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5年即將結束，高盛歐洲經濟研究團隊利用他們最喜歡的一些圖表，闡述了今年脫穎而出的關鍵主題，以及可能影響未來一年的因素。歐元區和英國經濟在2025年表現出比我們預期更強的韌性。美國關稅對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出口和實際GDP增長造成了壓力，但國內需求總體上比我們預期的更為強勁。因此，儘管歐元區和英國今年的GDP增長仍然低於美國，但結果高於我們在2024年底的預測。我們預計2026年歐洲各地的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改善。首先，美國關稅的拖累將繼續消退......即便來自中國出口的競爭日益激烈。其次，德國財政政策的重大轉變以及歐洲國防開支的增加將支援經濟活動，即使其他地區的財政政策仍然是緊縮性的。此外，我們預計強勁的實際收入增長將支援明年的消費者支出。我們預測2026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為1.3%，英國為0.9%，與普遍預期基本一致。今年上半年，歐元區工資增長和通貨膨脹顯著放緩，但下半年仍然更具粘性。歐洲央行在今年上半年再次下調政策利率100個基點，原因是管理委員會對通膨前景更有信心。鑑於我們預測中經濟的韌性，我們預計歐洲央行利率將在2026年保持不變。進一步降息是可能的，但目前需要明確的催化劑，例如經濟前景的顯著惡化或通膨更為明顯的低於目標。只有在出現顯著的需求驅動型通膨壓力，或者衝擊導致通膨與目標產生較大或持續的偏差時，加息才是合適的。英國的工資增長和服務業通膨率仍然高於歐洲其他地區，但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疲軟，最近已顯示出顯著的進展。我們預計未來幾個月總體通膨將進一步回歸常態。因此，我們預計英國央行將在2026年降息三次，使最終利率達到3%，低於目前的定價水平。在挪威和瑞典，2025年的核心通膨率一直高於目標。我們預計2026年在降低通膨方面取得顯著進展，挪威的通膨率將朝著目標邁進，而瑞典的通膨率將明顯低於目標。我們認為，挪威央行將在2026年降息兩次，而瑞典央行則樂於維持1.75%的利率不變。在下半年達到0%後，我們預計瑞士通膨將在2026年略有回升，並且瑞士央行將維持利率不變。(老李說研報)

對歐洲來說，2025年是失意、失勢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失措的一年。俄烏衝突延宕，歐美關係生變，經濟持續低迷，使得歐洲困局加重。面對深刻變化的世界和難以持續的內外政策，歐洲需要進行戰略和思維上的再平衡。是下定決心真正推進談論多年的戰略自主，還是沉迷於“懷舊”原地踏步，將決定歐洲的未來。張  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原文刊載於2025年12月28日《光明日報》歐洲之困：內外承壓近年來，歐洲一直深陷困局，難以脫身，2025年更是前所未有艱困的一年。俄烏衝突長期化，援烏抗俄更加難以持續。歐洲認為烏克蘭問題事關其生死存亡，視俄為最直接和最重大的威脅。2025年以來，在美對烏政策大幅調整的情況下，歐洲仍極力支援烏克蘭，包括成立志願者聯盟，協調對烏援助；出台多輪對俄制裁等。但與此同時，歐洲各國都面臨程度不等的預算危機，援烏的手段和資源正在減少，特別是要想填補美國留下的援助空白，更為困難。拜登政府時期，美歐援烏金額大體相當。現在，川普政府大幅削減對烏援助，即便歐洲想維持自身的援助水平已很吃力，如果要再增加一倍甚至更多的援助，將給歐洲財政帶來更為沉重的壓力，也會引發更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當前，歐盟不顧法律、信譽等風險，執意要將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用於援助烏克蘭，正凸顯了歐盟這一困境。歐盟也幾乎窮盡了對俄制裁手段，近幾輪制裁更多隻有宣示意義。歐俄相互敵意持續上升，歐洲國家指責俄大搞混合戰爭，通過無人機襲擾、故意破壞基礎設施、虛假宣傳等影響歐洲社會對烏支援。俄則指責歐洲阻礙和平談判，故意製造緊張氣氛，推升歐俄直接衝突風險等。歐洲一方面加緊援烏，另一方面援烏疲勞症也在凸顯。在2025年10月的捷克大選中，反對繼續援烏的政黨獲勝，說明烏克蘭問題在歐洲內部引發的分歧和矛盾正在擴大，未來還將繼續擴大。經濟持續低迷，提升競爭力未見實效。俄烏衝突嚴重衝擊歐盟經濟增長，歐盟失去了俄羅斯這一廉價能源來源地和重要的商品銷售市場。2025年，歐洲經濟還遭遇美國市場壁壘加大的不利形勢。所有進入美國市場的歐盟產品都面臨15%的普遍性關稅，鋼、鋁等行業還面臨更高的行業性關稅。2023年，歐盟經濟只有0.4%的微弱增長；2024年，也僅僅反彈到1%的增長速度；2025年，預計僅增長1.4%。德、法、意以及歐盟之外的英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經濟更為疲弱，德國經濟2023年、2024年連續兩年負增長，2025年預計只有0.2%的微弱增長。在此背景下，歐洲各國政府財政面臨巨大壓力。2025年，法國貝魯政府就因無法在議會通過政府預算而被迫辭職；英、德等國在制定下一年度政府預算時就因為難以在削減社會開支和增加防務及援烏開支上取得平衡，面臨國內各方指責；2026年度預算案的徵稅計畫引發保加利亞大規模示威和騷亂，導致政府垮台。歐盟一直試圖提升競爭力，但目前仍未見效。歐美關係生變，衝擊之大前所未有。跨大西洋聯盟是戰後80年來歐洲外交及安全上的支柱和基石。但是，2025年美國對歐洲態度發生重大變化，視歐洲為價值觀、經濟上的敵人，視歐洲為需要進行和平演變的國家。川普政府12月5日發佈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涉及歐洲的內容雖然不多，卻集中表達了對歐洲的不滿、輕視和敵視。在美國眼裡，歐洲“經濟衰退已屬次要，更嚴峻的現實是正面臨文明消亡”，歐盟這一機構是歐洲問題的一部分。而美國的任務之一是幫助歐洲國家實現政權更迭，讓右翼勢力上台執政。在歐洲看來，美國將矛頭對準歐洲，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價值觀上，歐美已經分道揚鑣，且彼此都視對方為“威脅”。在經濟上，雙方在科技公司監管等問題上的矛盾還在發展。如果說歐洲對這些衝擊尚能忍受，那麼美國在安全問題上的態度則對其構成了重大挑戰。美國不再視俄為威脅，想要與俄實現“戰略穩定”；視俄烏衝突為歐洲的問題，視烏克蘭和歐洲為和平的障礙；不再是與歐洲站在一起的盟友，而是以中間人身份協調北約與俄談判。諸如此類，無一不在衝擊歐洲。儘管歐洲人想盡辦法討好迎合美國，但川普政府對“衰落歐洲”仍是一如既往地忽視，白宮起草的“28點”俄烏和平計畫即是明證。歐洲之問：戰略自主美國是歐洲安全最大的依靠，也是歐洲長期以來志同道合的夥伴和盟友，雙方在全球秩序以及國際事務等重大問題上協調行動，但當所有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和虛無後，歐洲談論多年的戰略自主問題再次凸顯。2025年，歐洲的確加大了戰略自主的力度。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爾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等政界人士都紛紛宣示要在安全和防務問題上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更加獨立於美國。3月，在布魯塞爾的一場緊急峰會上，馮德萊恩宣稱歐洲必須“重新武裝”，並提交了“重新武裝歐洲”特別融資計畫，目標是未來十年調動高達8000億歐元的資金。配合這一計畫的《歐洲防務白皮書——2030年戰備計畫》，則敦促成員國提升採購質量與協同性，目標是到2030年建構一個“安全且具有韌性的歐洲”。5月，該計畫獲歐盟成員國批准生效，首批1500億歐元貸款將重點投向彈藥、導彈、無人機等關鍵領域。鑑於歐洲對美國的安全依賴、經濟現實及歐盟內部的分歧和矛盾，歐洲此輪戰略自主努力甚至面臨比以往更大的阻力，能否實現充滿不確定性。其一，對美國過於依賴。雖然歐洲內部對美國及世界已有深刻的認識，即歐洲“不能再像過去80年那樣依賴美國，必須意識到，如今的美國與以往截然不同，不僅僅受制於川普的意志，更是在將一種新的世界觀制度化”。但無論是從心理還是現實上看，歐洲都不願真正放棄對美國的依賴，似乎不能想像、也不敢想像沒有美國的未來。2025年，儘管美國對歐洲極為粗暴、極盡羞辱，歐洲大多隻是敢怒不敢言。歐盟委員會接受美國單方面強加的15%關稅，答應對美國開放更大市場，無異於不戰而降，這在過去80年中前所未有。儘管如此，歐盟仍將其塑造為成功的協議，因為這避免了美國在安全上拋棄歐洲。歐洲害怕美國撤軍、害怕北約陷入真正的“腦死亡”、害怕美國從俄烏衝突中抽身——總之，害怕被美國拋棄。歐洲當前重視安全，加強國防開支，的確有提升自身軍事能力的考慮，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取悅美國，為了將美國留在歐洲。歐洲雖然在提戰略自主，但並非全心全意，似乎只是權宜之計，在其安全戰略裡，北約仍處於優先位置。其二，財政資源嚴重不足。歐洲經濟長期低迷，有其結構性原因，如老齡化、過度規範、過度福利等等，更在資訊化、數位化發展中掉隊，如今德國新一輪的去工業化處理程序反而在加快，這都不是好的發展態勢。長期看，歐洲經濟前景不佳，難以為大規模的國防開支提供可持續支撐。當前，在社會支出與國防支出之間已經出現了較大的矛盾，因為國防開支的大幅增加勢必會擠佔其他方面的開支。歐洲很多國家，特別是法、意、英等主要國家，早已債台高築，財政赤字、公共債務居高不下，即使是德國，未來幾年債務也將快速攀升。歐洲國家稅收水平普遍較高，難以開拓新的稅收來源，經濟又難以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靠舉債。而過度舉債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反過來又會危及歐洲的戰略自主努力。當下的歐洲，“要大炮還是要黃油”的問題已經引發了社會和政治分歧。忽視發展、只注重軍事建設不會帶來戰略自主，反而將斷送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希望。其三，歐洲內部分歧和矛盾在加大。義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感受不到俄羅斯的威脅，增加軍費的意願不大。德、法等大國更在意使本國企業成為“歐洲冠軍”，而不是通力合作，防務工業一體化的口號在現實利益面前只能低頭。北歐和中東歐的小國不願購買法國貨或德國貨，更願意購買美國軍火。另外，所有的成員國都不願將防務的主導權上交歐盟。對歐盟來說，一個更致命的問題是歐洲的右翼勢力在上揚，在法、德等關鍵國家更是如此。這些右翼勢力是所謂的“主權黨”，即強調國家主權，反對歐盟專權，更反對歐盟主導防務一體化，這些政黨正是美國想要扶持的。如果有更多的右翼勢力在歐盟國家上台執政，歐洲這一輪戰略自主努力很可能也會無疾而終。歐洲之路：亟須再平衡展望2026年的歐洲，似乎同樣難以樂觀。針對難以持續的內外政策，歐洲需要進行戰略和思維上的再平衡。一是歐美關係的再平衡。歐洲要實現真正的戰略自主，或者說如果想要堅定地邁上戰略自主之路，就必須重新定位與美國的關係，讓歐美關係正常化。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很大程度上在於慣性。歐盟27國擁有可觀的經濟、科技、工業及軍事實力，美國在很多方面也有求於歐洲，比如歐洲的市場、科技和資本等。歐洲事實上可以不必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特別是如果能夠重建與俄羅斯的關係，將大幅降低其對美國的心理依賴。歐洲還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對北約的定位，以“防務聯盟優先”，而非“北約優先”。二是發展與安全的再平衡。當前，歐洲政治與政策正在加速安全化，比如，軍事開支優先於其他開支，教育、研發等領域投資受擠壓；經濟上所謂的“去風險”優先於開放發展，導致經濟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堡壘化趨向越來越強等。但是，過度的安全化帶來新問題。歐洲經濟將更趨疲弱，競爭力將更為低下，民生保障將繼續受挫，進而帶來右翼浪潮、社會不滿及政治不穩甚至動盪，這反而讓歐洲更不安全，也讓歐洲的“重新武裝”更加困難。歐洲需要遏制泛安全化衝動，更應多考慮經濟發展和民生需求。三是價值觀與現實的再平衡。歐洲長期推進所謂價值觀外交，背後隱藏的是文明優越感、歐洲中心論，這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引發了諸多問題。當下的歐洲，已經沒有時間繼續沉浸在“懷舊”中，需要面對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世界。將中國視為制度性對手，對華防範猜疑，卻離不開對華務實合作；逢迎美國，卻遭嫌棄、斥責和打壓——歐洲這樣的矛盾政策難以持續。面向未來，歐洲需要少點意識形態執念，多一點切合實際的戰略思考。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9月10日，革命老區法國，又双叒叕“革命”了！