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當地時間11日確認，正在調查有關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熱門候選人、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艾瑞克·史瓦維爾（Eric Swalwell）涉嫌性侵的指控。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在聲明中說，已敦促相關受害者和知情者聯絡該機構處理受害者事務的部門。△艾瑞克·史瓦維爾（資料圖）曾經為史瓦維爾工作的一名女性表示，史瓦維爾曾兩次在她喝醉酒後強姦她：一次是2019年在加州舊金山灣區，那時她還是史瓦維爾手下；另外一次是在2024年4月，史瓦維爾在紐約市一家酒店強姦了她，當時她已不再是史瓦維爾下屬。屬於舊金山灣區的阿拉米達縣地區檢察官辦公室11日說，正在就上述女性提到的2019年事件瞭解情況。史瓦維爾當選國會議員前，曾在該縣擔任檢察官。另有三名女性指控史瓦維爾擅自向她們傳送裸照或露骨資訊。史瓦維爾否認上述指控，強調這些“虛假指控”恰恰在州長選舉臨近而他本人在競選中領先的時候冒出來。他表示自己“將用事實捍衛自己，必要時採取法律行動”。無論真相如何，這起事件影響了史瓦維爾的競選計畫。加州和全美民主黨不少重量級人物呼籲史瓦維爾重新考慮競選州長一事或乾脆退選，他本人尚未就此表態。加州定於6月2日舉行州長選舉初選，前兩名勝出者將在11月一決勝負。 (國是直通車)

美國住房負擔能力造成的危機，正持續惡化之中，而全美人口最多的加州，也對阻礙新住房計畫的社區，加強打擊力度。加州4萬個可負擔住房單位，因資金不足遲遲無法動工。(圖源：美聯社)加州州長紐森和加州住房與社區發展局，向15個未能遵守州住房法的城市和縣份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它們在30天內做出回應，否則將面臨法律訴訟。根據加州法律，每個社區都必須制定住房計畫，以闡明其如何滿足各收入階層居民的區域居住需求。該州百分之92的轄區已遵守規定。其餘15個尚未完成計畫的轄區，已落後進度兩年多，而且目前尚無明確的完成途徑。本周收到通知的社區包括阿特沃特（Atwater）、阿維納爾（Avenal）、加州城（California City）、科科倫（Corcoran）、埃斯卡隆（Escalon）、半月灣（Half Moon Bay）、漢福德（Hanford）、金斯縣（Kings County）、萊莫爾（Lemoore）、莫塞德縣（Merced County）、蒙特克萊爾（Montclair）、奧克代爾（Oakdale）、帕特森（Patterson）、裡奇克雷斯特（Ridgecrest）和托洛克（Turlock）。另有22個轄區正在按計畫推進，如果未能在60天內完成計畫，也將收到通知。紐森說，「在解決無家可歸問題，或增加住房供應方面，任何社區都不能置身事外。」為什麼加州以外的美國人也應該關注這個問題？哈佛大學住房研究聯合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9年以來，全美房價上漲約60%，現有房屋的中位數售價約為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五倍。根據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的資料顯示，超過一半的美國家庭，約7,000萬戶買不起30萬美元的房子。 供應未能跟上需求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地方規劃的限制。「紐約時報」對UrbanFootprint資料的分析顯示，美國許多城市約75%的住宅用地，被劃為只能建造獨棟住宅，這使得能夠增加供應的雙拼別墅、聯排別墅和公寓大樓幾乎沒有生存空間。這並非只是民主黨執政州的問題，也並非只有加州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喬治梅森大學梅卡圖斯中心追蹤各州住房改革的進展，它指出，限制性的地方分區規劃，是美國住房短缺的根本原因。蒙大拿州在2023年通過了全面的分區規劃改革，並在2025年加強了改革。科羅拉多州、俄勒岡州、華盛頓州、佛蒙特州和其他一些州也紛紛出台改革措施，以消除地方建設障礙。明尼阿波利斯聯準會自2023年以來，一直追蹤這些舉措，該機構指出，僅在2025年，加州、佛州、緬因州、蒙大拿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等州份，都再次出台有利於住房建設的政策。加州在這方面走在前面，加州的經驗很可能成為其他州的範本。 紐森州長於2021年成立住房問責部門，該部門一直非常活躍。該部門已採取了1200多項問責措施，並「解鎖」了12486套住房，其中包括3644套以上的經濟適用房，這些住房此前一直處於地方規劃的停滯狀態。加州已提起五起與住房相關的訴訟，並在所有訴訟中都取得了勝訴。 (洛杉磯生活互動)

