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美國商人麥克萊恩發明了集裝箱。在集裝箱之前，貨物出口靠的是人力散裝，一件一件靠叉車、吊機搬運，一船要裝卸好幾天，運輸成本裡有一半是裝卸費。集裝箱的出現，讓這一切變了——任何貨物，只要裝進箱子，就能被任何港口的吊車裝卸，被任何貨輪運輸，被任何買家接收。簡單的發明，卻帶來了非凡的效益：它讓全球貿易的摩擦成本大幅下降，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後，中國產能藉著集裝箱滲透到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七十年後，一個新的“集裝箱”出現了，而這個新的“集裝箱”叫Token。Token是大語言模型處理文字的最小單位，大致相當於半個中文字。但它的意義不在於這個技術定義，而在於它做到了和集裝箱一樣的事：把原本難以計量、難以交易的東西——智能服務——裝進了一個標準化的容器。一個問題、一段程式碼、一篇文章，背後消耗了多少算力，全部可以用Token來計量、定價、交易。就像集裝箱讓任何貨物都能被吊車裝卸，Token讓任何智能服務都能被API呼叫、被計費、被出口。中國第一次有機會大規模出口腦力，而不是體力、礦產、能源。美國人掀起了這場AI浪潮，定義了規則，炒高了價格，卻沒想到，Token這門生意的霸主，正在悄悄換人。01. Token：智能時代的標準化集裝箱Token，翻譯過來叫詞元，是大語言模型處理文字的最小單位。「我喜歡吃蘋果」，對人類來說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對AI來說，它是「我」「喜歡」「吃」「蘋果」四個Token。英文更複雜，「ChatGPT」會被拆成「Chat」「G」「PT」三個Token。這種拆分看起來瑣碎，但它讓智能服務第一次變得可以量化，可以被公平地計算，就像集裝箱一般，Token讓任何智能服務都能被計量、被交易、被出口。一個印度的創業者，打開電腦，呼叫DeepSeek的API，讓它幫他寫一段Python程式碼。他等了不到一秒，程式碼出現了。他付了幾分錢，關上電腦。這個動作很簡單，但背後發生的事情卻改寫了遊戲規則：他的請求通過光纖傳到了中國某個資料中心，數百塊GPU同時啟動，開始逐字生成那段程式碼。每生成一個字，就要消耗若干Token，而每個Token背後，卻是真實的電力消耗。甘肅的風電、青海的太陽能、雲南的水電，在這一刻以Token的形式，打包跨越國境，變成印度程式設計師眼前的一行程式碼。貴州山區裡密密麻麻的太陽能板、高壓線路和風機中印之間沒有特高壓輸電線路，但中國的電力，卻實實在在被國外消費了。這就是Token出口的本質：資料中心燒電，GPU運算，產出Token，賣給全球使用者。電力和算力被隱形地打包進每一個Token，隨著API呼叫流向世界各地。買家買到的是智能服務，但他們實際上消費的，是中國的電力、算力和工程師的智識積累。這個機制有一個關鍵的特性：它不需要買家在地理上靠近中國，不需要鋪設任何物理管道，只需要一根網線。這是傳統電力出口永遠做不到的事。中國電力之強大，天下人所共知，2025年，中國太陽能裝機突破3.15億千瓦，佔全國新增發電裝機的57%。但裝機越快，消納越難，全國新能源消納監測預警中心的資料顯示：2025年上半年，全國太陽能棄電率升至6.6%，風電棄電率5.7%，比2024年同期幾乎翻倍。西部省份的困境尤其嚴重：2025年1月至11月，西藏太陽能發電利用率僅65.8%，甘肅89.6%，青海83.5%，西藏風電利用率更只有69.3%。大量可再生能源發出來，卻沒有地方消納，白白浪費。其實浪費了都算好的，帶來的電網波動才是真的難頂。面對這些過剩的電，最直覺的想法是：直接出口出去不就行了？嘿嘿，想法不錯，但現實沒那麼簡單。電不能裝箱，不能儲存，只能靠實體電網點對點輸送。中國西部棄風棄光最嚴重的地方——西藏、甘肅、內蒙古——偏偏與電網基礎設施最薄弱的國家接壤，放眼中國周圍，基本上沒幾個國家擁有全國性的靠譜電網。雲南通過21條輸電線路與越南、緬甸、寮國聯網，十三五期間累計跨境交易電量176億千瓦時——相比中國每年數兆千瓦時的總發電量，這個數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再說了，人家窮國也是有主權的，沒有人願意讓本國電力依賴鄰國供應，即便願意把靈魂賣給東大，一度電出口也就五毛錢左右，扣除損耗和交易成本，根本賺不到幾個錢。因此，傳統電力出口的天花板清晰可見，而且幾乎無解。但是，如果我們能把電力換個皮，那情況就好辦得多了。這就是Token的出口——不需要物理電網，不受電力主權約束，價格不被大宗商品市場錨定。這是一條真正可以規模化的新路。資料中心對電價敏感、對位置不敏感——光纖可以跨越千山萬水。西藏、甘肅、青海的過剩綠電，可以通過資料中心轉化為Token，出口到全球。這一點，在ToC的市場上尤其意義重大——Toc的意義在於它是最敏感的風向標。中國個人使用者的AI使用習慣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從「問答」轉向「幹活」。程式設計、寫作、長文件處理，每一類場景的Token消耗都遠高於簡單對話。加上深度推理模式的普及，單個使用者單次呼叫的Token量在快速膨脹——業界把這個現象稱為「Token通膨」。數字印證了這個趨勢。國家資料局資料顯示，2024年初中國日均Token消耗量為1000億，到2025年6月底已突破30兆，一年半時間增長了300倍。2025年上半年，中國公有雲大模型呼叫總量達到537兆Token，較2024年全年增長近400%。這個增速，遠超任何一個傳統行業的成長曲線。土壤已經肥沃，種子正在發芽。中國的澎湃電力，正在套上Token外皮，被國內外市場無形卻又瘋狂購買。02. 賣Token，是一門暴利生意其實，“電力換皮出口”這事兒，中國早有先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解鋁生產國，但鋁土礦本身大量依賴進口——幾內亞、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的礦石，漂洋過海運到中國，在西南、西北的電解鋁工廠裡，經過高耗電的冶煉工序，變成鋁錠，再出口到全球。礦石是進口的，鋁錠是出口的，而最耗電的那個環節，留在了國內。也就是說，中國出口的鋁錠裡，有相當一部分是電力在換皮出售。只是，這種方式增值倍數不高，一度電變成鋁錠，大約只能增值2到3倍。煉鋁廠是典型的高能耗企業生產1噸電解鋁，行業平均耗電約13500度，也就是說1度電大約能煉出73克鋁。鋁錠目前的市場價大約是每噸2萬元，73克鋁價值約1.46元。而這1度電，買入價不過0.3到0.4元。粗算下來，1度電通過煉鋁增值了3到5倍。多晶矽也是同樣的邏輯，而且更為典型。生產1噸多晶矽，綜合電耗約57000度，也就是說1度電大約能生產17.5克多晶矽。目前多晶矽現貨價格約在4萬元每噸，17.5克價值約0.7元。同樣1度電的買入價約0.3到0.35元，煉出多晶矽後增值約2倍。看起來比電解鋁還低，但這是因為多晶矽行業目前嚴重過剩，2022年高點的時候，17.5克多晶矽可是能賣5元以上的，可以增值10倍。但是如果你把電力換皮成Token賣出去，那情況可就完全不同了。H100 GPU在推理場景下，每Token約消耗0.39焦耳，一度電則是360萬焦耳，理論上可產出約920萬Token，考慮到散熱、網路、冗餘等損耗，保守估算一度電實際產出約550萬Token。Token賣多少錢？DeepSeek輸出定價每百萬Token約2元，OpenAI的GPT-4o定價每百萬Token約70元。一度電直接出口，賣0.5元，煉成鋁錠賣出去是1.5元，而喂給資料中心跑推理，按DeepSeek的定價，能賣出約11元，是直接賣電的22倍。更重要的是，鋁錠和多晶矽的工藝早已固定，早就碰到天花板了，但AI還年輕。Token，是中國迄今為止電力增值效率最高的出口形態。甚至，這看似暴利的“22倍”係數，還是我們廠商競爭過於激烈、主動壓價的結果，不是能力天花板。DeepSeek在打市場、搶份額，定價是戰略選擇。DeepSeek-V3的訓練成本僅約3900萬元，用的是H800晶片——國產模型的真實成本，比這個定價還要低得多。即使把價格壓到OpenAI的1/20，中國模型依然有利潤空間。這就是便宜背後的底氣。03. 為什麼中國只能賣22倍，美國能賣785倍說完了中國這邊的帳，再看看美國那邊的帳。如果說中國Token出口是暴利，那麼美國Token的出口則堪稱是“無本萬利”——Deepseek用一度電轉化出的Token可以賣11元，如果換成OpenAI的定價，同樣則能賣約385元，增值倍數來到了恐怖的“785倍”。22倍和785倍之間，差著一個數量級。為什麼中國模型的定價，只有美國模型的1/20到1/30？最直接的原因是品牌溢價缺失。這就好比同樣是礦泉水，農夫山泉賣2塊，依雲賣30塊，不是因為依雲的水分子更高級，而是因為它賣的是阿爾卑斯山泉這個故事。OpenAI也是同樣的道理——它賣的不只是Token，賣的是全球最強AI這個認知。這個認知本身值錢，而且能讓人願意為之多付錢。Claude Sonnet輸出定價每百萬Token約105元，MiniMax M2.5隻要約8元，相差13倍。