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比激動人心更難得的是溫暖人心 從賽場奪冠到新手禁令，從“激動人心”到“溫暖人心”，期待更多企業像張雪機車一樣——不逐短期流量，堅守長期主義；不忽視安全底線，追求高品質發展；不滿足於追趕，立志於超越。 2026年3月28日至29日，葡萄牙阿爾加維國際賽道。 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WSBK）葡萄牙站，張雪機車的820RR-RS賽車連續兩回合奪冠。

2026年4月22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硬體技術控制多邊協調法案》（Multilateral Alignment of Technology Controls on Hardware Act，簡稱MATCH法案），要求美國商務部在60天內識別所有“卡脖子”裝置，對“受關注國家”實施全面出口禁令，包括禁止裝置銷售、維修和技術支援。其中殺傷力最大的是對深紫外（DUV）浸沒式光刻機和低溫蝕刻工具等關鍵半導體製造裝置的禁令。該法案被認為是美國對現有對華出口管制中的漏洞加以彌補。美光對該法案的提出及通過“功不可沒”。美光的發展最能體現美國儲存行業的歷程。誇張一點來講，如果沒有當年美光的堅持，美國很可能已經被日韓徹底趕出儲存行業，當然也就享受不到如今這個超級周期的好處，美國的AI發展也會處處受到掣肘。我們來看一下美光發展歷程中的幾個故事，瞭解晶片超級周期背後的底層邏輯以及美光如何利用晶片的戰略重要性遊說政府獲得保護。01 晶片與薯片無差1978年10月5日，從儲存公司Mostek辭職的雙胞胎兄弟沃德·帕金森、喬·帕金森，以及丹尼斯·威爾遜在美國內陸愛達荷州博伊西市一家牙科診所地下室成立了美光科技有限公司。當時美國的儲存公司被日本儲存公司打得節節敗退，紛紛撤出或者準備撤出該行業。投資者對儲存項目避之不及，帕金森兄弟在矽谷找了一家又一家科技投資基金，一次又一次被拒絕。走投無路時，他們想到了愛達荷州的首富、人稱“土豆大王”的傑克·辛普勞。辛普勞八年級就輟學，靠賣土豆和薯片起家，是麥當勞薯片的主要供應商。雖然他不懂科技，不懂晶片，但是他有錢。既然懂科技懂晶片又有錢的人都不投儲存項目，那隻得找不懂但有錢的人了。帕金森兄弟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找到了辛普勞，沒想到辛普勞聽完項目介紹，立馬就決定投資100萬美元，獲得美光40%的股權。後來坊間有段子說，辛普勞聽到“chip”這個既可表示晶片又可表示薯片的詞，以為是薯片，就同意投資了。這當然只是段子。不過，辛普勞的確在晶片的商業模式中看到了薯片的影子。辛普勞常年購買大量土豆，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大宗商品交易經驗。由於大宗商品的周期性非常強，決策需要反直覺的智慧，行業低迷、大家都在退場的時候正是入場的最佳時機。大宗產品商品周期性強的主要原因有五個。一是供給端的產能周期非常長，比如大型礦山或油田，從發現礦藏、勘探、可行性研究、融資、建設到最終投產，需要5到10年時間，甚至更久。二是需求端對經濟狀況非常敏感，與經濟周期緊密掛鉤，比如對鋼、銅、原油等商品的需求在一個經濟體進入工業化、大規模基建階段時會爆發式持續增長，經濟體進入平穩期衰退期時需求斷崖式下跌。這兩點結合在一起就導致供需總是錯配。產能建設周期長，調節靈活性就低，無法及時應對較大的需求波動性。價格低的時候，誰也不願意擴建產能，導致產能萎縮，此時需求卻又上去了，供不應求，價格開始大漲，大家紛紛上產能，等產能都建好了，需求又萎縮了，供過於求，價格開始大跌。就這樣周而復始。這也是為什麼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為台積電確定的一個方針是，逆周期建設產能。當然這需要極大的勇氣。除了大宗商品的供需特徵本身就已經決定了其周期性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金融屬性的放大器效應。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大宗商品不僅是實物，更是重要的金融資產，其金融屬性又放大了價格波動的幅度。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多以美元計價，美元指數的強弱與商品價格通常呈反向關係。美元走弱，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降低，且因美元利率走低持有大宗商品的機會成本降低，再則市場流動性增加，三大因素疊加，大宗商品價格就上漲；反之，美元走強，大宗商品價格就下跌。金融衍生品進一步放大價格的短期波動，投資者或者投機者通過金融衍生品對商品價格進行避險或者投機，推波助瀾。大宗商品的供需錯配加上其金融屬性使得價格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企業往往基於價格預期“補庫存”或“去庫存”，也就引發自我實現效應，加劇價格的起伏。第四個原因是供應的外部衝擊。比如政府直接下場大力扶持一個行業，導致產能建設脫離供需關係約束，加劇此後的供過於求，或者政府直接下場大力整治一個行業，導致產能減少脫離供需關係約束，加劇此後的供不應求，人為地加劇了已經像過山車一樣的周期性。還有一種外部衝擊是戰爭、制裁、自然災害等地緣政治事件與突發事件。原油價格在疫情、俄烏戰爭期間的表現就是例子。最戲劇性的例子莫過於美伊戰爭以來的原油價格。隨著川普一天一TACO，油價一天暴漲，一天暴跌，將外部衝擊對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演繹到極致。第五個因素是需求的外部衝擊，比如，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與建築業高度相關的螺紋鋼、鐵礦石等“黑色系”商品需求進入長期下行通道。再比如AI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對晶片的需求，AI資料中心的建設產生了對銅、鋁、鋰、鈷等金屬的全新的、持續性的巨大需求。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最近兩年來的“儲存大狂歡”。AI大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需要處理海量資料，這對資料儲存的容量、速度和頻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一台AI伺服器對儲存的需求是傳統伺服器的8到10倍。這直接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儲存需求激增，引發了所謂的“儲存超級周期”。總之，這五個因素導致大宗商品市場周期性很強。當年“土豆大王”辛普勞是否知道這五大因素呢？他未必明確地知道經濟學家、金融學家用的這些術語，但是道理他肯定都知道。他基於這些道理分析了一下晶片行業，發現晶片比薯片更像大宗商品，周期性極強。而當時美國的半導體公司幾乎都已退出了儲存行業，正是入局的好時機。於是立即做了一個投資史上最英明的決策之一，投資美光。大家不要覺得賣薯片的怎麼能做晶片，三星的創始人李秉喆最早賣小魚乾，後來進軍半導體行業，現在三星是全球三大儲存晶片巨頭之首，其次是韓國SK海力士，再次才是美國美光。可見，做什麼產品不重要，懂什麼道理才重要。說到底，產品只是道理的載體。02 遊說政府，美光的競爭法寶之一“土豆大王”辛普勞帶給美光的不僅是資本，還有他基於土豆行業打拚多年的經驗與智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遊說政府，這可說是美光的一大競爭法寶，沒有這個法寶，美光早就被日韓打趴下了。辛普勞曾經成功遊說美國政府增加對日本土豆的關稅。