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時代，當各國聚焦於“技術競爭力”時，蘭德公司的一份重磅報告卻將國家競爭的本質指向了“社會競爭力”。報告警示，成為人工智慧時代的贏家，不取決於技術領域的單點突破，而取決於技術能否與社會深度融合、相互賦能。本文基於對該報告的解讀，認為建立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於讓人工智慧技術服務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本文分析了“唯技術論”的侷限性，並通過案例論證，說明了只有當人工智慧技術紮根於社會土壤，服務於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具體應用場景時，才能轉化為國家競爭力。《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來源：RAND Corporation）美國蘭德公司於2026年1月26日發佈長篇分析報告《國家新紀元：人工智慧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報告作者為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rr）。報告提出了一個超越“唯技術論”敘事的觀點：人工智慧技術是目前影響最為廣泛的通用技術之一。人工智慧時代全球面臨重大轉型，僅僅在演算法、算力或半導體供應鏈方面的領先並不能轉化為國家的持續優勢，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制度安排與治理能力，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嵌入社會結構，使整個社會系統適應並善用人工智慧，從而解決社會治理中的諸多深層次挑戰。基於此，報告建議美國建構一套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國家戰略，方能在人工智慧全球競爭中贏得長期優勢。本文認為，這份報告的最大啟示在於揭示了“社會競爭力”(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才是人工智慧全球競爭的關鍵所在；我們必須避免“唯技術論”，將人工智慧技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的發展處理程序，使其真正服務於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從而奠定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人工智慧革命的核心：從“技術”到“社會”報告聚焦人工智慧革命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開篇即指出：學界普遍認為，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新且可能影響最廣泛的通用技術，人工智慧可能引發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革命，其廣度與深度堪比工業革命。人工智慧技術不僅與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新能源、奈米技術、先進製造技術等領域的發展同步興起，更成為這些技術進步的關鍵支撐。正如工業革命重塑全球權力格局一樣，人工智慧革命將對各國的國家競爭力及其前途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然而，與當前聚焦於演算法、算力以及大模型的技術競爭敘事不同，報告作者馬扎爾尖銳地指出，美國及其競爭對手可能正陷入一個巨大誤區：過度關注技術堆疊而忽視了人工智慧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深層聯絡。歷史經驗表明，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進步並非直線發展，而是呈現為“平穩蓄勢－突然爆發”的狀態，故而將工業革命總結為“一鍵式”變革是片面的，它是技術變革與社會經濟結構深度嵌入的結果。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崛起，不僅源於蒸汽機等先進裝置的湧現，更得益於其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有效的制度建設與適應性的社會文化。同理，人工智慧時代的最終贏家將是那些能夠利用這項技術使整個社會更具競爭力的國家，而不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一個國家能否繁榮，取決於其社會是否為新技術的普及提供了沃土，以及能否有效維護技術轉型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因此，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首先是一場關於“社會”的競爭。人工智慧革命的情景（來源：RAND Corporation）報告特別警示了這場革命的“漸進式”陷阱。儘管關於人工智慧發展的速度有“自驅式騰飛至超級智能體（Self-Reinforcing Takeoff to Superintellignece）”“人工智慧停滯（AI Plateau）”與“漸進式湧現（Rapid but Still Gradual Emergence）”三種情景，馬扎爾認為後者最可能成真——即人工智慧將重塑社會組織、經濟生態與軍事運作模式，其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但受制於高昂算力、資料稀缺與監管複雜等問題，其社會擴散呈現為一個緩慢累積的過程。這種漸進性極易讓決策者產生虛假的安全感，誤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產業升級，而錯失為這場指數級變革做好準備的機會。若一國僅為應對技術騰飛囤積算力，卻未能及時培育社會適應能力與韌性，則最終可能在長期競爭中落敗。人工智慧革命正降臨在一個本已充滿經濟不平等、社會極化與治理危機的時代，其對各國命運的影響，取決於技術革新與社會的適配程度。這一視角與《科技共和國》(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書對於二戰後美國科技行業發展路線的批判是一致的。《科技共和國》一書認為美國科技精英迴避了那些真正關乎社會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而將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解決的小事上，關注娛樂、消費和流量，將智力資源投入“即時滿足”的事務中，而忽視了技術進步對國家競爭和公共事務的作用。故而，《科技共和國》呼籲科技界重拾“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式的愛國主義，主張通過政企緊密結盟確保技術優勢。然而，與蘭德公司的報告相比，《科技共和國》的這種視角仍內嵌著“技術決勝”的邏輯，相對忽視了技術廣泛擴散後可能引發的社會解構風險。此外，此書更多關注技術與制度的深度耦合，而對於“社會”這一技術發展真正的沃土鮮有提及。《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來源：中信出版社）蘭德報告的深刻之處在於，超越了“如何贏得技術競賽”的命題，進而追問“技術競賽的終極目標是什麼”這一更為深刻的命題。人工智慧既能成為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也可能在缺乏制度和規範制約的情況下，加劇社會分裂、損害全人發展。一方面，社會貧富分化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而迅速擴大，科技巨頭成為掌握財富的新貴；另一方面，全民知識創造能力、社會整體思考力和創新力下降，當人工智慧代替人類思考和創新，公共理性隨之受到侵蝕。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了一個哲學層面的關切：人類主體性（human agency）將受到損害。現代化強國的根本活力源於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命運以及探索未知，然而，當演算法日益深入地滲透到公民接收資訊和做出選擇的路徑時，國民存在淪為被動的“資料節點”的風險。報告認為，那些能夠駕馭人工智慧革命，使其增強而非削弱人類能動性和尊嚴的社會，將會繁榮；而那些任由人工智慧疊加在掠奪性制度之上，進一步剝奪人類主體性的社會，將遭受長期的競爭劣勢。如果缺乏健全的、倫理框架與公民教育作為配套，單純追求技術領先不僅無法轉化為長期國家競爭力，反而可能從內部腐蝕人類社會的智力資源、凝聚力和尊嚴。國家競爭力的真正戰場，不在實驗室的晶片中，而在廣闊的社會沃土中。國家競爭的底層邏輯基於其長期對“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的研究，這份報告建構了理解人工智慧時代國家競爭與發展的核心框架。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的底層邏輯從單純追求在“技術堆疊”（晶片、模型、算力）上的領先，轉變為追求人工智慧的“社會適配”能力——即通過制度安排與倫理規範引導人工智慧安全、可信、高效且公平地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從頂層設計上，這要求政策制定者將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錨定於增進社會凝聚力、擴展個人機會、提升治理效能與捍衛人類尊嚴等長遠社會目標之上。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於社會土壤，人工智慧才能真正建構國家長期競爭力。報告認為，決定國家長期競爭優勢的根源在於社會自身是否具備七大關鍵特質：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共享機遇(Shared Opportunity)、積極有為的國家(An Active State)、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學習與適應型社會(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和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人工智慧技術與這七大核心社會特徵深刻互動，而其在每個領域帶來的，既可能是革命性的發展動能，也可能是動搖社會根基的風險。人工智慧時代的贏家，並非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而是能夠成功引導人工智慧技術強化而非削弱這七大社會特質的國家。1. 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歷史上的強國無不依賴於一種渴望成就的集體自信，人工智慧有望通過創造財富和解決重大挑戰來重振這種雄心。然而，其風險在於，當人工智慧在多數領域超越人類，則可能催生依賴心理，致使“全民懶散”。長此以往，國家可能淪為一個擁有頂尖技術但缺乏競爭力的“空殼”國家。2. 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是國家力量的基石。人工智慧可以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效率來增強認同感，但其加速社會分裂的潛在風險更大。人工智慧可能催生新的不平等、替代真實的人機互動，並通過演算法加劇“資訊繭房”，從而侵蝕人類社會團結的根基。國家如若仍希望維繫其內部凝聚力，則必須以空前決心投入資源維護其社會認同。3. 共享機遇人工智慧前所未有地拓寬了“機會邊界”，讓經濟紅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發展，讓邊緣群體也有共享機遇。然而，技術的普及並不會自動導向公平。除非社會有意識地塑造技術革命，使其以人道和普惠的方式賦能公民社會和全人發展，否則演算法歧視與崗位替代很可能加劇現有不平等。因此，終極問題不在於人工智慧將如何影響人類社會，而在於人類社會決定為自己創造怎樣的未來。4. 積極有為的國家一個能設定規則、提供公共產品、營造公平環境且不限制社會活力的政府至關重要。人工智慧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方面潛力巨大，但其擴散也存在瓦解社會信任和團結的重大風險。未來十年的人工智慧競爭將是圍繞國家治理效能的競爭。積極有為的國家不僅關注如何從人工智慧中獲得經濟利益，更關注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提升國家實力。5. 有效的制度制度包括正式組織與非正式規範，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骨架”。人工智慧對於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社會制度形態的重塑效果是顯著的，但其應用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甚至淪為執政者的攻擊，催生“技術利維坦”。