使用者願意為Claude買單，不只是因為Claude測試結果優異，還因為他們相信Claude確實更好——你怎麼樣是一回事，領導怎麼看你，是另外一回事。中國模型廠商目前還處於農夫山泉的階段，價格透明、童叟無欺，但品牌故事還沒講出來。其次是模型能力的差距。DeepSeek在數學、程式設計的基準測試上已經追平甚至超越OpenAI，但基準測試是考場，生產環境是戰場。在實際的企業應用裡，穩定性、指令遵循的精確度、邊緣情況的處理才是核心。實際的能力差距，直接影響定價天花板——你能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才有資格開更高的價。中國模型目前還在追趕高端場景，這個差距縮小一分，定價空間就能打開一分。第三，則是生態和信任的缺失。企業客戶選AI供應商，就像選銀行，不只看利率，還要看這家銀行會不會突然倒閉、出了問題有沒有人接電話。OpenAI和微軟Azure背後有完整的企業服務體系——SLA保障、合規支援、技術文件、售後響應，這套東西是多年積累下來的信任背書。中國模型在工程能力上完全不輸，但這套售後體系還在建設中。畢竟，歐美在SaaS這塊可是玩兒了幾十年的，熟練程度和在珠三角找五金廠一個感覺。最後還有一道隱形的壓力：地緣政治折扣。簡單說就是，很多客戶想用但不敢用，或者用了也要壓價，因為心裡有顧慮——今天能調的API，明天會不會被自己國家的監管叫停？美國聯邦機構停用DeepSeek，德國要求下架，這些新聞每出一條，都會讓潛在客戶的決策再遲疑一下。遲疑折算成價格，就是折扣。四個原因疊加，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定價壓制。22倍是現在的成績，不是終點。但從22倍走向更高，靠的不是更猛的降價，而是品牌、能力、生態、信任一點一點地積累。短期內，最明顯的障礙是西方封禁，歐美對中國高科技的打壓始終沒停過，這是咱們早就有的心理預期——今天一個法案，明天一個禁令，早就蝨子多了不嫌咬了。但說實話，這些封禁更像是在門口立了個牌子，而不是真的堵死了路。中國Token出口的主戰場從來不是西方發達國家，而是印度、東南亞、拉美、中東——也就是全球南方。DeepSeek在印度、東南亞的擴張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封禁反而幫中國模型做了廣告：被美國封殺的產品，一定有點東西。真正危險的，其實是內部問題——國內模型廠商，也開始價格戰了。2024年，字節豆包報價低到每千Token不到0.006元，阿里通義千問GPT-4級主力模型降價97%，智譜把上一代GLM-4-Plus砍了90%。這場價格戰打得像菜市場收攤前甩賣，贏得了使用者，卻虧掉了利潤，壓縮了再投資能力。好在2025年情況開始逆轉：智譜GLM-5發佈當天宣佈漲價30%，Kimi K2.5發佈不到一個月，海外收入首次超過國內。漲價能成功，說明需求是真實的，市場在成熟。但價格戰留下的諸多後遺症卻需要時間消化。長期來看，有兩個結構性問題懸在中國AI的頭頂。第一是算力天花板。晶片禁令不會消失，美國必然會管得越來越嚴。DeepSeek用H800訓練出了頂級模型，這是一次了不起的工程奇蹟，但奇蹟不能當戰略。就像一支球隊贏了一場經典戰役，不代表它永遠能以少勝多。下一代模型如果需要十萬張H100，而中國只能拿到性能打折的替代品，訓練成本優勢就會被侵蝕。不過，現在情況應該好了不少，老黃這次來國內拜訪一圈，結果好像一張H200都沒賣出去。第二個長期問題是資料本地化壓力。各國對資料主權的限制也在越發收緊，歐盟的GDPR、印度資料本地化法案、中東的合規要求，都在往同一個方向推。目前中國Token出口依賴的是純境外API呼叫模式，一旦各國要求資料不能出境，就得在當地建資料中心。可若是在本地建中心，那麼土地、電力、維運全部按當地標準來，成本結構就完全變了，也就不那麼“便宜”了。因此，Token出口的終極形態，可能不是簡單的API呼叫，而是中國技術加本地部署——這對商業模式和營運能力，都是更高的要求。不論如何，還是要感謝美國AI——感謝他們用真金白銀和大喇叭宣傳，幫中國找到了電力出口的正確姿勢。OpenAI、Anthropic把Token價格錨定在高位，教育了市場，啟動了需求，卻讓更多企業用不起。中國模型以1/20的價格提供80%的能力，填補了這塊空白。從賣電到賣Token，中國完成了從體力活到腦力活的躍遷——不需要密集勞動、不需要污染環境、不需要物理電網，不受地緣政治的電力主權約束，價格也不再被大宗商品市場錨定，這是一條真正意義上可以規模化的新路。美國負責把Token價格炒上去，中國負責把Token價格打下來，“西數東算”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功夫財經)

對於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從工程整合型創新向科學驅動型創新的範式躍遷，並實現科技創新與擴大內需之間的協同共振當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新一輪深刻調整之際，一場超越傳統領域、更具根本意義的戰略博弈正在全面展開——科技創新已成為決定中美未來國力對比的核心變數，它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引擎，更日益成為牽引雙方在經貿規則、外交佈局、安全架構乃至全球治理體系等領域全方位競爭的戰略制高點。01. 四大維度上的攻防與膠著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圍繞四大關鍵維度展開：原創型創新（“0-1”突破）、應用型創新（“1-N”迭代與產業化）、技術自主與安全、全球影響力建構。當前態勢在這四個維度上呈現出複雜膠著、相互交織的局面。美國在多數前沿科技的源頭創新（“0-1”突破）上仍佔據優勢，尤其在半導體設計、AI基礎框架、雲基礎設施與量子計算等定義未來的領域保持領先，並持續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然而，中國已在綠色低碳技術、高超音速技術、動力電池、量子通訊等若干關鍵賽道上實現了局部反超。而在應用型創新（“1-N”迭代）與產業化、規模化部署方面，中國展現出令人矚目的速度和效率。中國近年來工業機器人部署量已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當美國仍在為無人機商業配送的監管框架爭論不休時，中國已經在多個城市開展無人駕駛計程車、垂直起降飛行器等先進物理AI系統的常態化測試與試點營運。儘管實現“從0到1”的原創型突破的戰略緊迫性正日益凸顯，但需要警惕一種潛在的認知誤區——將原創型創新與應用型創新簡單對立或排序，並隱含著前者價值高於後者的等級觀念。事實上，一項技術的演進軌跡和最終主導地位，往往並非在誕生之初就已確定，而是在大規模市場應用中通過持續迭代與最佳化而得以塑造。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歷程為此提供了啟示。日本曾在氫燃料電池技術上取得顯著原創突破，投入巨大；然而，這條技術路線未能與中美兩大關鍵市場的需求和產業偏好形成共振。相比之下，純電動汽車路徑在中美龐大市場的強力推動下快速迭代，產業鏈日趨成熟，商業化處理程序加速，最終主導了全球新能源汽車格局。這一案例生動說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1到N”階段的勝出者，決定了眾多“從0到1”原創探索中的最終贏家。美國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邏輯。儘管美國早在20世紀伊始就成為世界頭號製造業強國，但直至二戰結束時，其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上仍大幅落後於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美國全球經濟與創新領導地位的確立，關鍵並非源於其是基礎科學的首要策源地，而在於其全球領先的應用轉化、迭代改進和大規模產業化能力——這正是“從1到N”創新的精髓。在廣闊國內市場中進行技術吸收、適應和持續最佳化的能力，構成了其決定性的競爭優勢。以史為鑑，儘管中國正在進入全力攻堅原創突破的全新發展階段，但應警惕將原創突破、應用迭代對立或簡單排序的認知陷阱，防止出現“重0-1、輕1-N”的戰略失衡。應用導向的“1-N”迭代絕非附屬性的次要活動，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決定性階段。在這裡，技術經歷真實市場的壓力測試，在成本與性能之間不斷最佳化，最終融入複雜的經濟社會系統。原創突破提供了競爭的入場券，但大規模應用創新才真正決定技術路徑的最終走向與價值實現。中國在攻堅原創型創新“0-1”突破的同時，更應珍視並鞏固在應用型創新“1-N”迭代上已建立的領先優勢，這是中國參與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基本盤。