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Asia Can’t Undo Decades of Falling Fertility Rates作者：丹尼爾·莫斯是彭博觀點專欄作家，主要報導亞洲經濟。此前，他曾擔任彭博新聞社經濟版執行編輯。攝影師：羅斯蘭·拉赫曼/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新加坡已收到警告。這個城邦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提高生育率。但儘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勵措施，夫婦們對生育更多子女沒有興趣。大多數發達國家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超低生育率是快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韓國、日本、中國的生育率都遠低於2.1，人口學家認為，2.1是社會自我維持的臨界值。領導人對這一趨勢遠非樂見。新加坡仍在分析2025年的人口資料，但預計不會比上一年有太大改善。“我恐怕不會帶來什麼好消息，”副總理顏金勇上周在一次會議上表示。採訪者開玩笑說，新加坡人有時對養寵物的興趣甚至超過了生育子女。另一位部長在同一場合稱新加坡的生育率“糟糕透頂”。新加坡曾寄希望於2024年生育率有所提升。然而，衡量女性育齡期平均生育子女數的生育率卻一直徘徊在1.0以下。這一數字已持續下降數十年；60年前新加坡獨立時，生育率約為4.5。在缺乏實質性提升的情況下，如此低的生育率引發了人們對移民、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慧等因素的深刻思考。此外，新加坡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政府已發出警告，新加坡很快將成為一個“超老齡化”社會。與日本、韓國和中國不同，新加坡致力於吸引所需勞動力，尤其是在其視為戰略要地的行業，例如科技、工程和金融。在某些重要方面，新加坡比其他同類國家更有優勢應對挑戰。 然而，這種優勢也存在侷限性：自2011年選舉失利以來，執政黨一直強調，人口增長不會以犧牲公民就業為代價。政府就此放棄嗎？即便延長陪產假、發放育兒津貼以及一系列稅收優惠等措施未能顯著提升生育率，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政策本身是錯誤的。而且，家庭規模或許會再次顯著增長。畢竟，就在不久前，官員們還為人口過剩而憂心忡忡。但別指望奇蹟發生。詹妮弗·D·斯丘巴、邁克爾·S·泰特爾鮑姆和傑伊·溫特在他們的新書《有毒的人口統計學：意識形態與人口政治》中寫道：“用經濟手段應對低生育率並沒有考慮到推動家庭規模縮小的價值觀的深刻轉變。”價值觀可能會轉變，“但由於人口變化的長期勢頭，即使在人口已經開始下降之後出現這種逆轉的國家，未來幾十年仍將繼續出現負增長。”簡而言之，恢復低迷的生育能力需要極大的耐心。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亞洲經濟明星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從許多指標來看，它們都值得稱讚。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很高，以新加坡為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是驚人。它們都在二戰後貿易壁壘降低、資本流動性增強的時代崛起。然而，出口優勢本身並沒有帶來人口挑戰。生育對國家安全和財政都至關重要。各國必須蓬勃發展，而不僅僅是生存。如果說過去政府的政策旨在控制人口數量，那麼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動員居民提高生育率固然重要，但危言聳聽的預測並非解決之道。一位韓國部長曾在2023年警告稱，韓國面臨滅絕的風險。如今，關於中國經濟的報導往往伴隨著對其人口萎縮的嚴峻展望。按此衡量，2025年最大的新聞並非美國的關稅或創紀錄的貿易順差，而是嚴重的年度人口下降。而這種人口減少的趨勢由來已久。這不僅僅是調整國家政策的問題。女性想要事業，養育子女成本高昂，住房價格昂貴，而男性在家務中仍然遠遠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諾貝爾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去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敦促男性成為可靠的父親，而不是不稱職的父親。）新加坡的說法沒錯，生育方面的消息可能不會令人鼓舞。但我們並非突然走到今天這一步。解決方案不會一夜之間出現。 (invest wallstreet)

21世紀最偉大的長線交易是什麼？不是比特幣，不是黃金地段的房產，也不是某個獨角獸公司的期權。馬斯克知道答案。這位身價超過4000億美元、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兆富豪的人，掌控著橫跨太空、汽車、腦機介面、AI的商業帝國。他可以投資任何標的，押注任何賽道。但他最激進的投資是什麼？14個孩子。至少。他反覆警告：“人口崩潰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威脅，遠超全球變暖。”他不只是說說而已，從Justine到Grimes到Shivon，他在用行動踐行這個判斷。很多人嘲笑他的執念，認為這是億萬富翁的怪癖。但也許，恰恰是站在權力和財富頂端的人，才最先看清了即將到來的真正稀缺性。最近，在一篇引發深度討論的文章《人工智慧將如何重塑社會：八大預言》中，作者給出的答案就是：生育孩子。這個答案初看荒謬。AI正在引發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狂潮，2025年科技巨頭投入數千億美元，承諾未來數兆，甚至自建核電站來支撐算力。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和集中。在這樣的時代，為什麼最好的投資是一個需要20年回報周期、充滿不確定性、耗費巨大精力的“項目”？因為AI正在重構一個根本性的權力分野。文章指出，未來的階級分化不再是富人與窮人，而是決策者與委託者。當AI可以最佳化你的每一個選擇，當“判斷力”成為精英壟斷的奢侈品，大多數人將滑入一種舒適的被動狀態：更富裕、更多閒暇，卻感覺更無力。作者稱之為“道德去技能化”——當系統總能代替你決策和辯護，判斷力、責任感將萎縮。“當出錯時，我們會責怪模型。”在這樣的世界裡，養育孩子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選擇承擔無法外包的責任，選擇經歷AI無法替代的摩擦和不確定性，選擇創造一個真實的人類能動性而非演算法產物。“AI不能代替你感受教導孩子的滿足感。不能代替你和女兒跳舞。不能代替你看著兒子進球。”這不是溫情脈脈的雞湯，而是在一個選擇被外包、失敗被緩衝、意義變薄的世界裡，對系統的根本拒絕和抵抗。更關鍵的是數學和權力的邏輯。當全球生育率崩塌，那些堅持生育文化的群體（阿米什人、哈瑞迪猶太人，以及那些仍然相信生育意義的人）將在人口中佔據越來越大的比例。這不是道德判斷，而是演化必然。文章給出了一個深刻的預測：你的孩子將比任何前輩更多地繼承這個地球。這也許正是馬斯克看到的，在一個老齡化、低生育的世界裡，下一代的相對稀缺性將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篇文章勾勒的八個預測，每一個都在重新定義我們熟悉的世界：權力將向兩極分化。 十兆美元公司和兆美元富豪將同時出現，中間層萎縮。馬斯克只是前AI時代的預演，“精英超級能動性”才剛剛開始，意志與行動之間的距離在全球範圍內坍縮。我們正在重建巴別塔，卻生活在不同的現實中。AI讓全球語言統一，但演算法讓每個人困在定製的資訊繭房裡。“我們可能共享一種語言，但我們不再共享一個現實。”機構權威瓦解，人們只信任少數親近的聲音——這正是強人政治和新型“先知”崛起的根源。財富將繼續流向地位性商品。北京、上海、曼哈頓的稀缺資產會繼續暴漲，因為“今天的極端價格到了明天會顯得像是撿便宜。”而人口流失地區的房價將下跌。隱私將徹底終結。不是因為政府監控，而是AI代理生態系統的必然副產物。你的老闆會知道你每天的工作細節，“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會聳聳肩繼續前行。”文章中最尖銳的洞察是：人類將分裂為兩個物種——數保留決策權的精英，和多數生活在AI最佳化選擇架構中的委託者。“人類裁量權將成為奢侈品。”當選擇被外包、失敗被緩衝，人們會在政治上、美學上、宗教上尋找重新感到負責任的方式。在結尾，作者點出那些AI無法觸及的永恆：“AI可以為你讀寫任何東西，但它不能為你知道或感受。它不能代替你在新的知識脈絡中感到愉悅。它不能代表你對創造的奇蹟感到好奇。”這就是馬斯克的答案，也是這篇文章的核心洞察：在一個AI做決定、演算法定製真相、人類集體滑向被動消費的世界裡，最偉大的長線交易，是選擇那些讓生命值得活、卻無法外包的事情。養育孩子，是對整個系統最激進的拒絕，也是最稀缺的競爭優勢。因為在所有人都委託決策的世界裡，那些還在親自選擇、親自承擔的人，以及他們的後代，將繼承未來。正如文中所言，“如今，年輕人是稀缺資源，統治者已垂垂老矣。”How AI Will Reshape Society Eight predictions人工智慧將如何重塑社會：八大預言作者：Misha Saul日期：2026年1月22日“在我的生命中，以及我們所有人的生命中，世界發生過的最偉大的事情莫過於此：承蒙上帝恩典，美國贏得了冷戰。這個曾經分裂為兩大武裝陣營的世界，現在承認了一個唯一的、卓越的強權——美利堅合眾國。”—— 總統喬治·H·W·布希，1992年國情咨文老布希發表冷戰結束演說的十年後，他的兒子小布希將美國帶入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當這些衝突在二十年後塵埃落定時，步履蹣跚的拜登總統主持了一場混亂的撤軍，將勝利拱手讓給塔利班。美國因此精疲力竭，信心動搖。與此同時，一場持續十年的wh革命在美國爆發並席捲全球。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暴露了體制的脆弱，顛覆了社會規範。唐納德·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他從命運的邊緣折返，在暗殺者的子彈下死裡逃生，最終違背了美國建制派的共同意志，贏得了政權。與此同時，中國悄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從落後的低價值經濟體邁向技術前沿，成為了美國霸權的真正對手。21世紀的前四分之一已經動盪不安。而現在，一項新技術橫空出世——它給每個人的口袋裡都塞進了一個“神燈精靈”。幾年前，這個精靈還只能回答問題、下圍棋或畫一張差強人意的圖畫。今天，它在你所知的幾乎任何領域都是最聰明的人：它能為你的工作提供即時反饋，給出私人建議，編寫應用軟體，管理銷售與客戶，甚至建構複雜的Excel模型。明天，它的作為將遠不止於此。人工智慧（AI）觸發了可能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資本支出潮。2025年，超級大廠（Hyper-scalers）投入了數千億美元，並承諾未來將追加數兆。由於政府難以跟上發展的節奏，這些企業甚至開始建設專有的能源系統。AI已將科技巨頭的估值推向數兆美元。這是一個嶄新的黎明。借用老布希的話說，這或許是“在我的生命中，以及我們所有人的生命中，發生過的最偉大的事情”。那麼，AI將如何重塑社會？為什麼AI會重塑社會？因為重大技術飛躍總會改變人類組織、生活和工作的方式。馬鐙助力了殘酷的帝國擴張與征服；大炮、造船術和深海航行將世界推向了全球帝國時代；印刷術觸發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現代通訊與交通削弱了地域紐帶，將家族忠誠上升到了民族國家層面。鐵路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流動性，卻也因戰時的僵化體制導致了一代人在一戰中喪生。而原子彈則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大國之間近80年的和平。那麼，AI會帶來什麼？預言或許是神棍的行徑，但我們不妨大膽推測：1. 前所未有的發展尺度（Unprecedented Scale）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擁有數兆美元市值公司的世界。我們正邁向“兆富豪”時代。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可能是歷史上槓桿率最高的人，他執掌著一個橫跨太空、出行、通訊、媒體、生物科技和AI的產業巨獸（Hydra）。然而，馬斯克本人仍屬於“前AI時代”。