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往回倒半年，聞泰、安世半導體與荷蘭的“紛爭”中，隨處都可以找到今天Manus的影子。4月27日，監管依法禁止美國科技巨頭Meta收購中國AI企業Manus，並要求撤銷該交易。對Manus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20億美元的交易泡湯了，管理層、核心員工、投資人等也失去了一個“絕佳”的退出機會。Meta收購Manus來得突然，但被叫停在情理之中——監管動作本質上就是跨境併購被發了一張出局的“紅牌”，類似案例在科技網際網路等行業不少見，只是在國內相關案例不多，算得上是《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2021年實施以來罕見的被禁止的外資收購案。雙方的收購案，我也關注很久，原以為會是商務部主導，但最終發出“撤銷交易禁令”的卻是發改委。Manus的20億美元交易案官宣即引起軒然大波。Manus創始人肖弘。圖片經過AI處理但更早之前，Manus其實就已經在為被收購準備，包括裁員，遷移至新加坡，核心目的就是將自身改造為境外公司。交易簽約後旋即交割，絲毫不拖泥帶水。只是，在行業大背景下，交易如果觸碰監管紅線，百般設計最終都歸於無用。我在開頭提到“聞泰、安世之爭”，對Manus來說，把聞泰、安世、荷蘭三方對號入座，你會發現收購都已經過去7年了，荷蘭監管方還在出牌干預，就好理解了。這裡如果要下一個結論：“跨境併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叫停。2026年1月份，由於Manus普遍被認為擁有先進技術，轉型成為境外企業隨即被監管關注。其中，商務部當時明確表示，會同相關部門，依據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等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調查。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此次發改委禁止交易的法律依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在國內，鮮為人知的是，國內外資併購領域首個安全審查、最終折戟的標誌性案例是從2005年底啟動的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彼時我剛入職場，所在機構代表凱雷。收購徐工集團的交易非常曲折，延綿數年。各方試圖調整結構獲得監管放行但最後不果。當時交易也被業內質疑價格低估，但監管的考慮肯定不是價格這麼簡單，最終也因為這一“失敗”的併購案例，催生了中國的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雛形。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即以第10號令公佈《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的，當事人應進行申報。中國境內的併購從此有法可依，但彼時吸引外資為主流，該制度極少運用。其中，安全審查的一個根本特徵在於：一旦觸底線則交易失敗。此次監管部門叫停Manus的“20億美元併購案”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一家中國企業將人才、中國開發的技術搬遷到境外，將業務化整為零轉型為一家境外結構的公司，仍會被視為中國企業。在此基礎上，外資收購境外公司被視為收購中國企業，由此觸發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更大影響是，即便交易已經完成，也可以將其撤銷，這是前所未有的。但大家要知道撤銷交易是一個境外監管機構長期實行的權力，而非中國獨創，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CFIUS）非常有名，要求字節跳動剝離TikTok股權，這事依舊曆歷在目，類似的法規制度歐洲諸國基本都有，也多有規定通過分拆交易、轉移智慧財產權等手段規避監管的行為無效。除了國家安全審查，Manus交易還可能觸及了三條紅線：出口管制、資料出境安全、境外投資。關於出口管制，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會管制？但如果看看OpenAI、Anthropic這幾家和五角大樓的合作，傳聞在委內瑞拉事件中Claude模型等相關技術的應用，就能找到答案，它們可以被劃歸到軍民兩用物項，也就需要兩用物項的出口許可。另外，大語言模型、Agent等相關技術雖未被直接列入禁止出口技術範疇，但屬於限製出口的“資訊處理技術”，此類技術的跨境轉移須事先向商務部門申請出口許可證。違反出口管制的後果主要是處罰，而非恢復原狀。比出口管制更需要注意的是資料出境安全。Manus雖然不提供基座模型，但使用者和收入增長的速度都極快，在被收購的新聞稿中，Manus的原話是：Manus 已經為全球數百萬使用者提供服務、創造價值。此類資料的跨境轉移的合規是中國監管的審查重點之一。根據規定，網路平台營運者若掌握超過100萬使用者個人資訊，其資料出境必須向監管申報安全審查，但Manus此次是否構成違規，相關公告未直接提及。境外投資也是一道檻。Manus的技術、團隊遷往新加坡，這一行為屬於重組，嚴格來講也是“對外投資”的一種模式。不過，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分為敏感類與非敏感類項目。人工智慧領域因涉及技術安全與資料安全，應歸入“敏感行業”，需向主管部門申請核准，若未履行核准或備案程序即開展投資活動，將被認定為違規。但對外投資一旦木已成舟，補救措施有限。但要注意，上述單個“紅線”都不能讓交易無效化。相比之下，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是最合適的規則，可以責令交易無效。在Meta收購Manus一案中，交易在交割後被監管撤銷，是首次採用的措施——交易撤銷後，交易方應退回到交易前的狀態，賣方退回錢款，買方退回股權，企業股東恢復原狀。如果要就Meta收購Manus的個案來談：Meta退出，20億美元退還，Manus恢復其原有的股東結構。Meta會拿著20億美元一聲不吭的退出？這是一個好問題。從專業性的角度來看，Meta大機率在交易的條款上會對交易失敗作出聲明，一旦出現這個問題，就看Meta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更為關鍵的是：錢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我都看過你的演算法、看過你的技術架構了，我怎麼退給你？不要擔心，專業的問題會有專業的團隊來做，這可以參考輝達H200的出口規定，美國商務部要求每批出口的H200晶片在出口前，必須由美國合格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抽檢。在這件事情上，對Meta來說，不遵守監管規定，風險就在於未來被核查出來使用了這樁失敗的併購案中涉及到的技術細節，而監管要求“交易撤銷”字面上就很明確：如果繼續使用就算是竊取。在很多使用者眼中，Meta的臉書、Instagram等業務都已不在中國境內營運，但實際上這家社交巨頭每年在中國客戶身上獲得的收入接近200億美元，佔其全球收入的10%。再回到收購案本身，一個值得深思問題是，轉移到境外的智慧財產權、技術、資料應該如何監測處理？畢竟，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知識，知識一旦分享就無法抹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Manus相關技術出境被認定存在違規，可能不僅要面臨前面提到的交易復原，也還會面臨處罰，還可能會被要求對處於境外的技術建立防火牆，禁止其洩露到企業之外，甚至防範外籍人士接觸技術。也有人在推論：將Manus資產剝離給新買家、回售原有投資人。我的看法是，交易撤銷、交易復原的字面意思已經很明確，回歸原有的所有權和治理架構，即便未來要出售，被境外公司、資本收購，很難被視作一條好出路。站在外資的立場上看，這也是一種強烈訊號，針對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新興企業的跨境併購應該如何推動合規。當然，如果一開始頂層設計就是人才、技術、營運都在境外的企業就另當別論。 (芯師爺)

今天，一筆跨境併購交易被中國發改委正式叫停了。Manus收購美國AI初創公司WaveAI，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矽谷AI團隊被國內資本接盤的消息。但這一次不太一樣，不是因為價格沒談攏，也不是因為技術路線不合，而是來自發改委的一道審查紅線。坦率的講，我剛開始看到新聞標題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又來了”。這些年，跨境技術併購被攔下的案例不少，理由大多圍繞國家安全、資料出境、關鍵技術流失這些關鍵詞。但仔細看完公告原文，我發現這次真的不太一樣。這不是一次對單一併購的行政干預，而是一場監管範式的範式轉移。什麼意思呢？傳統的跨境併購裡，VC和創業者普遍相信一套邏輯，註冊在新加坡、呼叫海外API、走境外交易，就能合法繞開監管審查。你去看過去三年裡那些出海AI公司的結構，差不多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國內團隊搞研發，境外主體拿融資，技術服務協議一簽，資料“合規”出境。這套邏輯建立在主體形式優先的監管框架下。坦率的講，過去的監管看的是“誰在紙上籤字”，而不是“誰在實際控制”。只要你註冊檔案寫得漂亮，股權層層巢狀，VIE架構做得足夠複雜，審查就很容易停留在紙面。但這次Manus案捅破的這層窗戶紙，讓我意識到監管已經換了一套作業系統。說到監管的作業系統，我得提一下這個“四問審查法”。發改委在Manus案裡採用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四問審查法”。這四個問題很簡單，但每一個問題都在追問同一個東西，經濟實質。第一問，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這不是問“公司註冊地”，而是問你真正寫程式碼、跑實驗、調模型的那群人在那。是在矽谷的辦公室裡，還是在國內一個你從來沒公開過的研發中心？第二問，程式碼在誰的伺服器上迭代？AI公司的命根子是程式碼和資料。你的訓練程式碼是在AWS、GCP這些海外雲上跑，還是在阿里雲、騰訊雲的國內region裡？每一次git push，IP地址指向那裡？