通過“雙循環”戰略，中國正系統性地推進技術自主與供應鏈安全建設，在降低對外部關鍵技術依賴的同時，也增強了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依存度——從動力電池到關鍵礦產的龐大產能優勢，正持續鞏固這一態勢。而在全球影響力的拓展上，中國憑藉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集融資、建設、營運於一體的數位化整體解決方案，已在眾多區域建構起超越傳統西方主導模式的數字基礎設施網路，這不僅是一種市場開拓，更是一種發展範式、標準與影響力的輸出。創新範式的升維：從工程輝煌到科學引領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展現出鮮明的能力特徵：在工程整合領域（如高鐵網路、特高壓輸電、移動通訊基礎設施及消費電子製造）已建立起顯著的全球優勢；而在科學前沿領域（如底層演算法框架、原創藥物靶點發現、高端晶片架構設計）仍處於追趕階段。這種差異化的能力結構，與中國過去數十年所選擇的工業化路徑、資源分配邏輯及參與全球分工的方式密切相關。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成熟技術為基礎的規模化製造業擴張。基礎設施建設、生產流程最佳化及消費電子產品組裝等工程密集型行業，能夠快速吸納就業、形成產能並帶動出口，這與中國當時亟須完成資本積累、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階段高度契合。相較之下，半導體材料、生物醫藥底層研發等科學密集型領域，往往需要持續數十年的基礎研究投入與高風險試錯，其回報周期與工業化初期追求快速增長的目標並不一致。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特別是工程學科，以為產業輸送大量具備紮實應用能力的技術人才見長，有效支撐了“世界工廠”的運轉。然而，基礎科學的突破性進展，往往更依賴於鼓勵自由探索、包容失敗的學術環境以及跨學科協作的生態，而中國這方面的制度與文化建構仍在深化之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使中國在製造與整合環節確立了關鍵地位，但產業鏈上游的高附加值領域，如尖端裝置、核心軟體與原創藥物，仍主要由發達經濟體主導。這些科學密集型環節通常建構了深厚的專利壁壘與生態護城河，追趕難度巨大。然而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力，最終還是來自前沿科學與顛覆性技術的突破。根據《自然指數2024》（Nature Index 2024）對全球基礎科學科研績效的評估結果，中國高品質科研論文產出總量已超過美國約45%，但在《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兩大頂尖期刊上的發表數量僅為美國的30%。在企業基礎研究方面，差距更為明顯：《自然指數2024》全球發表高品質科學論文的前20家企業中，一半位於美國（其中八家為生物製藥公司），中國僅有三家企業上榜。這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在最佳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基礎上，尤其要加強以“好奇心”為導向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應為科研機構和高校創造鼓勵探索、包容失敗的學術環境，改革評價機制，推動從追求論文數量向突出成果原創價值轉變。同時，需切實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引導更多資源投向周期長、風險高的基礎研究和前沿領域，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依賴底層科學突破才能取得商業成功的行業。02. 半導體與國產替代：效率瓶頸與“開放式”安全觀半導體產業因其技術密集、產業鏈條複雜，常被視為人類工業文明的精密極限，當前也正成為中國科技自立處理程序中受外部制約最深、攻關難度最高的戰略領域。荷蘭ASML在極紫外（EUV）光刻機領域的絕對壟斷、美國泛林集團（Lam Research）等在蝕刻裝置上的主導，以及台積電佔據全球90%以上最先進晶片製造的格局，構成了三大關鍵瓶頸。由於半導體產業是基於比較優勢通過全球分工形成的深度一體化產業鏈，因此任何單一國家試圖建立具備高水平的獨立產業鏈都將面臨極大挑戰。但若問那個國家最有可能突破這一限制，那答案可能就是中國——龐大的工程人才儲備、系統性的資源動員能力，以及世界最大的應用市場所形成的“需求—迭代”閉環，構成了中國獨特的體系化突破潛力。然而，當前制約中國半導體產業取得決定性突破的主要矛盾，已非國家投入總量不足，而是資金與資源分配的精準度、協同性和使用效率問題。在國產替代導向的政策驅動下，容易形成地區間、項目間的同質化競爭，資源分散，難以集中力量攻克最尖端、最複雜的“硬骨頭”。資金配置若不能高度傾斜於產業鏈中最薄弱、最卡脖子的戰略環節（如高端光刻機及核心部件、先進製程工藝整合、EDA軟體），而是平均發力，將大幅延緩整體突破處理程序。與此同時，國產替代產品常面臨“不敢用、不願用”的困境。若資金支援與強有力的首台套應用、政府採購優先、國內市場強制性驗證等需求側措施脫節，產品將缺乏迭代升級的實戰場景與反饋，易陷入技術“孤島”。上述結構性挑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自主可控的最優實踐路徑——如何在堅持開放合作的前提下，界定國產替代的戰略邊界，建構一種既保障安全又不失效率的“韌性供應鏈”，從而實現科技發展、科技安全之間的平衡。“開放式”安全觀認為，科技安全的根本目標是保障發展權，而非單純地為替代而替代。安全並不一定要求在所有技術節點實現絕對自主，而是追求在關鍵領域形成不對稱的、他國難以替代的核心能力，同時在全球網路中建構深度相互依賴。正如美國並未掌握所有晶片技術，但通過掌控設計工具和半導體裝置等環節，實現了對整個產業鏈的有力掌控。有鑑於此，中國可思考如何聚焦核心，培育不可替代優勢——將資源集中於已具備或可能形成全球比較優勢的領域（如特定材料、裝置模組），打造“非我不可”的技術節點。對於成熟製程半導體，可追求自主可控以保障基本盤；對於尖端製程，目標應是展示突破關鍵瓶頸的能力（如EUV光源、物鏡系統），以此作為戰略威懾，迫使對方重新評估封鎖成本。即便在部分環節存在對外依賴，但只要中國掌控某些獨有、不可或缺的技術，打造出“非我不可”的技術節點，便能創造出新的相互依賴格局，在維護科技安全的同時，持續推動基於比較優勢的科技發展。03. 從“並跑領跑”到“攻堅破壁”的雙軌戰略在複雜的科技競爭版圖中，中國需要探索更加精準化、差異化的產業競爭策略和發展路徑。對於已具備領先優勢或處於並跑態勢的領域——如新能源、數字應用、部分人工智慧及量子通訊——宜採取“擴張與塑造”並舉的策略。通過發揮市場規模與產業鏈協同優勢，加速技術迭代和生態建構，並在全球範圍內推進標準輸出與模式推廣，從而在規則制定層面爭取主動。而在仍需追趕且存在外部制約的領域（例如尖端半導體製造），策略則應轉向聚焦核心、提升效能。這要求建立更為精準的資源分配機制，將有限的資金與政策支援集中投向產業鏈中最具戰略意義、也最為薄弱的環節。通過推行“揭榜掛帥”等市場化激勵機制，配合首台套裝備保險、政府採購優先等需求側支援，為國產技術提供寶貴的早期應用場景和迭代反饋，逐步破解市場端的應用壁壘。與此同時，培育支援長期創新的資本生態愈發受到重視。引導設立面向硬科技的長周期基金，最佳化科研管理制度與人才評價體系，給予研發團隊更充分的自主權與試錯空間，對於需要長期投入的底層技術突破具有重要意義。04. 世界重估中國的能源與資源戰略底牌在耗能巨大的全球科技競賽中，中國的能源優勢正成為關鍵變數。與美國面臨的電網約束和供應鏈問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充沛、穩定且成本相對較低的電力供應——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太陽能、核能）領域的快速擴張，為人工智慧、資料中心等高耗能產業提供了堅實支撐。在關鍵礦產領域，中國掌握著更具份量的籌碼。特別是在稀土這一戰略礦產領域，全球供應鏈的博弈呈現明顯分化。在輕稀土方面，美國通過扶持本土企業（如MP Materials）和深化與盟友（如澳大利亞Lynas）的合作，已在開採和分離環節的供應鏈多元化方面取得較快進展。相比之下，美國在重稀土（如鏑、鋱）領域則面臨深刻的結構性壁壘。中國憑藉對離子吸附型黏土開採提煉技術長達數十年的積累、全球最完整的“資源-冶煉-材料-器件”產業鏈，以及近年來向緬甸、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資源與產能網路延伸，牢牢掌控著全球的重稀土供應鏈。美國本土不僅缺乏具備經濟開採價值的重稀土礦床，更完全沒有商業規模的重稀土分離產能，相關領域的關鍵技術人才也已出現嚴重斷代。