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
美國唯一倖存的儲存晶片巨頭美光科技的成功秘訣
2026年4月22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硬體技術控制多邊協調法案》(Multilateral Alignment of Technology Controls on Hardware Act,簡稱MATCH法案),要求美國商務部在60天內識別所有“卡脖子”裝置,對“受關注國家”實施全面出口禁令,包括禁止裝置銷售、維修和技術支援。其中殺傷力最大的是對深紫外(DUV)浸沒式光刻機和低溫蝕刻工具等關鍵半導體製造裝置的禁令。該法案被認為是美國對現有對華出口管制中的漏洞加以彌補。美光對該法案的提出及通過“功不可沒”。美光的發展最能體現美國儲存行業的歷程。誇張一點來講,如果沒有當年美光的堅持,美國很可能已經被日韓徹底趕出儲存行業,當然也就享受不到如今這個超級周期的好處,美國的AI發展也會處處受到掣肘。我們來看一下美光發展歷程中的幾個故事,瞭解晶片超級周期背後的底層邏輯以及美光如何利用晶片的戰略重要性遊說政府獲得保護。01 晶片與薯片無差1978年10月5日,從儲存公司Mostek辭職的雙胞胎兄弟沃德·帕金森、喬·帕金森,以及丹尼斯·威爾遜在美國內陸愛達荷州博伊西市一家牙科診所地下室成立了美光科技有限公司。當時美國的儲存公司被日本儲存公司打得節節敗退,紛紛撤出或者準備撤出該行業。投資者對儲存項目避之不及,帕金森兄弟在矽谷找了一家又一家科技投資基金,一次又一次被拒絕。走投無路時,他們想到了愛達荷州的首富、人稱“土豆大王”的傑克·辛普勞。辛普勞八年級就輟學,靠賣土豆和薯片起家,是麥當勞薯片的主要供應商。雖然他不懂科技,不懂晶片,但是他有錢。既然懂科技懂晶片又有錢的人都不投儲存項目,那隻得找不懂但有錢的人了。帕金森兄弟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找到了辛普勞,沒想到辛普勞聽完項目介紹,立馬就決定投資100萬美元,獲得美光40%的股權。後來坊間有段子說,辛普勞聽到“chip”這個既可表示晶片又可表示薯片的詞,以為是薯片,就同意投資了。這當然只是段子。不過,辛普勞的確在晶片的商業模式中看到了薯片的影子。辛普勞常年購買大量土豆,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大宗商品交易經驗。由於大宗商品的周期性非常強,決策需要反直覺的智慧,行業低迷、大家都在退場的時候正是入場的最佳時機。大宗產品商品周期性強的主要原因有五個。一是供給端的產能周期非常長,比如大型礦山或油田,從發現礦藏、勘探、可行性研究、融資、建設到最終投產,需要5到10年時間,甚至更久。二是需求端對經濟狀況非常敏感,與經濟周期緊密掛鉤,比如對鋼、銅、原油等商品的需求在一個經濟體進入工業化、大規模基建階段時會爆發式持續增長,經濟體進入平穩期衰退期時需求斷崖式下跌。這兩點結合在一起就導致供需總是錯配。產能建設周期長,調節靈活性就低,無法及時應對較大的需求波動性。價格低的時候,誰也不願意擴建產能,導致產能萎縮,此時需求卻又上去了,供不應求,價格開始大漲,大家紛紛上產能,等產能都建好了,需求又萎縮了,供過於求,價格開始大跌。就這樣周而復始。這也是為什麼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為台積電確定的一個方針是,逆周期建設產能。當然這需要極大的勇氣。除了大宗商品的供需特徵本身就已經決定了其周期性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金融屬性的放大器效應。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大宗商品不僅是實物,更是重要的金融資產,其金融屬性又放大了價格波動的幅度。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計價,美元指數的強弱與商品價格通常呈反向關係。美元走弱,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降低,且因美元利率走低持有大宗商品的機會成本降低,再則市場流動性增加,三大因素疊加,大宗商品價格就上漲;反之,美元走強,大宗商品價格就下跌。金融衍生品進一步放大價格的短期波動,投資者或者投機者通過金融衍生品對商品價格進行避險或者投機,推波助瀾。大宗商品的供需錯配加上其金融屬性使得價格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企業往往基於價格預期“補庫存”或“去庫存”,也就引發自我實現效應,加劇價格的起伏。