據新華社援引美國媒體11日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近日警告，伊朗可能會對位於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發動無人機襲擊，以回擊美國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廣播公司報導，FBI在2月底發給加州各地警察部門的提醒中稱，根據該機構所掌握、截止2月初的資訊，伊朗計畫在美國對其發動打擊的情況下，從一艘位於美國本土海岸外的不明船隻發射無人機，突襲加州境內目標。但FBI同時表示，不掌握這次可能襲擊的具體時間和目標以及實施者的更多資訊。報導說，這一提醒是在美國對伊朗發起大規模空襲之時發佈的。FBI洛杉磯辦公室拒絕就此置評。加州州長葛文·紐森（資料圖）當地時間11日，加州州長葛文·紐森在社交媒體網站對此表示，正在與安全和情報官員保持密切協調，以監控包括與中東衝突有關的對加州的潛在威脅。“雖然目前我們尚未發現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脅，但我們仍做好應對本州任何緊急情況的準備。”紐森表示。加州洛杉磯縣警察局表示，“鑑於當前全球局勢”，正保持高度戒備狀態。該局在一份聲明中稱，出於高度謹慎，並考慮到當前宗教活動，警方已在全縣範圍內的宗教場所、文化機構及其他重要地點加強巡邏，“我們已主動審查部署方案，加強與各巡邏分局的協調，並確保在需要時可調配更多資源”。美國和以色列2月28日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伊朗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對以色列以及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等目標發起還擊。 (直新聞)

在加州現代史上最慘烈的雪崩發生那天早晨，科迪·湯森德（Cody Townsend）正在太浩湖（Lake Tahoe）西岸的高處滑雪。對於像他這樣視荒野粉雪為生命的人來說，這個雪季本沒什麼值得慶祝的。美國西部大部分地區氣溫偏高，山丘光禿乾枯。根據附近的中央塞拉雪地實驗室（Central Sierra Snow Lab）的資料，當時的積雪量比往年平均水平低了足足 7 英呎。Koekkoek / Connected Archives但此刻，大雪正傾盆而下。乾燥輕盈的雪花在四周旋繞，湯森德每轉一個彎，都會消失在巨大的粉雪雲中。他當天寫道，這是塞拉內華達山脈今年最強的一場風暴。然而，他感覺到有些不對勁。風力正在增強，氣溫也顯得反常。湯森是一名在太浩湖周邊成長起來的職業野雪滑雪者，他告訴我：“降雪的稠度、雪花飄落的方式，還有刮過的風，都讓我覺得有些異樣，那是我不習慣的感覺。”他的妻子伊麗絲·索格斯塔德（Elyse Saugstad）也是一名職業自由滑雪者，曾在 2012 年的一場雪崩中倖存（那次事故導致同行另外三人遇難），兩人決定立刻撤離。湯森回到家後，在Instagram上發帖提醒粉絲們注意安全：“外面確實很好玩，但絕不是逞英雄的時候。” 輕盈的粉雪正堆積在融化後重新結冰的硬殼層上，形成了極不穩定的“板狀積雪”。在他的評論中，有人分享了這條消息：“城堡峰（Castle Peak）已經發生雪崩了。”那天早上，在太浩湖附近的其他地方，15名滑雪者冒著暴風雪從蛙湖野外小屋出發。蛙湖野外小屋是一處令人嚮往的、與世隔絕的小木屋群，他們已經在那裡住了兩晚。這群人中包括幾位親密的朋友和親戚——她們都是事業有成的職業母親，其中許多人住在舊金山灣區，她們的孩子在太浩湖滑雪學校就讀。帶領他們的是當地一家名為“黑鳥山嚮導”（Blackbird Mountain Guides）的公司僱傭的四名嚮導。這群人來到這裡是為了遠離纜車和人工雪道，徒步攀登，借助雪板底部的防滑裝置，滑下未經開發的碗狀雪場。這些小屋坐落在海拔7600英呎的湖畔，掩映在紅杉和傑佛瑞松林中，於2022年開放，迅速成為美國荒野小屋網路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小屋風格質樸，但在某些方面卻又不失奢華：配備熱水、真皮沙發、溫暖的壁爐和一雙北面拖鞋；預訂多日行程的費用可能超過1000美元。部分行程還包含廚師在專業級廚房準備餐食。一旦開放預訂，通常幾分鐘內就會被搶購一空。這群滑雪者原計畫當天返程。儘管暴風雪肆虐，他們還是出發了。滑雪路線長達三英里多，先是一段上坡，穿過山間隘口，然後沿著林木茂盛的山脊滑行。據當地一位警長後來描述，他們滑行不到一英里，就有人喊道：“雪崩！”隨後，一塊足球場大小的積雪傾瀉而下，將他們掩埋，除了兩人外，所有人均被捲入。最終，全團僅 6 人倖存。這場悲劇發生兩周後，嚮導們的決定——冒著暴風雪滑雪，選擇危險路線——仍然是事件的核心謎團，執法部門和廣大民眾都在尋求答案。內華達縣警長辦公室和加州職業安全機構正在調查黑鳥公司是否存在違反安全規定或刑事過失的行為。黑鳥公司的老闆澤布·布萊斯發表聲明表示哀悼，但除此之外，他沒有公開表態。（他的公司將問題轉給了公關公司，但該公司沒有回應置評請求。）布萊斯本人曾在阿拉斯加、南極洲、日本和喜馬拉雅山脈滑雪和擔任嚮導；幾年前，他在一次播客節目中描述嚮導如何監測雪崩情況時承認，“確實存在一些我們無法完全消除的不確定性。”蛙湖小屋原本是躲避暴風雪的好地方。我採訪過的嚮導和雪崩專家都感到疑惑，為什麼這群人會在那種情況下冒險外出，更讓他們疑惑的是，他們是怎麼選擇回程路線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去那片區域？”湯森德告訴我，“是什麼讓他們相信那天他們選擇的出路是正確的？這顯然是個錯誤。”從行程開始之初，與當地林務局野外辦事處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塞拉雪崩中心就一直在警告雪崩危險日益加劇，包括蛙湖小屋附近。雪崩發生當天早上，該中心將雪崩危險等級定為“高”——五個威脅等級中的第四級。當天早上6點29分發佈的報告指出：“今天不建議在雪崩區域內、附近或下方活動。”此前幾周異常溫暖的天氣融化了部分積雪，即使在高海拔地區也是如此。隨後的乾燥天氣形成了一層脆弱的“糖狀雪”顆粒，而新來的風暴又在上面覆蓋了數英呎厚的沉重積雪。雪崩中心的觀察員在事故前一天曾滑雪經過該區域，目睹了廣泛的裂縫和不穩定的雪層。該中心執行主任大衛·雷切爾向我形容這種雪層運動就像奧利奧餅乾被掰開一樣。板狀雪崩會將餅乾的上層（也就是最外層的雪）推到下方較脆弱的雪層（也就是餅乾中間柔軟的糖霜）上。