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
工資打五折,醫生紛紛降薪
“是的,深有體會。”面對“醫院真在普遍降薪?”的詢問時,外科醫師張輝答道。他在一座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普外科從業,是醫生群體中待遇尚好的一部分。他粗略算過,同等崗位同等水平的醫生薪酬,跟以往相比,至少打了6-7折。“我在外科,同時有高級職稱”,張輝說,長期以來,外科的績效比其他科室相對較好,“以往一個月的績效在1萬多(元),但近期降到7000—8000元之間”,且延遲一個月發放。《手術直播間》劇照這不是張輝一個人的感受。在海南某家中醫院工作了8年的護士劉景紅,也在2025年8月收到了醫院降薪30%的通知。“醫院所有部門都在降,包括我們護士、醫生和後勤等。”劉景紅告訴南風窗,相比他們收入本不太高的護理人員,降薪給醫生帶來的影響更大,“沒激情,沒動力”。張輝和劉景紅都跟南風窗強調,醫生降薪並非個例。2025年6月,市場研究機構華醫網發佈的《醫療人才2024年薪資及就業調研報告》顯示,參與調研的29469名醫務人員中,有57.9%的人表示薪酬下降。相較於2023年調研報告中“37%的醫務人員薪酬下降”增加了20個百分點,薪酬下降呈擴大趨勢。更早前,醫學界和醫米調研發佈的《2024年度中國醫院人力資源現狀調研報告》顯示,2009名參與調研的醫生中,降薪的醫生比例從2023年的50%增加到57%。超六成醫生對目前薪資情況不滿/圖源:醫學界長期以來,由於醫療服務的高價值和培養一名醫生的高成本,醫生的高薪酬是不同國家的普遍做法。此外,醫生職業的特殊性,也要求其薪酬應維持在穩定水平。張輝表示,相比社會其他行業,醫生群體的薪資待遇已屬不錯,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保障醫生合理待遇和做好醫療服務之間做好平衡。降薪早已開始事實上,醫院降薪不是近期才發生的事。早在3年前,張輝就跟家裡人做了“預警”,“要縮減不必要的開支,來應對這種時期的到來”。張輝說,在2023年初,他就已經感受到醫院有降薪的徵兆。隨後不久,醫護人員的績效工資就開始打折,並遲發一個月。他記得,他們的降薪不是分次數降的,而是在這三年內緩慢減少,直到現在,績效工資整體降了30%左右。隨績效工資一起減少的還有各種福利,“像以前過年過節都會發現金,現在基本都沒了”,張輝說,年終獎也早已取消,收入減少明顯。在跟同市的其他醫生交流時,張輝也瞭解到,儘管幅度不一,但其他醫院同樣經歷了降薪。且有些醫院的績效工資,“延遲兩三個月是常規,有的甚至延遲半年發”。而績效工資是醫生的主要收入。張輝告訴南風窗,醫生的薪酬主要分為固定工資和績效工資,其中績效工資可以佔到整個收入的七八成。醫學界和醫米調研發佈的《2024年度中國醫院人力資源現狀調研報告》顯示,醫生薪資有一定浮動性/圖:醫學界相比張輝,李一鳴所在醫院的降薪則開始不久。他在一家三甲醫院的口腔科門診,從業2年。今年5月,科室發了通知,說績效工資下調5%,到6月又變成6%。李一鳴說,此次績效下調涉及全院所有部門所有崗位。自他入院起,他們的績效工資都是延遲2個月發放,前不久,李一鳴陸續領到下調後的績效工資。“我算了下,大概比以前少了1000塊左右”,李一鳴說,儘管他們的績效下調幅度不大,但因為他們的收入以績效工資為主,所以錢數減少仍頗為明顯。“我們每個月的績效工資大概在1.5萬元左右,基本工資只有2000元。”李一鳴告訴南風窗,績效工資佔了他收入85%左右。《關於唐醫生的一切》劇照千里之外,甘肅一地市醫院中醫科室的護士王青從2025年3月開始,領到好幾次打了5折的績效工資。“今年3月以來,我們醫院有些月份處於虧損狀態。”王青說,他們的收入跟著醫院的營收情況而波動。她記得2018年剛入院那年,績效工資不錯,但自2023年以後,績效工資整體上在減少,一些過節福利也在減少或消失。王青說,目前每月的基本工資都能保障,但醫院的營收狀況不是很樂觀。近兩年來,到他們醫院看病的患者在變少,而且不少人的治療也變得保守起來。