當時日本對美國的土豆徵收了極高的關稅，辛普勞十分憤怒，認為美國政府出於公平性以及糧食安全、國家安全的考量，應該徵收“對等關稅”，保護美國土豆種植商與加工商。這個邏輯用在晶片上，更有說服力了。晶片是當今世界的石油，如同20世紀的社會離不開石油，21世紀的社會則離不開晶片。萬物皆需芯，晶片不僅是數字經濟的基石，更是重塑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的核心資源，晶片在21世紀的戰略地位怎麼講都不誇張。沒有史料記載當年辛普勞的具體說辭，大致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美國政府並不需要太多遊說，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對於晶片的戰略重要性就有了充分的認識。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陷入恐慌，為了贏得太空競賽，美軍急需在導彈和航天器上減重，而積體電路（晶片）體積小、重量輕的特性完美契合了這一需求。仙童半導體公司拿到了阿波羅登月計畫的巨額訂單，兩年內銷售額翻了40倍。德州儀器則成為“民兵Ⅱ型”洲際導彈的主要供應商，佔據了當時美國空軍晶片採購額的60%。美軍不計成本地採購，好比“天使投資人”，幫助矽谷廠商完成了從實驗室樣品到規模化生產的躍遷。到了8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憑藉高品質和低成本將美國矽谷英特爾、AMD等半導體企業打得面臨倒閉。矽谷企業家們與“土豆大王”辛普勞一起大力遊說政府。起初，軍方對商業競爭持觀望態度。直到1986年，IBM指出如果日本壟斷晶片，將危及IBM在電腦領域的霸權。作為軍工和大型機巨頭的IBM在華盛頓擁有巨大影響力，它的加入讓晶片企業不再孤立無援。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迫限製出口並開放市場。作為第一個向美國商務部投訴日本企業傾銷DRAM產品的公司，美光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銷售額增長了10倍。1987年，“晶片之父”、英特爾創始人之一羅伯特·諾伊斯領導成立了“半導體製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美國國防部每年撥款一億美元支援。諾伊斯等人向五角大樓灌輸了一個核心觀點：“將作為國防基礎的科技創新建立在依賴外國（那怕是盟友日本）的基礎上，對美國而言是不可承受的。”當然，此後晶片行業的大發展主要得益於民用市場，而不是軍用市場，不過晶片行業對政府的遊說從沒有停過。其中系統性最強、力度最大的就是美光。2018年至2022年間，美光向美國政府提交了170多項遊說內容。它也是唯一提出大量關於中國及競爭相關問題的美國半導體公司。2022年8月9日，《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由總統拜登簽署生效。該法案的核心目標是重振美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確保其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並以此應對來自中國等國的戰略競爭。自法案生效以來，美國商務部已啟動資金分配，多家全球半導體巨頭已宣佈在美國的投資計畫並獲得補貼。比如台積電獲得66億美元聯邦補貼，用於其亞利桑那州的晶圓廠建設。美光是《晶片與科學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是美國政府扶持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的核心對象。截至2026年4月，美光從該法案及相關配套政策中獲得的好處遠超最初的預期，直接資金補貼高達一百多億美元，稅收優惠近250億美元，市場戰略紅利更是難以量化。市場戰略紅利至少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作為美國唯一的本土儲存晶片製造商，美光在法案中被視為“涉及國家安全的資產”，這使其在獲得政府訂單和國防合同方面擁有天然的政治優勢。二是，美光在HBM（高頻寬記憶體）領域落後於SK海力士和三星，通過《晶片法案》的資金支援，它得以加速建設紐約工廠，專門生產HBM，試圖在AI爆發的2025～2026年窗口期縮小與韓國對手的差距。不過，美光的遊說策略也使其在中國遭到反噬。2023年，中國網信辦宣佈對美光進行網路安全審查，並禁止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營運者採購其產品。美光在中國市場的營收佔比從2023年的14%一路下滑至2025年的7.1%。這次美光繼續遊說，它在中國的營收應該會繼續下跌。03 美國的“血汗工廠”雖然遊說政府成功，獲得了資金補貼、稅收優惠、戰略紅利，但是仗還得自己去打。美光打硬仗的實力不亞於遊說政府的實力。當年，面對日本企業的窮追猛打，英特爾等公司都退出了儲存市場，轉而開拓CPU這個新市場。只有美光直面日本企業（之後又是韓國企業）的挑戰，成為美國唯一倖存的儲存晶片公司。這背後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光沒有設在矽谷，而是設在內陸小城愛達荷州的博伊西。不像在矽谷，員工被辭退後出門右轉開車幾分鐘就可以找到新工作，在博伊西，員工被美光辭退後很難找到工作，所以他們非常珍惜在美光工作的機會。工會形同虛設，甚至成了管理層的同夥。美光的人工成本比矽谷企業低很多，辦公室、廠房、水電、稅收、環保、合規等其他各項成本都遠低於矽谷企業。CEO帕金森出了名地摳門，淡季時他會調暗走廊燈光以省電，危機時全員降薪，裁員50%也是常有的事情。他強調，儲存晶片周期性崩盤，我們只能靠比對手更能扛虧損、更能壓成本活下來。早期員工則直言“我們就是給血汗工廠打工的心態”。也就是說，早年美光之所以能夠扛過日韓企業的競爭生存下來，就是因為它在美國內陸小鎮複製了日韓企業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和低人權的生存理念。美光熬了半個多世紀，終於迎來了AI時代儲存晶片行業的大爆發，成為美國AI戰略版圖上不可或缺的一塊，它必定會發揮其遊說政府和血汗工廠的“競爭優勢”，抓住這個超級周期帶來的大機會，試圖更上層樓。 (秦朔朋友圈)

時間往回倒半年，聞泰、安世半導體與荷蘭的“紛爭”中，隨處都可以找到今天Manus的影子。4月27日，監管依法禁止美國科技巨頭Meta收購中國AI企業Manus，並要求撤銷該交易。對Manus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20億美元的交易泡湯了，管理層、核心員工、投資人等也失去了一個“絕佳”的退出機會。Meta收購Manus來得突然，但被叫停在情理之中——監管動作本質上就是跨境併購被發了一張出局的“紅牌”，類似案例在科技網際網路等行業不少見，只是在國內相關案例不多，算得上是《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2021年實施以來罕見的被禁止的外資收購案。雙方的收購案，我也關注很久，原以為會是商務部主導，但最終發出“撤銷交易禁令”的卻是發改委。Manus的20億美元交易案官宣即引起軒然大波。Manus創始人肖弘。圖片經過AI處理但更早之前，Manus其實就已經在為被收購準備，包括裁員，遷移至新加坡，核心目的就是將自身改造為境外公司。交易簽約後旋即交割，絲毫不拖泥帶水。只是，在行業大背景下，交易如果觸碰監管紅線，百般設計最終都歸於無用。我在開頭提到“聞泰、安世之爭”，對Manus來說，把聞泰、安世、荷蘭三方對號入座，你會發現收購都已經過去7年了，荷蘭監管方還在出牌干預，就好理解了。這裡如果要下一個結論：“跨境併購”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叫停。