如果不能審慎地將人工智慧融入現有制度，則反而可能侵蝕社會資本並損害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6. 學習與適應型社會一個社會獲取、吸收和應用新知識的能力是其創新能力的源泉。作為強大的學習引擎，人工智慧一方面能加速科學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人工智殘”的風險。如果人工智慧的發展是以犧牲人類深度思考和創新能力為代價的，那麼無論其多麼智能，都將損害人類社會的長期智力發展與達成共識的能力。7. 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和權力的適度分散是社會活力的保障。人工智慧既可以成為創意生成與跨領域寫作的動力，也可能因其演算法的同質化傾向與對資訊環境的塑造而加劇社會認知危機。人工智慧的差異化應用（來源：RAND Corporation）未來美國的人工智慧戰略基於上述論證，報告認為美國未來人工智慧的發展所需要的遠非一份單純的技術路線圖，而是一份旨在激發國家全面復興的綜合性議程。美國需要的不是一項孤立的“人工智慧戰略”，而是一項以人工智慧為核心工具，旨在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社會戰略。這份報告的終極關切在於解決“人類主體性”的損害。人工智慧時代最具決定性的競爭優勢取決於技術能否廣泛增強個體與集體的主觀能動性。為實現這一目標，報告提出了涵蓋技術、治理與社會的八大戰略支柱：提升公共部門人工智慧競爭力(Build public-sector AI competence)、培養相關人才(Develop relevant talent)、催化拓寬社會機遇的人工智慧應用(Catalyze AI applications that widen opportunity throughout society)、開展保障自主決策權的全國性運動(Undertake a national campaign to guarantee autonomous agency)、發展一個發現新知的新時代(Underwrite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discovery)、利用人工智慧與法律改善資訊生態(Use AI and targeted law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結合人工智慧與制度改革最佳化公共部門行政效率(Combine AI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streamlin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sector bureaucracy)、建立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慧預見與戰略職能(Create anticipatory AI foresight and strategy functions)。具體而言，領先國家應致力於建構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人工智慧戰略，採取一套前瞻性的協同發展戰略。首先，政府自身需從監管者轉變為“精明的”使用者，通過設立專門機構和評估體系系統提升公共部門應用人工智慧的能力，以高效治理重建公眾信任。其次，人才是人工智慧發展的根基，需從基礎教育到終身教育全面普及人工智慧，並重點培育批判性思維等能力。第三，必須主動引導人工智慧應用拓寬社會機遇，通過專項計畫與社區網路，確保技術進步惠及所有人。同時，必須開展全國性運動以保障公民的自主決策權，通過立法賦予公民質疑自動化決策的權力，增強個體能動性。此外，應建構一個由人工智慧驅動但由人類主導的發現新知的新時代，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投入，維護人類社會的創新根基。在社會環境層面，需結合人工智慧與法律手段改善資訊生態，治理虛假資訊，建構相對理性的社會輿論環境。在制度層面，應借助人工智慧最佳化公共官僚體系，打造更高效的政府，而非僵化的“演算法利維坦”。當人工智慧深植社會土壤中國目前的諸多實踐，正生動詮釋著人工智慧實現“社會適配”的成功路徑。在彌合公共服務鴻溝方面，深圳的實踐呈現出從微觀應用到宏觀建構的升級路線。深圳市南山區將政府和企業深度連結，聚焦具體應用場景，系統性推動人工智慧與社會需求深度融合。例如，南山區人民醫院與華為簽署戰略協議，旨在打通科技與醫療融合的“最後一公里”，共同打造“醫療行業世界級標竿”；南山區科技創新局通過“揭榜掛帥”機制，發佈了覆蓋“融合大模型的院前急救智慧診療平台”“全流程互動式居民健康服務”“基於多模態超聲的AI輔助診斷平台”等18個關鍵場景的榜單，引導頂尖科技企業攻克特定民生與產業難題；南山醫院更率先推出中國首個覆蓋“全時、全域、全人群、全周期”的“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將人工智慧深度嵌入從預防、診療到康復的全鏈條服務。在最佳化治理與公共服務方面，杭州的“城市大腦”已演進至3.0階段，致力於打造“超大城市智能體”。它率先部署先進大模型，孵化出“警小愛”“依保兒”“杭好夢”等一系列深入政務、醫保、醫療等領域的特色智能體，並通過數字孿生技術賦能基礎設施監測與公共安全治理，使城市管理“更聰明”、服務“更精準”，顯著提升了超大規模城市的治理效能與市民體驗。這些實踐表明，當政府發揮公共性引領作用，建構開放創新的制度環境，便能有效激發市場活力，將前沿技術轉化為提升醫療可及性、服務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的強大動力。人工智慧的價值，最終體現在其對具體社會需求的回應與解決能力上。只有當技術紮根於社會土壤，服務於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關乎民眾福祉與發展的真實場景時，才能將技術創新優勢轉化為紮實的社會進步與國家長期競爭力。在技術平台日益強大的背景下，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其核心作用在於建構並維護一個健康、公平、向善的技術與社會生態。具體而言，可在四個方面著力：第一，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清晰界定資料權屬、演算法問責、隱私保護與非法的邊界，為技術創新劃定“紅線”；第二，督導平台建立負責任的稽核治理機制，提升透明度，並承擔起與其技術能力相匹配的社會責任；第三，實施公正監管，精準打擊虛假資訊、演算法歧視、資訊繭房等問題，同時審慎平衡監管力度，保護合法的言論自由與創新活力；第四，啟動面向未來人工智慧時代的教育改革，將批判與創新思維、數智素養與科技倫理置於核心，重塑公眾思考能力與價值判斷，培育能夠駕馭技術的公民。杭州城市大腦營運指揮中心（來源：都市快報）中國首個“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落地深圳（來源：羊城派）總結這份報告的深刻啟示在於，面對人工智慧這一重大歷史性轉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決定因素是人工智慧能否實現“社會適配”，而非單純實現技術領先。人工智慧時代的競爭，遠不止於晶片或模型的競賽，而是一場關於經濟發展模式、治理體系現代化、創新生態建構乃至文明前景的綜合性競爭。這要求政府、市場與社會形成合力，通過前瞻性的制度設計與普惠性的資源分配建構開放包容、持續創新的社會文化，系統性地提升社會整體對人工智慧的吸納、轉化與駕馭能力。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於更加堅韌、包容且充滿活力的社會土壤之中，國家才能在人工智慧時代獲得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大灣區評論)

當下，世界格局這麼複雜，印度咋“火”了？這頭“大象”徹底出圈了。不久前，歐盟剛和印度簽下大單，覆蓋全球四分之一GDP的自貿協定，形成27 兆美元龐大市場。來源：製造界 作者：瑞米秀二2月2 日，川普與莫迪通話，說達成貿易協議，美國給印度關稅降至18%，換取印度停止採購俄油、增購美油。接著印方聲明，未承諾停止採購俄油。莫迪硬鋼川普也不是一天兩天了。2月4日，印度正式加入金磚工業能力中心(BCIC)，今年印度接任金磚輪值主席國。近日，中印也有動作，印度邀請中國參加 AI 峰會，2月16—20 日在新德里舉行該峰會首次在全球南方國家舉辦，向100 多個國家發出邀請，已有 15 位國家首腦確認出席。一度被貼著落後、混亂標籤的印度，咋突然這麼牛了？成了全世界都不願錯過的“香餑餑”，這個世界都“離不開”印度了嗎？1/歐美熱捧、印度為何成了“香餑餑”？最近的印度，簡直是“左右逢源”：1月27日，和歐盟簽下了談判近20年的自貿協定，被稱為“所有協議之母”，歐盟承諾7年內對99.5%的印度商品降稅，印度也把汽車關稅從110%逐步降到10%，雙方一下子打通了20億人的大市場；2月2日，又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美國把印度商品的關稅從50%降到18%，印度則承諾未來10年買5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卻悄悄留了一手——沒明確答應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既不得罪美國，也不疏遠俄羅斯；到了2月4日，印度正式加入金磚國家，還將在2026年接任金磚輪值主席國，一下子站到了新興經濟體的核心舞台上。很多人疑惑：曾經被世界“忽視”的印度，為何突然成了各方爭相拉攏的對象？答案很簡單：世界離不開印度，從來不是因為印度完美，而是因為印度的“不可替代性”，以及這個時代的“現實需求”。第一，印度有“不可替代的市場和勞動力”。現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各國都在找新的“增長點”，而印度14億人的消費市場，就像一塊“巨大的蛋糕”，誰都想分一杯羹。美國的微軟、Google、亞馬遜，爭相在印度建資料中心、搞AI基地。歐盟的汽車企業，盼著借助印歐自貿協定，打開印度這個全球第三大汽車市場；金磚國家則希望借助印度的人口和市場，擴大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畢竟，在這個“得市場者得天下”的時代，放棄印度，就等於放棄了未來的可能性。第二，印度有“關鍵的地緣價值”。印度坐在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扼守著全球80%的石油運輸航道，不管是美國的“印太戰略”，還是歐盟的“全球供應鏈重構”，都離不開印度的配合。對美國來說，拉攏印度，就能更好地制衡亞洲格局；對歐盟來說，和印度合作，就能降低對中美兩國的依賴，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對金磚國家來說，印度的加入，能讓這個陣營更具代表性，更好地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可以說，印度的地理位置，讓它成了“各方都想爭取的平衡點”。第三，印度懂“左右逢源的平衡術”。印度從來不會“一條路走到黑”，從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到現在的“多向結盟”，它就像一個“平衡大師”，既不依附美國，也不疏遠俄羅斯，既和歐盟搞好貿易，也積極加入金磚，始終在大國之間周旋，爭取最大的利益。就像這次美印協議，美國要求印度停止購買俄油，但印度只答應降稅，卻閉口不提停購俄油——因為它知道，俄油比美油便宜，停購只會損害自己的利益。這種“務實的靈活”，讓它在複雜的全球格局中，總能“左右逢源”，而各方也願意容忍它的“模糊”，因為它的價值，值得各方去爭取。第四，全球供應鏈重構，給了印度“機會”。現在西方各國都在推行“去風險”策略，想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而印度，因為擁有龐大的勞動力和優惠的引資政策，成了西方企業“轉移產能”的首選之地。雖然印度的製造業基礎還很薄弱，但西方企業願意“賭一把”，畢竟，與其依賴單一市場，不如多一個備選——而印度，就是那個“最合適的備選”。說白了，世界對印度的“追捧”，從來都不是“善意的偏愛”，而是“現實的需要”：各方都想借助印度的優勢，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印度，也藉著各方的“追捧”，爭取更多的發展機會。這是一場雙向的奔赴，更是全球格局下，各方利益博弈的必然結果——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但真正的智慧，是在利益中找到平衡，在平衡中實現成長。2/印度當前的優勢產業，藏著逆襲的底氣現在聊印度經濟，最火的話題就是“趕超”——它剛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GDP衝到了4.18兆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6年底它就能穩住第四，2030年有望超越德國，坐上第三的寶座。聽起來勢頭很猛。印度最核心的就是“人多”——印度已經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四分之一都是10到26歲的年輕人，相當於擁有了全球最龐大的“勞動力後備軍”。