰退。歐洲正在戰略上被邊緣化，但這是一種自我強加的邊緣化。為了讓歐洲重新成為一個主要的博弈方，需要回歸到我們的規範性基礎上，而不是取消羅馬尼亞的選舉結果，不是操弄民主選舉，不是成為一個虛假的地緣政治實體。說到歐洲本應該成為什麼樣，我一直希望歐盟成為一個促進和平的機制，而不是一個帶來戰爭的集團。伊恩·佈雷默：我當然對理查德說的很多觀點表示同情，我認為他說的這一點完全正確，如果北約要擴張的話，應該放在更好地促進全球安全規範的背景下去做。但這並沒有發生，結果出現了最糟糕的情形。要記得，在蘇聯垮台後，北約擴張了，但歐洲更加去軍事化了。所有的北約軍隊數量、軍費總開支、俄羅斯人在邊境感受到的所謂“威脅”，總的來說是下降了。當時並不是美國人在說，我們打算擴大北約，我們打算為北約投入更多的錢。這不是事實。歐洲人也沒有這樣說。所以讓我們明確這一點。而且，北約的擴張也沒有違背那些申請國的意願。北約作為一個防禦性質的聯盟，各國通過民主投票選擇加入，然後被接納。這是一個基於主權做出的決定。我確實相信，各國應該被允許自主地做決定，加入任何他們想加入的俱樂部。坦率地說，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當你把一個國家引進一個俱樂部，卻沒有真正打算讓他們成為其中一員，例如烏克蘭與北約的情況，對吧？又比如俄羅斯和“G7加1”的機制，土耳其和歐盟的情況。正是這種情況會引發大量的反感，你會產生一種遭到了不公正對待的感覺，也會導致長期性的不穩定，這是不可持續的。我的意思是，俄羅斯人從來沒有被G7真正接納，他們被邀請參加G8峰會，但是在會議的關鍵部分，俄羅斯人卻沒有資格參加，他們被迫坐在外面的接待室。所以，這讓他們感覺比沒有被邀請更糟糕。北約與俄羅斯的常設聯合理事會也是這樣。2013年6月在北愛爾蘭恩尼斯基林召開了最後一屆八國集團（G8）峰會烏克蘭支援北約，但烏克蘭從未收到加入北約的邀請。他們從來沒有一份如何成為會員的行動計畫。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對的，北約會持續支援你們；事實上不是的，我們沒有這樣的打算。換句話說，烏克蘭要麼應該被允許加入北約，要麼應該被排除在外，這兩種結果我都不介意。我認為，這兩種結果都足以打消俄羅斯人的動武念頭。但現實卻介於兩者之間，導致情況變得更糟。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於土耳其和歐盟也是如此。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這種情況，政治領導人做出權宜之計，因為他們不想做艱難的決定，就把問題踢給未來。當未來的人們不得不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卻只剩下一手的爛牌。這就是過去幾十年所謂的後冷戰時期，我們看到的情況。相比美國，歐洲何去何從是更加未知的問題黃靖：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川普的做法對跨大西洋橋樑（或跨大西洋聯盟）造成了多大的破壞？是像你說的那樣，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還是從長遠來看，美歐之間深度的機制性聯絡，在價值觀或安全方面的利益高度趨同，讓他們最終還能走到一起？畢竟，川普只能再當四年總統，四年的時間很短。所以這段關係可以被修復嗎？還是說美歐之間已經結束了。理查德·薩克瓦：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跨大西洋橋”。老實說，這不是我們經常使用的術語。我們通常會說美歐聯盟或更實質性的東西。我會用“政治西方”這個詞，這種聯絡的紐帶非常強大，是在第一次冷戰期間建立的。當然，基於自然原因，它正在衰敗，因為世界正變得更加多極化。中國、印度與全球南方都是重要的參與者。換句話說，自1945年以來，整個國際體系已經趨於成熟。因此，如果我們還要堅持維護一個1940年代建立的體制（北約），看起來非常的奇怪。艾森豪威爾本人曾說，如果北約成立10年後仍然還存在，那麼我們建立它的目標就失敗了。