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是全球經濟的一大亮點。儘管人們對其債務負擔憂心忡忡，但2026年它很可能仍將保持這一地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制定了減稅政策。共同社/祖瑪出版社該地區正處於經濟復甦階段，經濟增長、工資和物價均呈上升趨勢。日本央行已將利率上調至三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引發了一些評論員和投資者的擔憂。但這應被視為對日本經濟投下的強有力信任票，日本經濟已證明其能夠抵禦關稅和全球衝擊。今年以來，日經225指數已上漲26%，遠超標普500指數17%的漲幅。通常情況下，投資者會預期日元貶值會稀釋這些以美元計價的漲幅。在過去的周期中，日元貶值通常會提振日經指數，因為這會增加日本出口商的利潤。近期日元走弱，引發市場波動。但就2025年全年而言，日元兌美元匯率基本持平。日本的優異表現部分歸功於其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依然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其能夠受益於人工智慧領域的樂觀情緒。此外，這也得益於自安倍晉三2012年至2020年第二次擔任首相以來推行的成功企業治理改革。這些改革提升了企業效率和財務回報。最令人擔憂的是日本舉世聞名的高額債務負擔。公共債務總額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00%。此外，由於日本央行收緊貨幣政策和刺激性支出，日本國債利率也持續攀升。據惠譽評級稱，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推出的一攬子減稅和財政支出計畫相當於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3.4%。據FactSet的資料顯示，今年以來，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從1.09%躍升至2.08%，而30年期國債收益率則從2.28%升至3.43%。但凱投宏觀亞太區市場主管托馬斯·馬修斯表示，日本有辦法控制償債成本。首先，根據惠譽評級的資料，日本政府未償債務的平均期限相對較長，超過九年。相比之下，美國的未償債務平均期限約為六年。因此，債券收益率的變動對融資成本的影響只會是漸進的，因為已發行的債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展期。而且，日本財務省今年早些時候削減了超長期債券的發行計畫，而超長期債券的利率漲幅最大。更廣泛地說，投資者必須記住的是，日本高企的債務佔GDP比率主要是數十年來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緊縮的結果，而非揮霍無度的支出。這逐漸縮小了債務佔GDP比率等式中的關鍵分母。近年來，這一處理程序發生了逆轉：過去四年名義GDP平均增速為3.1%，債務佔GDP的比重實際上已從2022年的212%降至目前的200%左右。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表示，日本的去槓桿化速度實際上超過了任何主要發達經濟體。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高市的刺激方案包含一些政治上的讓步，但它也為日本的國際競爭對手也在投資的戰略領域分配了資金，例如半導體和造船業。該方案還將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2%，這在日本的周邊國家看來是合理的。這絕非一項浪費公帑的計畫。最後一點擔憂是，日本債券收益率上升會將國內儲蓄吸引回國，而不是流向美國以彌補美國的財政赤字。這當然與日本自身債務融資困難的說法相矛盾。此外，對美國的潛在影響也不應被誇大。儘管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2025年上漲了一個百分點，但美國國債的相應收益率卻下降了約0.4個百分點。歸根結底，美國國債面臨的真正風險在於美元貶值，或者說是對美國機構信心的全面喪失——例如聯準會獨立性受損——這將削弱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簡而言之，問題出在美國國內，而非源於日本。事實上，這些風險恰恰凸顯了投資者將投資分散到美國以外地區的必要性。日本看起來將是2026年最佳的投資目的地之一。 (oceanbj)

未來幾周開始陸續分享關於明年各類資產的投資展望，更多觀點和資料詳見文末知識星球，本文逾萬字，預計閱讀時間半小時，建議先收藏再閱讀。對許多國內投資者而言，日本股市長期處於視野之外：一方面源於天然的本土偏好；另一方面，在過去十多年裡，美股的表現實在太突出——不僅持續領跑全球，還幾乎“一枝獨秀”，使得投資者缺乏動力去關注其他市場。但今年或許是一個值得重新審視非美市場（尤其是日本）的契機。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市場共識認為，自2008年以來，長達近20年的“美國例外主義”可能已經終結（對應美元進入貶值周期、美股估值更高、潛在的AI泡沫擔憂、其他市場的盈利追趕）。今年以來，多數資產開始大幅跑贏美股。另一方面，從資產配置角度看，投資組合波動率越低越容易賺錢，因為更容易拿得住，而將投資適度分散至美股以外的市場，能有效降低整體組合的波動，提升長期持有體驗和實際回報。所以未來幾周，我會通過一系列文章，儘量幫大家搭建一個瞭解其他市場投資邏輯的框架，上一篇是關於黃金（13張圖，聊聊明年黃金的投資機會），這一篇是關於日股（也是個人在美股之外最看好的市場）。提到日本股市，許多投資者首先想到的可能還是巴菲特在2020年8月正式宣佈買入的日本五大商社。遵循“跟著巴菲特買總沒錯”的理念，不少投資者隨之關注或加入了這一投資行列。確實，自巴菲特買入以來，這些商社的表現十分亮眼——其中，丸紅（Marubeni Corp.）的股價漲幅最高，迄今為止已翻了五倍。不過，巴菲特的“作業”也並非總是照抄就能賺錢。如果你不瞭解他買入日本商社背後的邏輯，僅憑對他（或任何人）的信任或盲目追隨，很可能在市場波動中拿不住倉位——這就像基金整體賺錢，但很多基民卻沒賺到錢一樣。因此，對任何有意關注日本股市的投資者來說，真正理解其背後的投資邏輯，遠比簡單複製持倉更重要。核心是，我們要找到決定日股短中長期的各自邏輯，資金能投多久，就關注那個周期的核心矛盾：- 短期是周度/月度行情，它更強調博弈，強調市場情緒和預期，也就是看交易對手方的行為模式；- 中期是一個季度以上、一年以內的行情，核心邏輯是日本和海外（主要是美國）未來一年的經濟增長預期；- 長期就是三年以上的行情，主要邏輯是追蹤日本經濟長期增長的趨勢性和結構性變化。當然，如果你對日股本身興趣不大，接下來的內容也可以當作一個有趣的故事來聽：一個關於日本如何走出長達三十年通縮的故事。因此本文分為三個部分：1、日本經濟的長期矛盾是什麼？2、日本經濟的短期矛盾是什麼？3、不同經濟情景下明年日股該怎麼投資？一、日本經濟的長期矛盾：“失去的三十年”是如何發生的？首先，日股表現基本跟其名義GDP增長直接相關。而在日本“失去的30年”（1992-2022）裡，日本經濟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0.8%，名義增長率為0%。與之對應，東證指數大部分時間都在1200-1800點徘徊，長期停滯不前。而名義GDP=實際GDP+通膨=潛在GDP（供給）+產出缺口（需求）+通膨。拆開來看：1）潛在GDP如下圖所示，自泡沫破裂後，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一路下降，並長期停留在不到1%。在去年分析美股的文章中（記錄思考：2025年了，美股應該如何投資？（完整版）），我曾列出計算潛在GDP的框架，簡單來說，潛在GDP是產出供給，第一，有多少人；第二，每個人能幹多少活，相乘就是產出。每個人能幹多少活又取決於他所擁有的資本和技術。對日本而言，人口問題始終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挑戰。根據日本總務省資料，截至2024年10月，日本總人口已降至1.238億，同比減少55萬人，連續第14年下滑。但比總量下降更關鍵的是人口結構的惡化。在生產和消費活動中，勞動年齡人口（通常指15–64歲） 才是支撐社會運轉的核心力量。當這一群體佔比上升時，經濟體享有“人口紅利”；而當其比重持續下降，則進入“人口負債”階段。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早在1995年就已見頂，遠早於總人口的峰值，此後便一路萎縮。這不僅削弱了經濟增長潛力，還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居民儲蓄率趨於下行，社會保障支出壓力不斷攀升，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嚴峻考驗。再來看資本投入：這一指標自1990年代起持續下滑——從1990年的約3%，降至2008年的接近零，甚至在2010年轉為負貢獻，此後僅在0.3%左右低位徘徊。資本形成疲軟的背後，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大規模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海外。