17萬人湧上街頭示威遊行，到處打砸搶燒，目前已經有473人被捕，13名警察受傷，多地交通中斷，建築被焚。這麼大規模的遊行，你以為貝魯總理的位置要坐不穩了吧？完全不用擔心，因為人家貝魯在9月8日，就被法國國民議會的一份不信任案投票給趕下台了，法國人就是想撒氣，也找不到對象。至此，貝魯已經成為馬克宏總統任期內下台的第六位總理，也是法國一年多以來第三位辭職的總理。別著急，這事還不算完。法國工會計畫9月18日發起更大規模罷工，新總理勒科爾尼也面臨議會不信任動議威脅。那麼，法國政府這是幹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把法國人得罪得這麼厲害？答案很簡單，法國2026年預算草案計畫削減438億歐元財政支出，動了太多人的蛋糕。然後有人一煽動，就呼呼啦啦上街了，整個法國都陷入了刺鼻的硝煙和嚴重的混亂之中。當然，這事跟我們沒啥關係，不過我們在吃瓜之餘，也難免會產生一個疑問：法國是民選國家對吧？政客要討好民眾才有選票對吧？那麼法國的政客為何不按常理出牌，把民眾得罪成這樣呢？其實吧，也不是法國的政客想這樣，實在是沒辦法。因為不這麼幹，法國就要破產了！法國之所以政局動盪，動不動就有黃馬甲上街遊行，並不是因為法國人真的有什麼革命傳統，其真實原因其實很簡單：經濟。咱們都知道，美國欠了一屁股債，幾輩子也還不清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法國也欠了一屁股債。法國GDP3.1兆美元，財政收入1.45兆美元，接近一半，這也太高了好麼？財政收入GDP比重，南非為34.5%，俄羅斯為34.3%，印度為31%，這都已經算是很高了，誰能想到法國人更狠，竟然接近50%？那中國是多少呢？17.2%。更魔幻的是，法國政府財政支出竟然高達1.77兆美元！佔GDP的57%！那麼問題來了，法國人是怎麼以1.45兆美元的收入，來實現1.77兆美元的支出的？答案很簡單，借錢唄。簡單的說，如果我們把法國看做是一個個體，那麼這個個體目前維持生活完全靠刷信用卡。債務窟窿越來越大，這怎麼可能持續？所以前總理貝魯，那怕知道出台削減赤字的預算案會得罪民眾，他也必須這麼幹。他還說，法國政府過去50年“借債成癮”，已成為法國“無法擺脫的詛咒”，還呼籲所有法國人為削減赤字和債務作出“集體努力”。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法國人是並不想作出“集體努力”的。我把你選上去是為了讓你解決問題的，不是為了讓你扣我錢的！你要是扣我錢，我就遊行！這就是法國現在面臨的窘境：削減支出會導致遊行，政府倒台，不削減支出財政入不敷出，總有一天會爆掉，這簡直是無解的死循環。其實吧，其實法國這種高稅收、高財政支出、債務節節攀升的經濟模式，在歐洲屬於普遍現象。義大利，稅收在GDP佔比42.8%，財政支出佔比53.8%；芬蘭，稅收佔比42.4%，財政支出佔比57%；英國，稅收佔比35.3%，財政支出佔比44.17%；瑞典，稅收佔比41.4%，財政支出佔比47.79%；奧地利，稅收佔比42.7%，財政支出佔比56%。歐洲國家只有德國整體資料還算是健康，稅收佔比24.3%，財政支出佔比31%，差距沒有那麼大。下面，我們就以法國為麻雀，剖析這種高稅收與高財政支出的模式的危害。1. 難以為繼的財政明眼人都能看出，目前法國這種依靠舉債的高財政支出難以維繫，總有一天要爆掉。法國人其實自己也知道，所以幾乎每一任總理，首要任務就是要維持政府運轉，不至於暴雷。簡單來說，就是壓低赤字，不讓政府借那麼多錢。但問題在於，這太難了。為何？因為法國建立了全歐洲最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涵蓋醫療、養老、失業、家庭補貼，可以說是“從搖籃到墳墓”，全都給你管了。比如，生育孩子後能獲得豐厚的生育津貼，家庭養育的孩子越多，獲得的津貼就越多。每年開學季，中低收入家庭還可以獲得一筆錢用於購買學習用品，減輕開學負擔。比如，所有合法居住的居民都必須加入醫療保險體系，普通門診和藥品費用，基礎醫保可以報銷約70%。對於低收入、患有長期慢性病或重疾的人群，可以申請100%的醫療費用全額報銷。再比如失業金，失業前工作滿一定時間，可以領取原工資57%的失業金，最長可達2年。還有養老金，標準約為原工資的70%左右，比例非常高。其他的支援年輕人、學生和低收入者的住房津貼、殘疾人福利、假期福利等等，就不說了。福利的確很好很誘人，但問題在於，錢那來？老天爺不會下金幣，維持這麼多福利，最後肯定是要財政來買單的。2024年，僅僅是社會福利支出就佔財政總支出的60%以上，這是一筆沉重的包袱，壓得法國政府喘不過氣來。要想甩掉財政包袱，那就必須對社會福利動手。包括這次的貝魯，也是一樣。今年7月，貝魯提了一份預算草案，主題就兩個字：省錢！根據草案內容，法國在2026年要削減財政支出438億歐元，並將赤字水平降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6%。那麼問題來了，從那省錢呢？第一，過緊日子，凍結社會福利、養老金等方面的增長。第二，醫保支出可以繼續增長，但增幅減半。第三，減少3000個公共部門崗位，撤銷部分機構或減少人員編制。當然，光節流還不夠，還要開源，所以法國決定取消兩個公共假日，來增加生產活動，生產活動增加了，稅收不就增加了麼？光看這內容，你就知道法國人為何不幹了。——法國通膨年年漲，社會福利和養老金不漲，那不就相當於拿到的錢縮水了麼？——醫保支出如果增幅減半，那必然帶來的是醫療效率下降啊！原本排隊三天，現在可能要排一周了！——好不容易端上鐵飯碗了，你現在告訴我鐵飯碗沒了？誰幹啊！至於取消假期就更惱火了，法國人喜歡休假是出了名的，你現在讓我去上班？這些火氣不斷積攢，結果有人振臂一呼，就上街了。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此前法國三任總理都想壓縮財政赤字，削減政府財政支出，最後無一例外都是被議會用不信任票趕下台。既然政府支出砍不下去，就只能繼續舉債維持政府支出，那自然導致政府債務節節攀升。資料顯示，法國公共債務已從馬克宏2017年上任前的2.2兆歐元攀升至2025年的約3.3兆歐元。目前法國政府債務已經高達GDP的114%！這是啥概念？相當於每個法國人一出生就背著4.2萬歐元的債務。最諷刺的是，政府每年要支付590億歐元的債務利息，這筆錢比教育和國防開支還要多，成為財政支出最大單項支出之一。這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借錢→付利息→借更多錢。就像信用卡套現還舊帳，窟窿越補越大。隨著歐洲央行持續加息，這個遊戲越來越難玩下去。現在國際評級機構已經開始懷疑了，法國你丫到底能不能還得起錢啊！？更嚴重的是，這種高負債的財政模式，對經濟的影響也很大。高福利支出本質上是一種需求刺激，大量資金通過社會福利注入市場，然後拉動經濟。本來吧，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這個遊戲的弊端會被經濟增長掩蓋，還能玩得下去。然後呢？就碰上了俄烏戰爭。俄烏戰爭導致歐洲能源價格在2022-2023年間上漲了34%，食品價格上漲18%。由於法國能源進口依存度高達50%以上，能源價格上漲直接傳導至整個經濟體系。2022年法國通膨率一度突破10%，創下歷史新高。資料顯示，2023年法國家庭實際購買力下降2.3%，低收入家庭受影響更大。Elabe研究所曾經在法國進行了一項調查，高達81%的受訪者表示，在近幾個月內至少曾放棄過某一類開支，涵蓋食品、購物、休閒和醫療等多個方面。法國BFMTV新聞台的採訪也證實了這一點，因食品價格大幅攀升，放棄購買食品的法國消費者數量持續攀升，達到43%。如果你覺得數字太枯燥，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之前貓哥的文章介紹過德國的“肉夾饃指數”，指的是德國國民快餐—土耳其烤肉卷餅(你可以理解為德國版的肉夾饃)，是觀察德國通膨的一個窗口。那法國呢？自然就是法國人常吃的法棍了，所以也就有了“法棍指數”。在俄烏戰爭爆發前，雖然法棍面包價格也有所上漲，但總體上還是能被接受的，價格在每根0.93歐元。但是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呢？一根法棍的價格一路從0.93歐元漲到了1.45歐元！比較貴的店居然漲到了1.99歐元！與此同時，法棍的克重繼續下降，從平均每根300克降至250克。為何漲價？因為成本上漲了嘛！一個面包店老闆說，烤面包需要用電，2021年初，每月電費為1342歐元（約合9394元人民幣），2022年9月漲到11863歐元（約合83041元人民幣），而且麵粉、黃油等所有原材料價格都在上升，不漲能行麼？搞到最後，法國人連最日常的食物都吃不起了。想像一下一家人每天光吃法棍面包，都要花十幾歐？那一個月就是四五百歐！可很多法國人每月收入也才兩三千歐啊！最後法國政府實在是沒辦法，不得不搞了一批機械生產的法棍（省去昂貴的人力成本），然後以政府補貼價的0.29歐的價格推向市場，總算讓法國人不至於挨餓。但問題在於，補貼的錢從那來？這不還是要從財政支出中來嗎？負擔不就又重了嗎？2. 不可持續的雙高為了應付巨大的社會福利支出，法國不得不維持高稅收模式，稅收收入GDP佔比接近50%！但問題在於，這種模式健康嗎？並不健康。第一，對法國工薪階層而言，稅收負擔已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壓力源。我們來算筆帳，一個月收入高於2443歐元的普通職員，光個人所得稅就要交30%（2443歐元以下的可以交11%）。此外，工資還需繳納社保費用，包括養老保險、CSG（9.2%）和CRDS（0.5%）等，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入2443歐元的普通職員，拿到手只有1400歐元的工資。這點錢，在扣除房租、水電、交通等基本生活開支後，所剩無幾。隨著近年來高通膨的持續衝擊，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進一步縮水，生活成本不斷攀升。這種狀況不僅抑制了消費能力，更形成了一種令人沮喪的經濟循環：高稅收削弱了購買力，需求不足又反過來制約了經濟增長，進而影響了就業和收入水平。第二，企業稅負擔也很重。法國企業的稅收主要包括企業盈利稅（IS）和增值稅（VAT）。和個人所得稅一樣，法國的盈利稅也是累進制的。年營業額在763萬歐以下的企業（這包括了大部分企業了），利潤在0-38120歐的，盈利稅稅率是15%；38120歐至50萬歐，盈利稅率是28%；高於50萬歐，盈利稅率為31%。說實話，這個負擔很重了，而且利潤38120歐至50萬歐都是一個稅率，讓廣大中小企業成了納稅主力。而且別忘了，還有增值稅呢！增值稅不分檔，直接20%！這是啥概念？相當於企業利潤的一半，都被法國政府拿走了。原來法國企業還可以利用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賺錢，但現在呢？通膨帶來的成本飆升，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碾壓，還有大環境的低迷和資本湧入美債，讓企業已經不堪重負了。為何俄烏戰爭之後那麼多企業關閉和外逃？就是因為企業幹不下去了嘛。但問題來了，企業沒了，政府收的稅不就少了麼？需要給補貼的失業人口不就多了麼？這樣一來，法國經濟就陷入了此消彼長的惡性循環。第三，高稅收和高福利造成的懶漢現象。剛才我們算了，一個月收入高於2443歐元的普通職員，到手也就1400歐元。但一個沒有工作的單親媽媽一個月能拿多少補貼呢？失業補貼、育兒補貼、上學補貼、開學補貼、體檢補貼、住房補貼等等都加起來，超過1500歐元！也就是說，幹活的，沒有不幹活的掙得多！那幹活的就想了，我辛辛苦苦幹活，收我那麼多的稅，養這些不幹活的人，那我不是傻叉嗎？我也不幹活了！於是，這種福利制度促生了大量的懶人，很多人選擇不上班吃福利。為什麼法國的勞動參與率長期低迷，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真的不是他們找不到工作，而是他們不願去工作而已。這種懶人文化之下，法國還出現了“福利媽媽”這個概念。一些女性選擇生育多個孩子，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育兒補助生活。這種選擇在個人層面或許可以理解，但從社會整體來看，卻導致了人力資源的嚴重錯配和浪費。請問，一個整天躺在家裡的人，能給社會帶來什麼貢獻呢？我們看到，曾經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和科技發展先鋒的歐洲，在近幾十年的科技革命中明顯落後。網際網路與資訊革命的浪潮中，歐洲誕生過像亞馬遜、輝達、騰訊、字節跳動這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巨頭沒有？沒有！為什麼會如此？歐洲的教育和科研水平也不差啊？究其根源，這與歐洲社會逐漸盛行的“躺平”文化密切相關。當高福利為社會提供了過度的保護傘，當努力工作與依賴福利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時，創業精神與創新動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蝕。歐洲人風險承擔意識和進取精神正在被尋求安穩、規避風險的心態所取代。不信大家可以看看如今如火如荼的AI風潮，全都是中美在競爭，有歐洲人什麼事麼？3. 雙標的歐洲按道理來說，法國福利負擔這麼重，那在政府支出方面應該精打細算把？理論上是這樣，但很多人沒想到的是，法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那可是相當大方！