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社區也好，抱團養老也罷，丁克養老的各類解決辦法背後，也潛藏著這群人對以下命題的探索：在不被傳統家庭定義、物質資源也足夠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體面地老去？封面來源｜unsplash提起“丁克”，你一定不陌生。它從英文“DINK”（Double Income,No Kids）音譯而來，指伴侶雙方都有收入且無子女，是一個縮略語。1987年，美國媒體的一篇報導裡提到，“丁克”由廣告界率先提出，被用來簡略描述出生於二戰後的“嬰兒潮”、有工資收入但沒有孩子的夫妻。1998年，《今日中國》報導，“丁克家庭”也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於中國大城市逐漸增多，這一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等都比較高。三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第一批丁剋夫妻已經步入老年階段。社交媒體上，圍繞其養老生活、遺產分割等話題的討論非常火熱。（圖/微博截圖）放眼當下，“養兒防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持續受到挑戰，年輕一代對婚育採取越來越謹慎的態度，對養老生活的暢想也在發生變化。《新周刊》採訪了兩對在20多年前主動選擇丁克的夫婦，如今，他們已經處於退休或半退休的狀態。年輕時，他們沒有“隨大流”孕育孩子，這一選擇背後，是與父母輩的“切割”、獨立生活的開始；中年之後，他們和疾病共生、與孤獨對話，為養老做各種準備和規劃。（圖/《與瑪格麗特的午後》）在“丁克養老”的個體故事背後，是一個更適老的社會裡各項公共設施和政策的完善，也是不同世代和群體間，關於變老和如何度過一個更有尊嚴的晚年的觀念更新。不生孩子，是我們自己的決定10月，南半球進入春天，雪梨北部的街道兩邊，開滿了藍花楹。上海人Vicky的家就在這片盛放的花叢背後——一幢帶著大院子的兩層房子。2002年，Vicky因工作來到澳大利亞，和比她大10歲的Andy相知相愛。如今，這段跨國婚姻已經進入第22年。談及當初選擇丁克的原因，Vicky脫口而出：“我們都不想要孩子，也不喜歡孩子。”（圖/《苦盡柑來遇見你》）時間回到20世紀90年代，她離家上大學時，和同學在路邊看到推著嬰兒車的家長，同學都會駐足看幾眼，但她一點興趣都沒有。大學第二年，母親由於高血壓突然去世，Vicky沒來得及趕回上海見她一面。母親的意外辭世加深了她以後不要孩子的想法：“母親非常能幹，做生意頭腦很好，但很少為自己著想，留下一堆病。她作為長女要操勞弟妹，又幫外公養老送終，再操心我和哥哥。她的脾氣很暴躁，我和她的關係並不好。”（圖/《媽媽》）Vicky去很遠的地方唸書，包括後來定居海外，也和“逃離家庭”有關。一方面，她知道自己父母那一代人的辛苦——經歷了動盪年代，白手起家，為子女省吃儉用，“新鮮的蘋果不吃，放爛了才吃”；另一方面，她不想活成像媽媽那樣，把自己對未來的期望都放在下一代身上。於是，她在社交媒體上寫：“餘生，只為自己而活。”Andy對於丁克的決定也非常幹脆：“我的弟弟妹妹共有5個，他們都是我帶大的，從換尿布到喂奶粉，事無鉅細。我確定，我不喜歡這樣的生活。”作為普通家庭的長子，Andy時常要讓著弟妹。如今，Vicky依然會發現，Andy吃冰激凌吃得很快，就像有人和他搶一樣。如果說Vicky和Andy選擇丁克是為了與上一輩人的生活以及自身的童年經歷“切割”開來，那楊舒和丈夫董力不生孩子的決定，則更側重於對生活可能性的自由探索。（圖/《花束般的戀愛》）楊舒和董力婚齡28年。他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某央企工作，從同事做起，從自由戀愛到談婚論嫁：“門當戶對，思想契合，形象也能接受，走進婚姻也是很自然的。”談及丁克，楊舒先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這些1970年前後出生的、有知識分子家庭背景的人，有一部分會選擇單身、不婚或者丁克，更專注於自身，不是你們年輕人想像的‘按部就班’的樣子。”