早期（1990年代）主要是出於成本考量；而進入2000年後，勞動力短缺和國內市場需求萎縮排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隨著本土投資意願減弱，資本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自然不斷走低。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商界領袖曾公開表達對“產業空心化”和全球化的擔憂。然而，當企業在1990年代中期及之後真正開始大規模海外佈局時，這些聲音卻逐漸消失——或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在人口結構惡化、內需疲軟的現實下，將生產外移已不是選擇，而是生存的必然。至於全要素生產率（TFP），過去幾十年基本維持在1%左右，缺乏顯著提升。與美國不同，日本並未出現那種雖有波動但能長期支撐潛在增長的生產率躍升。事實上，在經濟追趕階段（尤其是1970–1980年代），日本製造業曾通過快速引進並消化西方先進技術，實現高效增長。但一旦接近技術前沿，繼續進步就必須依靠本土創新。然而無論是2000年的網際網路技術，還是近幾年的新能源汽車和人工智慧等關鍵新興領域，日本企業都明顯缺位，背後原因後文還會詳細談到。2）產出缺口日本的產出缺口在很長一段時間為負值，反映需求不足導致資源閒置。很多人將總需求不足歸因於日本央行寬鬆貨幣政策/政府財政政策的滯後。被廣泛接受的一種理論是辜朝明提到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也就是資產泡沫破滅 → 私人部門集體去槓桿 → 總需求塌陷。此時貨幣政策失效，如果財政政策力度不足，將無法抵消私營部門需求萎縮，從而加劇衰退、延長修復周期，甚至引發蕭條。這個問題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所好轉。3）通貨緊縮通縮是產出缺口為負的進一步表現。理論上，在總需求增長時如果勞動力人口減少，則供給側對增長的限制將導致通膨；但如果總需求下降的速度快於潛在的總供給，就會導致通縮。所以整體來看，過去三十年，日本基於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停滯、資本投入下降、總需求不足（產出缺口為負）和通貨緊縮共同導致名義經濟增長長期停滯，直到2022年以後，這幾個問題才出現了轉機。但要分析這些轉機是如何發生的，有必要先回顧下日本的長期經濟停滯是怎麼發生的。如下圖所示，我們可以把“失去的三十年”分成五個不同的時期。雖然這些時期名義經濟增長基本都停步不前，但日本在政策實施上，尤其是貨幣和財政政策其實發生了很多變化，這些細節對我們理解目前主導日本經濟增長的邏輯很有幫助。1、歷史復盤：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怎麼發生的？第一階段：泡沫破滅（1992-1997）在資產泡沫破裂後的初期，日本經濟雖已陷入衰退，但尚未出現嚴重的通縮（CPI仍為正）或大規模“殭屍企業”現象。當時主流觀點認為，這不過是80年代後半期過度繁榮後的正常修正——資產價格從非理性高點回歸基本面，屬於周期性調整。面對總需求疲軟，政策當局迅速採取了傳統逆周期措施：貨幣政策方面，日本央行（BOJ）自1991年7月起連續降息，貼現率從6%一路下調，至1995年9月降至歷史低點0.5%；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推出多輪大規模刺激計畫，包括1992年的10兆日元公共工程支出，以及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的14兆日元重建投入，基建投資成為穩增長的主要抓手。然而，隨著股市與地價持續下跌，負向財富效應開始抑制家庭消費與企業投資，房地產和建築業遭受重創，大量企業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銀行體系隨之暴露巨額不良債權問題。此時政策的關鍵失誤在於：政策重心放在了“保增長”而非“穩金融”。當時最緊迫的任務本應是系統性清理銀行資產負債表、處置不良資產，但除少數監管機構外，政界與公眾普遍缺乏危機意識，甚至低估問題的嚴重性。日本央行雖已意識到金融系統可能面臨系統性風險（詳見白川方明《動盪時代》），卻受限於法律框架——央行無權直接注資救助銀行；而若動用財政資金實施救助，又面臨政治阻力（選民反對用公共資金救金融機構，類似2008年美國國會初期拒絕救助雷曼兄弟的情形）。更棘手的是，一旦公開承認金融體系的真實惡化程度，極可能觸發市場恐慌，加速銀行擠兌，反而加劇實體經濟崩潰。在此兩難之下，當局選擇了“拖延策略”：通過推動銀行間併購、模糊不良貸款分類、允許“借新還舊”等方式掩蓋問題，實質是將危機延後處理。表面上看，這一策略似乎奏效——到1996年，日本經濟錄得約3%的實際增長率，一度被視作復甦訊號。但資產價格仍在下行，金融監管機構卻放任銀行資本持續侵蝕，未強制其充實資本或核銷壞帳。這種“假裝健康”的做法埋下了巨大隱患，最終在1997年引爆全面銀行業危機，標誌著日本正式進入“失去的三十年”的第二階段——深度通縮與資產負債表衰退時期。第二階段：金融危機與量化寬鬆（1997-2003）這一時期被辜朝明視為日本錯失關鍵救助窗口的“決定性失誤期”——財政政策不僅缺乏力度，更缺乏持續性，導致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使經濟滑入“資產負債表衰退”。1997年，橋本龍太郎政府以“控制債務/GDP比率”為由，實施了災難性的財政緊縮，包括將消費稅從3%上調至5%；同步削減公共支出。儘管政策制定者預期消費下滑僅是短期擾動，但恰在此時，亞洲金融危機自泰國蔓延至整個東亞——這些國家正是日本出口供應鏈的關鍵環節。結果，“內需疲軟 + 外需崩塌”雙重打擊下，日本GDP在1997年第四季度陷入嚴重負增長。更致命的是，銀行作為典型的順周期機構，其脆弱性隨之暴露。1997年11月成為日本戰後金融史上最黑暗的月份：11月3日，中型券商三洋證券倒閉；次日，其無法償還無抵押同業拆借貸款——這是日本同業市場史上首次違約。市場信心瞬間崩塌，金融機構相互猜疑，同業拆借交易量驟降，流動性迅速枯竭。西方金融機構震驚於日本監管層竟允許重要機構倒閉，由此斷定“沒有一家日本金融機構是安全的”，開始對日本銀行徵收顯著的“風險溢價”。資本外流與融資成本上升進一步加劇了國內金融體系的壓力，市場情緒急劇惡化。直到系統性風險全面顯現，當局才被迫採取果斷行動：1999年2月，日本央行首次引入零利率政策（ZIRP），將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試圖壓低融資成本、刺激信貸；2001年3月，在ZIRP基礎上進一步啟動全球首個量化寬鬆（QE），通過設定商業銀行準備金目標、大規模購買長期國債向市場注入流動性；財政政策也重回擴張軌道，發行大量赤字國債。2002年，日本終於通過立法，允許財政資金直接注資金融機構以補充資本、處置不良貸款——印證了那句政治現實：“預防性改革難以推動，唯有危機才能倒逼行動。”然而，2001年上台的小泉純一郎政府出於政治清算目的（瓦解舊派閥財政基礎），轉向“財政紀律”，於2001年設定了國債發行上限，導致2002–2003年實際財政支出停滯甚至收縮。 直至2003年經濟再度明顯惡化，該限制才被取消，財政刺激得以恢復。此外，2002年9月，竹中平藏出任金融擔當大臣，強力推動銀行清理資產負債表；到2003年5月，大和銀行在金融廳強制核銷巨額壞帳後被認定資本不足，依據《存款保險法》接受政府注資——成為首個對系統重要性銀行實施“預防性國有化”的案例。在此之後銀行間的不良債權問題開始陸續解決，東京證券交易所銀行業指數也開始止跌回升，國際評級機構亦於2004年起上調日本銀行評級，但此時距離泡沫危機發生已經過了十年。第三階段：量化寬鬆退出與短暫復甦（2003–2006）這是一段相對穩定的窗口期。在人氣高漲的小泉純一郎首相領導下，經濟出現明顯改善：實際GDP連續多年正增長；通貨膨脹率自1998年以來首次轉正，並在2006年維持數月溫和上漲（儘管大部分為能源上漲貢獻）。其實此時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衰退”已經形成，本輪復甦更多受益於海外出口：1）國內“三個過剩”出清：人（就業）、財（企業債務）、物（庫存）的過剩基本完成調整；2）海外需求強勁：2004–2007年全球平均增速達5.2%，遠超後續十年均值；3）日元貶值提振出口與裝置投資；4）微觀制度改革推進：包括會計準則、資訊披露、公司治理及破產重組法律等。基於對經濟“已走出通縮”的判斷，日本央行於2006年3月開始退出量化寬鬆政策（逐步下調商業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目標餘額），2006年7月，正式將政策利率從0%上調至0.25%，標誌著零利率時代的首次終結。然而，這場脆弱的復甦尚未穩固，便被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徹底打斷。第四階段：外部衝擊與政治動盪（2006–2012）儘管危機發端於美國次貸市場，但其通過全球貿易鏈迅速傳導至高度外向型的日本經濟。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全球貿易總量萎縮約15%；日本作為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製造業出口國，遭受重創——尤其是汽車、電子等高附加值產品需求驟降。經濟衝擊很快演變為政治地震：2009年眾議院選舉中，長期執政的自民黨（LDP）自1955年建黨以來首次失去多數席位；民主黨（DPJ）上台，民眾寄望其成為可靠的替代力量，但新政府缺乏執政經驗，未能有效應對經濟困局。與此同時，國際貨幣政策分化加劇了日本的困境：聯準會、歐央行等紛紛啟動大規模量化寬鬆，導致美元、歐元貶值；日元被動大幅升值，使日本出口企業同時面臨外需萎縮與利潤率壓縮的雙重壓力。