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佈的一篇部落格文章指出，儘管穩定幣的市值僅為比特幣的約十分之一，但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正迅速升高。隨著其使用規模在過去兩年激增，穩定幣正成為跨境支付、金融服務覆蓋和全球資本流動變化的關鍵力量，但同時伴隨著一系列宏觀金融和監管風險。✦跨境支付潛力巨大✦穩定幣是與美元等傳統穩定資產掛鉤、旨在保持價值穩定的數字貨幣。它通常由發行機構以現金或政府證券等安全資產進行全額或部分儲備，用以確保使用者能夠按固定比例兌換。穩定幣結合了區塊鏈的快速結算能力與法定貨幣的穩定性，現廣泛用於跨境支付和加密資產交易。穩定幣利用區塊鏈這一單一資訊源，能夠顯著減少跨境支付環節、成本與延遲。當前代理銀行體系仍是國際支付主管道，但多重資料格式、不同營運時段及複雜鏈條導致傳統跨境匯款成本高昂，部分費用甚至可達轉帳金額的20%。文章指出，隨著數位化程度提升，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穩定幣存在擴大數字金融服務覆蓋範圍的潛力，從而為傳統銀行服務不足的群體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支付選擇。✦市場規模急速擴張✦兩大主流穩定幣的市值自 2023 年以來增長了三倍，總額達到 2600 億美元。2024 年其交易量達 23 兆美元，同比增長 90%。亞洲已成為最大的穩定幣交易區域，而若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比重更為突出。資金流動則主要從北美流向其他地區。✦脆弱性與系統性風險並存✦貨幣基金組織警告，儘管穩定幣以現金和政府證券等資產作為支援，但其價值仍可能因基礎資產貶值或信心下降而迅速波動，引發恐慌性擠兌並衝擊金融市場。文章特別指出，穩定幣可能加速“貨幣替代”現象，即當本幣不穩定或高通膨時，使用者轉向使用外幣計價的數位資產。這可能削弱各國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和維穩能力，尤其對新興經濟體影響更大。同時，穩定幣的匿名性和跨境特性也可能被用於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對全球金融體系完整性構成挑戰。✦國際監管合作刻不容緩✦貨幣基金組織強調，穩定幣跨境流動迅速擴大，而各國監管能力參差不齊，可能導致監管套利。部分司法管轄區甚至考慮允許部分穩定幣提供商獲得央行流動性管道，以降低擠兌風險。文章指出，穩定幣持有者地域和國籍的不可見性正在削弱金融和外部部門統計資料的可靠性，也增加監測跨境資本流動的難度。這凸顯了加強資料共享、提高透明度和建構全球監管機制的重要性。✦技術發展仍在早期階段✦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代幣化與穩定幣的發展趨勢已難逆轉，但其未來格局仍高度不確定。有觀點將當前處於類似“網際網路早期階段”的穩定幣市場比擬為未來可能出現少數全球主導者的競爭賽道。商業銀行也正積極參與該領域，既發行自身的穩定幣，也與各國央行合作探索新的技術整合模式。✦升級現有體系或更可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要實現更快捷、更經濟、更普惠的跨境支付，僅依靠穩定幣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提升現有支付基礎設施、加強快速支付系統之間的互聯互通，或是更具成本效益且更易實施的路徑。 (聯合國貿易組織)

中國上海：繼此前宣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中心（見IMF新聞發佈稿第24/223號）後，今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式啟動了該中心的營運。上海中心將為加強IMF與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的合作發揮重要作用。該中心將作為一個促進研究和知識分享的樞紐，為新興市場和中等收入國家相關領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其還旨在深化IMF與該地區的成員國、區域性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對話和外聯工作。IMF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上海中心及其設施的出資。魏翰澤（Johannes Wiegand）先生將擔任上海中心的首位主任。魏翰澤先生是IMF的資深經濟學家，在全球和地區經濟政策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具備深厚的IMF相關知識，並在全球政策研究與學術界擁有廣泛的合作網路。開業當天，上海中心還舉辦了主題為“亞洲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熱點問題”的首場研討會。來自該地區的頂尖經濟學學者和IMF經濟學家出席了本次活動，並就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交換了看法，所討論的問題包括結構轉型和增長、金融與支付、人工智慧和創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2025年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閉門研討會上的演講中指出，美國在美元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面臨「兩難」。問題的關鍵在於，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有沒有其他貨幣敢於且有能力出來挑戰現狀，不一定是公開進行挑戰，而是尋求機會在實際應用領域逐步替代部分美元，那麼國際貨幣體系就可能出現新的局面。文/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全球貿易關稅爭端與美元的兩難選擇當前，我們正處於全球貿易與關稅爭端非常激烈的階段。照理說，貿易與關稅爭端應該用貿易觀點來進行分析，但我認為這是不夠的，很多學者也認為這場爭端背後連接著貨幣，當然也就連接著國際貨幣體系。這種連接通常有兩個主要管道：第一個管道是透過傳統的匯率及國際收支平衡與貨幣相關聯。匯率對於中小型國家來說，是一個有效的平衡國際收支的工具，但對於大國，特別是對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講，匯率的形成和作用往往是受限的。如美國所關心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產業大量轉移、製造業空洞化等問題，匯率只能發揮有限的作用。川普當局的幾位高官也都談到，希望透過貨幣手段使美國能有更強的製造業能力和出口競爭力，簡言之就是美元匯率應保持更低。所以人們在談到關稅戰與貿易爭端時，背後不可避免地要聯絡到貨幣。第二個管道是儲蓄率的外溢與貨幣相關。這種分析認為，全球貿易之所以不平衡，與亞洲特別是中國的國內儲蓄率過高有關，它導致大量貿易順差及強勁的對外投融資。這種過高的儲蓄主要是本幣的，但透過國際貨幣體系產生轉換，形成對外的貿易、投資和借貸等行動。圖為周小川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時任聯準會主席伯南克就從儲蓄過量（saving glut）的角度分析美國為什麼出現次貸危機。他認為，亞洲包括中國在內儲蓄率過高，大量的儲蓄資金透過美元湧入美國市場，壓低了美國國內利率和美國家庭儲蓄率。雖然美國民眾注重消費，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但有資本流入，美元仍過於強勁。至於這種管道是否對美國產生不公平，那可能需要另外討論。因為存在這兩個管道，所以觀察國際產業結構和貿易關稅爭端不可避免地要聯絡到貨幣。當然，從談判策略來講，可以直接把貨幣問題納入其中，也可以迴避貨幣問題，但從根本而言，中美之間以及美國與其他一些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關稅爭端，背後離不開貨幣。