“預計今天在某些地區，這層脆弱的雪層將達到斷裂點，”該中心在其報告中警告說。在野外滑雪旅行中，滑雪嚮導通常會在早晚碰面，討論雪況並規劃路線。他們會密切關注雪崩預警。他們清楚路線中那些路段存在雪崩風險，以及那些區域存在雪崩滑落區。擁有25年經驗的野外滑雪嚮導兼雪崩教練戴夫·米勒告訴我，在蛙湖小屋的隊伍準備出發的那天早上，四位嚮導有多條路線可供選擇，其中包括通往東南方向的路線，這些路線可以避開雪崩風險。“我們的原則是，在雪崩風險較高的情況下，我們不會進入或穿越雪崩區域，”米勒說道。他擁有國際高山嚮導公司，該公司在太浩湖地區營運數十年。這些太陽能小屋確實有網路連線，但通常不對客人開放。達斯汀·韋瑟福德曾在這裡工作了兩個冬天，擔任小屋的第一位管理員。他每天早上都會為客人列印雪崩和天氣預報。他還儲備了兩周的食物，以備有人需要延長住宿時間。“只要有人感到不安全，我們隨時都準備好，隨時歡迎他們留下來，”他告訴我。“即使沒有雪崩危險，如果有人只是感到害怕，或者想休息一下受傷的腳踝，我們也會為他們安排住宿。”（擁有並營運這些小屋的特拉基-唐納土地信託基金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收取額外費用。）據《紐約時報》報導，兩名倖存者透露，嚮導們意識到團隊面臨的風險正在增加，他們取消了上午的部分行程計畫，並告知團隊需要返程。雪崩發生當天，據報導，四名嚮導在沒有帶團的情況下會面，商討撤離路線。其他嚮導告訴我，黑鳥公司擁有技術嫻熟的員工，並且在安全方面享有良好的聲譽。曾帶隊前往山間小屋的太浩湖滑雪嚮導布倫南·拉加斯告訴我，無論天氣狀況如何，嚮導通常都會選擇路線。“大多數客戶僱傭嚮導就是為了讓他們替自己做決定，”他說。這次旅行的四位嚮導經驗各不相同。其中一位獲得了美國登山嚮導協會（AMGA）的認證，可以帶領遊客使用分體式滑雪板——一種可以分成兩塊滑雪板以便上坡的單板滑雪板。另外兩位是滑雪嚮導學徒，正處於長達數年的培訓過程中；最後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安全抵達目的地的嚮導，是一位“助理”滑雪嚮導，在AMGA認證過程中僅次於認證嚮導。黑鳥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其資深嚮導會與帶隊人員進行遠端溝通，討論路線和雪況。一位因情況敏感而要求匿名的前黑鳥嚮導告訴我，通常情況下，資深嚮導會在團隊離開小屋前與現場嚮導進行晨會，雪崩發生的當天早上肯定也舉行了晨會。但嚮導和領隊究竟就路線進行了多少討論，目前尚不清楚。倖存的嚮導或許是唯一知道團隊為何選擇那條路線的人。我曾多次嘗試聯絡他，但均未得到回覆。那天早上離開山屋時，這群人偏離了常規路線：他們沒有穿過存在雪崩風險的蛙湖山口，而是從北面繞過佩裡峰。據《紐約時報》報導，這是較短的路線之一，也是離停車處最近的路線。但米勒表示，這條路線仍然包含一些雪崩易發區域，這些區域在滑雪嚮導經常使用的手機應用程式中都有標記。嚮導們應該知道他們的選擇風險極大，尤其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或者說，他們理應知道。那天早上，積雪以每小時四英吋的速度堆積——是專家認為雪崩危險增加閾值的兩倍。由於雪崩發生後的最初幾分鐘至關重要，嚮導們通常還會考慮到在暴風雪天氣下冒險出行所帶來的額外風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直升機無法抵達。“一般來說，天氣惡劣且無法迅速獲得救援時，你會選擇更加謹慎的行動，”米勒說道。2月17日上午11點30分，911報警電話響起。內華達縣警長辦公室立即調集數十名救援人員，其中許多是志願者，他們來自多個縣。救援人員分成兩隊，分別駕駛履帶式雪地車和滑雪板，從不同的路線進入災區。當時，狂風捲起的積雪幾乎遮蔽了視線，當局已經封閉了穿越山口的80號州際公路。“我們不知道他們會在路上遇到什麼情況，”負責整個救援行動的指揮官丹尼斯·哈克中尉告訴我。當局從接收到的衛星資訊中得知，有多人在雪崩中倖存。一些人躲過了雪崩，得以將其他被困人員挖出。“知道里面還有六名倖存者，我們願意冒更大的風險，”哈克說。但由於天氣惡劣，而且存在再次發生雪崩的風險，進入雪崩現場仍然十分危險。哈克表示，當局已安排額外的救援人員待命，以防出現“雪崩中的雪崩”。據內華達縣警長辦公室發言人稱，布萊斯（Blackbird）的老闆布萊斯和另一名公司員工不顧當局的勸阻，與太浩湖北歐搜救隊的滑雪隊員一同前往雪崩現場。為了抵達雪崩地點，救援人員在能見度極低的暴雪中艱難跋涉。雪地車到達了蛙湖小屋，但不得不在此停下。再往前走，坡度變得更加陡峭，只有救援滑雪隊員才能到達那裡。救援人員能夠安全抵達現場，這讓其他嚮導認為，這些野外滑雪者偏離了一條相對安全的路線。如果他們留在夏季被稱為“紅點小徑”以北的小溪對岸，他們就會身處更安全的區域。“至於他們是如何以及為何只偏離路線50到100碼（約45到90米）就把自己置於那個位置的，這的確是一個我們都想知道的謎團，”這位前黑鳥嚮導說道。救援人員在接到求救電話六小時後找到倖存者，其中兩人受傷。但六人全部能夠自行返回小屋，雪地車已停在那裡將他們接走。當晚，九名遇難滑雪者的遺體仍留在山上。接下來的幾天裡，雪一直下個不停。氣候變暖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極端降水和長期乾旱交替出現。據中央內華達山脈雪地實驗室主任安德魯·施瓦茨稱，該實驗室在120小時內記錄到超過9英呎的降雪量——這是自1982年4月以來五天內的最大降雪量，也是自1971年以來的第三高降雪量。當局連續兩天等待天氣好轉，以便收殮遇難者遺體。九名遇難者中有八名在最初的搜尋中被找到，他們的位置已用桿子做了標記。接下來的周五上午11點30分，急救飛行隊隊員、同時也是糖碗滑雪度假村滑雪巡邏員的查德·韋蘭德，與另外兩人乘坐直升機前往事發地點。