更關鍵的是，這些年輕人撐起了龐大的消費市場，中國人愛消費，印度人也不例外，消費對印度GDP的貢獻率接近60%，相當於14億人一起“花錢拉經濟”，這可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羨慕不來的紅利。除此之外，莫迪政府也在使勁“搭檯子”，搞“生產掛鉤激勵計畫”，拉著電子、製藥、國防等行業發力，還藉著加入金磚的東風，爭取更多合作機會，試圖把“人口紅利”變成“發展實力”。印度當然也有優勢產業，藏著逆襲的底氣第一個優勢產業：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軟體與IT服務。印度被稱為“世界辦公室”，佔據全球IT服務外包市場的55%，2023年的IT服務出口額就達到了1940億美元。塔塔諮詢、印孚瑟斯等印度IT企業，連續多年位列全球IT服務收入前十，矽谷約30%的工程師是印度裔，甚至很多科技公司的高管都是印度人。印度的軟體人才，不僅專業能力強，而且英語流利，能快速對接全球市場，成為全球IT產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個優勢產業：是仿製藥產業，堪稱“全球藥房”。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製藥出口國，供應全球超過60%的疫苗和40%的仿製藥，藥品出口到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它的仿製藥以質量可靠、價格低廉著稱，全球排名前25的仿製藥公司中，有10家來自印度，還有546家藥廠通過了美國FDA認證——要知道，FDA認證是全球藥品質量的“金標準”，這足以說明印度仿製藥的實力。很多開發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民眾，都依賴印度的仿製藥降低醫療成本。第三個優勢產業，是航天技術，堪稱“低成本奇蹟”。印度是亞洲首個成功探測火星的國家，2014年“曼加里安”號火星探測器成功入軌，成為全球第四個實現火星探測的國家；2023年，“月船3號”成功實現月球南極軟著陸，打破了大國在月球探測領域的壟斷。更厲害的是，印度的航天工程成本極低，“曼加里安”號的預算僅7400萬美元，還不到美國同類項目的零頭，展現出了極強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科技創新潛力。除此之外，印度還有不少亮眼的產業：生物技術規模位居全球第三，在基因編輯、抗癌藥研發等領域處於世界領先水平；電影產業每年產量超2000部，位居世界第一，寶萊塢電影在非洲、中東、東南亞市場的佔有率超40%，影響力遍及全球；農業方面，它是全球最大的牛奶生產國，牛奶產量佔全球24%，大米出口量佔全球40%，是全球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太陽能技術也在快速發展，不僅在國內廣泛應用，還出口到世界各地，成為全球太陽能產業的重要參與者。這些優勢產業的崛起，並非偶然——印度龐大的年輕人口，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人才；政府的政策支援，比如對IT、製藥、航天產業的扶持，也為產業發展保駕護航；而它的低成本優勢，更是在全球市場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可以說，這些優勢產業，就是印度衝擊新興經濟大國的“王牌”。 (製造界)

原標題：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作者：Marion Fourcade, Etienne Ollion, and Yann Algan來源：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29, Number 1—Winter 2015—Pages 89-114譯者：Wittt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一種隱性的等級秩序，而經濟學似乎佔據著主導地位。首先，經濟學家們自視處於學科層級的頂端或近頂端位置。21世紀初的一項調查顯示（科蘭德，2005），頂尖項目中77%的經濟學研究生認同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具科學性的學科” 這一說法。大約15年前，理查德·佛里曼（1999，第141頁）在本刊中推測了這種信念的起源。他的評價直言不諱：“社會學家和政治科學家的分析工具不夠強大，知識儲備也不如我們——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的。從研究生入學考試（GRE）成績和其他標準來看，我們領域吸引的學生比他們更優秀，而且我們的課程對數學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乍看之下，學術勞動力市場似乎印證了經濟學家對自身更高地位的判斷。得益於瑞典銀行向諾貝爾基金會提供的捐贈，他們是唯一擁有“諾貝爾” 獎項的社會科學家群體。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經濟學家在美國文理學部的薪酬水平名列前茅。事實上，正如佛里曼所寫的那樣，他們 “收入更高，職業前景也更好”，甚至超過了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只有電腦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薪資水平更勝一籌。與理論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許多學者不同，許多知名經濟學家有機會通過諮詢費、私人投資與合作以及擔任企業董事會成員等方式獲取額外收入。例如，韋爾（即將出版）提供的相關證據表明，金融和產業組織領域的經濟學學者，其40%的收入來自諮詢活動——要麼是為企業（金融領域）提供諮詢，要麼是為政府（產業組織領域）提供服務。2010年，紀錄片《監守自盜》揭露了該領域一些最傑出學者與華爾街金融圈之間利潤豐厚且可能存在縱容關係的內幕。經濟學家（尤其是頂尖大學的經濟學家）優越的經濟地位，再加上該學科對量化推理能力的重視（這種能力被廣泛視為更高智力水平的標誌），無疑是他們常常對其他形式不夠規範的社會科學抱有輕視態度的原因所在。但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關係疏遠還有其他原因。首先，各學科的社會構成存在差異。個體對不同學科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屬性的影響。例如，與物理學、哲學類似，但與社會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學是一個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的領域（見圖1）。因此，跨學科關係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廣泛的性別差異、階層分化和不平等模式的影響。儘管我們缺乏關於美國社會科學家社會出身的可靠比較資料（但可參見布林迪厄1984年和勒巴倫2000年關於法國的研究），但我們可以推測，不同學科當前物質條件的差異，也導致了學者們在生活方式、世界觀方面的顯著不同，以及學科間關係的緊張。其次，二戰以來，社會科學領域經歷了快速的人員增長，這導致了學科內部的分化和高度專業化（阿博特，2001；弗蘭克、加布勒，2006）。這一過程掩蓋了它們共同的起源——19世紀，歷史學和道德哲學催生了政治經濟學（關於美國的相關討論，參見哈斯克爾，1977；羅斯，1991），而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在一定程度上脫胎於經濟學（揚，2009）。在本文中，我們將從四個具體維度探討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首先，我們將闡述經濟學在美國社會科學網路中的相對封閉性及其主導地位。儘管所有學科在某種程度上都存在封閉性——這是學術分工日益細化的典型結果（雅各布斯，2013）——但這一特徵在經濟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其次，我們將分析經濟學學科內部顯著的等級制度，尤其是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而言。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所擁有的權威，既促進了學術上的凝聚力，也推動了對學科內部事務的積極管理，這在其他學科中鮮有匹敵。第三，我們將考察二戰後經濟學領域附屬機構網路的變化，重點分析高等教育領域的變革（最顯著的是商學院的興起）和經濟領域的變革如何推動經濟學向商業主題（尤其是金融領域）轉向。最後，我們將對經濟學家的物質狀況、世界觀和社會影響力進行一些探討，這些方面也使他們區別於其他學術同行。綜合來看，這些特徵有助於解釋經濟學家的學術自信，進而解釋他們在公共政策事務中直言不諱的主張。當我們提及“經濟學家的優勢地位” 時，這一雙關語既具有描述性目的，也具有解釋性目的。經濟學在學術學科中佔據著獨特的位置。其特點包括：與形式化方法的使用相關聯的深遠科學主張；自上而下對學科的嚴格管理；市場（尤其是有權有勢的富裕群體）對其服務的高度需求；以及豐厚的薪酬回報。這種社會優勢地位也滋生了經濟學家的自信，使該學科能夠長期保持相對的認識論封閉性，並催生了一種自然的特權感。儘管經濟學向傳統上不屬於其研究範疇的社會科學領域進行的 “帝國主義式” 擴張，引發了一些與非經濟學學術成果的互動，但這種交流模式仍然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進而招致了不滿和敵意。同時，經濟學家的獨特地位賦予了他們改變世界的非凡力量，但當事情出錯時，他們也更容易面臨利益衝突、批評和嘲諷。封閉性二戰後，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學術發展軌跡出現了顯著分歧。經濟學早已脫離其歐洲大陸的起源階段，不再注重歷史研究，轉而效仿自然科學中的典範學科（如物理學）（米羅夫斯基，1989）。與更具文學性的前輩不同，現代經濟學家將其學術地位和自主性歸功於對精確設定且簡潔的模型和測量方法的依賴。他們認為，該領域較高的學術入門技術門檻，以及學者們通過方程或明確的因果關係來捕捉複雜社會過程的努力，都是該學科秉持卓越科學理念的證據，這也證明了它與那些更注重論述的社會科學保持距離、缺乏互動是合理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拉澤爾（2000，第99-100頁）寫道：“經濟學的崛起源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學科擁有一種嚴謹的語言，能夠將複雜的概念用相對簡單、抽象的術語表達出來。這種語言使經濟學家能夠剝離複雜性。複雜性可能會增加描述的豐富性，但也會阻礙分析者看到本質。” 一位著名教授在批判性地描述其學科狹隘的認識論要求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富卡德，2009，第91頁訪談）：“你只能遵循特定的規則。如果你不遵守這些規則，你就不是一名經濟學家。這意味著你應該從嚴格的最大化理論中推導人們的行為方式……與公理化方法相反的是通過舉例論證。你不被允許這樣做……人們會說這是‘軼事證據’。一旦被貼上‘軼事證據’的標籤，你就完了……現在人們會說：‘這沒有被識別出來。’天啊，要是你的因果關係沒有被識別出來，那就全完了。”在二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展現數學和統計能力，並將論點簡化為一套正式且簡潔的方程，確實是經濟學領域確立科學純粹性的主要途徑。隨著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實證革命，這一功能轉向了一種注重因果關係的務實方法，側重於研究設計和推斷，並且常常推崇隨機對照試驗的優勢（例如，安格里斯特、皮施克，2010）。儘管這一轉變也受到了一些批評（例如，參見本刊中勒默2010年和西姆斯2010年的文章），但它與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如今已遭貶低的過度理論化傾向相比，是一個顯著的轉變。然而，嚮應用微觀經濟學的轉向雖然真實存在，卻並未顯著拓寬跨學科聯絡網路。誠然，經濟學家開始關注一些傳統上與社會學、政治學和心理學相關的主題——從政治制度到家庭結構、社區效應、同伴效應，或者（最近）社會流動性。但跨學科引用模式仍然證明了該領域的相對封閉性。當然，美國社會科學（歐洲大陸的社會科學往往更具包容性）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其所有組成學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互孤立地開展研究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心理學的學科內引用比例都很高。即便如此，經濟學仍然表現得尤為突出——1997年，其學科內引用比例高達81%，而社會學為52%，人類學為53%，政治學為59%（雅各布斯，2013，第82頁，資料來源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00 年科學與工程指標》線上附錄6-54，基於每個領域被引用最多的期刊樣本）。