失業率攀升至5%以上，創下戰後歷史新高；通縮再度加深。雪上加霜的是，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引發能源危機與供應鏈中斷，進一步將經濟拖入深度衰退。這一時期的政治局面亦極度不穩：2006至2012年間，日本更換了七位首相，平均任期不足一年；政策連續性缺失、領導力真空，使得結構性改革停滯，經濟信心持續低迷。第五階段：安倍經濟學（2012-2020）在2012年12月的大選中，自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安倍晉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他迅速推出一套以“三支箭”為核心的經濟振興戰略——即激進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統稱為“安倍經濟學”。貨幣政策上，2013年3月，黑田東彥被任命為日本央行行長，隨即啟動質化與量化寬鬆（QQE）：1）大規模資產購買：年購債目標從50兆日元大幅提升至70–80兆日元，並將購買範圍擴展至ETF（股票）；2）負利率政策（NIRP，2016年1月）：對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實施-0.1%利率，逼迫銀行放貸；3）收益率曲線控制（YCC，2016年9月）：將10年期國債收益率錨定在0%左右（容忍區間後多次放寬至±1.0%），通過無限購債維持目標。財政方面則具有明顯的“雙軌”特徵：短期推出多輪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例如，2013年初即宣佈20兆日元緊急經濟對策，重點投向災後重建、公共基建、中小企業支援及育兒補貼，以快速提振總需求；中期堅持“財政重建”路線圖，核心是分階段上調消費稅：2014年從5%升至8%，原定2015年再升至10%，但因經濟承壓兩次推遲，最終於2019年10月實施每次增稅均配套低收入家庭現金補貼等緩衝措施，以減輕民生衝擊；同時，政府設定了2020年實現基礎財政盈餘的目標（後因疫情放棄）。“第三支箭”的各種改革則大多是過去手段的重新包裝。它們要麼過於溫和，要麼類似於鼓勵對農業部門進行結構性改革的那些措施，理論上很完美，實踐中卻很難實施。表面上看，“安倍經濟學”確實為日本帶來了物價上漲、企業利潤增長和股市飆升。但背後是貨幣和財政寬鬆因素居多，還是跟之前兩次短暫復甦類似，主要來自海外經濟增長和日元大幅貶值帶來的出口的大幅提升？事實上，儘管日本的名義經濟增長在此階段開始擴張（產出缺口轉正），但潛在增長率仍然徘徊在0.5–1%之間，表明經濟已進入由供給側約束主導的新階段——老齡化加劇、勞動力萎縮、資本邊際回報下降等問題未獲根本解決。遺憾的是，安倍執政長達八年，擁有罕見的國會穩定多數，但在深層次結構性改革上仍顯謹慎：勞動市場靈活性不足、服務業生產率低下、企業治理改善不均等問題依然突出。而且隨著“低垂的果實”紅利耗盡，後續政府面臨更大的改革壓力。2、“安倍經濟學”的後遺症“安倍經濟學”希望借助的貨幣、財政雙刺激帶領日本經濟走出通縮，但我們必須指出，這不是沒有代價。1）量化寬鬆的代價下圖的第二和第三列展示了過去主要央行實施量化寬鬆（QE）的規模。通俗來說，其中聯準會“印製”並投放到市場的超額流動性相當於美國GDP的9.8%。歐洲中央銀行（ECB）和英國央行（BOE）的相應比例分別為17.1%和21.3%。相比之下，日本銀行的流動性注入總量高達日本GDP的72.6%，這一數字令人震驚，也正因此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寬鬆程度這一說法。然而，在2013年4月開始的十年間，儘管日本銀行（BOJ）大幅增加了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商業貸款資金供應量增長了481%，但銀行貸款僅增長了35.4%。換句話說，雖然銀行準備金以年均17.0%的速度擴張，但銀行貸款僅增長了3.1%。除非銀行有願意借款的企業和家庭，否則量化寬鬆（QE）無法推動經濟增長。有些人可能會認為，只要量化寬鬆沒有造成明顯傷害，保持低利率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當借款人和通膨回歸時，量化寬鬆會給公眾帶來沉重負擔。關鍵是在超額準備金利率（IOER），即中央銀行對其持有的私人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支付的利息。QE使商業銀行在央行存有大量超額準備金。若央行加息卻不支付IOER，銀行可能以低於政策利率放貸，削弱緊縮效果。因此，央行必須對這些準備金付息。然而隨著利率上升，IOER支出將激增。如上圖1最右側一欄顯示，2023年，英、歐的IOER支出已超GDP的1%，而日本因利率近零，僅佔0.03%。但日本的超額準備金規模高達GDP的73%，一旦加息，IOER成本可能迅速超過政府債務利息負擔，嚴重衝擊財政。簡而言之，QE本為對抗通縮，卻製造了“高準備金+低利率”的脆弱平衡。一旦經濟回暖、借款人出現，這潭“死水”就可能變成通膨洪流。此時加息雖必要，但IOER成本又會反噬財政，形成兩難（這也是當前日本政府和央行對加息如此謹慎的重要原因之一，後面還會詳細講）。2）日元貶值的代價“安倍經濟學”不僅重塑了日本的宏觀經濟軌跡，也深刻重構了其國際資本流動格局。其核心政策工具——尤其是量化質化寬鬆（QQE）和收益率曲線控制（YCC）——將日本國債收益率壓至趨平甚至負值，大幅壓縮了國內資產的回報空間。在此背景下，以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GPIF）、壽險公司和銀行為代表的境內機構投資者被迫“出海尋息”，大規模增持海外股票與債券。這種由國內投資者主導的資本外流，成為日元匯率的邊際決定力量——這與美元主要受境外資本流動驅動的機制形成鮮明對比。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長期維持經常帳戶盈餘，若無持續的資本輸出，日元本應趨於升值。但安倍政府通過超低利率與鼓勵對外投資，主動引導資金流出，以實現並維持日元貶值。政策實施後的三年內，日元對美元貶值近50%，顯著推高了出口企業的帳面利潤。然而，這種對弱勢日元的路徑依賴，暴露出日本政策制定中的深層結構性偏頗。長期以來，日本政府與企業界對匯率干預抱有近乎執念的期待。儘管在缺乏美歐協同的情況下，單邊外匯干預效果有限，但出口製造業始終強烈呼籲央行入市。其邏輯近乎循環：“既然單獨干預效果差，為何不爭取聯合干預？若聯合不可行，為何不至少嘗試單獨干預？無所作為就是失職！”這種呼聲之強烈，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極為罕見。其歷史根源可追溯至1980年代的“廣場協議”與“盧浮宮協議”——當時多國聯合干預成功壓低美元，給日本社會留下“干預有效”的深刻印象。相比之下，歐美早已轉向浮動匯率制度，極少直接干預市場。更關鍵的是，日本政策話語權高度集中於出口導向的大型製造企業。在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等核心決策圈中，代表人物幾乎清一色來自汽車、電子、機械等出口行業。而在其他發達國家，進口商、消費者及服務業等多元利益群體通常擁有更強的政策影響力。此外，日本獨特的終身僱傭制文化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偏向。大企業員工雖作為消費者本應歡迎日元升值（因可降低進口商品價格），卻出於身份認同與職業安全感，傾向於將個人利益服從於企業整體利益，從而默許甚至支援弱勢日元政策。更令人憂慮的是，日本主串流媒體往往不加批判地放大出口企業的“哀鳴”，將日元升值渲染為國家危機，卻忽視其對整體國民福利的正面效應。這種輿論單一化，掩蓋了政策討論應有的多元視角，使匯率政策長期服務於特定產業利益，而非全民福祉。但必須清醒認識到：日元長期貶值非但無助於提升真實競爭力，反而掩蓋了企業創新不足、產品附加值偏低等根本問題。匯率優勢只是暫時的“遮羞布”，無法替代結構性改革。總之，無論是壓低利率還是刻意引導日元貶值，正如日本前央行行長白川方明所警示：這類周期性刺激政策雖能短期穩增長，卻掩蓋了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反而推遲了改革的緊迫性。從長遠看，反而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3、當前日本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有那些？許多人讀完日本走出通縮的歷史後，或許會感慨：這個曾創造“經濟奇蹟”、並在1990年代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為何此後陷入長達三十年的低增長？答案或許令人意外：恰恰是那些曾推動日本崛起的制度安排——官僚主導、產業政策、經連會網路、大企業治理模式與終身僱傭慣例——如今已成為阻礙其復甦的桎梏。這些機制在戰後資源匱乏、技術追趕階段發揮了巨大協同效應；但當經濟進入成熟期、需要創新驅動與效率提升時，它們卻演變為保護低效、抑制競爭、固化利益的制度牢籠。1）官僚主導 vs 民主問責：權力的錯位許多人以為日本是典型的議會民主制。但實際上，日本長期以來是“官僚政治”佔主導而非“主權在民”。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引入的議會制度，最初更多是對外展示“文明開化”的門面。山縣有朋等元老精心設計制度，確保內務省、大藏省等核心官僚機構免受民選議會的有效監督。