第三問，資料閉環從那裡形成？你的訓練資料從那裡來？標註團隊在菲律賓還是在中國？使用者資料回流到那個資料庫？資料清洗、預處理、特徵工程這一整套pipeline，物理位置在那？第四問，系統控制權握在誰手中？誰有權限部署新版本？誰能訪問生產環境的金鑰？遇到安全事故，是誰在半夜三點爬起來重啟伺服器？這四個問題，定義了AI企業的經濟實質。註冊地、融資幣種、交易結構，全都不再是保護傘。因為監管開始明白一件事，在AI時代，程式碼在那裡，研發團隊在那裡，資料在那裡，控制權在那裡，這家公司的靈魂就在那裡。紙面上的股權結構可以設計得天花亂墜，但技術資產的物理位置和人的地理位置，是騙不了人的。這就好比，你可以把公司註冊在開曼群島，但如果你所有程式設計師都在深圳科興科學園裡寫程式碼，所有訓練資料都躺在貴州的資料中心裡，那這家公司的經濟實質就在中國，開曼群島只是個殼。這聽起來像是常識對吧。但就是這個“常識”，在過去幾年被無數跨境架構刻意模糊掉了。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離岸殼的黃昏可能真的來了。Manus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一家公司被叫停。而是這套“實質重於形式”的邏輯一旦確立，未來會適用於每一家跨境AI企業。你想啊，如果監管開始用這四個問題去審視所有出海AI公司，會發生什麼？那些正在搭建“國內技術+境外主體”架構的創業公司，突然發現自己暴露在一個全新的風險敞口下。你以為你安全著陸了，你以為你的VIE架構天衣無縫，你以為你的技術服務協議寫得滴水不漏。但當監管問你“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的時候，你怎麼回答？你說“我們在矽谷有一個小辦公室，但實際寫程式碼的大部隊在杭州？”你說“我們的演算法工程師大部分在中國，但我們有遠端協作工具？”你說“我們的資料存在海外，但每天晚上同步回國內做備份？”每一句回答，都在暴露你的經濟實質。這讓我想起十年前的中概股回流潮。當時也是一樣，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業務全在國內，利潤全來自中國消費者，但在美國上市。後來監管開始追問“實際控制人是誰”“業務實質在那裡”，一大批公司不得不拆VIE回A股。現在的AI出海，像是那場大戲的2.0版本。只是這次的主角從電商、社交、遊戲，換成了更敏感、更核心的AI技術。該不該對HeyGen“秋後算帳”？說到這兒，就繞不開HeyGen。這家公司去年從國內遷出，把主體、團隊、程式碼、資料全部搬到海外，完成了所謂的“金蟬脫殼”。當時很多人覺得，HeyGen是聰明人，提前嗅到了監管風向，安全著陸了。現在Manus案一出，我覺得該重新審視這個案例了。HeyGen那種“覺得自己安全著陸”的心態，恰恰是這套舊邏輯最典型的代表。他們以為，只要把註冊地改了，把合同簽了，把伺服器遷了，就真的從監管的視線裡消失了。但按照“四問審查法”的邏輯，HeyGen真的安全了嗎？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HeyGen的核心演算法團隊，大部分成員是不是還在中國？就算人物理上搬到了矽谷，他們的技術積累、程式碼倉庫、訓練資料，是不是還深深地根植於過去幾年在國內的研發？程式碼在誰的伺服器上迭代？就算現在用的是AWS，那些預訓練模型的checkpoint、那些fine-tuning的程式碼庫，最初的訓練是在那完成的？資料閉環從那裡形成？HeyGen的早期使用者資料、人臉資料集、語音樣本，有多少是來自中國使用者？系統控制權握在誰手中？就算公司註冊在美國，實際做技術決策、決定產品路線圖的人，是不是還是一群中國背景的創始人？我不是說HeyGen一定有問題。我想說的是，如果監管開始用“實質穿透”的視角來看HeyGen，那所謂的“安全著陸”可能只是個幻覺。你以為你脫殼成功了，但你的技術實質、資料實質、團隊實質，可能還牢牢地錨定在中國土壤裡。這就引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該不該對HeyGen這種案例「秋後算帳」？我的觀點是，應該。但不是為了懲罰誰，而是為了確立規則。如果HeyGen這種“金蟬脫殼”被默認為一種成功的規避策略，那它就會成為所有AI創業公司的標準操作手冊。大家會想，反正監管只看形式，那我們就把形式做到極致，國內研發偷偷做，境外主體公開融，等到時機成熟，一夜之間全部搬走。這會導致什麼結果？最優秀的AI團隊、最核心的技術資產、最有價值的資料，都會在監管眼皮底下“暗渡陳倉”。等到監管反應過來，可能已經晚了。所以，對HeyGen“重啟調查”，不是要把它抓回來，而是要向整個行業傳遞一個清晰的訊號：新的遊戲規則已經來了。“實質重於形式”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會落實到每一筆交易、每一個架構、每一次技術出海的審查裡。你想走可以，但必須光明正大地走，必須把經濟實質說清楚，必須接受監管的問詢。否則，你以為的安全著陸，可能只是暫時的錯覺。監管的革命與AI創業的宿命聊到這裡，我覺得有必要把鏡頭拉遠一點。Manus案也好，HeyGen也好，背後是一個更大的命題，在AI這個高度敏感的領域，國家主權、技術主權、資本自由，這三者該怎麼平衡？過去十年，網際網路創業信奉的是“資本無國界，技術無國界”。一個想法在中國誕生，可以去美國融資，可以去新加坡註冊，可以去全球市場擴張。監管被默認是“需要繞開的障礙”，而不是“需要對話的夥伴”。但AI不一樣。AI技術天生帶有國家安全屬性。訓練資料的敏感性、模型的可解釋性、演算法的雙用性，每一個維度都牽動著監管的神經。當AI開始滲透到國防、金融、醫療、司法這些關鍵領域時，技術的“國界”就會變得越來越清晰。監管從“形式合規”轉向“實質穿透”，是對這種新現實的回應。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你看看美國CFIUS怎麼審查TikTok，看看歐盟AI法案怎麼定義“高風險AI系統”，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監管的觸角，從紙面協議延伸到技術實質。在這個大背景下，AI創業的出海套利模式，可能真的走到頭了。你不是在做一個社交APP，不是在做一個電商平台，你在做的是可能改變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監管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結果會怎樣呢？意味著AI創業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你是在為中國市場做AI，還是在為全球市場做AI？你的技術路線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你的資料策略是本地化的還是全球化的？你的團隊結構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這些問題，不再只是商業問題，而是戰略問題。時間的河流寫到這兒，我突然想起一個畫面。去年我跟一個做AI安全的投資人聊天，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現在的AI監管，就像是在一條湍急的河流裡摸石頭。石頭是真的，但河流太急，你摸到的可能只是上一秒的石頭。”Manus案就是一塊剛摸到的石頭。它告訴我們，監管的河床正在變化。以前那些看似堅固的“形式合規”石頭，可能已經被水流沖走了。新的河床是“實質穿透”，是四個問題的追問，是經濟實質的拷問。作為創業者，你要做的不是抱怨河水太急，而是學會在新的河床上站穩。該把研發團隊放在那裡，就把研發團隊放在那裡。該把資料存在那裡，就把資料存在那裡。該接受什麼監管，就接受什麼監管。不要試圖用紙面架構去欺騙監管河流。因為河流的沖刷是永恆的，而紙面的墨跡遲早會被沖散。離岸殼的黃昏，不是AI創業的終點。它只是一個提醒，在這個時代，做AI不僅需要技術勇氣，還需要戰略清醒。知道自己的實質在那裡，知道監管的邊界在那裡，知道世界的期待在那裡。然後，坦誠地走下去。畢竟，真正偉大的技術，從來不是靠躲藏和偽裝實現的。它需要陽光，需要對話，需要規則，也需要信任。而這一切，從說出“我的核心研發團隊在這裡”開始。 (識焗)

叫停Meta收購Manus的新聞一出來，眾聲喧嘩。有人叫好，有人皺眉，有人擔心外資VC的積極性，有人擔心中國創新受傷害。先亮明看法：該叫停，而且不能僅僅叫停。禁止這單交易，只是一個動作；真正重要的，是後面一系列要補的功課。本篇文章想跟您聊四件事：1. Manus遠遠不是第一個，但希望它是最後一個；2. 是誰推著Manus們走上這條路；3. 除了叫停，我們還應該做什麼；4. 如果你正好是一位猶豫向左還是向右的創業者，我們可以說說心裡話。四家公司的心照不宣如果只看Manus一家，你可能覺得這次有點小題大做。但把時間線放長一點觀察，就會發現，監管這次出手，不是針對具體那一位，而是已經不在座的很多位。Zoom：第一塊被人記住的“樣板”Zoom的創始人袁征，1997年從中國去了美國。很多人以為Zoom是一家純粹的美國公司，但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核心研發團隊一直在中國——蘇州、合肥、杭州都有大規模的工程師團隊。在新冠疫情前，Zoom的研發人員有超過七成在中國。中國工程師成本低、交付快、質量穩，Zoom靠這套“美國前台+中國後台”的結構，打下了全球市場。疫情暴發期間，Zoom因為在家辦公的風潮而日漸火爆，但因為資料管理上的一些瑕疵，佩洛西等政客開始大肆炒作，質疑其安全性乃至忠誠性，並要求袁征出席國會聽證會，質疑其與中國存在不當關聯。緊接著就是Zoom系統性的“去中國化”壓力——把研發遷出中國、減少中國員工比例、調整資料儲存地。這個過程當時並沒有引發國內的強烈反應，但因為其“果斷”的切割以及看似平滑的業務遷移，為後來一些勢力推動“去中國化”提供了參考和借鑑。Heygen：走得更徹底的範本Heygen的故事更典型。它的前身是詩云科技，2020年成立於深圳，創始人是原Snapchat的中國工程師徐卓。做的是AI數字人和視訊生成，早期核心團隊30人幾乎都是中國人，早期獲得的投資來自中國本土的百度風投、紅杉中國、真格基金和IDG，是個純粹的中國創業公司。公司的產品因為讓泰勒·斯威夫特在視訊中開口說中文而為網民熟知。轉折發生在2023年前後。據媒體報導，Heygen獲得美國風投Conviction Partners領投560萬美元，整體估值達到7500萬美元。Conviction Partners的創始人Sarah Guo直接頂替了紅杉中國在HeyGen董事會的席位，並公開表示，“過去一年半以來，大環境變化很大，徐卓說得非常明確，我們要搞清楚我們的投資者群體、我們的使用者群體和我們的資料中心，也要明白不能有政府的影響”。緊接著，Heygen又獲得美國VC Benchmark領投的6000萬美元融資，估值達到約5億美元，將上述中國投資者徹底清洗出公司，品牌名從“詩云”改成“Heygen”，註銷中國公司。