連鎖反應“降薪的原因,最直接的是醫院整體醫療服務收入減少,加上最近兩年醫保的嚴查和集採藥物的價格下調,產生了一連串的反應。”張輝說,他們這類三級醫院的醫生薪資中基本沒有財政來源,所有的工資績效全靠自己掙回來。這跟醫院的營收狀況緊密相關。李一鳴解釋,他們的績效工資多寡要看醫生的業務量或產值多少。“就是你一個月裡看的病人在醫院花的錢,這個錢扣除成本後再按一個比例給我們發績效獎金。”李一鳴稱,簡而言之,一個醫生看的病人越多或病人在醫院花的錢越多,醫生的績效工資就越高,反之則少。《2024年度中國醫院人力資源現狀調研報告》中提到,醫院績效工資主要與接診量相關/圖源:醫學界張輝回憶,在2017年和2019年之前,醫生績效工資中的一部分是靠開藥、開檢查和使用耗材獲得的。但在2017年和2019年,國家先後取消所有公立醫院的藥品和耗材加成,藥品開始集采,醫護人員經歷了一次降薪潮。那一波降薪幅度雖也不小,但因為其中含有一些不合理乃至不合規的收入,所以醫生群體的接受度尚可。當時的政策也提到,對於公立醫院因取消藥品與耗材加成而減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過增加財政投入、增設醫事服務費、調整醫療服務價格等方式解決。自那以後,公立醫院收入的三架馬車——醫療收入、財政補助和藥品收入,變成了以醫療服務收費和財政補助為主的兩架馬車。而按照張輝的說法,近幾年來,他所在醫院的醫療服務收費並沒有如期上漲。同時,因為檢查檢驗費用下調,而且患者的治療態度漸趨保守,醫院的總收入在減少。《問心》劇照財政補助方面,近幾年投入量有所上漲,但總的佔比不高。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長金維剛曾在一次財經發展論壇上表示,財政資金在公立醫院的投入,平均佔醫院總投入的10%左右,最高約為15%,最低的約為7%。李一鳴獲知的降薪原因是,醫院為了支援新院區的發展而下調了他們的績效。不過,他自己也感受到,由於近兩年來患者的治療方式偏向保守,使得醫院收入進一步減少。“像我們科室,有一項叫根管治療的方案,費用挺高,一顆牙要三四千塊錢。”李一鳴說,近一兩年來他給患者介紹方案和大概費用後,很多人,尤其是不能刷醫保的人,就選擇不做,選擇開點藥回去吃。此外,張輝覺得,近幾年醫保監管的愈發嚴格和規範,也在某種程度上壓縮了醫護人員的薪資空間。李一鳴對此有同感。他解釋稱:醫保嚴查,尤其是實行DRG/DIP付費改革後,一些跟收治疾病不甚相關的收費項目不讓開了,所有治療項目必須要在病例中有體現且合理合規,否則被查出問題,醫保局的罰款,醫院就要從醫生的績效工資裡扣除。《關於唐醫生的一切》劇照而在醫保未嚴查的時,醫生的可操作空間相對大一點,能開出的收費項目較多,收入也相應較多。“但有一個問題是,醫保的有些規定是新出的,但它在查的時候會倒查過往記錄,那時因為沒有這些規定,就會出現不合現在規定的情況。”李一鳴說。不過,張輝認為,這像是一個天平的兩端,嚴查醫保儘管某種程度上“壓縮了醫護人員的薪資空間,但讓利於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是一個好事,我非常理解”。“以治病為準則”醫保監管趨嚴,尤其是DRG/DIP付費改革,成為多位受訪醫護人員在提到降薪原因時,都無法繞開的爭議焦點。不過,現實可能更加複雜。2024年4月,國家醫保局官網曾發佈一篇題為《DRG導致醫療收入減少?導致醫院虧損?這個鍋DRG背不動!》的文章。該文提到,當下不少公立醫院的虧損和醫療收入減少,問題主要出在醫院的不合理擴張和發展上:“有的醫院求大求全,擴院區、蓋大樓、搞裝修、加病床、買裝置,這些都將讓醫院發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醫療機構人力資源配置過多導致效率偏低、費用過高,有的醫療機構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藥耗佔比過高,這些都可能導致醫療機構入不敷出,艱難度日。”圖源:unsplash有觀點認為,當前問題的根源在於,公立醫院仍以“自負盈虧”的市場邏輯運行,而醫生的薪酬制度又與醫院收入緊密掛鉤,這使得醫生成了醫院經營壓力的直接承受者。