第四個原因是供應的外部衝擊。比如政府直接下場大力扶持一個行業,導致產能建設脫離供需關係約束,加劇此後的供過於求,或者政府直接下場大力整治一個行業,導致產能減少脫離供需關係約束,加劇此後的供不應求,人為地加劇了已經像過山車一樣的周期性。還有一種外部衝擊是戰爭、制裁、自然災害等地緣政治事件與突發事件。原油價格在疫情、俄烏戰爭期間的表現就是例子。最戲劇性的例子莫過於美伊戰爭以來的原油價格。隨著川普一天一TACO,油價一天暴漲,一天暴跌,將外部衝擊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演繹到極致。第五個因素是需求的外部衝擊,比如,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與建築業高度相關的螺紋鋼、鐵礦石等“黑色系”商品需求進入長期下行通道。再比如AI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對晶片的需求,AI資料中心的建設產生了對銅、鋁、鋰、鈷等金屬的全新的、持續性的巨大需求。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最近兩年來的“儲存大狂歡”。AI大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需要處理海量資料,這對資料儲存的容量、速度和頻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一台AI伺服器對儲存的需求是傳統伺服器的8到10倍。這直接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儲存需求激增,引發了所謂的“儲存超級周期”。總之,這五個因素導致大宗商品市場周期性很強。當年“土豆大王”辛普勞是否知道這五大因素呢?他未必明確地知道經濟學家、金融學家用的這些術語,但是道理他肯定都知道。他基於這些道理分析了一下晶片行業,發現晶片比薯片更像大宗商品,周期性極強。而當時美國的半導體公司幾乎都已退出了儲存行業,正是入局的好時機。於是立即做了一個投資史上最英明的決策之一,投資美光。大家不要覺得賣薯片的怎麼能做晶片,三星的創始人李秉喆最早賣小魚乾,後來進軍半導體行業,現在三星是全球三大儲存晶片巨頭之首,其次是韓國SK海力士,再次才是美國美光。可見,做什麼產品不重要,懂什麼道理才重要。說到底,產品只是道理的載體。02 遊說政府,美光的競爭法寶之一“土豆大王”辛普勞帶給美光的不僅是資本,還有他基於土豆行業打拚多年的經驗與智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遊說政府,這可說是美光的一大競爭法寶,沒有這個法寶,美光早就被日韓打趴下了。辛普勞曾經成功遊說美國政府增加對日本土豆的關稅。當時日本對美國的土豆徵收了極高的關稅,辛普勞十分憤怒,認為美國政府出於公平性以及糧食安全、國家安全的考量,應該徵收“對等關稅”,保護美國土豆種植商與加工商。這個邏輯用在晶片上,更有說服力了。晶片是當今世界的石油,如同20世紀的社會離不開石油,21世紀的社會則離不開晶片。萬物皆需芯,晶片不僅是數字經濟的基石,更是重塑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的核心資源,晶片在21世紀的戰略地位怎麼講都不誇張。沒有史料記載當年辛普勞的具體說辭,大致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美國政府並不需要太多遊說,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對於晶片的戰略重要性就有了充分的認識。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陷入恐慌,為了贏得太空競賽,美軍急需在導彈和航天器上減重,而積體電路(晶片)體積小、重量輕的特性完美契合了這一需求。仙童半導體公司拿到了阿波羅登月計畫的巨額訂單,兩年內銷售額翻了40倍。德州儀器則成為“民兵Ⅱ型”洲際導彈的主要供應商,佔據了當時美國空軍晶片採購額的60%。美軍不計成本地採購,好比“天使投資人”,幫助矽谷廠商完成了從實驗室樣品到規模化生產的躍遷。到了8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憑藉高品質和低成本將美國矽谷英特爾、AMD等半導體企業打得面臨倒閉。矽谷企業家們與“土豆大王”辛普勞一起大力遊說政府。起初,軍方對商業競爭持觀望態度。直到1986年,IBM指出如果日本壟斷晶片,將危及IBM在電腦領域的霸權。作為軍工和大型機巨頭的IBM在華盛頓擁有巨大影響力,它的加入讓晶片企業不再孤立無援。