員工兩個選擇，搬遷到北美工作，或者離職。現在Heygen的官網上，幾張中國面孔的介紹裡看不出任何曾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痕跡。Manus：路徑雷同，但動靜更大到了Manus，劇本幾乎一模一樣。肖弘來自江西小城，在武漢讀大學，軟體工程專業，2022年創辦“蝴蝶效應”。武漢給了他優質的人力資源和辦公補貼，國內自媒體用“炸裂”體標題把Manus捧紅。但根據前員工向外媒的描述，Manus從一開始就在開曼架構下、在新加坡設實體，說明出海是“預設路徑”而非“後來選擇”。真正的臨界點，同樣是在Benchmark投資進來之後。前員工透露，Benchmark進來不久，Manus就通知員工徹底關閉中國業務，不願搬遷的員工被裁撤。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Miromind：一個更複雜的續集Manus事件還沒完全平息，Miromind又進入了公眾視野。Miromind是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個人出資成立的AI公司，註冊在新加坡，對外宣稱“總部位於加州”。2025年5月，它聘請了清華大學副教授代季峰擔任首席科學家。代季峰此前在商湯科技擔任執行研究總監，是電腦視覺領域的知名學者。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稱，Miromind早期大部分研究在中國完成，2026年1月公司要求中國員工搬遷到新加坡或日本，為此還推出過“搬家激勵政策”——願意搬的漲工資、給股票、給補貼，但這個政策很快被撤回。代季峰隨後離職，對外媒表示離職原因是“無法接受公司要求AI研究人員遷出中國”。Miromind隨即發佈內部通報，指代季峰“商業誠信違約”，說他今年1月就主動提出離職、要求帶走15%股權和國核心心骨幹，甚至要求“無條件、無期限、不可撤銷、免費”使用Miromind的智慧財產權。此事尚無定論，但無論那一種情況，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圍繞中國AI人才和技術的跨境流動，已經出現了一整套成熟的操作手法，背後有人、有錢、有路徑。Zoom的“後台遷出”，Heygen的“整體遷移”，Manus的“越洋變現”，Miromind的“未遂搬遷”。四個故事，四種姿態，但大家基本上都拿到了相似的劇本。這就不是偶然了。誰在推動這些公司的“去中國化”？推動這件事的主力，是一批美元VC。要理解它們為什麼推，得先理解它們的“衣食父母”——LP（出資人）。美元VC的錢，大頭來自那裡？美國的大學捐贈基金、養老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家族辦公室。這些LP近幾年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方面，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中國敞口”查得越來越嚴；另一方面，拜登時期出台、川普時期延續的對華投資限制行政令，直接把AI、半導體、量子領域的中國投資納入了禁止或申報範圍。於是LP的態度變了。很多基金在新一輪募資的時候發現，要是投資組合裡有明顯的“中國AI資產”，就拿不到錢。一些LP甚至在出資協議裡明確寫入了“China exposure”條款，要求基金主動規避。這一壓力，順著“LP→GP→被投企業”一層層傳導下去。在這條鏈條上，幾家美元VC的名字反覆出現。典型的如Benchmark——Manus事件裡的關鍵推手。前員工向外媒透露，正是Benchmark進入之後，Manus才徹底關閉中國業務、裁撤未搬遷員工。這家老牌矽谷基金一向以“不做中國投資”自居，它選擇投Manus的前提，就是Manus必須變成“非中國公司”。甚至據前員工說法，美國監管機構事後還在調查Benchmark對Manus的這筆投資是否違反了對華AI投資限制。在Heygen搬遷中非常活躍的Conviction Partners也是一家典型。其創始人Sarah Guo（前Greylock合夥人）看的項目比較早期。根據法律界和創投圈的披露，目前美元基金（尤其是涉及Reverse CFIUS敏感領域的基金）在投資中國背景企業時，通常會採取以下“強制或半強制”措施：第一、回購與清退條款（Trigger Rights）：在投資協議（TS）中加入強制回購條款。如果公司未來面臨Reverse CFIUS審查或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受限外國實體”，美元基金有權要求公司或創始人以高價回購其股份，安全離場。第二、物理與人員遷移：要求核心創始人、CEO、CTO必須“肉身出海”（如搬到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如果國內有研發團隊，必須證明其只是“外包成本中心”，且接觸不到核心模型和美國使用者資料；極端情況下（如 Manus），會要求直接裁撤國內團隊。第三、切斷國內市場：明確要求產品不能對中國大陸市場提供服務（例如封鎖中國IP，不提供中文介面，不支援國內的支付工具），以證明其業務與中國無關。如何應對“去中國化”逆流這次監管層叫停Manus收購案，對市場是一個訊號，但訊號本身不能解決問題。Manus之後，一定還會有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路徑、其他的變種。因為在AI項目巨大的泡沫背後，每一宗“搬遷”背後，都是數十倍回報率的利潤。按照久經考驗的“堵不如疏”的傳統智慧，首先應該讓創業團隊能安心在中國創業，不被高大上的“全球化”敘事（實質上經常就是“美國化”敘事）忽悠。為什麼美元VC推一下，創業者就願意跟著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國內創業環境還存在一些真實的痛點，解決不了，創業者就會用腳投票。在創業者們最重視的業務端，受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及晶片禁令）影響，中國境內企業無法合法、大規模且低成本地獲取輝達最新一代的高端AI晶片，企業在模型訓練和高並行推理時面臨嚴重的算力瓶頸。而像Manus這樣的AI Agent產品，其核心能力高度依賴於呼叫全球最頂尖的閉源大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系列、OpenAI的GPT系列）。然而OpenAI和Anthropic均已明確對中國大陸IP和中國註冊實體實施了嚴格的API封禁。如果保留中國公司主體或中國伺服器，這些初創企業會直接失去使用全球最強“AI大腦”的資格。即使用一些方法規避開這種封鎖，但面對投資方的盡調時，這些方式並不能嵌入合格的商業模式中。在市場端，歐美市場擁有極為成熟的軟體付費文化。無論是企業端（To B）還是個人端（To C），使用者都習慣於每月支付20至200美元不等的訂閱費（Subscription）。正如Manus創始人所言，海外使用者的付費意願可能是國內的數倍，再加上匯率槓桿，這是一個幾十倍於國內的利潤市場。除了利潤，國內市場的“極度內卷”與定製化泥潭也給很多初創企業帶來壓力。國內的軟體與AI市場競爭異常激烈。To C端習慣了“免費+廣告”模式，直接為純軟體工具付費的意願較低；而To B端則面臨著企業客戶強烈的“私有化部署”和“重度定製化”需求，這會極大地拖垮一家只有幾十人的初創公司的研發精力，導致陷入做項目外包的泥潭，無法實現產品的標準化和規模化擴張。最後，在融資變現方面，國內目前的上市和退出管道也確實不夠通暢——A股對VIE架構不友好、港股流動性起伏大、科創板對純AI應用類公司稽核偏嚴、北交所還在培育期……這就逼得創業者要麼硬上A股排隊五年、要麼跟著美元走出海。即使融資順利，股權激勵、期權行權便利度也仍然存在很多進步空間。這些內容值得再專門寫一篇論文了，核心意義是，讓創業者從“不能走”，變為“不願走”。不要把“全球化”當成狹隘的“美國化”當然，我也想跟創業者說幾句不唱高調的真心話。中國AI市場的真實潛力，你可能低估了。很多創業者被美元VC一忽悠，就覺得“中國市場不行了、要去美國”。這種判斷其實不精準。先說資料。中國14億人口、超10億網際網路使用者、工業門類全球最齊全——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是全球獨一份的、能給AI提供足夠訓練素材和應用場景的超級市場。一個醫療AI產品，美國可能面對的是50家醫院的樣本，中國可能面對的是500家。一個智能客服產品，美國一家SaaS公司能覆蓋的客戶有限，中國光是電商、金融、本地生活三個場景，就夠養活幾十家獨角獸。再說工程師。中國每年培養的STEM畢業生總數，超過美國、歐洲、日本加起來的總和。單位算力下的工程交付效率，中國團隊目前依然全球領先。這不是誇張，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優勢和速度優勢。DeepSeek、通義、豆包、Kimi這幾家能在短時間內把大模型能力追上來，靠的就是這個底子。再說應用。美國的AI在基礎模型上領先，但在應用落地上，中國的活力一點不弱。微信生態、支付寶小程序生態、抖音生態——這些“超級應用”裡孕育著海量的AI落地機會。ToB領域，中國製造業、物流業、農業、醫療業的AI改造空間，是美國市場的好幾倍。最後說政策。這兩年從中央到地方，對AI產業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算力補貼、資料開放、場景開放、融資對接——把這些紅利用足，一家公司完全可以在國內做到幾億美金估值、有真實現金流、有真實壁壘。為什麼非要拿去換一張隨時可能被撕掉的美國船票？我想特別掰扯一下“全球化”這三個字。這幾年有一種話術特別流行——“你不出海就沒有全球化視野”“你不去美國就做不大”。但你仔細想想，這句話裡的“全球化”，其實只指向一個地方：歐美，尤其是美國。這是一種被灌輸的思維定式。真正的全球化地圖，比這大得多。看“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40多億人口、GDP總量超過全球三分之一。中亞、東歐、中東、東南亞、南亞——這些地方對中國產品、中國技術、中國商業模式的接受度，遠遠高於歐美。看全球南方，非洲50多個國家、拉美30多個國家、東盟10國，加起來是一個廣闊的，還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的、對中國有真實需求的巨大市場。現成的成功樣本已經很多了：- Shein在巴西、中東、東南亞賣到爆；- TikTok真正賺錢的地方是印尼、越南、巴西；- 傳音手機佔據非洲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被稱為“非洲之王”；- 字節跳動的東南亞業務貢獻了大量增量收入；- 華為在中東、非洲的5G和雲業務，是歐美被封鎖之後的重要支柱；- 比亞迪、寧德時代、大疆——它們的全球化主戰場也不在美國。