2026年1月份，由於Manus普遍被認為擁有先進技術，轉型成為境外企業隨即被監管關注。其中，商務部當時明確表示，會同相關部門，依據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等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調查。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此次發改委禁止交易的法律依據——《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在國內，鮮為人知的是，國內外資併購領域首個安全審查、最終折戟的標誌性案例是從2005年底啟動的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集團。彼時我剛入職場，所在機構代表凱雷。收購徐工集團的交易非常曲折，延綿數年。各方試圖調整結構獲得監管放行但最後不果。當時交易也被業內質疑價格低估，但監管的考慮肯定不是價格這麼簡單，最終也因為這一“失敗”的併購案例，催生了中國的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雛形。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即以第10號令公佈《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要求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權，涉及重點行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的，當事人應進行申報。中國境內的併購從此有法可依，但彼時吸引外資為主流，該制度極少運用。其中，安全審查的一個根本特徵在於：一旦觸底線則交易失敗。此次監管部門叫停Manus的“20億美元併購案”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一家中國企業將人才、中國開發的技術搬遷到境外，將業務化整為零轉型為一家境外結構的公司，仍會被視為中國企業。在此基礎上，外資收購境外公司被視為收購中國企業，由此觸發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更大影響是，即便交易已經完成，也可以將其撤銷，這是前所未有的。但大家要知道撤銷交易是一個境外監管機構長期實行的權力，而非中國獨創，美國國家安全審查制度（CFIUS）非常有名，要求字節跳動剝離TikTok股權，這事依舊曆歷在目，類似的法規制度歐洲諸國基本都有，也多有規定通過分拆交易、轉移智慧財產權等手段規避監管的行為無效。除了國家安全審查，Manus交易還可能觸及了三條紅線：出口管制、資料出境安全、境外投資。關於出口管制，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會管制？但如果看看OpenAI、Anthropic這幾家和五角大樓的合作，傳聞在委內瑞拉事件中Claude模型等相關技術的應用，就能找到答案，它們可以被劃歸到軍民兩用物項，也就需要兩用物項的出口許可。另外，大語言模型、Agent等相關技術雖未被直接列入禁止出口技術範疇，但屬於限製出口的“資訊處理技術”，此類技術的跨境轉移須事先向商務部門申請出口許可證。違反出口管制的後果主要是處罰，而非恢復原狀。比出口管制更需要注意的是資料出境安全。Manus雖然不提供基座模型，但使用者和收入增長的速度都極快，在被收購的新聞稿中，Manus的原話是：Manus 已經為全球數百萬使用者提供服務、創造價值。此類資料的跨境轉移的合規是中國監管的審查重點之一。根據規定，網路平台營運者若掌握超過100萬使用者個人資訊，其資料出境必須向監管申報安全審查，但Manus此次是否構成違規，相關公告未直接提及。境外投資也是一道檻。Manus的技術、團隊遷往新加坡，這一行為屬於重組，嚴格來講也是“對外投資”的一種模式。不過，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分為敏感類與非敏感類項目。人工智慧領域因涉及技術安全與資料安全，應歸入“敏感行業”，需向主管部門申請核准，若未履行核准或備案程序即開展投資活動，將被認定為違規。但對外投資一旦木已成舟，補救措施有限。但要注意，上述單個“紅線”都不能讓交易無效化。相比之下，外商投資的安全審查是最合適的規則，可以責令交易無效。在Meta收購Manus一案中，交易在交割後被監管撤銷，是首次採用的措施——交易撤銷後，交易方應退回到交易前的狀態，賣方退回錢款，買方退回股權，企業股東恢復原狀。如果要就Meta收購Manus的個案來談：Meta退出，20億美元退還，Manus恢復其原有的股東結構。Meta會拿著20億美元一聲不吭的退出？這是一個好問題。從專業性的角度來看，Meta大機率在交易的條款上會對交易失敗作出聲明，一旦出現這個問題，就看Meta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更為關鍵的是：錢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我都看過你的演算法、看過你的技術架構了，我怎麼退給你？不要擔心，專業的問題會有專業的團隊來做，這可以參考輝達H200的出口規定，美國商務部要求每批出口的H200晶片在出口前，必須由美國合格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抽檢。在這件事情上，對Meta來說，不遵守監管規定，風險就在於未來被核查出來使用了這樁失敗的併購案中涉及到的技術細節，而監管要求“交易撤銷”字面上就很明確：如果繼續使用就算是竊取。在很多使用者眼中，Meta的臉書、Instagram等業務都已不在中國境內營運，但實際上這家社交巨頭每年在中國客戶身上獲得的收入接近200億美元，佔其全球收入的10%。再回到收購案本身，一個值得深思問題是，轉移到境外的智慧財產權、技術、資料應該如何監測處理？畢竟，技術的本質是一種知識，知識一旦分享就無法抹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Manus相關技術出境被認定存在違規，可能不僅要面臨前面提到的交易復原，也還會面臨處罰，還可能會被要求對處於境外的技術建立防火牆，禁止其洩露到企業之外，甚至防範外籍人士接觸技術。也有人在推論：將Manus資產剝離給新買家、回售原有投資人。我的看法是，交易撤銷、交易復原的字面意思已經很明確，回歸原有的所有權和治理架構，即便未來要出售，被境外公司、資本收購，很難被視作一條好出路。站在外資的立場上看，這也是一種強烈訊號，針對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新興企業的跨境併購應該如何推動合規。當然，如果一開始頂層設計就是人才、技術、營運都在境外的企業就另當別論。 (芯師爺)