這種供給格局的極端不對稱，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深刻的戰略認知矛盾：一方面，擺脫對中國稀土戰略依賴的安全焦慮持續蔓延；另一方面，其高端應用領域（如國防工業）對重稀土的實際需求量相對有限，且存在材料替代的技術可能性。這種“安全焦慮”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導致美國相關政策始終在激進“脫鉤”與務實妥協之間搖擺，很難形成持續且堅定的資源投入與戰略執行。05. 從“中國製造、出口全球” 到“中國創造、國內消費”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系統部署，要“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命題，已從“中國製造、出口全球”，轉為建構“中國創造、國內消費”的良性循環，邁向“創新驅動、內需拉動”的新征程。擴大內需不僅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應對，更是推動技術創新持續深化的“孵化器”與“試煉場”。一個規模巨大、層次豐富、需求不斷提升的國內市場，能夠為前沿技術提供最直接的應用場景和迭代反饋。當前制約因素在於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中國2023年家庭消費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僅38%，遠低於全球中高收入經濟體平均水平。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影響了家庭財富預期，而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強化了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兜牢民生底線，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最佳化收入分配、切實加大民生領域投入，降低家庭後顧之憂，從而穩定消費預期，釋放消費潛力。只有當國內消費者對國產高端產品和服務具備強勁、持續的購買力時，以國內消費驅動創新發展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暢通。06. “人口紅利”褪去，“人才紅利”兌現中國正面臨日益凸顯的人口結構轉型挑戰。2024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達20%，而總和生育率則降至1.0，顯著低於2.1的人口更替水平。快速老齡化與持續低迷的生育率疊加，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構成了顯著壓力。然而，儘管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趨於收縮，但人口素質也在持續提升—中國每年培養的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博士人數已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也位居全球首位。韓國的經驗表明，通過自動化升級與人力資本深化，仍然可以在人口總量下降的背景下維持經濟活力與產業競爭力。與此同時，中國的人才戰略正在轉向更開放、更國際化的模式。在夯實本土培養體系的基礎上，中國正在積極籌劃通過設立人才簽證、專項科研基金與國際教職席位等方式，積極延攬全球頂尖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熱拉爾·穆魯（Gérard Mourou）加盟北京大學、知名學者查爾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受聘清華大學等案例，均顯示出中國深度融入全球科研網路的努力。中國吸引頂尖國際人才的能力，以及這些學者與中國科研體系的融合深度，將影響中國在原創科學思想和前沿技術領域的長期突破潛力。07. 全球南方：科技博弈新棋局上的“第三戰場”在這場競賽中，全球南方國家成為關鍵第三方。中國通過提供數位化一攬子方案，已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建立起數字基礎設施領先優勢。這些網路產生的海量資料，又進一步訓練中國的人工智慧模型，使其能夠為這些市場量身定製產品和服務，形成自我強化的影響力循環。相比之下，美國尚未匹配中國在這些市場的政府支援力度。曾經突出的援助項目（如美國國際開發署）已大大削弱，使美國面臨技術影響力削弱的困境。在全球科技競合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國需要以更具戰略定力和系統性的方式推進自主創新；與此同時，應進一步拓展與“全球南方”國家在科技與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以市場化和商業化為導向，淡化安全敏感色彩，穩步提升影響力，有效應對外部競爭壓力。通過主動深化與中東、東盟、拉美及非洲等“全球南方”國家的科技與能源合作，提供以發展為導向的綜合解決方案，有助於避免形成針對中國的封閉性技術聯盟，從而為中國技術的全球化拓展與關鍵資源通道的穩定提供更廣闊空間。08. 重構中的世界：科技大博弈，路在何方？當前的中美科技博弈，正日益呈現出一種“領域分化、區域分層”的複雜格局。美國在資訊技術、生物醫藥等科學驅動型領域持續引領前沿，而中國則在綠色低碳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等工程整合型領域展現出全球競爭力；美國在尖端技術研發與核心軟體生態建構上保持優勢，而中國則在全球市場滲透、規模化應用與先進硬體製造方面積累了顯著優勢。這種態勢可能導向一個長期並存的未來：美國主導創新架構與標準定義，中國主導產業化落地與市場滲透，雙方在各自的優勢領域形成深度護城河，而非一方對另一方形成全面壓制。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受到國內經濟周期與政治議程的顯著影響。在高通膨壓力與2026年中期選舉臨近的背景下，川普政府近期在對華關係上呈現出一種“選擇性聚焦”的特徵——在整體經貿層面傾向於通過協商穩定雙邊關係、控制衝突升級，但在關鍵技術領域，以及在其傳統影響力範圍內的美洲地區（例如近期對委內瑞拉採取的行動），則展現出更具進攻性的戰略姿態，通過多維度施壓與系統性競爭手段，持續強化對關鍵區域與戰略領域的實際控制力。這一政策轉向背後，反映出美國政府在經濟現實與戰略競爭之間的平衡考量。穩定國內物價與就業已成為當前政治議程的重心，這使得美國政府在對華經貿談判中更側重實際經濟利益與市場准入等可交易議題，從而降低了意識形態對抗的調門。美國近期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已可觀察到某種戰略收縮的傾向，即更聚焦國內經濟重建，減少過度擴張的全球干預承諾。然而，美國政治體系的內在張力依然存在。國會，尤其是通過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所體現的立法意志，仍深受傳統安全思維與意識形態競爭邏輯的主導。這種強調技術封鎖、供應鏈安全與價值觀對立的政策慣性，將持續對行政部門的務實經貿議程形成制度性制衡，並可能在關鍵科技領域與地緣戰略區域延續競爭性乃至對抗性態勢。美國近期在委內瑞拉的干預行動，進一步揭示出全球南方國家在安全與發展需求上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雖能有效提供貿易拓展、直接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等發展類公共產品，卻難以提供主權國家最為核心的國防安全保障。在美國持續強化西半球軍事存在與政治影響力的背景下，如何在與拉美等地區的合作中，既深化互利的經貿聯結，又妥善應對夥伴國面臨的外部安全壓力，成為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統籌應對的戰略課題。這要求中國的對外合作模式需更具韌性，堅持發展導向的同時，需通過多邊協調、危機外交與符合國際規範的綜合性方案，助力夥伴國維護自身穩定與發展空間。對於中國而言，下一階段的轉型關鍵，在於能否實現從工程整合型創新向科學驅動型創新的範式躍遷，並實現科技創新與擴大內需之間的協同共振。這不僅是一場技術層面的追趕，更是一場涉及教育體系、科研生態、產業政策、收入結構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性重構。面向“十五五”及更長遠未來，中國將致力於建構一個更具韌性、更富活力、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新格局——一個既能孕育重大創新成果、又能被國內廣闊市場有效吸收和驅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正在穩步成型。這場科技大博弈的結局，將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力量格局。而競賽的勝負手，可能不僅在於技術本身的突破，更在於創新生態的活力、國內市場的深度、人才戰略的成功及贏得全球信任的能力。 （財經雜誌）

