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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突破5000億美元,北歐的科技生態圈為何突然“爆發”?
當全世界的科技目光都盯著灣區矽谷的AI大戰,或者是東亞大模型的“百模大戰”的戰況時,在地球的另一端——那個通常以極光、高稅收和漫長冬季著稱的北歐(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冰島),正在發生一場科技劇變。據TechCrunch 2025年11月26日發佈的最新調查:北歐創投生態的總估值已悄然突破5000億美元。在全球資本普遍捂緊口袋的2024年,這裡逆勢吸納了超過80億美元的真金白銀。更有意思的是,這次的主角不再是Spotify或Klarna這些上個時代的“老錢”,而是一批成立時間極短、卻兇猛異常的AI和Deep Tech(深科技)新貴。那為什麼在這個看起來最不像能“卷”動的地方,能誕生年入2億美元卻僅成立12月的“怪物”級公司?為什麼這裡能成為世界上獨角獸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這個高稅收、慢生活的地區,創業者是如何實現“降維打擊”的?最近,我們翻閱了大量資料,試圖還原這場“北歐文藝復興”的真相。北歐獨角獸公司01. 告別“宜家模式” 擁抱“Vibe-coding”如果你對北歐科技的印象還停留在“設計精美但擴張緩慢”上,那Lovable這家公司可能會顛覆你的認知。瑞典AI初創公司Lovable的創始人在TechCrunch的報導中,這家瑞典公司被稱為“Vibe-coding darling”(氛圍程式設計寵兒)。這個詞聽起來很玄學,但它的業績非常硬核:產品上線僅12個月,ARR(年度經常性收入)突破2億美元。這是什麼概念?在SaaS領域,這通常是獨角獸花費數年才能爬到的高度。因為Lovable做對了一件事:它沒有試圖教人寫程式碼,而是利用AI讓普通人通過直覺(Vibe)和自然語言就能建構複雜的軟體。這代表了北歐創投圈的一種新氣質:從“好用的工具”進化為“規則的定義者”。Lovable的核心能力:把一句“人話”,變成一個能跑的完整軟體,服務“有想法但不會寫程式碼的人”。以前的北歐創業者,可能想著怎麼把椅子設計得更舒服;現在的他們,像Lovable的創始人一樣,想的是如何徹底消滅“製造椅子”的門檻。這種Day 1 Global(生而全球化)的野心,正在取代過去的謹慎。02. 慢下來的社會快起來的“第二代”在Equity播客中,AI初創公司Propane的創始人Dennis Green-Lieber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相比矽谷,我們的生態確實晚熟了幾年。但正因如此,我們現在的進化速度快得驚人(tremendously a lot faster)。”這確實也道出了北歐的後發優勢。第一代巨頭(如Spotify的Daniel Ek)花了十年時間去教育市場、去和唱片公司博弈。而像Green-Lieber這樣的“創二代”,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起跑的。他們不需要再為基礎設施發愁,不需要去解釋什麼是SaaS,他們擁有成熟的支付網路、極高的數位化普及率,以及——最關鍵的——從上一代獨角獸中“畢業”的成熟人才。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趣的悖論:在一個生活節奏極慢的社會裡,誕生了一批迭代速度極快的公司。2023年北歐五國創業與融資生態版圖|圖源:Private Equity List03. 為什麼是北歐?很多人會問,北歐只有不到3000萬人口,冬天下午三點就天黑,憑什麼承載如此高密度的Deep Tech(深科技)創新?如果我們剝開表象,會發現這裡的“底層程式碼”與矽谷截然不同。第一,政府扮演了“超級天使”的角色。在很多地方,創業是九死一生的賭博,輸了可能傾家蕩產。但在北歐,政府為你兜底。Dennis提到,政府的直接資助(Direct Funding)和非稀釋性資金,讓創業者在最脆弱的種子期不需要向VC跪求活路。這意味著你不需要為了下個月的存活去做短視的變現,你可以沉下心來去啃最難啃的Deep Tech硬骨頭。Nordic Funding Day 2025第二,“詹代法則”的死與生。曾幾何時,北歐著名的“詹代法則”(意思大概是:別裝X,你沒比別人強)被認為是創新的天敵,所以北歐培養不出“賈伯斯”式的人才。但到了2025年,這種文化進化成了“群狼戰術”。相比於矽谷慘烈的“零和博弈”,北歐創投圈更像是一個開源社區。因為沒有“贏家通吃”的焦慮,創業者們敢於大膽共享程式碼和資料。做AI是一場團體賽,當矽谷還在忙著築牆時,北歐人已經通過“資源互換”把效率拉滿了。這種文化層面的“超導效應”,成了算力之外最強的助推劑。第三,獨特的“安全感紅利”。這或許是給中國讀者最大的啟示。北歐的高福利、長產假和Work-life balance,表面看是養懶人,實際上是養“創意”。真正的創新,往往不來自在溫飽線上的掙扎,而來自無後顧之憂的鬆弛。當一個工程師不需要擔心生病破產或買不起學區房時,他才敢去思考那些看起來“沒用”但能在未來改變世界的點子。當然,這篇觀察不是為了給北歐唱讚歌。特別是北歐也有自己的問題:人才流失(Brain Drain)。雖然北歐適合孵化,但當公司長成巨獸,美國依然是那個巨大的引力中心。為了追求更大的資本市場(Late-stage VC)和更低的個人稅負,許多頂尖創始人最終還是買了一張去舊金山或倫敦的單程票。美國科技巨頭正在瘋狂掃貨北歐的AI公司,這既是變現的狂歡,也是生態的失血。如何留住這些長大的“孩子”,是北歐政府接下來最頭疼的問題。北歐初創企業在矽谷參與行業交流與投資機會對接|圖源:Nordic Innovation House04. 不一樣的成功之路看完北歐的故事,再回頭看我們自己,或許會有種五味雜陳的感覺。其實,北歐五國加起來還沒上海人多,這註定了他們沒有所謂的“大後方”。但也正因如此,北歐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Day 1),就是斷了後路的全球化公司。反觀我們,太多人習慣了先在國內紅海裡殺得頭破血流。Lovable給我們的最大啟發是:別在存量裡消耗了,直接用程式碼這種全球通用的語言,去切世界的痛點。有時候,路遠一點,反而沒那麼擠。第二,創新是“閒”出來的,不是“熬”出來的。這一點最扎心。北歐證明了,高福利和不加班,並不等於養懶漢。我們常以為創新靠的是“996”和“堆時長”,但殘酷的真相可能是:創新需要的是一種名為“安全感”的奢侈品。當一個創業者不需要為下個月的房租發愁,不需要擔心失敗了就萬劫不復時,他才敢把目光從“如何快速變現”移開,去死磕那些真正改變世界的Deep Tech。第三政府打法也有啟示:北歐政府的做法很像一位寬容的“天使”:在企業最弱小、最沒人信的時候給錢續命。所以現在我們也在投小投早投硬科技,這或許才是更長效的生態。這不僅是資本的狂歡,更像是一種活法的勝利。北歐向世界展示了,在冰天雪地裡,通過信任、協作和長期主義,依然可以燃起最熱的火。通往未來的創新之路,不止一條。 (TOP創新區研究院)