經濟學的封閉性有幾個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社會科學學科不同的認識論文化以及它們之間的權力不平等。首先，經濟學家分析風格所附帶的行動理論，與許多人文科學的基本前提幾乎不相容——人文科學認為社會過程塑造個人偏好（而非相反）。相比之下，在經濟學中，“偏好無可爭議”（斯蒂格勒、貝克爾，1977）：偏好 “通常被假定為固定不變的”（巴倫、漢南，1994，第1116頁）。其次，許多解釋性社會科學家所依賴的定性方法，往往與經濟學家的形式化追求、他們對因果關係的看法，以及他們優先考慮方法和理論精確性而非現實精準性的傾向不一致。第三，即使在研究領域存在重疊的情況下，學科之間顯性或隱性的等級秩序也常常阻礙著理想的學術互動形式。詳細考察跨學科引用結構會發現不同學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彼得斯和鮑姆加特納（2002）對1995-1997年的學術期刊進行調查後發現，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引用流動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性。我們對2000-2009年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頂尖期刊的引用情況進行的分析也證實了這一模式。如表1所示，《美國政治科學評論》對排名前25位的經濟學期刊的引用次數，是《美國經濟評論》對排名前25位的政治學期刊引用次數的五倍多。而《美國社會學評論》的情況則更為懸殊：社會學家的引文中只有2.3%指向經濟學同行（可以說，其中許多是批判性的），而經濟學家的引文中只有0.3%指向社會學家（同樣僅考慮每個學科排名前25位的期刊）。當然，由於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引用網路總體上更為廣泛，而且書籍（我們未納入統計）在這些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引用資料可能存在低估。即便如此，這些不對稱模式仍然值得深思，尤其是因為差異如此巨大，而且其他證據來源也都指向同一方向。對那些有意與其他學科互動的社會學和經濟學重要學者的引用情況進行針對性比較，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迪厄是當今美國社會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但在21世紀00年代，他僅在《美國經濟評論》中被提及過一次（而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中被提及60次），而加里·貝克爾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中獲得了41次引用（在《美國經濟評論》中為106次）。同一時期，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格蘭諾維特各自在《美國經濟評論》中被提及4次，但社會學家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中引用詹姆斯·赫克曼25次，引用奧利弗·威廉姆森13次。在社會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政治科學家甚至心理學家看來，經濟學家常常就像在他們的領域定居的殖民者——一些經濟學家自豪地宣稱 “經濟學帝國主義”（拉澤爾，2000），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印象。受潛在豐碩成果的吸引，經濟學家迅速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他們抵達後可能會尋求指導，甚至與 “當地人” 合作（如今他們常常共享相同的資料）。但他們不太可能從 “當地人” 那裡學到太多東西，因為他們往往更傾向於運用自己的研究方法。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糾正其他學科的錯誤（尼克-哈、范霍恩，2012）。特別是在芝加哥價格理論的影響下，主流經濟範式以理性選擇理論為旗幟，成功征服了政治學、法學、會計學的一部分領域，以及（曾一度征服了）社會學的部分領域——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上述引用模式的方向性。民意調查進一步證實了這一分析。表2顯示，與其他社會科學家乃至商學院的同行相比，經濟學家總體上對跨學科研究的重視程度更低。在被調查群體中，只有經濟學家中的大多數（相當大比例）不同意或強烈不同意 “總體而言，跨學科知識比單一學科獲得的知識更有價值” 這一觀點。這一結果與以下觀點一致：由於經濟學家對自己學科的優越性有著獨特的自信，他們不太可能覺得有必要依賴其他學科，甚至不太可能承認其他學科的存在。正如社會學家所深知的那樣，這種動態是不平等關係的典型特徵：在一個領域中處於核心地位的人往往不會注意到邊緣群體，也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意識到支撐其自身主導地位的原則（布林迪厄，1984）。相反，他們傾向於將權力和不平等合理化，認為這是 “應得的” 功績，是努力或天賦的正當回報。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他們會引用經濟學研究生更高的平均GRE成績，或者經濟學期刊更高的影響因子。然而，社會學家可能會指出，不同學科之間的這些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階級、性別和種族等社會因素造成的。與此同時，邊緣群體則會不由自主地關注主導群體，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關注。學科內部的等級制度經濟學學科內部的學術結構常常被用來解釋這些不對稱關係：由於經濟學家成功地維持了比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更統一的學科核心，其他領域更容易引用經濟學的成果（即使只是為了提出反駁論點），而經濟學引用其他領域成果的情況則較少。換句話說，一個統一學科的論點從外部更容易識別，而一個存在分歧的學科的論點則更不確定。表1顯示，與政治學和社會學頂尖期刊相比，《美國經濟評論》的引用不僅跨學科性更低，而且更集中。這表明，與其他領域相比，經濟學更傾向於向內看，更傾向於關注其內部等級制度的頂端。這種模式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是經濟學領域的共識比社會學或政治學領域更多；二是經濟學領域的控制力更強。當然，這兩種解釋並非相互排斥：可能因為控制力更強，所以共識更多（例如，如果控制頂尖期刊的人推廣了關於優質研究構成的一致觀點）；相反，也可能因為共識更多，所以控制力更有效、更易執行。大量證據表明，儘管經濟學家內部存在深刻的政治分歧，但與其他社會科學家相比，他們更有可能在一個高度整合且統一的框架內思考問題。例如，經濟學家在構成博士階段訓練核心的原則和工具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他們對教科書的依賴也遠高於其他社會科學，包括研究生階段——而且研究生教科書往往由頂尖院系的教師編寫。1990年的一項調查發現，不同經濟學博士項目的研究生教育 “驚人地相似”（漢森，1991，第1085頁）。在拉蒙特（2009）研究的跨學科獎學金評審小組中，與其他學科的評審員相比，經濟學家內部的評價標準更統一，對自己在其他領域研究卓越性的判斷更有信心，而且更有可能作為一個群體團結在一起。只有歷史學家在對優秀歷史研究方法的判斷上，其一致性和凝聚力與經濟學家相似，但即便如此，歷史學家在政治立場上的內部分歧更大，在評判其他學科時也更願意考慮多種標準。在人文學科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對研究提案學術價值的判斷分歧更大，共識更少，這使得在學科內部和外部識別重要成果變得更加困難。在控制力方面，經濟學家對其領域的管理非常嚴格。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注意到，頂尖經濟學系對該學科的內部勞動力市場有著顯著的影響力（科爾，1983；惠特利，1984）。韓申甲（2003）對七個學科（即他們所說的 “學術部落制度”）的招聘過程進行了比較，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實證研究：其中兩個來自人文學科（歷史學和英語語言文學）；四個來自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還有一個是數學。利用《學術界》雜誌年度彙編的《就業動態：誰在何處獲得職位》（1993-2000），韓申甲不出所料地發現，所有學科都遵循 “聲望原則”：招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等來源所評估的院系聲望。院系之間的學生流動提供了明確的證據：大學只從排名相當或更高的機構招聘人才。因此，學術界類似於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1949] 1969）曾經描述的親屬製度，在這種制度中，某些聯盟（學生與院系之間）是受青睞的，而另一些則因屬於禁忌而根本不可能存在。然而，這種聲望與職位安置之間的相關性在經濟學領域最為強烈。在經濟學領域，不同群體之間的界限比其他任何學科都更為明確。處於等級頂端的經濟學系之間的學生交流比例高於其他領域，包括數學。由此可以得出三個結論：首先，經濟學領域的等級制度定義得更為清晰；其次，經濟學領域的橫向整合程度更高，在招聘過程中有著強烈的互惠和凝聚力規範；第三，這些規範維持了院系間聲望等級的長期穩定性。相比之下，心理學和社會學是最分散、凝聚力最弱的領域，其聲望排名也最不穩定。求職過程每年的初級學術就業市場不僅結果不同，其運作方式也證實了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這些差異。在經濟學領域，求職過程組織得非常有序，大多數院系會集體決定申請職位的本校學生的排名順序。這種在許多學術領域並不常見的程序，只有在經濟學家對質量標準達成強烈內部共識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而且該領域認為，這樣的招聘和安置過程可以更高效，同時不會改變結果。一旦院系確定了本校學生的排名，就會委託市場中介（“就業安置官員”）負責促成匹配，積極地向另一端的潛在僱主 “推銷”（可以說）這些候選人。最後，一個程式化的評估過程會逐步篩選出經過審查的候選人，首先是在1月初舉行的美國社會科學聯合會年會上進行面試。對於渴望獲得博士學位的畢業生來說，美國社會科學聯合會會議的真正重頭戲發生在酒店套房裡——招聘方（包括其他學術院系、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和私營企業）會在那裡連續幾天對求職者進行面試。與此同時，在公共會議室裡，資歷更深的學者會向同行展示他們的研究論文。社會學的初級就業市場與這種精心策劃的學生流動過程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社會學的求職者和教師來說，集體管理學生與職位匹配過程的想法在實踐中既不可行，在原則上也令人反感。誠然，社會網路在其中發揮著作用，非正式接觸有時會先於實地“飛訪”（即邀請候選人到學校進行試講和面談），但它們很少像經濟學領域那樣採取全體委員會正式面試的形式。社會學系之間的等級制度也更加不確定。雖然確實存在垂直結構——社會學家也有 “市場明星”，並密切關注普遍引用的院系排名——但很難明確社會學等級秩序的支撐原則。由於缺乏生成公認等級制度的共識標準，或許也因為對同事的判斷缺乏信任，社會學家必須保持招聘過程的開放性，以便從底層逐步建立包容性的共識。而在經濟學領域，從一開始就存在更強的共識；關於候選人的 “資訊” 被認為是一致的，因此本質上是可靠的。結果就是，可能的選擇範圍被定義得更狹窄，而且確定得更早。發表過程經濟學的出版市場也比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更為集中，這意味著在經濟學領域，頂尖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更多來自頂尖院系，這一比例高於社會學領域。無論是從作者所在的院系還是從作者獲得博士學位的院系來看，情況都是如此。例如，根據我們的計算，排名前五的社會學系佔《美國社會學雜誌》所有作者的22.3%，而排名前五的經濟學系佔《政治經濟學雜誌》所有作者的28.7%，佔《經濟學季刊》所有作者的37.5%。當我們關注作者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構時，這種差異更為顯著：排名前五的社會學系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中佔比35.4%，而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中佔比45.4%，在《經濟學季刊》中更是高達57.6%。經濟學家可能傾向於將這種集中化視為證據，認為經濟學領域的學術實力在頂尖院系的集中程度高於社會學領域。其他人可能會強調其他用於評估的指標（書籍在某些學科中可能更重要），以及存在多種價值標準，這些標準在學術期刊的等級制度中只能得到不完善的反映。