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迫限製出口並開放市場。作為第一個向美國商務部投訴日本企業傾銷DRAM產品的公司,美光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銷售額增長了10倍。1987年,“晶片之父”、英特爾創始人之一羅伯特·諾伊斯領導成立了“半導體製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美國國防部每年撥款一億美元支援。諾伊斯等人向五角大樓灌輸了一個核心觀點:“將作為國防基礎的科技創新建立在依賴外國(那怕是盟友日本)的基礎上,對美國而言是不可承受的。”當然,此後晶片行業的大發展主要得益於民用市場,而不是軍用市場,不過晶片行業對政府的遊說從沒有停過。其中系統性最強、力度最大的就是美光。2018年至2022年間,美光向美國政府提交了170多項遊說內容。它也是唯一提出大量關於中國及競爭相關問題的美國半導體公司。2022年8月9日,《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由總統拜登簽署生效。該法案的核心目標是重振美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確保其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並以此應對來自中國等國的戰略競爭。自法案生效以來,美國商務部已啟動資金分配,多家全球半導體巨頭已宣佈在美國的投資計畫並獲得補貼。比如台積電獲得66億美元聯邦補貼,用於其亞利桑那州的晶圓廠建設。美光是《晶片與科學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是美國政府扶持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的核心對象。截至2026年4月,美光從該法案及相關配套政策中獲得的好處遠超最初的預期,直接資金補貼高達一百多億美元,稅收優惠近250億美元,市場戰略紅利更是難以量化。市場戰略紅利至少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作為美國唯一的本土儲存晶片製造商,美光在法案中被視為“涉及國家安全的資產”,這使其在獲得政府訂單和國防合同方面擁有天然的政治優勢。二是,美光在HBM(高頻寬記憶體)領域落後於SK海力士和三星,通過《晶片法案》的資金支援,它得以加速建設紐約工廠,專門生產HBM,試圖在AI爆發的2025~2026年窗口期縮小與韓國對手的差距。不過,美光的遊說策略也使其在中國遭到反噬。2023年,中國網信辦宣佈對美光進行網路安全審查,並禁止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採購其產品。美光在中國市場的營收佔比從2023年的14%一路下滑至2025年的7.1%。這次美光繼續遊說,它在中國的營收應該會繼續下跌。03 美國的“血汗工廠”雖然遊說政府成功,獲得了資金補貼、稅收優惠、戰略紅利,但是仗還得自己去打。美光打硬仗的實力不亞於遊說政府的實力。當年,面對日本企業的窮追猛打,英特爾等公司都退出了儲存市場,轉而開拓CPU這個新市場。只有美光直面日本企業(之後又是韓國企業)的挑戰,成為美國唯一倖存的儲存晶片公司。這背後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光沒有設在矽谷,而是設在內陸小城愛達荷州的博伊西。不像在矽谷,員工被辭退後出門右轉開車幾分鐘就可以找到新工作,在博伊西,員工被美光辭退後很難找到工作,所以他們非常珍惜在美光工作的機會。工會形同虛設,甚至成了管理層的同夥。美光的人工成本比矽谷企業低很多,辦公室、廠房、水電、稅收、環保、合規等其他各項成本都遠低於矽谷企業。CEO帕金森出了名地摳門,淡季時他會調暗走廊燈光以省電,危機時全員降薪,裁員50%也是常有的事情。他強調,儲存晶片周期性崩盤,我們只能靠比對手更能扛虧損、更能壓成本活下來。早期員工則直言“我們就是給血汗工廠打工的心態”。也就是說,早年美光之所以能夠扛過日韓企業的競爭生存下來,就是因為它在美國內陸小鎮複製了日韓企業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和低人權的生存理念。美光熬了半個多世紀,終於迎來了AI時代儲存晶片行業的大爆發,成為美國AI戰略版圖上不可或缺的一塊,它必定會發揮其遊說政府和血汗工廠的“競爭優勢”,抓住這個超級周期帶來的大機會,試圖更上層樓。 (秦朔朋友圈)
為何Manus吃了一張紅牌?