這些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基於真實需求、基於比較優勢、基於互利共贏，而不是基於“攀附強者”的心態。如果你做的是AI，中東的主權基金正在大把撒錢投資AI基礎設施；東南亞各國對本地化大模型求賢若渴；拉美的電商、金融、醫療數位化浪潮剛剛起步；非洲的農業AI、教育AI有巨大的社會價值空間。這些機會窗口，比擠在矽谷紅海裡卷估值，不知道香多少倍。最後的話：豺狼來了有獵槍目前來看，Manus案裡真正“挨打”的是公司本身和幾位創始人。但真正的策劃者、推動者——那些GP、那些顧問、那些FA——幾乎毫髮無損。他們下一單，照做不誤。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結構性漏洞”：懲罰不了推手，這件事就停不下來。我的幾點具體建議：建立“不受歡迎投資機構名錄”。參考美國實體清單的思路，但做得更透明、更規範。標準要明確：比如系統性要求被投企業關閉中國業務的、協助轉移核心技術人員的、在投資協議中加入“反中國”條款的，納入名錄。納入之後的後果：限制其在中國的發展機會、限制其合夥人在國內的市場准入、對其已投企業的國內業務加強審查。中介機構同樣要追責。那些幫忙做遷址架構、幫忙做開曼設立、幫忙做跨境稅務籌劃的律所、投行、FA，如果明知交易目的是“系統性搬遷”還提供服務，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和行政責任。這一塊目前幾乎是空白。對個人層面的行為要有精準約束。比如對那些系統性參與策劃、反覆操盤類似交易的GP合夥人，限制其擔任境內上市公司、國有基金的相關職務。這不是擴大化，而是“行為倒追責任”——讓個人選擇和個人代價掛鉤。關鍵是要劃清邊界，對事不對人。一個美國GP偶爾投了一家後來出海的公司，這不該被追究；一個GP連續三年、十幾筆交易都在操盤“去中國化”，那就是不同的性質。標準公開、程序透明、允許申訴——這才是成熟政策該有的樣子。此外，基於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也要給合規的外資留一條光明大道。中國AI創業生態要健康發展，離不開多元的資本來源。所以政策設計必須精細——區分“正常跨境投資”和“系統性搬遷操盤”。前者歡迎，後者約束。判斷標準不看資本國籍，看具體行為。探索“白名單外資基金”機制。對願意遵守中國法律、承諾一定比例資金用於境內投資、不參與推動被投企業遷址的外資機構，給予便利化待遇——包括QFLP額度、外匯匯兌、稅收優惠等。把“好學生”識別出來。擴大QFLP和跨境理財通試點。讓合規的美元資本有合法進入和退出的通道，而不是逼得大家都去走灰色路徑。保持對話窗口開放。定期召開外資基金圓桌、聽真實訴求、解釋政策意圖。很多誤會是“資訊不對稱+情緒化傳播”造成的，坐下來談大多能化解。核心原則是一句話——我們反對的是“把中國當跳板”，不是“外資本身”。這條界線劃清楚了，中國的創業生態才能既守得住底線，又保得住活力。回到文章開頭那個問題——Manus被叫停，我們該怎麼看？一句話：叫停是必要的，但叫停只是開始。叫停是一個訊號，告訴市場和資本——中國不接受“把我當跳板”這種玩法。這個訊號必須清晰、必須有力、必須一以貫之。但如果僅止於此，叫停就會變成“頭痛醫頭”。真正重要的，是這個訊號之後的系統工程：讓留在國內創業的人有奔頭、讓積極推動搬家的人付出代價、讓合規的外資有光明通道、讓被忽悠的創業者聽到真話。這四件事，一件都不能少。我對這件事是審慎樂觀的。中國這些年在很多領域都經歷過類似的“從審慎到包容”的過程——金融開放、資料治理、產業政策。每一次補課，都伴隨著陣痛，但最後都讓我們站得更穩。AI創業生態也一樣。Manus事件不是終點，Miromind事件不是終點，真正的終點是——當中國的創業者不再需要被人推著走出去，當美元資本不再能把“去中國化”當成默認選項，當“全球化”這三個字真正回歸它本來的含義。到那一天，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建設之路，沒有什麼能阻擋。 (秦朔朋友圈)

中國發改委一紙禁令，徹底堵死“洗澡式出海”！2026年4月27日，國家發改委一紙禁令，直接把Meta和Manus的20億美元收購案按死在搖籃裡，不是暫緩審批，不是附條件通過，而是明明白白的“禁止投資”，很多人可能還在懵：Manus不是早搬去新加坡了嗎？一家新加坡公司被美國收購，中國憑什麼管？先把時間軸拉出來，看看這出大戲是怎麼演的。2025年3月，Manus橫空出世，中文名蝴蝶效應，是由肖弘團隊在國內吭哧吭哧搞出來的AI智能體，能幫你做PPT、寫程式碼、規劃旅行，甚至給AI配了一台“雲端電腦”讓它自己幹活。這在當時，是全球通用AI Agent賽道的絕對領跑者、現象級爆品，也是中國AI在2025年初最具標誌性的突破之一。發佈後3天吸引200萬等待使用者，邀請碼被炒到幾萬塊，短短幾個月，估值從8500萬飆到5億美元，風頭無兩。眼看產品成熟，資本的算盤打響了。2025年6月-7月，這是最關鍵的一步，Manus把總部遷到新加坡，營運主體換成Butterfly Effect Pte。緊接著，國內團隊大裁員，120多人裁到只剩40核心遷往新加坡，中國社交帳號清空，官網遮蔽中國IP。這一套連招下來，表面上看，這已經是一家純正的新加坡公司了，跟中國毫無關係。2025年12月30日，Meta宣佈收購Manus，祖克柏親自操盤，僅十餘天，就敲定20億美元的收購案，肖弘搖身一變，將出任Meta副總裁。可就在大家以為這事板上釘釘，香檳都準備開的時候，國家出手了。2026年1月，風向突變，監管介入。2026年4月27日，發改委一紙禁令，勒令撤銷交易，錢退回去，資料隔離乾淨，這事徹底翻篇。很多人覺得，不就是個創業公司賣身，至於動用國家機器嗎？至於！中國這次出手，根本不是“行政干預”，而是拿著規矩辦事，Manus這一路操作，看似聰明，實則踩了三條絕對不能碰的紅線。第一，技術源頭在那，管轄權就在那。Manus的核心演算法、核心團隊，是在中國武漢和北京的實驗室裡熬出來的。你在中國吃著工程師紅利，把技術樹點滿了，然後換個新加坡的殼子，轉手賣給美國巨頭。這叫什麼？這叫“技術走私”。如果這條路走通了，以後中國所有的頂尖AI團隊，是不是都可以在國內搞研發，成熟了立馬“洗澡”賣給矽谷？那我們還搞什麼自主創新？直接給美國做“人才孵化器”嗎？第二，資料主權，寸土不讓。Manus做的是AI Agent，它要呼叫模型、處理任務、操作網頁。它上線8個月，處理了超過147兆token，建立超過8000萬台虛擬電腦。這些資料那來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國使用者的真實資料。你把在中國訓練出來的模型，連盆端走賣給Meta，這不僅是技術流失，更是資料洩露。今年1月剛施行的《中國個人資訊出境認證辦法》明確規定，資料出境得有認證。Manus這一打包帶走，把中國使用者的隱私往那擱？第三，國家安全，不是兒戲。AI Agent不是簡單的聊天機器人，它是下一代“作業系統”入口。一旦這種能力接入Meta的全球平台，進入辦公、社交、程式碼生產等核心場景，它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產品，而是基礎設施。讓一個骨子裡流著中國血液、掌握中國核心資料的AI，變成美國科技巨頭的武器，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隱患。這事兒最逗的，是美國媒體的反應。華爾街日報、CNN、彭博社連夜發小作文控訴“沒有自由市場”。可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制字節跳動剝離TikTok美國業務，沒人提自由市場，動不動就把國家安全當個筐，沒人提契約精神。美國人習慣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現在迴旋鏢砸自己頭上，知道疼了。 (牲產隊)

央視新聞4月12日晚報導，張雪在接受《面對面》專訪時表示，“在下一場比賽之前，可能會給觀眾潑一盆冷水，告訴大家勝敗是常事，不可能常勝。”張雪回應了“張雪機車新手禁令”。他表示，限購對訂單的影響不止10%，但是大排量的摩托車容易讓人興奮。轉速一拉起來，年輕人就越容易興奮，當控制不住興奮時，可能危險就來了。雖然做這個事，是有利益損失的，但如果這件事引起了社會熱議，促成了駕照分級，也是功德一件。今年少賺點錢，對現在來說可能有點影響，但張雪機車未來要成為世界很高端的品牌時，10年後，再來看今天，就做得很棒，這點損失忽略不計。張雪1987年出生於湖南懷化農村，幼年父母離異，從小跟隨奶奶長大。初中畢業後，他先是去摩托車修理店當學徒，17歲那年，他開了修車行，修車之餘，他全部的時間用來練習車技，那時候他夢想成為一名頂級的職業賽車手。他反覆給當地電視台打電話，希望在節目中展示車技，從而能夠獲得進車隊的機會。然而等攝製組到來拍攝時，他的車技表演並不理想，攝製組急著趕往別的地方採訪，於是就發生了張雪冒雨追趕攝製組的一幕，他希望能夠再給他一次錄製的機會。張雪：當時已經沒有任何機會了，誇張地說是“死馬當活馬醫”，如果不去爭取這次機會，可能就是錯過了，再也沒有了。當時在想這是一個機會，總之不能讓它輕易溜走，反正只要能抓得住，就咬住了不鬆口。最終，攝製組給了張雪充分展示車技的機會。電視節目播出後，張雪賣掉修車行，加入國內越野摩托冠軍張繼星在安徽蚌埠五河縣組建的私人越野車隊，他的身份是機械師和學徒車手。記者：如果他們拒絕了你，又能怎樣呢？張雪：拒絕了就拒絕了，我和那個記者這次春節見了面，交流過這個問題。他問我，如果當時沒有那一期節目，我的人生現在應該會是什麼樣的？我的答案是：應該還是這個樣子，我用的一個詞是“殊途同歸”。那個時候如果沒有這個契機，大機率也會在當年把店關了，背上行囊直接出去找師父了，無論如何，一定會去走這條路。進入車隊兩年多的時間，參加訓練和比賽成為張雪最為快樂的時光，他也奪得了多項國內賽事的冠軍，然而因為身高侷限，車手生涯遇到瓶頸，加上早年國內摩托車賽事少、獎金低，諸多現實條件很難支撐他的車手夢想。2009年張雪再次接受電視台採訪，那時候他離開安徽的車隊，來到浙江金華的一家摩托車生產廠家打工。在節目視訊中，他展示了蒙上眼睛安裝摩托車發動機的絕活。在摩托車廠工作四年，張雪掌握了整車研發、製造、供應鏈全流程。他深刻體會到因為技術壟斷，大排量發動機、電控、精密部件全靠進口，國產摩托一度被視為低價、低端、模仿、沒核心技術的代名詞。他下定決心要造中國的頂級摩托車。 (封面新聞)