前不久,復旦大學公衛學院衛生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應曉華等發表了一篇題為《國際醫生薪酬模式及對中國的啟示》的文章。該文章提到,從2006年以來,中國公立醫院開始實行崗位績效工資制,醫務人員薪資由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津貼補貼四部分組成。在薪酬結構方面,全國公立醫院固定薪酬佔比較低,而以績效工資為主。地區上,一線城市固定薪酬比例僅為29%左右;等級上,三級醫院固定薪酬比例約為36%,較二級醫院低8個百分點。文章稱,醫生的績效考核以醫療服務為中心,所以醫生主要關注服務類型、數量、費用,以及對所在醫院淨收益貢獻等,這會激勵醫生追求更多服務與更高費用。這些導致出現一些不合理的“大處方”、“大檢查”、分解住院等問題。可一旦政策方面對此類行為加強監管,醫生的績效工資就隨之受影響而減少,陷入一種怪圈。《親愛的生命》劇照而國際經驗顯示,公立醫院的醫生薪酬,以固定薪酬為主。澳大利亞學者對比國家公立醫院的工資制與私立醫院的按項目支付制發現,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醫生選擇患者的經濟激勵,按服務付費制則導致醫生顯著偏向治療短期住院患者。文章認為,固定薪酬為主的模式更有利於保持公立醫院的醫療公益性。故此,文章建議中國逐步提高醫護人員固定薪酬佔比至60%-80%,建構“基礎工資+有限績效”或“基本工資+小比例績效獎金”的結構,降低績效獎金與業務收入的直接掛鉤強度。國家衛健委近日也強調,“逐步提高基礎薪酬等相對固定的穩定收入佔比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同時,“研究推進動態縮小機構之間薪酬差距”。張輝對此深有感觸。他呼籲,醫生和醫院要以治病為準則,而不是以營收為準則。“如果一切以賺錢為目的的話,醫患關係變差,我們也有一份罪責。”張輝說,醫院轉向公益性,需要醫生降低“慾望”,同時更需要財政方面的支援,讓他們可以安心治病,而非費心創收。至於已經發生的降薪,“在社會中還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們艱難,跟他們相比的話,我也挺知足的”。張輝說。(應採訪對像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 (南風窗)
銀行業,大降薪
2024年A股上市銀行高管薪酬普遍縮水,42家銀行中有33家管理層薪酬總額同比下降,佔比78.5%,最高降幅達82.4%(長沙銀行)。國有大行受“限薪令”影響顯著,高管年薪多低於百萬元,而中小銀行憑藉市場化機制,個人最高薪酬仍超400萬元。此外,績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覆蓋86%的上市銀行,部分高管面臨“反向討薪”。我的看法,銀行高管降薪潮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1、 政策驅動:“金融限薪令”持續發酵,2022年財政部新規進一步壓縮國有金融企業薪酬級差,倒逼資源向基層傾斜;2、 行業壓力:息差縮小至1.43%的歷史低位,行業整體淨利潤增速放緩至3%,迫使銀行通過“降本增效”平衡報表;3、 治理升級:薪酬延期支付與風險掛鉤,抑制高管短期冒險行為。未來趨勢將呈現三大分化:1、 體制分化——國有行“限薪剛性”與中小行“市場彈性”並存,後者通過百萬年薪招聘爭奪稀缺人才;2、 結構分化——高管固定薪酬佔比降至30%以下,績效部分更依賴管理周轉、不良率等長期指標;3、風險分化——2025年或有更多銀行啟動“追索扣回”機制,過度降薪可能導致核心人才流失至券商、理財等競業領域。