今天，一筆跨境併購交易被中國發改委正式叫停了。Manus收購美國AI初創公司WaveAI，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矽谷AI團隊被國內資本接盤的消息。但這一次不太一樣，不是因為價格沒談攏，也不是因為技術路線不合，而是來自發改委的一道審查紅線。坦率的講，我剛開始看到新聞標題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又來了”。這些年，跨境技術併購被攔下的案例不少，理由大多圍繞國家安全、資料出境、關鍵技術流失這些關鍵詞。但仔細看完公告原文，我發現這次真的不太一樣。這不是一次對單一併購的行政干預，而是一場監管範式的範式轉移。什麼意思呢？傳統的跨境併購裡，VC和創業者普遍相信一套邏輯，註冊在新加坡、呼叫海外API、走境外交易，就能合法繞開監管審查。你去看過去三年裡那些出海AI公司的結構，差不多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國內團隊搞研發，境外主體拿融資，技術服務協議一簽，資料“合規”出境。這套邏輯建立在主體形式優先的監管框架下。坦率的講，過去的監管看的是“誰在紙上籤字”，而不是“誰在實際控制”。只要你註冊檔案寫得漂亮，股權層層巢狀，VIE架構做得足夠複雜，審查就很容易停留在紙面。但這次Manus案捅破的這層窗戶紙，讓我意識到監管已經換了一套作業系統。說到監管的作業系統，我得提一下這個“四問審查法”。發改委在Manus案裡採用的方法，我把它叫做“四問審查法”。這四個問題很簡單，但每一個問題都在追問同一個東西，經濟實質。第一問，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這不是問“公司註冊地”，而是問你真正寫程式碼、跑實驗、調模型的那群人在那。是在矽谷的辦公室裡，還是在國內一個你從來沒公開過的研發中心？第二問，程式碼在誰的伺服器上迭代？AI公司的命根子是程式碼和資料。你的訓練程式碼是在AWS、GCP這些海外雲上跑，還是在阿里雲、騰訊雲的國內region裡？每一次git push，IP地址指向那裡？第三問，資料閉環從那裡形成？你的訓練資料從那裡來？標註團隊在菲律賓還是在中國？使用者資料回流到那個資料庫？資料清洗、預處理、特徵工程這一整套pipeline，物理位置在那？第四問，系統控制權握在誰手中？誰有權限部署新版本？誰能訪問生產環境的金鑰？遇到安全事故，是誰在半夜三點爬起來重啟伺服器？這四個問題，定義了AI企業的經濟實質。註冊地、融資幣種、交易結構，全都不再是保護傘。因為監管開始明白一件事，在AI時代，程式碼在那裡，研發團隊在那裡，資料在那裡，控制權在那裡，這家公司的靈魂就在那裡。紙面上的股權結構可以設計得天花亂墜，但技術資產的物理位置和人的地理位置，是騙不了人的。這就好比，你可以把公司註冊在開曼群島，但如果你所有程式設計師都在深圳科興科學園裡寫程式碼，所有訓練資料都躺在貴州的資料中心裡，那這家公司的經濟實質就在中國，開曼群島只是個殼。這聽起來像是常識對吧。但就是這個“常識”，在過去幾年被無數跨境架構刻意模糊掉了。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離岸殼的黃昏可能真的來了。Manus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一家公司被叫停。而是這套“實質重於形式”的邏輯一旦確立，未來會適用於每一家跨境AI企業。你想啊，如果監管開始用這四個問題去審視所有出海AI公司，會發生什麼？那些正在搭建“國內技術+境外主體”架構的創業公司，突然發現自己暴露在一個全新的風險敞口下。你以為你安全著陸了，你以為你的VIE架構天衣無縫，你以為你的技術服務協議寫得滴水不漏。但當監管問你“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的時候，你怎麼回答？你說“我們在矽谷有一個小辦公室，但實際寫程式碼的大部隊在杭州？”你說“我們的演算法工程師大部分在中國，但我們有遠端協作工具？”你說“我們的資料存在海外，但每天晚上同步回國內做備份？”每一句回答，都在暴露你的經濟實質。這讓我想起十年前的中概股回流潮。當時也是一樣，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業務全在國內，利潤全來自中國消費者，但在美國上市。後來監管開始追問“實際控制人是誰”“業務實質在那裡”，一大批公司不得不拆VIE回A股。現在的AI出海，像是那場大戲的2.0版本。只是這次的主角從電商、社交、遊戲，換成了更敏感、更核心的AI技術。該不該對HeyGen“秋後算帳”？說到這兒，就繞不開HeyGen。這家公司去年從國內遷出，把主體、團隊、程式碼、資料全部搬到海外，完成了所謂的“金蟬脫殼”。當時很多人覺得，HeyGen是聰明人，提前嗅到了監管風向，安全著陸了。現在Manus案一出，我覺得該重新審視這個案例了。HeyGen那種“覺得自己安全著陸”的心態，恰恰是這套舊邏輯最典型的代表。他們以為，只要把註冊地改了，把合同簽了，把伺服器遷了，就真的從監管的視線裡消失了。但按照“四問審查法”的邏輯，HeyGen真的安全了嗎？核心研發團隊在那裡？HeyGen的核心演算法團隊，大部分成員是不是還在中國？就算人物理上搬到了矽谷，他們的技術積累、程式碼倉庫、訓練資料，是不是還深深地根植於過去幾年在國內的研發？程式碼在誰的伺服器上迭代？就算現在用的是AWS，那些預訓練模型的checkpoint、那些fine-tuning的程式碼庫，最初的訓練是在那完成的？資料閉環從那裡形成？HeyGen的早期使用者資料、人臉資料集、語音樣本，有多少是來自中國使用者？系統控制權握在誰手中？就算公司註冊在美國，實際做技術決策、決定產品路線圖的人，是不是還是一群中國背景的創始人？我不是說HeyGen一定有問題。我想說的是，如果監管開始用“實質穿透”的視角來看HeyGen，那所謂的“安全著陸”可能只是個幻覺。你以為你脫殼成功了，但你的技術實質、資料實質、團隊實質，可能還牢牢地錨定在中國土壤裡。這就引出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該不該對HeyGen這種案例「秋後算帳」？我的觀點是，應該。但不是為了懲罰誰，而是為了確立規則。如果HeyGen這種“金蟬脫殼”被默認為一種成功的規避策略，那它就會成為所有AI創業公司的標準操作手冊。大家會想，反正監管只看形式，那我們就把形式做到極致，國內研發偷偷做，境外主體公開融，等到時機成熟，一夜之間全部搬走。這會導致什麼結果？最優秀的AI團隊、最核心的技術資產、最有價值的資料，都會在監管眼皮底下“暗渡陳倉”。等到監管反應過來，可能已經晚了。所以，對HeyGen“重啟調查”，不是要把它抓回來，而是要向整個行業傳遞一個清晰的訊號：新的遊戲規則已經來了。“實質重於形式”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會落實到每一筆交易、每一個架構、每一次技術出海的審查裡。你想走可以，但必須光明正大地走，必須把經濟實質說清楚，必須接受監管的問詢。否則，你以為的安全著陸，可能只是暫時的錯覺。監管的革命與AI創業的宿命聊到這裡，我覺得有必要把鏡頭拉遠一點。Manus案也好，HeyGen也好，背後是一個更大的命題，在AI這個高度敏感的領域，國家主權、技術主權、資本自由，這三者該怎麼平衡？過去十年，網際網路創業信奉的是“資本無國界，技術無國界”。一個想法在中國誕生，可以去美國融資，可以去新加坡註冊，可以去全球市場擴張。監管被默認是“需要繞開的障礙”，而不是“需要對話的夥伴”。但AI不一樣。AI技術天生帶有國家安全屬性。訓練資料的敏感性、模型的可解釋性、演算法的雙用性，每一個維度都牽動著監管的神經。當AI開始滲透到國防、金融、醫療、司法這些關鍵領域時，技術的“國界”就會變得越來越清晰。監管從“形式合規”轉向“實質穿透”，是對這種新現實的回應。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你看看美國CFIUS怎麼審查TikTok，看看歐盟AI法案怎麼定義“高風險AI系統”，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監管的觸角，從紙面協議延伸到技術實質。在這個大背景下，AI創業的出海套利模式，可能真的走到頭了。你不是在做一個社交APP，不是在做一個電商平台，你在做的是可能改變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技術。監管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結果會怎樣呢？意味著AI創業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你是在為中國市場做AI，還是在為全球市場做AI？你的技術路線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你的資料策略是本地化的還是全球化的？