從美國來看，當前美國面臨一些選擇，也存在一些難題。一方面，美國既希望透過有競爭力的美元匯率來促進製造業回流、改善貿易收支平衡；在減少美元國際責任過重的同時，又要在地緣政治方面繼續使用美元作為制裁武器。另一方面，美國希望繼續維持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導地位，不僅包括在國際貿易支付方面的主導地位，也包括在全球金融市場交易上的主導地位。因此，美國在美元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一方面希望美元在價值、匯率上弱一些，覆蓋面收縮一些、管的事情少一些；另一方面又希望維持低的債務成本，保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包括必要時能用作制裁工具。這比較符合在當前的關稅貿易戰中，美國一些政客「既要又要」的行事風格。但許多分析都指出，在上述美元「兩難」中實現「既要又要」是不太可能的。美元必然會有所得有所失，不得不讓出一些陣地，例如要在全球主導貨幣地位中讓出一塊地盤。我的觀察是，美元要實現兩者兼得也並非完全不可能。這種兩者兼得的情況是什麼呢？那就是國際上沒有貨幣去挑戰美元。儘管美元趨於走弱，覆蓋面減少，動不動就被用於制裁，但如果沒有其他貨幣出來挑戰的話，它就有可能兩種好處都能拿到。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有沒有其他貨幣敢於且有能力出來挑戰現狀，不一定是公開進行挑戰，而是尋求機會在實際應用領域逐步替代部分美元，那麼國際貨幣體系就可能出現新的局面。四種有潛能的挑戰貨幣那誰有可能出來補缺美元讓出來的空位呢？主要有四種可能的選擇。首先說一下歐元。歐元是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僅次於美元的第二大貨幣，而且歐盟/歐元區是有足夠經濟實力的成熟經濟體。但歐元也有自己的問題，主要是歐盟/歐元區未來的相互關係還需進一步明確；歐洲央行的相關職能似乎受到某種制約，沒有足夠的相關授權；儲備貨幣必然和財政發生聯絡，但歐元尚沒有與其相對應的財政主體，並提供債務工具；歐元區當前的資本市場一體化還沒有見到明確的解決方案；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歐元要來補缺美元顯然還要進一步練好內功。第二個可能選項是人民幣。人民幣最初並不打算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中國畢竟是個開發中國家，在金融方面過去也不是強國，所以十多年前我們一直強調的是鼓勵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逐步擴大人民幣的使用，同時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自願選擇，不能強制推行。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當時聯準會開展貨幣互換主要針對的是歐洲、日本等經濟體，亞洲一些國家，像韓國、馬來西亞，在出現外匯流動性短缺後開始轉向中國尋求支援，所以從那時起我們開始推動本幣互換，最早簽署的一批就是人民幣和韓元及馬來西亞林吉特的互換協議，自此人民幣國際化被推向前行，但此時人民銀行仍堅持要保持低調，畢竟中國不缺美元，也不想取代美元地位，只是順應了當時市場的需求。直到2014年，人民幣國際化首次被正式提出。到了2016年，人民幣順利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SDR貨幣籃子，成為籃子的五大貨幣（美元、歐元、人民幣、英鎊、日元）之一。在這整個過程中，人民幣一直是波動性前行，雖說也取得了不小進展，比如人民幣作為貿易融資和貿易結算貨幣分別排在全球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但客觀地說，總體進展還相對緩慢，比如在全球金融交易和國際外匯儲備中的佔比都僅排在第六位。如果美國在貿易與關稅問題上採取顯著的保護主義政策的話，人民幣是有機會發揮更大作用的，同時這種貨幣多元化發展也是對國際貨幣體系轉變的一個推動。當然，這也需要我們自己在改革開放上，特別是在貨幣改革方面要有更大的手筆，包括進一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按照IMF的說法，就是人民幣的自由使用程度還要有所提高，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管制。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速建設金融強國，將「擁有強大的貨幣」作為金融強國的六大核心要素之一。對中國而言，人民幣也會變成國際版圖博弈中的一張牌。也就是說，美國打的是關稅牌，那麼中國打什麼牌呢？有很多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人民幣這張牌。那麼中國打人民幣這張牌到底會面臨什麼擔憂呢？可能主要還是對資本外流的擔憂。從歷史上看，我們的資本外流往往是階段性的，有的時候比較嚴重，有時候就不顯著。在當前這場全球博弈之中，能否下決心讓人民幣發揮更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分析架構。也就是說，同樣一件事，不同的分析框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給出不同的評判，有人會說非常好，有人會說問題非常大。歷來也基本上都是這樣。過去我們在推進對外開放、匯率改革、外匯改革上的重大動作，如在20世紀90年代匯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一系列關鍵時點上，針對匯率、可兌換、外匯管制等改革設計，往往都有觀點非常不同的評估意見。所以各界透過加強研究討論，注意吸收國內外經驗教訓，應該能夠使我們更好地澄清分析框架，爭取使大家能取得更多共識，也讓我們能在這場國際博弈中有更好的選擇。SDR是個可能的選項。如果在SDR貨幣籃子中其他五種貨幣都沒有足夠條件能「單挑」美元地位，是否可以考慮一籃子貨幣，即讓SDR來發揮更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美元？擴大SDR作用符合中方所主張的多邊主義做法，也是承認世界多極化的動作，畢竟世界本來就不是單極而是多元的，所以國際貨幣體係也應該是多元化的，這樣實際上也會更安全、更穩定、更抗干擾，因為即使其中任何一種或多種貨幣出現波動時，就貨幣籃子來說，其波動率肯定會是較小的。也許有人會主張說，現在的SDR並非是一種貨幣，它不過是記帳單位。貨幣需要有發行方（貨幣當局），而SDR並沒有相應的發行人，IMF並未承擔起發行SDR的所謂國際央行的角色。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事在人為，如果不試著去做改變，SDR將一直會是個記帳單位，而非貨幣，IMF也不會具有央行的職能。但如果我們抓住時機、與時俱進，有些情況是可以改變的。從機遇上講，如果國際貨幣體系能夠改變，是需要有機會的。 2008年美國次貸問題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了很好的改革機會，但當時主要是美國未明確態度，推進改革不那麼容易。現在美元面臨兩難，我們需要認真權衡和評估，當前會不會是一個能對現行體制提出挑戰的新機會？是否美國會繼續堅持讓美元在大範圍內充當超過其經濟規模和國力的角色，還是說美國會允許美元適當有所退卻？此外，還有必要強調，SDR即使作為記帳單位、計量單位，也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例如國際儲備貨幣應該保持穩定，如果把美元作為100%的參照基準，那麼一旦匯率出現波動，都會只體現為其他貨幣對美元的波動，但實際上這種波動可能來自於美元本身。一旦美元本身出現波動或巨大調整時，如果不改變記帳單位或參照系的話，它體現的就是其他貨幣的波動或不穩定。所以這是一種相對的關係。除了幣值波動外，當前的金融業和金融市場中存在大量的風險管理工具，其中許多是透過衍生性商品來做的，而且大多數也是以美元為基準的。一旦美元這個基準出現問題或缺陷的話，很多風險管理從計量到行為都會產生偏差。此外，還有資產負債表的問題。金融機構如果從事國際業務，其資產負債表大量採用以美元為計價單位，其他貨幣計價的業務最後都要轉換為美元記帳，而這一轉換過程中也會產生很多扭曲和偏差。