韋蘭德繞著佩裡峰轉了四五圈，試圖確定救援隊能否安全進入並找到遇難者遺體。在雪崩發生的北坡上，他看到大片積雪被風吹得堆積起來。“雪崩路徑看起來積雪很厚，”他告訴我。那裡仍然很危險。考慮到當時的形勢和警長辦公室可用的飛機，使用傳統的爆破方式來清除潛在雪崩將十分困難。但就在前一天晚上，在一場高中籃球賽上，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PG&E）的一名公用事業工人偶然向當地警長助理講述了一種處理危險斜坡的非常規方法。三年前，該公司需要營救被困在發電廠大雪中的員工及其家人，但爆破的審批過程卻遲遲沒有進展。PG&E直升機營運高級經理皮特·安德森告訴我，於是他們嘗試用消防桶向斜坡上傾倒水。這種方法效果很好，他們就一直沿用至今。周五早上，安德森就打電話給哈克解釋這項技術；幾個小時後，公司的一架UH-60黑鷹直升機從附近的湖裡吊起一個裝滿水的660加侖水桶，傾倒在雪崩坡上。直升機一共傾倒了七次，直到桶裡的水開始結冰。然後，它像個破壞球一樣拖著水桶在雪崩坡上行進。“這招也相當有效，”安德森告訴我。當天，救援人員找到了最後一名失蹤的滑雪者。他們全部被埋在雪崩堆積物底部附近一塊20英呎見方的區域內，積雪厚達8英呎。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如果嚮導知道他們正行進在雪崩區下方，為什麼他們還要聚集在一起？標準的野外滑雪規程是，如果要穿越雪崩路徑，每次只能讓一個人暴露在雪下。當該區域最終安全後，加州公路巡邏隊和加州國民警衛隊的直升機將遇難滑雪者的遺體從山坡上吊起，空運回小屋，再由雪地車運出。救援人員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持續工作，直到找到最後一名遇難者。太浩湖周圍那些舒適的山間小鎮裡，滑雪者和嚮導們組成了一個緊密的社群。參與為期五天的救援和善後工作的許多人都認識被困在雪下的人，或者與被困者是朋友的朋友。太浩湖搜救隊的一名志願者在雪崩中失去了配偶。黑鳥滑雪場的一名嚮導失去了他的兄弟。這個社區以滑雪為生，崇尚滑雪，即便山地生活充滿危險。在距離雪崩地點最近的小鎮特拉基，鄰居和親友們在為滑雪者設立的紀念碑前寫下了留言——九顆淺藍色的心形圖案立在老鷹雕像前的木柱上。“兄弟，你將永遠和我一起滑雪，”有人這樣寫給來自內華達州的34歲嚮導安德魯·阿利桑德拉托斯。在最後一批遇難者遺體被找到的第二天，數十名頭戴帽子、身穿羽絨服的人們聚集在守夜地點，默哀片刻，表達哀思。“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為什麼要讓自己身處險境？”留著鬍子的野外滑雪者凱爾·康拉德手持蠟燭問道，“這源於愛與喜悅。”彼得·阿特金的妻子凱莉在雪崩中喪生，他在一份聲明中表達了類似的感受：“我們最珍貴的家庭回憶都發生在蛙湖小屋。”凱莉是一位領導力教練，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他們一家住在太浩湖地區，曾多次到訪這些小屋。她的丈夫形容這些小屋是“一個讓她真正感到賓至如歸的地方”。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熱愛這片山脈的人們，深知即使是微小的錯誤也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後果。他們也明白，為什麼人們仍然會冒這樣的風險。 (邸報)

2026年2月23日，美國加州史丹佛兒童醫院的走廊裡，護士和醫生們站成一排，邊鼓掌邊唱歌，目送一個17個月大的小男孩坐著嬰兒車，被媽媽推出了大門。這個孩子叫Ollie，他出院了。然而就在五個月前，英國的醫生還告訴他媽媽：這孩子活不過兩歲，建議早點準備後事......（來自Ollie母親的社媒）先從一個不尋常的出生說起。2024年8月底至9月初，Ollie在英國出生。出生後兩周，例行的檢查把一家人嚇壞了。醫生發現，他的血氧飽和度只有85%，而正常嬰兒應該在95%以上。他被緊急送入兒科重症監護室，上了氧氣和抗生素，一周後拿到了完整診斷：肺動脈閉鎖合併室間隔缺損及主-肺動脈側支血管（PA-VSD MAPCAs）。簡單說，Ollie的心臟同時有三個大問題：他的肺動脈嚴重發育不全，肺動脈瓣完全堵死，導致血液無法正常流向肺部、心臟下腔之間有個大洞、然後身體為了代償，自行長出了一堆異常血管......（剛出生時的Ollie）一開始，醫生說得還算樂觀：“他能過正常的生活，就是會更容易呼吸困難，也當不了運動員。”Ollie的媽媽Jasmin是個23歲的單身母親，她當時信了這句話。沒想到2025年6月，也就是Ollie十個月大的時候，醫院突然改了說法，說Ollie能活到兩歲就算幸運了......Jasmin帶著娃跑了英國三家大醫院，外加幾個歐洲頂級中心，但他們全都表示這台手術做不了，因為Ollie的肺動脈太細了，根本沒有做手術的條件。醫生委婉地表示：要不給你介紹一下我們的臨終關懷團隊吧......（Jasmin和Ollie）但Jasmin不接受這個結局，她說：“作為他的媽媽，我沒辦法、也不會接受這是他唯一的未來。”Jasmin開始自己查資料，通過一個心臟病患兒家長互助群，Jasmin找到了一個名字，Frank Hanley，史丹佛兒童醫院的心外科醫生。他是全球單源化手術（unifocalization）的發明者，這正是Ollie需要的那種手術。Jasmin趕緊聯絡了Hanley醫生，後者看了Ollie的資料，也很快回覆說可以做，他甚至做過比Ollie情況更複雜的孩子。Jasmin一下燃起了希望，可Hanley醫生接下來的話，讓她心又涼了半截。Hanley給出的方案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完成肺動脈重建和修補。