未來，個人憑藉口袋裡的“精靈”所能創造的成就，將把精英推向此前無法想像的高度。我們可以稱之為精英超能動性（Elite Hyper-agency）：在全球範圍內，意志與行動之間的距離正在消失。在18和19世紀，歐洲帝國達到鼎盛。軍隊、私掠者和東印度公司以區區數千人統治著數百萬民眾。20世紀，龐大的貿易商行、石油巨頭和工業集團跨越全球。但20世紀的核心敘事是國家力量：世界大戰的爆發、冷戰中核武大國的崛起，以及最終如巨人般橫跨世界的美國。21世紀見證了科技巨頭的崛起。很快，這些巨頭及其他新勢力將在少數人的統領下，使目前的規模顯得微不足道。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曾提出，企業的存在是因為市場是有成本的：當簽約、協調和監督的摩擦力超過了層級管理的成本時，活動就會向企業內部轉移。兩百年來，這一邏輯主宰著規模。而AI瓦解了交易成本，模糊甚至抹去了市場與組織之間的界限。其結果是權力的兩極分化。部分實體將通過系統而非經理人進行協作，其規模將遠超歷史極限；而另一部分將碎片化為個人或小團體，他們不具備臃腫的體制，卻能行使體制級的能量。中間層級將會枯萎。十兆級的公司和兆級的個人會消滅民族國家嗎？大概不會。國家也將變得更加強大，掌握更先進的監控、自動化和機器人工具。我們已經看到，矽谷和西雅圖在政治風向轉變時調整得多麼迅速。隨著政府套牢這些行業，國家的權力也將與日俱增。2. 巴別塔：文化同質化與深度私人化21世紀將各種文化匯聚成一場“全球大同質化”。不僅空間被拉平，時間也變得扁平。20世紀的每個十年都有獨特的氛圍，而今天則不然。一切都融合成了一股文化的泥漿。原因何在？智慧型手機幾乎普及到了每個人。透過螢幕，我們時刻注視著彼此，被捲入一個共同的全球線上領域。這個領域在性格上主要是美國式的。除了中國、俄羅斯和韓國等維持獨立數字生態的國家外，這代表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洪流。我們居住在同樣的平台：Instagram、TikTok、Facebook、Google。這一處理程序只會加速。創作者可以使用任何語言工作，並接觸到前所未有的受眾，因為AI能將內容無縫翻譯成讀者的母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重建了巴別塔：一個單一的全球社區在狂傲中盤旋而上。然而，這種表面的重建掩蓋了更深的裂痕。我們或許共用一種語言，卻不再共享一個現實。AI能彌合語言隔閡，卻也能使真相“私人化”——將每個人安置在塔內獨立的隔間裡，被各自的演算法濾鏡重重包裹。在這種碎片化的圖景中，“共享”的資訊流消解為數千種定製的幻象。制度權威被侵蝕，取而代之的是狹窄的個人信任圈：我們不再相信報導的內容，只相信那幾個仍被我們視作真人的聲音所背書的資訊。3. 身份性商品的持續升值（The rise and rise of positional goods）在“精英超能動性”出現的同時，我們將看到大眾的被動化。我們會變得更富有，擁有更多閒暇。但這些閒暇流向了何處？我們可能並不會覺得生活變得更好。在西方部分地區，每周工作日實際上已減至四天。周五名義上是“居家辦公”。對股票和體育的博彩將持續增加，AI色情和視訊遊戲將消耗更多時間。人類將變得更加“中性化”：生育率停滯，犯罪率下降，許多人的生活進一步滑向被動消費。除了過剩的“閒暇”，增長的財富還會流向那裡？正如上世紀的生產力紅利一樣，它們將流向身份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雪梨東郊或曼哈頓的豪宅，其定價依據並非建築成本，而是資產的稀缺性。海港別墅和中央公園景觀房的數量是有限的。這些市場受“零和博弈”的身份競爭支配。因此，預計用於彰顯地位的商品將持續通膨：尤其是奢侈品，而其中之最便是頂級地產。今天的高價在明天看來將是撿漏。相比之下，在那些缺乏吸引力的地區，隨著人口萎縮，房價將會暴跌。4. 廣泛的低烈度衝突隨著“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終結，局部衝突將變得更加普遍。儘管許多分析家比我更懂中國，但我懷疑美中之間會爆發戰爭。鑑於小島低迷的國防開支和日益分裂的內部政治，甚至連小島人自己是否想打仗都不明朗。中國依賴美國消費市場來維持工廠運轉和就業；而美國則在關鍵行業的零部件投入上依賴中國。雖然1914年前人們也認為經濟一體化會讓戰爭變得不可能，但今天畢竟不是1914年，也不是1939年。那時，社會擁有大量年輕人可以送往戰場。如今，年輕人是稀缺資源，而統治者已垂垂老矣。全球各地的政權都希望年輕人照顧日益龐大的老年群體，而不是死在異國他鄉。中國無法承受失去“獨生子女”一代的代價，美國也深切不願再派子弟兵去海外冒險。衝突可能保持在區域性水平，各國政府將日益關注國內事務。虛擬現實將更具主導性，使得敘事控制變得至關重要。網路行動和低成本無人機攻擊的代價將大幅下降，我們可以預見此類事件會頻繁發生。5. 隱私的終結AI助手為你接電話、辦業務、精準定製消費方案，其代價是：AI將掌握你所有可被外部獲知的資訊。延伸下去，政府、安全機構乃至不法分子都會覬覦這些資料。這未必全然是反烏托邦的，其未來取決於各社會的文化規範。有些社會將表現出極強的侵入性，如中國所謂的“人在做，天在看”（天眼）；而其他社會則會尋找新的資料隱私平衡點。在實踐中，許多知識工作者會發現，他們的經理能精確看到他們發了多少郵件、打了多少電話。這並非出於惡意，而是AI生態系統運作的副產品。而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會聳聳肩，繼續生活。6. 道德能動性的瓦解與重構AI加劇了關於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的質疑。20世紀90年代，人們抨擊大企業通過廣告控制思想；2010年代，人們對社交媒體演算法產生道德恐慌。AI將強化這種擔憂，因為它以極細的顆粒度對我們進行引導，並代表我們在現實世界中行事。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能動性與責任是緊密耦合的：你選擇，你行動，你承擔後果。現代官僚體系拉長了這一鏈條；而AI則威脅要徹底切斷它。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委託能動性（Delegated agency）”的時代，人類監督著那些並非由他們真正選擇、且往往無法解釋的結果。其結果將是普遍的“道德去技能化（Moral de-skilling）”。當系統隨時準備代你決策並提供辯解時，判斷力、克制力和責任感將會萎縮。出問題時，我們會歸咎於“模型”。一種新的、更深的階級鴻溝將出現——不是富人與窮人之分，而是決策者（Deciders）與委託者（Delegators）之別。精英將保留人類的判斷力；而大眾將生活在為公平、合規和風險最小化而最佳化的自動化選擇架構中。人類的自由裁量權將成為一種奢侈品。隨著制度責任的瓦解，權威將以個人化的形式重現。人們會信任那些願意為決策負責的創始人、領袖和強力執行長。我們的精神憂鬱將加深。舒適度提升，摩擦力減少，但意義感卻在變薄。7. 先知的崛起儘管曾有小布希時代的福音派風潮和激進宗教的威脅，但過去幾十年西方的宗教情感總體在下降。隨著生育率下降，擁有強大家庭文化的群體（如阿米什人、哈瑞迪猶太人）在人口中的佔比將增加。這些對技術持懷疑態度的群體將構成AI社會對立面的制衡力量。在數字沉浸、被動的大眾時代，新的宗教和邪教將會湧現。邊疆往往產生新信仰。當年的美洲邊疆催生了摩門教；新的虛擬邊疆同樣會催生先知和騙子，為蔓延的精神憂鬱提供療愈。對某些人來說，AI本身就將成為先知。8. 有些事物永恆不變有些事物是永恆的。你需要培育豐富的內心世界。 AI可以代你閱讀和寫作任何東西，但那只是最淺層意義上的代勞——它無法替你感受。它無法替你為新知的獲取而欣喜，也無法替你對造物之奇蹟感到好奇。你需要與另一個鮮活的人建立親密關係。 面對面的調情、笨拙的觸碰、愛。虛擬現實無法替代生活中的變遷。你需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感受海浪拍打臉龐的清爽，感受劇烈運動後的汗水。感受一個“活性自我”中的生命感。你需要撫育後代。 尤其是在一個對孩子日益冷漠的世界。AI無法替你感受教導子女的成就感，無法替你與女兒共舞，也無法替你看著兒子射門得分。這是21世紀最偉大的“長線投資”。你的孩子將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完整地繼承這個地球。 (不懂經)

建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為什麼重要？目前中國人口發展已進入減量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1.0左右，遠低於2.1的世代更換水平，同時老化加速，2035年左右將進入重度老化社會。這些人口趨勢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複雜而深刻的影響。雖然對具體影響仍有爭議，但以下幾個普遍擔憂已形成共識：第一，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人口發展動能面臨轉換；第二，少子化導致人口負增長，市場規模縮小，削弱消費潛力，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第三，老齡化導致社會撫養負擔增加，養老金缺口擴大，醫療支出攀升，對財政安全形成壓力。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以人口高品質發展為支撐，長期的低生育率在人口規模上導致人口負增長，在人口結構上導致少子化、老齡化，所以如何應對低生育率問題成為破局的關鍵。因此，建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是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最佳化人口結構、釋放人口紅利、實現人口高品質發展的必然選擇。有些人會問，從全世界來看生育率都在持續下降，生育支援政策是否有用？確實，人口變數屬於慢變數，人口轉型趨勢一旦形成，在短期內具有慣性，很難逆轉。那生育支援政策的意義是什麼呢？因為人口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互適應性，但這種適應需要一定的時間。政策干預可以使生育率下降的趨勢變得和緩，為人口與其他社會經濟變數的相互適應創造寶貴的時間，這也很重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各種調查都顯示中國育齡群體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之間存在較大的缺口，許多生育意願是受到種種現實客觀條件的制約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還存在政策作用的空間，此時若錯過政策完善的窗口期，會使中國的人口發展在未來面臨更長期的結構性矛盾。目前的生育支援政策，有什麼問題？近年來，中國對生育支援政策進行了豐富的探索，初步建立起涵蓋「婚、生、養、教、居、行」等多環節，囊括經濟支援、時間支援、服務支援和文化建設等四個方面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經濟支援是指透過現金補貼、減免稅收、住房優惠等經濟手段減輕育兒成本，緩解家庭的育兒壓力。時間支援是指透過帶薪產假、陪產假、育嬰假等親職假來確保兒童在家庭內獲得充足照顧，並緩解父母育嬰與工作之間的時間衝突。服務支援是指提供生命全周期的生育支援服務，包括婚戀服務、托育服務、就業支援服務等。文化建構主要指建構生育友善社會、關懷母嬰、營造性別平等、尊重生育、重視家庭的新型生育文化。目前世界上生育（家庭）支援政策體系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基本上都有幾十年的建設周期。而中國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才剛起步，從追趕速度來看，建設步伐已經非常快了。但是，還是存在著兩個面向的問題。一是制度建設方面的缺位。缺乏跨部門的協調機制，各部門還是在原有各自的政策框架下推出一些生育支援政策，改革力度不大，人們獲得感不強。缺乏評估和問責制度，各地生育支援政策做多做少都可以，沒有評價體系，對於做得不好的地區也沒有問責機制。缺乏成本分擔制度，導致許多制度無法有效執行，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預期。二是政策的協同性不足。政策之間呈現片段化狀態，教育、就業等政策與生育支援銜接不順。例如「學區房」的政策加劇教育焦慮和生育焦慮，又如產假延長的政策使女性在就業市場上面臨的歧視更加突出。責任分擔失衡，生育教養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擔，生育假期成本分擔中企業負擔過重，政府投入比例偏低，社會力量參與較少。區域差異顯著，生育支援政策的強度往往取決於地方領導的重視程度和財政條件。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還可以做什麼？