因此，目前的國際貨幣體係是有機會讓SDR來承擔更多角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的，但當前首先取決於美國當局對美元的認識，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抓住贏得共識的時機，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討。第四種可能，也是當前大家議論比較多的，就是數字貨幣。從開發路徑來看，加密貨幣/數字貨幣通常被區分為數字資產與穩定幣。加密資產被普遍認為不具有貨幣的功能，而穩定幣被視為等同於貨幣。但特定的穩定幣是不是真穩定，不應該是發行方自稱的，目前也有爭論。即便真做到了穩定，把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一個成員來替代部分美元的功能，目前看來還不夠份量，因為它首先是要在支付便利化中站住腳，而且沒有獨立成為一種貨幣，所以穩定幣必須“咬住”某一貨幣，比如說美元，因此是擴大美元的地盤而不是替代美元。而大範圍「美元化」是備受爭議且許多國家力求避免的。因此，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發揮其他貨幣取代部分美元的運用，關鍵在於有沒有達成共識，有沒有推動改革的時機和動力，包括美國自身對此事的利弊權衡。如果各方都動力不足，我們就有可能看到美國可以在美元兩難選擇中實現「既要又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是否有某種先決條件最後說一下，其他貨幣，包括SDR在內，如果要發揮更大作用，根據現在看到的分析文章，是否會因條件不足而構成障礙？一是大額貿易逆差才能對外輸出貨幣的問題。有人分析認為，一國要實現向境外輸出貨幣，必須在國際收支上存在大幅貿易赤字，也就是進口遠大於出口，才能把大量本幣輸出讓他人使用。這類說法很大程度是說人民幣「不行」。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存在大量貿易順差，即使用人民幣結算並有輸出，他國一買中國商品，人民幣就又回流了，因此境外不會有多大的人民幣存量。但如果像美國一樣，透過大幅貿易逆差來輸出本幣的話，又會對本國經濟、製造業和就業造成傷害，這也是美國正在反思並試圖改變的境況。所以這是一個有矛盾的命題。事實是不是就無解呢？如果去看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儘管人民幣國際化目前還只是處於初步階段，但金融帳戶有相當大程度的對外輸出，可以向外輸送本幣，即通過投資、貸款、金融市場交易，中國通過金融帳戶向外大量輸出人民幣。換個角度來說，中國儲蓄率過高，必然會有相當一部分儲蓄需要輸出到境外去。另一個人民幣輸出方式是央行間貨幣互換。中國和多個新興市場國家及部分發達國家之間搞了貨幣互換。理論上貨幣互換是雙向的，但實際中經常是單向為主的，取決於誰需要外匯流動性，以及誰有能力對外輸出。一般來說，儲蓄率高於本國投資率的國家必然成為儲蓄輸出國，例如中國。當然低儲蓄率但能印票子的國家也有此能力，例如美國不需要外匯儲備，因為美國有印票子當儲備的條件，所以也可以對外做貨幣互換。總之，不見得貿易順差國就沒有管道將本幣輸出並讓其他國家應用。二是關於能否提供穩定的安全資產。有些人分析，其他貨幣，包括SDR在內，要想起儲備貨幣的作用，必須能夠提供穩定的安全資產。這個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從全球來看，美元國債目前看起來還是全球最穩定的安全資產，而IMF就暫時不提供SDR標價的債務資產。但我認為，這種分析還是可以爭議的。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來看，貨幣發行是央行的負債而非資產，央行必須透過制度保障、承諾和後援支援等來保障其發行的貨幣有標稱的購買力。購買力也是一個非常相關的分析管道，也就是說，持幣者是否可以隨時將此種貨幣用於購買而變為實物，這也是貨幣能夠被別人持有的條件之一。就人民幣而言，具有很強的購買力，因為中國是製造業大國，即便是中國不能製造的產品，也能透過貿易商的轉口貿易能力來實現。當然，人民幣當前用於貿易結算較多而用於儲備較少的狀況是，國外購買者往往是臨到支付時才去兌換人民幣來完成交易，他手裡並未長期持有人民幣，這表明人民幣作為穩定安全的資產來講，可能還是有缺陷的，會影響持有者的選擇。總之，儲備貨幣的留存和保值同時受到三個維度的影響：一是從支付的角度，看是否能夠廣泛用於購買；二是從持有和投資角度，看是否能對應安全的金融資產或實物型資產；三是從金融交易角度，看全球大量的金融交易採用何種貨幣。總的來說，儲備貨幣對應著穩定的安全資產很重要，但其定義也不宜過於簡單化。第三是關於全球真正需要多少儲備貨幣。也就是說，假如某種貨幣，包括SDR在內，如果想取代現在美元的作用，到底需要多大規模？當然，從美元規模來講，會有兩種不同的觀察角度：一種是，現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元國債資產量相當大，如果要替代的話，其規模有36兆美元之多。由此容易引發的一個爭議就是，全球之所以有這麼多美元國債資產，當中相當一部分是美國搞出財政赤字而積累的國債，並非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需求量。美元資產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國際儲備貨幣對應的需求。它主要取決於保證國際貿易支付和國際償債的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講，不應從美元資產的海外持有量倒算儲備貨幣的需要量。當前全球美元資產之所以量大，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儲備貨幣所需量，而是反映了美國推行財政赤字而累積國債的現象。沈聯濤先生曾在財新雜誌上披露過一組資料：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2007年，海外美元資產總額是1.2兆美元；到了2024年，這一數字飆升至26.2兆美元。這期間的增量是驚人的。因此，一種貨幣如果想要充當儲備貨幣的話，有必要搞清楚，是要去充當這20多兆美元的替代，還是說去真正承擔儲備貨幣原本所需的數量。可能我們並不需要天文數字的國際儲備貨幣存量，而應著重於與儲備貨幣原本目標的一致性。總之，國際貨幣體系不斷髮生演變，有許多引發演變的因素，同時也會帶來新的機會。我們該如何認識分析、評估利弊、做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採取何種分析架構來對問題展開研究。希望本文能引起大家的興趣，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進行更深入的交流探討，使我們的分析框架不斷提升，為我們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變革時的選擇提供支援。本文基於周小川在202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閉門研討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清華金融評論）