這個手術非常複雜，做10個小時很正常，恢復還要恢復3個月，所以主刀的只能是Hanley醫生，她們必須飛到美國來做。第二階段的則是恢復期，這就可以回英國做了。（Ollie）Jasmin查了一下匯率，簡單算了筆帳，發現總體的治療花費應該在150萬英鎊左右。一個23歲的單親媽媽，拿著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上那湊150萬？Jasmin直接把房子賣了，搬回了媽媽家，她說：“房子不過是磚頭堆成的，我兒子要不在裡面，要它還有什麼用？”然後，2025年8月底，她在GoFundMe上發起了眾籌，名字叫“幫助拯救小Ollie的心臟”。頭六周，Jasmin只籌到了6萬英鎊，距離150萬仍杯水車薪。Jasmin一邊絕望流淚，在網上狂發視訊求網友們捐款......（流淚的Jasmin）直到10月21日左右，Jasmin在社交平台發了一段視訊。她對著鏡頭說：“沒有人想要靠乞求來拯救自己孩子的命，但我沒有別的選擇。這是Ollie，他13個月大，他帶著全球最罕見的心臟病之一出生。本地醫院沒法做手術，但美國史丹佛兒童醫院可以。”她終於得到了“演算法之神”的垂青，影片播放量達到了數百萬次。接下來發生的事，連Jasmin自己都沒想到。2025年10月22日晚上，《死侍》的男主角Ryan Reynolds悄悄捐了1萬英鎊。（Ryan Reynolds）說來也巧，Reynolds本來不一定刷得到這件事，但他是威爾士足球俱樂部雷克瑟姆的老闆之一。然後，雷克瑟姆的守門員的妻子，在社交媒體上刷到了Jasmin的求救視訊。就這麼一層層接力，連結被轉發給了Reynolds。Reynolds沒有發任何帖子，只是安靜地轉了帳，但這件事被媒體報導了。（相關報導）從貨幣價值來說，這Reynolds的一萬鎊確實只是零頭，但Reynolds的名氣幫忙點燃了引信，引爆了網友們的愛心。眾籌的數額坐火箭一樣往上漲，短短半個月，150萬鎊就這麼湊出來了。10月23日，突破30萬英鎊。10月29日，破100萬英鎊。10月31日，達到75%，約118萬英鎊，Jasmin終於可以向醫院預訂手術日期了。11月7日，達到145萬英鎊，Jasmin攜Ollie登上電視節目向全英國直播。11月9日，150萬英鎊，目標達成。超過8萬位熱心網友，總共捐出了155萬鎊。當然，Jasmin沒有多要，她後來把超出的部分，捐給了另一個需要在波士頓做手術的4歲女孩，完成了一場愛心的接力。（眾籌頁面）2026年1月6日，Jasmin帶著Ollie登上了飛往加州的飛機。一落地，情況就比預想的緊張。1月8日首次門診，Ollie的血氧太低，被直接收治入院。心導管檢查完成後，醫療團隊立刻決定提前進行手術.....2026年1月20日，Hanley醫生主刀，手術開始。那天晚上，Jasmin在網上發了更新，沒有華麗的語言，只發了三張照片，配文：“今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長、最煎熬的一天，但我無比慶幸地告訴大家——手術成功了。”（來自Jasmin的社媒）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修養，2026年2月23日，Ollie出院了。醫護人員排成兩列，在走廊裡唱著他最愛的歌，目送他離開。Jasmin說：“他恢復得特別好，不停地在地上爬來爬去，活力四射。這段旅程很艱難，很疲憊，但我們終於快到終點了。”根據Jasmin社交媒體上的最新動態，娃看起來確實恢復得很不錯，愛動了，眼睛裡也有光了。（來自Jasmin的社媒）在Jasmin拍攝時，他還伸出小手想來拿手機，非常活潑.....（來自Jasmin的社媒）接下來，他們母子會在加州休養一段時間，複診後回英國。第二階段的完全修復手術預計在大約六個月後進行，不過比起第一階段來，這就容易多了。這就是網際網路最好的一面：一個不肯放棄的母親、一個伸出援手的明星、8萬多位網友的愛心，連起來拯救了一個已經被醫院判了死刑的小傢伙。預祝Ollie康復順利~ (戶外視界)

Tom's Hardware今日披露，全球PC龍頭聯想集團正面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集體訴訟，原告指控其通過預裝軟體與硬體追蹤器，將美國使用者的行為資料、生物特徵及地理位置資訊傳輸至中國伺服器，"暴露於外國對手之手"。聯想昨日發佈聲明，全盤否認相關指控，稱"所有資料處理均符合美國法律與行業標準"。根據2月14日提交的訴狀，原告方（三名加州消費者）指控聯想在ThinkPad、Legion及Yoga系列筆記本中預裝"Lenovo Customer Experience Improvement Program"（LCEIP）等軟體，未經明確同意即收集：使用者鍵盤輸入模式與滑鼠軌跡（用於"行為生物識別"）；瀏覽器歷史記錄與應用程式使用時長；裝置GPS定位與Wi-Fi連接日誌；攝影機與麥克風呼叫頻率。訴狀稱，這些資料經加密後傳輸至聯想北京與成都的伺服器，"可供中國政府依據《國家情報法》調取"，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原告援引2024年美國國會報告，將聯想列為"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實體"，要求法院禁止相關資料收集並索賠50億美元。聯想集團凌晨發佈聲明，稱LCEIP等程序"僅在使用者明確選擇加入後運行"，且美國使用者資料儲存於北卡羅來納州與新加坡資料中心，"從未傳輸至中國境內"。公司強調，其全球營運遵守GDPR、CCPA等隱私法規，並定期接受第三方安全審計。聯想美國法務副總裁在聲明中表示："這是毫無根據的訴訟，我們將積極抗辯。聯想30年來服務美國市場，從未因資料安全問題受到政府處罰。"公司同時宣佈，將聘請前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擔任獨立合規顧問，"以透明度回應質疑"。