而北約已經存在了70多年。它仍然是一個災難性的失敗。這並不是說，我希望看到美國和歐洲國家之間出現隔閡與裂痕。當然不是。借用你的術語，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橋樑模式，一種真正的後冷戰模式。其中，我們可以對泛歐洲大陸的安全秩序形成一個更實質性的願景。這將是一種後大西洋主義的願景，而不是反美國的願景。對此我要著重強調，這並不是一種反美國的願景，而是後美國時代的願景，就像法裡德·扎卡里亞十多年前談論的那樣。這會超越美國的霸權。伊恩·佈雷默：我認為，目前美歐關係已經遭受了一些永久性的傷害。我同意你說的，川普已經78歲了，誰知道他能否完整度過這4年任期。但就算他4年後下台，事情依然會變得不同。不僅是川普堅信這種理念，包括他的顧問、副總統范斯還有馬斯克（不管他是什麼頭銜），這些人真的相信歐洲“落後美國一個選舉周期”。如果美國人推動這個關於法治的議題，或者如理查德所定義的，這是關於反民主的議題，選擇黨可能在德國贏得選舉；改革黨可能在英國獲勝，導致保守黨分裂；國民聯盟可能在法國獲勝。所謂的愛國者可能在歐盟的層面獲勝。德國於2025年2月23日舉行聯邦議院選舉，德國選擇黨取得自建立以來“最佳戰績” 視覺中國屆時，我們將看到歐洲出現一群意識形態上效忠且同情川普的政治力量，就像阿根廷的米萊、匈牙利的歐爾班一樣。這會讓歐盟變得鬆散。現在，我不會賭這一定會發生，但我認為這是可能發生的。當然，川普、馬斯克與范斯試圖操弄局勢的走向，在背後支援出現這樣的形勢。如果這最終成為現實，那麼我們就不能像過去那樣談論跨大西洋關係，我們將討論的是美國與歐洲國家的雙邊關係。因為這裡的一大挑戰是，正如理查德之前提到，歐洲現在沒有一個真正的獨特模式。美國人確實在進步，不僅在軍事層面，力量投射與武器的層面，他們的經濟實力也在相應地發展。但與盟友相比，美國在技術上也越來越佔主導地位。中國也是如此，對吧？某種程度上說，現在全世界有兩個國家真正擁有大國地位，而歐洲人不在其中。如果美國人一意孤行地削弱歐盟的能力，同時強迫或催促他們在國防上花費更多，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你可能現在會想買進德國的軍工股票，因為你知道他們會大舉投資。但未來5年，歐洲會面臨自1991年以來從未承受過的壓力。在我們能夠真正完整地談論跨大西洋橋會變成什麼樣之前，這才是需要回答的問題。相比美國會走向何方，歐洲的何去何從才是更加未知的問題。歐洲正變得像“新蘇聯”，現狀已不可持續黃靖：現在讓我們談論歐洲本身。人們會說，川普所做的事給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人，醒醒吧！”但不幸的是，這個叫醒電話來得太戲劇性了。歐洲人打算怎麼做呢？我們依然記得布林肯曾經說過，“你要麼在餐桌旁，要麼在菜單上”。川普政府不僅把烏克蘭放在了菜單上，還把歐洲放在菜單上。考慮到美國與俄羅斯的談判，你認為歐洲能在多大程度上堅守原來的立場？我們看到歐洲領導人聚在一起，首先是馬克宏主持會議，接下來在倫敦還有布魯塞爾舉行了峰會，試圖形成一種團結的主張、堅持立場。但鑑於我們對歐洲的理解，它在政治上是破碎的，在經濟上也陷入困境，在這個所謂的“烏克蘭傳奇”中，歐洲真的能堅持下去嗎？伊恩·佈雷默：歐洲是否真的能堅守立場，我們不知道。這是我的觀點。我們不得不對歐洲人在過去幾周裡所做的事情感到驚訝。我的意思是，當涉及到國防預算的問題時，德國人基本上打算拋棄之前的債務上限條款。要記得，過去幾年來，儘管德國經濟一直處於衰退中，但德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也在持續下降，所以他們有很大的財政空間去增加軍費。但是德國人沒有能力，也不願意使用它。現在，他們真的開始擴張軍事預算。為什麼？因為德國感到恐慌。法國人現在說，將把國防開支提高到佔GDP的3.5%；歐盟也為提高債務上限做出了巨大努力。他們在討論，如果停火協議突然破裂，就考慮沒收目前被凍結的數千億美元俄羅斯資產。一個月以前，歐洲甚至沒人談論這件事。毫無疑問，在這場比賽進入尾聲後，歐洲人開始明白所面臨局勢的緊迫性。但儘管如此，考慮到俄羅斯和美國的施壓，這是否足以改變歐洲的模式？