二戰後，隨著財閥解體、軍隊解散，原屬競爭性權力中心被清除，一批“革新官僚”趁勢崛起，主導了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高速工業化處理程序。這些官僚自視為“國家利益的守護者”，而非貪婪政客或無知選民的代理人。他們相信自己比短視的政客更懂“日本該往何處去”。這種精英主義心態雖在追趕階段有效，卻也埋下隱患：政策制定高度封閉，缺乏透明度與問責機制。更關鍵的是，官僚體系通過掌控預算審批、行業許可、補貼分配等權力，與自民黨、大企業形成“鐵三角”，使改革難以觸及資源分配的核心。即便民選政府試圖推動變革（如小澤一郎/石破茂），也會遭遇系統性消極抵抗——不是公開反對，而是“不執行、不配合、不解釋”。2）產業政策：從“扶持冠軍”到“保護殭屍”戰後日本的成功離不開通產省（現經產省）主導的產業政策：通過信貸傾斜、進口限制、技術引進協調等方式，集中資源培育鋼鐵、汽車、電子等戰略產業。這一模式在技術模仿與規模擴張階段極為高效。但問題在於，這套機制缺乏退出機制。一旦行業進入成熟或衰退期，政策慣性反而催生“蕭條卡特爾”（depression cartels）：行業協會協調企業平攤產能、限制價格競爭、避免破產裁員。表面看是“有序調整”，實則保護了大量本應被淘汰的低效企業。更嚴重的是，企業預期未來會受保護，便在景氣時期過度投資（因為知道下行時有“安全網”）。結果是資本錯配、產能過剩、創新停滯。1990年代泡沫破裂後，銀行持續向“殭屍企業”輸血，正是這一邏輯的延續。3）經連會：穩定有餘，活力不足日本企業普遍嵌入兩類經連會網路（通過交叉持股）：橫向經連會：以大型銀行（如三菱UFJ、瑞穗）為核心，成員企業交叉持股，形成金融—工業聯盟；縱向經連會：以豐田、松下等龍頭企業為中心，整合上下游供應商與分銷商，形成封閉供應鏈。經連會的確帶來了諸多優勢：長期合作關係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專用性投資、平滑經濟周期波動。員工也因此獲得高穩定性與福利保障。但代價同樣顯著：1）抑制市場競爭：各種行業協會制定不成文的規則，允許失敗者保住工作和市場份額。“過度競爭”通常會通過行業協會發佈的非正式準則來阻止，外部高效供應商難以進入核心企業供應鏈；2）阻礙技術擴散：創新侷限於集團內部，無法惠及全行業；3）弱化股東權利：交叉持股使管理層免於併購威脅，也無需對利潤或股價負責；4）加劇二元分化：正式員工享受“企業家庭”庇護，而派遣工、合同工則被排除在外，形成“新貧困階層”。2000年後，隨著銀行不良債權壓力上升、股市長期低迷，交叉持股大幅減少，經連會紐帶已明顯鬆動。但其文化慣性仍在。4）“社會型企業”理念：超越利潤，還是逃避責任？其實在日本的話語和日語管理學文獻中，企業不是一個契約結構，而是一個“類家庭”的有機共同體。現代日本一直有“視企業如家”的觀念。企業是有公共責任這種觀念在日本十分普遍，管理者的使命也不是最大化股東回報，而是保障核心員工的終身福祉、維護企業永續存續。短期利益無法持久，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更不會影響一個經理人的薪酬或在公司的地位。與此同時，它們的股東在企業資產管理方面也沒有任何發言權。股權只是利潤分紅的來源，在鞏固商業聯盟方面發揮儀式性作用。這種理念帶來極致的質量意識與客戶服務，但也導致：1）資本配置效率低下：即使項目無利可圖，企業仍因“社會責任”繼續營運；2）缺乏退出機制：虧損業務難以關停，拖累整體績效；3）道德風險：以“公共利益”為名掩蓋低效甚至危險行為（如東京電力在福島核事故前的隱瞞與懈怠）。更矛盾的是，這種“反資本主義”倫理並未惠及所有勞動者。正式員工享受穩定，而佔勞動力近40%的非正式僱員卻被排除在保障體系之外，承受著高強度、低保障的工作條件——所謂“黑企業”問題正源於此。5）僱用慣例：從人力資本投資到僵化負擔“終身僱傭”（實際指對核心男性正式員工的長期承諾）與“年功序列”（工資隨工齡增長）曾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模式的支柱。它們激勵企業投資專用技能培訓，也促使員工忠誠於組織。而且由於工人預期一生的大部分收入都是任職多年以後才能掙得的，因此他們有在當前企業工作更長時間的激勵。 那怕在經濟波動中需要企業進行靈活的工作分配，工人也要服從。但在長期低增長環境下，這套制度難以為繼：1）企業為維持正式員工崗位，大規模轉向非正式僱傭（派遣、兼職、合同工），導致勞動力市場嚴重二元化；2）年輕人難以獲得穩定職位，生育意願下降，加劇少子老齡化；3）企業因人力成本剛性，不敢輕易擴張或轉型，抑制了創業與創新。表面上看，這是“文化選擇”，日本商界認為模仿美國資本主義這種殘忍好鬥的做法在社會凝聚力很強的日本永遠不會奏效；實質上，它是政治—經濟體系對風險的轉嫁：將結構調整的成本從企業與政府，轉移到最無議價能力的非正式勞動者身上。6）為什麼日本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矽谷？回到文章最開始提的那個問題，為什麼日本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矽谷？因為日本缺少一個像矽谷那樣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一般而言，創新導向型經濟增長有六大制度基礎：（1）為風險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體系；（2）提供高品質、多樣化和流動性人力資源的勞動力市場；（3）各產業、大學和政府之間的互動，以產生源源不斷的創新理念、產品和業態；（4）大型成熟企業和小型初創企業共同成長的產業組織；（5）鼓勵創業的社會制度；（6）協助初創企業建立並行展的專業人士。在傳統製造業時代，日本的成功依賴於企業專用型人力資本的長期積累——終身僱傭制與年功序列激勵員工深耕崗位技能，主銀行制則為有形資產密集的製造企業提供穩定融資。這套體系在追求質量、效率與漸進式改進的環境中極為有效。然而，在資訊技術和數字產業主導的新經濟中，顛覆性創新往往源於初創企業，而非既有巨頭。這類創新要求快速迭代、靈活調整戰略；跨領域人才自由流動；高風險、高回報的資本支援；“創造性破壞”機制——即低效企業退出，高效新企業崛起。日本的制度卻系統性地抑制了這些要素：1）勞動力市場僵化：終身僱傭雖已名存實亡，但正式員工仍享有高度保障，而企業為規避解僱成本，大量使用非正式僱員。結果是人才無法從過剩部門流向新興領域，年輕人更傾向於求穩而非創業。2）金融體系錯配：日本擁有強大的銀行業，但資本市場薄弱，風險投資生態極不發達。養老基金等長期資本極少配置於VC/PE；天使投資人稀缺；主銀行制擅長為有抵押物的成熟企業提供貸款，卻難以評估無形資產（如演算法、使用者資料）的價值，因而無法支撐輕資產科技初創企業。3）大學—產業脫節：儘管日本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能力，但國立大學長期禁止教授兼職創業或持有公司股權（這一限制直到2000年代後期才逐步鬆動）。加上技術轉移機制落後、智慧財產權歸屬模糊，導致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實驗室，未能轉化為商業產品。4）缺乏“創造性破壞”：政府與銀行持續救助殭屍企業，不僅消耗寶貴資源，更阻斷了市場出清機制。當低效企業不死，新創企業便難以獲得客戶、人才與市場份額——創造性破壞對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而言已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機制。然而這類過程在日本卻被扼殺了。7）低效率的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政治層面許多人習慣將日本經濟中的種種“低效率”現象——終身僱傭、年功序列、解僱困難、對中小企業的過度保護，以及那些回報率近乎為零的地方基建項目——歸因於“日本文化重視穩定”或“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這種解釋聽來合理，卻遮蔽了一個更根本的真相：這些制度並非文化宿命，而是戰後日本政治經濟結構長期演化的產物。它們的真正根源在於自民黨、中央官僚與財界（後來進一步吸納地方利益集團）所構築的“鐵三角”體系。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執政中，這一體系逐漸固化為一套高度穩定的政治交換機制：自民黨需要選票，便向地方輸送公共工程訂單，以維繫農村和偏遠地區的支援；官僚需要權力與預算，便通過繁複的審批程序、行業准入壁壘和補貼分配，牢牢掌控資源流向；而企業——尤其是大量本該被淘汰的中小企業甚至殭屍企業——則換取生存保障，並以政治獻金、組織票源（如經團聯動員員工投票）或地方動員作為回報。在這套邏輯中，“經濟效率”從來不是目標；維繫一個穩定的政治支援網路，才是真正的核心。所謂“終身僱傭制”，表面看是企業文化，實則是政府與大企業之間心照不宣的合謀：政府默許銀行以極低成本向低效企業提供信貸（即“護送船團方式”），換取企業維持就業、避免裁員；企業則成為自民黨最可靠的票倉。而那些“通往無人之地的橋樑”或空置港口，則是典型的政治分肥（pork-barrel politics）——儘管地方人口持續萎縮，但每個選區仍需一名議員，自民黨為保住農村票倉，不得不持續投入負收益的公共工程。國土交通省（前身為建設省）主導其事，背後牽連建材商、土木公司與地方政客，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正因如此，2009年民主黨上台時，小澤一郎提出的“民生第一”與“從混凝土到人民”才顯得如此具有顛覆性。其精神核心，是要將財政資源從低效基建轉向社會保障，並以“是否真正改善民生”作為衡量政策成敗的唯一標準。