安全研究人員指出，聯想部分預裝軟體確實存在"過度收集"爭議。2024年11月，德國安全公司Binarly曾披露，聯想BIOS韌體中存在未文件化的偵錯介面，可遠端啟動資料收集模組，但"未發現實際傳輸至中國的證據"。原告律師則稱，已獲取聯想內部工程文件，顯示北京研發團隊可"即時訪問"美國使用者裝置的遙測資料，"所謂的'本地化'只是前端介面，後端權限仍在中國"。訴訟正值美國對華資料安全審查趨嚴之際。2025年1月，拜登政府簽署《資料安全與隱私保護行政令》，要求聯邦機構停用"高風險外國實體"提供的軟硬體。聯想雖未被列入名單，但國會共和黨議員已要求FTC展開調查。中國外交部昨日回應，稱"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對中國企業無理打壓"，並敦促美國"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對國內出海企業而言，此案敲響資料合規警鐘。隨著美國《資料隱私框架》與《外國公司問責法》疊加執行，"資料本地化+透明度審計"或成為中企赴美標配。聯想能否通過此次訴訟自證清白，將直接影響中國消費電子品牌的全球信任度。 (晶片行業)

在加州中半島（Midpeninsula），有一條看似平平無奇的280號州際公路，它蜿蜒穿行於連綿的金色山丘與濃密的橡樹林之間，一側是太平洋的薄霧，另一側是舊金山灣的粼粼波光。圖片 | 來自網路沿途散落著一些靜謐的小鎮——伍德賽德（Woodside）、洛斯阿爾托斯山（Los Altos Hills）、帕洛阿托（Palo Alto）——這是一片方圓不足30英里的狹長地帶。但根據福布斯2025年11月的即時資料，全球排名前十的億萬富豪中，有一半是這裡的居民：甲骨文的賴瑞·艾利森、Google的賴瑞·佩奇和謝爾蓋·布林、Meta的馬克·祖克柏，以及輝達的黃仁勳。這五位科技巨擘合計擁有的財富超過1.1兆美元，相當與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GDP。如此之巨的財富，濃縮在幾個郵政編碼之內，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那麼，它是否是技術、資本、人才和文化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與博弈後，一個帶有某種必然性的歷史終局？01. 5大巨富我們首先來看看這五位巨富：1，賴瑞·艾利森 (Oracle)“舊勢力”的基石：作為榜單中最年長、也最早發跡的科技領袖，艾利森代表了矽谷的第一次浪潮——企業級軟體革命。他的財富根基，Oracle資料庫，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商業世界看不見的“作業系統”，通過建立行業標準、繫結大客戶、構築堅不可摧的技術與銷售“護城河”，實現了長期而穩定的現金流。即便在雲時代面臨挑戰，Oracle依然憑藉其在企業市場的深厚根基成功轉型。艾利森的財富，是“標準制定者”和“基礎設施提供者”獲得長期回報的經典範例。甲骨文的創始人, Larry Ellison2/3，佩奇 & 布林 (Google/Alphabet)資訊入口的“收費員”：如果說艾利森是數字世界的“建築師”，那麼佩奇和布林就是這個世界的“圖書管理員”和“交通警察”。誕生於史丹佛大學宿舍的Google，通過PageRank演算法，將無序的網際網路資訊整理得井井有條，並由此掌控了全球資訊流動的總閥門。這兩位的財富本質，是將“搜尋”這一行為商業化，通過AdWords廣告系統，將使用者的每一次點選都轉化為收入。這是第二次浪潮——網際網路平台革命的極致體現，其核心是“網路效應”和“資料霸權”。4，馬克·祖克柏 (Meta)社交圖譜的“連接之王”：祖克柏則捕捉到了人類最底層的需求——連接。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建構了一個覆蓋全球近半數人口的龐大社交網路。他的財富，來源於對人類“社交圖譜”的擁有權，並將這種連接轉化為“注意力經濟”，通過精準廣告實現變現。儘管近年面臨隱私爭議和向元宇宙轉型的巨大投入，但其財富的基本盤依然穩固，因為他掌握了數字時代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使用者的線上身份和關係鏈。5，黃仁勳 (Nvidia)AI時代的“軍火商”：黃仁勳的財富爆炸式增長，則完美詮釋了第三次技術浪潮——人工智慧革命。Nvidia最初是一家服務於遊戲玩家的顯示卡公司，但黃仁勳敏銳地預見到，其GPU（圖形處理器）的平行計算能力，將是AI大模型訓練不可或缺的“鎬和鏟”。當ChatGPT引爆生成式AI的“淘金熱”時，Nvidia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場革命唯一的“軍火商”。02. 打造兆財富的矽谷模式成就這些巨富的，是植根於矽谷獨特的生態系統。首先是知識溢出效應：比如史丹佛大學。這所學府不僅是佩奇、布林等創始人的搖籃，更重要的是，它扮演了“思想策源地”和“人才泵”的角色。大學的研究成果與產業需求無縫對接，教授鼓勵學生創業，形成了持續的知識溢出。這種產學研一體的緊密程度，是全球任何其他地區都難以複製的。其次是資本的“嗅覺”與“耐心”：沿著280號公路驅車不遠，便是沙丘路（Sand Hill Road）。這裡聚集了全球最頂尖的風險投資（VC）機構。矽谷的VC不僅提供資金，更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聰明錢”——它們理解技術周期，容忍高風險的失敗，並能為創業公司嫁接頂級的法律、市場和管理資源。這種資本文化，鼓勵了最大膽、最顛覆性的創新。