首先需要推動全社會在核心理念上實現三大轉變。一是從「功利性」轉變為「福祉性」。生育支援政策的評估應更著重於提高民生福祉、增進家庭幸福感等方面的作用，而非僅僅關注生育水準的變化，明確最終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二是從「家庭負擔」轉變為「投資未來」。應摒棄將育兒簡單視為高成本行為的短視思維，在全社會倡導「投資孩子就是投資於家庭、國家和中華民族未來」的共識。第三是從「家庭私域責任」轉變為「社會多元共擔機制」的。必須打破「生孩子是個人和家庭私事」的傳統觀念，明確在現代社會，人口再生產具有強烈的正外部性，支援生育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家庭共同的責任，需要建構「政府主導投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家庭積極撫育、社會廣泛參與」的支援網路。其次是核心制度的建構。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的建構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國家工程，必須從頂層設計入手，建立權責清晰、協調有力、保障到位的制度架構。亟需在國家層級確立人口發展的策略性地位，並加速生育支援的法制化處理程序，建立更強大的跨部門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推動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的標準化與規範化，建立績效評估與動態評估機制。在宏觀制度之外，具體政策的改善空間同樣關鍵。下一個五年，應該聚集資源，優先解決「養不起」和「沒人帶」兩個重點問題。經濟成本是抑制家庭生育意願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所以，需要建構多層次、永續的經濟支援政策體系，透過政府、企業、社會多元共擔，顯著降低家庭在生育、養育、教育等環節的全周期經濟壓力，提升家庭的生育信心與支付能力。例如，育兒補貼制度能否實現動態調整、延長補貼時間和提高補貼標準，育兒方面的個人所得稅減免力度能否擴大或直接以家庭為單位來徵收所得稅，生育保險能否進一步擴大覆蓋範圍，建立多元籌資模式以減輕企業負擔等等。優質、可近、可負擔的公共服務，是解除家庭後顧之憂、提升生育意願的「穩定器」。建構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普惠性服務體系，是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建構的重中之重。例如，在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置方面，重點能否從數量供給轉型為需求精準匹配，提供真正能回應家長「便捷、便宜、安全、科學」需求的有效供給，從而提高托位使用率和入托率，能否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使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獲得長周期的持續支援等等。再次是建立合理的成本責任分擔機制。在政府層面，需要加大對生育支援的財政投入，多通路籌資成立生育支援專項基金。在企業層面，要積極培育並推廣家庭友善企業典範。企業文化是影響員工工作-家庭平衡最直接的微觀環境。應倡導企業將支援員工家庭作為履行社會責任、提升員工歸屬感與組織效能的重要部分。建立並大力推廣「育兒友善企業認證」制度，設立量化、透明的標準，涵蓋假期落實、彈性工作制、托育支援、反歧視措施等維度。對於獲得認證的企業，不僅給予稅收、信貸等政策優惠，更應透過官方管道廣泛宣傳表彰，將其打造為具有市場美譽度和人才吸引力的“金字招牌”，形成良性示範效應和商業文化。在家庭層面，加強性別平等建設，透過育嬰假等政策鼓勵男性參與教養。最後是跨領域政策協同。建構跨領域政策協同的堅實框架，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體系，為生育家庭創造友善環境。例如，在教育領域，在各學齡人口規模逐漸達峰的背景下，大力推動教育資源均衡配置與品質提升。增加對教育資源薄弱地區的投入，改善教學設施、提升師資水平，讓不同地區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優質教育；另一方面，深化教育改革，最佳化選拔機制，增加直升比例，緩解因過度追求升學率而產生的激烈競爭，切實減輕家庭的育兒焦慮，讓家長不再為孩子的教育問題過度擔憂。又如，在就業領域，積極推廣彈性工作制、遠距辦公等彈性工作模式，同時創設生育友善職位，為生育後的職場人提供便利。建立嚴格的性別歧視監督與懲罰機制，保障女性在就業、陞遷等方面的平等權利，消除生育對女性職涯發展的負面影響。重塑健康的職場文化。在現今的職場文化中，過度加班、高強度工作已成為常態。這種「工作至上」的文化導向，往往將工作與家庭嚴格對立起來。盛行的職場文化認為，工作是公事、是「大家」的事，而家庭則是私事、是「小家」的事。在這種觀念下，家庭的價值被嚴重漠視和低估，員工不得不犧牲家庭時間來滿足工作需求。因此，政府和企業應共同加強宣傳倡議工作，提高全社會對生育和家庭價值的認可。一方面，要求企業應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導向，將家庭友善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部分，並鼓勵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關係，營造尊重生育、支援家庭的文化氛圍。另一方面，透過公益廣告、專案宣傳活動等形式，普及生育友善社會的概念，強調家庭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公眾對生育和家庭價值的全面認識，為建構生育友善的企業文化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騰訊財經）

工業革命以來伴隨著工業化的開啟，歐洲最先開始人口爆炸，之後是北美和東歐，再之後是東亞和東南亞，現在南亞、中東、非洲也開啟了人口大爆炸。目前非洲人口數量已經突破了14億，要知道25年前非洲還只有7.94億人，50年前更是只有3.82億。目前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國家都集中在非洲大陸上，非洲不少國家的生育率在5以上，和咱們國家60，70年代一樣能生。即使是大家以為能生的地區，在網際網路的攻勢下也逐漸不再那麼能生。比如印度的生育率掉到2以下，中東不少國家生育率只有3出頭，和咱們80年代差不多。唯獨非洲人還在猛猛生。有研究機構認為，到2050年非洲人口將達到25億，到2100年增長到40億，到21世紀末非洲而不是亞洲，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到那時全球一半的人將生活在非洲。目前的非洲人口密度圖，除撒哈拉沙漠外非洲有巨大的人口增長空間。未來學家預測了21世紀末的世界，那時候全球的經濟重心將集聚在非洲，非洲的奈及利亞、剛果金、蘇丹等國將增長成5億以上人口大國，和那時中國人口差不多多。奈及利亞的人口數量可能破7億，成為那時僅次於印度（2100年，印度有15億人）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人口代表著經濟的活躍度和潛力，世界終究要人來創造。21世紀後期的世界可能是一個老氣沉沉的世界，只有非洲仍有大量的年輕人，顯得更有活力。因而學者估計那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將出現在非洲。2100年世界前五大人口國依次是印度（15億），奈及利亞（7億），剛果金（6億），巴基斯坦（5.5億），美國（5億）。目前非洲已經出現了一批千萬級巨型都市，比如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是西非經濟中心，目前人口已達2100萬。比如埃及首都開羅，目前人口有2100萬，是北非經濟中心。比如剛果金首都金沙薩，目前人口有1700萬，是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當未來非洲人口膨脹2倍，3倍之時，這些城市作為經濟中心同理也要膨脹2倍，3倍，甚至因為城市化增長更多。預計2100年世界第一大城市是剛果金首都金沙薩，到那時有8838萬人，相當於今天德國的體量。世界第二大城市是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那時有8350萬人。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分散在全球各地，尤其亞洲常出現巨城，比如有4200萬人的雅加達，有3300萬人的東京，有3000萬人的上海。8000萬人口數量級的城市，其規模難以想像，未來的拉各斯幾乎相當於現在的4個上海，人類的未來在非洲。到2100年世界最大的城市幾乎都在非洲，開羅、喀士穆、內羅畢、尼亞美、亞的斯亞貝巴都可以成長成5000萬人口級巨型都市，之後兩三千萬級，千萬級人口城市在非洲星羅棋布。而到那時東亞和歐美就衰落了下去，現今的巨型都市東京，上海，北京，紐約，洛杉磯，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可能已經達到人口頂峰，未來也很難再有增長。 (未音g)

帶娃還是上班？這對於不少職場女性來說常常是個兩難的選擇好消息來了！近日上海“生育友好崗”4種模式公佈在家辦公、彈性上下班每年多3天帶薪假期！▽12月12日，“生育友好崗”就業模式推進會暨“生有所依·育見未來”項目交流活動舉行。現場發佈4種類型的“生育友好崗”就業模式，為推廣“生育友好崗”提供了上海樣本👇不設打卡考勤，時間更靈活。關於工作時間彈性安排，這類崗位可以彈性上下班、靈活時段安排、臨時狀況報備機制”等，解決育兒家庭錯峰照護的“時間剛需”。該崗位已經有了實踐，上海黃豆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帆書）的“生育友好崗”主要分佈在新媒體營運、主播等崗位，這些崗位不設定打卡考勤制度，允許員工在保障任務完成與必要的團隊協作的情況下，根據家庭需求自主調整工作時間。在家也能辦公，寶媽優先獲得分任務。工作方式靈活多元是指混合辦公制、遠端辦公制等方式，實現育兒工作兩不誤。目前，德勤中國將混合辦公作為一項普惠性制度，允許員工按相關制度在每周或每月自主申請、選擇辦公地點，針對新晉寶媽還會優先分配可遠端交付的任務，提供她們更多在家辦公的機會。每年多送3天帶薪育兒專假。很多家長都遇到過學校開家長會、搞活動，不得不請事假扣錢的情況。在中國幹細胞集團，設立“育兒專屬假”，所有家中有就學子女的員工，不限性別，每年均可獲得總計3天的帶薪假期，以半天為單位，憑學校通知等證明材料即可申請。這是工作環境友好包容崗，鼓勵通過自行設立福利假期、建設“愛心媽咪小屋”、組織開展子女託管等方式，切實減輕員工的育兒壓力。結果導向考核，管理賦能。還有一種“管理賦能”模式。用人單位“生育友好”做法的落地，得益於考核模式、數位化支撐、組織協同與人才發展體系完善等一系列科學的管理機製作為配套支撐。比如滬港國際，推行的是“結果導向”考核。-將評估重點放在工作成果與任務質量上，而非固守僵化的考勤制度；-工作安排以項目為管理單元，團隊協作有相應替補機制，有效保障了工作任-務的連續性與協同效率；-還建立雙重晉陞通道，包括後備幹部路徑和項目總監路徑，建構起公平多元的發展通道。上海推出“產假社保補貼”政策 企業可申領社保補貼多區已推出“生育友好崗”服務陣地長寧區已經推出了“一十百千”計畫，即建立1項生育友好就業工作機制，建設10個生育友好服務陣地，鼓勵100家企業開發1000個生育友好崗位。在黃浦區南京東路街道，全市首個“生育友好崗”服務專窗於“15分鐘就業服務圈·南東小站”設立，“環人民廣場生育友好企業（樓宇）夥伴計畫”發佈。普陀區婦聯則聚焦崗位供給端，多管道挖掘生育友好崗位，建構“生育友好企業矩陣”。不少網友支援這一政策有網友著急：老闆能看到嗎？也有網友擔憂希望不要性別歧視以及企業可能做不到還有網友建議設立托兒所帶娃上班對於“生育友好崗”你怎麼看？ (新民晚報)