楊舒從小在祖父母身邊長大，祖父母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學生，曾是民國時期的公務員。在家庭教育上，他們有嚴厲的部分——孩子要懂禮貌、守規矩，吃飯、站立都有講究；也有開明的部分——無論男女，都要多唸書。比起傳宗接代，有獨立的認知能力和判斷力更為重要。（圖/《好東西》）楊舒和董力成長的20世紀80年代，是“囫圇吞棗地看書”的年代。張賢亮書寫的傷痕文學、三毛和瓊瑤的通俗小說、阿赫瑪托娃的詩……楊舒細數這些著作，並非那一本書給她留下了巨大影響，而是自由閱讀的經驗本身讓她覺得“沒有什麼是不能被接受的”。在澳大利亞的文化環境影響下，無論是職場還是家庭聚會，那怕是親近的父母、手足，也不會問Vicky和Andy“為什麼你們沒有孩子”。生孩子，這是夫妻兩人的事情，是不便窺探的隱私。在中國，雖然“傳宗接代”的觀念依然盛行於很多地區和群體，但也有像楊舒、董力這樣的人，他們僅是在茶餘飯後和雙方父母閒聊時，說出了自己不想要孩子的決定，並獲得支援。當同事、鄰居戴著有色眼鏡，去問他們的生育計畫時，楊舒總會說那一句：“不是不能，就是不想，僅此而已。”養老，不只是“有沒有孩子的事”如今，很多老一輩人勸年輕一代結婚生子的時候，常用的話語便是：“沒有孩子，將來誰來照顧你？進養老院被欺負怎麼辦？”這樣的提問裡，隱藏著一個舊觀念——養老靠孩子。但對於考慮成熟的丁剋夫妻而言，養老從來都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它首先依託的便是充足的物質儲備以及完善的醫療體系、社會政策和基礎設施。退休後，楊舒和董力就打算在上海養老：“這個城市有很好的適老配套資源，只要我們有錢、能動、身體好，就可以很好地活到80歲。”（圖/unsplash）依託於工作帶來的穩定福利，他們沒有額外購入重大疾病保險或養老保險。夫妻倆在上海長寧有一套周邊配套設施完善的房產，到退休時，他們預計也有足夠的養老存款。在楊舒眼中，一個人老了，無非是要面臨最後幾年失能失智的問題。失能的情況下，人還清醒，但能力不足，這是她眼中比較糟糕的情況，她會選擇入住養老社區。如果是人已失智，楊舒看得很開，“那不用擔心了，神志都不清楚了，你也感受不到痛苦”。上海是中國老齡化程度極高的城市。根據上海市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統計局形成的2024年上海市戶籍老年人口、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工作有關綜合統計資訊，截至2024年年末，上海戶籍60歲以上的人口占戶籍總人口的37.6%。也就是說，每三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60歲以上的老人。（圖/《菜肉餛飩》）上海人Pocky供職於一家央企保險公司。她的老年客戶群體裡，丁剋夫妻不常見，但很多人都是孩子在海外定居生活，老兩口自主養老，“他們大多還會想著給孩子留一筆錢，自己只需要入住養老社區的名額”。Pocky所在的保險公司在上海浦東康橋有一處高端養老社區：“區別於一般養老院，這類社區實踐的是CCRC（持續照料退休社區）的概念，融合了居住、醫療、護理、社交和生活服務等功能。”記者也曾前往該社區，它的樣子與普通住宅區無異，但配有護理院和活動中心，方圓一兩公里內，有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等大型醫療機構。（圖/unsplash）Pocky覺得，國人養老最大的“底”，依然是優質醫療資源。很多90後年輕人也會找Pocky打聽這類養老社區和相關保險方案，他們之中以同性伴侶為主，有穩定的收入，做好了沒有孩子的準備，希望通過保險可以更早地獲得一份養老保障。當然，去養老社區生活依然是小眾的選擇，中國超90%的人將會進入居家養老的狀態。在這一方面，上海是全國首批試點長期護理保險（簡稱“長護險”）的城市之一，其在上門護理、社區日托等方面的服務日漸完善。（圖/小紅書截圖）楊舒和董力走在上海街頭，無論是遍地可見的社區敬老食堂，還是口袋公園等休閒去處，他們都已看到了一個適老城市日漸成熟的面貌。楊舒還有3年退休，董力還有6年退休，到70歲還有十幾年，“到那會兒，養老機器人估計都更新好幾代了，我們相信，這些硬體上的適老設施還會不斷完善”。