相比之下，經濟學家往往將制度化的等級制度視為某種潛在價值的新興真實指標，因此對其極為痴迷。例如，沒有任何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能像經濟學那樣，產生如此大量關於排名（期刊、院系和個人排名）的資料和研究——更不用說經濟學研究在研究論文庫（一個國際研究檔案庫）中的集中化，以及一個關注經濟史的、雖處於邊緣但仍然重要的分支領域的持續存在。經濟學領域對等級制度的高度關注催生了對個人地位的激烈競爭，這可能解釋了該領域一些最令人不安的運作方式。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由特定大學編輯的幾本主要經濟學期刊，顯然更傾向於發表本校作者的論文，而《美國經濟評論》在版面分配上則更為均衡。庫佩（2004，第27頁）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 “本土偏好” 資料進行研究後發現，本校作者的過度代表性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一致模式。例如，在1990-2000年間，總部位於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將13.4%的版面分配給了本校人員”，10.7%分配給了鄰近的麻省理工學院（而排名緊隨其後的芝加哥大學僅獲得8.8%）。相反，總部位於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雜誌》將9.4%的版面分配給了與芝加哥大學有附屬關係的學者，這一比例相當於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總和（分別為4.5%和5.1%）。吳（2007）發現，這種偏好在2000-2003年間實際上有所加劇。我們（2003-2012年）的資料證實了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對《經濟學季刊》的主導地位，以及（在較小程度上）芝加哥大學對《政治經濟學雜誌》的主導地位。當我們關注作者獲得博士學位的院校時，劍橋市的優勢更為顯著。2003-2012年間，哈佛大學畢業生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論文的比例為20.5%，略高於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16.4%），兩者都遠遠領先於排名第三的普林斯頓大學（7.4%）。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中，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畢業生的佔比均在 10%-11%左右。誠然，經濟學期刊存在本土偏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如果期刊由本校編輯，那麼本校教師和研究生（或往屆研究生）的投稿量會更高；編輯更有可能鼓勵本校學者投稿，因為編輯的部分工作就是通過人際關係網路獲取優質論文（拉邦德、皮耶特，1994；梅多夫，2003）；或者期刊的哲學風格導致投稿中的自我選擇偏好。但類似的過程在其他領域也存在，卻沒有產生如此顯著的效果。因此，即使該領域的社會結構可以解釋部分差異，但並不能完全解釋這些差異：這種結構本身就是我們所關注現象的核心——即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這三所院系通過控制兩本基於大學的期刊，長期穩定地主導著該領域的其他院系。相比之下，在由大學院系編輯的主要社會學期刊——芝加哥大學主辦的《美國社會學雜誌》中，這種本土偏好幾乎不存在。這表明，頂尖經濟學期刊的本土偏好模式，以及頂尖院系排名的穩定性，不僅僅是地理和作者分佈的巧合，而是源於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和控制形式。學術協會最後，考察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業協會可以發現，經濟學的組織更具凝聚力和等級性，而其姊妹學科則更具分歧性。對美國經濟協會（AEA）、美國社會學協會（ASA）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PSA）章程的快速比較顯示，各學科之間的政治權力分配存在巨大差異。儘管美國經濟協會擁有18000名會員，但它是一個極簡主義的組織，總部位於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截至2014年，會費較低，為每年20-40美元。其章程篇幅較短，僅1770字，程序高度集中。該協會僅有六名當選官員，而且通常只有一名候選人競選會長候選人。如圖2所示，美國經濟協會的領導層絕大多數來自該學科的頂尖院系：即72%的美國經濟協會非任命理事來自排名前五的院系，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和美國社會學協會的這一比例分別僅為12%和20%。會長候選人和項目委員會負責組織年會項目，包括提前選定要舉辦的分會場，並從部分分會場中挑選論文納入《美國經濟評論》的 “論文與會議記錄” 專輯（年會後的五月刊）。這一程序確保了該組織領導層認為最重要的主題和作者能夠得到關注。這種方式與美國社會學協會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內部更分裂、更草根的性質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這些專業協會的會員人數少於美國經濟協會（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約15000人，美國社會學協會約13000人），但它們的工作人員規模更大。其程序更為複雜，這從其章程的長度就可以看出：美國社會學協會的章程為4657字，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章程為5529字。美國經濟協會是一個統一的組織，而社會學家和政治科學家的社群生活則圍繞著 “分會” 或有組織的子領域展開，每個分會都有自己的程序、會費、獎項和年會項目。美國社會學協會通過在中央和分會層面舉行競爭性選舉來解決內部分歧的政治問題，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長期以來一直依靠主導群體之間的制度化討價還價來應對這一問題。在這兩種情況下，如圖2所示，這些協會的領導層主要來自非頂尖機構。由於學科核心不太明確且爭議較大，美國社會學協會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會員對學科核心的認同感也較弱：普通會員與精英群體的聯絡不那麼緊密，而且這兩個協會的主要作用是實現全面的民主整合，這種開放性也體現在其會議項目的結構中。然而，美國社會學協會和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大多數領導層成員被排除在該學科的高聲望核心之外，也缺乏政治權力，這也解釋了這兩個組織為何迫切地尋求影響力，例如將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為了支援這種更複雜的基礎設施和昂貴的辦公場所，這兩個組織的會費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處於較高水平：美國社會學協會每年50-350美元；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每年40-320美元——還不包括分會會費。金融學的興起儘管經濟學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和自主性，但經濟學家仍然會與其他學科互動。我們對五本頂尖經濟學期刊的分析顯示，19%-25%的引用指向學科外部，自二戰結束以來，這一模式相當穩定。但當經濟學進行跨學科互動時，它會轉向那些領域？經濟學的學科聯絡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如果是這樣，這對該領域的發展意味著什麼？這一研究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於以往許多文獻的經濟學近期歷史研究視角——以往的文獻往往側重於經濟學領域內部的趨勢，例如經濟學期刊發表模式的轉變（卡德、德拉維尼亞，2013）、經濟學內部各領域在數量上的興衰（凱利、布魯斯特爾，2011）和相對聲望的變化（埃利森，2010），或者數學使用和理論論文發表的下降趨勢（哈默梅什，2013）。相反，我們首先分析了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之間關係網路的演變。換句話說，我們假設一個學科引用誰的成果，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該學科的特質。我們發現，外部引用模式的變化確實能讓我們瞭解到該學科的內部狀況以及不同群體相對權力的變化。圖3展示了經濟學的跨學科引用情況，這是基於我們對五本二戰前創辦的頂尖經濟學期刊的廣泛研究得出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創辦於1899年）、《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99年）、《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1年）、《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1933年）和《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33年）。該圖所呈現的情況既有我們熟悉的部分，也有不太為人所知的部分。圖中的資料點顯示了經濟學期刊對金融學（F）、統計學（S）、商學（B）、政治學（P）、數學（M）、社會學（s）和法學（L）領域期刊的跨學科引用比例。由於每年的資料波動較大，我們將資料模式以平滑曲線的形式呈現。該圖顯示，二戰後經濟學與數學和統計學的互動急劇增加。這種互動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與此同時，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如政治學和社會學）以及法學、商學（稍晚一些）等實踐領域的互動則降至最低點。儘管20世紀50年代基金會和政府努力以 “行為科學” 的名義推動跨學科項目，但在20世紀60-70年代，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隔閡明顯加深。這一過程並非僅由經濟學推動：哈佛大學（社會關係系）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跨學科實驗均以失敗告終，所有相關領域都退回到了各自獨特的抽象化和高深理論研究模式（斯坦梅茨，2005；艾薩克，2010）。圖3所示時期末期的跨學科生態則大不相同。頂尖經濟學期刊對數學的引用實際上已經消失，對統計學的引用也有所減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有了適度的復甦，尤其是政治學（它在一定程度上轉向了理性選擇理論）。但圖3中近幾十年來最顯著的趨勢是，金融學作為經濟學 “跨學科” 引用的來源，其地位持續上升。在判斷向金融學轉向的程度時，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圖3中對金融學在經濟學中作用上升的估計是非常保守的。我們列出的五本頂尖經濟學期刊中不包括任何金融學期刊。圖4分析了我們列出的五本頂尖經濟學期刊以及另外兩本期刊的引用情況：《金融學雜誌》（Journal of Finance，創辦於1946年），以及總部位於英國的《經濟雜誌》（Economic Journal，創辦於1891年）——這本期刊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經濟學家的核心綜合性期刊，在初期與《政治經濟學雜誌》和《經濟學季刊》地位相當。交叉引用總數中不包括自引。從圖表中可以看出，2010-2011年，在剔除自引後，《美國經濟評論》獲得了該組期刊交叉引用的33%。圖表顯示，頂尖期刊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經濟學季刊》迅速重回巔峰，《計量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雜誌》相對衰落——但從長期來看，還有兩個顯著的變化：英國期刊（《經濟研究評論》和《經濟雜誌》，尤其是《經濟雜誌》）的持續衰落（幾乎被人遺忘），以及《金融學雜誌》的崛起。我們的文獻計量網路資料（未顯示）表明，到21世紀00年代，《金融學雜誌》與美國核心期刊的整合程度最高，在《美國經濟評論》《經濟學季刊》和《政治經濟學雜誌》的所有交叉引用（剔除自引）中，有7%-11%指向《金融學雜誌》。換句話說，《金融學雜誌》在創辦之初可能不被視為經濟學期刊，但如今已成為經濟學學科矩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金融經濟學成為該領域的主導方法（約萬諾維奇，2008），其他金融學期刊也紛紛效仿。金融學作為經濟學領域智力重鎮的制度性崛起，源於20世紀下半葉商學院教學基地的建立。