2025年即將收官，中國出生人口雖然還沒有官方資料，但是聯合國人口司已經有了預測。估計是871萬多，這意味著，中國新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跌破7%了！而按照2024年中國出生人口資料和人口司估計的全球出生人口數量，這個比例還接近7.4%。在過去的70多年中，新生人口比例從近四分之一跌到了不足十分之一▼不論這個數字估計得準不準，中國出生人口在全球所佔的比例在迅速下降，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1971年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媒體在解讀這個歷史事件的時候總會提到：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自此可以在聯合國充分行使權利。這句話，成為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建國初期，中國人口約佔全球的25%。而今天，全球人口超過82億，中國人口大約14億，約佔全球人口的17%。中國人口數量統計▼從比例看已經下滑了不少，如今新生兒數量佔比更可能跌破7%。25% - 17% - 7%，如此劇烈的變化，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出生人口，一路下滑據估計，中國人口總數已經在2023年被印度超越，排名世界第二。中國人口數量依然龐大，但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中國和印度人口數量對比▼從歷年出生人口來看，中國出生人口占全球新生兒人口比例最高點是1964年，達到27.3%。隨後逐步下降，1976年跌破了20%，2020年跌破了10%，如今更是可能跌破7%。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僅為1062萬人，而2022年則僅有956萬，宣告跌破千萬，比建國之初只有5億總人口的時候還要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為954萬人，比2023年增加52萬人。這是由於生育意願積累造成的小幅回升，但並不能改變中國新生兒出生率總體下降的大趨勢。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中國新生人口也是越來越少了▼衡量一個地區的生育水平一般用兩個資料，一個是出生率，另一個是生育率。簡單來說，出生率是隨機找1000個人，看其中有多少個當年出生的新生兒；而看一個處在生育年齡的女人有幾個孩子，這叫生育率。出生率和生育率區別▼考慮到嬰幼兒的夭折率和男女新生兒性別比不對稱的情況，一般認為生育率維持在2.1和2.2之間，能維持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也就是說，每一對夫婦要生育2~3個孩子。目前來看，中國遠低於這個數字。中國在2021年生育率已經下降到了1.15左右，2022年至今的生育率已經低於1.1，同時低於日本的1.3。其實中國生育率下跌並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動下，全年新出生人口達到了1883萬人，當年中國的生育率也達到了1.7。1974年開始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991年開始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替代的標準▼幾年前聯合國預測，中國總和生育率如果維持在1.70到1.77之間，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下降到10.65億。如果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3左右，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下降為6.84億。可見，即使是聯合國最低方案假設的生育率也有1.3。但實際上，按照最新公佈的數字，中國生育率已經明顯低於聯合國低方案的生育率。2016年到2023年，短短7年間，新出生人口已經從將近2000萬降到了902萬，縮水一半還多。聯合國曾經的預測，成為了笑話。早些年總有一些人認為，中國人是愛生的，只要政策放開了，20億30億都不在話下，什麼證據、計算、分析一堆一堆的。但實際上，從現在的趨勢來看，中國的人口可能永遠都無法到達15億。全面二孩政策是一顆“大還丹”，一瞬間讓生育數字迴光返照，但不治病根。中國人也是人，也會和很多現代化程度高的國家一樣陷入低生育當中。那麼中國真正的人口變化趨勢是什麼樣的，未來10年乃至20年中國將會有多少人口，人口結構如何呢？二、馬爾薩斯vs馬寅初《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的人口預測值得參考，根據這份報告的預測，若保持現在的生育率不變，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降為13.74億，到2050年中國人口將降為12.30億。而中國的出生人口數量，在2030年將為834萬，和現在的數字差不太多，但隨著出生率的持續低迷以及育齡婦女數量的減少，這個數字將會進一步降低，到2050年中國的出生人口估計將跌到698萬。至於2050年以後，已經是又一代人的事情了，那時中國的情況相比現在一定會有變化，至於是怎麼樣的變化，就很難去預判了。值得一提的是，該報告認為，中國的出生人口將與美國的出生人口在2055年交匯，此後美國的出生人口將一直高於中國。由於每年吸收了一定數量移民，美國的出生人口數量一直挺穩的而印度則是逐年下滑▼在育兒成本方面，《深圳市0-3歲嬰幼兒家庭養育成本調研報告》顯示，2021年深圳市0~3歲嬰幼兒總養育成本平均約74612元/年。《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中也提到，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3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30萬元。十足的“吞金獸”！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的確是生不起。養個孩子要花這麼多錢，必然會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且也不一定能給孩子帶來更好的生活。兩者權衡之下，將且能過好自己的這一生已經很不容易了，就別再要啥自行車了。再有，中國有14億人，找工作的時候求職者經常會聽到：“你不干有的是人幹”，之前也有很多人用“你不生有的是人生”來教導年輕人。確實，即使是在計畫生育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部分地區仍然保持著較高的生育率。比如廣東的潮汕地區，一直認為“五男二女”是生孩子最佳數量。而在甘肅臨夏，由於當地的傳統習俗，很多女性18歲（甚至更低）就結婚，婚後生育子女的數量，三個算少、五個不多，所以臨夏的生育率一直是遙遙領先於全國其他地區。（圖：甘肅人大網）▼除了這兩個地方，中國保持相對較高生育率的地區還有西藏、寧夏的西海固地區、廣東湛江以及雲南昭通。值得一提的是，廣東省深圳市的出生率也不低，在全國一二線城市當中排名前列。深圳、東莞是全國最年輕的城市，老齡化率不到4%，整個城市裡幾乎都是年輕人，都是處在生育年齡的青年男女，一下子就把新生兒比例拉上去了。不過，即使是這些地區，也沒有一個能達到世界平均19‰的生育率水平。如果把中國各地級行政區和世界各國去對比，那麼出生率最高的甘肅臨夏州，和土耳其相當；西藏拉薩，接近哥倫比亞，這都屬於世界上中等偏下的水平。卻已經是中國最能生的地區了。而第二梯隊的廣東汕頭、寧夏固原，就已經和澳大利亞、愛爾蘭這些所謂“高齡少子”的發達國家並駕齊驅。橫屏-2023年世界各國總和生育率▼至於在中國出生率墊底的東北城市和京滬核心區，則放眼全世界沒有對手。要知道2021年北京市西城區的出生率是5.41‰，而並列倒數第一的韓國和摩納哥的出生率都有6‰，它就不在這個評價體系裡。三、真正的人口問題，不是數量新生兒數量，只佔全球的7%，對中國來說有什麼影響呢？新生兒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未來，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未來中國的人口規模佔世界的比例一定會更小。但這並不一定會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橫向對比一下，如今新生兒數量龐大的國家。除了中國外還有印度、剛果（金）、奈及利亞、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衣索比亞等國。一個落後甚至戰亂國家的孩子，他要不是出生於大富大貴之家，人生必然會經歷很多坎坷。其實相比於絕對的人口數量來說，人們的生活質量顯然更重要。龐大的人口數量是一把雙刃劍，人口數量多，意味著更多的勞動力、更大的市場和更多的創新潛力。更多的人口也可能有助於維持經濟的增長和國家的競爭力。而對於個人來說，出生率降低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一個家庭孩子越少，必要消費越少。而獨生子女能繼承更多來自上一輩的財富，或提升自己在社會競爭方面的實力，或單純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困擾我們國家多年的高失業率、住房短缺、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其實本質上就是我們國家龐大的人口規模帶來的副作用。如果資源是分子，那人口就是分母，相對人口越多，人均資源就越少。環境的壓力、基礎設施的不足等等問題，就隨之而來了。人口少帶來的好處，就是更少的資源消耗、更低的環境壓力和更高的生活質量。如果搭配上得當的舉措，還能更容易地促進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的升級。雖然人口減少可能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但是以現今全世界的科技水平發展來看，尤其是近幾年機器人和AI的井噴式發展，這個問題在未來或許有更好的解決之道。總之一句話，“不能拿過去的眼光看現在，也不能拿過去的眼光看未來，但更要注意的是不能拿現在的眼光看未來！”綜上所述，人口數量的多少並不代表絕對的好壞，而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綜合考慮。雖然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佔比，有可能跌破7%。但從我們國家自身的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條件來看，人口減少不是絕對的壞事，還帶來了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福利提升的條件。不過，7%這個數字也給我們帶來了警示。人口過快減少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都是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間要面對的大問題。 (虎嗅APP)

大美女、高智商，馬斯克的眼光真不賴。埃隆·馬斯克——科技狂人、世界首富、現實版“鋼鐵人”，這位掌控億萬帝國的男人，在愛情這件事上，似乎從未真正“著陸”。當我們把目光轉向馬斯克的私人生活，會發現他的感情生活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戲劇，每一段戀情都備受矚目，卻又都以不同的方式畫上了句號。而就在最近，馬斯克用一句“my partner”，官宣了他的感情生活狀態。馬斯克罕見官宣39歲女友近日，馬斯克在印度企業家尼基爾·卡馬斯創辦的播客節目《People by WTF》裡侃侃而談，就城市化與未來工作、全民收入與人工智慧經濟、教育與人工智慧顛覆、移民與人才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聊天過程中，馬斯克自然而然跟卡馬斯提起，“你知道我的伴侶希文（my partner Shivon）就是半個印度人。”圖源：《People by WTF》視訊截圖緊接著，馬斯克又進一步透露了一個溫馨的細節：“我們的一個兒子，中間名是塞卡爾（Shekhar），以紀念錢德拉塞卡爾（Chandrasekher）。”圖源：《People by WTF》視訊截圖聽完馬斯克說的，卡馬斯連連點頭說“很有趣”，隨後發問，“希文有在印度生活，待過一段時間嗎？”馬斯克笑著回答說，“不，她在加拿大長大的。”圖源：《People by WTF》視訊截圖在公眾面前，馬斯克向來以大膽、直率、不拘小節的形象示人，而此次在公開場合如此自然地提及“my partner”，這背後顯然不簡單。希文·齊裡斯，1986年出生，比馬斯克小15歲，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名媛”或“網紅”，而是一位實打實的AI專家，曾就讀於耶魯大學，後加入IBM研究院，再後來成為馬斯克旗下Neuralink的項目負責人之一。希文·齊裡斯她的履歷乾淨利落，專業紮實，更重要的是，她與馬斯克共享著對技術未來的狂熱信仰。齊裡斯不僅理解馬斯克口中那些關於火星殖民、腦機介面、AGI（通用人工智慧）的宏大敘事，更親身參與其中。兩人甚至通過試管嬰兒技術育有雙胞胎。齊裡斯、馬斯克和他們的孩子這背後還有一段挺好玩的“幕後故事”，據瞭解，原本齊裡斯對婚姻並不感冒，早些年曾表明自己一生不會結婚。