不管是在共同的經濟政策、國防政策還是科技政策上，兩三年後的歐盟會比今天更強大嗎？我擔心的是，目前基本上有幾種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比如一個國家主導經濟活動與私營部門的模式，以中國為代表。過去幾十年來，這導致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科技實力增長。另外，存在一個私人部門主導政府、特殊利益集團與資本主導政府的模式，以美國為代表。過去幾十年裡，這個模式也帶來了大量的技術進步與創新。然後是歐洲的模式，它試圖確保政府扮演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支援社會契約和普通公民。它不像中國那樣由國家主導一切經濟活動，也不像美國那樣由大資本控制一切。但不幸的是，歐洲的模式並沒有帶來技術增長和繁榮，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那麼，歐洲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介於前兩者之間的模式嗎？因為美國只會進一步傾向於大資本控制政府，更像是一種盜賊統治（Kleptocracy）。基於這樣的模型，未來5年的歐洲會是什麼樣？儘管歐洲的模式實際上以更人道、體面的方式對待其公民，並以中國和美國所不具備的方式維護法治，但我擔心，歐洲的模式從根本上說沒有可持續性。理查德·薩克瓦：我認為你剛才對那個難題分析得很好，我非常同意你說的一切。還有幾點，首先，進一步支援你剛才所說的，要參考馬里奧·德拉吉在去年年底關於歐洲競爭力的報告。這是一份非常全面的報告，指出了剛才提到的問題，特別是歐洲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和缺乏創新的問題。他列舉了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建立了價值6兆美元的公司，而歐洲沒有。最重要的是，歐洲的能源成本比美國高出2到3倍，比中國高出許多倍。因此，切斷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來源加劇了德國的去工業化。對過去的失敗加倍下注是明智的嗎？我過去一直是歐盟和歐洲一體化的堅定支持者，但最近崛起了越來越多的所謂右翼民粹主義者，或者用中性的詞，大量的主權主義運動回潮，其中的一個特徵就是右翼在選舉中獲得高票，例如，克林·傑奧爾傑斯庫在去年年底羅馬尼亞的總統選舉中獲得了高票，不過他剛剛被禁止參加競選。換句話說，我所關心的是對這些挑戰的回應，我希望進行一場更大、更公開的辯論，討論作為歐洲人，英國和歐盟應該對此做出什麼樣的回應。單純地轉向軍事化、強化冷戰思維，只會帶來一系列的反噬效應。就像在羅馬尼亞選舉中看到的那樣，候選人通過民主程序上台，卻被法律禁止參選，這會破壞我們民主的質量，破壞公共討論的質量。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忘記，有近1.5億俄羅斯人也是歐洲人。前幾天的民意調查顯示，70%的俄羅斯人想要和平，他們想過正常的生活。當然，對俄羅斯民眾渴望和平的同情，並不能替代對衝突本質的共情，這兩者有本質不同，我們要搞清楚引發衝突的邏輯是什麼。因此，讓我們解開這個邏輯並且超越它，比如建立某種泛歐洲大陸經濟框架，這是我之前提到的安全措施，這會使歐洲變得更具競爭力。相反，只要歐盟沿著新的鐵幕、新的戰線分裂，就會變得虛弱，就會繼續被邊緣化，就會因軍事化和增加債務而遭受巨大的自我強加的失敗。德國的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只有64%，因此它有花錢的空間。但德國不應該通過增加債務來實現軍事化，而是應該把錢花在鐵路網路現代化這些需要的東西上。你們可能聽說過，德國三分之一的火車永遠在晚點。伊恩·佈雷默：德國這一點絕對令人震驚。黃靖：我自己也經歷過，因為我每年都要去德國兩到三次。