你的團隊結構是集中的還是分散的？這些問題，不再只是商業問題，而是戰略問題。時間的河流寫到這兒，我突然想起一個畫面。去年我跟一個做AI安全的投資人聊天，他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現在的AI監管，就像是在一條湍急的河流裡摸石頭。石頭是真的，但河流太急，你摸到的可能只是上一秒的石頭。”Manus案就是一塊剛摸到的石頭。它告訴我們，監管的河床正在變化。以前那些看似堅固的“形式合規”石頭，可能已經被水流沖走了。新的河床是“實質穿透”，是四個問題的追問，是經濟實質的拷問。作為創業者，你要做的不是抱怨河水太急，而是學會在新的河床上站穩。該把研發團隊放在那裡，就把研發團隊放在那裡。該把資料存在那裡，就把資料存在那裡。該接受什麼監管，就接受什麼監管。不要試圖用紙面架構去欺騙監管河流。因為河流的沖刷是永恆的，而紙面的墨跡遲早會被沖散。離岸殼的黃昏，不是AI創業的終點。它只是一個提醒，在這個時代，做AI不僅需要技術勇氣，還需要戰略清醒。知道自己的實質在那裡，知道監管的邊界在那裡，知道世界的期待在那裡。然後，坦誠地走下去。畢竟，真正偉大的技術，從來不是靠躲藏和偽裝實現的。它需要陽光，需要對話，需要規則，也需要信任。而這一切，從說出“我的核心研發團隊在這裡”開始。 (識焗)

叫停Meta收購Manus的新聞一出來，眾聲喧嘩。有人叫好，有人皺眉，有人擔心外資VC的積極性，有人擔心中國創新受傷害。先亮明看法：該叫停，而且不能僅僅叫停。禁止這單交易，只是一個動作；真正重要的，是後面一系列要補的功課。本篇文章想跟您聊四件事：1. Manus遠遠不是第一個，但希望它是最後一個；2. 是誰推著Manus們走上這條路；3. 除了叫停，我們還應該做什麼；4. 如果你正好是一位猶豫向左還是向右的創業者，我們可以說說心裡話。四家公司的心照不宣如果只看Manus一家，你可能覺得這次有點小題大做。但把時間線放長一點觀察，就會發現，監管這次出手，不是針對具體那一位，而是已經不在座的很多位。Zoom：第一塊被人記住的“樣板”Zoom的創始人袁征，1997年從中國去了美國。很多人以為Zoom是一家純粹的美國公司，但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核心研發團隊一直在中國——蘇州、合肥、杭州都有大規模的工程師團隊。在新冠疫情前，Zoom的研發人員有超過七成在中國。中國工程師成本低、交付快、質量穩，Zoom靠這套“美國前台+中國後台”的結構，打下了全球市場。疫情暴發期間，Zoom因為在家辦公的風潮而日漸火爆，但因為資料管理上的一些瑕疵，佩洛西等政客開始大肆炒作，質疑其安全性乃至忠誠性，並要求袁征出席國會聽證會，質疑其與中國存在不當關聯。緊接著就是Zoom系統性的“去中國化”壓力——把研發遷出中國、減少中國員工比例、調整資料儲存地。這個過程當時並沒有引發國內的強烈反應，但因為其“果斷”的切割以及看似平滑的業務遷移，為後來一些勢力推動“去中國化”提供了參考和借鑑。Heygen：走得更徹底的範本Heygen的故事更典型。它的前身是詩云科技，2020年成立於深圳，創始人是原Snapchat的中國工程師徐卓。做的是AI數字人和視訊生成，早期核心團隊30人幾乎都是中國人，早期獲得的投資來自中國本土的百度風投、紅杉中國、真格基金和IDG，是個純粹的中國創業公司。公司的產品因為讓泰勒·斯威夫特在視訊中開口說中文而為網民熟知。轉折發生在2023年前後。據媒體報導，Heygen獲得美國風投Conviction Partners領投560萬美元，整體估值達到7500萬美元。Conviction Partners的創始人Sarah Guo直接頂替了紅杉中國在HeyGen董事會的席位，並公開表示，“過去一年半以來，大環境變化很大，徐卓說得非常明確，我們要搞清楚我們的投資者群體、我們的使用者群體和我們的資料中心，也要明白不能有政府的影響”。緊接著，Heygen又獲得美國VC Benchmark領投的6000萬美元融資，估值達到約5億美元，將上述中國投資者徹底清洗出公司，品牌名從“詩云”改成“Heygen”，註銷中國公司。員工兩個選擇，搬遷到北美工作，或者離職。現在Heygen的官網上，幾張中國面孔的介紹裡看不出任何曾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痕跡。Manus：路徑雷同，但動靜更大到了Manus，劇本幾乎一模一樣。肖弘來自江西小城，在武漢讀大學，軟體工程專業，2022年創辦“蝴蝶效應”。武漢給了他優質的人力資源和辦公補貼，國內自媒體用“炸裂”體標題把Manus捧紅。但根據前員工向外媒的描述，Manus從一開始就在開曼架構下、在新加坡設實體，說明出海是“預設路徑”而非“後來選擇”。真正的臨界點，同樣是在Benchmark投資進來之後。前員工透露，Benchmark進來不久，Manus就通知員工徹底關閉中國業務，不願搬遷的員工被裁撤。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Miromind：一個更複雜的續集Manus事件還沒完全平息，Miromind又進入了公眾視野。Miromind是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個人出資成立的AI公司，註冊在新加坡，對外宣稱“總部位於加州”。2025年5月，它聘請了清華大學副教授代季峰擔任首席科學家。代季峰此前在商湯科技擔任執行研究總監，是電腦視覺領域的知名學者。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稱，Miromind早期大部分研究在中國完成，2026年1月公司要求中國員工搬遷到新加坡或日本，為此還推出過“搬家激勵政策”——願意搬的漲工資、給股票、給補貼，但這個政策很快被撤回。代季峰隨後離職，對外媒表示離職原因是“無法接受公司要求AI研究人員遷出中國”。Miromind隨即發佈內部通報，指代季峰“商業誠信違約”，說他今年1月就主動提出離職、要求帶走15%股權和國核心心骨幹，甚至要求“無條件、無期限、不可撤銷、免費”使用Miromind的智慧財產權。此事尚無定論，但無論那一種情況，都指向同一個事實——圍繞中國AI人才和技術的跨境流動，已經出現了一整套成熟的操作手法，背後有人、有錢、有路徑。Zoom的“後台遷出”，Heygen的“整體遷移”，Manus的“越洋變現”，Miromind的“未遂搬遷”。四個故事，四種姿態，但大家基本上都拿到了相似的劇本。這就不是偶然了。誰在推動這些公司的“去中國化”？推動這件事的主力，是一批美元VC。要理解它們為什麼推，得先理解它們的“衣食父母”——LP（出資人）。美元VC的錢，大頭來自那裡？美國的大學捐贈基金、養老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家族辦公室。這些LP近幾年的日子也不好過：一方面，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中國敞口”查得越來越嚴；另一方面，拜登時期出台、川普時期延續的對華投資限制行政令，直接把AI、半導體、量子領域的中國投資納入了禁止或申報範圍。於是LP的態度變了。很多基金在新一輪募資的時候發現，要是投資組合裡有明顯的“中國AI資產”，就拿不到錢。一些LP甚至在出資協議裡明確寫入了“China exposure”條款，要求基金主動規避。這一壓力，順著“LP→GP→被投企業”一層層傳導下去。在這條鏈條上，幾家美元VC的名字反覆出現。典型的如Benchmark——Manus事件裡的關鍵推手。前員工向外媒透露，正是Benchmark進入之後，Manus才徹底關閉中國業務、裁撤未搬遷員工。這家老牌矽谷基金一向以“不做中國投資”自居，它選擇投Manus的前提，就是Manus必須變成“非中國公司”。甚至據前員工說法，美國監管機構事後還在調查Benchmark對Manus的這筆投資是否違反了對華AI投資限制。在Heygen搬遷中非常活躍的Conviction Partners也是一家典型。其創始人Sarah Guo（前Greylock合夥人）看的項目比較早期。