“TikTok，我們回來了。”就一句話，一個4秒的視訊，紐約市長曼達尼把自家政府封了整整三年的TikTok禁令，給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沒有冗長的發佈會，沒有繞來繞去的政策解讀。當地時間3月31日上午，這位34歲的新任市長就這麼在TikTok上輕描淡寫地一揮手，宣告紐約市僱員和各部門，重新擁抱這個曾經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的應用。這一幕，看著挺解氣，也特別有意思。它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那些當年把“國家安全”當尚方寶劍、恨不得把TikTok趕盡殺絕的美國政客臉上。三年前，你們說它是威脅；三年後，我們用它來發通知。這中間的“安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明眼人一看便知。把時間撥回到2023年，那會兒全美颳起了一股封禁TikTok的妖風。紐約州、紐約市自然不甘落後，當時的市長亞當斯也跳出來，拍著胸脯說TikTok威脅市政網路安全。那架勢，好像政府人員手機上裝了TikTok，美利堅的網路安全防線就要瞬間崩塌。於是，禁令一下，不僅政府裝置不能用，連官網都給拉黑了。曼達尼自己的TikTok帳號，也從那時起徹底“啞火”，一沉默就是三年。如今禁令是解了，但曼達尼政府的心思，用“又想當那啥，又想立牌坊”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他給TikTok的使用套上了三層“緊箍咒”。裝置專用：想用？行，拿市政府配發的專用裝置。這裝置裡，不能存任何敏感資料，更不能用來處理工作郵件、登錄內部系統。意思就是，這玩意兒就是個純粹的“對外喇叭”，跟政府核心系統物理隔絕。帳號官辦：帳號必須走官方管道註冊，用你的個人信箱？門兒都沒有。一切盡在掌控，不能有任何“野生”的官方帳號亂說話。專人專管：那個部門想營運TikTok，必須指派公關團隊的人專門負責，從發什麼內容到怎麼回覆，全程把關，確保萬無一失。一邊是解禁，一邊是比之前更細的規矩。說白了，曼達尼的小算盤打得噼裡啪啦響：他想用TikTok這個利器來治理城市，但又怕聯邦政府那幫人揪著“安全”的小辮子不放。只能在鋼絲上找平衡，給自己留足了退路，既享受了紅利，又撇清了責任。那麼，為什麼非要冒這個“風險”去解禁？官方的理由倒是一點都不虛：“我們要運用一切可用工具和紐約市民溝通。民眾現在靠市政府獲取免費服務、緊急通知、城市活動這些資訊，TikTok就是我們新開闢的溝通管道。”這話說得太實在了。你看看現在的紐約，傳統的《每日新聞》這些老牌媒體，影響力早就大不如前，看報紙的年輕人還有幾個？而TikTok親民啊！一條15秒的視訊，告訴你那裡可以領免費食物，比印一萬份宣傳單管用；一個簡單的動畫，解釋新的租房補貼政策，比那些法律條文親切一百倍。在緊急情況下，一鍵推送的短影片，更能秒殺所有傳統傳播方式。說白了，不是TikTok離不開紐約市政府，而是紐約市政府的治理，已經離不開TikTok這種高效的溝通工具。而這背後，更關鍵的是曼達尼這個人。34歲，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南亞裔市長，還是第一個出生在非洲的紐約市長。他的政治生涯，就是跟TikTok深度繫結的。競選期間，他就是靠著在TikTok上發犀利又實用的短影片，一步步火起來的，是個貨真價實的“網紅市長”。他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被短影片吸引來的年輕人。如今當了市長，你讓他放棄自己的流量密碼？那是不可能的。禁令一解除，他立馬在TikTok上連發8條視訊，截至發稿，粉絲已經15800，點贊83200。這資料，比他開十場新聞發佈會都管用。他太清楚了，在數字時代，流量就是政治影響力，點贊就是民意基礎。這邊紐約市歡天喜地擁抱TikTok，那邊美國其他地方，還在一根筋地死守著禁令。全美還有數十個州，死死守著“政府裝置停用TikTok”的規矩不放，聯邦政府層面更是一直揪著TikTok的小辮子，國會還差點通過法案逼字節跳動剝離TikTok。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誕的畫面：一邊是聯邦政府和多數州，抱著“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大旗，死活不肯鬆手；另一邊是紐約市，實實在在地撿起TikTok作為治理工具。這事怎麼看？首先，這是美式安全話語的徹底露餡，所謂“威脅”不過是政治博弈的遮羞布。此前美國各級政府封禁TikTok，把“國家安全”喊得震天響，彷彿這款應用就是懸在美國網路安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可現在呢？紐約市政府的操作，直接把這層窗戶紙給捅了個稀巴爛。你們不是說它是“不可控的威脅”嗎？那怎麼現在搞幾台專用裝置、註冊幾個官方帳號，就能“安全使用”了？合著這“威脅”是跟孫悟空的金箍棒一樣，能大能小，全憑你們一張嘴？所謂的“安全”，它就是個筐，什麼地緣政治博弈、黨派利益爭奪，都可以往裡裝。有用時就奉為圭臬，沒用時就棄如敝履。這樣的安全牌，怕不是紙糊的吧？其次，這是美國聯邦制治理分裂的活標本，聯邦講政治正確，地方算民生實帳。聯邦政府把TikTok當成打壓他國的棋子，逼著所有州都跟著站隊，全然不顧下面地方政府怎麼跟老百姓過日子。而紐約市呢？它管的是紐約的街道、地鐵、垃圾、水電，它要面對的是數百萬市民的吃喝拉撒。對於它來說，放棄TikTok，就等於放棄了跟年輕選民、移民社區、低收入群體最直接的溝通管道。聯邦要的是面子，是政治正確；地方要的是裡子，是治理有效。這種各行其是、相互割裂的治理狀態，讓美國的政策體系充滿了矛盾和雙標，也讓所謂的“美國治理模式”成了笑話。你說它是聯邦制？我看它更像是一盤散沙。最後，這是政治傳播代際革命的標誌性時刻，網紅政客的流量法則碾壓傳統政治套路。曼達尼的成功，本質上是短影片時代政治傳播的成功，他跳過了傳統媒體的中介，不用看記者的臉色，不用靠精英媒體的解讀。一條4秒的視訊就能直接和選民對話，這種“去中介化”的溝通方式，徹底改寫了美國政壇的遊戲規則。你再看看那些傳統政客，還在那兒抱著電視廣告不放，花幾百萬美金拍個30秒的競選片，在黃金時段播出，結果年輕人全在刷手機，根本看不見。曼達尼呢？他發條在街邊買咖啡的視訊，順便聊聊對房租的看法，就能收穫幾十萬點贊。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在碎片化傳播的時代，流量就是權力，點贊就是民意，貼近民眾的短影片，比任何華麗的政治口號都管用。而紐約市解封TikTok，更是印證了這種代際更替的不可逆——未來的政治舞台，屬於那些懂新媒體、會和民眾直接溝通的政客，而那些死守傳統套路、只會喊意識形態口號的人，終究會被選民拋棄。 (有理兒有面)

城主說 | 一直對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 對中國的偏見頗有微詞, 但這一次, 在OpenAI, Google 光速滑跪的情況下, Amodei能頂著懂王的大棒, 拒絕五角大廈要求, 堅持原則死扛, 確實讓人刮目相看, 必須說他確實有自己原則.這是今天ABC的最新專訪, 我看Amodei臉色都不好了, 畢竟這壓力肯定山大, 以下是本城對訪談的全文整理.願世界和平.Anthropic首席執行長Dario Amodei今天就公司與美國國防部之間的合作僵局接受了深度訪談。Amodei堅持認為，保衛國家不應以犧牲核心價值觀為代價，而這種堅持正讓 Anthropic 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與法律壓力。Dario Amadei闡述了公司在國家安全合作中堅持的兩大紅線：反對國內大規模監控和全自動武器。訪談還涉及了政府發出的供應鏈風險警告、最後通牒的性質、私營企業在技術倫理中的角色，以及法律滯後於 AI 發展等核心議題。核心觀點：“我們同意五角大廈 99% 的用例，但在事關民主價值觀的 1% 極端場景上，我們必須劃定紅線。”“國內大規模監控在 AI 時代已走在法律前面，技術的發展速度讓現行監管體系顯得力不從心。”“當今 AI 系統存在根本的不可預測性，在解決可靠性問題前，部署全自主武器是不負責任的。”“政府將一家美國公司指定為‘供應鏈風險’是前所未有的報復性行為，這通常只針對外國敵對勢力。”“反對政府的不當擴張是‘最美國化’的行為，愛國主義並不意味著盲目服從權力，而是捍衛原則。”“AI 計算量每四個月翻一番，這種指數級增長要求國會必須盡快建立符合時代需求的安全護欄。”九十九比一的博弈：在安全與紅線之間平衡在Amodei的敘事中，Anthropic 並非外界傳聞中的“反政府者”，相反，它是與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合作最積極的 AI 公司之一。Amodei透露，Anthropic 是首家將模型部署到機密環境、並為情報部門定製模型的企業。然而，這種深度合作在兩個具體領域戛然而止：國內大規模監控與全自動武器系統。“我們必須以捍衛民主價值觀的方式來保衛國家，” Amodei強調。他指出，AI 的強大分析能力正使“合法但不合理”的監控成為可能，例如政府購買私人資料並通過 AI 進行大規模畫像。而在武器化方面，他堅持認為 AI 尚未達到支撐全自主作戰的可靠性水平。“任何與 AI 模型打過交道的人都明白，它們存在一種基本的不可預測性。” 這種技術上的不成熟，結合缺乏人類問責機制的風險，構成了 Anthropic 堅守的紅線。最後通牒與“懲罰性”的供應鏈指定訪談揭示了 Anthropic 與五角大廈談判破裂的驚人細節。Amodei描述了一個充滿火藥味的過程：政府給出了為期三天的最後通牒，要求公司放棄紅線，否則將被指定為“供應鏈風險”。儘管 Anthropic 試圖提供折中方案，並承諾在脫離過程中保證服務連續性，但五角大廈並未在實質性條款上做出任何讓步。令Amodei感到憤慨的是政府採取的後續手段。川普政府通過社交媒體宣佈 Anthropic 為供應鏈風險，並威脅動用《國防生產法》。Amodei直言不諱地指出：“這種指定從未應用於一家美國公司，它通常針對的是像卡巴斯基或中國晶片商那樣的對手。” 他認為這種將愛國企業與外國間諜軟體歸為一類的做法，是完全的報復性和懲罰性行為，旨在通過製造恐懼和不確定性來打壓私營企業的獨立意志。技術指數級增長下的法律真空為何一家私營公司的 CEO 要承擔起定義國家安全邊界的角色？Amodei將此歸咎於法律的嚴重滯後。他指出，AI 的發展遵循著驚人的指數定律，計算量每四個月就翻一倍，而國會和司法解釋仍停留在舊時代。“國會不是世界上動作最快的機構，而我們這些人在前線看到了這項技術的真實威力，” Amodei說道。他認為，雖然長期來看，制定規則應是國會的職責，但在法律“追趕”技術之前，技術開發者有義務劃清界限。他呼籲建立一種新的“民主對話”，探討如何在不削弱對抗威權對手能力的前提下，防止政府濫用技術權力。他堅持認為，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維護《第四修正案》精神的憲法問題。“最美國化”的抗爭：重塑愛國主義敘事面對“覺醒（Woke）”或“左翼意識形態驅動”的指責，Amodei表現得異常冷靜。他拒絕捲入黨派政治，強調 Anthropic 的立場基於專業知識和中立原則。