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法國向烏克蘭提供了59億歐元的軍事援助資金，以及20億歐元的經濟與民生援助，還有30億歐元的安全承諾費用。除此之外，還有AMX-10RC裝甲車、VAB裝甲運兵車、“凱撒”自行榴彈炮、各類導彈、培訓士兵等等。這些零零總總加起來，法國對烏克蘭提供的援助，應該在200億歐元以上。作為一個單個國家來說，這筆錢不少了。要知道，歐盟20多個國家，總共也就向烏克蘭提供了1690億歐元的援助（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剛剛算出來的數字）。有意思的是，這些歐洲國家的財政情況，都不比法國好多少。高稅收高福利、通膨、經濟不振、懶人文化、政府福利負擔重等等問題，也都普遍存在。但是和法國一樣，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卻顯得異常慷慨，不僅掏出真金白銀支援烏克蘭，還積極接納烏克蘭難民。目前，從烏克蘭湧入歐洲國家的難民數量近300萬，且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這些難民的安置費用，每個人1萬歐元不多吧？那就是300億歐元。除此之外，這些難民沒有工作簽證，所以政府要給他們發補貼，每個月420歐元，因為住宿不花錢，所以維持生活也夠了。這樣算下來，一年一兩百億歐元又出去了。這還不算為了應對俄羅斯的威脅，歐洲各國飆升的軍費開支。比如德國歷史性地大幅增加國防預算，批準成立1000億歐元的國防專項資金，從2024年起每年國防開支將佔國內生產總值2%以上。波蘭宣佈將軍費佔比由2%提升至3%，軍隊人數由現在的12萬人增至25萬人。法國、義大利、荷蘭、羅馬尼亞等多個歐盟國家也紛紛增加國防預算。本身政府就沒錢，現在援助、難民、軍費負擔那麼重，那債務問題不是雪上加霜麼？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最佳選擇不是應該趕緊寄希望於停戰，好甩掉這個包袱麼？理論上是這樣，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一直以來，歐洲不是以務實的態度盡快結束戰爭，反而很不切實際提出非常離譜的要求，包括：——俄羅斯軍隊無條件從烏克蘭撤軍。——俄羅斯賠償烏克蘭戰爭損失。——要懲罰戰爭戰犯（普丁）。說實話，這些條件要想實現，除非能讓烏克蘭攻佔莫斯科才行。但現在呢？烏克蘭連扭轉戰場攻守形勢都做不到，要達到這個條件無疑於痴人說夢。更有意思的是，在川普上台後，對烏克蘭態度大變，澤倫斯基頻頻吃癟，歐洲卻頻頻給烏克蘭打氣。甚至就連澤倫斯基訪美，都是歐洲6個領導人的陪同下一起去的，而且事先還發了個聲明，停戰不能損害烏克蘭和歐洲利益。這話的意思，不是明擺著不想停戰嘛！歐洲現在這個態度，肯定會增強澤倫斯基的底氣，自然也會導致戰爭無限拖延，讓烏克蘭成為歐洲潰瘍，導致歐洲的經濟與通膨的形勢越發惡化。說實話，歐洲陷入當前的困境，完全是自己作死。本來經濟就日薄西山，全靠吃老本以及負債維持，但是歐洲卻依然維持著不可思議的自信與傲嬌。——比如面對經濟競爭力下滑，歐洲選擇的不是自我革新，而是通過立法手段限制他人。去年年底，歐洲《歐盟市場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條例》生效，並在3年內開始實施。也就是說，到2028年，凡是沒有達到歐洲標準的所謂“強迫勞動”商品就不予進口。中國當然不存在強制勞動，但歐洲人的標準，竟然把加班也算在了強制勞動裡面，那怕很多人是為了三倍工資自願加班的也不行！說白了，所謂“反對強迫勞動”的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打著人權旗號的保護主義罷了。自己好吃懶做好逸惡勞，卻要拖著全世界一起懶惰，這種立法霸凌暴露了歐洲的雙重標準。歐洲自己通過殖民主義完成原始積累的歷史被刻意遺忘，如今卻要以道德法官自居。更諷刺的是，歐洲的手電筒只照別人，不照自己。你咋不說你內部的少數族裔和東歐勞工，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呢？——再比如，在環保領域，歐洲的言行不一尤為明顯。“綠色新政”口號響亮，實際行動卻步履維艱。俄烏戰爭爆發之前，那口號喊得多好聽啊！我們不要煤電！我們要清潔能源！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呢？煤電真香，各國紛紛重啟煤電。根據能源智庫Ember的資料，現在歐洲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增加了4.3%。一方面鼓吹淘汰化石燃料，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即使在衝突爆發後，歐洲通過第三方國家進口的俄羅斯液化天然氣反而創下歷史新高。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充分暴露了歐洲人的虛偽和雙標。——還有，地緣政治的逃避與推責。俄烏戰爭是誰的戰爭？是歐洲人的戰爭嘛。那麼作為直接利益相關方，歐洲大國是不是通過務實外交尋求解決方案，盡快實現停戰？並沒有。歐洲人自己不想停戰，但又不想背上不停戰的罵名，反而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承擔調解責任。這都那跟那啊！中國就算勸和了，俄烏就會聽麼？最搞笑的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甚至公開表示，希望中國先幫助歐洲解決俄羅斯問題，然後歐洲才能騰出手來與美國一起應對中國。這種腦殘言論，那怕二百五都想不出來！你都把這種話說出來了，中國為何還要幫你？這種認知，充分暴露了歐洲精英階層對全球力量對比的嚴重誤判。歐洲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世界已經進入多極化時代，不再是西方主導的單極體繫了。他們彷彿仍活在自己編織的舊夢之中，以為世界仍會聽從布魯塞爾的指揮棒。4. 歐洲在腐爛說實話，曾幾何時，歐洲也曾光鮮亮麗過。先靠著大航海和工業革命的先發優勢，積累了厚厚的血條，然後躺在金字塔頂舒舒服服地吃了幾十年。一邊享受著來自中國的性價比極高的輕工業產品，一邊享受著價格低廉的俄羅斯能源，還在美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傘下還節省了大量防務開支。所以創造的財富才能讓歐洲人享受歲月靜好、吃喝玩樂……也就是靠著這種全球不平衡發展格局的“紅利”，歐洲才能在世界上維持一種連美國人都不敢想的舒適生活。一周四天班，每天7小時，一年5周帶薪年假等等等等，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就這樣，歐洲人還這不滿意那不滿意，折騰出來一群抽象派上台。不搞建設不搞科技，天天拚命瞎折騰，一會搞環保搞魔怔了把電廠全關了，一會白左病毒入腦拚命引進難民，再一會站在人權制高點上指點這個批評那個。對這種病，中國人有句評價很形象：吃飽了撐的。這種病怎麼治呢？答案很簡單，不讓他們吃那麼飽不就行了?歐洲人似乎忘了，好生活是奮鬥而來的，不是躺來的，高福利、短工時、強保障的社會模式，本應激勵人勤奮與創造，可歐洲人呢？卻選擇了躺平享樂！為何川普對歐洲這麼不客氣？就是因為川普看穿了歐洲人的這種廢物底色。歐洲人能有如今的國際地位，不就是因為當年當海盜掠奪了一波，個個都吃成了暴發戶麼？可是，當年搶劫的財富，總有吃完的時候吧？說白了，現在的歐洲如同中世紀歐洲那些貴族婦女，雖然身上灑滿香水，但是怎麼也掩飾不了自身因為暗瘡腐爛產生的惡臭。如果說歐洲錯過資訊革命，被中美甩開差距，還能靠著過去的積累勉強支撐的話，那麼現在歐洲這個鬼樣子，必然會錯過AI革命。為什麼說AI是一種革命？是因為AI帶來的智能化生產和智能化營運，必將顛覆現有所有實體經濟模式。歐洲僅存的產業，也將被AI革命衝擊下潰不成軍。高福利多不好？好，好到美國人、歐洲人、中國人都想要。但高福利是給勤勞、智慧、創新之人的獎賞，這幫又懶又饞的歐洲人憑啥要享受？歷史曾經錯過了，難道還要一直錯麼？歷史從不眷戀固步自封者。如果歐洲繼續沉溺於自我欺騙的傲慢中，拒絕直面經濟結構改革、能源自主、民眾鬥志等根本問題，那麼，歐洲衰落被中美分食已經是一種必然。歐洲並非沒有清醒之士，但在民粹主義和福利慣性的綁架下，改革舉步維艱。世界在變化，歐洲在腐爛。如果沒有一場刮骨療毒式的改革，歐洲的未來將不可逆轉——香水終將散去，惡臭必然浮現。 (貓哥的視界)

歐洲，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大陸，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是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然而，正如最近的分析所指出的，歐洲的生活品質雖然令人羨慕——免費醫療、慷慨的福利制度、宜居的城市——但在過去20年中，其經濟表現已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經濟成長緩慢、生產力低、債務不斷上升，這些問題已成為歐洲面臨的嚴峻現實。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新技術驅動的經濟成長引擎如巨量資料、人工智慧（AI）和電動車等領域，歐洲正逐漸被美國和中國甩在背後。回溯1980年，歐洲佔全球GDP的近三分之一，但如今已被中國超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基於購買力平價（PPP）的全球GDP份額顯示，中國佔19.68%，美國佔14.75%，而歐盟僅佔14.1%。 這反映出歐洲正被中國廉價進口品、美國先進技術和俄羅斯地緣政治壓力所擠壓。經濟成長的停滯與全球對比歐洲經濟成長的疲軟並非突發事件，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從2000年到2025年，歐盟的GDP成長率平均每年僅1.5%左右，遠低於全球平均。根據世界銀行和IMF的資料，2024年歐盟實質GDP成長僅0.9%，2025年預估為1.1%。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2024年成長2.5%，中國則高達4.7%。這種差距源自於多重因素：首先，生產力成長乏力。歐洲的生產力（每小時產出）在過去十年中僅成長0.8%，而美國為1.5%。其次，債務負擔加重。歐元區公共債務佔GDP比例從2010年的85%上升到2024年的92%，義大利和希臘則是超過150%。債務危機的影響猶在，2012年的歐元債務危機導致希臘GDP收縮25%，失業率飆升至27%，拖累整個歐元區成長十年之久。 IMF資料顯示，危機後歐元區平均年增率僅1.2%，遠低於危機前的2.5%。全球格局的變化進一步凸顯歐洲的困境。 1980年，歐洲（包括歐盟前身）佔世界GDP的30%以上，但到2025年，這一比例降至14.7%，位居中國（19.68%）和美國（14.75%）之後。 中國從2000年的5%市佔率躍升至2025年的33%，特別是在製造業和出口領域。歐洲面臨「三明治」效應：中國低成本產品蠶食市場份額，美國科技巨頭主導創新，而俄羅斯的能源武器化加劇了能源安全問題。 2022年能源危機導致歐洲天然氣價格飆漲4倍，工業產出下降5%，至今影響猶存。 儘管2025年能源價格有所回落，但歐洲工業仍需從美國進口大量液化天然氣（LNG），這諷刺性地讓美國從頁岩氣革命中獲利。新興技術的落後：從機器人計程車到人工智慧在數位經濟時代，歐洲的創新短板尤其明顯。以機器人計程車為例，美國加州已有三分之一的計程車行程由無人駕駛車輛完成，成長呈指數級。 Tesla在德州已將收費降至每英里1美元，事故率比人類駕駛低90%，這不僅節省成本，還降低保險費用和排放。根據2025年機器人計程車展望報告，全球市場從2025年的44億美元成長到2034年的1,249億美元，年復合成長率45.2%。 中國已有2,000輛無人駕駛汽車在大城市營運，服務數百萬名乘客，預計2035年將達190萬輛。 相較之下，歐洲的無人駕駛汽車仍停留在科幻階段，主要受制於嚴格監管、風險厭惡和強大的汽車遊說集團。歐盟的自動駕駛法規要求層層審批，導致部署緩慢。 2025年，歐洲機器人計程車市佔率不足全球的10%，遠低於美國的30%和中國的40%。類似地，在人工智慧領域，歐洲也落後。美國主導了生成式AI的投資，2024年私人AI投資達1,091億美元，是中國的12倍、英國的24倍。 中國在應用AI於製造業和城市管理方面領先，而歐洲雖有如DeepMind的亮點，但整體投資不足。研究與開發（R&D）支出是關鍵指標：美國佔GDP的3.45%，中國2.58%，歐盟僅2.22%。 2024年，OECD國家R&D成長放緩至1.7%，歐盟1.6%，而中國高達8.7%。 這導致歐洲在AI專利申請中僅佔全球15%，遠低於美國的35%和中國的30%。汽車產業的轉型困境歐洲汽車產業曾是驕傲的象徵，BMW、福斯、菲亞特等品牌享譽全球。但如今，中國電動車價格低於1萬歐元，市佔率從2000年的5%上升至2025年的33%。 歐洲仍依賴內燃機，電動車滲透率僅24%，而中國達60%、美國9%。 關稅是歐洲製造商的唯一保護傘，但無法永續。 202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份額預計達50%，歐洲需加速轉型，否則將失去機械工程的比較優勢。