香港投資推廣署:致力於打造全球最友好的 Web3 監管環境與產業生態
本次吳說專訪香港投資推廣署金融服務及科技、可持續發展環球總裁梁瀚璟,內容圍繞香港投資推廣署在 Web3 與加密貨幣行業的招商引資策略展開深入交流。梁瀚璟詳細解析了香港作為“引進來、走出去”金融跳板的獨特優勢,探討了共識大會的國際影響力及 Web3 行業在監管逐步明晰背景下,邁向更可持續、規範化發展的趨勢 。針對企業落地的開戶、牌照等“卡點”,港府通過合規路徑清晰化及政策放開予以回應。此外,訪談深入拆解了 RWA(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的法律與監管邏輯、穩定幣在跨境支付與 AI 結算中的應用前景,並提出了針對不同階段企業的“四階段落地路線圖” 。通過“Hong Kong Inc”的聯動機制,香港正持續完善監管制度與產業配套,致力於打造全球最友好的監管環境與產業生態 。嘉賓發言不代表吳說觀點,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請嚴格遵循當地法律法規。音訊轉錄由 GPT 完成,可能存在錯誤,請在小宇宙、YT 等收聽完整的播客。從共識大會看香港的“金融底色”與 Web3 全球連接能力貓弟:有些讀者可能對您跟投資推廣署還不太瞭解,能不能先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梁瀚璟:其實我們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個部門,我們主要負責的範圍包括招商引資,同時間我們也非常的努力幫助內地企業出海,所以簡單說,“引進來、走出去”都是我們的負責範圍。那同時間,因為其實推廣署的功能也包括跟很多的業界去交流,幫助業界解決在香港做生意的一些問題,或者是對接資源去解決。所以我們對於市場的脈搏比較瞭解,因為有這個功能和背景,所以其實我們跟政策局或者是一些監管機構有密切合作,我們的功能就是在市場收集一些市場實況的資訊。貓弟:其實我們去年也採訪過一次了,當時也是在共識大會期間。從你們的視角來看,相比傳統金融的峰會,我們的共識大會有那些特點或者說優勢?然後你們覺得這個會議辦得怎麼樣?成功嗎?梁瀚璟:這個肯定是成功的。回顧去年的情況,參與人數大約在一萬人左右,但更值得關注的並不僅是規模本身,而是大會首次舉辦就取得了非常好的國際反響。據我記得,去年的參與者比例中超過 70% 不是香港本地人,而是來自世界各地,從美國到歐洲、新加坡等等,當然也包括一些內地背景的人士參加。這一點充分體現了活動鮮明的國際化特徵。與此同時,大會也吸引了不少來自美國、在 DeFi 等不同前沿領域具有高度創新能力的企業負責人和行業領袖參與交流。從促進跨區域對話和行業交流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積極、也非常重要的訊號。至於今年的情況,目前官方資料尚未正式公佈,畢竟今天只是大會的第三天。但從現場的參與度和交流氛圍來看,我們對本屆大會的整體表現仍然持非常正面的看法。應該之後我們估計他們公佈的數字會比去年更大,因為我們看到比如在主論壇以外,他們還有大概 300 到 400 個 Side Event(分論壇及配套活動),所以整體活動密度和覆蓋面都相當可觀。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類國際性行業活動對於香港經濟同樣具有積極意義,不僅帶動了會議、酒店等相關產業,也對餐飲、零售及文娛等行業產生了明顯的溢出效應,為城市整體活力注入了重要動力。貓弟:那香港政府以及你們投資推廣署將如何持續吸引更多的這種國際活動,以及一些頂尖的開發者和全球機構去落戶或者在香港擴張?梁瀚璟:這個問題也很容易理解。說到底,香港的品牌一方面是我們的金融中心,但大部分行業的發展最終都需要資金。我們發現不同的活動或者不同的行業,都會因為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而過來。我舉個例子,比如一些很大的基建,所謂的新基建、新能源,像風電、太陽能、電池等等。雖然香港本身的人口規模不是太大,只有 700 多萬,但為什麼這類機構和相關活動也會到香港呢?因為這一類的基建項目需要出海。當然,比如內地的那些企業要出海,也需要一個發力點。所以香港推出了一個新的平台叫“出海專班”,主要是利用香港這個橋樑,幫助內地企業在香港適應國際市場的規則。同時間在香港融資,比如在港交所上市融資,之後再通過我們的一些資源,比如投資推廣署在全世界有 35 個辦公室,當地有當地的資源。所以經過我們這個跳板能幫助他們走出去。所以我想說,很多這類企業是因為香港金融中心的屬性,選擇到香港做生意,利用香港這個跳板再走出去。當行業轉向長線博弈,香港的監管政策正加速存量優質項目“回航”貓弟:相比我們去年上次做採訪,你覺得過去一年就你自己觀察到的,來香港進行諮詢或者落地的項目,它的類型有沒有一些變化?那些賽道在增加?那些賽道在降溫?你覺得如果產生變化,背後的驅動原因是什麼?梁瀚璟:那這個也是非常多行內專家關注的課題。在過去兩三天的活動中,我也跟很多人交流,如果需要總結的話,我看到有三個點值得大家去理解。首先,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實很多在交易層面的所謂 Broker(經紀商)、Market Maker(做市商)都在進入並佈局虛擬資產相關業務。大家可以怎麼理解呢?就是傳統金融原有的功能,其背後的角色現在也在虛擬資產領域出現了,這些機構最終都來到了香港。為什麼呢?因為大家看到的第一點是,儘管是虛擬資產,比如比特幣、以太坊,現在已經公認為是一種另類資產。而且在香港和西方市場都已經有了 ETF,這等於讓資產合法化了。所以,在資產配置方面也需要提供相應的服務。由於傳統銀行在合規或內部安排上,這類服務目前尚未完全覆蓋,這也為新一代專業機構帶來了發展空間 — — 功能邏輯仍然是金融本質,只是資產形態發生了變化。第二點,我們發現以前有很多所謂“有趣、可愛”、以概念為主、缺乏清晰商業模式的項目數量明顯減少。這一趨勢與整體市場環境趨於理性密切相關。我們在與投資人交流時也注意到,當前大家更加關注的是是否具備可持續商業模式、真實應用場景以及現金流能力,而不僅僅停留在概念或敘事層面。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變化有助於行業回歸長期價值創造的軌道。時間會逐步檢驗項目的真實能力,最終能夠留下來的,往往是那些具備實際商業價值和長期發展潛力的機構。第三點,其實很多不同地方的領袖和老闆,在過去三年、五年時間裡跑遍了全世界,去過一些島國或者中東地區,繞了一圈後,最後又回到了香港。我們也非常興奮看到這麼多優秀的企業最終回到香港。