根據法律界和創投圈的披露，目前美元基金（尤其是涉及Reverse CFIUS敏感領域的基金）在投資中國背景企業時，通常會採取以下“強制或半強制”措施：第一、回購與清退條款（Trigger Rights）：在投資協議（TS）中加入強制回購條款。如果公司未來面臨Reverse CFIUS審查或被美國財政部認定為“受限外國實體”，美元基金有權要求公司或創始人以高價回購其股份，安全離場。第二、物理與人員遷移：要求核心創始人、CEO、CTO必須“肉身出海”（如搬到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如果國內有研發團隊，必須證明其只是“外包成本中心”，且接觸不到核心模型和美國使用者資料；極端情況下（如 Manus），會要求直接裁撤國內團隊。第三、切斷國內市場：明確要求產品不能對中國大陸市場提供服務（例如封鎖中國IP，不提供中文介面，不支援國內的支付工具），以證明其業務與中國無關。如何應對“去中國化”逆流這次監管層叫停Manus收購案，對市場是一個訊號，但訊號本身不能解決問題。Manus之後，一定還會有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路徑、其他的變種。因為在AI項目巨大的泡沫背後，每一宗“搬遷”背後，都是數十倍回報率的利潤。按照久經考驗的“堵不如疏”的傳統智慧，首先應該讓創業團隊能安心在中國創業，不被高大上的“全球化”敘事（實質上經常就是“美國化”敘事）忽悠。為什麼美元VC推一下，創業者就願意跟著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國內創業環境還存在一些真實的痛點，解決不了，創業者就會用腳投票。在創業者們最重視的業務端，受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及晶片禁令）影響，中國境內企業無法合法、大規模且低成本地獲取輝達最新一代的高端AI晶片，企業在模型訓練和高並行推理時面臨嚴重的算力瓶頸。而像Manus這樣的AI Agent產品，其核心能力高度依賴於呼叫全球最頂尖的閉源大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系列、OpenAI的GPT系列）。然而OpenAI和Anthropic均已明確對中國大陸IP和中國註冊實體實施了嚴格的API封禁。如果保留中國公司主體或中國伺服器，這些初創企業會直接失去使用全球最強“AI大腦”的資格。即使用一些方法規避開這種封鎖，但面對投資方的盡調時，這些方式並不能嵌入合格的商業模式中。在市場端，歐美市場擁有極為成熟的軟體付費文化。無論是企業端（To B）還是個人端（To C），使用者都習慣於每月支付20至200美元不等的訂閱費（Subscription）。正如Manus創始人所言，海外使用者的付費意願可能是國內的數倍，再加上匯率槓桿，這是一個幾十倍於國內的利潤市場。除了利潤，國內市場的“極度內卷”與定製化泥潭也給很多初創企業帶來壓力。國內的軟體與AI市場競爭異常激烈。To C端習慣了“免費+廣告”模式，直接為純軟體工具付費的意願較低；而To B端則面臨著企業客戶強烈的“私有化部署”和“重度定製化”需求，這會極大地拖垮一家只有幾十人的初創公司的研發精力，導致陷入做項目外包的泥潭，無法實現產品的標準化和規模化擴張。最後，在融資變現方面，國內目前的上市和退出管道也確實不夠通暢——A股對VIE架構不友好、港股流動性起伏大、科創板對純AI應用類公司稽核偏嚴、北交所還在培育期……這就逼得創業者要麼硬上A股排隊五年、要麼跟著美元走出海。即使融資順利，股權激勵、期權行權便利度也仍然存在很多進步空間。這些內容值得再專門寫一篇論文了，核心意義是，讓創業者從“不能走”，變為“不願走”。不要把“全球化”當成狹隘的“美國化”當然，我也想跟創業者說幾句不唱高調的真心話。中國AI市場的真實潛力，你可能低估了。很多創業者被美元VC一忽悠，就覺得“中國市場不行了、要去美國”。這種判斷其實不精準。先說資料。中國14億人口、超10億網際網路使用者、工業門類全球最齊全——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是全球獨一份的、能給AI提供足夠訓練素材和應用場景的超級市場。一個醫療AI產品，美國可能面對的是50家醫院的樣本，中國可能面對的是500家。一個智能客服產品，美國一家SaaS公司能覆蓋的客戶有限，中國光是電商、金融、本地生活三個場景，就夠養活幾十家獨角獸。再說工程師。中國每年培養的STEM畢業生總數，超過美國、歐洲、日本加起來的總和。單位算力下的工程交付效率，中國團隊目前依然全球領先。這不是誇張，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優勢和速度優勢。DeepSeek、通義、豆包、Kimi這幾家能在短時間內把大模型能力追上來，靠的就是這個底子。再說應用。美國的AI在基礎模型上領先，但在應用落地上，中國的活力一點不弱。微信生態、支付寶小程序生態、抖音生態——這些“超級應用”裡孕育著海量的AI落地機會。ToB領域，中國製造業、物流業、農業、醫療業的AI改造空間，是美國市場的好幾倍。最後說政策。這兩年從中央到地方，對AI產業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算力補貼、資料開放、場景開放、融資對接——把這些紅利用足，一家公司完全可以在國內做到幾億美金估值、有真實現金流、有真實壁壘。為什麼非要拿去換一張隨時可能被撕掉的美國船票？我想特別掰扯一下“全球化”這三個字。這幾年有一種話術特別流行——“你不出海就沒有全球化視野”“你不去美國就做不大”。但你仔細想想，這句話裡的“全球化”，其實只指向一個地方：歐美，尤其是美國。這是一種被灌輸的思維定式。真正的全球化地圖，比這大得多。看“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40多億人口、GDP總量超過全球三分之一。中亞、東歐、中東、東南亞、南亞——這些地方對中國產品、中國技術、中國商業模式的接受度，遠遠高於歐美。看全球南方，非洲50多個國家、拉美30多個國家、東盟10國，加起來是一個廣闊的，還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的、對中國有真實需求的巨大市場。現成的成功樣本已經很多了：- Shein在巴西、中東、東南亞賣到爆；- TikTok真正賺錢的地方是印尼、越南、巴西；- 傳音手機佔據非洲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被稱為“非洲之王”；- 字節跳動的東南亞業務貢獻了大量增量收入；- 華為在中東、非洲的5G和雲業務，是歐美被封鎖之後的重要支柱；- 比亞迪、寧德時代、大疆——它們的全球化主戰場也不在美國。這些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基於真實需求、基於比較優勢、基於互利共贏，而不是基於“攀附強者”的心態。如果你做的是AI，中東的主權基金正在大把撒錢投資AI基礎設施；東南亞各國對本地化大模型求賢若渴；拉美的電商、金融、醫療數位化浪潮剛剛起步；非洲的農業AI、教育AI有巨大的社會價值空間。這些機會窗口，比擠在矽谷紅海裡卷估值，不知道香多少倍。最後的話：豺狼來了有獵槍目前來看，Manus案裡真正“挨打”的是公司本身和幾位創始人。但真正的策劃者、推動者——那些GP、那些顧問、那些FA——幾乎毫髮無損。他們下一單，照做不誤。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結構性漏洞”：懲罰不了推手，這件事就停不下來。我的幾點具體建議：建立“不受歡迎投資機構名錄”。參考美國實體清單的思路，但做得更透明、更規範。標準要明確：比如系統性要求被投企業關閉中國業務的、協助轉移核心技術人員的、在投資協議中加入“反中國”條款的，納入名錄。納入之後的後果：限制其在中國的發展機會、限制其合夥人在國內的市場准入、對其已投企業的國內業務加強審查。中介機構同樣要追責。