歐洲的緩慢適應源自於工會壓力和監管負擔，德國製造業在過去5年下降10%，部分歸咎於官僚主義。市場與金融的片段化美國經濟的優勢之一是地理整合：一個龐大的統一市場，深厚資本市場，低貿易壁壘。歐洲雖有單一市場，但服務貿易內部關稅高達110%。金融市場分散化，債券和創投難以跨國流動。 2024年，美國創投達1,091億美元，歐盟僅100億美元，中國93億美元。 歐洲新創公司融資難度大，導致創新落後。諾基亞曾主導手機市場，但如今被遺忘，象徵歐洲在科技浪潮中的失落。GDPR：雙面刃的監管歐盟的回應是加強監管，如2018年生效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它旨在保護隱私，但也增加了本地企業的成本。一項研究顯示，GDPR導致歐盟小型企業獲利下降8%，每月投資交易比美國下降26.1%。 自2018年起，歐盟新創企業融資下滑，而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則保持成長。這體現了「美國發明、中國模仿、歐洲監管」的刻板印象，雖有誇張，但有道理。中國已從模仿轉向創新，在太陽能、鋼鐵和電動車領域領先，價格遠低於歐洲。然而，監管並非全無益處。歐洲禁止有害化學品，提高了食品安全，預期壽命高於美國（歐盟82歲，美國78歲）。在AI監管上，歐盟試圖避免極端意識形態注入，如Elon Musk的Grok，但需平衡以免扼殺創新。自傷性傷口：能源與人口挑戰有些問題確實是自找的。歐洲依賴廉價俄羅斯天然氣，德國關閉核電廠。 2022年危機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工業成本上升30%。 如今，歐洲從美國進口LNG，美國也從中獲利。人口老化加劇負擔：歐洲老化速度快於美國，中國更快。 2025年，歐盟65歲以上人口占25%，退休金支出高企，義大利佔GDP16%、法國13%、美國7%。 這威脅公共財政永續性。歐元是混合祝福：降低交易成本，但暴露不平衡。德國巨額順差，希臘、葡萄牙赤字，無法透過貨幣調整。 2012危機導致希臘失業率高企，成長低迷。歐洲的隱性優勢儘管挑戰重重，歐洲仍有亮點。東歐經濟起飛：波蘭2000-2025年GDP成長441%，捷克成長200%。 這得歸功於歐盟一體化。 Airbus已超越Boeing，2024年交付826架飛機，Boeing561架。 歐洲主導專業工業裝置、減肥藥出口（如Novo Nordisk），在電池生產（Northvolt）和再生能源領先。 2025年，歐盟太陽能安裝64.2GW，風能12.9GW。 清潔能源佔電力40%。國防獨立是新機會。俄羅斯威脅促使歐盟國防支出創紀錄，2025年成長10%。 這可刺激製造業。失業率改善：2024年歐盟5.9%，美國4.2%。未來展望：復興還是持續下滑？歐洲的生活標準全球領先，但依賴強勁經濟。若成長、生產力和競爭力持續下滑，福利將難以為繼。好消息是，衰退並非必然，許多問題是自傷性的，可透過改革逆轉。 2025-2030年，IMF預測歐盟成長1.2-1.5%，歐元區1%。 若推動投資、減少監管、深化一體化，歐洲可驚喜世界。但當前政治危機（如法國）和地緣風險（如美國貿易戰）使前景不明。歐洲需從監管轉向創新，抓住綠色轉型機遇，方能重振雄風。 （周子衡）

法國可能要把歐洲帶入坑裡形勢陡然生變歐洲也出大事了！一談及歐洲經濟，德法就是最強動力。現在德國的情況就不說了，此前A森已經多次給大家分析過。然而，近期，法國也開始捅婁子了。法國的高福利，早已讓整個國家的債務情況，扛不住了。但是，要想過緊日子來整肅國家債務情況，那又是不被允許的。這裡，A森給大家介紹一下法國這個國家的福利制奇葩情況，極為魔幻。任何一個職業的人集體出來罷工、遊行、搞事，索要高福利，其它不相干的職業的人都會站出來，紛紛支援。為什麼？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我們不支援這些索要高福利的人，將來我們自己也拿不到自己的高福利。然後，法國人稱之為“民主”。長此以往，這個國家不僅福利水平很高，而且根本不能削減。任何想要削減福利的政客，絕對會成為“人民公敵”。可是，理性告訴眾人，經濟是有周期的，收入是有波動的，福利水平不可能長期往上。這個時候，就把法國的政客逼瘋了，像馬克宏這種兩面派就是典型。既要展現自己是改革派，又要實際不能削減福利，甚至，還要不斷增發福利。但是，國家沒錢，這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啊。於是，馬克宏只能不斷的將自己的總理扔出去當替罪羔羊，最近就是這麼玩的。不過，這次的演戲，卻讓金融市場終於嗅到了“危機”。即，法國作為歐洲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債風險非常驚人，國家福利制難以為繼。一下子，市場就開始拋售法國的國債，導致其國債的融資成本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戰五渣”義大利的融資成本，成為新晉的“歐豬強國”。那麼，問題來了：法德經濟都出問題，那整個歐洲怎麼辦？歐洲經濟不行，俄烏衝突怎麼辦？歐洲債市出問題，中國出口增量怎麼辦？歐洲有經濟風險，美國收割計畫怎麼辦？———————2024年上半年以來，A森經常明示暗示：美國經濟根本沒有那麼好！由於當時我們承壓也很大，況且美股一直漲，A森的這一研判也曾經遇到不少質疑。所幸，川普大大回歸，替我“撥亂反正”。美國勞工部最新的資料修正顯示：自從2024年4月開始，美國就業市場已經證明了美國經濟實質性處於衰退。如果以最後修正後的資料一起評估，更加瘋狂。拜登4年內公佈自己創造的所有新增就業崗位，全部被抹平（被修正掉）。但是，拜登任內，讓美國國家債務快速飆升了25%。花這麼多錢，卻沒有帶來任何的經濟效益，這牛逼了。其實，這就跟當時很多美國普通人自己的實際經濟體感是吻合的了。作為以消費立國的美國經濟，這個謊言被戳破，傷害很大。不僅是給當時A森的研判做了強力背書，也提示我們：全球經濟面臨失速風險，中國外需市場面臨重大承壓。最強的歐美都玩成這樣，後續幾年，中國如果不去拉內需，恐怕也要被歐美帶節奏的。請注意，這才是當前宏觀經濟新的風暴！A森預計，今年十四五落幕後，村裡更大尺度的救市大招，就要拉開序幕了。然而，事情的變數依舊在發揮作用。這次，大帝來我們這裡開會，也是拿出了壓箱底的籌碼。首先，俄羅斯跟中國終於簽訂了30年期的天然氣合同，價格只有輸歐天然氣的一半，佔據中國進口天然氣的一半權重。這直接意味著，俄羅斯馬上又有錢可以抽打小澤了。歐美的計畫，就是跟俄羅斯消耗經濟資源，最終把俄羅斯拖死。可是，如果俄羅斯不被拖死，那歐美的經濟消耗，他們能扛得住嗎？畢竟，俄羅斯的戰爭PC值，遠高於烏克蘭的。事實上，整個俄羅斯的官僚體系都反對這個協議，認定價格過於低廉，然而，由大帝一人直接拍板。那麼，這也就意味著，輪到歐美經濟持續被放血了。另外，據悉，上合將來成立安全理事會，預計後續會有安全協調機制、防空的共同條約、資料共享等等。日韓壓力巨大，那北約是不是也要花錢支援一把？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歐美的經濟困境，也是非常嚴重。而現在，德國淪陷後，法國也要面臨重大經濟金融風暴，甚至有可能演變成法國內部的政壇危機，那上述美西方國家的霸業，又靠什麼去維護呢？不維護，那全球經濟勢力版圖的真空地帶，我們拿走。維護，那他們的高福利、高債務、高通膨、高融資成本的“四高困局”，如何破局？如果說，美西方是用金融手段打擊我們的實體經濟和地緣生態，我們何嘗不是用實體經濟和地緣生態打擊美西方的金融市場呢？！———————這裡，A森還是要強調：連收割巔峰期的拜登，用25%的國債增量，還各種卷歐日韓印的錢，創造的就業都是歸零，那法德為主的歐洲，實際經濟底子必然是千瘡百孔的。這場史詩級的“金融戰+買戰爭”組合拳，後座力極強。在不能擊敗中俄的前提下，現在他們開始面臨反噬效應。未來，歐美發達國家的就面臨“不可能三角”了：高福利，高資產價格，低通膨。三者之間，起碼有一個保不住。如果強行“既要又要還要”，那麼，有可能全部目標都會淪陷。而整個西方社會最壓艙石的，其實不是股市，而是福利制。我們中國人因為房子價格下行的壓力很大，是因為我們的福利水平沒有他們那麼高。美西方國家的福利開支，平均都是GDP的2成以上，甚至有些更加瘋狂的多。而我們，連5%，都沒有，所以，我們需要資產價格上升來傍身，最起碼得有些存款。可是，如果他們高福利制度扛不住了，又是長期的消費驅動，很多人都是存款和資產極為有限，這就出事了。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再這麼消耗下去，再這麼拖下去，美西方國家的高福利制度一旦崩潰，絕對是新一輪法國大革命席捲全球。在西方有一個規律，每一次鬧革命，都是法國先上，然後，影響整個西歐和美國，再由美國傳播到全球。1968年“五月風暴”的現代法國大革命，就是鮮活的例子。主要原因是，法國的福利制度足夠高，法國人吃福利的勁頭足夠強，不給福利就搞事的衝動足夠彪悍。況且，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是全球利益派扎堆的主戰場，法國更是白左的全球大本營。美國民主黨的大量思想來源，是直接從法國這裡“拿來主義”的。只要熟悉歐美現當代思想史的人，都清楚A森說的這個話意味著什麼。美國起碼還有MAGA，法國是近乎全民都是政治正確。因此，未來以法國為首的這批白左，是真有可能將歐洲帶入坑裡，進而徹底改變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博弈的生態。斗吧，斗吧~一個加速隕落的歐洲，雖然短期影響我們的出口，可是，長期是有利於中國國運的。歐洲作為美國的影子存在，歐洲不倒，中國依舊是腹背受敵。歐洲的隕落，將加速美元離岸體系的衰敗，而這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畢竟，無法在離岸市場建立強大美元信用的美元霸權，也就不是霸權了。屆時，聯準會印錢越多，美國人自己扛的通膨壓力越大。從這個角度，中美最核心的博弈戰場，不是東亞，而是歐洲。 (A視野)

引言在2025年8月的國際舞台上，歐洲一些領導人似乎沉浸在向烏克蘭派遣部隊的“白日夢”中，而俄羅斯已明確表示，此舉將被視為嚴重升級，可能引發更廣泛的衝突。然而，與此同時，歐洲經濟正步步逼近“不可逆轉”的邊緣。正如最近的分析指出，德國和英國等主要經濟體正面臨製造業下滑、通膨頑固和失業上升等多重壓力。這些領導人，如德國總理蕭茲和英國首相斯塔默，卻似乎更熱衷於軍事干預，而非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這種優先軍事而忽略民生的做法，不僅服務於軍工複合體，還可能加劇經濟衰退。本文將基於最新資料，分析歐洲經濟的嚴峻形勢，並結合相關意見，探討這一矛盾的深層影響。歐洲經濟的“刀刃邊緣”並非空穴來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資料，歐盟整體GDP增長預計僅為1.2%，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通膨壓力持續，能源危機餘波未消，而地緣政治緊張進一步推高借貸成本。在此背景下，領導人推動軍事升級的野心顯得格外不切實際。接下來，我們將深入剖析英國和德國的經濟現狀，並評估軍事干預的風險。英國經濟的“刀刃平衡”：資料揭示的衰退訊號英國經濟正如文字所述，“平衡在刀刃上”，最新資料進一步印證了這一判斷。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2025年8月14日發佈的報告，2025年第二季度GDP增長0.3%，較第一季度的0.7%放緩，但好於預期的0.1%。然而，月度資料顯示，5月GDP收縮0.1%，6月雖反彈0.4%，但整體趨勢仍顯疲軟。累計來看，這反映出“雪球效應”：經濟輸出平淡無奇，信心脆弱，多行業承壓。通膨是另一個頑疾。2025年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升至3.6%，遠高於英格蘭銀行2%的目標。英格蘭銀行在2025年8月7日的貨幣政策報告中預測，年底通膨將升至3.75%，並在2025年平均達3.4%。這一頑固通膨源於能源價格波動和供應鏈中斷，如果繼續資助烏克蘭“代理戰爭”，借貸成本將進一步攀升。目前，1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4.63%，較去年同期高出近50個基點。政府債務激增加劇了財政困境。2025年6月底，公共部門淨債務佔GDP比重達96.3%，較去年同期上升0.5個百分點。6月單月借款額高達207億英鎊，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這限制了財政大臣里夫斯的選擇：要麼提高稅收（極不受歡迎），要麼深化支出削減（影響民生），要麼進一步舉債。英國議會圖書館的報告指出，這些選項均非良策，尤其在秋季預算前。消費者支出和就業市場同樣亮起紅燈。零售活動下滑，機場航班和港口船舶減少，顯示家庭支出疲軟。住房成本高企，工資停滯不前，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低谷。就業方面，失業率升至4.7%，5月至6月間損失4.1萬個崗位，全年員工總數減少13.5萬。失業救濟申請人數達170萬，裁員率月增17%。更令人擔憂的是，13%的年輕男性處於“不就業、不教育、不培訓”狀態，這預示著長期結構性失業。製造業和建築業連續六個月衰退，受美國關稅影響加劇。儘管英美貿易協定看似優惠，但潛在衝擊仍在評估中。如果關稅加碼，英國出口將進一步受挫。股市雖樂觀，但未反映基層現實：中小企業掙扎求生。英格蘭銀行面臨兩難：遏制通膨而不扼殺增長。總體而言，英國經濟雖可能避免技術性衰退，但增長乏力。