原因很簡單,大家發現數字貨幣行業比較新,說到底還是需要信心。第一要靠譜、有規格、有監管;第二要不容易被“割韭菜”。所以你需要一個監管比較嚴格的市場,才能給投資者和使用者信心。比如在某些島國拿牌照可能比較容易,但相較之下,香港在監管清晰度、制度穩定性以及國際金融體系對接方面具備明顯優勢。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機構最終選擇回到香港的原因,這個趨勢非常明顯。回應 Web3 企業落戶卡點,標準不降但合規路徑更清晰貓弟:過去一年,這些企業在落地香港的時候,有沒有向你們反饋過有那些卡點?比如他們在那些地方處理起來不那麼容易?像是開戶、託管、審計披露、拿牌照或者是行銷邊界等問題。這些問題在過去一年,從你的感受上有沒有一些改變或改善的地方?梁瀚璟:如果需要簡單總結的話,我想有三四個比較普遍的卡點。第一,是你剛才提到的開戶問題。如果機構在登記開戶時說“我們做 Crypto”,但描述得不夠細緻,這就比較難了,銀行需要他們更清楚地講明商業邏輯。目前香港已經有一批銀行 — — 雖然數量不是太多,但已經做出商業決定要服務好這類機構。所以銀行資源是有的,但最重要的是這類企業的背景是否合規。如果機構已經拿到證監會的牌照,這類機構開立銀行帳戶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代表其合規性比較靠譜。第二是拿牌照。拿牌照需要一定的時間,看你是那一類牌照,1 號牌、9 號牌或者是 VASP 等等,時間從幾個月到超過 12 個月不等。如果申請機構拿香港與一些小島國的速度相比,那是很難比的,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我們的標準肯定需要堅守,因為這是香港金融中心幾代人、幾十年積累下來的招牌。所以審批時間會比一些小市場長一點。但如果你問行業內的學者,他們會告訴你,過去一年證監會有很多新舉措在加速這類發展,並有很明確的藍圖,這些大家是看得到的。我們一方面會加快進度,但不等於會降低標準。最後,大家也擔心在香港容不容易賺錢。如果你有關注昨天共識大會,證監會的 CEO 也公佈了一些新產品的放開,並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則路線圖。我們跟行內人交談,他們非常歡迎這類開放,這主要為市場參與者提供了更多具有盈利模式的產品方向。簡單總結一下,在特區政府內部,從政策制定機構、監管機構到我們投資推廣署,其實非常瞭解市場的需求。但我們同時間也需要很謹慎地一步步放開。我們清楚企業的訴求,也在同步改善環境,讓市場更容易實現盈利。拆解 RWA 落地邏輯,法律理順比技術實現更關鍵貓弟:其實在過去一年有一個方向很火,就是 RWA(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在“內地資產+香港發行營運 RWA”這條路徑上,你們覺得目前合規和執行的難點在那一環?是在審批備案、跨境資金與外匯,還是資料網路安全、資訊披露,或者是託管這些問題上?第二個問題是,你們通常會如何建議企業去拆解實現合規的路徑,並降低風險?梁瀚璟: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課題。我簡單講清楚,首先大家對 RWA 非常期待,這確實是個創新。但為了方便理解,監管機構及證監會的同事也經常在公開場合談到 Tokenization(代幣化),其實它就像一個 Technology Wrapper(技術包裝),只是用科技手段包住裡面的資產,用一個更有效率的方法去做交易,簡單來說就是這樣。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監管機構經常強調,香港的監管框架是原則性的,他們常說“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規則”。按照這個邏輯去想,不管那一類業務或資產,如果原本就能在香港合法合規地跑通融資,那你外面加一個 RWA 的殼也是可行的,因為本質上沒有區別,只是 Wrapper(容器/包裝)有分別而已。所以從證監會的層面看,本質一樣就用統一的方法和規則去監管。唯一的區別在於現在多了一層科技包裝,那麼這層科技包裝是否安全,比如網路安全等方面是否達標,如果能滿足監管需求,它就和普通的資產項目是一樣的。第二點,如果你看過去幾年,香港已經有一些持牌機構(比如 1 號牌機構)在一些項目上做出了嘗試,推向市場後反饋還不錯。雖然規模不是太大,但已經有媒體報導過相關案例。比如有一家在香港持牌的機構,幫助一家內地背景的大型機構處理香港充電樁業務。因為充電業務有收益,他們就用 RWA 的方式把收益打包,最後回饋給投資者一定的回報。這件事聽起來簡單,但我們也跟他們的行政總裁談過,其實背後做的工作中,科技層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法律上能夠理順。要確保項目與我們現有的法律框架相銜接,這個過程耗時最長。好處是一旦跑通之後,他們就能加速這類項目的上線,因為法律路徑和案例已經清晰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監管機構保持了非常緊密的溝通。所以只要有一個案例跑通,後面同類模式的複製就會比較快。目前我們看到香港在這方面的項目落地已經越來越活躍了。尊重國家大格局,發揮香港金融“沙盒”功能貓弟:其實前兩天大陸中央政府也發了一個關於 RWA 的新政策公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部門一起發佈的。那在內地發佈了境內資產代幣化相關政策之後,你們現在準備如何向這些企業解釋香港的開放空間,以及必須遵守的紅線邊界?你們有沒有一套對外溝通的常用判斷標準,比如那些對香港來說是可以的,那些又是明令禁止的?梁瀚璟:好,這個問題大家也非常關注。一方面,我們非常尊重國家對於風險控制的整體考量,這背後一定有更宏觀、系統性的判斷,我們對此是完全理解的。同時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身承擔著一個非常清晰的功能定位 — — 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協助內地企業在合規前提下,通過香港連接國際市場、實現“走出去”。所以從這個方向,我們在對外溝通時,一直強調兩點:一是必須遵守國家的相關規則與政策導向;二是香港自身的監管制度和法律框架,同樣是所有項目必須遵循的基礎。比如,如果有一些資金已經在香港了,而香港銀行業在資金來源審查方面本身就非常嚴格,只要資金來源合規,並且整個項目在香港的商業和監管層面也是合規的,那從香港的角度來看,這類項目一般是可以正常推進的。如果用一個更容易理解的例子來說明,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資金能夠依法自由進出;同時間,內地有其他的風險考量。