那些幫忙做遷址架構、幫忙做開曼設立、幫忙做跨境稅務籌劃的律所、投行、FA，如果明知交易目的是“系統性搬遷”還提供服務，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和行政責任。這一塊目前幾乎是空白。對個人層面的行為要有精準約束。比如對那些系統性參與策劃、反覆操盤類似交易的GP合夥人，限制其擔任境內上市公司、國有基金的相關職務。這不是擴大化，而是“行為倒追責任”——讓個人選擇和個人代價掛鉤。關鍵是要劃清邊界，對事不對人。一個美國GP偶爾投了一家後來出海的公司，這不該被追究；一個GP連續三年、十幾筆交易都在操盤“去中國化”，那就是不同的性質。標準公開、程序透明、允許申訴——這才是成熟政策該有的樣子。此外，基於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也要給合規的外資留一條光明大道。中國AI創業生態要健康發展，離不開多元的資本來源。所以政策設計必須精細——區分“正常跨境投資”和“系統性搬遷操盤”。前者歡迎，後者約束。判斷標準不看資本國籍，看具體行為。探索“白名單外資基金”機制。對願意遵守中國法律、承諾一定比例資金用於境內投資、不參與推動被投企業遷址的外資機構，給予便利化待遇——包括QFLP額度、外匯匯兌、稅收優惠等。把“好學生”識別出來。擴大QFLP和跨境理財通試點。讓合規的美元資本有合法進入和退出的通道，而不是逼得大家都去走灰色路徑。保持對話窗口開放。定期召開外資基金圓桌、聽真實訴求、解釋政策意圖。很多誤會是“資訊不對稱+情緒化傳播”造成的，坐下來談大多能化解。核心原則是一句話——我們反對的是“把中國當跳板”，不是“外資本身”。這條界線劃清楚了，中國的創業生態才能既守得住底線，又保得住活力。回到文章開頭那個問題——Manus被叫停，我們該怎麼看？一句話：叫停是必要的，但叫停只是開始。叫停是一個訊號，告訴市場和資本——中國不接受“把我當跳板”這種玩法。這個訊號必須清晰、必須有力、必須一以貫之。但如果僅止於此，叫停就會變成“頭痛醫頭”。真正重要的，是這個訊號之後的系統工程：讓留在國內創業的人有奔頭、讓積極推動搬家的人付出代價、讓合規的外資有光明通道、讓被忽悠的創業者聽到真話。這四件事，一件都不能少。我對這件事是審慎樂觀的。中國這些年在很多領域都經歷過類似的“從審慎到包容”的過程——金融開放、資料治理、產業政策。每一次補課，都伴隨著陣痛，但最後都讓我們站得更穩。AI創業生態也一樣。Manus事件不是終點，Miromind事件不是終點，真正的終點是——當中國的創業者不再需要被人推著走出去，當美元資本不再能把“去中國化”當成默認選項，當“全球化”這三個字真正回歸它本來的含義。到那一天，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建設之路，沒有什麼能阻擋。 (秦朔朋友圈)

中國發改委一紙禁令，徹底堵死“洗澡式出海”！2026年4月27日，國家發改委一紙禁令，直接把Meta和Manus的20億美元收購案按死在搖籃裡，不是暫緩審批，不是附條件通過，而是明明白白的“禁止投資”，很多人可能還在懵：Manus不是早搬去新加坡了嗎？一家新加坡公司被美國收購，中國憑什麼管？先把時間軸拉出來，看看這出大戲是怎麼演的。2025年3月，Manus橫空出世，中文名蝴蝶效應，是由肖弘團隊在國內吭哧吭哧搞出來的AI智能體，能幫你做PPT、寫程式碼、規劃旅行，甚至給AI配了一台“雲端電腦”讓它自己幹活。這在當時，是全球通用AI Agent賽道的絕對領跑者、現象級爆品，也是中國AI在2025年初最具標誌性的突破之一。發佈後3天吸引200萬等待使用者，邀請碼被炒到幾萬塊，短短幾個月，估值從8500萬飆到5億美元，風頭無兩。眼看產品成熟，資本的算盤打響了。2025年6月-7月，這是最關鍵的一步，Manus把總部遷到新加坡，營運主體換成Butterfly Effect Pte。緊接著，國內團隊大裁員，120多人裁到只剩40核心遷往新加坡，中國社交帳號清空，官網遮蔽中國IP。這一套連招下來，表面上看，這已經是一家純正的新加坡公司了，跟中國毫無關係。2025年12月30日，Meta宣佈收購Manus，祖克柏親自操盤，僅十餘天，就敲定20億美元的收購案，肖弘搖身一變，將出任Meta副總裁。可就在大家以為這事板上釘釘，香檳都準備開的時候，國家出手了。2026年1月，風向突變，監管介入。2026年4月27日，發改委一紙禁令，勒令撤銷交易，錢退回去，資料隔離乾淨，這事徹底翻篇。很多人覺得，不就是個創業公司賣身，至於動用國家機器嗎？至於！中國這次出手，根本不是“行政干預”，而是拿著規矩辦事，Manus這一路操作，看似聰明，實則踩了三條絕對不能碰的紅線。第一，技術源頭在那，管轄權就在那。Manus的核心演算法、核心團隊，是在中國武漢和北京的實驗室裡熬出來的。你在中國吃著工程師紅利，把技術樹點滿了，然後換個新加坡的殼子，轉手賣給美國巨頭。這叫什麼？這叫“技術走私”。如果這條路走通了，以後中國所有的頂尖AI團隊，是不是都可以在國內搞研發，成熟了立馬“洗澡”賣給矽谷？那我們還搞什麼自主創新？直接給美國做“人才孵化器”嗎？第二，資料主權，寸土不讓。Manus做的是AI Agent，它要呼叫模型、處理任務、操作網頁。它上線8個月，處理了超過147兆token，建立超過8000萬台虛擬電腦。這些資料那來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國使用者的真實資料。你把在中國訓練出來的模型，連盆端走賣給Meta，這不僅是技術流失，更是資料洩露。今年1月剛施行的《中國個人資訊出境認證辦法》明確規定，資料出境得有認證。Manus這一打包帶走，把中國使用者的隱私往那擱？第三，國家安全，不是兒戲。AI Agent不是簡單的聊天機器人，它是下一代“作業系統”入口。一旦這種能力接入Meta的全球平台，進入辦公、社交、程式碼生產等核心場景，它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產品，而是基礎設施。讓一個骨子裡流著中國血液、掌握中國核心資料的AI，變成美國科技巨頭的武器，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隱患。這事兒最逗的，是美國媒體的反應。華爾街日報、CNN、彭博社連夜發小作文控訴“沒有自由市場”。可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制字節跳動剝離TikTok美國業務，沒人提自由市場，動不動就把國家安全當個筐，沒人提契約精神。美國人習慣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現在迴旋鏢砸自己頭上，知道疼了。 (牲產隊)

央視新聞4月12日晚報導，張雪在接受《面對面》專訪時表示，“在下一場比賽之前，可能會給觀眾潑一盆冷水，告訴大家勝敗是常事，不可能常勝。”張雪回應了“張雪機車新手禁令”。他表示，限購對訂單的影響不止10%，但是大排量的摩托車容易讓人興奮。轉速一拉起來，年輕人就越容易興奮，當控制不住興奮時，可能危險就來了。雖然做這個事，是有利益損失的，但如果這件事引起了社會熱議，促成了駕照分級，也是功德一件。今年少賺點錢，對現在來說可能有點影響，但張雪機車未來要成為世界很高端的品牌時，10年後，再來看今天，就做得很棒，這點損失忽略不計。張雪1987年出生於湖南懷化農村，幼年父母離異，從小跟隨奶奶長大。初中畢業後，他先是去摩托車修理店當學徒，17歲那年，他開了修車行，修車之餘，他全部的時間用來練習車技，那時候他夢想成為一名頂級的職業賽車手。他反覆給當地電視台打電話，希望在節目中展示車技，從而能夠獲得進車隊的機會。然而等攝製組到來拍攝時，他的車技表演並不理想，攝製組急著趕往別的地方採訪，於是就發生了張雪冒雨追趕攝製組的一幕，他希望能夠再給他一次錄製的機會。張雪：當時已經沒有任何機會了，誇張地說是“死馬當活馬醫”，如果不去爭取這次機會，可能就是錯過了，再也沒有了。當時在想這是一個機會，總之不能讓它輕易溜走，反正只要能抓得住，就咬住了不鬆口。最終，攝製組給了張雪充分展示車技的機會。電視節目播出後，張雪賣掉修車行，加入國內越野摩托冠軍張繼星在安徽蚌埠五河縣組建的私人越野車隊，他的身份是機械師和學徒車手。記者：如果他們拒絕了你，又能怎樣呢？張雪：拒絕了就拒絕了，我和那個記者這次春節見了面，交流過這個問題。他問我，如果當時沒有那一期節目，我的人生現在應該會是什麼樣的？我的答案是：應該還是這個樣子，我用的一個詞是“殊途同歸”。那個時候如果沒有這個契機，大機率也會在當年把店關了，背上行囊直接出去找師父了，無論如何，一定會去走這條路。進入車隊兩年多的時間，參加訓練和比賽成為張雪最為快樂的時光，他也奪得了多項國內賽事的冠軍，然而因為身高侷限，車手生涯遇到瓶頸，加上早年國內摩托車賽事少、獎金低，諸多現實條件很難支撐他的車手夢想。2009年張雪再次接受電視台採訪，那時候他離開安徽的車隊，來到浙江金華的一家摩托車生產廠家打工。在節目視訊中，他展示了蒙上眼睛安裝摩托車發動機的絕活。在摩托車廠工作四年，張雪掌握了整車研發、製造、供應鏈全流程。他深刻體會到因為技術壟斷，大排量發動機、電控、精密部件全靠進口，國產摩托一度被視為低價、低端、模仿、沒核心技術的代名詞。他下定決心要造中國的頂級摩托車。 (封面新聞)