然而，這一構想直接撼動了日本戰後權力運作的根基：政治家擔心失去用政府資金換取選票的能力，官僚則恐懼自由裁量權被制度化約束。於是，整個官僚體系出於本能地抵制新政權。這種抵制無法公開表達——否則將撕破“官僚是民選政府公僕”的“建前”（表面共識）——卻以極其嫻熟的“被動攻擊”悄然展開：拖延執行、模糊法規解釋、選擇性提供資訊……最終讓改革寸步難行，而新政府則被輿論貼上“無能”的標籤。民主黨政權的迅速潰敗，正是這一系統性反撲的結果。即便後來安倍晉三在2012年推出“安倍經濟學”，號稱以“三支箭”重振日本，其結構性改革（第三支箭）也始終小心翼翼：不敢觸動農協保護（農業是自民黨核心票倉），未廢除終身僱傭制，反而放任非正式僱傭膨脹，製造出龐大的“新貧困階層”；公共工程支出依然佔據財政重要比重。結果顯而易見：GDP總量雖有小幅回升，但全要素生產率、創新活力與收入分配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改善。直到2024年，石破茂——這位長期被視為自民黨內“異端”的政治家——終於登上首相之位。他出身人口最少的鳥取縣，無強大派閥背景，多年來直言批評“混凝土政治”與官僚專權。上台後，他迅速推動一系列觸及體制核心的改革：凍結數十項低效地方工程，將節省資金用於育兒補貼、失業者再就業支援和非正式僱員保障；推動《行政程序透明化法案》，設立首相直屬規制改革會議，試圖繞過經產省、國土交通省等傳統權力中樞；甚至試探性地允許企業在支付合理補償後彈性裁員，鼓勵大企業將業務外包給初創公司，以打破“護送船團式”的產業保護。起初，民意站在他一邊，支援率一度超過50%。但改革很快觸怒了整個既得利益網路。地方議員集體抗議，官僚系統消極抵抗，農協與中小企業團體發動輿論圍剿。石破茂試圖以“技術性改革”撬動“政治權力結構”，卻嚴重低估了體制的反噬能力——他缺乏堅實的政黨機器支撐，未能同步建構替代性的社會安全網，更無力對抗官僚體系那套“不露聲色卻致命”的破壞術。最終，在2025年秋，面對選舉慘敗與黨內逼宮，他黯然辭職。他的失敗，恰恰印證了一個殘酷現實：在日本現行體制下，任何試圖重構資源分配底層邏輯的改革，都會遭遇系統性絞殺。他的下台，也標誌著“後安倍時代”的自民黨徹底回歸“派閥協調 + 官僚共治 + 地方分肥”的傳統軌道。如今，高市早苗接掌政權，政策重心已全面轉向國家安全、修憲與對華強硬，結構性改革議題基本被擱置。石破茂的嘗試，或許將成為未來改革者的重要鏡鑑——但短期內，日本仍將困於這一“穩定而低效”的政治均衡之中。說到底，日本的問題，從來不是“文化太保守”或“民眾不願冒險”，而在於誰掌握權力，以及他們如何用這套權力體系保護自己的利益。要打破僵局，需要的是一次對政治—官僚—利益集團聯盟的系統性重構——而這，恰恰是最難的部分。在現代歷史上，只有一位政治家成功地迫使強力而頑固的官僚機構改變了方向，而且作為國家的捍衛者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援。這位政治家就是戴高樂。但所有的結構性改革，又都是民意倒逼的。回頭看，如果沒有通膨，石破茂的改革或許可以走得更遠，至少黨內沒有藉口逼迫其下台；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自民黨支援率持續下滑，越來越多的政治力量——無論是反對黨，還是自民黨內部的務實派——已開始意識到：不觸及深層結構，日本經濟便難有真正的復甦。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正從邊緣議題逐漸成為政治共識，真正的發生只是時間問題。當然前提是先要保證經濟穩定。如今執掌政權的高市早苗，或許有能力扮演“安倍第二”：若能在短期內推動經濟溫和增長、提振市場信心，自然有利於股市表現，也能為其執政贏得喘息空間。然後，利用周期性動能應對結構性挑戰。4、如何利用周期性動能應對結構性挑戰？正如此前提到，日本基於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停滯、資本投入下降、總需求不足（產出缺口為負）、通貨緊縮導致名義經濟增長長期停滯。通過安倍的“三支箭”刺激總需求，產出缺口在疫情前已經大幅轉正，然而，針對其他結構性因素，擴張性貨幣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財政政策空間也很珍貴。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需要的是真正的結構性改革，以增進其供給能力。好在，在“失去的三十年”後，日本最大的周期性的利多正在到來。 (衛斯李的投研筆記)

全球市場避險情緒持續發酵，美股昨天夜上演過山車行情，日韓股市開盤大跳水。隔夜，美股突然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史詩級大跳水。開盤時還一派繁榮：納指一度漲超2.5%，標普500指數一路猛衝，漲幅一度接近2%。但就在市場以為要吹響反攻號角時，風向突變！買盤瞬間蒸發，恐慌盤如山洪決堤般砸下，最後硬生生從高位按回深水區。納指收盤下跌2.15%，標普500收跌1.6%。這是今年4月美股崩盤以來最大的一次盤中反轉，短短幾個小時內，市值蒸發超過2兆美元。更扎眼的是，象徵恐慌情緒的VIX最高飆升到28.27點，幾乎是瞬間把整個市場的神經線繃到快斷的程度。(本文內容均為客觀資料資訊羅列，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這波下挫，整個盤面同時拉響了三道警報：一是美國經濟資料突然“變臉”，就業和服務業指標全面降溫，讓市場瞬間意識到——硬著陸的風險並沒有過去；二是聯准會官員再次放出鷹派暗示，市場原本期待的降息窗口又被往後推了一截，資金價格的錨一夜之間變得不穩定；三是多家科技巨頭的供應鏈傳出雜音，半導體、AI伺服器的出貨預期被下調，引發科技類股高位拋壓。當這三股力量疊加，直接導致一些資金火速逃離，引發了一場罕見跳水。市場也有觀點認為，在非農資料發佈後，市場出現了隱含波動率的大幅下跌，隨及在期權做市商不斷進行平衡和拋售的過程中，觸發了Vanna Crush以及負Gamma的反饋機制，導致市場呈現這種先漲後跌的情況。確實這種下跌方式像是量化造成的。但真正魔幻的來了。儘管現在市面上充滿了對AI泡沫的擔憂，各種「泡沫已至、AI要崩」的聲音震耳欲聾，可就在大家以為空頭會聞血而動時——知名空頭自己反而站出來：看多美國大型科技股。是的，沒看錯。過去以做空為生的機構，這次卻罕見按下煞車，甚至反向喊話：警告勿碰大科技空單。這種畫風的反轉，就像消防隊衝進火場後不是救火，而是告訴市場“放心，這裡最安全”，整件事的魔幻程度，讓整個華爾街都愣住了。以做空聞名全球的渾水資本CEO Carson Block 就在最新訪談中警告：現在不宜做空美國大型科技股。他的理由很直接，也很現實。 Block認為，當下真正泡沫最嚴重的，是一批掛著「AI概念」名號、但和核心算力幾乎沒關係的冒牌AI公司，這些公司沒基本面，靠概念狂拉的股價才是空頭最肥的獵物。他直言，像輝達這樣的領頭羊，只要還在漲，市場的趨勢就不會輕易改變。Block指出了背後的原因：所有買進標普500指數的基金，只要資金還在流入，就必須每天被動買入輝達，無論價格多貴；而在資金出現大規模淨流出之前，他們根本不會賣。他表示，被動交易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當被動資金成為主導力量和趨勢推動者，只要增加資金還在往裡擠，輝達就會自動獲得買盤支援。這直接導致了一個結果，價格再高，也有人替它托著。這就是為什麼市場越來越擔心科技類股泡沫，但波動越大、越回呼，買盤反而越頑固。因為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自動駕駛。而渾水這種頂級空頭機構的態度，更讓市場陷入一種詭異的場景：多頭怕泡沫，空頭卻勸人不要做空。這場戲的魔幻感，就是華爾街當前最真實的寫照。回頭看昨夜暴跌，技術面上是踩踏，情緒上是驚魂，但結構上卻出現了奇怪的分裂。一邊是多頭擔心泡沫破裂不敢追，另一邊是空頭認清結構不敢做空。這種「雙向恐懼」的市場，往往比單邊泡沫或單邊崩盤更複雜、更危險，也更戲劇性。過去的市場不是瘋牛，就是崩盤。現在的市場是：怕漲、怕跌，最怕站錯方向。美股的下一步究竟通往何處？沒人能給出確定的方向。趨勢像一條河，漩渦、暗流、回頭潮同時存在，就像昨晚，人們以為它要左拐，結果它突然沉入河底。在「AI泡沫論」被反覆不斷爭論的背景下，也許懸疑才剛開始。…林園重磅發聲：AI遲早會產能過剩！當下，我只敢買這兩類「保命」資產。11月20日下午，百億私募大佬林業公開發聲，他直言：在全市場追逐科技熱點的當下，他投資最底層的核心是生存與獲利。以下是林業最新觀點的精華濃縮：1.談「熱門」賽道：遲早要面對慘烈競爭人工智慧、生技、新能源等領域，隨著時間推移，遲早也會走到產能擴張、競爭加劇的那一步，這是市場規律，只是早晚的問題。新產業，我承認它們的方向肯定沒問題，未來也會產生機會。但從投資角度，我更關注這些企業能否真正跑出確定性的獲利和生存能力。它們大多是高投入的行業，燒錢快，周期長，一旦風向發生變化，或者長期不盈利，投資者的信心就會被徹底打散。這種行業比較靠錢堆，而不是靠確定性的利潤來支撐。你去翻那些代表「創新」的指數基金，裡面的企業未來十年真正能活下來的，有多少？我心裡是有數的。2.談「老賽道」：估值已在難得的位置傳統產業過去幾年確實低迷，但頭公司憑藉規模、資金和管理優勢仍能撐住。而且，那些低迷在股價中已經充分反映。像滬深A50、滬深300這樣的核心指數，它們背後的企業是能撐起中國經濟基本盤的。而現在的整體估值處在一個難得的位置，風險相對可控。今天大家覺得傳統產業沒前途、沒成長，估值被壓得很低，但這些企業背後的需求一直都在。風險已經在眼前，唯一看不清的是未來成長的速度。3.談投資方向：只找兩類企業我們未來主要找兩類企業：能讓人快樂的和能讓人活得更長的。老祖宗說得好，人活一世，吃喝二字。吃喝是永恆需求。同時，人也希望活得更長、活得更好。食品、消費這些產業的供需調整的更快，市場糾錯能力更強。它們不需要巨額投入來維持成長；一旦產能過多，市場很快就會自我調整，不像房地產、高速公路這種固定資產，一旦投下去就很難糾正。即使是現在的年輕人，隨著年齡增長，他們的需求會改變。人來到這個世界，有兩件事躲不開：傳承，以及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快樂。4.談底層邏輯：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忘了獲利這根弦，在「新舊交替」的環境下，很容易被帶偏。我並不是保守，而是看得很現實。回頭去看全球幾十年的科技史，80年代美國多少領先的科技公司，如今都沒了。但做吃的、做喝的、做日用品的，那些紮在傳統產業的企業至今仍穩穩地存在。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們買的「嘴巴相關」的行業，不會輸時間，也不會輸金錢。所謂“輸金錢”，就是公司消失、需求消失。但只要公司在、需求在，等一等，機會總會回來。有些人去追那些熱門方向，可能會成功，成為厲害的資本家，但前提是你得追到那個「真正賺錢」的企業。一旦追錯，最後就什麼都沒了。而那些傳統產業，如果今天有錢買入，我認為不會吃​​虧。 （ETF進化論）