所以你會看到,香港金融市場擁有期權、權證(Warrants)、避險基金等,Long-Short 等這類商業行為在香港非常普遍,但在內地出於風險考量可能就未必適合全面開展。這並不是說那一方“更開放”或“更保守”,而是制度分工和功能定位的不同。我們把香港看作是一個“沙盒”:在香港這個環境下,說到底只要合法合規、錢的來源合規,我們看到大部分項目都是可以很正常操作的。通過政企溝通機制推進政策落地貓弟:那從你們投資推廣署的市場情報視角,過去一年你們把那些最關鍵的行業反饋帶到了香港的政府體系?以及這些反饋裡面有沒有那一條已經轉化為明確的制度安排或者執行機制?梁瀚璟:這也是個好問題。行內人非常關注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或者是監管機構能否理解民間的需求。其實在過去三、四年時間裡,我們也參與了很多建議和討論,應該舉行了幾百場閉門會議,讓政府官員與業界進行深度溝通。大家的一些關注點我們是很理解的。如果你看一兩年前大家給我們的意見是什麼?首先是希望能有更多產品的放開,不然機構很難生存。這一點政府非常理解,也是為什麼剛才提到,昨天證監會公佈了三個不同方向的放開政策,這就是為了給市場營運機構提供更多業務空間。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不停地在行動上做出回應。第二點,比如過去有機構反映,香港還沒有託管(Custody)框架,或者 OTC(場外交易)的監管框架。其實在過去一年時間裡,這些都已經進入立法或制定流程了,整個市場也已經知道了我們的進展,大家對此非常期待。所以其實大家發出的聲音我們是有聽進去的,並且在一步步執行。可能有人會覺得,為什麼政府沒有很明顯的回應?其實我們在很多閉門會議中已經做出了回應,而大家能看到的,就是過去幾年我們持續推出的各種舉措和行動,這就是我們在行動上的回應。穩定幣未來兩大藍圖,跨境支付與 AI 微服務結算貓弟:我們再來聊一個熱點話題,就是關於穩定幣。因為我看共識會議期間,港府的工作人員提到 2026 年 Q2 可能會發一些牌照。關於穩定幣,過去一年行業的關注點從最開始的概念和場景,轉移到了現在的牌照以及真實使用場景。你認為香港最可能先跑出來的兩個規模化穩定幣場景是什麼?是跨境 B2B、供應鏈結算,還是機構資金管理?梁瀚璟:這個也是業界討論很多的。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首先最明顯的肯定是跨境支付,這毋庸置疑。因為我們國家跟 180 多個甚至更多國家有貿易往來,貿易背後需要結算、計價和支付,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現實、且體量巨大的需求場景。比如一些拉美國家、非洲國家,中國應該是他們最大或第二大的商業夥伴。所以,利用穩定幣解決跨境支付的難題是一個非常清晰的方案。我可以分享一個我們在中東交流時聽到的實際案例,幫助大家更直觀地理解這一點。我們在跟當地機構交流時,他們把中東定位為連接非洲的重要窗口,例如通過阿聯作為一個窗口,跟香港做生意、做結算。他們提到,以前在非洲如果需要匯款買中國的商品,平均需要經過 5 家銀行轉帳,成本大概在 10% 到 15%,非常高。很多中小企業的毛利都沒有這麼高,15% 的手續費太誇張了,盈利壓力很大。所以穩定幣在這裡有非常明顯的解決問題的價值。另外一個備受關注且討論很多的,是人工智慧(AI)與 Web3 的交匯點。這是過去三個月到半年時間裡很多人開始研究的方向,雖然現在還不是特別成熟。但如果按照大家期待的方向發展,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因為人工智慧在不同應用場景發展,背後離不開算力支援,而算力的使用本身需要一種高頻、低成本的結算方式,正正可用 Token(代幣)去做。如果未來一到三年內,有很多應用場景是以 AI Agent(人工智慧代理)的形式出現,也就是有很多機器人代勞工作,它們完成工作後需要付費或收費。如果你需要加速,因為很多是所謂的 Micro Services(微服務),是非常微小的工作。比如用 AI 幫你打電話訂餐廳,或者申請個人證件,這些完全可以用 AI 解決。但是這類費用的交易成本必須壓得特別低才能做大。從這個層面想,AI 結算本質上也是一種 Token 化的行為。雖然還不清楚穩定幣最終會以什麼形象出現,但作為 AI 相關服務的交付支付工具,這肯定是一個巨大的應用場景。走出 AI 敘事陰影:區塊鏈正在金融底層完成一場“靜默革命”貓弟:既然你提到了人工智慧 AI 這個話題,我們也追問一下。過去一年,從我們加密貨幣行業的感受來看,AI 似乎比我們要火得多,無論是社會的關注度還是資金的去向,AI 好像都超過了加密行業。不知道從投資推廣署的角度有沒有這樣的感受?你們過去一年對接的企業,AI 行業是不是已經超過了加密行業?梁瀚璟:其實關於這個看法,我只能代表個人觀察到的一些市場情況,而不能代表整個政府的立場。總體來看,無論是人工智慧還是虛擬資產,本身都存在周期性的關注度變化。從長期投資的角度來看,很多成功的投資者,包括巴菲特,或者是達利歐這類行業大咖,如果他們長期持有某種資產,通常不會過度受短期波動所影響。其實從一個城市或經濟體的層面來看也是類似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這半年什麼項目火就推一個政策,下半年另一個火了又改推另一個,不能這樣做。我們要看長遠一點,保持長期視角和政策的連續性。對於虛擬資產,說實話,我們看的不是比特幣或者以太坊的價格,我們看的是“鏈” — — 即區塊鏈能夠幫助整個金融行業升級的潛力。這種潛力會在半年之後完全消失嗎?應該不會,因為整個金融行業都需要升級。而在升級的過程中,肯定會誕生很多不同的商機和產品需求,我們看重的是這個層面,而不是單純看幣價的高低。另一方面,雖然現在人工智慧非常火,但從投資層面來看,大家也不會盲目高位去追。我們也看到人工智慧將來會改變很多生活需求。所以政府領導層的看法是,我們如何做好這個生態?投資推廣署的工作就是全世界去跑,尋找那些在人工智慧或 Web3 領域非常優秀的企業。如果他們的技術或應用場景是香港目前缺失或者還不夠完善的,我會邀請他們來香港做生意,把我們的生態圈做大。我們是從“生態”這個層面去思考,而不是追逐短期的熱度。Web3 與科技企業落戶香港的四階段路線圖貓弟:您剛才提到了邀請企業來香港,如果落腳到落地層面,現在有一家合規的、非 ICO 導向(即不是為了發個幣就走)的企業,它可能是 Web3 企業或金融科技企業,如果它要來香港,您能不能給出一個可執行的落地路線圖?比如前 3 個月、3 到 6 個月、以及 6 到 12 個月分別要做什麼?其中有那些關鍵點或風險點?梁瀚璟: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把企業分為兩類:一類是不需要拿牌照的科技企業,另一類是需要持牌經營的,兩者的路線圖會有所不同。我先講第一類,不需要拿牌照的業務。第一階段(0–3 個月):打基礎與建團隊。