說完國內說說國外,近期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市場情緒受三重衝擊:1) 美國信用評級遭穆迪下調,財政赤字擔憂升溫;2)20年期美債拍賣遇冷,需求疲軟暴露流動性風險; 川普威脅對歐盟加征50%關稅、對蘋果等科技企業課稅25%,全球貿易摩擦升級預期壓制風險偏好。3) 與此同時,黃金逆勢上漲至3500美元/盎司之上,比特幣登上11萬美元,避險資產與風險資產走勢分化顯著。我的看法,美債大跌背後是宏觀範式轉變的深層博弈:1、 財政邏輯重構:疫情後全球政府債務/GDP均值突破120%,美日“財政主導”模式面臨債務可持續性質疑,市場要求更高期限溢價補償(30年期美債期限溢價升至1.8%);2、 供應鏈重塑:關稅戰從中美蔓延至歐美,蘋果、三星等跨國企業成本激增可能引發產業鏈二次轉移,加劇通膨黏性;3、技術周期斷層:AI與新能源投資潮推高資本開支,但傳統行業產能過剩拖累盈利,聯準會政策陷入“抗通膨”與“防衰退”的兩難。短期看,若6月PCE資料未現顯著降溫,美債收益率或維持高位震盪。未來可能會有三個潛在的危機:1、 美國“債務貨幣化”被迫加碼,或觸發美元信用危機;2、日央行放棄YCC政策導致全球債市連鎖反應;3、新興市場主權債務違約潮引發風險資產拋售。因此,當前抄底全球資產仍需等待兩大訊號:關稅博弈明朗化(中美歐三方稅率錨定)與聯準會明確轉向寬鬆(點陣圖中位數預示降息)。 (馬江博說趨勢)
銀行業,再次大降薪
曾被視為“金飯碗”的銀行業,又一次傳出大降薪的消息。2023年,A股42家上市銀行中有14家出現人均薪酬下滑,最大降幅為13.59%。而2024年,降薪銀行增至18家,最大降幅擴大至15%。可以看出無論是從降薪銀行的數量,還是從降幅的深度來看,銀行業的降薪趨勢都在進一步加劇。到底發生了什麼?01降薪潮,表現在銀行高管身上特別明顯。《財經》統計上市銀行2024年財報和Choice資料發現,2024年42家A股上市的銀行中,有33家銀行的管理層薪酬出現同比下降,佔比78.5%。管理層的薪酬總額,從2023年的8.7億元下降至7億元,足足下降了19.5%。與此同時,上市銀行的人均薪酬則是從2023年的46.23萬元下降到2024年的44.49萬元,下降了2.68%。兩相對比不難看出,管理層的薪酬降幅遠高於銀行整體員工薪酬的降幅。可以說,在本輪銀行降薪中,高管無疑是主要的“目標”。不妨看看部分上市銀行的具體降薪資料:對比人均薪酬與高管薪酬的變化資料可以發現,在14家人均薪酬上漲的銀行中,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在內的9家銀行的高管薪酬反而出現下降。部分上市銀行中,則出現了“高管降薪、員工漲薪”的變化。為什麼會這樣?02背後的一大影響因素,是浮動薪酬。依據銀監會《商業銀行穩健薪酬監管指引》,銀行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與績效獎金構成,其中基本薪酬上限被嚴格控制在薪酬總額的 35%以內,這意味著浮動薪酬佔比高達65%,成為驅動銀行薪酬波動的核心變數。而這部分浮動薪酬的增減,又緊密關聯兩大關鍵因素 ——銀行營收盈利狀況與業務結構調整動向。首當其衝的是營收盈利壓力。2024年銀行業經營面臨嚴峻考驗:42家上市銀行淨息差持續縮小,全年平均淨息差降至1.52%,較2023年驟降17個基點,且已連續五年呈下行趨勢,近三年始終低於2%的關鍵閾值。作為銀行收入的 “生命線”,淨息差的持續縮小直接導致淨利息收入同比下滑2.20%,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更令人擔憂的是,非利息收入同樣陷入困境。2024年年報資料顯示,基金、理財等代銷業務承壓明顯,成為非息收入的 “重災區”。國有大行中,工商銀行個人理財及私人銀行手續費及佣金收入同比降幅高達20.8%,對公業務亦下滑7.8%;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郵儲銀行的該項收入降幅分別達 23.72%、20.6%、10.67%、10.51%。股份制銀行同樣未能倖免,中信銀行、平安銀行、民生銀行代銷業務收入分別下降 14.93%、29.4%、29.57%。