結果馬斯克知道後，就天天在她耳邊念叨多生孩子有多重要，說她就算不結婚，也應該要一個孩子。馬斯克有著自己獨特的生育觀念，他堅信人類應當積極生育，以應對未來可能面臨的人口危機與科技挑戰。在他看來，生育孩子不僅是個人的選擇，更是對人類未來的責任與擔當。後面，馬斯克順勢提出他可以成為精子捐贈者。齊裡斯欣然接受，用她自己的話講：“如果要在匿名精子捐獻者和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崇拜的人之間做出選擇，對我來說，這個決定也太容易做了，我想不出我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麼樣的基因......另外，這麼做似乎會讓他（馬斯克）很高興。”希文·齊裡斯公開資料顯示，在2021年11月，齊裡斯為馬斯克生下一對龍鳳雙胞胎。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兩人的孩子被曝光後，齊裡斯曾告訴一些同事，她和馬斯克沒有戀愛關係，也沒有發生性關係，兩人是通過體外受精懷上的孩子。到了2024年，齊裡斯被爆出又生了一個孩子。對此，馬斯克曾回應表示，"這根本不是什麼秘密，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清楚這件事。"‌今年2月，齊裡斯宣佈自己又為馬斯克生下了一個孩子，“在美麗的阿卡迪亞（Arcadia）的生日之際，與埃隆商量後，我們決定直接分享我們這位出色又不可思議的兒子——塞爾登·萊克古斯（Seldon Lycurgus）的消息。”而馬斯克則在評論區發了一個愛心的表情，簡潔明了地表達了自己作為父親的喜悅之情。到這裡，齊裡斯已經給馬斯克生了四個孩子。同月，馬斯克還帶著齊裡斯和他的三個孩子：4歲的XÆA-Xii，還有一對3歲的龍鳳胎，他們在華盛頓與印度總理莫迪會面。X娃是馬斯克與前女友格萊姆斯的兒子，至於龍鳳胎——艾瑞和斯特萊德，他們則是馬斯克和齊裡斯的孩子。而且，馬斯克母親梅耶·馬斯克對齊裡斯評價甚高，認為她智慧且獨立。去年，梅耶與齊裡斯一同參觀雷切爾·麥克法蘭畫展，她曬出齊裡斯抱著女兒的照片，並配文“希文·齊裡斯、我還有我的孫子們都很喜歡這幅畫。”齊裡斯和馬斯克母親總之，可以說，齊裡斯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與馬斯克有著緊密的關聯。當然，我們也不必過度浪漫化這段關係。馬斯克的情感模式向來複雜，這一次他選擇用“partner”而非“ex”或沉默來描述一段關係，或許意味著他在試圖建立一種更可持續、更平等、更少戲劇性的親密模式。不過，誰也說不準馬斯克到底在想什麼。馬斯克情史豐富，有一個大家族既然說到這了，接下來肯定得聊聊馬斯克的感情史。他的私生活其實早已超越了傳統婚姻與家庭的邊界。馬斯克有過幾段婚姻史。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賈斯汀·威爾遜。他們婚姻生活長達8年，一共生育有6個孩子，其中一對雙胞胎、一組三胞胎，還有個孩子夭折。馬斯克和賈斯汀·威爾遜坊間傳聞，馬斯克將婚姻破裂歸咎於“她不願繼續生育”。值得一提的是，馬斯克和威爾遜的兒子澤維爾（後改名為薇薇安）在成年後公開與父親決裂，控訴他“缺席卻想控制”。馬斯克說，他的大兒子澤維爾已經死了。而薇薇安也曾直言不諱地說道，馬斯克是一個冷漠、易怒、自戀的人，是一個“大騙子”。隨後就是與英國演員妲露拉·萊利的兩度結婚又離婚。第一次離婚是因為馬斯克太“工作狂”了，復婚時馬斯克承諾改變，但人終究難敵本性。2016年，這段婚姻又一次走到了盡頭。馬斯克與萊利並未育有孩子。妲露拉·萊利和馬斯克隨後，馬斯克與加拿大歌手格萊姆斯陷入熱戀，兩人育有3個孩子。馬斯克與格萊姆斯2021年9月，據媒體消息，馬斯克官宣與格萊姆斯分手。公開資料顯示，目前為止，馬斯克和4名女性共同孕育過小孩。2002年以來，馬斯克共生下了14個孩子（已公開的）。馬斯克家族 圖源：微博然而，馬斯克實際擁有的孩子數量可能遠不止於此。今年4月，美國《大西洋月刊》的工作人員伊麗莎白·布魯尼格在一檔部落格節目中指出，馬斯克實際擁有的孩子數量可能已經超過100個，遠遠高於目前公眾所知道的14個。這一說法雖然尚未得到證實，但無疑為馬斯克的感情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這檔節目的主持人表示，“他不認識他的一些孩子。他拒絕在出生證明上籤字。他的一些孩子。他買通了那些女人。他在法庭上攻擊他們。你也知道，他和他的一個孩子薇薇安關係疏遠了。我的意思是，這違背了任何理智的人所認為的家庭價值觀。”這一猜測也並非空穴來風。就在今年，馬斯克與前女友阿什利·聖克萊爾，就他第13個孩子撫養權的訴訟，引發了不少關注。阿什莉·聖克萊爾聖克萊爾於2月21日向紐約曼哈頓高等法院提交兩份請願書，希望通過法律途徑證明埃隆·馬斯克為其兒子的親生父親，並爭取兒子的唯一監護權。4月1日，馬斯克首次回應克萊爾的指控，表示自己不確定孩子是否為親生，但並不反對通過親子鑑定來確定。此外，他還提到，儘管對孩子的親生關係存在疑慮，但已經給了克萊爾250萬美元，並同意每年再支付50萬美元。半年後的8月，聖克萊爾自曝即將破產，要被房東掃地出門。她哭窮表示，馬斯克給錢少了，自己養不起娃也養不起車，所以只能含淚賣掉了自己的特斯拉Model S。她還把過去一年的遭遇形容為“職場道路上的自殺”，表示自己做了些糊塗的決定，簡歷上的空白連自己都圓不了，職業發展已經完全不同以往。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馬斯克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他的家庭生活，更是成為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馬斯克作為一個科技大佬，他的成就和貢獻無疑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家庭生活方面，他卻似乎有些力不從心。他的生育觀念、家庭責任和道德觀念，都讓人感到有些難以接受。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我們無法強求馬斯克必須按照我們的期望去生活。 (大佬說)

導讀1月17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人口資料：2024年末中國人口140828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39萬人，中國總人口已連續3年負增長。全年出生人口為954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93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76‰；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99‰。2024年人口形勢有那些變化？1、老齡化進一步加劇，2024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6%，預計在2032年左右進入佔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2、出生人口反彈，由於堆積生育意願釋放及龍年生育偏好顯現等，出生人口有所反彈，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52萬人，為近8年首次正增長。3、不婚化加劇，由於年輕人口減少、結婚成本過高、婚姻觀念改變等，2024年中國結婚登記610.6萬對，較2023年減少157.6萬對，降幅為20.5%。4、性別比逐漸改善，2024年總人口性別比為104.3，較2023年小幅下降，處於歷史低位水平。5、城鎮化穩步提升，2024年城鎮人口占中國人口的比重為67%，比2023年末提高0.84個百分點。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人口因素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生育政策正在積極改變。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向鼓勵生育轉變。從“放開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減輕家庭負擔”。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中國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目錄1 總人口不足14.1億，已連續三年負增長2 老齡化進一步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3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推動“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4 出生人口8年來首次正增長，但長期下行趨勢難扭轉5 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趨勢，家庭戶均規模約2.8人6 性別比持續改善，男性比女性多2990萬，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仍突出7 城鎮化率穩步提升，人戶分離人口規模擴大，戶籍制度亟待改革8 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9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需重視10 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切實減輕養育孩子負擔正文1 總人口不足14.1億，已連續三年負增長2024年中國總人口不足14.1億，已經連續三年負增長，由於出生人口反彈及死亡人口減少，總人口同比減幅有所縮小。2020年中國總人口為141178萬人、淨增204萬；2021年總人口141260萬人、淨增48萬；2022年總人口141175萬人、同比減少85萬人，人口總量開始見頂回落，進入負增長時期；2023年總人口140967萬人，同比減少208萬人，減量擴大；2024年總人口140828萬人，同比減少139萬人，減幅有所縮小，主因出生人口有所反彈以及死亡人口同比回落，2024年出生人口954萬人、同比增長52萬人，死亡人口1093萬人、同比減少17萬人。聯合國已經意識到對中國人口趨勢的高估，在最新版WPP2024中調低了對中國人口的預測資料。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4》（WPP2024）“中方案”對中國人口預測的生育率參數：2024年為1.01，此後逐漸升至2100年的1.35。相較於前幾版預測，WPP2024“中方案”對生育率的初始假設更接近實際情況，但對長期生育率走勢較樂觀。我們認為由於生育成本過高、中國人平均生育意願較低，如果不加大鼓勵生育力度，未來生育率可能難回升。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對人口預測的“中方案”參數為：從2023年起生育率逐漸遞增，2028年回升到1.1，從2028年起固定為1.1。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高估30%意味著對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數要高估30%，對兩代人後的出生人數高估69%，對三代人後的出生數要高估一倍以上，進而高估總人口。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生育率下降趨勢難以扭轉，2050年中國總人口將下降至11.72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4.79億，佔世界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17%降至4.8%。如果總和生育率一直較低，那麼總人口將陷入持續負增長。人口見頂之後前25-30年內萎縮速度較慢，但隨著1962-1975年高生育率時期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2050年左右開始，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隨著人口總量萎縮，將影響大市場優勢，也將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規模。好在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向鼓勵生育轉變。