時間往回倒半年,聞泰、安世半導體與荷蘭的“紛爭”中,隨處都可以找到今天Manus的影子。4月27日,監管依法禁止美國科技巨頭Meta收購中國AI企業Manus,並要求撤銷該交易。對Manus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20億美元的交易泡湯了,管理層、核心員工、投資人等也失去了一個“絕佳”的退出機會。Meta收購Manus來得突然,但被叫停在情理之中——監管動作本質上就是跨境併購被發了一張出局的“紅牌”,類似案例在科技網際網路等行業不少見,只是在國內相關案例不多,算得上是《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2021年實施以來罕見的被禁止的外資收購案。雙方的收購案,我也關注很久,原以為會是商務部主導,但最終發出“撤銷交易禁令”的卻是發改委。Manus的20億美元交易案官宣即引起軒然大波。Manus創始人肖弘。圖片經過AI處理但更早之前,Manus其實就已經在為被收購準備,包括裁員,遷移至新加坡,核心目的就是將自身改造為境外公司。交易簽約後旋即交割,絲毫不拖泥帶水。只是,在行業大背景下,交易如果觸碰監管紅線,百般設計最終都歸於無用。我在開頭提到“聞泰、安世之爭”,對Manus來說,把聞泰、安世、荷蘭三方對號入座,你會發現收購都已經過去7年了,荷蘭監管方還在出牌干預,就好理解了。這裡如果要下一個結論:“跨境併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叫停。2026年1月份,由於Manus普遍被認為擁有先進技術,轉型成為境外企業隨即被監管關注。其中,商務部當時明確表示,會同相關部門,依據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等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調查。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此次發改委禁止交易的法律依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在國內,鮮為人知的是,國內外資併購領域首個安全審查、最終折戟的標誌性案例是從2005年底啟動的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彼時我剛入職場,所在機構代表凱雷。收購徐工集團的交易非常曲折,延綿數年。各方試圖調整結構獲得監管放行但最後不果。當時交易也被業內質疑價格低估,但監管的考慮肯定不是價格這麼簡單,最終也因為這一“失敗”的併購案例,催生了中國的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雛形。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即以第10號令公佈《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的,當事人應進行申報。中國境內的併購從此有法可依,但彼時吸引外資為主流,該制度極少運用。其中,安全審查的一個根本特徵在於:一旦觸底線則交易失敗。此次監管部門叫停Manus的“20億美元併購案”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一家中國企業將人才、中國開發的技術搬遷到境外,將業務化整為零轉型為一家境外結構的公司,仍會被視為中國企業。在此基礎上,外資收購境外公司被視為收購中國企業,由此觸發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更大影響是,即便交易已經完成,也可以將其撤銷,這是前所未有的。但大家要知道撤銷交易是一個境外監管機構長期實行的權力,而非中國獨創,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CFIUS)非常有名,要求字節跳動剝離TikTok股權,這事依舊曆歷在目,類似的法規制度歐洲諸國基本都有,也多有規定通過分拆交易、轉移智慧財產權等手段規避監管的行為無效。除了國家安全審查,Manus交易還可能觸及了三條紅線:出口管制、資料出境安全、境外投資。