還有工程師文化與反叛精神：與華爾街的金融精英文化截然不同，矽谷的核心是一種“工程師文化”——崇尚技術解決問題、資料驅動決策、組織架構扁平。同時，這裡也流淌著源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反叛”血液，鼓勵挑戰權威、打破常規。這種獨特的文化氣質，吸引了全球最聰明的頭腦，讓他們相信在這裡可以“make a dent in the universe”（在宇宙中留下印記）。最重要的是，技術本身的特質：如果說網際網路時代造就了今天的財富格局，那麼人工智慧（AI）革命，則可能將財富集中的趨勢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黃仁勳財富的戲劇性飆升，僅僅是這場大戲的序幕。很多經濟學家認為，AI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其影響力將堪比電力和網際網路。它將滲透到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從根本上重塑生產函數。掌握核心AI技術（如基礎大模型、算力、高品質資料）的公司和個人，將獲得一個放大其智力和資本的“終極槓桿”。再加上，AI的發展天然具有規模效應和網路效應。更強大的模型需要更多的算力和資料，而這又會吸引更多使用者，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這極有可能導致市場進一步集中化，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數幾個頭部玩家聚集。Google台灣前總經理簡立峰曾預言：“這一次的AI，會讓1%的人擁有99%的財富。”而且，科技財富的累積速度是史無前例的。黃仁勳的身家在短短幾年內增長了數十倍，就是一個明證。硬幣的另一面是巨大的波動性，公司市值可能因一次財報不及預期或一項監管政策而蒸發數百億美元。這是一種與技術突破、市場情緒和宏觀政策高度繫結的“動態財富”。03. 矽谷摺疊但問題是，當如此驚人的財富高度集中於一個微小的地理單元時，它所產生的引力不僅會扭曲經濟，更會撕裂社會結構。聖荷西州立大學人權研究所發佈了《2025矽谷痛苦指數》（Silicon Valley Pain Index），報告顯示，矽谷的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0.1%的家庭擁有71%的財富，0.01%的家庭擁有15%的財富，最富有的少數家庭（報告指僅9個家庭）掌握的財富，甚至超過了底層數十萬家庭的財富總和，而超過11萬戶家庭幾乎沒有任何淨資產。咱們放在具體的語境下理解就是：當一位科技巨頭的股票上漲1%時，其個人財富的增量，可能就超過了一個普通社區所有家庭資產的所有總和。更要命的是，科技財富的湧入，將本地的生活成本推向了一個又一個“高峰”。2025年的資料顯示，一個四口之家在聖塔克拉拉縣的年收入如果沒有達到15.955萬美元（113萬人民幣），就會視為“低收入”家庭。人民幣換算下來的確很多，但是矽谷有自己的美元——因為在這裡，想要租一套兩居室公寓，年薪至少需要12.5萬美元。所以你可以經常看到一些超現實的場景：全球頂尖的AI科學家，他的孩子所在的公立學校可能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聘請足夠的藝術老師；為科技公司提供餐飲服務的廚師，每天需要忍受超過三小時的通勤，因為他無法負擔公司方圓50英里內的任何一處住所；價值數千萬美元的豪宅旁，可能就停著一輛住著無家可歸者的房車。這裡，隨時都在“矽谷摺疊”。造成“矽谷摺疊”的一個根源是：天文數字的財富，並未能（或者說不能）自動轉化為一個更美好的公共社會。相反，它產生了一系列負面的“外部性”成本。飆升的房價是所有矛盾中最尖銳的一點。住房在這裡已經脫離了其居住屬性，徹底淪為一種金融投資品。尤其是“鄰避主義”（NIMBYism, "Not In My Back Yard"）的盛行，富裕的城鎮利用嚴苛的區劃法（Zoning Laws）嚴格限制新建住房，以維護其社區的“獨特性”和房產價值。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一道道無形的牆，將中低收入階層物理性地排除在外，加劇了社會隔離與階層固化。而且很多人不理解的是，矽谷人很富，但地方政府的財政卻常常捉襟見肘。這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1978年通過的《加州第13號提案》（Proposition 13）。該法案嚴格限制了房產稅的增長率，規定稅基僅在房產易手時才能重新評估。也就是說，像巨富艾利森這樣長期擁有房產的業主，其繳納的房產稅與其房產的真實市場價值嚴重脫鉤。這項旨在保護老年房主的政策，如今卻極大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核心稅收來源，直接導致對公立學校、公共交通、圖書館等基礎設施的投入長期不足。最終，隨著生活成本的攀升，那些無法直接參與科技財富創造的群體——藝術家、教師、小企業主、社區工作者——正在被系統性地“擠出”。但，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需要多元的人群構成。如今的矽谷，正逐漸演變成一個只有科技精英和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底層人員的“啞鈴型”社會，社區的文化多樣性和內生韌性正在悄然流失。04. 科技慈善？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矽谷的巨富們也給出了他們的解決方案——“科技慈善”。