“TikTok，我們回來了。”就一句話，一個4秒的視訊，紐約市長曼達尼把自家政府封了整整三年的TikTok禁令，給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沒有冗長的發佈會，沒有繞來繞去的政策解讀。當地時間3月31日上午，這位34歲的新任市長就這麼在TikTok上輕描淡寫地一揮手，宣告紐約市僱員和各部門，重新擁抱這個曾經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的應用。這一幕，看著挺解氣，也特別有意思。它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那些當年把“國家安全”當尚方寶劍、恨不得把TikTok趕盡殺絕的美國政客臉上。三年前，你們說它是威脅；三年後，我們用它來發通知。這中間的“安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明眼人一看便知。把時間撥回到2023年，那會兒全美颳起了一股封禁TikTok的妖風。紐約州、紐約市自然不甘落後，當時的市長亞當斯也跳出來，拍著胸脯說TikTok威脅市政網路安全。那架勢，好像政府人員手機上裝了TikTok，美利堅的網路安全防線就要瞬間崩塌。於是，禁令一下，不僅政府裝置不能用，連官網都給拉黑了。曼達尼自己的TikTok帳號，也從那時起徹底“啞火”，一沉默就是三年。如今禁令是解了，但曼達尼政府的心思，用“又想當那啥，又想立牌坊”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他給TikTok的使用套上了三層“緊箍咒”。裝置專用：想用？行，拿市政府配發的專用裝置。這裝置裡，不能存任何敏感資料，更不能用來處理工作郵件、登錄內部系統。意思就是，這玩意兒就是個純粹的“對外喇叭”，跟政府核心系統物理隔絕。帳號官辦：帳號必須走官方管道註冊，用你的個人信箱？門兒都沒有。一切盡在掌控，不能有任何“野生”的官方帳號亂說話。專人專管：那個部門想營運TikTok，必須指派公關團隊的人專門負責，從發什麼內容到怎麼回覆，全程把關，確保萬無一失。一邊是解禁，一邊是比之前更細的規矩。說白了，曼達尼的小算盤打得噼裡啪啦響：他想用TikTok這個利器來治理城市，但又怕聯邦政府那幫人揪著“安全”的小辮子不放。只能在鋼絲上找平衡，給自己留足了退路，既享受了紅利，又撇清了責任。那麼，為什麼非要冒這個“風險”去解禁？官方的理由倒是一點都不虛：“我們要運用一切可用工具和紐約市民溝通。民眾現在靠市政府獲取免費服務、緊急通知、城市活動這些資訊，TikTok就是我們新開闢的溝通管道。”這話說得太實在了。你看看現在的紐約，傳統的《每日新聞》這些老牌媒體，影響力早就大不如前，看報紙的年輕人還有幾個？而TikTok親民啊！一條15秒的視訊，告訴你那裡可以領免費食物，比印一萬份宣傳單管用；一個簡單的動畫，解釋新的租房補貼政策，比那些法律條文親切一百倍。在緊急情況下，一鍵推送的短影片，更能秒殺所有傳統傳播方式。說白了，不是TikTok離不開紐約市政府，而是紐約市政府的治理，已經離不開TikTok這種高效的溝通工具。而這背後，更關鍵的是曼達尼這個人。34歲，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南亞裔市長，還是第一個出生在非洲的紐約市長。他的政治生涯，就是跟TikTok深度繫結的。競選期間，他就是靠著在TikTok上發犀利又實用的短影片，一步步火起來的，是個貨真價實的“網紅市長”。他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被短影片吸引來的年輕人。如今當了市長，你讓他放棄自己的流量密碼？那是不可能的。禁令一解除，他立馬在TikTok上連發8條視訊，截至發稿，粉絲已經15800，點贊83200。這資料，比他開十場新聞發佈會都管用。他太清楚了，在數字時代，流量就是政治影響力，點贊就是民意基礎。這邊紐約市歡天喜地擁抱TikTok，那邊美國其他地方，還在一根筋地死守著禁令。全美還有數十個州，死死守著“政府裝置停用TikTok”的規矩不放，聯邦政府層面更是一直揪著TikTok的小辮子，國會還差點通過法案逼字節跳動剝離TikTok。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誕的畫面：一邊是聯邦政府和多數州，抱著“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大旗，死活不肯鬆手；另一邊是紐約市，實實在在地撿起TikTok作為治理工具。這事怎麼看？首先，這是美式安全話語的徹底露餡，所謂“威脅”不過是政治博弈的遮羞布。此前美國各級政府封禁TikTok，把“國家安全”喊得震天響，彷彿這款應用就是懸在美國網路安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可現在呢？紐約市政府的操作，直接把這層窗戶紙給捅了個稀巴爛。你們不是說它是“不可控的威脅”嗎？那怎麼現在搞幾台專用裝置、註冊幾個官方帳號，就能“安全使用”了？合著這“威脅”是跟孫悟空的金箍棒一樣，能大能小，全憑你們一張嘴？所謂的“安全”，它就是個筐，什麼地緣政治博弈、黨派利益爭奪，都可以往裡裝。有用時就奉為圭臬，沒用時就棄如敝履。這樣的安全牌，怕不是紙糊的吧？其次，這是美國聯邦制治理分裂的活標本，聯邦講政治正確，地方算民生實帳。聯邦政府把TikTok當成打壓他國的棋子，逼著所有州都跟著站隊，全然不顧下面地方政府怎麼跟老百姓過日子。而紐約市呢？它管的是紐約的街道、地鐵、垃圾、水電，它要面對的是數百萬市民的吃喝拉撒。對於它來說，放棄TikTok，就等於放棄了跟年輕選民、移民社區、低收入群體最直接的溝通管道。聯邦要的是面子，是政治正確；地方要的是裡子，是治理有效。這種各行其是、相互割裂的治理狀態，讓美國的政策體系充滿了矛盾和雙標，也讓所謂的“美國治理模式”成了笑話。你說它是聯邦制？我看它更像是一盤散沙。最後，這是政治傳播代際革命的標誌性時刻，網紅政客的流量法則碾壓傳統政治套路。曼達尼的成功，本質上是短影片時代政治傳播的成功，他跳過了傳統媒體的中介，不用看記者的臉色，不用靠精英媒體的解讀。一條4秒的視訊就能直接和選民對話，這種“去中介化”的溝通方式，徹底改寫了美國政壇的遊戲規則。你再看看那些傳統政客，還在那兒抱著電視廣告不放，花幾百萬美金拍個30秒的競選片，在黃金時段播出，結果年輕人全在刷手機，根本看不見。曼達尼呢？他發條在街邊買咖啡的視訊，順便聊聊對房租的看法，就能收穫幾十萬點贊。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在碎片化傳播的時代，流量就是權力，點贊就是民意，貼近民眾的短影片，比任何華麗的政治口號都管用。而紐約市解封TikTok，更是印證了這種代際更替的不可逆——未來的政治舞台，屬於那些懂新媒體、會和民眾直接溝通的政客，而那些死守傳統套路、只會喊意識形態口號的人，終究會被選民拋棄。 (有理兒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