“4000點是收費站，停車場，風向標。不管你是上去，下來，還是停著不動，都是要收費的。”“像今天這樣的日子，我很慶幸自己把資金分散投資於黃金+微盤+紅利+可轉債+QDII+比特幣上。因為這讓我能夠在六種不同的策略上虧錢。”隨著全球大類資產的連續調整，各大投資群內的投資者都坐不住了，各種關於股市、黃金、數字貨幣的段子滿天飛。儘管2025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牛市”，但是最近幾天的調整，卻讓許多人，尤其是新手投資者感到十分地“肉痛”。全球市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黑天鵝作怪還是“不要慌，只是技術性調整？”今天的文章就來聊聊這個話題。1. 全球資產殺跌潮先來看看讓大家集體破防的全球各大資產走勢。影響最大的是美股。本周，它遭遇“黑色星期一”：道瓊斯下跌1.18%，納斯達克下跌0.84%，標準普爾指數下跌0.92%。三大指數均出現加速下跌走勢。周二，美股三大指數繼續大幅度低開。截至目前，道瓊斯指數已出現罕見的四連跌，最大跌幅為1.45%，標普最大跌幅為1.47%，納斯達克指數跌幅一度擴大至2%。技術派看圖分析指出：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跌破50日移動均線，這是138個交易日以來的首次失守，釋放出強烈的看跌訊號。另一大重災區是加密貨幣。比特幣從10月份的12.6萬美元開始下跌，並一度跌破9萬美元。這不僅抹去2025年來的全部漲幅，而且下跌趨勢仍在進一步加劇，一股恐慌情緒在市場中開始蔓延，甚至有人喊出加密貨幣市場正在“崩盤”。亞太股市也沒好到那裡去，昨日亞太股市全軍覆沒，其中跌幅最大的就是日本股市。日經225指數跌幅高達3.22%，超過70%個股出現下跌，創下4月份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港股和A股也同樣出現下跌。昨日，上證指數下跌0.81%，收穫三連陰，恆生指數下跌1.72%，也是連跌了三天，但縱觀全球市場，表現已經算得上較為“堅挺”。日本股市暴跌有意思的是，作為風險資產的“競爭對手”——黃金，也沒能扛住。截至11月18日周四下午，倫敦現貨黃金一度跌破4000美元/盎司，這是現貨黃金連續四個交易日下跌。滬金主連收盤也下跌1.33%，連續走出“三連陰”。換言之，不管是此前高歌猛進的科技股和加密貨幣，還是今年暴漲的避險資產黃金，所有資產類別都沒能在這次拋售潮中倖免。2. 誰是罪魁禍首？誰才是本輪全球資產殺跌的罪魁禍首？這個鍋恐怕先得由聯準會來背。11月以來，聯準會的降息機率出現了“過山車”。10月底聯準會降息以後，市場普遍預期12月份聯準會將繼續降息，降息機率一度高達90%。但近期，堪薩斯城聯儲主席施密德、達拉斯聯儲主席洛根等重量級官員接連發表鷹派言論，導致市場預期開始逆轉，根據“聯準會觀察”工具顯示，12月份降息25個基點的機率僅有44%。宏觀策略師Henry Allen認為，聯準會的“鷹派轉向”是市場近期劇烈動盪的主要因素。從歷史來看，過去10年間的大規模資產拋售，都是因為聯準會採取了更加強硬的姿態。聯準會降息預期的下降，直接影響了全球資本的流動性和資產價格。比如預計利率將會更長時間保持高位，美元指數會走強。此外，借貸成本的增加會抑制風險偏好，對美國股市，黃金等其他非美資產造成壓力。由此造成的流動性緊張則會無差別地席捲所有資產。10月29日，聯準會宣佈再次降息除了聯準會的鍋，還有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那就是以輝達為代表的“AI風向標”。台北時間11月20日早上，輝達將會發佈第三季度財報。作為AI晶片的提供者和龍頭股，輝達的財報不僅代表著一家市值4.4兆美元公司的業績，同樣可視為全球AI行業，乃至整個美股的風向標。圖源：網路從財報前各大機構的動作來看，輝達的處境非常不妙，甚至可以說一夜之間，全球都在“做空輝達”。矽谷著名投資人彼得·蒂爾旗下的避險基金清空了全部的53萬股輝達股票，打響了戳破“泡沫”的第一槍。日本軟銀10月宣佈賣出輝達股票，套現58.3億美元，而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也砍掉了自己持有的65%的輝達倉位。電影《大空頭》原型投資者Michael Burry此前也大舉買入輝達的看跌期權。市場擔憂輝達難以給出一份超出市場預期的財報，於是紛紛提前看空做空AI公司，從而影響了美股，乃至全球AI行業股價。第三個原因自然是日本釋放的“黑天鵝”。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或武力介入台海問題。中方隨即展開強硬反制：外交部、駐日使館等密集召見日方進行嚴正交涉。隨後，文旅部發佈赴日旅遊安全提醒，教育部同步發佈留學預警，勸阻中國遊客赴日。此舉將重創依賴中國遊客的日本旅遊業。圖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受此影響，11月18日，日經225指數暴跌3.22%，創4月以來最大跌幅，資生堂、三越伊勢丹、日航等消費與旅遊相關企業股價大幅下挫。野村研究所預估，中國遊客暫停赴日將致日本損失2.2兆日元，拖累GDP下降0.36%。此外，在經濟方面，高市早苗正在考慮推行一項高達17兆日元的大規模刺激計畫。然而由於日本本身就是負債率高企的國家，這引發了市場對於日本債務危機的擔憂。再加上日本三季度GDP下跌1.8%，美國關稅導致出口收縮等影響，日本國債出現了罕見的大跌。截至周二，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攀升至1.751%，創下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債券收益率越高，說明投資者拋售得越厲害，很顯然，國際投資者針對日本國債的安全性提出了質疑。對於全球流動性而言，日本國債一向以低利率和穩定性著稱，如果日本國債遭到拋售，這意味著日元“套利交易”的逐漸解體，再加上跨市場溢出效應的傳導，將對全球流動性造成巨大影響。千萬不要小看日債對於全球市場的影響，策略師Albert Edwards甚至警告稱，日本國債收益率持續攀升可能引發“全球金融末日。”3. 何時能塵埃落定？從目前來看，懸在全球投資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共有三把，但是它們最終下落的時間並不相同。比如輝達的財報將會在台北時間11月20日5點20分出爐。市場將會關心輝達的AI晶片供應情況，AI訂單是否依然強勁的明確訊號。瑞穗證券股票交易董事總經理甚至表示：“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公司將發佈財報，整個AI交易的成敗都在此一舉。”巧合的是，聯準會貨幣政策的重要轉折點同樣是在星期四。美國勞工部統計局（BLS）表示，因為美國政府關門而推遲的9月份非農資料，將於美東時間11月20日8:30分發佈。11月21日將發佈9月份實際薪資等資料。眾議院投票決定結束美國政府停擺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國政府10月1日開始停擺，本次勞工部統計局並不能給出完整的經濟資料，比如10月份的CPI資料就並不能確保發佈。此外，目前的聯準會更加在意9月份失業率以及10月份非農就業率和失業率，所以就算是9月份非農資料在明天出爐，也很難讓聯準會做出“就業冷卻”的判斷。所以，這柄劍，只會先落下來一半，剩下的，就得看美國勞工部補齊殘缺資料的效率了。至於日本方面，則是變數最大的一個。因為高市早苗之前是安倍晉三的盟友，她推行的經濟政策很像“安倍經濟學”，而安倍經濟學主張通過大規模經濟刺激來推動經濟增長。但消息出爐以後，日元匯率的不斷貶值，以及日本國債利率的上升，顯然會給高市早苗帶來壓力，加劇日本的債務負擔。從外部來看，美國財長貝森特也敦促高市早苗，給予日本央行調整政策以應對通膨的空間。貝森特不同尋常的表態非常罕見，這意味著，日本最後的決策也將受到貝森特的影響。從而給本就複雜的日本貨幣政策，加入了新的變數。目前，高市早苗決定，下周將和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進行會晤，探索未來政策的路徑。所以日本未來的貨幣政策和路勁如何，就得看兩個人談得如何了。4. A股能否重回4000點？接下來，再聊聊大家關心的A股。當下，滬指最低點已經跌至3926.59點，可以說距離3900點保衛戰打響，只有一步之遙。那麼，股民們一直盼望的4000點，我們還能奪回來麼？