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美以聯合襲擊伊朗一月有餘，由於美伊的攻防對戰有長期化趨勢，人們往往淡化了以色列，尤其是納坦雅胡挑起對伊行動的導火線角色。本文是以色列知識分子的一次深刻反思，他直言納坦雅胡是利用戰爭謀求政治生存、破壞地區穩定的推手。倘若繼續下去，以色列將變得更加貧窮、民主化程度更低、社會更加分裂。以至於，以色列和自己所抨擊的宿敵伊朗已越來越像。本文指出，以色列兩大群體之間的深刻分化，正令國家越來越極端化。第一個群體約佔以色列勞動力的10%，他們多是高科技從業者，創造了本國近五分之一的GDP，是國家財政能力和外部韌性的基石，他們普遍反對納坦雅胡政府。這部分群體正面臨難以逆轉的人口流失，資料顯示，2023-2024年，約有10萬以色列人移居國外，許多人是醫療、工程、學術和技術領域的專業人士。後者主要由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和宗教民族主義者組成，他們的受教育程度較低。其中，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約佔以色列總人口的14%，他們的失業率在全國最高，即使有工作，也大多低技能、低收入。考慮到極端正統派猶太女性的生育率明顯更高，據估算，到2060年代，這一群體將佔以色列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而他們，正是納坦雅胡為維繫右翼執政聯盟強力拉攏的對象。本文指出，這一深層的社會分裂導致以色列政治嚴重極化、政府頻繁換屆（在過去六年舉行了五次大選），在海外愈發好戰。隨著自由派、高生產力人口比例下降，保守派、低生產力人口的比例上升，以色列的稅基將會萎縮，但即便以色列經濟持續惡化，民眾對民族主義和宗教政黨的支援率仍將保持強勁，以色列的憲政根基將受到根本性削弱，最終陷入發展倒退的深淵。兩個以色列想像一下這兩個中東國家。第一個國家與該地區其他國家截然不同。它經濟生產力極高，人均GDP高達8萬美元，位居中東之首。它擁有頂尖大學和高度發達的科技產業。雖然該國人民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但他們總體上支援自由民主制度。第二個經濟體與鄰國更為相似。其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處於失業狀態，而僅有的工作也往往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他們的人均GDP僅為3.5萬美元，不到第一個經濟體的一半。居民的宗教信仰程度並不一致，從極端正統派到世俗派都有，他們的受教育水平也相對較低。大多數居民似乎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漠不關心，甚至持反對態度。事實上，這兩個國家指的是同一個國家：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猶太人佔絕大多數，但卻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分化：一部分人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另一部分人則受教育程度較低，收入也較低。前者為國家貢獻了大部分的稅收和財富，他們普遍反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及其右翼民族主義政府。後者則主要由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和宗教民族主義者組成，而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的失業率在全國最高。這兩個群體對納坦雅胡的執政傾向都有顯著的影響。這一深層分裂已經給以色列社會造成了實質性損害。其導致了該國政治嚴重極化、政府頻繁換屆（以色列在過去六年裡舉行了五次大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內在的分裂只會讓這個猶太國家的前途更加堪憂。一個趨勢是，以色列的自由派、高生產力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而保守派、低生產力人口的比例卻在上升。其結果是，以色列的稅基將會萎縮。極右翼宗教政黨將繼續掌權。相應的，以色列在國內將會變得更加專制，財政緊缺的政府可能加劇苛政，在海外，它也將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最近與美國聯手發動的伊朗戰爭就是明證。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被許多西方國家視為種族滅絕，這是殘忍的侵略行為。這些極端的行動將使以色列更像中東地區的其他鄰國，甚至讓人感到疑惑，以色列和自己口中所抨擊的宿敵伊朗已經越來越像。以色列右翼政府受制於一種彌賽亞式的觀念，它渴望挑起對伊朗的戰爭。當川普承諾美國會加以支援時，以色列當局更是欣喜若狂。