從“放開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自放開三孩以來，中國生育支援措施主要集中在經濟支援、服務支援、時間支援、文化支援四個方面。1）經濟支援方面，提供個稅抵扣和生育補貼。當前，已有23個省份的近60個城市和地區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考慮地方財力不足及人口流動的稅收跨區貢獻等因素，國家層面或可拿出GDP的2%以上，作為生育補貼發放。2）服務支援方面，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2020-2023年千人托位數從1.8個增長至3.4個，已完成至目標的四分之三，但較法國32.1個、加拿大15.5個仍有較大提升空間。3）時間支援方面，延長各類生育相關假期，需探索成本共擔機制。延長男性陪產或護理假期，鼓勵男性參與家庭育兒。通過“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擔機制”，有助於緩解用人單位成本壓力，減少職場性別歧視。4）文化支援方面，通過各項宣傳活動形成正向婚育價值觀、營造婚育友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比如倡導地方整治高彩禮等問題。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2 老齡化進一步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1年開始進入深度老齡化，2024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6%，預計在2032年左右進入佔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202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4.2%，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2年上升至14.9%，2023年為15.4%、2024年為15.6%。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預計中國在2030年左右進入佔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7.4%，走穩一段後將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後的約48%。從老年人口規模看，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位列全球首位。2024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超過2.2億，約佔全球老年人口的26.4%，大致每4個老年人口中就有1個是中國人。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到2030、204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分別達2.6億、3.5億，約佔全球老人比重分別為25.6%、26.5%。從老齡化速度看，中國老齡化速度快且不斷加快，2001-201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個百分點，2011-2024年年均增加0.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隨著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出生人口逐漸衰老並進入生命終點，未來30多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將快速深化。國際對比看，法國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用了126年、德國用了40年、日本用了24年，中國只用了約21年；德國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用了36年、法國用了28年、日本用了約11年，預計中國用10年左右。分年齡結構看，中國高齡化問題也將日益突出。2023年中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近4000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約2.8%。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預計2030、2050、2070、2100年8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分別為3.7%、11.0%、18.6%、30.4%。分區域看，東北、川渝地區老齡化明顯。分省看，2023年僅西藏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低於7%，人口年齡結構較為年輕；新疆、廣東、青海等11個省級以上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介於7%-14%，初步進入老齡化；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內蒙古5個省級以上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大於14%，但低於中國平均水平；北京、安徽、河北等14個省級以上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高於中國平均水平，其中，遼寧高達21.1%、進入超級老齡化階段，上海、重慶、黑龍江、吉林、四川分別高達19.6%、18.9%、18.8%、18.7%、18.5%。1962-1976年的嬰兒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齡化，退出勞動力市場。我們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紅利，後面就要背負多大的老齡化負擔，我們正從過去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未來養老負擔、社保支出和政府債務壓力增大。隨著老齡化持續加深，為滿足中老年人群體在衣、食、住、行、醫等方面需求，銀髮經濟市場潛力巨大，預計到2050年，老年人口消費總量將佔中國GDP的2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比美歐更嚴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韓國最新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0.72（聯合國的代際平衡黃金總和生育率是2.1），這可能跟美歐移民政策比亞洲更開放有關，但是大規模移民湧入帶來了社會治安變差、種族衝突、社會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問題。3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推動“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勞動規模持續萎縮、佔比大幅下降，2010-2023年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10億降至9.6億，佔比從74.5%降至68.3%，預計到2050年降至約58%。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隨後進入快速下滑階段，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到44.3%。人口數量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戰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社會創新創業活力下降，經濟潛在增速下行。我們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面臨“未富先老”局面。人口數量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依靠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以及與之相關的巨大統一市場，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體。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人口是改革開放40年的建設主力，生產和儲蓄多，消費少，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儲蓄超過投資部分產生貿易順差，同時過剩的流動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升級，經濟潛在增速較高。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年、2013年見頂，而日本、美國、英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分別在1991、2009、2013年見頂，當時的人均收入遠高於中國。如果不作出改變，老齡化人口結構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人口總量的增加、質量和結構的改善推動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經濟騰飛，並在二戰後成為世界霸主。人口老齡化使得中國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隨著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下降，勞動力成本將日益上升，部分製造業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從邊際上看，中國人口紅利即將結束，面臨“未富先老”局面，未來儲蓄率和投資率將逐漸下降，消費率將逐漸上升，經濟潛在增速下滑。從絕對水平看，當前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約40%，未來一段時間仍處於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小於50%）。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在將在2036年超過50%、且逐漸超過100%，人口負擔不斷加重。當然，中國仍然擁有全球少有的龐大勞動年齡人口，面臨人口負擔加重問題，需要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2010-2024年中國16-59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9.67提升至11.2年。當前，中國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約15.5%，相較美國的42%、加拿大的51%還有提升空間。健康水平的提升、文化素質等方面的提高，有助於改善勞動力的供應質量，推動“人才紅利”加速釋放。4 出生人口8年來首次正增長，但長期下行趨勢難扭轉由於堆積生育意願釋放及龍年生育偏好顯現等因素，出生人口有所反彈，2024年出生人口954萬人，同比增加52萬人，為近8年首次正增長。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現三輪嬰兒潮，分別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萬，1962-1975年的年均2628萬，1981-1994年的2246萬，之後逐漸下滑至2003-2012年的約1600萬，其中2012年為1635萬。第四輪嬰兒潮原本應在2010年後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畫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640、1687、1655萬。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但2017年開始，出生人口連續七年下滑，2023降至902萬人，繼續創歷史新低。2024年出生人口954萬人，同比2023年增加52萬人。