最近美國國務卿盧比歐的一番對華表態挺受關注，一邊直言“美中不交流互動是瘋狂的”，一邊又暗戳戳炒作供應鏈多元化，還鬆口允許匈牙利和中國深化合作。這話聽著像是美方釋放緩和訊號，實則根本不是轉性，而是川普政府實打實的利益算計，今天就把這背後的門道跟大家說透。先說說盧比歐這次的表態，當地時間2月16日他在布達佩斯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會面，面對美國記者的挑事提問，讓他要求匈牙利減少和中國的合作，盧比歐直接拒絕了，稱川普政府希望各國按自己的國家利益行事，不會要求盟友和他國“隔絕往來”。談及中美關係時，他更是把話說得很直白，說中國是有核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有十多億人口，四月川普還要訪華，兩國沒交流沒互動，那就是真的瘋狂。其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說這話了，前兩天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盧比歐就曾表示，不與中國對話是地緣政治上的失職，中美作為世界兩大強國，有責任管控分歧，避免經濟甚至更嚴重的衝突，在利益契合的領域還能攜手合作。這番話聽著挺理性，甚至讓人覺得美方終於認清了現實，但只要接著往下聽，就能發現話裡的“小九九”。果不其然，盧比歐話鋒一轉就扯到了供應鏈問題，炒作說“依賴一個國家承擔90%的關鍵供應鏈事務，對世界都不好”，還聲稱美方要推動全球供應鏈多元化，甚至辯解這“不是反華的表現”。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哪是什麼為世界考慮，就是美方一貫的“脫鉤斷鏈”換了個說法而已。所謂的供應鏈多元化，本質還是想降低各國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變相遏制中國的產業優勢，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這套路跟之前比，只是更隱蔽了。更值得琢磨的是，盧比歐本身還是被中國製裁的對象，如今當了美國國務卿，卻大談特談對華溝通的重要性，這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第一，川普四月訪華需要鋪墊，總得先放些緩和的話，營造一點積極的氛圍，不然訪華根本無從談起;第二，美方有實打實的現實需求，中美經濟聯絡深度繫結，美方在經貿、地區熱點問題上都有求於中方，硬剛的代價它承受不起;第三，美方的盟友早已離心離德，匈牙利鐵了心和中國合作，歐洲其他國家也不願和中國脫鉤，美方逼不動，只能鬆口裝大度。面對美方這種看似矛盾的表態，中方的態度其實早就亮明了。王毅外長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就明確表示，中國始終堅持和美方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但這能不能實現，關鍵看美國的態度。因為美方至今還有人在千方百計遏制打壓中國，不擇手段攻擊污衊中國，嘴上喊著溝通，行動上卻搞小動作，這樣的交流根本沒有意義。盧比歐的這番表態，只是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權宜之計，根本不是美方的根本轉變。美方一邊知道和中國溝通是必然選擇，一邊又放不下霸權思維，總想搞遏制打壓，這種“既要又要”的心態，只會讓中美關係更難走。而中方的態度一直很明確，談，大門敞開，只要美方拿出誠意，遵守相互尊重的原則，什麼都能談;但如果只是把溝通當幌子，背地裡搞供應鏈脫鉤、陣營對抗，那中方也有足夠的能力和底氣，應對一切挑戰。川普四月的訪華，到底是真的想改善中美關係，還是只是走個過場，關鍵就看美方會不會放下算計，拿出實際行動。 (時報國防看點)

外媒報導：根據 OpenRouter 的最新資料，中國開源人工智慧模型稀宇科技MiniMax 和月之暗面的Kimi在全球 token 使用排名中名列前茅，終結了美國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這項變化反映國際對中國開源模型需求增加，特別是在中國這些大模型一系列新版本推出之後。據指出： MiniMax M2.5 單周使用量高達 2.45 兆個 token，幾乎是先前的 2 倍，主要由程式碼應用帶動。該模型於 2 月 13 日推出，宣稱是「世界上首個專為代理場景設計的生產級模型」，並在推出後 7 天內達到 3.07 兆個 token 使用量。Kimi K2.5 於 1 月發表，排名第二，使用量為 1.21 兆個 token；智譜的 GLM-5 則以 7,800 億個 token 位居第三。這三個中國模型在 OpenRouter 上佔總 token 使用量的 61%，顯示中國在全球 AI 市場的強勁表現。價格方面，MiniMax M2.5 與 GLM-5 的收費為每 100 萬個輸入 token 0.30 美元；相較之下，Anthropic 的 Claude Opus 4.6 收費高達 5.00 美元，約為前者的 16.7 倍。這使中國的 三 大模型在程式碼能力與代理自動化方面具備明顯競爭優勢。在中國企業市場，市場整合速度顯著加快。阿里巴巴的千問、字節跳動的 豆包 與 DeepSeek 在 2025 年下半年共同佔企業 token 消耗超過 70%，而上半年還不到 50%。此外，月之暗面AI 的商業化成果也相當顯著。K2.5 發表後不到 20 天，該模型收入已超過公司 2025 年全年總收入。該公司新近完成一輪超過 7 億美元的融資，由阿里巴巴與騰訊領投，估值提升至 100 億至 120 億美元。 (芯聞眼)

核心觀點： 美國科技封鎖的最大失誤，在於誤判了中國企業的韌性。真正的封鎖從來不是切斷裝置供應，而是切斷進取的意志。只要中國產業界“想幹”，任何高牆都終將變成登山的階梯。前中興通訊國際市場副總經理、復旦大學特邀評論員汪濤在《兩岸圓桌派》中的一番論述，如同一記警鐘，敲醒了那些迷信“技術霸權”的人：想要徹底鎖死中國科技，唯一的辦法是讓中國企業從心底裡放棄追趕的念頭。 然而現實卻是，西方的每一次圍堵，非但沒有澆滅中國企業的火焰，反而成了助燃的氧氣。逆向激勵：封鎖即動員令回顧過去幾年的晶片博弈，一個弔詭的現象清晰可見：美國出口管制的清單越長，中國本土技術突破的速度越快。這並非巧合，而是生存本能被極致激發後的必然結果。當“買辦思維”被徹底堵死，當“造不如買”的幻想被現實擊碎，中國科技企業只剩下一條路——背水一戰。這種強烈的危機感轉化為了一種近乎偏執的執行力：問題在那裡，資源就投向那裡；短板是什麼，就死磕什麼。正如荷蘭半導體觀察者馬克·海金克所言，即便沒有頂級的EUV光刻機，中國製造商依然能在傳統的浸潤式DUV光刻機上，通過極致的工藝最佳化，挖掘出超越物理極限的潛力。技術突圍：從“多重曝光”到“自對準”的極限操作在ASML將NXT:1980i至最先進的NXT:2150i等全系列浸潤式光刻機列入禁運名單後，中國晶圓廠面臨的是“無米之炊”的絕境。傳統的多重曝光技術（Multi-Patterning）雖然可行，但對光刻機的套刻精度和產能效率要求極高，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成本失控，良率崩盤。面對這一死局，中國工程師們沒有坐以待斃，而是迅速切換賽道，轉向了自對準多重圖案化技術（SAMP）。這是一條更為艱難但可行的路徑：傳統路徑：依賴光刻機進行多次曝光，對裝置精度要求極高。中國路徑：將壓力從光刻機轉移至沉積與刻蝕環節。只需一次光刻曝光，隨後通過精密的“沉積 - 刻蝕”循環交替，像搭積木一樣建構出高密度的電晶體結構。台積電第一代7nm工藝曾驗證過這條路的可行性，而今天，中國之所以能走通這條路，底氣在於國產裝置的崛起。北方華創、拓荊科技、中微半導體等企業在薄膜沉積和刻蝕裝置上的突破，為SAMP技術提供了堅實的硬體支撐。正是這些“隱形冠軍”的托底，讓國產7nm晶片從PPT變成了生產線上的實物。補齊短板：離子注入機的“去美化”攻堅戰當然，自主可控的版圖並非毫無缺口。在晶片製造的關鍵環節——離子注入領域，中國曾長期依賴美國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等巨頭。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離子注入機進口額仍高達14.27億美元，這是懸在產業鏈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但變局已在醞釀。從2025年起，以北方華創、華海清科、先導基電為代表的國產力量正式吹響了衝鋒號。這三家企業不再滿足於低端市場的修修補補，而是直接對標國際頂尖水平，攻關高端離子注入裝置。