利息收入與非利息收入的 “雙殺”,直接傳導至營業收入層面。2024年,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等十家頭部上市銀行營收紛紛下滑;進入2025年一季度,行業頹勢仍未扭轉,42家上市銀行整體營收同比下降 1.72%。在這種收入承壓的大背景下,作為薪酬體系中 “彈性緩衝帶” 的浮動薪酬,無疑將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其次,是銀行的結構性調整壓力。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美國波士頓大學商學院訪問學者鄭子龍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金融監管和銀行治理中,更為關注決策層風險承擔行為與金融體系穩定性的關係,更為關注治理工具對風險的內在影響機制,在此背景下薪酬制度的設計也就更受重視。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對銀行薪酬體系實施系列干預措施,其中最具標誌性的當屬2015年落地的 “限薪令”。”限薪令“全稱《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明確對中央金融企業高管薪酬總額實施剛性約束,直接影響了國有大行高管薪酬結構。2014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約為110萬元,限薪令實施後,2015年高管平均薪酬下降至60萬元左右。近年來,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高管平均薪酬有所上升,達到80萬元左右,仍明顯低於限薪令實施之前的水平。2022年8月,《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出台,要求國有金融企業嚴格控制崗位薪酬級差,重點向一線及基層員工傾斜。這一政策直接導致2023-2024年銀行高管薪酬進一步承壓:在淨息差縮小、同業競爭加劇的經營壓力下,“降本增效” 成為行業共性選擇。多家銀行在2024年的財報中明確“價值創造”,薪酬分配要向價值創造的崗位傾斜。建設銀行在財報中稱,堅持薪酬資源向經營機構、前台部門、直接價值創造崗位傾斜;中信銀行在財報中稱,不斷最佳化和完善內部收入分配結構,將薪酬資源向一線員工、基層員工傾斜;鄭州銀行在2023年業績會上提出“傾斜一線,最佳化資源配置”和“降本增效”的工作要求,明確高管薪酬在與經營業績掛鉤的基礎上,自2024年起分兩年每年壓降10%;綜合來看不難看出,銀行高管以往的高薪主要與其業績表現掛鉤,降本增效也就先從高管開刀了。032025年4月,多家銀行2024年年報相繼披露 “追索扣回績效薪酬” 情況,引發市場廣泛關注。資料顯示,至少兩家銀行的追索金額突破3000萬元大關,目前已公開披露的 “討薪” 總額累計近9900萬元,逼近億元規模。這並非孤立事件 —— 近年來,“反向討薪” 已成為銀行業常態化的風險管控手段。所謂 “反向討薪”,即銀行對已發放的績效薪酬進行追索扣回,旨在將薪酬激勵與風險控制深度繫結,通過經濟手段約束高管及關鍵崗位人員的經營行為,避免因過度追求短期業績而忽視潛在風險,從而築牢銀行穩健經營的防線。簡單來說,就是過去,銀行高管們因為業績與薪酬掛鉤,為了追求高收入,他們往往會追求短期的風險投資。短時間來看能夠為自己帶來更高的收入,但長期來看卻為銀行留下了不少隱患。所以,要通過“反向討薪”追回那些造成了風險損失的高管的獎金。“反向討薪”其實折射出了中國金融行業薪酬機制的深刻變革。從金融領域持續深化反腐,到出台政策限制高管薪酬,再到如今 “反向討薪” 成為監管利器,整個行業正逐步告別單純依賴高薪吸引人才的傳統模式,轉而建構更科學、更注重長期效益的激勵體系。 (前瞻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