新華社紐約10月8日電（記者徐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8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非營利性智庫米爾肯研究院發表講話時說，全球經濟好於預期，但沒達到“所需水平”，“全球經濟韌性尚未受到全面考驗，而且有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真正的考驗可能即將到來”。格奧爾基耶娃說，當前世界正處於深刻變革中。地緣政治、科技革命、人口結構等因素變化以及人類對地球造成日益嚴重的傷害，導致全球範圍內“不確定性急劇上升且持續攀升”。她認為，“不確定性已成為新常態，並將持續下去”。格奧爾基耶娃說，關稅政策全部影響“尚未顯現”。在美國，企業利潤被壓縮可能抬高價格，帶來新的通膨壓力。與此同時，大量原本銷往美國市場的商品被轉移到其他國家市場，這可能引發“第二輪關稅上調”。格奧爾基耶娃認為，寬鬆的金融環境掩蓋了“疲軟趨勢”，“一旦估值出現大幅回呼，金融環境收緊將拖累全球經濟增長，並使開發中國家的處境尤為艱難”。格奧爾基耶娃表示，當前全球貿易雖受到擾動，但大部分貿易仍在遵循規則進行。她呼籲世界各國維護貿易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地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7月份《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今年全球GDP增長率為3%，較2024年增長有所放緩。該組織將在13日至18日在華盛頓舉辦的年度會議上更新經濟增長預測。 (瞭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佈的資料，2024年全球名義GDP總量達到110兆美元，其中美國GDP為29.18兆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26%。2025年上半年，美國GDP達到14.9兆美元，預計全年GDP將首次突破30兆美元大關。中國2024年GDP達到18.94兆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佔全球經濟的17.2%。今年上半年，中國GDP達到9.19兆美元，全年有望突破19兆美元。德國僅次於中美，位居世界第三，2024年GDP達到4.65兆美元。今年上半年，德國GDP為2.39兆美元，雖然GDP實際下降0.1%，但在通膨的加持下名義增速達到3.7%，預計全年達到4.8兆美元。日本已經掉至全球第四，2024年GDP達到4.02兆美元。今年上半年，日本GDP達到2.1兆美元，名義增速超過7%，預計全年達到4.3兆美元。這是目前為止全球前四大經濟體2024年及今年上半年的GDP資料，中美仍然是絕對的領先。未來幾年，中國將達到20兆美元量級，美國超過30兆美元規模，而德國、日本繼續衝擊5兆美元，日本之前實現過，但貨幣大幅貶值又滑落了。所以，如果要從全世界挑選一個“世界第一經濟大省”，只能誕生在中美兩國，其他國家不具備這樣的超級體量。目前來看，這個“世界第一經濟大省”是來自美國的加州，根據IMF披露的資料，加州2024年GDP達到4.1兆美元，首次突破4兆大關，單挑日本GDP規模，在全球可以排名第四，也超過了全球190多個國家。為什麼加州如此發達？有人說是製造業發達、“好萊塢”文娛產業發達，還有說金融產業發達、農業發達、旅遊產業發達等等，其實這些產業只能算是錦上添花，並不是加州最核心的產業。加州最大的優勢在於高科技產業，聞名世界的“矽谷”位於加州。人類第三次科技革命源於美國，這是繼工業革命、電力革命之後人類第三次科技革命，也稱資訊革命，而“矽谷”對於資訊革命的貢獻巨大。因此，“矽谷”誕生了蘋果、英特爾、甲骨文、Google、亞馬遜、思科、輝達、Meta、高通、惠普、特斯拉等眾多科技巨頭，我們所熟知的美國科技公司大部分都在加州。對於矽谷過去的成就，我們無需贅述，但對於未來的發展，才是關注點，因為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到來，而AI人工智慧就是重要核心之一。加州在人工智慧產業領域再一次領先，Google、微軟和輝達借助AI東風市值狂飆，輝達最新市值為4.46兆美元，比加州的GDP還要高，著名的OpenAI公司就位於加州的舊金山，而ChatGPT就是這家公司研發的一款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程序。目前，中美是全球人工智慧領域的主要玩家，但是側重點和路徑不同，美國側重於通用軟體的AI全面技術，而中國側重於產業場景AI應用，一個側重於線上演算法，一個側重於線下產業。簡單來說，中美發揮了各自的優勢所長，美國在相關算力晶片、人工智慧晶片、軟體和處理器架構、核心演算法以及系統軟體等領域保持領先，這些都是美國的優勢產業，背後是美國保持了許久的科技霸權。相比之下，中國在自動輔助駕駛、圖像語音識別等領域實現商業化落地，中國的優勢是製造業規模龐大和產業鏈整合能力更強，同時我們在核心演算法和基礎架構方面我們也沒有放棄，仍然在迎頭趕上。在人工智慧領域，廣東走在了最前面，廣東2024年人工智慧核心產業規模超過2000億，工業機器人產量佔全國的40%以上，人工智慧“小巨人”企業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廣東是中國第一經濟大省，在全球的排名也很靠前。廣東2024年GDP達到14.16兆人民幣，折合1.98兆美元，超過韓國，可以排名全球第12位，GDP規模超過全球180多個國家。廣東與加州是中美各自的“第一經濟大省”，雖然GDP規模差距還很大，但是同樣在高科技產業方面表現突出，尤其是在人工智慧領域各有所長。廣東有華為、比亞迪、騰訊、美的、大疆、中興、立訊精密、思謀科技、勝宏科技、匯川技術等眾多科技公司。華為昇騰910B晶片對標輝達A100，在智能輔助駕駛領域表現出色。勝宏科技在全球人工智慧算力PCB市佔率位居世界第一，思謀科技推出全球第一個工業模態大模型……廣東與加州在人工智慧領域的不同走向充分顯示出中美對未來人工智慧的不同押注，但是我們也沒有放棄對基礎架構、核心演算法和高端晶片的研究步伐。更重要的是，未來隨著人工智慧的迅猛發展，需要充足且源源不斷的龐大電力，這也是我們的優勢。總體來看，中美龐大的GDP規模和自身不同的產業競爭優勢，決定了中美對未來人工智慧方向的不同押注。美國仍然在高科技領域保持領先優勢，這一點我們需要承認，看清彼此差距，當然也不用妄自菲薄，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所以還是腳踏實地，繼續追趕。 (簡易財經live)

今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紛紛下調預期，並指出，形勢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升級，不確定性達到歷史高點，經濟前景被不斷加劇的下行風險主導。最新資料顯示，按當前的發展，2020年代前七年的全球平均增速可能成為1960年代以來任何一個十年的最慢增速。譚主通過資料分析捕捉到，信心的波動背後，一系列關鍵問題正浮出水面：當前的國際貿易衝突對誰的影響比較大？高關稅政策是否會導致全球貿易模式的轉變和國際貿易格局重組？未來如何維持全球貿易增長？面對這些宏大而複雜的命題，資料，可以給出一些啟示。「 規律與例外 」美國關稅的影響如何評估？過去一段時間，有很多報導和分析都在討論美國關稅的影響。作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國，許多主要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的貿易政策變化引發各國擔憂，這很自然。不過，譚主想分享一組資料。美國與很多國家的雙邊貿易量，位居世界前列，比如：美國-中國、美國-墨西哥、美國-加拿大、美國-德國。這一輪關稅衝擊下，4月，中國、墨西哥、加拿大、德國對美國出口分別環比下降13.6%、12.7%、17.5%、15.9%。這些波動看似劇烈，但對全球貿易總量的影響相對有限。統計資料顯示，4月，全球貿易總量環比僅下降1.4%。算總數，4月，美國進口環比暴跌近20.0%。按此前美國佔全球進口13%的比例計算，理論上應拖累全球貿易約2.6%，是實際降幅的近2倍。這個差值，對國際貿易意義重大。因為它打破了一項長期規律：全球貿易波動與美國貿易波動的高度正相關性。以進口資料為指標，過去十年，全球貿易的變化趨勢與美國貿易的變化趨勢基本同步。然而，近期，這兩條原本重合的曲線開始偏離：從去年年末開始，美國的進口量出現大起大落，全球的進口量卻變化相對平穩。這樣一個現象表明，美國政策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沒有那麼大。全球貿易體系正逐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展現出更強的獨立性和韌性。長期資料，呈現著同樣的結論。近年來，全球貨物貿易量基本保持增長。唯一明顯下降出現在2020年，但這主要是受疫情影響。2017年至2021年，川普入主白宮，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全球貨物貿易量仍保持增長。2021年至2025年，拜登延續了川普的部分政策，並加強在科技等領域的貿易封鎖。即便如此，疫情後全球貿易依然復甦。這表明，從某些層面來說，國際貿易體系已逐步適應並超越美國政策的影響。