在此期間，商學院（通過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培養合格的管理者）從以從業者為主、難以獲得學術合法性的項目，發展成為訓練有素的社會科學家的最大僱主，如今其教員規模和聲望已可與傳統學術院系相媲美。200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排名前20的商學院中有549名經濟學博士任教，而美國排名前20的經濟學系中有637名經濟學博士（布勞，2006）。商學院吸收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博士，這使其成為經濟科學領域中強大的參與者——1990年以來，多位基於商學院的學者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富卡德、庫拉納，2013），包括尤金·法瑪、奧利弗·威廉姆森、羅伯特·恩格爾、邁克爾·斯彭斯、羅伯特·默頓、邁倫·斯科爾斯、默頓·米勒、約翰·海薩尼和羅伯特·福格爾，這一事實證明了這種轉變。我們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評論》發表論文的分析顯示，作者中擁有商學院附屬機構的比例迅速上升，而來自政府機構的作者比例則急劇下降。以商學院為主要附屬機構的作者比例從20世紀50年代的3.2%穩步上升到21世紀00年代的17.9%。相反，來自政府機構的學者貢獻已變得微不足道。隨著經濟學學術領域向商學院轉向（遠離政府），經濟學家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實踐、智力和政治糾葛：更高的薪酬、新的人脈和諮詢機會，以及往往不同的政治立場（傑爾韋、科格特、奈杜，2014）。20世紀80年代，該領域對政府行動的懷疑顯著增加，經濟學家可以說為公共政策中的放鬆管制運動，以及在教育、交通、醫療保健、環境等領域擴大價格和市場機制的使用提供了部分智力依據（布萊斯，2002）。金融經濟學家有力地論證了企業的目標是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並為新一代企業掠奪者青睞的管理實踐——槓桿收購、併購以及通過股票期權向企業高管提供薪酬——提供了科學依據。津加萊斯（2013）在最近對 “經濟學家被商業利益俘獲的普遍性” 的控訴中發現，當論文作者中無人在商學院工作時，經濟學論文 “不太可能對高管薪酬水平持正面態度，而更有可能持負面態度”（第139頁）。獨特的生活方式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和更廣泛的美國公眾相比，經濟學家有著獨特的觀點、信念和品味。關於這一主題的證據較為分散，需要從各種來源拼湊而來。很大一部分證據來自經濟學家自身：關於這一主題的本土文獻非常豐富。該領域充滿了焦慮的內省，這源於經濟學家們覺得自己擁有權力但不受歡迎，同時也源於大量實證證據表明他們與眾不同。在一些經典案例中，馬威爾和埃姆斯（1981）發現，威斯康星大學的經濟學一年級研究生在結構化的實驗室遊戲中，為公共產品做貢獻的可能性更低。在本刊中，弗蘭克、吉洛維奇和里根（1993）引用了一系列證據，表明學習經濟學會抑制合作精神。這種差異在不同的實驗室研究環境中是否持續存在，以及任何持續存在的差異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爭議。是學習經濟學使人們更能接受自己和他人的自利行為？還是該學科本身就吸引了更多利己主義者？弗雷和邁爾（2005）研究了蘇黎世大學學生對社會基金的自願捐款情況，發現那些後來選擇經濟學作為研究領域的學生，即使在開始學習經濟學之前，捐款的可能性也更低。無論根本原因是什麼，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經濟學家要麼更坦率地追求自身利益，要麼就是更自私（無論是天性使然還是訓練所致）。經濟學家在一些他們最珍視的觀點上可能處於少數派地位。薩皮恩扎和津加萊斯（2013）認為，美國經濟學家之間的共識越多，他們與普通美國人的距離就越遠。當然，總體而言，經濟學家傾向於使用基於市場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社會問題（沃普爾斯，2009）。他們支援允許向器官捐贈者支付報酬，但公眾對此想法深惡痛絕。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對經濟有害，但當被問及 “購買美國貨” 是否對經濟有利時，普通美國人表示認同（薩皮恩扎、津加萊斯，2013，第638頁）。經濟學家認為，諸如碳稅或污染許可交易制度之類的市場機制，比汽車排放標準等監管措施更具成本效益，可以有效遏制氣候變化，但大多數公民對此持不同意見。經濟學家可能會為政府提供建議，但他們往往無法說服民眾。與大多數大學同行一樣，學術經濟學家的投票立場比美國公民更傾向於左翼。自從在這一背景下進行政治民意調查以來，情況一直如此：拉德和利普塞特（1976）進行了一項經典的早期調查。儘管總體而言，經濟學家中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比例遠高於美國選民，但作為一個群體，經濟學家仍然聲稱更信任政府——不過存在一些重要的制度差異。根據格羅斯和西蒙斯對美國教授的調查（見格羅斯，2013），在大多數政治觀點上，經濟學家介於左翼的人文學科學者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與右翼的商學院教授之間。例如，三分之二的社會學家認為企業利潤過高，但只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學家和幾乎沒有金融教授持此觀點。絕大多數社會學家（90%）支援 “政府應該做更多事情來幫助貧困美國人，即使這意味著背負更多債務” 這一主張，但只有不到一半的經濟學家和三分之一的金融學者同意這一觀點。與所有人一樣，經濟學家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特定社會糾葛的產物——即他們群體以及群體中每個個體的物質和象徵地位與軌跡。與其他學者相比，經濟學家的收入狀況更好。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2012年，大學和專業學院的11000名經濟學教師的平均年薪為103000美元，收入最高的10% 群年薪為160000美元。相比之下，社會學家的平均年薪為76000美元，收入最高的10%人群年薪為118000美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來自諮詢工作或其他活動的額外收入，而這些額外收入可能相當可觀（韋爾，即將出版）。此外，在過去二十年中，經濟學家的物質狀況有了顯著改善，尤其是該行業收入最高的成員，他們現在的收入略高於收入最高的工程師；相比之下，許多學術職業（主要是人文學科）和美國整體的實際工資中位數在同一時期幾乎沒有增長，如圖5所示（該圖還包括了社區學院的教師，以及大學和專業學院的教師）。群體社會流動性的提升和學科內部不平等的加劇，如何影響經濟學家對其他處境較差的學者和公民相對經濟狀況惡化的看法，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經濟學家的使命不是最大化普通人的福利，那麼他們與公眾之間日益擴大的社會距離可能無關緊要。但經濟學作為一個職業，與公共行政部門、企業和國際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絡；這些機構不僅為經濟學家提供資源和收集資料，還培養了一種“解決問題” 的文化——或者用社會學家的話說，一種干預世界的特定 “慣習”（布林迪厄、瓦康，1992）。經濟學家，尤其是現代經濟學家，想要解決問題，這既是他們理論自信的產物，也是其學科在社會中地位的產物（米切爾，1998）。例如，經濟模型經常援引神話般的 “仁慈社會規劃者” 形象，設想這個實體將如何使世界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不易受衝擊。經濟學家已經開發出精確的理論框架，用於評估市場何時能產生效率、何時會出現市場失靈，並且他們擁有龐大的計量經濟學工具庫，可以分析實際政策提案的效果。在20世紀最後25年，他們還開始進行範圍狹窄的實地實驗，越來越多地將社會政策或發展援助的實施用於研究目的（例如，班納吉、杜弗洛，2013）。（順便提一下，經濟學家的實驗與社會學家的實驗大相逕庭，社會學家進行實驗往往是為了瞭解人們的生活方式。）最後，經濟學家對自己的最終判斷標準相當確定——他們更傾向於效率而非公平，從行為中推斷偏好，並圍繞有限的選擇範圍設計實驗。這些標準既認可了政策裁決和諮詢的導向，也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意願，甚至是渴望提供服務和進行干預。如果事情沒有按預期發展，那麼可能需要進行明智的調整，甚至是 “助推”（塞勒、桑斯坦，2008）。再次與社會學家進行比較很有啟發意義：社會學家可能也渴望成為“王子的謀士”，但他們在獲取影響力方面遠不如經濟學家成功。首先，經濟學和社會學對時間的取向不同。經濟學家通常不太關注歷史，“活在當下”，並 “從現在展望未來軌跡”，而社會學家則持相反的學術態度，將現在視為一系列過去過程的結果（阿博特，2005）。因此，社會學家往往發現自己既被有效地邊緣化，又迴避直接參與政策制定。他們的學術習慣以社會批判為核心，這正是因為他們已經處於外部：用社會學家皮埃爾·布林迪厄的話說，他們“將必要化為美德”。自我認知很好地反映了這些差異。在格羅斯和西蒙斯（2007）對美國教授的調查中，經濟學家主要將自己描述為 “知識分子” 和 “科學家”。社會學家最認同 “社會批評家” 和 “科學家” 這兩個稱謂，無意識地接受了自己的邊緣地位，但並未放棄科學的外衣。社會學家既渴望具有相關性，又對權力深感矛盾，這種結合產生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傾向：社會學家進行批判性分析，有時會煽動和鼓動，但他們很少冒險提出解決方案和補救措施（他們沒有能力這樣做，即使有機會，也可能不願意這樣做）。有趣的是，政治科學家主要將自己視為 “知識分子”，但或許反映了他們更接近政治博弈，與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相比，他們更有可能與 “科學家” 這一稱謂保持距離。經濟學家對自己干預世界的能力充滿信心，其結果是，與社會學或政治學不同，經濟學已成為一股強大的變革力量。經濟學家不僅僅是描繪外部現實，他們還通過傳播自己的建議和工具來塑造現實。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他們“踐行” 現實（卡隆，1998）。經濟理論和技術的各個方面已融入現實經濟過程，並成為經濟行為者和普通公民在日常經濟互動中使用的工具的一部分。在某些情況下，經濟技術的實際應用可能實際上使人們的行為與經濟模型的描述保持一致。通過從內部改變經濟過程的性質，經濟學擁有了使經濟理論更接近真理的力量。例如，麥肯齊（2006）探討了學術金融理論如何催生了巨大的期貨、期權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市場參與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默頓公式的使用改變了經濟過程，從而提高了該模型與期權價格現實的契合度。在經濟學家的影響下，世界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推理、專業知識和技術滲透到資本主義活動、文化（包括媒體和暢銷書排行榜）和機構中，從醫院到法院再到大學（赫希曼、波普·伯曼，2014）。經濟學家幾乎在所有公共政策事務上提供專業知識，並在商業和政府領域穩步取得進展，常常擔任高層政治職位（蒙特西諾斯、馬爾科夫，2009）。財政部、中央銀行、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和主要諮詢公司集中了大量受過專業訓練的經濟學家，他們聲稱對 “經濟” 擁有指導權，同時將社會視為參與一個永無止境但最終有益的經濟重建過程。最後，經濟學職業的理性形式主義語言支撐著其普世主義的抱負。經濟潮流跨越國界傳播，吸引著人們和技術追隨其後。與社會學或政治學相比，經濟學在象徵意義和物質層面上都是一門全球化的學科（富卡德，2006）。因此，大多數經濟學家對自己的價值貢獻感到相當有信心。支撐這種信心的是其背後相當統一的學科框架、許多人認為反映了某種真正基本價值的更高薪酬，以及從報紙到國會委員會再到國際政策圈的整個制度結構——這些機構都在向他們尋求答案，尤其是在困難時期。事實上，最近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可以說使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變得更加引人注目，其專業知識也更受追捧：20世紀80年代初的嚴重衰退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但由於經濟學是一股變革力量，而且其從業者往往掌權，經濟學家也更容易受到抨擊。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風暴（經濟學界很少有人預料到，但部分可以追溯到他們中的一些人遊說推動的行動），導致許多經濟學家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無知、學術上的盲目樂觀以及其專業主張的可靠性。2010年紀錄片《監守自盜》中的訪談令人不安，該領域的知名成員在訪談中堅決否認經濟學家存在利益衝突的可能性，隨後美國經濟協會推出了一套道德準則。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2009）在《紐約時報》的重要專欄中，以激烈且公開的方式揭露了宏觀經濟學的醜聞——這些醜聞通常隱藏在深奧的模型中。經濟學家也開始談論分配問題——這是另一門社會科學（社會學）的核心議題——這在二三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誠然，不平等狀況的變化值得這種新的關注（皮凱蒂，2014）。但經濟學的學術風向可能也在發生轉變。結論：謙遜而稱職的人？凱恩斯（[1931] 1962，第373頁）有一句名言：“如果經濟學家能讓人們認為他們是謙遜而稱職的人，與牙醫處於同一水平，那就太好了！” 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都有強烈的務實傾向。他們信奉專家諮詢型民主的理想，認為自己的能力應該在政府和其他機構的高層非選舉職位中得到利用和展示。但民主社會對（非民主的）專業知識深表懷疑；而且與牙醫不同，經濟諮詢永遠不可能是謙遜的。事實是，在某些方面，經濟學畢竟是一門非常道德的科學，這與其哲學起源是一致的。與原子和分子不同，經濟學家試圖作用於其上的 “對象” 也有自己的世界觀。人類生活是複雜的，永遠無法被完全理解，也無法按計畫塑造：人們的行為往往出人意料；政治有其自身的要求；文化（經濟學家對此並不十分瞭解）會產生抵抗。因此，經濟學家在確立其專業主導地位方面的真正成功，也不可避免地將他們捲入了民主政治的紛爭之中，並使他們與經濟、政治和行政權力產生了危險的密切聯絡。在這種情況下，提出決定性的專業主張需要極大的自信。這種自信或許是經濟學職業最大的成就——但也是其最脆弱的特質，其致命弱點。 (ECONOMICS RULES)