11月18日，上海，大屏顯示股市行情從上述的外部因素來看，聯準會降息預期的降低對A股影響較大，美股下跌，亞太跟跌，A股承壓的傳導鏈條讓後續A股的表現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從A股內部來看，指數也有調整的需求。財聯社認為，目前來看A股整體依然處於弱勢整理結構之中，短線尚未出現明確的止跌走穩訊號。不過隨著指數下跌，市場短期風險得到了集中釋放，且創業板和深成指已經跌至60日均線附近，有望得到一定支撐。國信證券認為，隨著年末行情的到來，市場往往會對“高低切換”有較高的關注度。年末資金傾向於切換投資市場至下一年度，並提前展開相關佈局，這就導致資金出現調倉換股和“估值切換”。此外，由於今年A股整體表現不錯，部分機構由於出於年末考核等原因，四季度的持倉會更偏向於穩健。那麼在調倉換股之中就會推動市場風格的切換。當然，我們也無需對指數未來的表現過於悲觀。談及A股後市走勢，中金公司認為，各種因素短期尚不足改變中國股票的上漲趨勢，預計2026年內外流動性總體維持寬鬆，為市場提供有利環境，建議明年上半年超配中國股票。招商證券表示，股市上行斜率有所放緩，但並不意味著行情的結束；銀河證券則表示，“在類股輪動中，可關注反內卷、紅利等主題機會，其中科技主題可關注補漲細分及產業趨勢的催化。”而縱觀各大券商的研究報告來看，絕大多數機構對A股的後市表現，都持樂觀積極的態度。5. 黃金還能避險麼？黃金作為“避險資產”，按理來說應該在股市大跌的時候逆勢上漲，那麼為何這次，“避險資產”也不避險了呢？期貨經紀公司Altavest聯合創始人邁克爾·阿姆布魯斯特認為：當股市等風險資產開始下跌時，市場流動性開始緊張，股市拋售導致追加保證金的需求。此時，投資者會傾向於變賣黃金等盈利的資產籌集現金，這導致黃金這樣的避險資產和風險資產的走勢趨同。黃金投資我們再來看黃金的基本面，最近發生的種種大事，比如聯準會降息預期下滑，美國政府43天停擺擾亂了關鍵經濟資料的發佈等等都限制了黃金短期內的上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王鵬認為：美元指數強勢將會加劇美元流動性的緊張，讓投資者被迫拋售所有資產來換取現金。如果聯準會繼續維持鷹派政策，那麼流動性危機將會蔓延至其他金融領域，甚至引發企業債務違約等系統性風險。所以黃金變得不避險的根本原因，是它被當作現金變賣拋售。這也是市場正在進行一輪深層次的“流動性壓力測試”的表現。再說一個反常識的知識，我們一致認為的“避險資產”黃金，其實並不避險，相反，他是絕對的高風險資產。從歷史資料來看，黃金的波動性遠超債券等固定收益率產品，遇到最近這樣的黃金牛市，金價可以輕鬆翻倍，遇到熊市，跌幅也可以超過50%。所以，雖然黃金擁有顯著的長期價值，但是中短期來看卻有很強的波動性，以及複雜性。談到真正的避險資產，短期國債或者貨幣基金這類隨時能夠變現的現金等價物，才是真正的高流動性避險資產。針對黃金未來的走勢，瑞銀策略師認為，黃金有望在2026—2027年間某個階段創出5000美元/盎司的歷史高位。廣發策略首席分析師劉晨明表示，黃金短期點位仍不低，且波動率較大。若無超預期因素刺激，預計倫敦金年底前將盤整震盪，2026年一季度後再創新高。6. 結語“市場短期是一台投票機，長期是一台稱重機。”無論輝達財報揭示的AI風向，聯準會貨幣政策的鷹鴿搖擺，還是日本的債務風險，都預示著在短期內，波動仍是主旋律。但在投資大師本傑明·格雷厄姆看來，市場的喧囂和短期波動終將回歸理性，那些真正擁有價值的公司和資產，最終會被“稱”出其應有的份量。畢竟，投資不是百米衝刺，而是一場穿越牛熊、抵禦人性的馬拉松，真正的優質資產和理性投資者，會在風暴之後迎來更廣闊的天地。 （吳曉波頻道）

11月5日，日韓股市低開低走，截至8:16，日經225指數跌超2%，韓國綜合指數跌超3%，失守4000點。在全球人工智慧估值擔憂之際，韓國KOSPI指數下跌4%。晶片股走低，SK海力士股價下跌5.5%，報554,000韓元。三星電子股價下跌4.6%，報100,100韓元。截至8:47，韓國已暫停KOSPI市場的程序化交易賣單。日本晶片相關股票也不例外，多股大幅下跌，此前美國科技股遭拋售。軟銀集團股價下跌10%，愛德萬測試下跌8.6%。【詳情】10年期日本國債收益率下跌1個基點，至1.66%。11月4日，美元兌日元一度向下觸及154，截至發稿，已跌至153.6。日股歷經“過山車”走勢截至11月4日，日經225指數已連續六個交易日位於5萬點以上。從10月初至今，日經225指數已累計漲超15%，年內累計漲29.8%。韓國基準KOSPI股指在剛剛過去的10月，16次創下盤中歷史新高，突破4000點大關。從10月至今，韓國基準KOSPI股指漲19%。至此，KOSPI指數今年累計飆升近72%，領跑亞太區其他主要經濟體股指。而從昨日（11月4日）起，日經225指數開啟了“過山車”走勢，在早盤續創歷史新高，錄得52434.06點後轉跌，收盤下跌1.74%，報51497.2點；韓國KOSPI指數是當天亞太股中跌幅最大的股指，收盤下跌100.13點，跌幅為2.37%，報4121.74點。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有三大因素影響亞太股市，一是近期美元指數持續走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權益資產的估值空間；二是近期高位熱門資產接連殺跌，AI敘事邏輯明顯弱化，資金兌現壓力開始顯現；三是貿易爭端雖然出現積極訊號，但不確定性依然存在。談及此前日韓股市的強勁走勢，法國里昂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李徽徽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表示，日本股市走強源於“三支柱“，一是公司治理與回購潮抬升ROE；二是新NISA（小額投資免稅支付）帶來長期“活水”；三是“高市交易”預期財政擴張與產業政策。而韓國股市的強勢上漲源於AI產業鏈盈利修復與訂單提升。有市場分析還指出，韓國股市還得益於全面的企業治理改革預期，這些變化正在穩步轉變長期存在的“韓國折價”。但到了近兩日，日韓股市均走低。對此，李徽徽認為，日韓股市下跌的核心原因是“高位擁擠交易+美元再走強”共同作用，一方面，日經與KOSPI此前連創新高，午後觸發獲利了結與量化平倉，技術性回撤放大；另一方面，美元指數抬頭、美元/日元再度逼近154，市場擔心干預與政策不確定性，風險偏好降溫；韓國則疊加AI鏈漲幅過大、對美股AI波動高度敏感，放大波動性。展望未來，李徽徽表示，若日本政府的財政方案與改革清單推進，或帶動日本東證股價指數(Topix)的價值股、內需股和金融股繼續走強，但位於154~158區間的弱日元，將加大日股的波動。至於韓國股市，目前已經存在過熱的風險，後續更依賴美股AI周期與國內資本開支情況。市場分析認為，日本當局干預匯市的風險正在上升，但多數仍預計實際行動短期內不太可能發生。日本上次入市干預匯率是在去年7月，當時日元約為160兌1美元。 (21世紀經濟報導)

日本股市全線爆發，日經225指數暴漲超1200點，史上首次漲破5萬點，大幅收漲2.46%。消息面上，10月27日，美國總統川普將訪問日本，並於28日會見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日媒報導稱，美日領導人預計將就經濟和安全保障等廣泛議題進行討論，確認同盟關係的深化。與此同時，高市早苗的政策主張也是引發日本股市走強的原因之一。其經濟政策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安倍經濟學”的部分政策：一方面，主張加強政府對日本央行利率調控政策的介入，傾向於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主張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日韓全線大漲10月27日，日本股市全線走強，截至收盤，日經225指數大漲1212點，漲幅達2.46%；日本東證指數漲1.7%。其中，軟銀集團、愛德萬測試大漲超6%，日立、迅銷、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大漲超2%。與此同時，韓國股市亦持續走高，韓國綜合指數大幅收漲2.6%，史上首次漲破4000點，現代重工大漲超5%，SK海力士漲超4%，三星電子漲超3%至紀錄高位。其他亞洲股指普遍上漲，MSCI亞洲新興市場指數漲1.64%。避險資產全線調整，截至台北時間14:40，現貨黃金跌0.72%至每盎司4082美元，現貨白銀跌0.56%。有分析指出，貿易局勢的緩和為亞洲市場注入樂觀情緒，風險資產全線反彈。美國總統川普亞洲行期間，該國與東南亞多國達成貿易協議。彭博多資產策略與研究主管Ulrich Urbahn表示：“這些（貿易）進展為市場波動加劇創造了條件，因為投資者需要在央行政策轉變、地緣政治貿易緩和以及企業盈利訊號之間進行權衡——所有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到年底前的市場方向。”據中國新聞網報導，當地時間10月27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他剛離開馬來西亞，將動身去日本。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5日與川普首次通電話，雙方一致同意將日美同盟“進一步提升至更高水平”。對於川普將從27日起訪日一事，高市早苗表示，“期待在東京予以迎接”。川普則對高市早苗就任首相表示祝賀。日媒稱，當地時間28日上午，高市早苗將與川普舉行首次面對面會談。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稱，預計川普將於10月27日起在日停留三天，他將與高市早苗舉行會談，還計畫在位於神奈川縣的駐日美軍橫須賀基地發表講話。