2024年出生人口有所反彈，與我們之前的預期變動方向相同，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間積壓的生育計畫逐漸釋放；2）2023年結婚對數有所增長，根據民政部資料，2023年結婚登記768.2萬對，同比增加84.7萬對；3）龍有吉祥寓意，龍年存在生育小高峰。但是，隨著積壓生育需求釋放節奏邊際放緩，以及結婚登記對數下行等因素影響，預計2025年出生人口有所回落。長期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生育率低、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等，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中國出生人口的下降趨勢較難扭轉。一是由於嬰兒潮人口逐漸退出育齡階段，育齡婦女進入快速減少期；二是年輕人婚育意願低迷削弱生育基礎；三是生育成本仍較高，擠壓家庭生育意願。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中國出生人口將在幾年內跌破700萬，預計到2050年跌破500萬、2100年僅不到100萬。中國現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不到，按此趨勢，到本世紀中葉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OECD國家會拿出GDP的1%-3%來提供現金、稅收優惠等家庭福利，補貼力度大的國家、生育率一般也更高。根據OECD資料，北歐國家家庭福利支出佔比2%以上，普遍高於南歐和東亞國家，生育率也相對較高，2021年北歐、南歐、東亞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8、1.33、1.17。家庭政策發源於歐洲，一開始是為了支援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困難家庭的政策，後來隨著少子化問題的出現，逐漸成為鼓勵生育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是世界範圍內最低之一，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1.5左右，如果不解決生育成本和生育福利問題，生育率下降趨勢很難扭轉。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中國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未來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5 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趨勢，家庭戶均規模約2.8人根據普查資料，2010-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規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戶規模繼續小型化，主要受中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戶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等因素影響。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中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根據抽樣資料，2021年，中國家庭戶規模約2.77，2022年2.76、2023年2.8。1）人口流動日趨頻繁，職業流動性增加，家庭成員間空間距離變大，年輕人更可能離開父母獨立居住，一人戶、“空巢”家庭和“純老戶”數量、比例均會增加。2）當前戶籍制度改革處理程序明顯滯後於人口流動趨勢。流動人口無法享受與戶籍人口均等的教育、醫療資源與公共服務，降低生育意願。3）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日趨普遍。60年代是傳統的一代，70、80年代是轉型的一代，90、00後不嚮往結婚生育，嚮往獨立、自由、享受，抵制“996”，發達國家也走過類似的道路。年輕人對組建家庭、養兒育女的意願逐漸下降，對婚姻的依賴不如以往強烈，單身經濟盛行。2013-2022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6.9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683.5萬對，降幅49.3%，2023年結婚登記對數768.2萬對，同比增長12.4%，主因補償性結婚需求釋放。由於“無春年”、年輕人口減少、結婚成本過高、婚姻觀念改變等，2024年中國結婚登記610.6萬對，較2023年減少157.6萬對，降幅為20.5%。中國離婚對數於2019年達峰，由於離婚冷靜期制度，2020、2021年離婚對數連續下降、2022年保持平穩、2023年小幅上升。此外，不婚導致大量單身人口的出現，根據《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鑑2023》，2022年中國20歲及以上單身人口約1.5億，如果處於離婚狀態的人也算作單身，這個資料會更多，其中男女比例63:37。從國際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離婚率提高、人口流動等因素，家庭規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國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當前，日本、美國、韓國家庭戶均規模分別約2.27、2.53、2.4人，中國家庭戶均規模從1982年的4.41降至2023年的2.8。此外，中國家庭戶規模仍有小型化趨勢，可能導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積需求。6 性別比持續改善，男性比女性多2990萬，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仍突出性別比逐漸改善，2024年總人口性別比為104.3，較2023年小幅下降，處於歷史低位水平。2024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別為71909、68919萬人，佔比分別為51.1%、48.9%，男性比女性多2990萬，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4.3，低於2023年的104.5，目前處於歷史低位水平，性別比明顯改善。整體看，東北呈現“女多男少”的特點。2023年，遼寧、河北、吉林、黑龍江4個省級以上地區人口性別比在100以下，河南、青海、四川、重慶等15個省級以上地區介於100-105，天津、雲南、湖北等10個省級以上地區介於105-110，海南、廣東在110以上。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識覺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後男女性別比約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約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來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場的主動性受家庭資源、財富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在事業發展期面對巨大的戀愛、結婚、養育等成本時，如果沒有遇到物質與理想同時匹配的擇偶對象，更傾向選擇不婚甚至不戀，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7 城鎮化率穩步提升，人戶分離人口規模擴大，戶籍制度亟待改革從城鄉構成看，2024年城鎮常住人口9435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083萬人；鄉村常住人口46478萬人，減少1222萬人；城鎮人口占中國人口的比重為67%，比2023年末提高0.84個百分點。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發展近似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大致分三個階段：緩慢發展期（30%以前）、快速發展期（30%-70%）、穩定發展期（70%之後），中國目前處於快速發展期的減速發展階段末期。在第二階段快速發展期，大致以50%為臨界點可分為兩個階段，50%之前為加速發展階段、50%為減速發展階段。目前中國城鎮化率稍高於世界平均水平56.2%，但低於高收入經濟體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81.9%、68.2%。根據聯合國預測，204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約76.4%，對應城鎮人口為10.3億，根據我們預測，到204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約78.6%，對應城鎮人口10.5億人，比2020年增加約1.5億人。分區域看，東部發達地區城鎮化率高於中西部地區。2023年上海、北京、天津等9個省級以上地區城鎮化率大於70%，處於城鎮化的穩定發展期；內蒙古、寧夏、黑龍江等14個省級以上地區城鎮化率介於60%-70%，城鎮化處理程序處於減速發展的末期；四川、新疆等7個省級以上地區城鎮化率介於50%-60%，城鎮化處理程序處於減速發展的初期，還有較大提升空間；西藏自治區城鎮化率38.9%，主要與地理環境、資源分佈等因素有關。在城鎮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人口流動規模持續擴大，流動趨勢明顯，2020年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分別比2010年增長88.5%、192.7%、69.7%；2021年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繼續同比增長2.2%、1.7%、2.4%。人戶分離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現象，與戶籍制度、經濟發展聯絡密切。根據抽樣調查資料，2021年人戶分離人口為5.04億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9億人，流動人口為3.85億人。與202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2.2%，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7%，流動人口增長2.4%。以上資料說明中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持續推進，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戶籍制度改革滯後於人口流動趨勢，人地掛鉤機制不完善，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內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均等。應當盡快建立人地掛鉤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按照常住人口配置。8 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人口持續向南方、東部集聚，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分南北看，2000-2010年南方、北方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506.2萬、395.8萬人，2010-2020年南方、北方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655.0萬、114.6萬人2021-2023年南方、北方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33.9萬、-179.7萬人，隨著人口負增長，北方人口流失嚴重。