這不僅僅是為了替代進口，更是為了建構一道戰略防火牆。在美國“長臂管轄”和“最小比例原則”的陰影下，任何一顆海外螺絲釘都可能成為癱瘓整條產線的藉口。唯有實現全鏈條的“去美化”，才能確保在極端情況下，中國晶片產業依然擁有反擊的能力。護城河不在別處，而在心中當前的中國晶片產業，正處於一種“破繭成蝶”前的陣痛期。海外裝置進不來，國產裝置在爬坡，這種左右飄搖的不穩定性是客觀存在的。但也正是這種不穩定性，倒逼出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密度。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產自主裝置的終極意義，不在於立刻在性能上全面碾壓對手，而在於它是中國科技安全的最後一道護城河。只要這道護城河還在，只要中國企業“想發展、敢突破”的念頭不滅，任何外部的封鎖都註定是徒勞的。歷史已經證明，試圖通過打壓來遏制中國科技進步，最終只會收穫一個更強大、更獨立的中國科技體系。因為，真正的封鎖，從未成功過；真正的突破，往往始於絕望之處。(晶片研究室)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4日回應美近期關稅調整舉措時透露，中方願與美方在將於近期舉行的第六輪中美經貿磋商中開展坦誠磋商。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即將到來的中美第六輪經貿磋商，將重點聚焦「落實與破局」。落實將包括第五輪磋商中達成的既有承諾的兌現以及短期共識的延續與調整；破局將針對美國奉行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持續推動雙邊經貿關係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健康發展。專家表示，中美第六輪經貿磋商，將重點聚焦「落實與破局」。圖為2026年美國消費電子展（CES），中國企業宇樹科技展台，「拳擊」機器人吸引眾多參觀者。 資料圖片美東時間2026年2月24日凌晨，美國海關已根據美方相關公告，停止徵收《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項下所加徵的關稅，並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進口附加費。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4日回應時指出，2025年2月初和4月初，美方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先後對中國商品加徵了10%所謂芬太尼關稅和34%對等關稅，其中24%對等關稅已暫停實施，對華實際加徵關稅水平為20%。根據美最高法院關稅訴訟案裁決和美國政府相關行政令、公告等，美方已停止徵收上述關稅，但同時又依據122條款加徵了10%的進口附加費。中方也注意到，美方在多個場合表示，將利用301、232等調查徵收關稅。促美取消加徵有關單邊關稅「中方正密切關注並將全面評估美方相關舉措，後續將視情適時決定調整針對美方原芬太尼關稅和對等關稅的反制措施。中方將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權利，堅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該發言人說，中方一貫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敦促美方取消並不再加徵有關單邊關稅。「實踐已一再證明，中美雙方合則兩利，鬥則俱傷。」該發言人透露，中方願與美方在將於近期舉行的第六輪中美經貿磋商中開展坦誠磋商。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維護兩國元首釜山會晤和2月4日的通話共識，在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解決各自關切，妥善管控分歧，維護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中美自去年5月以來已開展過五輪經貿磋商，就各自關心的經貿議題深入交換意見，並取得了取消及暫停部分對等關稅、以合作方式妥善解決TikTok相關問題等多項進展。專家：將聚焦「落實與破局」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白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即將到來的中美第六輪經貿磋商，將重點聚焦「落實與破局」。落實將包括第五輪磋商中達成的既有承諾的兌現以及短期共識的調整與延續；破局將針對美國奉行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持續推動雙邊經貿關係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健康發展。白明回顧，中美第五輪磋商已確定的相關共識中，有不少措施僅為一年內有效，比如關稅政策、稀土管制放寬、美方在港口船舶領域對中方的制裁以及中方相應的反制港口稅等，那麼到期之後該如何調整，需要雙方提前協商後續安排。此外，對於已有共識的後續落實情況，也將成為雙方討論重點。包括，中方承諾擴大對美國農產品進口，美方需調整對華企業的不公正待遇等。「雙方還應繼續探討新的合作路徑，重點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並推動雙向鬆綁。」白明說，美方希望中方在稀土等方面進一步放寬，中方則要求美方改變在高技術產業對華卡脖子的錯誤做法，這些都會成為談判重點。美關稅新花樣難掩單邊主義本質白明算了一筆帳，截至去年在吉隆坡展開的第五輪磋商達成共識後，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約為40%（其中約20%為川普第一任期與拜登任期遺留的301調查關稅及最惠國關稅，加上達成共識後仍在執行的10%芬太尼關稅和10%對等關稅），在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之後，仍在執行的10%芬太尼關稅和10%對等關稅失效，即合計取消20%，但川普又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新增了15%的懲罰性關稅，實際上，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僅下降約5%。「與歐盟、日本、韓國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仍承擔較高的累計關稅水平，川普在第二任期內已經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對進口鋼鐵、鋁、銅、汽車及汽車零部件等徵收關稅，美國對華關稅的覆蓋面更廣。」白明強調，川普政府加徵的15%關稅，實際上是以新名目變相實施限制，本質仍是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不過中方的立場始終不變。「我們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無論美方以何種名目或形式變換手段，都將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中美互利共贏原則，推動雙邊經貿關係在平等協商基礎上健康發展。」他說，「這一立場也有可能繼續體現在即將到來的中美第六輪談判中。」 (香港文匯報)