比如，以馬克·祖克柏和其妻普莉希拉·陳成立的“陳-祖克柏行動”（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CZI）為代表，一種新型的慈善模式應運而生。CZI並非傳統的非營利基金會，而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LLC）。這種架構使其可以更靈活地進行風險投資、政策遊說和直接捐贈，旨在用營運科技公司的方式——強調資料、效率和規模化——來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如疾病治療和教育改革。但是，這種“慈善資本主義”模式引發了深刻的爭議。批評者認為，它使得極少數未經民主選舉的科技精英，能夠憑藉其幾乎無限的財力，深刻地影響甚至主導公共政策議程。當祖克柏決定投入數十億美元來“治癒所有疾病”時，這個宏大的議程由誰來監督？其優先順序是否反映了最廣泛的公眾利益？這模糊了慈善與政治的邊界，可能對民主決策過程構成潛在侵蝕。更尖銳的問題是，這種慈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為瞭解決其商業模式本身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當Facebook因其在資訊傳播、隱私保護等方面的問題而備受指責時，CZI在教育和醫療領域的善舉，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修復公眾形象的“危機公關”角色？毫無疑問，這些慈善投入是有意義的，但當財富的權力大到可以自行定義和解決社會問題時，普通人又真的有改變的力量嗎？再讓我們回到加州中半島那片寧靜的山丘。山頂上的那五個人，不僅是成功的企業家，更在事實上，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工程師”。他們開發的演算法，決定了我們看到何種資訊；他們建構的平台，重塑了我們的社交方式；他們對未來的投資，正在設定人類下一個十年的技術議程。這種權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商業的範疇。因此，社會有理由向他們提出更深刻的問題：你們的創新，是否在創造價值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其外部成本？你們的財富，除了用於更高遠的“星辰大海”，是否也願意回饋於腳下這片讓你們成功的土地？你們所暢想的未來，是否為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都預留了一個有尊嚴的位置？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取決於山上的他們，也取決於山下的我們——作為政策制定者、作為普通公民、作為時代的一份子——選擇以何種智慧、遠見和勇氣，去參與塑造我們的共同未來。 (TOP創新區研究院)

加州公務員去年誰賺的最高？《薩克拉門托蜂報》（Sacramento Bee）最新報導揭示，加州政府薪資最高的一群員工，幾乎都不是政客或高級公務員，而是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系統內部的教練、醫生和醫學中心主管。根據蜂報最新更新的加州州政府員工薪資資料庫（包含2024年UC系統資料），UC系統年薪最高的25名員工，收入介於170萬至470萬美元之間。榜首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金熊」（Golden Bears）橄欖球總教練賈斯汀·威爾考克斯（Justin Wilcox）奪得，他的年收入高達470萬2500美元。對於這些名列前茅的教練來說，所謂的「薪資」往往不僅僅是學校支付的工資，而是一整套「其他報酬」（other pay）的組合。在UC系統中，橄欖球和籃球教練的「其他報酬」往往包括贊助商費用、門票分成、電視轉播權收益、績效獎金等。換句話說，他們的收入與學校的體育商業化緊密掛鉤。除了教練外，UC醫學中心的醫生和主管們也名列高薪榜單。他們的「其他收入」主要來自臨床醫療服務，由患者和保險公司支付。2024年，年收入排名第二的UC員工是洛杉磯加大（UCLA）籃球隊總教練邁克爾·克羅寧（Michael Cronin），總收入達414萬8150美元。第三名是UCLA男性診所主任傑西·米爾斯（Jesse Mills），收入397萬4061美元。第四名為UCLA整形外科教授傑森‧魯斯塔伊安（Jason Roostaeian），收入372萬6,550美元；緊追在後的是UCLA消化疾病科主任，年收​​入368萬3750美元。這些醫生的薪酬中，大部分來自高端醫療服務和科研計畫的收益。對許多加州大學附設醫院而言，他們既是醫療專家，也承擔推動醫院創造收入的任務。在UC大學系統年薪排名前25名的員工中，有20人的收入超過所有其他加州州政府員工。作為對比，2024年加州政府收入最高的公務員是加州教師退休基金（CalSTRS）前首席投資官克里斯托弗·艾爾曼（Christopher Ailman），其年薪總額為170萬美元，僅相當於UC高薪榜最末位員工的水平。換句話說，在加州，「最賺錢的公務員」幾乎都在大學系統裡，而非州政府大樓。過去幾十年，加州大學體系的部分部門逐漸商業化，體育、醫療與研究機構成為收入引擎。大學透過體育賽事吸引贊助與轉播費，透過醫學中心吸收病患與保險資源，透過科學研究合作引進企業資金。這些機制讓加州大學系統不再只是教育機構，也成為龐大的半商業化體系。而在這個體系中，那些最具知名度的教練與醫生，自然也成了收入最高的「公務員」。看來，當民眾仍在討論教師加薪、公部門預算削減時，另一端的「大學公務員階級」早已進入百萬年薪時代。 （北美商業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