企業首先需要招聘。我們會介紹很多行內的商會或獵頭機構,幫助企業在香港市場快速找到領軍的“靈魂人物”。同時,我們會提供落地建議,因為在今天的商業速度下,很難靠一家機構單打獨鬥,所以我們會對接潛在的合作夥伴,讓他們更快融入香港的生態圈。至於辦公地點,我們會介紹科技園、數位港或者主要的商業區域,這些都比較簡單。第二階段(3–6 個月):開發與客戶對接。基礎打好後,企業要考慮開發和業務落地。如果是內地企業,通常會在香港招聘,同時保留在內地的開發團隊。我們會幫助企業對接客戶。雖然企業有技術能力,但可能不完全理解香港客戶的需求(比如香港與內地或其他國家的需求差異),這需要時間去磨合,我們可以提供客戶資源方面的對接。第三階段(6–12 個月):融資與擴張。當企業成功拿下了幾個客戶後,通常會考慮融資。雖然進來時自帶了一批資金,但要做大,比如從香港擴張到東南亞或中東,就需要更多資本。我們會對接 VC(風投機構)。如果規模更大,比如我負責的可持續發展和新能源機構,他們甚至會有上市計畫,我們也會介紹與上市相關的資源。第四階段:以此為跳板走出去。在資金和基礎都穩固後,企業會考慮進一步擴張。利用我們提到的海外資源,幫助他們決定優先進入那個海外市場,並協助他們在當地落地。如果是需要拿牌照的第二類企業,步驟與上面這四個階段差不多,但需要增加一個早期環節:在最開始,他們必須深入瞭解香港法規的標準。在這個層面,我們會介紹專業的律師事務所或顧問公司,幫助他們專業地解讀政策。如果決定申領牌照,他們會通過合適的律師事務所遞交申請表,開始走正式的監管程序。這就是我們建議的四個步驟,希望能給有意向的企業提供參考。香港對項目的兩大支援:精準對接與專業孵化:解構貓弟:您剛才提到了企業落地的整個路徑,也提到了投資推廣署能提供的幫助。那麼在推動這些項目對接傳統金融、國際資本以及新市場方面,除了剛才提到的資源介紹、經驗指導和政府部門對接,你們還有那些獨特的支援嗎?梁瀚璟:簡單回答你的問題,我們會把支援的對象分為兩類機構:第一類是本身已經在其他市場非常成功,想在香港把生意做大的機構;第二類是比較早期的初創企業。這兩類企業的心態和需求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說那些比較成熟、有實力的機構。說實話,他們有的是資源,錢不是問題,對他們來說時間才是最寶貴的。雖然我剛才提到的資源他們自己肯定也能找到,但問題是他們是願意花一年、兩年、甚至三年去慢慢找對人,還是由我們直接幫他們找對人?這中間存在巨大的時間差。所以,這類成功機構非常看重我們能幫助他們盡快對接正確的資源,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對於另一類機構,比如初創企業,他們往往更需要資金、幫助、建議,或者需要導師(Mentor)和投資者給出專業的路線指導。針對這類機構,我們會把他們介紹給香港數位港或香港科技園,因為這些園區有專門的孵化計畫,提供一定的補貼和資源幫助他們成長。另外,我們也能介紹一些早期的 VC(風投)、天使投資人,幫助他們盡快定好發展路線。整合 Hong Kong Inc. 打造最友好的 Web3 監管環境貓弟:聽您講下來,推廣署能幫助企業的地方非常多。但我從官網瞭解到,你們的人員似乎並不是特別多。香港是一個極其國際化的城市,不僅是內地企業,全球各地的城市和國家可能都會考慮來香港發展。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面對這麼多的需求,會不會感到力不從心?企業需要等待的時間會不會比較長?梁瀚璟:壓力肯定是有一些的。過去兩三年時間,香港整體的發展氛圍確實越來越好,這一點大家都有所感受。無論是資本市場的活躍度,還是國際資金和機構對香港的關注度,都在明顯提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的工作節奏確實比較緊湊。我們解決人手與效率問題主要依靠三個方面的支撐。首先,提供幫助的不單純是我們推廣署,我們只是整個拼圖裡的一塊。我們叫“Hong Kong Inc”,是一個整體。我們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機構,比如剛才提到的數位港、科技園。同時間,監管機構也極力配合市場需求。我舉個例子,我在海外出差時,幾乎到每一個國家都會問那些業務全球化的機構:你們在五個不同市場都有需要持牌的業務,你覺得香港的監管機構 — — 金管局也好,證監會也好,與其他監管機構相比怎麼樣?十個裡有九個都會說,香港的監管機構是全球最友好的,或者是其中之一。他們非常願意與需要拿牌照的機構溝通。這正是香港的優勢:標準是全球認可的,但同時監管機構也非常願意與市場主體溝通,幫助他們理解規則、走好合規路徑。這正是香港的重要優勢之一,也是“Hong Kong Inc”協同運作的體現。第二,我們會打造一些平台型工具。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幫助大家更容易地進行資源配對。我們在早期已經進行過測試,今年會通過更多活動進行宣傳,讓更多機構用好這個平台,自主對接所需資源。最後,我們也發現,其實很多在香港居住的朋友,無論是內地背景還是海外背景,他們都非常喜歡在香港生活,有一種情懷。很多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人非常愛香港。所以當我們需要幫手時,有時會請業界的行業領袖幫忙。比如有一家瑞士機構非常想瞭解歐洲企業如何來港做生意,我們會找一些已經在香港發展的、來自瑞士附近歐洲國家的商人,請他們去談一談。大家都是非常願意幫忙的。所以從整體來看,投資推廣署並不是“單打獨鬥”。是整個香港的產業、機構和專業人士一起協作,共同為企業提供支援,也共同維護和建設香港的營商環境。 (吳說Real)
資料安全新戰線:Google廣告系統被訴向中國關聯方洩露數敏感資訊,觸發國家安全警報
編者按Google正因涉嫌將數億美國使用者的即時瀏覽資料,通過其廣告拍賣系統傳輸給百度、字節跳動等中國關聯公司,而面臨集體訴訟。表面上看,這是一場針對科技行業巨頭Google商業模式的集體訴訟。但細究其脈絡,會發現案件的核心矛盾已超越傳統的隱私侵權範疇,指向了資料時代一個日益尖銳的命題:全球網際網路基礎設施的毛細血管——看似中立的廣告技術管道,如何在不經意間,成為承載地緣政治風險與國家博弈的新前線。案件之所以將矛頭指向百度、字節跳動、拼多多這三家在美國市場有廣泛業務佈局的中國巨頭旗下平台作為資料接收方,並重點引用了中國的《國家情報法》等法律,旨在建構一個關鍵邏輯鏈條:資料一旦流出,便可能因他國法律強制要求而面臨被外國政府獲取的風險。這使得一起商業行為,被迅速抬升至“國家安全威脅”的層面進行審視。而2025年生效的美國《批次敏感資料規則》(BSDR),正為這種指控提供了全新的法律武器。它首次明確將“向受關注國家傳輸批次敏感資料”的商業行為,定義為需被監管乃至禁止的國家安全風險。