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技術優勢：美國科技面對中國的長期博弈行動手冊》，這是一份具有系統性，還具備多層次評估中美科技競爭態勢特徵的戰略檔案。此檔案核心觀點是：科技領導力並非出自單一的技術突破，而是由“技術生態系統的綜合優勢”來決定。報告把技術劃分成“堆疊技術”（像是AI、晶片）、“精密技術”（比如航空發動機）、“生產技術”（諸如高端機床）以及“基礎技術”（比方稀土、鋼鐵）這四大類別，並且經由對具體領域的對比剖析，表明美國在堆疊與精密技術方面依舊具備優勢，然而在生產與基礎技術方面已極度依賴中國及盟友。以下是從報告主要內容深度闡釋：一：核心戰略意圖的再確認這份報告的實質是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競爭所開展的戰略總動員，它表達了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像是AI演算法，稀土加工，電動車產業鏈方面真實具備的創新能力以及規模優勢的承認，甚至於更為少見地破除了美國長久以來抱持的“中國僅依賴抄襲與補貼”這種錯誤認知。該報告把中國界定成擁有“國家—市場混合體制”的複雜競爭者，著重指出中國憑藉“耐心資本”、地方競爭以及全產業鏈整合建構而成的系統優勢，對美國形成了具有根本性的挑戰。這意味著，美國戰略領域，已經從那種“防禦性遏制”，轉變為了“系統性重建自身生態系統”的，長期競爭性合作思維。二：對“技術生態系統”框架的剖析報告提出“技術生態系統”的分析框架，極具啟發性，它把競爭力拆解成為，“經濟基本面”、“技術特定推動因素”、“生態系統治理”以及“企業戰略”這四大支柱，對於中國來講，這恰好印證了我們在某些領域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比如稀土以及新能源範疇，中國借由中央戰略引導跟地方執行力的融合，建構起了從上游採礦、中遊冶煉直至下游應用的垂直一體化生態，這恰恰就是報告裡“基礎技術”和“生產技術”類別之中“耐心資本”與“規模效應”的精妙呈現。三：對中國產業政策的深度誤讀與真實啟示報告儘管認可中國產業政策存在有效性，然而卻依舊把它歸結為“國家主導”以及“市場扭曲”。實際上，中國所取得的成功是源於“有為政府”跟“有效市場”的動態性結合。就拿新能源車來講，初期補貼促使湧現出上百家企業，殘酷無比類似於“地方錦標賽”的競爭淘汰掉了競爭力弱的企業，最終造就了比亞迪、寧德時代等具備全球競爭力的行業巨頭。“地方保護主義催生出的殘酷競爭”，而這恰恰揭示了中國模式的真實面貌：並非單純的計畫指令，乃是在戰略引導之下的市場化優勝劣汰。四：對“技術靈活性”戰略的警惕報告所提出，美國應當具備所謂“技術靈活性”是對中國模式的一種模仿以及追趕。然而，需要明確的是，中國所具備的優勢在於，擁有全球範圍內最為完整、同時也是最具韌性的工業體系。美國此刻想要嘗試在短時間之內去重建高端機床或者稀土加工能力，所面臨的狀況，不單單只是資金方面的問題，更為關鍵的是，存在著數十年工業積澱的缺失，還有技工培養體系的缺失，以及上下游協同關係的缺失。這份報告也頗為無奈地承認，在生產技術這個範疇之內，美國的日德等盟友，才是佔據主導地位的一方，美國如今已經不再具備絕對優勢，這充分暴露出其“去工業化”所帶來的深層代價。五：中國在AI領域的“非對稱優勢”報告對中國在AI領域的現狀作了客觀分析，中國受限於先進晶片進口，然而依靠演算法效率、資料規模以及工程化能力，中國模型比如DeepSeek已接近美國前沿水平，這揭示出中國特有的那種“硬體約束下的軟體突圍”路徑，中國具備全球最為豐富的應用場景像智慧城市、工業網際網路，還有最為龐大的資料流，這給AI的“落地”以及“迭代”提供了美國沒法相比的“實驗場”，這種“應用驅動創新”的模式正在彌補底層硬體的暫且短板。六：基礎技術是真正的戰略“壓艙石”報告把稀土、鋼鐵、鋁等歸類為“基礎技術”，並且明確表明中國在這方面有著“主導性”優勢，這是中國戰略定力的一種展現，過去二十年，中國承受了高污染、低利潤的加工時期，最終借由技術積累以及產業整合，把資源優勢轉變成產業控制力，2025年稀土出口管制的事例說明，基礎技術不只是經濟命脈，更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王牌”。美國嘗試借助盟友與《國防生產法》來重新建構供應鏈，然而卻遭遇了長達29年的審批周期，並且還存在技術人才斷層的狀況，在短時間之內難以對中國地位產生撼動。七：盟友體系是美國的“槓桿”也是中國的“突破口”報告對歐盟、韓國、印度等“夥伴”的作用展開了詳細分析，指明美國需要借助盟友，來填補自身於生產以及精密技術方面的欠缺。這既是美國具有的優勢，也就是技術互補，亦是其存在的軟肋，即利益協調繁雜，中國應當憑藉巨大的市場吸引力，加深與這些經濟體的利益捆綁。比如，維持與日韓在半導體材料方面，跟德國在汽車產業鏈上的合作，能夠增添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成本，進而削弱美國建構“排華技術聯盟”的效力。八：核心啟示與戰略定力這份報告給予中國的最大啟示在於，競爭的本質乃是生態系統的耐力賽，美國提出的“玩轉所有琴鍵”，也就是強化堆疊技術、修復生產技術、鞏固基礎技術，恰恰證實其認識到單一領域的領先無法獲取全域勝利。對我們而言，無需因美國的戰略報告而自己擾亂陣腳，我們應當持續深化基礎技術優勢，突破精密技術瓶頸，與此同時在堆疊技術上堅持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平行。維持戰略方面的穩定不動搖，健全從處於理論研究階段，到實際投入生產階段的轉變機制，中國不但有的情況下得到單個項目的競賽勝利，而且在這場需要長時間進行的競爭當中，能夠搭建起持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廣並且無法被其他事物取代的關於技術的生態體系。 (TOP行業報告)

美國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場佔據90%的份額，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頂尖AI模型；中國則控制著超過90%的稀土加工能力，其鋼鐵產量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這兩組數字，既揭示了當前全球最重要的戰略競爭態勢，也道出了其深層的複雜性與危險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於2026年1月發佈旗艦報告《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對美中兩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實力進行了系統性的"淨評估"，為華盛頓的決策者提供了迄今最為全面的戰略診斷與政策藍圖。這份長達100余頁的報告由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主任納文·吉里山卡爾主導編寫，並獲CSIS總裁約翰·哈姆雷博士的支援與指導。報告明確拒絕以靜態的專利數量或市場份額來衡量技術競爭力，轉而提出一套"生態系統"分析框架，主張技術領導地位來源於動態的企業、研究機構、政策體系和盟國網路的綜合運作，而非單一技術突破。報告的核心論斷簡潔而有力：美國需要在多種技術類型上建立"技術靈活性"，而非僅在個別領域尋求壓倒性優勢。打破六大迷思，直面競爭實質報告開篇即以批判性姿態審視了長期以來主導美國政策辯論的六大錯誤認知。這些迷思非但沒有幫助美國制定有效策略，反而導致了資源錯配與戰略失焦。第一個迷思認為，中國的技術優勢"只靠作弊"取得——即貨幣操縱、智慧財產權盜竊與國家補貼。報告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在基礎研究、快速原型開發與製造規模化方面已積累起真實的創新能力，並在前沿技術和突破性發明領域愈加活躍。以執法為導向的政策回應——報告用"更多律師、更少工程師"來形容這一取向——已令美國在標準制定和規模化生產上處於下風。第二個迷思認為，中國的創新體系是封閉自足的，正在孤立地追趕美國，由此引發了一種推論：美國的開放性和盟國體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種劣勢，美國應當獨立應戰。報告對此予以駁斥：儘管中國一再強調"自力更生"，其經濟實際上仍深度嵌入全球網路，並在積極擴展新的戰略聯盟——與歐盟、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及"全球南方"市場持續深化合作。當前的技術競爭，本質上是那個國家能夠建構最廣泛、最深厚的全球生態系統之爭。第三個迷思將中國的創新體系定性為"自上而下"，而將美國體系視為"自下而上"。報告認為這一二元對立嚴重失真。中國的生態系統具有高度動態性：它將殘酷的市場競爭與政府戰略引導、地方政府扶持和私營部門創新活力混合巢狀在一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內部已出現在位者整合加劇、市場進入壁壘抬高、新進入者規模化通道縮小等問題。報告同時提醒，這一迷思還遮蔽了美國自身長期成功推行產業戰略的歷史——定向研發、公私合作、政府採購與二次供貨政策，均是美國維繫技術領先的重要工具。第四個迷思認為，美國只需聚焦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前沿技術，便能贏得技術競爭。這一迷思的隱含邏輯是：美國擁有選擇競爭賽道的奢侈條件，憑藉先發優勢就能"創造市場"。它同時默認，機床、金屬等美國已失去優勢的基礎性產業是無可挽回的爛帳，無需、也無法奪回。報告明確反駁：包括金屬加工、電子封裝乃至稀土等原材料生產在內的大量"基礎型"能力，對加速型技術至關重要，進而關乎美國經濟安全與中產階級的就業前景。美國若不正視上述基礎能力的流失根源，就根本無法在加速型技術上真正勝出。第五個迷思認為國家安全風險被過度渲染，聲稱政策制定者在軍民兩用技術風險等議題上存在誇大。報告以有據可查的案例予以反駁：美國雲服務商實際上協助訓練了如今支撐中國人民解放軍監控系統的中國AI模型；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對中國"傳統"晶片形成了嚴重依賴；半導體裝置的出口大幅加速了北京的晶片製造能力。