IMF預測2025年GDP增長1.1%，OECD則為1.3%，但全球不確定性（如貿易緊張）可能拉低至1.0%。在這種背景下，首相斯塔默對烏克蘭軍事干預的熱情顯得脫離現實。他更關注“想像中的對手”，而非國內危機。這不僅忽略了結構性問題，如工資停滯和青年失業，還可能通過增加國防支出進一步擠壓社會福利。德國經濟的“崩潰邊緣”：製造業下滑與失業隱憂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引擎，其衰退訊號同樣警醒。2025年第二季度GDP收縮0.3%，逆轉了第一季度的0.3%增長，遠低於初步估計的-0.1%。年同比未調整為-0.2%，經調整為+0.2%。這一下滑主要源於製造業疲軟：6月製造業產出下降1.9%，能源生產降1.6%，儘管建築業升1.4%。失業率預計2025年升至3.6%，2026年回落至3.3%。註冊失業人數2025年增16.1萬，2026年減6.3萬。6月失業人數達297.2萬。儘管勞動力市場相對穩健，但經濟復甦緩慢。歐盟委員會預測，德國2025年GDP增長0.8%，受能源轉型和全球需求低迷拖累。製造業連續下滑源於供應鏈中斷和能源成本高企。基爾研究所報告顯示，經濟觸底後有復甦跡象，但短期內仍弱。總理梅爾茨在社會支出削減之際，仍表示準備向烏克蘭派兵。這與德國的結構性問題背道而馳：老齡化人口、技能短缺和綠色轉型壓力。歐洲整體形勢與軍事升級的風險放眼歐洲，歐盟經濟展望黯淡。OECD預測2025年歐元區增長1.0%，受高通膨和緊縮政策影響。能源危機後遺症持續，俄羅斯天然氣供應中斷推高物價。公共債務平均佔GDP 90%以上，許多國家如義大利和希臘超過100%。在烏克蘭問題上，2025年焦點轉向川普-普丁峰會。歐洲領導人如法國總統馬克宏敦促對俄施壓，避免單方面和平協議。俄羅斯警告，NATO派兵將視為升級，可能破壞談判。川普排除派美軍，但歐洲內部討論增加軍事援助：2025年盟國承諾額外350億歐元支援烏克蘭。然而，這種軍事野心與經濟現實衝突。派兵將增加國防支出，擠壓福利預算。歐盟領導人反覆要求俄羅斯撤軍，但內部分歧明顯：東歐國家更激進，西歐擔憂經濟成本。先軍經濟的代價從意見角度看，這種“白日夢”體現了領導人的短視。批評者認為，他們服務於軍工複合體：洛克希德·馬丁等公司從烏克蘭援助中獲利巨大，而民眾承受通膨和失業。英國投資者日益緊張，正如《晨星報》文章所述，衰退風險迫在眉睫。斯塔默的軍事熱情忽略了結構性問題，如工資不平等和青年失業，這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在德國，蕭茲的立場同樣備受爭議。製造業衰退源於脫鉤俄羅斯能源的倉促決定，進一步加劇了“去工業化”。如果派兵，借貸成本上升將雪上加霜。評論家指出，這是一種“帝國主義遺毒”：歐洲借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卻犧牲本國經濟。潛在後果嚴峻：軍事升級可能引發更廣衝突，推高能源價格，導致歐洲通膨飆升。IMF警告，地緣緊張可能使2025年全球增長降0.5%。歐洲應優先國內改革，如投資綠色技術和教育，而非軍事冒險。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民主考驗：領導人是否真正代表民眾？此外，從政治不正確角度說，一些觀點認為，歐洲的“道德高地”掩蓋了現實主義缺失。俄羅斯的回應（如警告升級）並非空談，若派兵，歐洲可能面臨不對稱報復，而非勝利。歷史教訓（如阿富汗）提醒，干預往往適得其反。結論歐洲經濟正走在“緊繩”上，英國和德國的衰退訊號清晰可見。領導人若繼續追求烏克蘭派兵夢，將加劇國內危機。呼籲他們轉向現實：優先解決結構性問題，投資民生而非戰爭。只有如此，歐洲才能避免“不可逆轉”的衰退。民眾的聲音至關重要，正如文字呼籲英國人評論一樣，我們需集體反思這一矛盾。 (周子衡)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是全球經濟穩定的基石，孕育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一批國家。德國的工業實力、法國的平等主義社會模式，以及義大利的文化與經濟遺產，不僅塑造了歐洲大陸的面貌，也影響全球經濟政策。這三個國家合計佔歐盟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它們的表現對歐洲的繁榮至關重要。然而，曾經定義歐洲的穩定與財富正顯露出緊繃的跡象：經濟成長停滯、人口老化、生產力成長放緩、投資持續萎縮。這些挑戰已將德、意、法從「成功典範」 轉變為「停滯警示」—— 它們的困境折射出經濟實力的脆弱與緩慢流失。本文深入探討德、意、法三國面臨的經濟挑戰，剖析停滯的根源、結構與外在壓力，以及潛在的出路。透過審視各國獨特的經濟史與現狀，我們試圖解答：歐洲主要經濟體能否適應快速變化的全球環境，還是將陷入進一步衰退？分析基於最新數據與對全球貿易、勞動力動態及經濟政策的洞察。德國：工業巨頭的黃昏德國曾被譽為歐洲的經濟引擎，一個以精密製造、財政紀律和穩定成長著稱的國家。但如今，這一奇蹟似乎已經破滅。德國經濟近年來持續停滯，背後的結構性弱點已不容忽視。資料清晰地說明了問題。 2025年，德國GDP預計僅成長0.7%，這是歐盟中最慢的成長速度。自2017年以來，德國經濟僅成長了1.6%，表現極差。相比之下，歐盟平均成長率為9.5%，健康得多。這一糟糕表現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問題：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投資不足。德國的衰退似乎是更廣泛解體的症狀。其出口驅動型經濟模式已過時，無法適應全球挑戰。在切斷了使其成為工業強國的關鍵催化劑——俄羅斯能源之後，德國至今未能找到價格相當的替代能源，使其企業在相同或相似的利潤率水平上製造產品。曾經定義德國經濟的工業基礎正在侵蝕。關鍵製造商正將生產轉移到能源更便宜、監管更寬鬆的國家。德國的工業產出已下降，到2024年僅為2015年的90%。與此同時，波蘭的工業產出在同一時期激增至152%。除了能源困境，德國面臨另一個難以解決的挑戰：勞動力老化。隨著退休工人多於進入勞動市場的新工人，生產率面臨壓力。自動化是部分解決方案，但並非萬用藥。儘管失業率維持在5%左右的低水平，但由於不可持續的財務損失導致的裁員和工業重組已削弱了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在2000年代初，勞動力市場改革和歐元引入幫助緩解了類似的經濟挑戰。但如今，選項更加有限。在歐元區內無法透過貨幣貶值解決問題，而削減工資可能引發社會和政治反彈。德國現在需要有針對性的公共投資和明智的政策，但這方面的進展極其緩慢甚至停滯。讓我們回到最大的問題—能源。 2022年天然氣危機後，德國本已高企的能源價格進一步飆升，嚴重削弱了工業競爭力。公共投資本可透過現代化基礎設施或開發新能源解決方案來緩解困境，但投資水平過低，僅佔GDP的2.8%，遠低於歐盟平均水平，也遠低於波蘭和瑞典等投資超過5%的國家。你可能會問，為什麼國內基礎設施的投資如此之少？德國截至2024年底向烏克蘭提供了總計近340億美元（約372億歐元）的雙邊援助，用於預算重建和軍事支援，以繼續對俄代理戰爭。然而，與此同時，德國卻沒有資金重建自己的產業。總結一下，我有兩個資訊。首先是對莫斯科和普丁總統的簡單資訊：我們不會放棄。其次是華盛頓特區和川普總統的資訊：請與我們和歐洲人站在一起。我們志同道合，尋求世界穩定的政治秩序。美國人和歐洲人是共同歷史的一部分，請與我們站在一起。複雜的監管和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是問題的根源。由於這些問題，德國在新興轉型產業中已基本跟不上步伐。以電動車為例，中國透過「中國製造2025」策略積極追求領導地位，而德國汽車製造商卻猶豫不決。中國品牌如比亞迪和蔚來以更便宜、更好的電動車進入歐洲市場，歐洲消費者則更傾向於購買中國電動車，而非德國製造的電動車。德國巨頭如大眾和寶馬正努力追趕，但受制於監管、高勞動成本和緩慢的創新周期。 2017年至2023年間，德國汽車產量下降了超過25%，這對長期作為德國經濟支柱和主要出口來源的汽車行業是沉重打擊。更糟的是，美國針對德國汽車出口的關稅可能使情況進一步惡化，給本已受創的行業增加壓力。德國經濟危機對整個歐盟至關重要，因為德國的問題不會止於其國界。如果德國衰退，歐洲也會受到影響。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許多較小的成員國依賴德國的投資和貿易。一個衰弱的德國可能加速歐盟的經濟分裂。同時，中東歐國家正在崛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等國憑藉較低的成本、更合理的政策和不斷增長的服務業，變得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甚至西班牙在外國投資和經濟創新方面也超過德國。那麼，該怎麼辦？德國需要大膽的新能源政策，平衡可負擔性、常識、長期前景和可靠性。這意味著不僅要投資於再生能源，還要投資於電網現代化、儲能解決方案，並回歸其因捲入不可贏的地緣政治鬥爭而放棄的政策。如果德國在不久的將來無法適應，不僅會終結德國經濟的穩定，還可能引發全面危機，甚至是歐洲的解體。為何德國的工業主導地位面臨風險？作為2024 年GDP 達4.18 億歐元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Statista，2025），德國長期是歐盟經濟的引擎。其卓越的工程技術使其在高端製造業（從汽車到醫療裝置、核離心機）領域全球領先。工業佔德國GDP 的約30%，顯著高於美國（18%）、英國（17%）等其他發達經濟體（世界銀行，2024）。然而，一連串內外挑戰正威脅這一地位。能源危機：德國工業模式歷來依賴廉價能源，尤其是俄羅斯和挪威的天然氣。 2022 年，俄羅斯供應了德國55% 的天然氣，但地緣緊張導致進口銳減，能源價格飆升40%（國際能源署，2023）。化工、鋼鐵等能源密集產業（年貢獻4,000 億歐元經濟產值）遭受重創，部分產業生產成本上漲25%（德國聯邦經濟事務部，2024）。老齡化勞動力與用工短缺：德國勞動力老齡化加劇，2024 年65 歲以上人口占比達21%，預計2035 年將升至28%（德國聯邦統計局，2025）。優厚的退休金制度允許提前退休，進一步加劇用工短缺。 2024 年，德國有130 萬個職位空缺，其中75 萬個集中在製造業、工程等核心產業（聯邦就業局，2024）。與加拿大、澳洲不同，德國難以吸引技能移民— 語言障礙與冗長的官僚資質認證（可能耗時數年）構成阻礙。全球競爭：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崛起正侵蝕德國在高端製造領域的優勢。中國現已佔據全球30% 的汽車產量，超過德國的10%（國際汽車製造商協會，2024）。比亞迪、寧德時代等中國企業在電動車和電池領域挑戰德國企業，2023 年中國電動車出口成長70%（中國海關總署，2024）。這一趨勢威脅著德國企業（如寶馬、西門子）賴以溢價的品牌聲譽。為何危機集中爆發於當下？德國工業困境的時間節點與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及國內政策約束密切相關。 「比較優勢」 理論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憑藉充裕勞動力和低成本成為低端製造中心，而德國專注於高端產品。但能源成本上漲與用工短缺正削弱此一優勢。此外，德國製造業平均時薪38 歐元（中國為12 歐元，歐盟統計局，2024）— 這一差距在自動化產業影響有限，但對機械化程度較低的領域構成壓力。2022 年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揭露了德國對進口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2021 年，60% 的工業能源需求依賴化石燃料（國際能源署，2023）。與此同時，中國等競爭對手大力投資再生能源，2023 年全球50% 的太陽能和風電裝機容量來自中國（國際再生能源機構，2024）。德國的再生能源轉型雖在推進，但進展滯後，2024 年工業能源中僅有20% 來自再生能源（德國聯邦經濟事務部，2024）。這對德國而言可能是好事嗎？矛盾的是，製造業本土化收縮或許能讓德國經濟與全球趨勢接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透過將生產外包、保留設計、品牌、服務等高附加價值環節實現了繁榮。德國強大的品牌聲譽使寶馬等企業能在海外生產（如60% 的寶馬車在德國以外製造，包括中國），同時維持溢價（寶馬集團，2024）。若專注於創新、研發和培訓海外團隊，德國或可轉型為服務導向型經濟，可望提升人均GDP（2024 年為4.8 萬歐元，Statista，2025）。但轉型也存在風險。德國依託強大工會和勞工保護建立的平等主義經濟模式（2024 年基尼係數0.31，歐盟統計局）可能因企業外遷而受損，加劇收入不平等。此外，品牌聲譽的維持至關重要—— 一旦品質感知下滑，德國的溢價優勢將被侵蝕。義大利：停滯的典型案例義大利經濟為何陷入停滯？2024 年義大利GDP 為2.01 兆歐元（義大利國家統計局，2025），但其經濟已停滯近20 年，2008 年以來名義經濟產出下降20%（世界銀行，2024）。歷史上，義大利經歷「快速成長— 停滯」 的循環：20 世紀50-60 年代及1985-1992 年因戰後重建和出口導向工業化實現繁榮，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後，經濟持續低迷。