這一輪關稅衝擊下，國際貿易走向與美國貿易走向進一步交錯，使得這樣的趨勢更加凸顯。「 生存與發展 」新的增長如何醞釀？那麼，這種超越美國政策影響的力量，從何而來？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與美國直接相關的雙邊關係內部調整，和全球貿易體系的結構性變化。過去一段時間，許多國家都在尋求貿易替代，來消除美國關稅衝擊的短期影響。然而，這樣的策略，代價是開發中國家的“向下競爭”，為了維持成本優勢，開發中國家不得不壓低勞動力和資源價格。長此以往，開發中國家容易陷入低水平經濟循環，國際貿易也很難持續增長。貿易替代的侷限，反映了國際貿易結構性的問題——開發中國家的劣勢地位。資料顯示，即使在最惠國待遇下，開發中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面臨平均近20%的進口關稅，紡織品和服裝平均面臨6%的進口關稅，遠高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些高關稅本就在限制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力。沒有美國加征的關稅，其他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仍可能存在，持續削弱開發中國家的市場地位。貿易替代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緩解關稅衝擊，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新的增長點，需要從新的貿易結構中去尋找。國際貿易衝突是一個契機，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全球生產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當前，全球87%的貿易都發生在美國之外。2024年，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的貿易增速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這些地區正在通過技術創新與戰略投資，重塑生產模式。其中，中東地區，特別值得拿出來說說。中東地區是超越自己在國際貿易格局中原本的位置，找到新的增長點的典型代表。傳統上，中東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主要依賴於石油出口。近年來，中東國家正加速佈局人工智慧、清潔能源等新興產業。研究資料指出，按當前的發展，到2035年，這些投入將貢獻中東地區GDP預計增長量的20.9%。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入不僅推動了中東的經濟發展，還在改變中東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早些年，我們甚至很少將中東地區視為單獨的一個貿易區，而是習慣於將世界劃分為亞洲、歐洲和北美三大貿易區。如今，情況截然不同。新的產業，幫助中東成為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關鍵節點：阿聯通過哈利法港和傑貝阿里自由區的建設，成為了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轉運中心。沙烏地阿拉伯通過吉贊和延布港項目，支援全球技術產品的供應鏈。科威特通過改善商業環境和引入電子清關系統，提升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競爭力。中東在全球貿易中的上升地位反映了全球經濟權力平衡的轉移，這對於上面所說的，開發中國家突破國際貿易的結構性桎梏，十分有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中東的轉型，不是最近才有的，而是基於長期戰略規劃的主動變革。如果將製造業發展規劃作為評估戰略規劃能力的指標，會發現，阿聯、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的發展規劃早在2016年，貿易保護主義剛剛抬頭時，就已經推出。如今，戰略規劃和適應能力同樣重要。譚主梳理了貿易量最靠前的開發中國家的規劃，發現，多數國家都有這樣的認識。中國自然不必多說，其他國家中：亞太國家、中東國家的發展規劃總體做得比較早。拉美國家這兩年也跟上了。時代的背景已經變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層出不窮，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需要兼顧適應性與長期主義的規劃，在全球經濟中重塑自身地位。這種融合適應與遠見的能力，是超越各種阻礙影響的力量來源。「 分化與連接 」全球貿易重組的方向是什麼？新的國際貿易格局，正在這些力量推動下逐漸形成。我們可以從全球主要貿易國的夥伴關係入手，通過貿易網路連線性的變化，觀察全球貿易重組的方向。譚主梳理了美國之外全球前五大貿易國——中國、德國、荷蘭、日本、韓國的貿易夥伴關係變化。將對比的坐標，設為今年與2016年（美國陷入貿易保護主義之前）：上圖中，標出了排名變化顯著（排名變化大於3）的國家，分別用實線表示上升，虛線表示下降，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地區。一眼看過去，增長的實線顏色不少，許多國家都在尋求新的貿易夥伴，而虛線顯示，傳統貿易夥伴的相對重要性在下降。國際貿易格局正在變得更加多元。“多元”這個詞，過去幾年大家應該聽得很多了。我不買你的東西，還有他的東西可以買，似乎這就叫“多元”。但選誰，各國呈現出了不同的偏好，背後體現了“多元”理念的差異。這種差異，會影響貿易網路的韌性和擴展性。拿德國來說。德國在上面幾張圖中非常突出，因為只有它的變化是單色的，這表明德國主要貿易夥伴的變化集中在歐洲內部。譚主進一步梳理了美國的貿易夥伴關係變化，發現其也呈現出相似的特點：美國貿易夥伴的變化，集中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國家和歐洲。這表明，這些國家的變化基本都在它們各自所屬的貿易集團內部，體現了其對地緣政治聯盟的優先考慮。過去幾年，美歐老牌貿易大國以“貿易多元化”為由，歐洲實則抱守“歐洲中心主義”，美國實則推動“近岸外包”等策略。現實證明，這種做法往往導致貿易網路的不確定性和收縮性增加。比如，歐洲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了其在亞洲市場的競爭力。美國“近岸外包”因成本上升反而削弱了其供應鏈效率。相比之下，中國、日本和韓國選擇的夥伴覆蓋了更多地區：中國尤其突出。一方面，亞太國家逐漸在中國貿易夥伴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前十大貿易夥伴中，一半以上是亞太國家，包括韓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和印度等。另一方面，除了深化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國還與拉丁美洲、中東等地區的國家建立了更加緊密的聯絡。相關地區國家在中國貿易夥伴排名中的大幅上升。日本和韓國也在深化亞太地區合作的同時，加強與歐洲、中東等地區的貿易聯絡。這些實踐，代表了“多元”的另一個方向：多元化不僅僅是貿易夥伴變化，更是貿易網路的地域廣度和合作深度的擴展。相比於美歐的區域集中，跨區域多元有一個特點是，相關國家不僅參與生產環節，也參與高附加值環節（如研發、技術標準制定）。區分二者，有一個簡單的辦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瓜分利益？拿中國與拉美地區的合作來說。如圖中所示，過去十年，拉美地區之於中國貿易地位的提升十分顯著。2024年，中國與拉美貿易額增長至2015年的2倍多。這個資料背後，中國不僅有效分散了市場風險（這在中國尋求美國農產品進口替代中有所體現），通過參與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合作和產業投資，中國幫助拉美國家提升其經濟附加值的同時，雙方在價值鏈上的位置也在共同提升。2025年，全球貿易格局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美國關稅政策的反覆無常雖然製造了不確定性，但也促使全球貿易體系加速向真正多元的方向發展。通過資料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美國仍是全球貿易的重要參與者，但其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開發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正成為全球貿易新的增長點。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化並未成為絕唱，而是以新的形式重塑著國際貿易格局。多元化的貿易合作以及國際關係關係的重構，都表明全球貿易體系正在適應新的挑戰，並朝著更有韌性和包容性的方向發展。 (玉淵譚天)