《區域優勢：矽谷與128號公路的文化和競爭》回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同為世界著名的電子和半導體產業叢集地區，為什麼矽谷地區興起了，而128號公路最終落寞了？本書從組織結構和文化視角給出了結論：矽谷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網路產業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生產由專業公司組成的網路組織來實現。這些公司彼此之間競爭激烈，同時又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合作。在這個網路化的系統當中，最重要的是“關係”——豐富的社會、技術和生產關係促進了矽谷地區的創業和集體學習。正是這種基於本地包容性文化的基因，使得這裡的公司能夠超越它的競爭對手——128號公路地區。相比而言，128號公路（波士頓地區）是一個由少量大公司主導的集中化系統，它抑制了本地其他企業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美國加州的矽谷地區和波士頓的128號公路都作為世界領先的電子領域創新中心而獲得國際聲譽。然而在80年代，兩個區域的經濟表現卻開始分化——在矽谷，新一代半導體和電腦初創公司開始建立，而128號公路地區卻無法持續提供大量就業，Prime和王安電腦等老牌公司持續裁員和衰退。圖1. 1959—1990年矽谷和128號公路地區高科技企業就業總體狀況傳統區域經濟學理論的不足傳統的區域經濟學理論通過外部經濟的概念來理解區域經濟發展，認為外部經濟是一個自我強化的聚集體，由技術、資本、專業供應商與服務、基礎設施和大學，以及資訊流動相關的知識外溢等因素疊加而成。但傳統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專業化的技能、資本和供應商集聚的矽谷產生了自我強化的動力，而在128號公路地區卻造成了停滯與衰退。事實上，企業並非與外界隔絕，而是根植於一種社會與制度環境當中。矽谷地區的產業體系具有去中心化和網路化特徵，能夠不斷地去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與技術。矽谷產業體系利用去中心化，通過技術、資本的重組來尋求多種技術機遇，催生了集體技術學習的過程，淡化了公司之間和行業之間的界限。而128號公路地區以獨立的大公司為基礎的產業體系在穩定的市場和技術緩慢變化的環境中發展，大公司享有規模經濟和市場壟斷的優勢，但組織的封閉和資訊的隔離，卻讓大公司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不堪重負。矽谷：競爭與社區矽谷和128號公路被視為產業同行，是旗鼓相當的電子產業創新中心。但兩地的表面差異較為明顯：128號公路所在的東部地區人們偏愛穿西裝打領帶，而加州人喜歡穿牛仔褲和T恤。矽谷地區逐步建立起了非正式的社群關係，當地初創公司被組織成關係鬆散的工程團隊聯盟。矽谷地區東臨舊金山灣、西靠聖克魯茲山脈，地形狹長，最大限度地縮短了公司之間的物理距離。早期開拓者來到矽谷這樣一個缺乏工業傳統的地區，自由地嘗試新技術，也抱著開放性態度創新性地嘗試新的組織形式。一位名叫Don Hoefler的美國記者是矽谷半導體行業的觀察者之一。他發現，矽谷的工程師之間習慣於開展非正式合作。公司和公司之間合作的密切程度令人吃驚，工作時間認認真真搞競爭，業餘時間真心實意交朋友。這種非正式社交成為當地企業和工程師之間廣泛合作和資訊分享的重要途徑。車輪酒吧、Rickey’s和Roundhouse等地是人們喜愛的去處，工程師下班後會來這裡喝一杯，吹吹牛、聊聊天、交流想法，談談幻象電路、脈衝序列、p-n結、隨機儲存器（RAMs）、金屬氧化半導體……通過這些非正式對話，讓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有關競爭對手、客戶、市場和技術的最新資訊。在技術和市場快速變化的行業中，這種非正式交流往往比傳統的時效性不強的論壇更有價值。此外，矽谷地區還出現了異常高的跳槽率。70年代，當地電子公司的年均員工流動率超過35%，小公司的員工流動率高達59%。矽谷地區很少有技術人員在一家公司一直工作不跳槽。高人員流動率超越了部門的界限，矽谷地區的技術人員在行業部門內和行業部門之間頻繁流動。與此同時，職業忠誠和友誼也會一直保持著，不會受到跳槽的影響。在矽谷，人們對自己從事的行業的忠誠要遠高於對自己公司的忠誠。相比於對公司的忠誠，人們還有一種更高層次的忠誠，那就是對關係網路的忠誠。儘管許多矽谷的創業者都成了百萬富翁，但大多數人並非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動，而更多像是為了追求新技術而不斷挑戰的結果。該地區鼓勵冒險的文化，一位從128號公路搬到矽谷的企業家認為，這裡的資訊傳播速度比國內其他地方要快得多。往往新的企業是由在當地別的公司獲得經營經驗和技術能力的工程師所創辦的。風險投資是矽谷創業者的引擎。仙童半導體的尤金·克萊納和唐·瓦倫丁將資本再投資於有發展前景的初創企業，發展出新興金融機構——風險投資。風險投資不僅為所投資企業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技能、營運經驗和行業關係網路。加州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也是矽谷技術基礎設施提升的重要元素。當地大學在矽谷開設了社區學院，注重回應當地企業的需求，它們與當地公司簽訂合同，為員工教授訂製化的課程，甚至還把課堂搬到了公司車間。到20世紀70年代末，矽谷已經有多達3000家電子製造公司，包括半導體、電腦系統、軟體、電信裝置、軍事航天裝置製造商，以及各種原型機生產公司、機械加工廠和合同製造商。這些公司規模往往較小，70%的公司僱員不到10人。可見，矽谷的去中心化工業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種非正式的合作實踐和制度耦合在一起的結果。128號公路：獨立性與層級結構位於東海岸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地區則呈現出一幅不同的圖景。這裡地域開闊，數字裝置公司甚至需要動用直升機來連通星羅棋布的各種機構設施。這種以獨立企業為基礎的工業體系具有規模大和穩定性強的優勢，但是面對不斷快速變化的市場和技術卻反應遲緩。如果說矽谷地區的創業者在當地沒有根基和大家族的家庭紐帶，那麼128號公路地區的工程師社交圈則以大家庭、教堂、當地學校以及市政和社區機構為中心。他們的身份已經被家庭和種族關係所決定。在矽谷很常見的社交聚會場所，在128號公路上似乎從未存在過。東海岸（新英格蘭地區）的保守社會傳統也深深影響了當地勞動力市場的組織和創業模式。在128號公路地區，人們對穩定性和公司忠誠度的恪守超越了對於冒險和創新的推崇。128號公路的高管們更傾向於認為跳槽不可取，喜歡僱傭“長期”從事一類工作的專業人士。一位從128號公路搬到矽谷的企業家提到了兩個地區對待創業的不同態度：在波士頓，如果我說要創辦一家公司，人們會看著我說：“你真的要冒這個險嗎？你的地位已經很穩固了，為什麼要放棄大公司副總裁這麼好的工作？”在加州，如果我決定離開一家公司，我就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不僅僅我的同事很興奮，我的保險代理人、我的送水員也都很興奮。每個人都為我的舉動興奮。在128號公路沿線，規避風險的意識不斷得到自我強化。因此，128號公路的創業學習機會比矽谷要少得多。128號公路的企業家在成立新公司之前大多隻有一種工作經驗，大部分公司都是從麻省理工學院分立出來的公司，其創始人通常沒有產業方面的經驗。而在矽谷，大多數企業家以前都曾在好幾家公司工作過。波士頓的風險投資也是當地電子產業趨於保守的重要因素。1981年的資料顯示，風險投資人在馬薩諸塞州只投資了17家處於早期階段的初創企業，而矽谷卻有37家。儘管波士頓地區的資本規模要大得多，但從一開始，更多的資金就投向了西海岸。128號公路科技公司的創始人也受到東海岸老牌公司官僚結構的影響。他們建立的公司具有以下特徵：非常正式的決策程序和管理風格、忠誠的長期僱員以及保守的工作場所規程、嚴格的著裝和工作風格。這種文化確保了人員流動率處於電腦行業最低之列，同時也加劇了大公司與外部世界的疏離。結語：矽谷與128號公路地區對比矽谷和128號公路的鮮明對比表明，建立在區域網路基礎上的工業體系，比基於獨立大公司的工業體系更為靈活，也更具技術活力。矽谷的專業生產者通過不斷變化的競爭與合作模式，集體學習並適應著彼此的需求。相反，128號公路獨立和自給自足的組織結構，將技術變革過程阻隔在公司的邊界之外，妨礙了自身適應性的提升。兩地的比較能夠為產業政策的制定提供啟示。隨著市場專業分工的碎片化和傳統行業邊界的越來越模糊，依靠推廣某些技術或保護特定行業來提高競爭力的做法都被證實是錯誤的。矽谷的產業體系活力不在於任何單一技術或產品，而在於每一個組成部分以及互聯的能力。政策制定不應該是精心設計出來的自上而下的干預或官僚主義的指導，而應該在促進當地利益相關方資訊互通、進行協商和開展合作過程中逐步完善起來。區域工業政策的出發點是培養集體認同感和相互之間的信任，以及支援地方網路的形成和經營。決策者提供交流和辯論的公共論壇，便於當地生產商形成共識、開展合作。 (Pampastoner)

在香港科技大學古老的盧亞禮堂（Lo Ka Chung Building），氣氛罕見地熱烈。這裡不僅聚集了商學院的學生，更吸引了無數渴望探尋中國經濟未來航向的目光。作為阿里巴巴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蔡崇信（Joe Tsai）的到來本身就帶有一種象徵意義：這位曾站在中國網際網路浪潮之巔的操盤手，如今正帶領著這家巨頭駛向人工智慧（AI）的深水區。在長達一小時的深度對話中，蔡崇信並沒有過多沉湎於阿里巴巴過去的輝煌，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更宏大的命題——在中美科技脫鉤與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引擎是什麼？蔡崇信給出的答案務實而犀利。他駁斥了西方關於中國“產能過剩”的論調，重新定義了高科技製造業的戰略價值；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位頂級科技投資者的視角，系統性地拆解了中國在人工智慧競賽中常被外界忽視的四大結構性優勢。在他看來，AI競賽的終局不在於誰擁有參數最大的模型，而在於誰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實現技術的普及與應用。核心觀點摘要：“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STEM畢業生和工程師群體。雖然我們在GPU資源上相對匱乏，但這反而催生了一種‘飢餓式’的優勢——這迫使我們在系統層面上進行極致的最佳化與創新。”“所謂‘產能過剩’（Overcapacity），本質上是一個國家將本國無法消化的生產能力轉化為出口的能力。這不應是一個貶義詞，而是一個國家致富的途徑。”“中美AI競賽的記分牌不應僅僅看誰的大模型更強，而應看誰的採用率（Adoption Rate）更高。採用人工智慧的人越多，社會受益就越大。”“開源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成本低廉，更關乎資料隱私。如果你使用閉源API，那是將資料輸入黑洞；而開源允許企業建構私有雲，真正掌控自己的資料。”“未來的世界由位元（Bits）主導，但讓位元移動得更快的將是原子（Atoms）。因此，理解原子運作方式的材料科學將是下一個創新的爆發點。”高科技製造業：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引擎面對關於中國經濟放緩的討論，蔡崇信展現出了基於歷史縱深的樂觀。他指出，中國經濟的韌性在於其明確的“雙引擎”戰略：保持製造業強國地位與實現技術自立。針對西方輿論中常被提及的“產能過剩”問題，蔡崇信給出了極具洞察力的反駁。他認為，將強大的製造能力視為負面因素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如果德國出口了他們所有的汽車，有人會指責他們產能 (Web3天空之城)