他提到自己曾與多位不同政見的政要合作解決能源和醫療問題，試圖證明公司的決策並非出於政治偏見。在訪談的最後，Amodei重申了他的身份認同：“我們是愛國的美國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支援美國國家安全。” 但他同時賦予了愛國主義更深層的含義：即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公開發言並反對政府的過度擴張。他堅稱。對於 Anthropic 而言，堅守那 1% 的紅線，正是為了確保在贏得 AI 競賽後，美國依然是那個值得保衛的民主國家。儘管面臨法律挑戰和政治壓力，Amodei表示公司已做好在法庭上捍衛權益的準備，並對挺過這場危機充滿信心。Web3天空之城全文整理 合作背景與兩大紅線主持人: 感謝您抽出時間。您是Anthropic的首席執行長達里歐·Amodei，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您不無限制地向美國發佈Anthropic的人工智慧系統？Amodei: 是的。我想我們應該稍微回溯一下，提供一些背景資訊。Anthropic實際上是所有人工智慧公司中與美國政府合作最為積極進取的。與美國政府合作。我們是第一家將我們的模型部署到機密環境中的公司，我們是第一家為國家安全目的定製模型的公司。我們已經部署在情報部門和軍隊中，用於網路安全、作戰支援行動、各種此類應用。而且，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的國家。我相信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的國家，使其免受對手的侵害。因此，我們一直非常積極進取。我們有一個相當大的公共部門團隊。但是，我一直認為，當我們保衛自己免受專制對手的侵害時，我們必須以捍衛我們民主價值觀和維護我們民主價值觀的方式來進行。因此，我們告訴國防部，我們同意他們基本上想要的98%或99%的所有用例，除了我們關注的兩個用例之外。其中一個是用例是國內大規模監控。在那裡，我們擔心的是，人工智慧可能會實現以前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一個例子是，比如將私營公司收集的資料，由政府購買，並通過人工智慧進行大規模分析。這實際上並不違法。只是在人工智慧時代之前，它從未有用武之地。因此，國內大規模監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法律前面。技術發展得太快，已經跟不上法律的步伐了。這是第一種情況。案例二，是全自主武器系統。這不是目前在烏克蘭使用的或部分自主武器。這是指那些無需任何人為干預即可發射的武器。現在，即使這些武器，我認為，那些，我們的對手，可能在某個時候會擁有它們，所以或許，它們在某個時候可能對維護民主是必需的。但我們對它們存有一些擔憂。首先，當今的人工智慧系統遠未達到製造全自主武器所需的可靠程度。任何與人工智慧模型打過交道的人都明白，它們存在一種基本的不可預測性，而這在純粹的技術層面上我們尚未解決。而且還有一個監管問題。如果你擁有一大批無人機或機器人，它們可以在沒有任何人工監督的情況下運行，沒有人類士兵來決定目標是誰、向誰開火，這會引發擔憂。我們需要就如何監督這些系統展開對話。而我們還沒有進行那次談話。談判僵局與最後通牒主持人: 因此，我們堅信，那兩種用例不應該被允許。五角大廈告訴我們，他們原則上同意了這兩項限制。他們想達成一項協議。為什麼沒能達成協議呢？Amodei: 這個過程有幾個階段，都是快速完成的，而且都是由他們給我們的那種非常有限的三天的時間窗口所決定的，他們給了我們一個最後通牒，要求我們在三天內同意他們的條款，否則，就會被指定為供應鏈風險或受到《國防生產法》的制約。我想我們稍後會談到那個。但在那段時間裡，雙方進行了幾次針鋒相對的交鋒。有一次他們發給我們的措辭，從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我們的條款，但其中包含各種措辭，比如“如果五角大廈認為合適”，或者，“為了做任何與法律一致的事情”。所以它實際上並沒有在任何方面，在任何有意義的方面做出讓步。它的後續步驟也都沒有在任何有意義的方面做出讓步。我們從一開始就想達成一項協議。如果你想瞭解五角大廈的立場，五角大廈發言人肖恩·帕內爾在前一天重申了他們的立場：我們只允許所有合法使用。這和他們給我們發來條款時一樣。所以他們沒有超出，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同意我們政府的（條款）。在任何有意義的方面都沒有例外。面對指控與連續性保障主持人: 總統今天對這種情況發表了回應，稱他們的自私自利，指的是Anthropic，正在危及美國人民的生命，使我們的軍隊處於危險之中，並使我們的國家安全陷入危險境地。你認為呢？你的回應是什麼？Amodei: 在我們昨天發佈的聲明以及我們今天發佈的聲明中，我們都表示，即使戰爭部，甚至即使是川普政府，對我們採取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這種通常針對外國對手的供應鏈指定，我們也願意接受。我們說過，即使他們採取這些極端行動，我們也會盡一切努力支援戰爭部，提供我們的技術，直到我們完全脫離並讓願意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情的競爭對手接手為止。準備退出。所以我們已經提供了連續性保障。我們實際上深感擔憂。我們深切關注服務中斷問題，這正是當我們被指定為供應鏈風險時所發生的情況。當我們被指定為供應鏈風險時，他們會說，你必須從我們所有的系統中移除。我與一線人員、軍官交談過，他們說這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這個，我們會倒退六個月、十二個月，甚至更久，所以我們才如此努力地嘗試達成協議。但再說一次，三天的最後通牒，將我們指定為供應鏈風險的風險，整個時間表都是由戰爭部推動的，而不是由我們推動的。我們正努力提供連續性。我們正努力提供服務。我們正努力提供它。我們正努力達成一項協議。主持人: 那麼這對美國人的安全意味著什麼呢？我想說幾點。Amodei: 短期來看，這意味著，這取決於戰爭部。我們仍在努力達成，我們仍在努力與他們達成一項協議。你們在談嗎？他們在和你們談嗎？我們收到了各種資訊。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能夠滿足我們的，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能夠滿足我們關切的（東西）。但是，我指的是在廣義上，只要符合我們的底線，我們仍然有興趣與他們合作。主持人: 但聽起來你們的立場仍然相去甚遠，現在海塞斯（Hegeseth）部長已經認定你們對供應鏈構成風險，並行表了他的看法。那麼，你認為在現階段達成協議是否可能？Amodei: 我看看，協議需要雙方。我們這邊，願意為這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服務。我們願意在已提供的條款下，在我們設定的紅線內，向政府所有部門提供我們的模型，包括戰爭部、情報部門，以及政府中更偏向民用的部門。我們一直都願意這樣做，我們不會因此感到冒犯。我們以這種方式提供技術的原因是我們希望支援，美國的國家安全。我們這樣做不是，僅僅是為了五角大廈的官員。我們這麼做不是為了某個特定的政府當局。我們這麼做是因為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有益。對美國而言，我們將繼續這樣做。私營企業權力與法律滯後主持人: 你為什麼認為讓像Anthropic這樣的私營公司在人工智慧的軍事用途上擁有比五角大廈更大的發言權更好呢？Amodei: 我首先想說的是，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據我們所知，在實地操作中，沒有人真正遇到了任何這些例外的限制。這些，抱歉，這些只佔使用案例的1%，而且我們沒有證據表明它們在實地已經發生。現在，我再說一遍，我不能說他們的計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用例實際上遇到了麻煩。我們已經推廣到戰爭部和其他政府部門，而沒有遇到任何這些問題。現在，就這一個或兩個狹隘的例外情況而言，我確實認為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進行一場民主的對話。從長遠來看，我確實相信這是國會的職責所在。例如，如果存在國內大規模監控的可能性，政府購買美國人產生的海量資料，涉及位置、個人資訊、政治傾向，以建立個人檔案。而現在可以用人工智慧來分析這些資料。事實是，這在法律上是允許的，這似乎表明，對《第四修正案》的司法解釋還沒有跟上，或者國會通過的法律還沒有跟上。因此，從長遠來看，我們認為國會應該跟上技術發展的步伐。但是國會不是世界上動作最快的機構。而就目前而言，是我們這些人在前線看到這項技術。我期望戰爭部，我期望他們對這些問題進行深思熟慮，以便，主動地，思考這些問題。因此，我本以為他們不會有任何擔憂。然後，我們進行一場對話。但在沒有這種（明確指導）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需要關注技術本身。我們需要考察它在可靠性方面的能力。我們需要審視它超越法律的途徑，以及它規避法律意圖的方式。這些是一些非常具體的領域，但我認為它們很重要。這些是美國人認為根本性的事情，不被政府監視的權利，我們的軍官能夠自己做出戰爭決策，而不是完全將其交由機器決定的權利。這些是根本性的原則。主持人: 但是，以維護根本原則的名義，美國人為什麼要相信你，一個私營公司的首席執行長，來做這些決定，而不是相信聯邦政府呢？Amodei: 對此，我將給出兩個回答。第一，我們是一家私營公司，是的。我們可以選擇出售或不出售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還有其他提供商。如果國防部（DOW），不喜歡我們提供的服務或者我們提供服務的方式，他們可以選擇使用另一家承包商。這本該是處理此事的正常方式，我只想說，我本來會表示反對，但如果他們說，國防部，我們不想與Anthropic合作，我們的原則與你們不一致，我們將選擇其他模型，我也會尊重他們的決定。但他們（指某些實體）將這種做法延伸到了國防部以外的政府部門，並試圖懲罰性地撤銷我們超越國防部的合同，而且他們還做了這個供應鏈指定的事情，這基本上意味著，如果你是一家擁有軍事合同的私營公司，你就不能在涉及這些軍事合同的方面使用Anthropic。所以他們正在干預私營企業的行為。而且很難將此解釋為除懲罰性行為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據我們所知，供應鏈指定從未應用於一家美國公司。