高債務與低成長：2024 年義大利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達144%，居全球前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 2010-2024 年經濟年均成長僅0.5%（歐盟統計局，2024），稅收收入有限，償債壓力巨大。老化與人才流失：義大利是全球人口最老齡化的國家之一，2024 年median age 達48.2 歲（義大利國家統計局，2025）。生育率低（每女性1.2 個孩子），每年15 萬年輕畢業生移民（歐盟統計局，2024），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短缺。產業競爭力不足：義大利企業平均規模僅3.6 人（西歐平均15 人），技術應用滯後，導致生產力低。 2010-2024 年勞動生產率年均成長0.3%，遠低於德國的1.2%（經合組織，2024）。義大利的成敗得失何在？成功之處：1999 年加入歐元區，透過消除匯率風險提振了外資與貿易。 「義大利製造」 的工藝聲譽使其奢侈品、橄欖油等產品能溢價銷售，2024 年貢獻1500 億歐元出口（義大利國家統計局，2025）。 20 世紀80 年代的改革（央行獨立、放鬆工資指數化）遏制了通膨，刺激了成長。失敗之處：逃稅問題與龐大的地下經濟（2024 年佔GDP 12%，低於1990 年代的25%）導致年稅收損失1,000 億歐元（義大利稅務局，2024）。企業規模小限制規模效應，技術投資不足使數字化滯後－ 僅60% 的企業使用先進IT 系統（德國為85%，歐盟統計局，2024）。誰該為停滯負責？義大利的停滯源自於結構性問題與政策失誤：政府難以執行稅收合規，小企業利用監管漏洞避稅；2008 年後歐盟緊縮政策限制了借貸刺激成長的空間。但民眾也抵制可能提升競爭力的改革，擔心失業或生活水準下降。義大利經濟模式與全球化incompatible 嗎？義大利依賴小型手工業企業的碎片化經濟結構，與「獎勵規模和技術創新」 的全球化趨勢日益脫節。儘管「義大利製造」 仍是優勢，但中國、印度等國已能以更低成本提供類似品質的產品。若不推進結構性改革（整合企業、投資技術、遏制人才流失），義大利可能進一步衰退。法國：一場哲學性的經濟危機法國為何必須重塑經濟？2024 年法國GDP 為2.78 兆歐元（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25），其危機源自於「經濟效率與生活品質」 的獨特平衡。以強大勞工保護和國有主導企業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正受到全球競爭與國內挑戰的衝擊。生產力成長低迷：2010-2024 年法國勞動生產率年均成長0.8%，低於美國（1.5%）和德國（1.2%）（經合組織，2024）。製造業時薪36 歐元（歐盟統計局，2024），加上僵化監管，抑制了投資。老化與人才流失：法國median age 42.3 歲，勞動力萎縮，20% 的技能青年移民至美國、英國等國（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25），威脅長期成長。福利體系難以為繼：2024 年退休金與社會福利支出佔GDP 31%（歐盟統計局，2024），隨著撫養比上升，財政壓力劇增。法國為何難以有效改革？法國的改革嘗試遭遇民眾激烈抵制——35 小時工作制、62 歲退休年齡、強大勞工保護是民眾珍視的權益。 2023 年反對退休金改革的罷工凸顯了這一矛盾：增稅維持福利會加劇人才流失，削減保護則可能侵蝕平等主義認同，進一步推動勞動力外流。若法國持續停滯會怎樣？停滯可能使法國公共債務（2024 年佔GDP 9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突破永續閾值，引發財政危機。奢侈品、航空航太等年貢獻2,000 億歐元出口的產業（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25）若失去競爭力，經濟將進一步疲軟。但法國的工藝聲譽仍是lifeline，如路威酩軒等企業能維持高利潤率。更廣泛的歐洲背景2024 年歐盟GDP 為18.1 億億歐元（歐盟統計局，2025），德、意、法合計佔比超50%。它們的共同挑戰——老齡化、生產力下滑、全球競爭——反映了歐洲的系統性問題：歐盟人口預計2050 年減少5%（歐盟統計局，2024），勞動力萎縮，養老金體系承壓；2010-2024 年歐盟生產力年均增長0.9%，低於美國（1.6%）和亞洲（2.1%）和歐盟生產力年均增長0.9%，低於美國（1.6%）和亞洲（2.1%）。適應的機遇德國：可藉鑑美國模式，依託品牌聲譽轉向服務型經濟（美國服務業佔GDP 77%，世界銀行，2024），投資人工智慧與綠色技術，抵銷工業衰退。義大利：整合企業、投資技術、遏制人才流失可提升生產力。歐盟復甦基金（2026 年前向義大利撥款1,910 億歐元，歐盟委員會，2024）為基礎設施與教育現代化提供機會。法國：平衡勞工保護與市場改革可增強競爭力，擴大職業訓練、吸引技能移民可緩解人才流失。不作為的風險若不改革，歐盟內部經濟分化可能加劇，南歐與西歐經濟落後於荷蘭等北歐樞紐。高債務（義大利144%、法國98%、德國6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可能在成長停滯時觸發危機。此外，歐洲佔全球GDP 比重從2000 年的25% 降至2024 年的17%（世界銀行，2024），影響力衰退凸顯改革緊迫性。結論德、意、法的困境標誌著歐洲經濟的關鍵轉折點。德國的工業主導地位受能源成本與用工短缺威脅，但向服務業轉型可能開闢新增長路徑；義大利的長期停滯源於結構性低效，但其品牌優勢仍存，改革或可逆轉頹勢；法國的危機是“生活質量與經濟效率” 的平衡之困，需謹慎改革以維護自身認同。這三個國家必須應對老化、全球競爭和內部阻力，才能保持競爭力。問題不在於歐洲能否適應，而在於能否在停滯不可逆前完成轉型。出路在於：依託獨特優勢－ 德國的工程技術、義大利的工藝、法國的文化魅力－ 擁抱創新與全球融合。 （周子衡）

近日，川普與普丁、澤倫斯基的“三場通話”引發全球矚目。多方分析指出，美國此次斡旋並未推動俄烏談判取得突破，反而暴露出川普態度的明顯轉變。他公開強調俄烏衝突“本質上是歐洲的事務”，並直言“這不是我的戰爭，我們被捲入了一場本不該參與的衝突”。川普放棄調停的態度使本想對俄加大制裁的歐洲感到“震驚”和擔憂。面對這一局面，歐洲各國開始嘗試重新尋求戰略自主，但評論界普遍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歐洲內部分歧嚴重，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真正實現真正自主的前景渺茫。本文指出，二戰後歐洲始終面臨“合力”與“張力”的博弈。這種矛盾體現在各國既想維護特殊利益，又被普遍主義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該框架曾承諾實現成員國間的互利共贏。歐盟技術精英曾向民眾許下普遍主義願景：更多自由、更好福利、持久和平。然而現實是，歐盟雖部分實現了“去主權化”，卻未能兌現這些承諾。作者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歐洲缺乏共同文化共識。左翼的普遍主義非但未能促成歐洲團結，反而使歐洲陷入“美國化”（Americanization）困境，即美國通過經濟滲透、政治操控和文化輸出，將歐洲納入其全球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不僅要應對經濟危機，還深陷種族、移民等社會危機。面對危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左翼試圖建構多元歐洲公民身份，卻無力遏制新自由主義氾濫，難以為福利制度提供支援。其平等理念日益脫離現實，無法回應民眾的安全焦慮。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也存在衝突。看似歐盟是歐洲自主的嘗試，實則因此淪為了美國的附庸，成為美國全球化中的一環。在此背景下，極右翼勢力開始崛起：第一，嘗試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第二，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第三，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裡奪回文化領導權。然而，重建“民族圍牆”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回歸嗎？跨國資本仍主導歐洲經濟，各國治理能力持續衰退。即便重拾民族主義，恐難滿足支持者的期待。而這可能是歐洲面臨的最大的困境。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以來，歐洲右翼勢力顯著增強，極右翼勢力突起：以“讓歐洲再次偉大”為口號的“歐洲愛國者”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德國選擇黨首次贏得聯邦州議會選舉並成為德國第二大黨；曾經利用“超越左右”的民眾訴求高票當選法國總統的馬克宏，陷入了“左右”為難的政治困境；本意想彰顯愛與包容的巴黎開幕式激起了西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群和國家的嚴重對立……歐洲政治光譜看上去越來越朝兩端極化。日趨極化的歐洲政治光譜的底色是渾濁細碎的：種族、民族、階層、宗教、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相互糾纏和複雜作用，形成了一個由各種“我們”與“他者”對立組成的混雜結合體，例如民主與威權、歐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移民浪潮與本土主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歷史上的“左”“右”區分似乎已經難以涵蓋上述混雜對立。川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歐美立場分歧與歐洲內部撕裂疊加，歐洲現有各種政治敘事，更多將矛頭指向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以及“民族圍牆”的再起這一“反向運動”，二者正在深刻地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將世界變平”西方並不是一個簡單同質的地理範疇，其內部差異性很大。到底是“入鄉隨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還是“羅馬只屬於羅馬人”（Rome is for Romans only）？這兩個選項，隱喻了西方文明內部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長期對立。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特殊性，羅馬人共同形成羅馬的獨特之處。羅馬將古羅馬帝國之外的任何人定義為“野蠻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宣佈為官方宗教之後，“基督徒堅持唯一真理來源於福音書和唯一權威的解釋來自教堂，又進一步增強了早期羅馬人自認為獨一無二的觀念”。古羅馬文明是由城邦走向了帝國的文明，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很多民族被羅馬征服並融入羅馬。《安東尼努斯敕令》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所有的自由民，擁有公民權的人就是羅馬人。因此，羅馬人並非由某個主體民族所代表，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古羅馬帝國將軍事征服和文化征服相結合進行擴張，將倫理與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西方歷史的極致，這種“將世界變平”的方式，對整個西方世界影響深遠。因為沒有超大規模的主體民族，古羅馬帝國難以維護和鞏固其長久統治，也未能持續發展其自身文明。也正因為當時的羅馬人是一種文化概念，羅馬法體系中萬民法所蘊含的普遍主義思想、皇權與（一神教）教權的關係等，讓追求文化同質化成為歐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特殊主義為底色的民族國家源自中世紀末期的西歐。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廷是一種普遍權力的授予者。