台積電今日相關新聞 -台股早盤漲逾300點重回28,000點 台積電開盤上漲15元、最高來到1,480元為大家介紹一下台積電期貨&小型台積電期貨 台積電期貨的手續費礙於法規，所以無法公開報價。請找佩君洽詢股票期貨！

台指期中華電期貨也叫股期~是以「個股」為交易標的的「期貨」，為一種期貨商品，特性如下：1. 交易成本低廉:隨指數來到高檔，多數個股股價已高,同樣的資金投入現股可購買的張數變少，但操作個股期貨口數相對多。稅負優勢：除了資金比例差距大之外，投資股票，需繳交證交稅，但期貨僅期交稅、為證交稅的1/75，稅差75倍，一旦交易量大，金額可觀，且期貨毋須繳納所得稅。3. 資金門檻低、槓桿度高:資金門檻低、槓桿度高: 目前一口個股期等於兩張現股，一般個股期原始保證金為契約價值的13.5%。4. 交易成本優勢:股票交易單邊進出均須繳交千分之1.425手續費,而個股期一口手續費約50元，單邊交易稅契約金額的十萬分之2多空不受限制,尤其是除權息旺季時，已經放空的個股必須強制回補，股票期貨沒有融券強制回補的問題。註1：灰色底色表可執行改價委託單種，惟開盤前2分鐘不得删、改委託。註2：”V”表目前期交所提供委託單種類。註3：盤前不接受組合式委託（包括期貨時間跨月價差委託及選擇權組合式委託）及帶有FOK委託條件之委託及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註4：一般交易時段盤前時間為上午8：30-8：45，盤中交易時間為上午8：45-下午1：45°註5：ROD僅限於當盤有效。6. 股票vs股期除權息:股票除息就是公司經營獲利, 發放現金給股東稱之為「除息」, 除權則以發放「股份」的方式讓股東增加持股。除息前持有空單者,因價格下調未平倉損益看似獲利,但會在權益數中扣除，損益看來就沒有任何變化的。7. 低保證金低:股票期貨契約結算保證金為期貨契約價格× 契約乘數× 風險價格係數。8. 股票期貨當沖優點:持倉時間短，承擔風險較低，避免留倉風險。當沖交易沖銷後只需支付中間價差及交易成本,不用準備大筆資金。但必須注意使用槓桿交易,越頻繁交易,成本佔盈虧的比重也越大。9. 股期vs股票:現貨的交易成本而言，股票期貨的優勢相當明顯。現貨的交易手續費為千分之1.425。股票期貨的手續費是以「口」來計算，無論股價高低收費一樣，因此特別是高價股股票期貨的手續費相對便宜許多。現貨放空有很多限制，一年兩次的強制回補，也可能會出現券源不足。股票期貨是多空平零和遊戲，遇上結算才可能轉倉。只要有對手，就可以進行交易，不同擔心券源不足的困擾。在放空交易上具有很明顯的優勢。10. 配對交易:持倉時間短，承擔風險較低，避免留倉風險。當沖交易沖銷後只需支付中間價差及交易成本,不用準備大筆資金。但必須注意使用槓桿交易,越頻繁交易,成本佔盈虧的比重也越大。所以不是每一支股票都有期貨喔，可以上期交所網站查詢==>點選假設一檔台積電股票股價為1440元，投資人買進1口台積電股期，需存入388,800元的保證金（現貨價格144萬元x 2張13.5%(級距%數)。個股期貨保證金查詢==>點我交易成本：買賣手續費+交易稅股票期貨//個股期貨//手續費//康和期貨佩君立即來電0935-884886記得股期的交易成本比股票低但是擁有高槓桿、以小搏大，說一句白話賺得快也賠的快，所以設好停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最!!最!!最!!重要的是~~投資的錢記住是"閒錢!!閒錢!!不是生活費!!不是吃飯錢!!不是借來的錢!!!"投資有風險謹慎理財~(警語)本資訊不得被視為提供買賣之參考，交易人應自行判斷前述資訊並留意風險控管，本 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https://www.concordfutures.com.tw/Promote/event/top10/

對外開放，事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域。“十四五”期間，中國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一系列紮實舉措取得顯著成就。一起打開“十四五”對帳單看這五年高水平對外開放如何拓展高品質發展新空間↓↓↓“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託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這五年，中國經貿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首次突破43兆元，比2020年增加11.63兆元。這五年，中國出口含“新”量更足。2024年“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出口規模比2020年增長2.6倍；進口來源更廣，新增准入81個國家（地區）的271種農食產品，大宗商品、先進裝備、關鍵零部件進口多元化。“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進一步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這五年，中國新增和擴大開放口岸40個，總數達到311個，基本形成了水陸空立體化、東中西全方位口岸開放佈局。這五年，中國累計吸收外資已超過7000億美元預期目標，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措施全部“清零”。開放的土地，永不懼風浪。貨物貿易規模穩居全球第一，服務貿易規模位居全球第二。五年來，中國堅定擴大對外開放，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產業“底盤”穩 新能源汽車出口跑出“加速度”“十四五”時期，中國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外貿基本盤穩固。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從“十四五”初期的“起跑”，到如今的“全球領跑”，完成了一場精彩蝶變。五年來，我們的記者見證了國產新能源汽車加速出海的過程，更看到背後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接下來，一起從記者的觀察裡，感受外貿新動能裡的澎湃活力。2023年4月，上海外高橋港總台央視記者 李琳：這裡是距離碼頭2000米左右的一個汽車堆場，出口的汽車大多數會提前3天到5天來這裡集港，工作人員測算，2023年4月，每天在這裡等待出口的汽車大約有1萬多輛，其中四成左右都是新能源汽車。現在，上海外高橋港總台央視記者 李琳：今年來到上海外高橋港，這裡已經建成了一座自動化立體車庫。前來集港的出口車輛只需抵達門口，系統便會自動將其運送到指定位置。如今，在這個汽車堆場，每天等待出口的車輛高達2萬輛，存放空間供不應求，僅這座自動化立體車庫，平均每天就有五六百輛汽車的進出。在汽車出口量持續攀升的同時，新能源汽車的佔比也提升至六成左右。長江，這條黃金水道，已經成為中國汽車出口的“主幹道”。長江上游，在重慶果園港擔任報關員的向天宇，依然清楚地記得，2023年他辦理的第一票新能源汽車出口業務。從那以後，他經手的業務量逐年攀升，如今，每周都有不少新能源汽車從他手中報關出口。重慶民生貨代報關分公司出口報關部副經理 向天宇：現在出口的新能源汽車品牌和數量越來越多，新能源汽車出口量2024年同比增長50%，2025年應該同比增長60%，增長越來越快了。產品沿江東去，銷往全球；產業鏈則自東向西，不斷延伸。宋澤元是一名新能源汽車電控系統的工程師。今年4月，他跟隨公司擴張，從上海搬到了重慶。讓他意外的是，在這裡竟遇到了不少曾合作過的“老熟人”。臻驅科技工藝工程師 宋澤元：我們很多供應鏈集中在重慶，有幾家我們的非標供應商，之前有合作過的一家就在重慶，還有壓鑄件的供應商也在重慶。記者瞭解到，像這樣的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零部件企業，在當地就匯聚超過600家，形成了覆蓋12類總成、56種關鍵部件的完整產業鏈條。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快速集聚發展，不僅成本更低、響應速度加快，產品品質、生產效率、創新能力和抗風險實力都得以較大提升。長安汽車物流中心總經理 陳維傑：大量的先進裝置融合了5G以及AI數字孿生等技術後，效率提升了20%，成本降低20%。陳維傑告訴記者，憑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能源車產品的出色表現，今年前8個月，企業海外汽車銷量達到40.5萬輛，同比增長9.1%。資料顯示，2024年，僅重慶一地生產的新能源汽車，就遠銷全球115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值較2021增長超過11倍。重慶海關統計分析處處長 王杜杜：一是說明出口規模在擴大，二是市場在持續拓展，三是自主品牌在快速成長。背後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發展帶來的產品競爭力、企業競爭力和品牌競爭力的全面提升。“十四五”期間，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為代表的“新三樣”產品出口增長超過2.6倍；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增至43個，中國大市場真正成為世界共享的大市場。五年以來，中國貨物貿易規模連續跨過5兆美元、6兆美元兩大台階，連續8年穩居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地位鞏固。與此同時，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持續最佳化，貿易韌性顯著提升。2024年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比重已經超過了50%，貨物貿易中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達到18.2%。五年來，記者走訪了中國數十個主要港口和外貿重鎮，一個突出的感受是，外貿含“新”量更足了！在產品結構上，新能源汽車、鋰電池等新產品出口表現亮眼，技術密集、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出口占比提高。其次，以跨境電商、“保稅＋”為代表的新業態、新模式，正在為外貿注入新的動力。與此同時，隨著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中西部等內陸地區，湧現出一批特色鮮明的外貿新增長點，增強了產業鏈的安全和穩定。含“新”量帶來含金量，中國外貿高品質發展成效顯著，在風高浪急的外部環境裡，有了更多的韌性和底氣。專家：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 數字貿易 “三大支柱”不斷夯實“十四五”期間，中國貿易強國建設不斷邁上新台階，對外開放取得纍纍碩果。下一個五年，如何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高品質發展？專家表示，“十四五”期間，中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三大支柱”不斷夯實。貨物貿易結構最佳化，服務貿易創新提升，數字貿易創新發展。“十四五”期間，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步伐加快，自貿試驗區總數達到22個，制度型開放格局不斷完善。中國在上海等有條件的自貿試驗區以及海南自由貿易港，主動對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這些高標準經貿規則，累計推出了兩批共110余項試點措施，涉及貿易、投資、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對外經貿大學中國開放經濟理論研究院院長 桑百川：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是中國特殊的開放平台，以此為抓手，它不僅是吸收外資、擴大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平台，還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發展極，而且其在創造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方面也走在了前列，引領著整個中國對外開放的高水平發展。專家認為，未來5年，中國的外貿環境仍然面臨著很多不確定性。我們要持續推進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與世界各國實現互利共贏。中國要繼續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釋放消費和吸引外資的雙重潛力。 (央視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