法國經濟學家Jacques Rueff在1962年曾講過一個“裁縫和顧客的故事”，並把二者之間的關係比作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裁縫為顧客做西裝，做好後把西裝賣給顧客，再把顧客的付款作為貸款返還給顧客，後者則用這筆貸款再向裁縫買一件新的西裝。這筆貸款可以看作是顧客的“借條”，如此循環往復，顧客不斷得到新西裝，裁縫則不斷地積累借條。那麼，靈魂之問來了：等到有一天，裁縫想把這些借條換成現金的時候，顧客到底還有沒有能力支付現金？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期撰文表示，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下，這個故事依然適用。美國好比故事中幸運的顧客，其他國家則是那位不知疲倦地積累借條的裁縫。余永定進一步解釋，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可以通過資本項目逆差或經常項目逆差，為其他國家提供國際流動性或國際儲備。反過來說，其他國家對美元資產的需求使美國得以長期維持經常項目逆差。換言之，美國依靠向全球借貸維持經濟繁榮。“不過，‘借條’開得越多，也意味著美國的外債愈多。當美國的淨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外國投資者和外國中央銀行就會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有能力用‘真金白銀’（商品、服務和自然資源）兌換這些‘借條’，國際收支危機就可能發生。”余永定認為，作為世界第一大淨負債國，除非能夠維持足夠高的經濟增速，否則美國就難以保持其外部可持續性。不久前的6月26日，美國商務部公佈的最終修正資料顯示，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按年率計算萎縮0.5%，較此前公佈的初次估值和修正值明顯下調。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一季度經濟萎縮主要是由於美國關稅政策導致進口大幅增加，關稅對通膨的影響是下一步關注重點。除了一季度GDP負增長的打擊，美國總統川普可能也沒有料到，向全球揮舞“關稅大棒”帶來的最深裂痕竟然是在美元霸權的基座上。Wind資料顯示，7月4日，衡量美元對六種主要貨幣匯率的美元指數再度跌破97關口，逼近2022年2月以來新低。今年上半年，美元指數累計下跌10.79%，從109的高位跌至97以下，創下了1973年以來最差表現。截至7月4日美元指數報價美元指數的持續下跌只是表徵。余永定認為，後布列敦森林體系下，“特裡芬難題”並未消失。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特裡芬就發現，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要求是，需要發行國保持貿易逆差以向全球提供流動性，滿足各國貿易和儲備需求；但長期貿易逆差會增加儲備貨幣貶值壓力，削弱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元不是唯一選擇事實上，如何弱化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和負面影響，一直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討論中的熱點話題。今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2025陸家嘴論壇上表示，國際主導貨幣由一國主權貨幣擔當時存在三個不穩定性之源：一是主權貨幣國宏觀政策難以兼顧內外均衡，二是主權貨幣國財政金融失衡風險外溢，三是主權貨幣國將貨幣工具化、武器化。潘功勝還在演講中直指現行貨幣體系的根本缺陷——由一國主權貨幣承擔國際主導貨幣職能，天然具有內在不穩定性。當主權貨幣國自身利益與全球公共品屬性相悖時，其政策選擇往往優先考慮本國利益。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冠疫情以來，聯準會先是加碼量化寬鬆，美元氾濫，推高大宗商品價格，通膨創40多年來最高紀錄。隨後在短短1年多連續9次加息，一路推高美元指數，吸引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美國，造成金融市場動盪不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涂永紅表示，當時，美國激進的貨幣政策產生嚴重的負面溢出效應，歐盟一度陷入經濟衰退，德國甚至出現負增長；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等新興市場國家債務負擔激增，貨幣大幅貶值，爆發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多年積累的經濟成果付之東流。在此背景下，全球去美元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佈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資料，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已從1999年的71%降至2024年第一季度的57.4%，創下近三十年來最低水平。潘功勝在陸家嘴論壇上也強調，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繼續朝著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並存、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格局演進。無論是單一主權貨幣還是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主權貨幣國都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強化國內財政紀律和金融監管，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一位大行研究部門人士告訴記者，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諸多缺陷，未來美元作為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的份額預計將逐漸下降。歐元、人民幣等貨幣作為重要補充，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份額有望提升。目前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約為58%，處於1994年以來最低水平；歐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約為20%；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約2.8%，資料不大，但已創歷史新高。未來美元的比重可能繼續下降，歐元和人民幣的比重將逐漸上升。不過，上述大行人士也向記者坦言，短期內美元的主導地位暫時難以大幅撼動，歐元和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也存在各自的風險與挑戰。