這些已經發生的損失證明，國家安全風險是真實的、正在加速演變的，而出口管制的適應速度遠遠落後於戰略損失的蔓延速度。第六個迷思則走向另一極端，聲稱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技術競賽中超越美國。報告對此同樣予以駁斥：這一論斷最初源於數十年前對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時間節點的種種預測，如今演變為對中國高科技霸權的宿命論式斷言。中國確實在綠色技術、電動車、電池和無人機上取得成功，但這些勝利往往是被選擇性援引的例證，掩蓋了中國在諸多同樣獲得北京長期優先投入的領域中屢屢折戟的現實——商用噴氣發動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投入數十年、耗資逾150億美元，至今仍無一台發動機通過商業認證並實際飛行於國際航線之上。對美國衰退的悲觀論調，同樣遮蔽了美國在各州、各城市和私營部門層面不斷湧現的創新突破。這六大迷思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了美國戰略決策的認知盲區。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它們導致美國領導層將症狀誤認為病因，以膝跳反射式的應急手段代替長期戰略佈局，過度依賴保護既有優勢的工具而非建構新的創新能力，最終形成內部邏輯自相矛盾的政策組合。打破這六個迷思，是制定任何有效技術競爭戰略的前提。四類技術，各有生態邏輯《Tech Edge》報告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一套將所有戰略相關技術按"應用廣度"與"生產複雜度"兩個維度劃分為四類的框架。這一分類不僅服務於學術分析，更直接指向政策處方。"堆疊型技術"（Stack Technologies），如人工智慧、先進晶片、量子計算與高級電信，具有高度的層級複雜性和廣泛的經濟溢出效應。其優勢在各層疊加，但脆弱性亦如此。報告在此類技術上給予美國"主導"地位評級，並指出美國擁有全球約75%的AI算力，2024年發佈了40個"值得關注"的前沿AI模型，中國僅有15個，歐洲只有3個。然而，這種領先並非無懈可擊：美國頂級AI公司在晶片製造上高度依賴台灣積電，美國國內AI擴散速度遠滯後於其投資規模——麥肯錫資料顯示，僅7%的大型美國企業實現了AI的全面部署與整合。"精密型技術"（Precision Technologies），如商用噴氣發動機、半導體光刻裝置與衛星系統，依賴數十年積累的隱性知識、深層供應商合作與高度專業化的認證體系。GE和普惠的發動機優勢，是FAA認證制度、"小時計費"型長期維護合同與軍民兩用研發協同三者疊加數十年的產物。這類"工業護城河"中國難以複製，不僅因為技術差距，更因為生態系統層面的信任積累無法速成。"生產型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ies），包括高端機床與工業機器人，廣泛擴散於整個經濟體，但生產過程相對線性。報告在此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美國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導全球機床市場，此後在短視的資本市場壓力與錯誤的政策取向下，將這一領域拱手相讓。而中國雖持續投入但仍停留在中低端，高端機床市場至今由德國和日本主導，依託其代代相傳的工匠文化、學徒制度與供應商網路。這一格局說明，生產型技術的競爭優勢是幾代人耐心積累的結果，不可能通過短期政策衝擊快速獲得。"基礎型技術"（Base Technologies），如稀土元素、電池、鋼鐵和鋁，生產複雜度相對較低，但高度集中的生產格局使之成為地緣政治槓桿的核心工具。中國對全球稀土加工的控制，以及2025年10月實施的前所未有的稀土與永磁體出口限制，是這類"戰略卡脖子"最直接的示範。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成功，不單是政策設計的產物，也是幾十年科學教育專業化——包括專門設立的稀土學院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長期積累的結果。上述四類技術彼此依存，形成相互強化（也相互威脅）的鏈條：沒有稀土就沒有晶片製造，沒有機床就無法規模化生產精密零部件，沒有晶片就無法訓練前沿AI模型。正因如此，報告強調，任何只聚焦單一技術領域的戰略都註定不完整——美國必須同時在四個像限建立差異化的生態系統能力。戰略處方：速度、規模與盟友面對上述診斷，《Tech Edge》報告提出了一套三位一體的政策框架，並將其定性為一本"動態更新的行動手冊"，將隨競爭形勢持續演進。其一，"彈奏全部琴鍵"——在所有四類技術上建立靈活性。報告建議，川普政府和國會應將《晶片與科學法案》的科學經費集中投向基礎型和生產型技術的短板，通過"技術靈活性基金"（Technology Dexterity Fund）整合商務部、國防部與盟國資本，聯合投資美國本土技術能力。同時，應動用《國防生產法》為稀土分離、精煉和磁體工廠提供政府信用背書，以吸引私人長期資本。在精密型技術上，應通過類似冷戰時期COCOM的新多邊機制，協調對華出口管制，同時防止以國家安全之名保護國內既得利益者，避免壟斷。其二，"以競爭所需的速度和規模行動"。報告對美國在部署速度上的系統性遲滯進行了量化批評：美國新礦山從勘探到投產平均需要29年，資料中心建設佇列積壓長達3至5年，各州監管框架碎片化進一步拖慢了商業化處理程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能夠在兩年內將一座超級工廠從奠基推進至批次生產。報告建議對礦業和基礎設施審批引入有約束力的"限時程序"，從商務部層面重整製造業試點項目，設立面向特定行業的"擴散加速器"，並建立全國性的AI勞動力聯盟，以標準化認證取代當前分散低效的職業培訓體系。其三，"保衛創新網路"。報告對當前出口管制政策的取向提出了有據可查的批評：過於寬泛的管制措施將美國企業拒於中國市場之外，反而將收入和學習曲線讓給競爭對手，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報告呼籲更精準、更快速的出口管制——以行為而非行業為限制對象，打擊傾銷、強制許可與掠奪性投資，而非實施一刀切的行業禁令。同時，報告建議擴展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查權限，加強大學研究安全規範，對智慧財產權盜竊施以反映戰略損失而非僅針對商業損失的民事與刑事處罰。盟國在這一框架中佔據不可或缺的地位。報告直接批評當前美國貿易政策的混亂——失序的關稅舉措已令德國機床商、日本精密製造商、韓國電池生產商與荷蘭半導體裝置商等關鍵合作夥伴感到疏離。這些夥伴是美國技術創新的倍增器，而非談判籌碼。報告建議通過"友好貿易協議"建立以可核實里程碑為條件的關稅減讓機制，將合作夥伴繫結於供應鏈韌性框架之內。時間窗口正在縮小《Tech Edge》報告以一種罕見的緊迫感作為收尾，但其基調仍屬克制與審慎。報告援引歷史表明，美國曾多次成功重建生態系統優勢——網際網路源於DARPA的投入，生物技術革命由《拜-杜法案》點燃，農村電氣化則來自政府、私營部門、大學與勞工的協同配合。這一歷史並非用來激發自滿，而是用來證明路徑存在。然而，報告也坦率地指出，當前正在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美國今天的競爭對手不是封閉的蘇聯，而是一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創新強國；美國的優勢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持續遭受侵蝕的。聯邦研發支出佔GDP比例數十年來持續下滑，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在動搖美國賴以為傲的全球人才吸引力，國內政治極化使跨屆戰略得難以為繼。報告最終指出，如果2025年是警示之年，2026年就是行動之年。國會和行政當局面臨一個清晰的選擇：圍繞技術領導力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或是陷入關稅戰與政治內耗，將中國無法複製的優勢拱手相讓。《Tech Edge》報告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提供關於美中技術競爭的終局預言，而在於提供一套動態更新、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長期行動手冊"。CSIS表示，這份報告將作為持續滾動分析的起點，後續將就人工智慧、電池、量子計算、晶片等各主要技術領域逐一發佈深度評估模組。這本手冊，才剛剛翻開第一頁。 (21世紀關鍵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