它只應用於，像卡巴斯基實驗室這樣的對手，那是一家被懷疑與俄羅斯政府有牽連的俄羅斯網路安全公司，中國晶片供應商，被和他們歸為一類，考慮到我們為美國所做的貢獻，這感覺非常具有懲罰性和不恰當。國家安全所做的。技術指數級增長與長期願景主持人: 所以你說你為美國做了這麼多。國家安全做出了貢獻，你遵守了你想堅持的這兩項限制。你認為 Anthropic 在這裡比五角大廈更瞭解情況嗎？Amodei: 我們不看，自由市場和自由企業的一個特點是不同的參與者可以在不同的原則下提供不同的產品。請記住，這不僅僅是關於使用條款。這不僅僅是關於，這是我們的模型在法律上被允許做什麼。我們的模型具有個性。它能做某些事情。它能可靠地做某些事情。它不能可靠地做某些事情。我想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判斷者，知道我們的模型能夠可靠地做什麼，不能可靠地做什麼。而且我認為我們確實對這項技術如何再次超越法律有很好的認識。但我會說，我再說一遍，我實際上同意你的觀點，這在長期來看是站不住腳的。我不認為正確的長期解決方案是讓一家私營公司和五角大廈就此事爭論不休。我認為國會需要在此採取行動。我們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正在考慮國會可以採取那些措施來實施一些安全護欄，這些護欄既不阻礙我們擊敗對手的能力，但又能以符合中國價值觀的方式擊敗我們的對手。但如您所知，國會的行動速度很慢。不。我認為在此期間，我們需要劃清界限。主持人: 在國會採取行動之前，您是說您會堅守立場嗎？但是，還有很多其他公司與美國做生意。波音公司為美國製造飛機。波音公司不會告訴美國。軍隊如何使用這些飛機。這有什麼不同？Amodei: 我再說一遍，它在兩個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我希望再次指出，這項技術是新穎的，當一項技術已經成熟穩定後，那麼，我指的是，關於飛機有很多技術性的東西。但是，我認為，一位將軍對飛機的運作方式有相當好的理解。飛機已經存在很長時間了。主持人: 但是航空航天工業內部仍然有大量的創新。Amodei: 當然，但速度不是，不是我們看到人工智慧那樣的速度。人工智慧發展得太快了。我經常談到人工智慧是如何處於指數級增長趨勢上的。每一個，這些模型，用於這些模型上的計算量每四個月翻一番。我們從未見過如此快的創新速度。主持人: 但是如果這種速度繼續保持下去，那麼美國政府永遠追不上。那麼，如果你長期主張希望與美國合作，這種邏輯如何適用呢？政府來提供，適當的國家安全保障？如果對於可預見的未來，發展如此迅猛，國會都追不上，那為什麼還要對此避而不談呢？Amodei: 我認為只有一次追趕的機會。所以技術的發展速度很快。出現的問題數量很少，但卻非常重要。再說一次，我們只有兩個這樣的問題。主持人: 國內大規模監控，全自動武器。Amodei: 我們需要與國會進行對話，以幫助他們理解其中伴隨的一些風險。再說一次，這是世界上最美國化的事情。沒有人希望被美國監視。沒有人希望被美國監視。政府。競爭壓力下的價值觀博弈主持人: 與此同時，我們一些最主要的對手擁有的技術要麼正在迅速趕上我們，要麼最終會趕上我們，甚至可能已經趕上了。因此，如果我們的軍隊對於保衛美國人民、對於我們的民主、自由和共和國至關重要，我們為什麼要固守這個立場，說不，我們不打算合作呢？Amodei: 再說一次，這是一個抽象的論點，但讓我們看看實際的兩個用途。國內的大規模監控並不能幫助美國追上它的對手。國內大規模監控，是對政府權力的濫用，即使在技術上是合法的。所以我們可以排除這一點。全自動武器，在那方面，我實際上擔心我們可能需要跟上。它，不是，技術。技術還沒有準備好。因此，正如我所說，我們並非完全反對全自動武器。我們只是認為可靠性尚不具備，我們需要就監督問題進行對話。我們曾提議與國防部合作，在沙盒環境中幫助開發和試制這些技術，但他們對此不感興趣，除非他們從一開始就可以隨心欲地做任何事。再說一次，我們需要平衡生存的需要。沒有人比我更強調擊敗我們的對手，但我們需要戰鬥，我們需要以正確的方式戰鬥。這就像是說……有很多國家和對手。如果我們的對手犯下戰爭罪行，我們難道也應該犯下戰爭罪行嗎？我不是說這等同於戰爭罪行。我說的是，我們價值觀的精髓在於我們必須找到一種獲勝的方式。以一種維護這些價值觀的方式。我們不能只是徹底地走向低谷。我們必須有一些原則。而這些原則非常少。這項技術可以從根本上加速我們軍隊所能做到的事情。我與海軍上將、將軍們交談過，也與作戰指揮官們交談過，他們說，這徹底改變了我們能做的事情。而這些僅僅是我們迄今為止部署的非常有限的使用場景。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執著於那些違背我們價值觀的1%的使用場景，而我們可以追求那99%的、符合我們民主價值觀並保衛這個國家的使用場景呢？我們甚至可以嘗試研究那最後的1%的使用場景，以瞭解是否有方法能以符合我們價值觀的方式來執行它們。這就是我們的立場，我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主持人: 給我一兩個可能出現的情況的例子。出錯。Amodei: 我們可能會想像出現問題的這類事情，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種，再次提到，是關於可靠性的問題，也就是它目標錯誤的人，擊中平民，無法展現出人類士兵應有的判斷力。友軍火力誤傷或射擊平民，或者就是其他錯誤的事情。我們不想銷售我們認為不可靠的東西，我們也不想銷售可能導致我們自己人或無辜的人喪生 殺害 的東西。第二點是關於監督的問題。如果你仔細想想，對於人類士兵來說，有一整套問責制，其前提是人類會運用他們的常識。假設我有一支由 1000 萬架無人機構成的軍隊，它們都由一個人或一小部分人協調。難道你看不出那裡存在問責制問題嗎，那種將權力集中到如此程度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擁有這支部隊。再說一次，我不知道。也許在某個時候我們需要它，因為我們的對手會擁有它。但我們需要就問責制、誰掌握著按鈕以及誰可以說了算進行一次對話。我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中立與愛國立場主持人: 川普總統稱Anthropic是一家左翼的“覺醒”公司。這個決定是否受到意識形態的驅動？看，我無法代表其他各方在做什麼，我無法代表其他方在做什麼。Amodei: 在做以及他們在做什麼。但是你，而我們在這裡，在Anthropic。看，我們，我認為，一直努力保持非常中立。我們在我們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工智慧政策問題上發聲。我們不對一般的政治問題持立場，我們也不考慮一般政治問題，只要有共同點，我們就努力合作。例如，我曾和總統、和麥康奈爾參議員一起在賓夕法尼亞州參加了一個關於能源供應的活動。為我們的人工智慧模型在美國的部署提供足夠的能源。我與總統談了話。我表示我同意他所做的許多方面。我們還就，利用人工智慧促進健康做出了承諾。我們還做了許多其他事情。當政府的人工智慧行動計畫出台時，我們表示其中許多方面，也許是大部分方面，我們都表示贊同。所以這種認為我們黨派化或者沒有做到一碗水端平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審慎地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再說一次，我們無法控制別人，即便是總統，對我們有什麼看法。那不是我們能控制的。我們能控制的是，我們可以保持理性，我們可以保持中立，我們可以堅持我們的信念。主持人: 從一到十，是否能與聯邦政府達成一致？關於這個在未來呢？還是你認為這已經結束了？Amodei: 聽著，我沒有水晶球。就我們而言，我們的立場是明確的。我們有這兩條紅線。我們從第一天起就設定了這些紅線。我們仍然，我們仍然在倡導這些紅線。我們不會在這些紅線上讓步。如果我們能與部門達成一致，如果我們能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事物，那麼也許可以達成協議。主持人: 就我們而言，並為了美國的利益國家安全，我們，我們繼續希望讓這件事奏效。Amodei: 但是，再說一次，達成協議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主持人: 如果你現在，今晚，有機會和總統談談，你會對他說什麼？Amodei: 我再說一遍，我們是愛國的美國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為了支援美國。國家安全，我們正積極主動地向軍方部署我們的模型。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們相信這個國家。我們相信要擊敗我們的專制對手。我們相信要保衛美國。我們劃定的紅線，劃定它們是因為我們相信越過這些紅線違背了美國價值觀。我們希望捍衛美國價值觀。而我們卻遭到了以供應鏈指定和《國防生產法》相威脅，這些都是政府對私營經濟前所未有的干預。我們行使了我們經典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即公開發言並反對政府。反對政府是世界上最美國的事情。我們是愛國者。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我們都捍衛了這個國家的價值觀。危機應對與法律挑戰主持人: 你認為Anthropic作為一家企業能夠挺過這次危機嗎？當總統，當赫格斯部長，塞斯發佈了關於供應鏈的指定推文時。他說了一些不精準的話，這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法定權力範圍。他說任何有軍事合同的公司都完全不能與Anthropic做生意。法律上並非如此規定。我們發佈了一份聲明，指出了法律的規定。法律所說的只是，作為其軍事合同的一部分，任何公司都不得將 Anthropic 用於這些軍事合同。這是一個非常，一個影響範圍要小得多的情況。主持人: 那麼您對 Anthropic 能否挺過這一關感到有信心嗎？不僅是挺過，我們會過得很好。Amodei: 這一禁令的影響相當小。現在，這位部長發布推文的性質是為了製造不確定性，是為了製造一種讓人們相信影響會大得多的情況，是為了製造恐懼、不確定和疑慮。但我們不會讓其得逞。我們會過得很好。主持人: 批評人士稱五角大廈和白宮的做法是一種權力濫用。您是否認為這是一種權力濫用？Amodei: 我再次回到這個觀點，即這是前所未有的。主持人: 但這是否是濫用權力呢？Amodei: 這種情況以前從未發生過。這種指定從未對一家美國公司使用過。而且我認為他們在一些聲明、一些措辭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是報復性的和懲罰性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還能稱之為別的什麼，報復性和懲罰性的。Amodei: 那麼你們會採取法律行動嗎？我們，我們，我已經聲明了，我們在聲明中已經聲明了。再說一遍，我們收到的只是一個推文。我們還沒有收到實際的供應鏈設計，政府還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剛剛有一些推文，說了他們將要做什麼，說了他們聲稱將要做什麼。主持人: 你們沒有收到任何正式的。資訊嗎？Amodei: 我們完全沒有收到任何正式資訊。我們所看到的只是總統的推文以及赫格薩部長的推文。當我們收到某種正式行動時，我們將進行審查，我們將理解它，並將在法庭上對其提出質疑。主持人: 如果這就是他們與你們溝通的方式，你們認為這說明了他們在處理重大國家安全問題方面的能力如何？Amodei: 再說一次，我不想把這件事變成針對這個特定政府的討論。我不想把這件事變成針對特定個人的討論。我們正在盡我們所能支援美國的。國家安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致力於努力達成一項協議。如果我們找不到協議，這也是我們致力於以一種平穩的方式完成業務交接的原因，以便在我們的作戰人員進入衝突時，他們能夠繼續得到支援。這也是我們致力於採取我們認為不符合本國價值觀的行動的原因。這不關乎任何特定個人。這不關乎任何特定政府。這是關於維護正義原則的問題。主持人: Anthropic首席執行長達里歐·阿莫代。非常感謝您。Amodei: 非常感謝您的邀請。謝謝。 (Web天空之城)