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歷了從各類“普遍主義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奠定了當今歐洲的政治版圖基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以主權（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使歐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該體系之下的主權國家是被領土分界線區隔開來的、範圍有限的政治實體，內部的親和與對外的排他是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建構的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民族國家認同是一種多元認同的融合與匯聚，而文化認同構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中介形式。法國大革命將民族國家的命運共同體與民主共和的政制安排定型為歐洲近現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基礎框架，自此，國家共同體層次的政治認同與制度安排層次的政治認同相互纏繞。但是，特殊主義底色的“國族概念”邏輯和普遍主義底色的“人民概念”邏輯既有合力也有張力，在重塑人們的政治想像的同時，也給這兩種邏輯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種子。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是歐洲中心論的基石。在舊殖民主義時期，歐洲列強曾用此統治歐洲、主宰世界。時至今日，民族國家這一國家形態仍佔據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從中世紀晚期、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經歷了紛繁複雜的戰爭，各國版圖發生了複雜的變化，國家認同也隨之不斷變化，先後經歷了教派（天主教、新教）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三大階段。曾經在歐洲發揮的普遍主義作用的基督教，顯然已經無法統合各具特性且相互博弈的民族國家，歐洲各民族國家在數個世紀裡戰爭頻繁。然而，自古羅馬以降的普遍主義理想，讓諸多歐洲政治家和思想家渴望重新設立某種制度框架或文明尺度，實現對歐洲的再次凝聚，或是“永久和平”。20世紀50年代初，在戴高樂等人的推動下，歐洲一體化起步。戴高樂要建立的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極力強調的，是大西洋框架內的歐洲，也就是“美國領導下的歐洲”。如戴高樂所判斷的：“一個與其搭檔相比實力無比超越的國家，即使不願主宰，能想像它不擔當主宰角色嗎？”建設一個共同的歐洲國家，還是保持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歐洲？兩種路徑的爭論貫穿歐洲一體化處理程序始終。歐洲一體化本身就是一個各成員國之間不斷競爭和妥協的過程：它們一方面希望保護各自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被普遍主義底色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為該共同框架承諾實現各成員國之間的正和遊戲。實現共同的歐洲文明願景，還是保持本民族國家特性、接受所屬民族國家的保護？技術官僚和精英模式所主導的歐盟向成員國公民承諾了普遍主義願景，包括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福利、更和平的世界等等。因此，各成員國公民放棄部分作為一國公民的票決權利，允許將部分國家主權由歐盟進行再次分配。然而，歐盟實現了對成員國的部分“去主權化”，卻並未兌現上述對民族國家和公民個人的正和遊戲承諾。作為“超國家”的區域性融合機制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歐盟缺乏能力領導歐洲走向更好的發展，也缺乏意願推動歐洲成為“歐洲人的歐洲”，更不用說歐洲人長期以來的普遍主義夢想。與歐洲的被動躑躅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所追求的美式霸權體系，試圖建立起羅馬帝國式的全球霸權。通過馬歇爾計畫、歐洲市場一體化、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等，美國國家機器和跨國大資本共同對歐洲進行了“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改造，實現了對歐洲的經濟滲透、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信仰“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歐盟技術官僚將歐洲的命運置於美國的霸權之下，被美國“征服”的歐洲已經淪為美國的附庸。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逐漸從曾經的歐洲中心論變為了美國中心論。美國中心論摒棄了歐洲民族國家敘事體系對國民歷史的依賴，試圖用“美國化”重新創造出西方的統一性，進而將“世界變平”，這是對普遍主義底色的“羅馬化”的繼承與拓展。面對這種“美國化”，歐洲曾多次追求過自主，卻大都以失敗告終。例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曾經讓歐洲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對立達到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程度。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呼籲歐洲各國部分放棄各種民族和族群差異，“將歐洲變平”，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不同於美國的、具有歐洲自主性的共同價值觀，進而推進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建設，由歐洲人主宰自己的共同未來。在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看來，構成歐洲遺產的許多東西——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自然科學和技術、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資產階級-城市生活形式、民主和人權、國家和社會的世俗化——是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問題是，歐洲各民族國家都有各自的發展歷程和豐富的精神遺產，誰來決定那些屬於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誰在“我們想要繼承的遺產”和“我們想要拒絕的遺產”之間做出選擇?對此，歐洲顯然缺乏基本共識。左翼普遍主義未能將歐洲人團結起來實現歐洲自主。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歐洲人，不僅要努力遏制和克服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而且要應對與種族、族裔、移民、多樣性和社會融合有關的重重危機。其中，歐債危機的本質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兩股浪潮為了“將世界變平”，在歐美造成的社會破產；美國霸權機器與新自由主義精英、跨國金融大資本聯手，將上述社會破產轉嫁給歐洲國家，變成這些國家及其國民的危機。上述危機並非歐洲國家獨有。2016年和2024年川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美國內部長期存在的兩種路線之爭再次激化：一種是特殊主義的，或者說是孤立主義的（isolationism），大都為保守主義群體所認同；另一種是普遍主義的，宣揚普遍價值等，大都為自由主義群體所認同。川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經濟民族主義路線和“修牆”等保護主義政策，被視為逆經濟全球化的極右翼行為。對此，有不少分析將上述危機歸因為跨國資本的膨脹，削弱了國家監管和再分配的能力。跨國資本的“結構性力量”導致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逐步淪為象徵性政治，國際市場正在擺脫管制，跨國資本才是歐美經濟運行的真正驅動力。跨國資本試圖“將世界變平”，甚至一度自認為可以終結國家主體間的抗爭；歐美各國極右翼力量試圖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二者的對立在加劇。▍“民族圍牆”的再起誠然，歐洲現代性同資本主義密不可分。與美國相比，歐洲經歷了漫長的階級衝突、社會革命和世界大戰，對“市場失靈”和“社會正義”等問題更加敏感，並且更有集體行動的傳統。因此，歐洲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批評更嚴厲，對自身所經歷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特別是金融邏輯佔據資本主義的核心後，跨國金融大資本對各國經濟主權的限制、福利國家制度遭受的污名化、過度“個人自由”的理念破壞社會團結機制，最終導致社會失衡、社會撕裂和社會不滿情緒滋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批評金融精英的貪婪和政治精英的失范，並呼籲“人民”力量的崛起，但是二者採用的路徑迥異。左翼力量繼續推動基於文化多樣性的歐洲公民身份建構，試圖用“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去塑造歐洲公民認同，用普遍主義話語包容和關注少數群體利益，在此基礎上，推動跨越各種差異的“人民”團結起來“將世界變平”。但是，歐洲左翼缺乏意願從根本上改變歐洲對金錢的濫用和對利潤的追求，缺乏能力支援與改善福利國家制度和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在平等觀之上的左翼普遍主義思潮日漸缺乏現實土壤，也無法有效回應失去經濟、文化安全感的歐洲人民的訴求。與此同時，大搞“他者化”的歐洲極右翼力量迅速膨脹。他們強調傳統性別角色和性別二元結構，排斥移民、少數族裔族和伊斯蘭群體等。特別是敘利亞難民危機之後，移民已經成為歐洲多國最具爭議的政治問題之一，移民和難民被極右翼力量描繪為“犯罪的外國人”或“對國家的威脅”。極右翼的話語體系可以解讀為對兩種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普遍主義話語的否定：一種是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另一種是將自由市場經濟邏輯延伸至公共與私人領域各個角落的新自由主義話語。這種雙重否定，在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退歐”之後更為凸顯，因2022年俄烏衝突的外溢效應而進一步激化。正是基於這種雙重否定，歐洲多國極右翼力量和被川普的“MAGA派”改造為激進右翼政黨的美國共和黨，推動了一場席捲歐美的“反向運動”——“民族圍牆”的再起。這場“反向運動”宣稱歐洲正在經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顛覆的黑暗時期，自視將承擔起重新定義“人民”“民主”以及歐洲文明理想敘事的使命。但是，歐洲極右翼自身又是龐雜甚至自相矛盾的。首先，基於“羅馬只屬於羅馬人”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如果說長期以來，“反對美國”或者“區別於美國”是歐洲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來源之一；那麼，以德國暢銷書《德國廢除自己：我們如何把我們的國家置於危險之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為代表的焦慮情緒認為，德國等歐洲國家將因為移民湧入和少數族裔膨脹而陷入民族自我毀滅的危險。以瑞典為例。雖然瑞典是一個對外國人開放友好的進步主義國家，但瑞典長期具有種族和文化單一性。2022年，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已躍升為議會第二大黨，瑞典已經變為歐洲移民政策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原因在於，自20世紀90年代的兩伊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尤其是2015年敘利亞戰爭以來，大量移民湧入瑞典，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改變了瑞典的人口結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瑞典人出生於國外。