德國的火車系統是個災難，我去年從柏林到波恩花了12個小時，這太可怕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確實想與俄羅斯建立一種正常化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改變自己、改變普丁或川普，最後你只會失去自己的特性。我們似乎都明白，歐洲正面臨著俄羅斯的威脅或中國的競爭。歐洲的實力很強，也已經上桌，這是因為歐洲團結在一起。但如果歐洲分崩離析，又該怎麼辦？還有，考慮到分裂、經濟停滯以及所有這些問題，歐洲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歐洲領導人所說的真正的戰略獨立？在當前情況下，如何以正確的方式，無論是單獨、還是集體，真正實現這種所謂的戰略獨立？伊恩·佈雷默：歐洲缺乏對新技術進行戰略性投資的能力。每個關心歐洲的人都應該去讀一讀，剛剛理查德提到的德拉吉的報告。因為這是一份藍圖，告訴了歐洲人在未來十年，如何才能真正實現經濟獨立和繁榮。獨立並不意味著沒有盟友，獨立意味著有能力，對自己、集體和公民的未來擁有某種能動性，這是他們現在沒有的。不管是右翼的梅洛尼還是左翼的斯塔默，馬克宏和默茨介於兩者之間，他們都認同這份德拉吉報告是歐洲需要的。但歐洲人是否有能力集體落實這份報告，特別是考慮到俄烏衝突、川普的不確定性以及與中國競爭而產生的所有壓力，我擔心他們無法在短期內做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他們最終會失敗。因為，當我環顧世界時，我看到了兩種真正的變革性技術，它們將改變每個國家的每個行業。人工智慧方面，美國領先，中國緊隨其後；後碳能源方面，中國遙遙領先，甩開其他國家一大截，而歐洲在兩方面都沒有建樹。他們並沒有真正投資於其中任何一項，所以他們不會成為新的全球經濟的創造者，只能成為接受者。黃靖：但即使德國那樣富裕的國家，我覺得也沒有那種能力和資源來做你剛才所說的事情，歐洲必須站在一起。理查德·薩克瓦：德國在製藥產業等方面確實有一些優勢。但最糟糕的是，它走上了服務業金融化的道路，在歐洲其它地方也有這樣的傾向。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俄烏衝突以某種方式表明，我們過去所說的實體經濟，即製造業，確實很重要。當我說製造業時，我指的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創新和令人興奮的新事物。德拉吉報告是一個很好的路標，可以告訴我們挑戰是什麼，以及可能的應對方式。考慮到過去幾周川普政府上台以來，一系列事件以眼花繚亂的速度上演，我擔心，歐洲人目前陷入的恐慌或許會讓他們走進死胡同。歐洲內部有很多聲音說，歐洲正在變得像“新蘇聯”，陷入僵化擴張的困境，也無法擺脫不可持續的福利國家模式。雖然我不同意這一點，但可能的危險之一是，像蘇聯後期那樣軍事化，而非直面真正需要的實質性社會變革。這種選擇本質上還屬於舊的社會民主模式，最後可能仍會以各種方式走向末路。此外，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政治模式，或新的社會政治模式。這種模式需要是可持續的，能夠將創新和市場激勵真正結合起來。而對過去失敗的模式加倍下注，如果我們把資源轉移到軍事化，那麼我們過去所說的現代化將變得更加困難。 (觀察者網)

北約峰會上，美國副總統范斯一句"歐洲最大的威脅是自己"掀起軒然大波。這不是老大哥第一次掀桌子——從川普的"北約過時論"到拜登的"歐洲腦死亡"，當白宮開始給歐洲開死亡診斷書，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場百年變局的“活體解剖”。 在安全領域，歐美之間的差距愈發明顯。 美國五角大廈憑藉高達3%的GDP投入，打造GPS和矽穀神話。反觀歐洲，卻仍在為1.5%的防務支出如何分攤而糾結。 歐洲並非缺乏創新智慧，從萊布尼茨的二進制到圖靈的電腦，這些偉大的想法都誕生於歐洲大陸。然而，由於歐盟由27個國家組成，各國議會利益訴求繁雜，常常陷入無止盡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