談判破裂前一刻，Anthropic才知對方要的不僅是AI武器，還有美國人的信用卡資料。智東西3月2日報導，當地時間3月1日，外媒《大西洋月刊》首次披露了Anthropic與美國軍方談判的關鍵細節。知情人士透露，就在上周五上午，Anthropic團隊還收到消息稱美國五角大樓將讓步，但當天下午他們發現對方仍要用AI分析美國民眾的海量資料，包括聊天記錄、搜尋歷史、GPS軌跡甚至信用卡交易明細。Anthropic管理層當即叫停，交易最終告吹。另一位知情人士則透露了美國“AI自主武器”內幕。所謂AI自主武器，是無需人類拍板即可鎖定並攻擊目標的機器。據透露，Anthropic在與美方合作中並不反對AI自主武器的存在，但Anthropic擔心其模型不夠可靠從而造成誤傷，且無法接受雲端部署方式解法。美方2026財年就在此投入高達134億美元預算，覆蓋從單兵無人機到海空兩用的無人機叢集。這場爭端浮出水面，要追溯到上周五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宣佈封殺Anthropic，消息一出，矽谷震動。數百名Google和OpenAI員工聯名簽署公開信，聲援Anthropic堅守底線的決定。就連Anthropic的對頭OpenAI的CEO阿爾特曼都出來打抱不平：“這不再僅僅是Anthropic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業的問題”。只不過，OpenAI轉頭與美國軍方簽署了大單。然而，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美國宣佈聯邦政府將停止使用Anthropic的AI工具幾個小時後，川普就利用這些工具對伊朗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空襲。3月1日，伊朗政府確認哈米尼遇襲身亡，引發外界聯想是否已有AI參與。知情人士證實，包括美國中央司令部在內的世界各地指揮機構都都在使用Claude，用於情報評估、目標識別和模擬作戰等場景。▲華爾街日報報導當美軍在海外戰場實現一次次精準打擊時，外界越來越關心一個問題：AI究竟參與了多少？作為當時唯一獲准進入美國聯邦政府機密系統的大模型，Anthropic與美國五角大樓的博弈，遠不止於一紙合同。01. 曝美方一邊用Claude參與空襲一邊停用，談判內幕曝出美媒科貝西簡訊3月1日援引《華爾街日報》報導稱，美國對伊朗的空襲使用了Anthropic的Claude系統，詳情如下：1.美國中央司令部在中東地區使用Claude進行情報收集；2.Claude被用於情報評估、目標識別和模擬作戰場景；3. 美國政府表示，逐步淘汰Claude需要6個月時間；4.在馬杜洛總統被捕事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報使用情況。▲美媒科貝西簡訊的推文而就在這發生的幾個小時前，川普總統剛剛宣佈停用該系統。直到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採取行動終止美國政府與Anthropic的合作關係之前，該公司領導層還以為他們仍在按計畫推進交易。美國五角大樓單方面堅持與Anthropic重新談判合同，該公司的AI模型是當時唯一獲准進入美國聯邦政府機密系統的模型，談判的目的是取消該公司對其模型施加的倫理限制。知情人士透露，上周五上午，Anthropic接到通知，赫格塞斯團隊準備作出重大讓步。此前，五角大樓一直試圖在與Anthropic達成的協議中為自己留足迴旋空間。雖然承諾不會將Anthropic的AI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或全自動殺人機器，但隨後又加上“視具體情況而定”等限定語，暗示這些條款可能根據官方對特定情況的解讀進行調整。得知美國政府願意刪除這些措辭後，Anthropic團隊鬆了一口氣，但另一個難題擺在眼前：周五下午，他們發現五角大樓仍想用該公司的AI技術，分析從美國民眾那裡收集的海量資料。這些資料可能包括使用者向常用聊天機器人提過的問題、Google搜尋記錄、GPS定位軌跡，甚至信用卡交易明細，所有這些資訊都會與使用者生活中的其他細節進行交叉比對。Anthropic的管理層告訴赫格塞斯團隊，這已經越界了，最終交易告吹。不久之後，赫格塞斯下令美國軍方的承包商、供應商和合作夥伴停止與Anthropic的業務往來。與美國軍方合作的企業名單很長，其中就包括亞馬遜——Anthropic大部分計算基礎設施的供應商。美國國防部沒有回應置評請求。Anthropic的一位發言人則讓該刊記者參考該公司針對赫格塞斯言論發表的聲明。02. Anthropic不反對自主武器但擔心AI無人機造成致命錯誤《大西洋月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實際上，Anthropic與美國五角大樓在自主武器上存在分歧。自主武器是指無需人工最終決策即可自主選擇和攻擊目標的機器。據透露，美國軍方多年來一直在研發這類系統，僅在2026財年就為此撥134億美元預算。這些系統涵蓋範圍廣泛，覆蓋從單個無人機到可在空中和海上協同作戰的無人機叢集。Anthropic並不反對這類武器本身。恰恰相反，該公司曾主動提出與五角大樓直接合作，以提高其可靠性。正如自動駕駛汽車在某些情況下比人類駕駛更安全一樣，殺手無人機或許有一天會比人類操作員更精準，在攻擊中更不容易誤傷無辜。但目前，Anthropic領導層認為，他們的AI尚未達到這一水平。他們擔心，這些模型可能會導致機器隨意或不精準地開火，危及平民甚至美軍自身安全。據消息人士透露，談判期間曾有人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如果五角大樓承諾將AI技術保留在雲端，而不是直接應用於武器本身，或許就能化解僵局。也就是說，這些模型可以置於所謂的邊緣系統之外——無論邊緣系統是無人機還是其他自主武器。它們可以在行動前進行情報合成，但實際上不參與任何殺傷決策。這樣，AI就不必為無人機造成的致命錯誤負責。但Anthropic對這個方案並不滿意。該公司認為，在現代軍事AI架構中，雲端和邊緣之間的界限已不再那麼清晰。與其說是一道屏障，不如說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戰場上的無人機現在可以通過包含雲資料中心的網狀網路進行協同操控。儘管無人機設計上能夠獨立運行，但美國軍方始終會儘可能讓它們與雲端最強大的模型保持連接——連接越好，機器就越智能。03. Anthropic對雲端部署方案不滿OpenAI聲援後“滑跪背刺”事實上，五角大樓一直在努力讓雲端運算發揮更大作用。其“聯合作戰雲能力計畫（Joint Warfighting Cloud Capability ）”的目標之一，就是將計算資源推向更靠近戰場的地方。AI可能位於弗吉尼亞州的亞馬遜伺服器上，而不是海外戰區，但如果它要做出戰場決策，從倫理角度來看，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太大區別。一位接近談判的消息人士透露，Anthropic最終放棄了用雲端運算來解決問題的想法，他們並沒有在這個方案上多做分析。Anthropic領導層或許曾希望其他AI公司也能秉持類似立場。本周早些時候，他們有理由相信OpenAI會這樣做。CEO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曾表示，與Anthropic一樣，OpenAI也將拒絕將其模型用於自主武器系統。然而，就在阿爾特曼發表這些聲明的同時，他正與五角大樓就一項新協議進行談判。這項協議在Anthropic談判破裂後幾小時就對外宣佈了。阿爾特曼連發三條一樣的帖子，宣佈OpenAI已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將模型部署到機密網路中。▲阿爾特曼發佈推文內容面對“光速滑跪”“背刺Anthropic”的質疑，OpenAI次日發佈聲明，稱合同包含“三條紅線”——禁止大規模美國國內監控、禁止用於自主武器系統、禁止高風險自動化決策，強調其協議較Anthropic此前的方案“更為完善”，並強調該公司的AI將僅部署在雲端。但網友並不買帳，有人將條款拿給AI分析後發現，“all lawful purposes”等措辭界定模糊，很多人擔心“紅線很快就會消失”。OpenAI的員工或許很想知道，自從阿爾特曼最初聲援Anthropic以來，情況是否發生了變化。截至3月1日下午，已有近百名OpenAI員工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表明他們在美國國內大規模監控和自主武器問題上與Anthropic持相同立場。如果阿爾特曼周一在辦公室與員工面對面交流，他或許需要解釋一下，為什麼那個被Anthropic斷然否定的方案，對他而言卻如此有吸引力。04. 結語：AI交付美國官方後面臨脫離企業控制風險Anthropic與美國五角大樓的分歧，觸及的是一道更深的命題——當AI被推上戰場，誰來負責？美國五角大樓一面封殺Anthropic，一面被曝繼續使用其模型發動空襲，透露了技術一旦交付給美國官方，便難以受企業控制的困境，這一問題在美國AI軍事化的背景下尤為突出。而對矽谷而言，這場風波更像一面照妖鏡。有人堅守底線寧可放棄合同，有人12小時內完成從聲援到簽約的反轉。AI企業的“紅線”能否真正守住，值得產業和社會各界關注。 (智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