此外，楊舒也提到了“抱團養老”的可能。她有個親妹妹，生育了一個孩子，兩家關係很好，也許以後會考慮置換聯排別墅，這樣孩子來看老人的時候，大家都有個照應。伴侶能陪一程，但最後都得靠自己養老社區也好，抱團養老也罷，丁克養老的各類解決辦法背後，也潛藏著這群人對以下命題的探索：在不被傳統家庭定義、物質資源也足夠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體面地老去？楊舒和Vicky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伴侶在生活考驗中的作用。（圖/《我愛你》）前幾年，楊舒的父親中風、居家養病，而後去世，這是一個很折磨照護者的過程。她坦言，母親承擔了大部分的責任。如今，80歲的母親和楊舒的妹妹同住，精神矍鑠，“她每天都會運動兩個小時，出汗那種”。Vicky過去在澳大利亞創業開公司，為礦業、航空等行業的客戶提供精密維修裝置。2020年，澳大利亞新冠疫情比較嚴重時，因為她的公司有貨可以配送，生意變得格外繁忙。她回顧：“每天都在長時間工作，沒有足夠的休息，我得了嚴重的抑鬱症。也是在那時，我意識到，賺再多的錢都沒有用。沒有我老公陪在身邊的話，我可能命都沒了。”後來，Vicky賣掉公司，提前退休，Andy也離開了供職多年的公司。他們有幾處房產、私人醫療保險和養老金等多重保障。澳大利亞的養老金屬於個人帳戶制，由僱主主導。法律強制規定，僱主要為職工繳納一定比例的退休金，政府也用稅收減免、投資收益激勵等政策來鼓勵民眾多攢退休金，60歲之後，大家便可以自由支配這筆養老資產。如今，夫妻倆在院子裡養著2隻雞、10條魚，還有一隻精力旺盛的狗。天氣好的日子，他們會開車帶狗去海邊玩。最近，Vicky還在忙著家裡的裝修，她開車去裝飾材料市場精心挑選好看的藍色油漆，一點一點翻新家具，改造居住空間。Vicky和狗去海邊玩。（圖/受訪者提供）另一邊，楊舒已經進入了半退休階段，工作閒了下來。在公司內外，不同年齡段的年輕人都願意找楊舒當朋友。“雖然我已經50多歲了，但我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小10歲。在年輕朋友那裡，我是一個介於長輩和平輩之間的人，可以從一個職場前輩的視角幫他們理性分析事情，也懂得他們在當下社會競爭中所承受的壓力，給予他們情感上的支援。”曾經，楊舒也有遺憾，她會設想：“如果當初有個孩子，這個孩子如今會是什麼樣的？”但當遇到的“小朋友”足夠多之後，她釋懷了：“每個年輕人身上都有我孩子的可能性，但無外乎這樣，也沒有更特別的了。”孩子也好，伴侶也罷，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緩解人在衰老、患病之時面臨的各種壓力，但更重要的是，人需要自己去想通，該怎樣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楊舒喜歡拍各種夕陽。（圖/受訪者提供）Vicky雖然還沒有進入真正意義上的老年階段，但她從身邊的老人身上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狀態。在上海，曾經沉默寡言的父親在80歲之後變得很焦慮：“他天天都很擔心自己的身體出問題，三天兩頭地往醫院跑。”在雪梨，已經92歲的婆婆依舊在自家院子裡開割草機，老人經常和他們說的話就是“enjoy life”（享受生活）。儘管抑鬱的病症還在，但Vicky不想用“對抗”這樣的字眼來形容當下的生活狀態。她想活成自己婆婆那樣，不把自己放在需要養老和照護的角色裡，而是投入田園生活的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中。她還打算自學心理學相關的知識，不是為了開導別人，而是為了更多地瞭解自己。楊舒在李健演唱會。（圖/受訪者提供）前不久，楊舒一個人去看了李健的演唱會。她想起年輕時，和朋友們去看黑豹樂隊、崔健的演唱會，年輕氣盛的他們，可以在凳子上站一整晚。如今，經歷更年期後，楊舒坐在觀眾席裡跟著合唱，周遭依然熱鬧，但她從容不迫，心裡感受到的是一股平靜。 (36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