歐元方面，由於歐洲缺乏統一的財政，主權信用較為分散，貨幣體系的穩健性存在一定風險。人民幣方面，由於中國是貿易順差國，對外輸出貨幣的能力也較為有限。而在去年年中，余永定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央行提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首先要讓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化貨幣，然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而要想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先決條件是資本項目自由化，當然不是一股腦地資本項目自由化，而是一步步地實現。余永定強調，事實上，人民幣國際化的每一個主要步驟都是以相應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為條件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局局長朱鶴新在2025陸家嘴論壇上也明確表示，將加強改革整體謀劃和系統整合，統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項目高品質開放，強化本外幣一體化管理，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人民幣國際化向前圖 / 圖蟲從美元體系面臨的挑戰來看，當前國際貨幣多極化趨勢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遠東資信評估有限公司高級研究員趙恆告訴記者，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需從多維度採取措施，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提升人民幣全球地位，助力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他主要提出了以下三方面舉措：一是不斷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提升CIPS的效率和安全性，可以進一步最佳化人民幣跨境資金的清算和結算流程，減少對美元等中介貨幣的依賴，降低匯率風險。建議進一步提升CIPS系統運行穩定性與安全防護能力，提升在金融戰、資訊安全戰等潛在威脅下的風險抵禦和綜合防護能力，有效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二是持續拓展貨幣互換協議。截至2024年末，中國已與32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並在19個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貨幣互換協議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應進一步擴大貨幣互換協議簽訂國範圍。通過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比例將進一步提升。三是探索更多離岸人民幣使用場景。例如，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體系，如人民幣債券、基金、期貨、期權等，不僅能夠滿足國際投資者的多樣化需求，還能夠進一步緩解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波動壓力並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同時，豐富離岸人民幣風險管理工具也是當務之急，滿足國際投資者人民幣匯率、利率等各類風險避險需求。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則認為，除了傳統金融手段之外，隨著國內外金融數位化、貿易數位化快速發展，發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是數位化背景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新抓手。據其介紹，當前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使用場景主要是中國企業參與的跨境貿易，但非中國企業參與國際支付使用人民幣的案例仍然相對較少。而穩定幣具有天然的全球化屬性，且使用場景正向跨境貿易支付等快速推廣，發展離岸人民幣穩定幣有助於改變人民幣國際化的這一短板。沈建光認為，當前美元穩定幣佔據了穩定幣市場95%以上的份額，在香港開展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發行交易已經非常緊迫。為確保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發行交易的可控性，在香港先行先試，待積累經驗和完善機制後，再逐步向內地推廣。在發展路徑上，可以“先境外離岸、再境內離岸”，從香港逐步向境內自貿區推廣。先支援香港發行交易離岸人民幣穩定幣，在匯率管理、資本流動、風險防控、使用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積累經驗；之後，選擇上海自貿區、海南自貿港等，試點發行在岸的離岸人民幣穩定幣。最後，在粵港澳大灣區同步試點發行離岸人民幣穩定幣和在岸人民幣穩定幣，同步完善貨幣調控和金融監管框架。在使用場景上，可以“先跨境支付、後金融投資”，逐步擴大使用範圍。先限定用於跨境貿易支付，發揮穩定幣在跨境支付上的效率優勢和成本優勢；同時，為了實現風險可控，使用人群可以先限定機構客戶和“適格投資者”，之後再逐步向零售使用者、普通大眾開放使用。 (21世紀經濟報導)

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國際貨幣體系正處於深刻變革的歷史節點。 6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2025陸家嘴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深刻闡述了國際上對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及演進趨勢，為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提供重要思路。“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繼續朝著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並存、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格局演進。”潘功勝指出，無論是單一主權貨幣或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主權貨幣國都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強化國內財政紀律和金融監管，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關於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成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可行性，潘功勝談到，推動SDR成為國際主導貨幣，需要各成員國在政治層面凝聚共識，而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在操作層面，需要最佳化機制安排，逐步擴大SDR的使用。過度依賴單一主權貨幣弊端顯現每一次國際主導貨幣的更替都伴隨著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和國家競爭力的迭代。實踐證明，國際主導貨幣具有全球公共品的屬性，由一國主權貨幣來承擔，與生俱來就存在一些內在不穩定的問題。