關於出口管制,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會管制?但如果看看OpenAI、Anthropic這幾家和五角大樓的合作,傳聞在委內瑞拉事件中Claude模型等相關技術的應用,就能找到答案,它們可以被劃歸到軍民兩用物項,也就需要兩用物項的出口許可。另外,大語言模型、Agent等相關技術雖未被直接列入禁止出口技術範疇,但屬於限製出口的“資訊處理技術”,此類技術的跨境轉移須事先向商務部門申請出口許可證。違反出口管制的後果主要是處罰,而非恢復原狀。比出口管制更需要注意的是資料出境安全。Manus雖然不提供基座模型,但使用者和收入增長的速度都極快,在被收購的新聞稿中,Manus的原話是:Manus 已經為全球數百萬使用者提供服務、創造價值。此類資料的跨境轉移的合規是中國監管的審查重點之一。根據規定,網路平台營運者若掌握超過100萬使用者個人資訊,其資料出境必須向監管申報安全審查,但Manus此次是否構成違規,相關公告未直接提及。境外投資也是一道檻。Manus的技術、團隊遷往新加坡,這一行為屬於重組,嚴格來講也是“對外投資”的一種模式。不過,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分為敏感類與非敏感類項目。人工智慧領域因涉及技術安全與資料安全,應歸入“敏感行業”,需向主管部門申請核准,若未履行核准或備案程序即開展投資活動,將被認定為違規。但對外投資一旦木已成舟,補救措施有限。但要注意,上述單個“紅線”都不能讓交易無效化。相比之下,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是最合適的規則,可以責令交易無效。在Meta收購Manus一案中,交易在交割後被監管撤銷,是首次採用的措施——交易撤銷後,交易方應退回到交易前的狀態,賣方退回錢款,買方退回股權,企業股東恢復原狀。如果要就Meta收購Manus的個案來談:Meta退出,20億美元退還,Manus恢復其原有的股東結構。Meta會拿著20億美元一聲不吭的退出?這是一個好問題。從專業性的角度來看,Meta大機率在交易的條款上會對交易失敗作出聲明,一旦出現這個問題,就看Meta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更為關鍵的是:錢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我都看過你的演算法、看過你的技術架構了,我怎麼退給你?不要擔心,專業的問題會有專業的團隊來做,這可以參考輝達H200的出口規定,美國商務部要求每批出口的H200晶片在出口前,必須由美國合格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抽檢。在這件事情上,對Meta來說,不遵守監管規定,風險就在於未來被核查出來使用了這樁失敗的併購案中涉及到的技術細節,而監管要求“交易撤銷”字面上就很明確:如果繼續使用就算是竊取。在很多使用者眼中,Meta的臉書、Instagram等業務都已不在中國境內營運,但實際上這家社交巨頭每年在中國客戶身上獲得的收入接近200億美元,佔其全球收入的10%。再回到收購案本身,一個值得深思問題是,轉移到境外的智慧財產權、技術、資料應該如何監測處理?畢竟,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知識,知識一旦分享就無法抹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Manus相關技術出境被認定存在違規,可能不僅要面臨前面提到的交易復原,也還會面臨處罰,還可能會被要求對處於境外的技術建立防火牆,禁止其洩露到企業之外,甚至防範外籍人士接觸技術。也有人在推論:將Manus資產剝離給新買家、回售原有投資人。我的看法是,交易撤銷、交易復原的字面意思已經很明確,回歸原有的所有權和治理架構,即便未來要出售,被境外公司、資本收購,很難被視作一條好出路。站在外資的立場上看,這也是一種強烈訊號,針對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新興企業的跨境併購應該如何推動合規。當然,如果一開始頂層設計就是人才、技術、營運都在境外的企業就另當別論。 (芯師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