▍生產力差距以色列社會的人員構成很多元，不同的群體都有其獨特的利益訴求。但其最顯著的社會分化可以用兩個群體來概括。第一個群體是高科技從業者。他們約佔以色列勞動力的10%，卻創造了該國近五分之一的GDP——這主要是因為科技行業的生產率是其他經濟部門的兩倍多。這一行業有令人矚目的人力資本、與全球市場的深度融合以及強大的研發網路。該行業約佔以色列服務出口的一半，以及政府稅收的四分之一左右。換句話說，它是國家財政能力和外部韌性的基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其中，只有54%的極端正統派男性教徒是就業群體。且即使他們有工作，也大多從事低技能工作，平均收入僅為非正統派猶太男性的一半左右。極端正統派猶太女性的就業率為81%，與非正統派猶太女性相似，但平均收入卻少了三分之一，她們從事的許多工作都是低技能的兼職工作。大約三分之一的極端正統派猶太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其他猶太家庭中的貧困率約為14%。這些失衡的數字固然和個體的能力稟賦有關，但也與制度安排密切相關。例如，極端正統派猶太男性大多可以免服兵役，而服役往往有助於促進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也能提升社會凝聚力。極端正統派也被隔離在以色列的主流教育體系之外。他們就讀的學校優先考慮宗教因素，而忽略了數學、科學和英語等核心科目。這種結構實際上將大量年輕男性引向宗教研究或邊緣性就業崗位。極端正統派猶太女性則承擔著沉重的負擔，她們既要操持大家庭，又要從事兼職工作。由於極端正統派家庭的收入相對較低，他們繳納的稅款很少甚至沒有，主要依賴公共支出，以及來自紐約和倫敦極端正統派社區的境外資助。以色列的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並非是唯一陷入就業困境的群體。佔以色列總人口約20%的阿拉伯少數族裔也廣泛受限於低薪工作。與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不同，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並非因為自身選擇或社區結構而被排除在以色列的發達經濟領域之外。他們的困境在於，面臨著普遍存在的歧視，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也嚴重不足，導致他們難以獲得高品質的教育和高技能工作。因此，他們無法像猶太裔猶太人那樣獲得同等的就業機會。當前，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在以色列人口中所佔比例正在不斷增長。目前，他們約佔以色列總人口的14%，但極端正統派猶太女性的總和生育率約為6.5個孩子，相比之下，世俗猶太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僅為2個孩子，而宗教猶太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也僅為3.7個孩子，後者也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群體。這意味著，到2040年代中期，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將佔以色列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到2060年代，這一比例將接近三分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趨勢將使以色列難以維持較高的人均GDP水平。原因不難理解：一個不斷萎縮的高生產率群體無法為一個快速增長的低生產率群體提供無限期的資金支援。最終，政府將難以籌集公共資金，包括教育機構、醫療保健系統、基礎設施和軍隊等都會受到影響。個人和企業很可能會加速將資本和勞動力向國外轉移。事實上，這種轉變已經開始發生。2023-2024年，約有10萬以色列人移居國外；根據經濟學家Itai Ater、Nittai Bergman、Doron Zamir最近的一項研究，許多離開的人都是醫療、工程、學術和技術領域的高技能專業人士。歷史經驗表明，這種人口流失難以逆轉。（例如，在201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期間及之後，希臘流失了近5%的人口，其中許多人再也沒有回來。）人口外流將進一步侵蝕稅基，加劇以色列現有的財政壓力。政策制定者將不得不對留守的勞動者徵收更高的稅，這將促使更多人離開。信用評級機構可能會下調以色列的債務評級，導致借貸成本上升，進一步限制以色列的政策選擇。其結果將是一個典型的惡性循環：投資減少、經濟增長放緩和生活水平下降。▍內部分裂以色列的經濟分化與該國的政治極化密切相關。高收入以色列人絕大多數支援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獨立的司法機構、自由的媒體和對行政權力的限制。