潘功勝對此作闡述：一是當主權貨幣國自身利益與全球公共品屬性發生矛盾時，主權貨幣國會多考慮自身利益，影響對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二是主權貨幣國的財政和金融監理問題、內部經濟結構矛盾的不斷累積，會以金融風險的形式向全球溢出，甚至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三是當出現地緣政治衝突、國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戰爭時，國際主導貨幣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目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變得不確定。」不久前，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在一場論壇的演講中指出，當前全球多邊合作正被零和博弈和雙邊權力博弈所取代，開放正在讓位於保護主義，甚至連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石——美元的主導地位，都變得不確定。受美國近期反覆無常的經濟政策影響，全球投資者不斷減少持有美元資產，美元在全球外匯存底的比例降至58%，達到了1994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基於上述種種問題，目前國際上對改革貨幣體系的討論高漲。這些討論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如何弱化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和負面影響，形成少數強勢主權貨幣的良性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二是由一種超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討論比較多的是SDR。兩大改革方向：多極化發展與超主權貨幣在過去20多年的演進中，國際貨幣體系呈現兩個重要特徵：一是歐元成為僅次於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在全球外匯存底的佔比約為20%；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人民幣國際地位穩定上升。拉加德近日在《金融時報》刊文中表示，市場對現有貨幣體系的信心正在動搖，但尚未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全球貨幣主導地位的轉移對歐洲來說是一個機遇，要抓住這個機會並提升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有專家認為，近期，美國在對外經濟關係和國內政策上的動向引發國際社會對其政策連續性、可預測性及美元信譽的普遍憂慮，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加速變革期。國際貨幣體系朝向多極化發展，有助於推動主權貨幣國強化政策約束，提升國際貨幣體系韌性，更有效維持全球經濟金融穩定。潘功勝認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繼續朝著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並存、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格局演進。無論是單一主權貨幣或是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主權貨幣國都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強化國內財政紀律和金融監管，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對於克服單一主權貨幣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內在問題，SDR也被廣泛提及——其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可以更好承擔全球公共品的職能，調節全球流動性並實施危機救助，具有成為超主權國際貨幣的特徵。不過，由於SDR市場規模、深度、流動性不足，要推動其成為國際主導貨幣任重道遠。在演講中，潘功勝提出了最佳化SDR機制安排，逐步擴大使用的可行路徑。在分配與發行機制上，目前IMF分配SDR主要用於危機應對，多採取一次性大額發行的方式。未來，可增加常態化SDR發行並擴大發行規模。在使用範圍上，積極推動私部門和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在國際貿易、投融資活動中廣泛使用SDR，發行以SDR計價的債券，提升SDR作為儲備資產的作用，並建立適應大規模使用的SDR結算機制。多元化的跨國支付體系將加速國際貨幣體系變革跨境支付體系是全球貨幣資金運作的“動脈”，但傳統跨境支付體系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與新興數位科技存在代差，效率低、成本高、普及性差等議題亟待改善；國際合作有待加強；傳統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容易被政治化、武器化，作為單邊制裁工具使用，破壞國際經濟金融秩序。這一系列問題之下，推動全球跨國支付體系改善成為全球期盼。其中，多角化是跨境支付體系調整與改善的主要方向。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使用本幣結算，促進更多貨幣的國際化使用，單一主權貨幣主導跨境支付的局面正在逐步改變。”潘功勝說。同時，除傳統的代理行模式外，新興跨境支付系統、區域性多邊支付系統等陸續出現，結算管道更加多元，跨國支付效率進一步提升。經過十餘年的建設與發展，中國已初步建成多通路、廣覆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網路。跨境支付體系是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融資、維護金融穩定的重要依託，也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支援。潘功勝表示，國際貨幣體系向少數幾個主權貨幣並存演進和數位技術的快速發展，將促進跨境支付體系的多元化發展；多元化的跨境支付體系反過來也將加速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推動跨境支付體系不斷完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我們看到，支付系統和生態的互通性正在不斷提升。“以亞洲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通過二維碼支付互聯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態的互操作性，極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潘功勝介紹，更多國家、地區延長支付系統運作時間、採用國際通用報文、推動快速支付系統互聯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此外，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等新興技術在跨境支付領域加速運用，推動央行數位貨幣、穩定幣蓬勃發展，實現了“支付即結算”，從底層重塑傳統支付體系，大幅縮短跨境支付鏈條，同時對金融監理也提出挑戰。「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體系的呼聲不斷高漲，新興支付基礎設施和結算方式不斷湧現，推動全球跨境支付體系朝著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發展。這一趨勢未來會持續增強。”潘功勝說。 （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