分地區看，2000-2010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人口占比變動分別為+2.38、-1.07、+1.96、-0.22個百分點；2010-2020年分別為+2.01、-0.9、+0.12、-1.23個百分點；2021-2023年分別為+0.11、-0.03、+0.02，-0.09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跨省人口遷移經歷了從“孔雀東南飛”到回流中西部，再到粵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黔川渝鄂，近年浙瓊粵蘇人口持續聚集。分省看，2021-2023年浙、瓊、粵、蘇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43萬、12萬、11萬、11萬人，人口持續聚集。同期，湘、冀、黑、豫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27萬、-28萬、-32萬、-34萬人，四省人口萎縮壓力大。分都市圈看，2021-2023年杭州、上海、合肥都市圈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20萬，濟南、南昌、蘭州等都市圈核心城市人口流入。分城市群看，2021-2023年長三角人口進一步集聚，年均常住人口增量達80萬人，位居第一，高於第2至第7位的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之和。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才更是第一資源。根據我們與智聯招聘聯合推出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4》，近年人才仍不斷向東部城市集聚，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能力逐漸增加。分地區看，2019-2023年東部地區人才淨流入佔比從5.8%增至14.0%，得益於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戰略定位，人才持續向東部集聚；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才持續淨流出。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人才持續集聚，2019-2023年人才淨流入佔比分別從5.0%、2.8%增至7.8%、4.3%；京津冀人才轉為淨流出趨勢，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人才持續淨流出。隨著人口紅利消逝、人才價值日益凸顯，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並培養人才成為各城市提升綜合實力的手段。人口和人才集聚分化促使房地產市場不斷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未來房地產市場將更加分化，但人地分離、供需錯配，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中國城鎮化戰略長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傾向，與人口遷移趨勢背離。分地區看，2010-2020年東部城市建設用地增速低於城鎮人口增速3.3個百分點；而中部、東北、西部分別高20.3、17.4、24.3個百分點。分規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萬人以上城市城區人口增長25.4%，但土地供給僅增長2.6%；2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長22.8%，土地供給增長47.8%。人地分離、供需錯配，導致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而且貨幣超發使得廣義貨幣增速多高於名義GDP增長，尤其刺激供給短缺、優質公共資源富集的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儘管近年中國城市發展戰略逐漸調整為“以中心城市為引領，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都市圈建設為突破口，對中小城市分類施策”，但任重道遠，共識還未形成。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以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為核心加快建構房地產長效機制，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發揮房地產實體經濟功能，回歸居住屬性和製造業屬性。9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需重視2010-2020年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增長73.2%，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2020-2023年中國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從7.2%提升至19.2%，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從受教育程度看，根據抽樣調查資料，2023年，中國具有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9.2%、15.7%、36.3%、28.8%，較2020年分別變動-0.3、-0.6、1.9、-1個百分點。根據普查資料，202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7.2%、16.8%、38.4%、27.6%。201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0.1%、15.9%、43.8%、30.2%。分區域看，2023年北京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50.1%、為最高，上海、天津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介於30%-50%，學歷水平較高；江蘇、陝西、遼寧等9個省級以上地區介於20%-30%；寧夏、吉林、青海等19個省級以上地區小於20%。但近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階層流動放緩，名校錄取中來自農村和寒門的比例下降。中國收入基尼係數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3年0.465。1978-1998年北大清華等名校農村學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清華在內地招生中農村及專項計畫實施區域學生不足兩成，若沒有針對貧困地區的專項計畫，清華農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國香港年輕人被一套房子綁架一生，高房價抑制了社會階層流動和年輕人奮鬥的夢想。住房制度決定房地產市場。全球各經濟體房地產市場表現差異極大，有的陷入高房價困境，帶來各類經濟和社會問題，如中國香港和英國；有的暴漲暴跌，引發金融危機，如美國和日本；有的房價長期穩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國和新加坡。1998年內地住房制度改革學的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學的英國（參考暢銷專著《房地產周期》《全球房地產》）。加大教育投入、調節收入分配、促進教育公平、加快推動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10 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切實減輕養育孩子負擔中國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時期撲面而來，將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人口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並鼓勵生育大勢所趨。我們正處於人口大周期的關鍵時期，應該高度重視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勢新趨勢。好在社會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開始關注生育問題，積極出台完善生育支援體系的政策、積極應對老齡少子化。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全面放開生育，將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什麼時候生育的權利還給家庭，由每個家庭自主決定生育的孩子數量。全面放開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畫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全面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加快建構生育支援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建構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援系統，比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促進合理需求充分釋放。大力發放生育補貼，切實減輕家庭養育孩子負擔。國家層面可以發放生育補貼的方式開啟內需復甦計畫，發放群體可以向有撫養老人、孩子的家庭傾斜，由於這部分家庭存在較大的育兒、養老支出需求，可以補貼的儲蓄漏出率，同時，可以切實降低這部分家庭生育養育成本。長期看，新增人口會增加對汽車、房屋、電器、旅遊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支援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對於生育補貼的具體方案，我們建議按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補貼3000元，三孩家庭補貼6000元。按上述補貼計算，即一孩家庭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2000元。按此計算，大約需要提供1-3兆左右的補貼。短期有助於擴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資本、增強經濟社會活力，一舉多得。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品質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一是加快推動社保中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建構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留用和僱傭年長勞動力，推進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三是加大養老產業金融支援探索，最佳化養老服務供給，打造高品質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網際網路+養老”的智慧養老服務體系，推進適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品質、有尊嚴的退休生活。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中國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有望逐步改善，從而實現人口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澤平宏觀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