2026年2月19日,Google被捲入三項集體訴訟,首席原告妮可·麥格拉斯、特裡莎·納多和芭芭拉·詹金斯在不同的訴訟中聲稱,Google違反了包括2025年4月美國司法部頒布的《批次敏感資料規則》(BSDR)及多項加州法律,攔截美國消費者的瀏覽活動資訊,並將資料傳輸給參與Google“廣告生態系統”的第三方,包括受中國政府控制或受其管轄的公司——百度營運的MediaGo、字節跳動營運的Pangle,以及鯨魚營運的Temu。原告稱,Google對原告及集體成員造成了對隱私的侵犯,使用者喪失了對個人資料的控制,並使使用者面臨外國監控和剖析的風險。特別是因敏感資料,如健康、宗教、財務狀況,可能被外國對手獲取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一、技術黑箱:即時競價如何成為資料洩露管道?要理解法律理論,瞭解其運作機制至關重要。使用者每次載入包含Google廣告程式碼的網頁時,Google都會在極短時間內執行即時競價。根據訴狀,Google會向已獲批准的廣告合作夥伴傳送“競價請求”,這些競價請求包含網頁的完整URL、使用者的IP地址、基於IP地址推斷的地理位置資訊以及Cookie資料。但這份投訴遠不止於此,它還引用了Google自身的技術文件。競價請求可能包含來自 IAB TechLab 受眾分類法的受眾分類程式碼。IAB TechLab 受眾分類法是一個標準化的列表和內容分類法的內容分類程式碼。根據這份檔案,這些特徵包括使用者參與航空航天和國防採購的情況,以及他們使用短期貸款和緊急貸款的情況以及使用者的破產、心理健康、藥物濫用、性狀況和特定宗教傳統等。除了競價請求本身之外,Google還會運行一個名為“Cookie匹配”的平行流程:Google會為每個使用者分配一個內部識別碼,即Google GID。該識別碼不會儲存在使用者的瀏覽器中,而是直接嵌入到與廣告合作夥伴的通訊中。一旦建立關聯,合作夥伴Pangle、MediaGo和Temu等公司就可以在後續的每次競價中識別該使用者,並據此建構使用者畫像。例如,在Drugs.com上,搜尋“鋰”或訪問有關阿片類藥物安全性的頁面時,URL中的這些關鍵詞以及使用者的識別cookie、IP地址和裝置資訊都會被傳輸到Google的DoubleClick基礎設施。然後,這些資料會通過即時競價(RTB)請求同時流向這三家中國關聯合作夥伴。該投訴還特別關注了Google的IDE和DSID cookie。IDE cookie即使在使用者未登錄Google帳戶的情況下也會追蹤並分析使用者行為。DSID cookie則直接關聯使用者的Google帳戶,這意味著Google可以將跨第三方網站收集的瀏覽活動與已登錄同一瀏覽器Gmail或YouTube的使用者身份關聯起來。這些識別碼與GoogleGID和IP地址一起,構成了該投訴中所描述的“全面的跨網站檔案”,能夠分析使用者的日常活動和行為。二、規則利劍:何為《批次敏感資料規則》(BSDR)?本案的法律核心是美國2025年4月8日生效《批次敏感資料規則》(BSDR),該規則源於第14117號行政命令,根據該命令,美國總統認定將美國公民的批次敏感個人資料商業傳輸至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構成國家安全風險。《批次敏感資料規則》最終規則限制了涉及美國公民敏感資料的某些交易,這些交易主要涉及中國等關鍵國家。具體而言,該規則禁止企業不得向這些關鍵國家處理和傳輸一定數量的敏感資料,包括人類組學資料、生物識別資料、精確地理位置資料、個人健康資料或個人財務資料。該投訴引用了司法部自身監管文字中的例證,認為28 CFR § 202.214(b)(4) 中美國司法部所禁止的示例4和5,將廣告資訊提供並傳輸給廣告交易平台或廣告商,與Google案非常相似。根據提交的檔案,Google的即時競價 (RTB) 和 Cookie 同步系統在數千個網站、使用者和拍賣中持續運行,其規模“超過了《批次資料傳輸條例》中定義的 10 萬人門檻”。因此,該投訴認為,Google向 Pangle、MediaGo 和 Temu 傳輸資料的行為構成美國所禁止的受保護資料交易。三、內部證據:訴狀指Google“明知故犯”該訴訟檔案重構了一條長達十餘年的內部溝通記錄。從2016-2021年,Google都在內部表示過,“基於使用者資料的即時競價”是“不好的”,且設定了未來三年“確保RTB隱私安全”的目標。然而,Google未能落實這一目標。隨後,在2024年12月,Google宣佈了一項政策變更,該公司在其平台政策檔案中稱,該變更“放寬了對合作夥伴在廣告定位和效果衡量方面的限制”。投訴指出,此舉實際上是放寬了此前對使用IP地址和裝置級資料識別單個使用者的限制,這與Google高管此前呼籲的安全改進背道而馳。四、“中國”的資料接收者:何為“關聯”?訴訟涉及的三家“中國公司”體現了3種不同的與中國關聯關係和法律框架。MediaGo由百度美國有限公司(Baidu USA LLC)所有並營運,該公司是百度公司(Baidu, Inc.)的關聯公司,總部位於北京。根據訴狀,MediaGo自身的隱私政策明確提及了其與百度的關係以及與百度公司營運相關的資訊處理。Pangle 由字節跳動私人有限公司(ByteDance Pte. Ltd.)所有並營運,該公司與TikTok同屬於字節跳動有限公司(ByteDance Ltd.)的子公司。字節跳動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一直是國會調查和行政部門採取行動的對象。儘管訴狀指出,為了遵守美國行政令2026年1月22日TikTok USDS 合資公司宣佈成立,字節跳動僅保留了 19.9% 的股份,但訴狀仍堅持將Pangle視為中國公司。Temu 由 Whaleco, Inc. 在美國營運,該公司是PDD Holdings Inc.的全資子公司。儘管 PDD Holdings 名義上的主要行政辦公室位於愛爾蘭,但該案訴狀指出其在中國擁有大量業務和人員,並援引了包括《國家情報法》、《網路安全法》和《資料安全法》在內的中國法律,這些法律可以強制其與政府情報機構合作。五、國安焦點:敏感資料如何描繪“攻擊地圖”?這份檔案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其對國家安全的廣泛關注。檔案援引了愛爾蘭公民自由委員會研究人員於2023年11月發佈的一份報告,該報告記錄了市面上可購買的Google即時競價(RTB)細分資料,這些資料能夠將使用者識別為“政府部門(特別是國家安全和國際事務部門)的決策者”、“航空航天製造公司員工”、“現役軍人”以及“可能成為法官的人員”。此外,電子隱私資訊中心(EPIC)和愛爾蘭公民自由委員會執法部門(ICCL Enforce)於2025年1月聯合向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提交的投訴中還引用了其他細分資料,這些資料根據使用者的預估收入水平、健康狀況、處方藥使用情況、性取向、種族以及政治媒體消費情況來識別使用者。