同時，瑞典的貧富懸殊迅速擴大，社會治安問題凸顯，引爆了系列排斥移民的暴力襲擊和社會騷亂等，刺激瑞典的社會和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許多歐洲政黨都使用了隔離牆等口號，例如“讓瑞典再次安全”“確保歐洲邊境的安全”“邊界和自由”等。右翼的政治理念——以種族區別和消除差異為基礎建構同質性的國家認同感——顯然正在贏得越來越多歐洲民眾的認同。“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與移民政策的嚴格化已成為一體兩面的政治現象，保護了本國勞動力市場不受新進入者（移民和難民）衝擊，限制新自由主義主導下歐洲勞動力市場的過度靈活性。其次，基於“人民是權力贏得其正當性的唯一來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法國學者阿奎利諾·莫雷勒（Aquilino Morelle）的《精英的鴉片：法國是如何在沒有重建歐洲的情況下被毀滅的》一書批評道，法國在精英們的誤導下，為了歐洲化而犧牲自己，以致達到了自我分解的地步。頻繁的條約修訂、各種危機引發的制度變革以及成員國不斷變化等，使歐盟成為一個不斷演變的政治體系。由於向歐盟等歐洲機構讓渡了部分主權，歐洲國家內部治理的一些關鍵領域已經不受各國選民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這給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然而，一方面，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2016年英國退出歐盟被視為英國人民奪回控制權的一種方式，2024年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交鋒凸顯了歐盟與其成員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存在衝突，例如歐元危機就暴露了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歐盟權力和歐盟能力之間的鴻溝，不僅加深了各民族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貧富鴻溝，而且加深了精英與大眾在政治參與和個人自由等方面的不平等。沒有財富的階級，由於其資產貧困性和經濟脆弱性，已經深陷於經濟與社會的雙重結構性不平等，政治參與能力隨之受到限制。與此相反，億萬富翁們借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例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網路有能力擾亂一國政治格局，蓋茲基金會掌握了部分全球衛生治理的權力。新技術革命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神話——“知識經濟”，並試圖以此替代歐洲悠久的勞資關係敘事。金融-高科技-媒體資本日益結合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全球各國各地區擴張，並形成高度壟斷局面。產業空心化、公共服務私有化、醫療教育商品化、勞動力市場去監管化……能夠獲得知識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極少數人成為局內人，越來越多其他人淪為局外人。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公共政策經常以社會融合的名義鼓勵中產階級化，以此淡化階級或階層矛盾。現實是，精英與普通民眾、城市與邊緣地區、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等各種撕裂對立日趨惡化，大企業主導選舉處理程序，金錢塑造思想領域和決定民調資料……這些變化深刻地重塑了歐洲國家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歐洲公民”這一概念表面上似乎能夠消解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邊界藩籬，讓“歐洲變平”。但現實是：為了吸引高淨值個人，歐洲多國爭相提供了稅收優惠、居留許可乃至“投資公民身份”等，打破了政治和社會共同體與國籍之間的聯絡，讓超級富豪們得以享受“基本無國界”的流動性。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了，現實世界的經濟社會等級結構卻越來越森嚴。精英的個人自由、跨國公司的資本自由與大眾的民主自決之間的衝突在持續加劇，危機、分歧、爭端乃至戰爭頻繁再起。歐洲多國的公民對歐盟等機構的不信任加劇，越來越多歐洲人通過選票表達對重建“民族圍牆”的期待，希望通過重建“民族圍牆”維護大眾進行民主自決的權利，或者以此換取霍布斯式的民族國家對其提供保護。最後，基於“歐洲是歷史積累而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裡奪回文化領導權。“政治正確”始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時期，是指在公共場合不得負面評價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和持不同信仰者這四大少數群體。歐洲的政治正確體現在許多方面，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主義、種族與移民議題、性別平等議題、性少數群體權益、宗教與信仰自由等。歐洲左翼主張建立“少數群體的包容的普遍主義”，自我賦予了進步主義、政治平等和現代性等光環。反過來，多數群體所持的傳統話語被變相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二者之間的分歧被視為現代性的支持者和傳統模式的捍衛者之爭，這就激起了保守力量的反感和“反向運動”。以西班牙極右翼政黨呼聲黨（Vox）為例，天主教不僅是其身份認同和民族主義主張的核心，也是對抗女權主義和進步潮流的象徵資源。同時，天主教也成為其排斥其他宗教言論的核心論據，由此將伊斯蘭教信眾貼上了“陌生人”標籤。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也聲稱擁有天主教“遺產”。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宗教因素重新置於歐洲身份認同的中心，將宗教動員作為其“道德”政治的合法性來源。北歐的極右翼勢力不把天主教作為身份來源，而是聚焦於譴責移民的伊斯蘭教背景。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其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和排斥進行合法化與正當化。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對伊斯蘭教的焦慮不僅與“十字軍東征”等歷史和對伊斯蘭宗教統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懼有關，而且與歐洲在伊斯蘭或阿拉伯世界進行的殖民和後殖民統治有關。今天，伊斯蘭恐懼症還因“白人種族滅絕”“大替代理論”等陰謀論、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襲擊等事件而迅速蔓延。耐人尋味的是，被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的諸多歐洲傳統，在其萌芽之初，往往也是追求普遍主義的。例如基督教不僅認為自己應該包容無邊無際的空間，也應當涵蓋所有時間。曾經自視為永久的、恆定的，而今卻被認為是傳統的（過去的）、特殊的。一如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一度帶來了跨國大資本勝利的形象，並且試圖將這一形象歷史化、普遍化，而今卻受到了主張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圍牆”的阻隔。▍延伸還是斷裂？“將世界變平”和“重建民族國家圍牆”這兩條路徑的區別，相當程度上植根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分歧。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與歐盟的高歌猛進等曾經高度同頻，給歐洲各國人民許以美好願景，以此擴大支援力量的共識區域。三者的話語和實踐看上去涇渭分明，實際上相互配合。在賦予跨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極大自由的同時，個人越來越被原子化和分化，孤立的個人越來越被異化為生產消費鏈條的一個分子，抵禦社會風險的能力減弱，需要更多社會共同體對其提供保護，卻又以自由為名、侵蝕著社會團結的基礎，從不同方面重組甚至破壞人之為人的各種共同體：家庭、社區、國族……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提出的歐盟公民身份，形式上與“羅馬人”類似，每位持有歐盟中任一成員國公民身份的個人都是歐盟公民。三十多年後，除了歐盟成員國之間實現了自由通行之外，福利保障、教育體系、醫療關懷等共享承諾並未真正兌現，反而引爆了反歐盟、反移民等社會浪潮。今天，“歐洲一體化”和歐洲戰略自主的共識與夢想似乎瀕於破滅。那個古羅馬-基督教式的奉行普遍主義的構想，被證明不過是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的狂歡。問題是，淪為美國附庸的歐洲、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歐洲，通過“民族圍牆”的再起，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回歸嗎？回顧歐洲的歷史，放眼歐洲的當下，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沒有人能逃脫市場”。拜登時期的美國通過挑動俄烏衝突將歐洲與俄羅斯“脫鉤”，川普新政對歐洲加征關稅和收緊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等，似乎又在推動美國與歐洲“脫鉤”。儘管川普政府力圖通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手段重新塑造全球經濟結構，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仍在持續，跨國資本力量仍在主導歐洲經濟，歐洲各民族國家對其的管制能力越來越走衰。這一處理程序讓“股東價值”的勝利取代了歐洲“人民”的勝利，對歐洲經濟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歐洲各國公共支出仍然很高，但更多用於有利於企業的稅收豁免，社會福利制度已經越來越無以為繼，歐洲多國再度陷入大多數人被剝削的境地。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經依賴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商品、俄羅斯的廉價能源、美國的安全保護等，這些條件不僅有利於歐盟的擴張，也有利於滋養普遍主義夢想。然而，這樣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俄烏衝突已使歐洲多國經濟不堪重負，歐洲各國的人口結構、產能結構、供應鏈結構、地緣結構等都已經無力支撐大規模長期戰爭，其結果是歐洲多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否定普遍主義，回歸特殊主義，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這是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反抗，卻不是解決當下歐洲困境的良藥。霍布斯的契約主義理論指出，個人選擇結束“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通過將部分自由讓與國家以換取國家的保護。國家與其說是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權力的工具。在世界權力結構大重組、民族國家主權能力受限的今天，“民族圍牆”的再起，又那有能力提供歐洲極右翼力量支持者所期待的保護呢？“人的權利是普遍性的，而公民的權利總是由一個國家的成員構成的。”選民是政策的接受者，而不是決策者。歐洲的政治光譜，究竟是繼續向左右兩翼的延伸，還是個人解放和政治歸屬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次出現斷裂，甚至走向“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可怖圖景？這已經不再取決於歐洲人民自己，卻又正在為歐洲人民所承受！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