美日領導人預計將就經濟和安全保障等廣泛議題進行討論，確認同盟關係的深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高市早苗有限的外交經驗以及川普的不可預測性，使得兩人的首次會晤成為對高市的一次關鍵考驗。分析認為，此次會晤若取得成功，將有助於鞏固其初期的執政基礎，也為日後推進區域安全政策爭取美方支援。屆時，川普預計還將要求日方切實履行石破茂任首相時期日美達成的“投資換關稅”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將對包括汽車在內的日本商品統一徵收15%的關稅。日本則承諾設立一個5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工具”。據測算，這相當於日本年度GDP的近10%，無疑會成為日本的巨大負擔。“高市早苗交易”來襲高市早苗一直支援擴大財政刺激、放寬貨幣政策，當前日本市場正掀起所謂的“高市早苗交易”，即押注日股上漲，日元下跌。高市早苗的經濟政策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安倍經濟學”的部分政策：一方面，主張加強政府對日本央行利率調控政策的介入，傾向於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另一方面，主張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高市早苗24日在臨時國會發表就任後首次施政方針演講，在經濟方面，她提出以“負責任的積極財政”為方針，推動人工智慧等產業發展，並通過擴大地方補助和能源補貼等措施支援民生，減輕中低收入群體負擔。另外，高市早苗的執政策略對日本央行政策路徑的影響，也正引發市場關注。自日本央行終結負利率時代、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以來，儘管市場一直存在日本央行持續加息的預期，但日本央行始終保持謹慎態度，強調政策調整須循序漸進。高市早苗此前關於加強政府對央行利率調控政策介入的主張，引發市場對日本央行獨立性的擔憂。在去年秋季競選自民黨總裁時，高市早苗就曾公開批評日本央行加息行為。當選自民黨總裁後，她明確表示“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必須承擔責任的都是日本政府”，央行只考慮和實施最佳貨幣政策措施。目前，日本央行加息預期已有所推遲。野村日本首席經濟學家森田京平博士及研究團隊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預計日本央行仍將通過加息來調整貨幣寬鬆政策。根據該團隊的預測，日本央行下一次加息將在2026年1月。隨後由於通膨率保持在2%以下，日本央行將暫停加息約一年，並於2027年再加息兩次。不過，根據市場條件變化，不排除日本央行將下一次加息提前至2025年12月的可能性。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當下日本面臨的環境已和安倍時期有顯著不同，“高市早苗交易”可能不會持續太久。中信證券指出，對於日股，前期“高市早苗交易”已較快速地推升估值，其漲勢能否持續，將取決於自維聯盟經濟政策落地的節奏及反對黨的配合程度；對於日元，美日匯率正明顯向上偏離美日利差，且市場共識對日本央行加息的預期可能偏慢，日元反而可能具備一定的升值潛力。 (券商中國)

10月6日，日本股市突然爆發，日經225指數午後突破48000點，日內漲近5%。截至發稿，日經225指數期貨再度沖高近1%，高見48610點。如果從10月4日收盤計算，兩日漲幅逼近3000點。對於日本股市爆發，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日本政壇的一則爆炸性消息：10月4日，日本前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高市早苗在執政黨自民黨的總裁選舉中勝出，將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而日本股市之所以暴漲，和她的執政理念關係密切，高市早苗的經濟政策主張帶有鮮明的“安倍經濟學”烙印，與剛剛辭去首相職務的石破茂鮮明對立。她的核心理念就是寬鬆。高市早苗在政治上與安倍晉三淵源頗深，也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繼承人，主張擴張性財政政策。她認為，經濟增長對日本最為重要，要制定規劃讓日本經濟規模在10年內翻倍，這意味著減稅、經濟刺激和政府投資。隨著高市早苗當選，分析師也大幅下調了日本12月加息的機率。互換市場顯示，日本央行12月加息的機率從上周五的68%降至41%。不過，大家發現，日元上演暴跌行情，日元調空暴跌，一度失守150日元關口。日元暴跌背後，高市早苗支援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外界認為其上台或加劇對債券供應增加的擔憂，同時降低對日本央行本月加息的預期。Mizuho的首席策略師Shoki Omori警告稱，如果增發日本國債的政策沒有“安全網”配合，債券可能面臨拋售壓力。這一觀點與美銀美林的預測相符，即日本國債收益率曲線可能變得更加陡峭。對於投資者而言，高市早苗的上台開啟了一個新的交易範式。市場將密切關注她如何平衡刺激增長的承諾與控制政府債務的長期挑戰，以及她將如何影響日本央行未來的政策路徑。在日本股票市場，股票集體起飛，三菱重工漲超12%、日本製鋼漲超12%，愛德萬測試漲近10%，日本電氣、富士通漲超8%，日立造船漲超9%，斯巴魯漲近6%，本田汽車、三菱電機、迅銷、馬自達汽車漲超5%。最後提一嘴，巴菲特豪擲日本，再度贏麻了。2023年4月，巴菲特時隔11年再次造訪日本，直言看好日股，截至2024年底巴菲特日本持股市值235億美元。3月17日，監管檔案顯示，波克夏下屬全資子公司目前持有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紅、三菱商事和三井物產這五家日本公司的股份，此次交易對各家公司分別增持了1.0%至1.73%的股份，將持股比例提升至8.53%到9.82%。(金石雜談)

今天是中秋節，周一。中國內地、韓國等股市休市，但日本股市正常交易，而且日經指數大漲了4.5%，創出了歷史新高。日本股市為何突然大漲？跟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將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有關。高市早苗生於1961年，畢業於神戶大學經營學部 ，是日本右翼政客代表人物。早年曾在美國短暫工作，後來回國擔任過節目主持人、大學時期還組建重金屬樂隊擔任過鼓手。她的政治生涯始於1993年當選眾議員，歷任總務大臣、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等職。高市早苗的核心政治主張包括：1、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將自衛隊更名為“國防軍”、增加防衛預算、強化“敵基地打擊能力”。2、強化日美同盟、對華態度強硬（尤其在台灣問題上）、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在歷史問題上持右翼立場，曾否認南京大屠殺。3、經濟上主張推行“積極財政”（減稅、現金補貼、政府投資），主張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4、社會政策​方面，秉持傳統價值觀導向、改革教育體系、應對老齡化、提出“牛馬精神”工作倫理。5、對華經貿以“安全”和“脫鉤”為基調，將中國視為“威脅”，主張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不可分割，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她與安倍晉三關係密切，被視為其政治路線的忠實繼承者，因此有“女版安倍”之稱。高市早苗當選後，日本股市之所以大漲，是因為她跟石破茂的經濟政策有重大差異。石破茂比較穩健，認為“安倍經濟學”導致資產價格上漲、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拉大。所以石破茂更重視分配而不是增長，主張擴大稅基、提高消費稅。高市早苗主張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希望加息。她認為，經濟增長對日本最為重要，要制定規劃讓日本經濟規模在10年內翻倍，市場預期她將推動減稅、經濟刺激和擴大政府投資。高市早苗的主張更受股市的歡迎，所以日本政壇換人，被股市理解為大利多。由於高市早苗不希望加息，所以她當選後日元對美元貶值，匯率從147跳到了149。市場理解為可以擴大日本出口。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場、對待歷史的態度，未來中日、韓日關係可能面臨一定的考驗。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度可能會增加。總之今天日本股市的大漲，主要是由高市早苗勝選引發的“高市早苗交易”。市場預期日本將回歸以財政刺激和貨幣寬鬆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路徑。今天港股正常交易，到上午11點恆生指數跌了0.73%，恆生科技指數跌了1.45%。 (劉曉博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