投訴中還引用了《連線》雜誌2024年的一項調查,該調查記錄了從RTB系統獲取的資料已在商業市場上被購買,並被用於追蹤美國軍方和情報人員前往敏感設施的行蹤。2025年1月16日,兩家知名的隱私保護組織EPIC 和 ICCL Enforce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提交正式投訴,指控Google的即時競價(RTB)系統將美國公民的敏感資料暴露給外國敵對勢力。該投訴指出,Google的即時競價(RTB) 系統運行於 3540 萬個網站、91% 的Android應用和 75% 的 iOS 應用上運行,傳播美國公民資料每天約310億次。該投訴是首例依據《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侵犯資料法》(Protecting Americans' Data from Foreign Adversaries Act) 提交的投訴。如今,Google與 RTB 系統之間的國家安全關聯從監管投訴已升級為聯邦訴訟。六、行業風暴:訴訟浪潮中的Google廣告生態這場訴訟正值Google廣告基礎設施面臨前所未有的法律壓力之際。2025年9月,一項價值14億至216億美元的里程碑式即時競價(RTB)隱私和解協議提交至加州北區法院,等待法院批准。該協議設立了一項新的“RTB控制”,允許使用者從競價請求中移除所有識別碼。和解協議要求Google在2026年2月13日前實施該控制。與此同時,弗吉尼亞州的一位聯邦法官於2025年4月裁定,Google在發佈商廣告伺服器和廣告交易市場擁有非法壟斷地位,相關補救措施聽證會將持續到秋季。2025年9月,法院裁定Google必須披露其廣告競價機制的重大變更。集體訴訟的訴訟狀中列舉的行為與上述所有訴訟都有重疊之處,但在法律上卻截然不同。RTB和解協議關注的是Google帳戶持有者的國內隱私權,而新的訴訟則援引國家安全法,並指控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損害:將美國公民的敏感行為資料傳輸給受外國政府情報法規強制披露義務約束的實體。美國《批次敏感資料規則》(BSDR)的民事和刑事處罰條款凸顯了聯邦政府對此類資訊傳輸行為的嚴肅態度。根據訴狀,Google的違規行為並非其營運的附帶行為,而是其廣告商業模式的核心。訴狀請求法院認定所有美國公民為集體訴訟成員,這些公民與使用Google廣告技術的網站之間的電子通訊被攔截,並且其個人資訊在2025年4月8日或之後被傳輸給了Pangle、MediaGo、Temu或其他受《聯邦法規》第28篇第202.211條約束的實體。 (Internet Law Review)
AI 浪潮下:我們熟悉的世界,正在徹底解體
在 AI 時代浪潮的衝擊下,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場底層的結構性重構之中。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技術升級,更是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乃至人類生存狀態的全面革新。當 AI 從單純的輔助工具躍升為具備自主生成與決策能力的“參與者”時,舊世界的規則正在加速崩塌。綜合各界前沿洞察,這場社會變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核心維度:1. 職業結構的“摧毀”與“新生”在過去的工業革命中,新技術往往伴隨崗位的等量更替。但在 AI 時代,這種演變呈現出更為極端的分化特徵:傳統崗位的廣泛替代: 從流水線工人到程式設計師、設計師,甚至醫生、律師等“鐵飯碗”,都面臨被更廉價、更精準的 AI 替代的風險。企業的增長不再必須依賴增員,有時只需**“裁掉真人、升級算力”**。新興職業的湧現: AI 訓練師、資料標註專家、AI 倫理顧問等複合型人才成為新寵。人類角色的根本轉變: 核心競爭力將從“知識儲存”轉向批判性思維、跨界整合與情感溝通。人類正從單純的“勞動者”向“創造者”或“高級指令發出者”轉變。2. 階層分化與“新生產資料”的壟斷:從資本集中到算力霸權在 AI 時代,社會階層的劃分標準正在經歷劇烈重構。傳統的土地、廠房已成過去,算力、資料與核心演算法成為了決定財富歸屬的“新生產資料”。■ 新寡頭的誕生:掌控算力的頂端階層未來的社會財富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數人集中。研發頂級模型需要天文數字的算力與能源,掌握這些基礎設施的科技巨頭將成為新時代的**“算力寡頭”**。他們無需僱傭海量員工即可實現產能擴張,從而徹底切斷了傳統的勞資財富分配鏈條。■ 社會結構的“M型”折疊:中產階級的消解AI 的衝擊直接從“中間”切入。曾經作為中堅力量的初中級腦力勞動者(程式設計師、分析師等),其賴以生存的“存量知識”被 AI 瞬間拉平。社會可能走向兩極分化:極少數的 AI 統籌者與大量失去核心生產參與權的群體。■ “超級個體”的崛起:生產工具的平權在宏觀壟斷的同時,AI 也帶來了工具的下放。借助 AI Agent,具備極強產品思維的個人可以單槍匹馬完成過去整個團隊的工作。擁有**“增量知識生產能力”**的少數人,將成為打破壟斷、實現階層躍升的“超級個體”。■ 階層流動的“演算法化”:動態適配機制AI 也在消解血緣繼承。在高資訊密度時代,個體的創新能力與協作表現可被即時量化。社會有望建構一種**“誰更適配就上,誰失配就下”**的高流動性動態平衡,用演算法反饋替代粗糙的學歷篩選。3. 人類認知危機與“人工智殘”風險隨著 AI 全面接管生活,人類的認知能力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去智化”現象: 學術界提出**“人工智殘”(Artificial Ignorance)的警告。過度依賴工具可能導致人類思考能力萎縮。若人類放棄進化,社會可能演變為 AI 扮演“牧羊犬”、人類淪為“羊群”的牧民社會**。教育的底層重構: 傳統的“填鴨式”教育將徹底失效。未來的教育必須轉向培養問題導向意識,以及在 AI 給出答案時的價值判斷力。4. 社會治理範式的相變從“災難重設”到“連續調節”: 歷史上的矛盾常通過危機釋放。但在 AI 時代,借助極高頻寬的資訊反饋,社會運行可以像工程系統一樣進行即時的**“參數微調”**,用科學的糾錯替代破壞性的動盪。人機共生與監管重塑: 政府需要重新確立責任邊界。建立 AI 倫理規範、隱私保護及全新的財富二次分配機制(如 UBI 全民基本收入),將是緩解技術陣痛的關鍵。結語我們正站在這場重構的臨界點上。舊的勞動關係和知識壁壘正在解體,一個基於算力驅動的新型社會生態正在形成。在這個勇敢者的新世界裡,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主動擁抱技術、重塑思維框架、堅守人類獨特價值”,將是跨越周期、避免被時代洪流吞沒的唯一生存法則。 (skyming)
亞馬遜河是世界第一大河,為什麼當地人卻不敢在河裡游泳?