相比之下，低收入群體則越來越支援削弱和限制這些制度。以色列的極端正統派猶太教政黨與極右翼宗教政黨有著天然的夥伴關係。這一陣營約佔以色列人口的15%。他們的目標是用拉比法庭取代世俗的民事司法體系，削弱司法審查，並擴大以色列對加薩西岸的控制。儘管這些目標並非極端正統派的主要訴求（他們更關注的是鞏固免服兵役的權利、擴大福利性的轉移支付以及維護其宗教教育體系），但他們也默認了這些目標。納坦雅胡將這兩個群體聯絡起來。他與這兩個群體的領導人都建立了長期聯絡，並試圖分別回應他們各自的議程，以此來維繫他的執政聯盟。自2023年1月以來，他們一直在對司法機構發起集體攻擊，試圖削弱對行政權力的制衡，並試圖控制預算權。換句話說，他們正試圖系統性地改變以色列的憲政平衡機制。這一議程自然激怒了以色列的溫和派和自由派人士，他們多次走上街頭抗議。示威者展現了令人欽佩的韌性，並成功地拖延了納坦雅胡的許多法案。但總理的議程似乎越來越勢不可擋。納坦雅胡任內一直在穩步削弱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並推動達成許多最具爭議的法律。即使是2023年10月7日發生在納坦雅胡執政期間的哈馬斯屠殺事件，也未能阻止這一議程。襲擊發生後，總理的支援率立即暴跌，但最終，他利用這場悲劇，通過煽動以色列民眾的恐懼和憤怒，並在加薩發動戰爭，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他還通過滿足極端政治夥伴的要求，在財政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向極端正統派提供大量預算支援，以維持他組建的執政聯盟保持團結。事實上，近幾個月來，以色列國內的抗議活動有所減弱，政府卻繼續推進多項削弱民主制度、持續利用國家資源為執政聯盟各黨派謀取利益的議會法案。與此同時，因為政府部長和議長打破慣例，不再邀請最高法院院長出席重要的國家活動，一場憲政危機正在逼近。至關重要的是，政府部長們拒絕商討不遵守最高法院裁決的後果。更糟糕的是，政府提交了一項新法案，重新定義一位關鍵公務員——政府法律顧問（同時也是總檢察長）的角色。這項新法案實際上降低了這一職位的原有地位，通過將律師和法律顧問的角色分離，並將後者完全政治化，法案剝奪了這一重要角色的獨立性。如果該法案獲得通過，它將摧毀過去三年來以色列民主制度最重要防線，迎來標誌性的民主倒退。研究表明，當選民的選舉行為以群體歸屬感而非政策評價為依據時——正如以色列的情況所示——群體忠誠度和感知到的地位差異比經濟狀況更能影響選民的偏好。因此，以色列將陷入一個“悖論”，即使以色列經濟持續惡化，民眾對該國民族主義和宗教政黨的支援率仍將保持強勁。▍未來之路充滿荊棘因此，對以色列人來說，未來一片黯淡。如果不能徹底改變發展方向，未來幾年，以色列將變得更加貧窮、民主化程度更低、社會更加分裂。它也可能變得更加好戰。隨著國家經濟的衰退，其民族主義政客會傾向於推行更加激進的對外政策，以此來團結以色列民眾。事實上，納坦雅胡將利用與伊朗的持續衝突，來增強其執政聯盟在今年晚些時候的議會選舉中的勝算。如果公眾對其執政聯盟的支援率有所提升，他將尋求最早在6月舉行選舉。如果執政聯盟在民調中繼續落後，他可能會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推遲選舉。這是一個典型的民粹主義政客利用戰爭謀求政治生存，並在此過程中破壞地區穩定的行為。伊朗的發展軌跡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類比。就人均GDP而言，伊朗和以色列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相對接近。但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經歷了急劇衰退和長期停滯，因為伊朗領導層將國家轉變為神權政體，將學術研究和公共資源轉移到軍事領域，並摧毀了世俗司法體系。如今，伊朗的人均GDP僅為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然而，其政治體制在過去47年中卻基本保持不變。伊朗的經驗表明，建立在宗教威權主義基礎上的政權即使面臨嚴峻的經濟壓力也能繼續存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如今正在走上一條類似的道路。猶太國家仍有希望。以色列的大規模抗議運動表明，該國仍然擁有充滿活力且強大的公民社會，其人民有能力在正式選舉管道之外採取行動。這種參與是為了抵禦經濟停滯和進一步滑向非自由主義深淵。如果以色列的商界領袖，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商界領袖，能夠動員起來，他們或許能夠阻止局勢惡化。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和自由主義外國政府也可能提供幫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以色列未來的道路依然充滿荊棘。 (文化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