亞馬遜河是全球流量最大、流域最廣、支流最多的河流,它的河水流量大約佔到全球河流入海總流量的五分之一,用磅礴的水量滋養著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這條被稱作“地球液態巨龍”的大河,卻讓世代居住在岸邊的當地人,始終不敢下水游泳,這條河裡到底藏著什麼令人可怕的東西呢?首先,亞馬遜河的水文環境,本身就藏著致命的風險。它的河道寬闊,旱季時幹流寬度可達數公里,到了汛期,水位會平均上漲近10米,河面瞬間拓寬數十公里,原本平緩的水流變得湍急洶湧。水下暗流、漩渦密佈,河床被泥沙不斷沖刷,地形時刻變化,根本沒有固定的深淺和走向。亞馬遜河水常年渾濁,水下能見度不足,就算是水性極佳的人,也很容易被潛流捲走,連自救的方向都難以判斷。比複雜的水文更讓人畏懼的,是亞馬遜河裡數不勝數的危險生物。在這片原始的淡水生態裡,人類只是弱勢的過客,隨時可能遭遇突如其來的襲擊。紅腹食人魚是亞馬遜河最知名的“水中殺手”。它們的牙齒鋒利如刀,平時以小型魚蝦、腐肉為食,一旦感受到血腥味,就會成群發起攻擊。當地多次發生食人魚襲擊涉水者的事件,即便只是微小的傷口,也會引來魚群的瘋狂撕咬,這讓所有人都對下水心存忌憚。無聲無息的電鰻,更是水下的隱形威脅。科學家在亞馬遜流域發現的新型電鰻,最高可釋放860伏特的高壓電流,足以擊暈成年人類。電鰻經常潛伏在水底淤泥中,渾濁的河水讓它難以被察覺,沒有任何徵兆就能發動攻擊,人類在水里根本無法提前躲避。黑凱門鱷是亞馬遜河裡的頂級掠食者,它們擅長伏擊,通常潛伏在淺水區或岸邊草叢中,等待獵物靠近。無論是飲水的動物,還是靠近水邊的人類,都可能成為它的目標。每年當地都有凱門鱷襲擊的記錄,讓岸邊居民時刻保持警惕。更出人意料的是,海洋中的公牛鯊也能深入亞馬遜河。這種鯊魚擁有極強的滲透壓調節能力,能順著河道深入內陸近4000公里,抵達秘魯境內的水域。公牛鯊性格兇猛、攻擊性強,在淡水環境中依然保持著強悍的捕獵能力,成為游泳者的又一重大威脅。還有一種體長僅幾釐米的牙籤魚,是當地人最害怕的生物之一。這種寄生鯰魚會被人體體液吸引,一旦進入尿道就會用棘刺固定自身,只能通過手術取出,帶來極大的痛苦與感染風險。除了生物與水文的雙重威脅,在亞馬遜河游泳還面臨著健康隱患。河水中攜帶血吸蟲等病原體,皮膚一旦出現破損,就容易感染相關疾病。亞馬遜雨林地區的醫療條件有限,即使輕微的感染都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這也讓當地人徹底放棄了下河游泳的想法。有人會問,世代生活在這裡,當地人為何不能適應這樣的環境呢?答案很簡單,亞馬遜河從來不是為人類休閒而生的水域,它是完整且原始的生態系統,每一種生物、每一股水流,都遵循著自然生存法則。當地人不敢游泳,不是懦弱,而是對大自然的深刻認知和敬畏。他們非常清楚,在這片野性的水域裡,人類沒有優勢,只有保持距離,才能平安共存。 (寰宇志)
史上最嚴重!川普怒了:我不允許
污水管破裂致“嚴重洩漏”,美國聯邦政府與州又扯皮圍繞污水管道破裂導致流經首都華盛頓的一條河流遭「污染」一事,美國總統川普16日批評馬裡蘭州處置不力,聯邦政府將介入此事。馬裡蘭州的民主黨籍州長韋斯·穆爾方面則回擊稱,管道歸聯邦機構管理,川普領導的共和黨政府才應對此事負責。“踢球”川普16日在社群媒體寫道,他不允許「無能的地方領導」把波托馬克河「變成災區」。由於穆爾“嚴重管理不善”,波托馬克河“正在經歷一場大規模生態災難”。2025年2月1日,工作人員在美國華盛頓雷根國家機場旁的波托馬克河上打撈飛機殘骸。新華社發(亞倫攝)綜合媒體報導,今年1月19日,馬裡蘭州蒙哥馬利縣一條直徑約183公分的污水管破裂,導致逾9億公升污水流入波托馬克河。馬裡蘭大學稱,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污水洩漏事件之一,該校研究人員已在河中發現大量與糞便有關的細菌和致病病原體。波托馬克河流經華盛頓市西部,是首都地區的主要飲用水源。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稱,他已指示隸屬國土安全部的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提供一切必要“管理、指導和協調”,以保護首都地區的水供應。然而,穆爾的發言人阿馬爾·穆薩告訴媒體記者,川普政府“顯然沒有收到他們其實才應該為此負責的備忘錄”,而且美國環境保護署壓根沒派人參加馬裡蘭州13日舉行的有關清理工作的州議會聽證會,聯邦政府一直在“推卸責任”。環保署則稱,破裂管道歸哥倫比亞特區水務與污水處理管理局管理,管道洩漏處置工作由該局及馬裡蘭州政府負責,因此環保署收到州聽證會邀請後決定暫不出席,將繼續行使監督責任。“又吵了”涉事污水管道修建於1960年代,老化嚴重。美聯社通報,由於管道內堵塞情況複雜、修復困難,緊急修復工作預計將耗時4至6周。1月25日,人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倒影池旁的雪中行走。新華社記者徐劍梅攝華盛頓市長、民主黨人繆麗爾·鮑澤16日沒有回應川普的說法,僅在當地政府網站上標註飲用水區域,並稱目前沒有受到污水洩漏影響。該市能源及環境部門則提示,飲用水安全,但提醒民眾應避免「不必要接觸」波托馬克河水,不要在那裡釣魚,並讓寵物遠離。另外,儘管川普宣布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將介入處置工作,但這一機構受川普「政府裁員」政策影響,工作人員已大幅削減。不僅如此,目前美國國會兩黨圍繞移民執法行動改革議題僵持不下,國土安全部「停擺」迄今未見結束跡象,同樣影響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運作。路透社報導,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宮後,川普一直試圖透過威脅削減聯邦資金等方式來「控制」民主黨人主政的地區,包括首都華盛頓。另外,他與被視為202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的穆爾多次爭吵。本月20日,白宮將舉辦年度州長會和晚宴。根據川普11日的說法,「唯二」沒有受到他邀請的州長就是馬裡蘭州州長穆爾和科羅拉多州州長、民主黨人賈里德·波利斯。美聯社說,儘管哥倫比亞特區水務與污水處理管理局和聯邦政府對破裂管道有管轄權,但川普還是把矛頭對準了穆爾。 (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