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自2025年4月以來,為重塑全球產業鏈、吸引製造業回流、擺脫國內政治經濟困境等,川普關稅政策頻出,不斷推動貿易保護主義。近期川普「關稅大棒」直指蘋果、三星等手機製造商。當地時間5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表示,凡是在國外製造、在美國銷售的蘋果手機,應該面臨至少25%的關稅。這不得不進一步引發人們的深思: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困境是什麼?跨國公司又當如何在關稅不斷加碼的困境中實現「突圍」?本文基於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的困境與出路,指出在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公司面臨成本上升、供應鏈中斷以及營運決策波動三大問題,理應透過數位轉型、市場策略調整與跨國合作應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01. 引言[1][2][3][4][5][6]川普政府所推行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由來已久,主要貿易政策目標之一就是減少該國的貿易逆差,在其背後既有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有複雜多元的戰略考量,既是國內矛盾與國際因素的雙重疊加,也是客觀條件與主觀認識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也反映了川普政府對現有國際分配格局的不滿以及對新興國家力量崛起的不滿。在2024年美國政府的選舉中,川普提出「建造美國、購買美國、僱用美國」的口號,透過關稅手段將流向國外的製造業帶回美國,例如,川普一再宣稱中國正在墨西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工廠之一,而這將摧毀密西根州的汽車產業,進而影響南卡羅來納州、田納西州等的相關產業。同時,他強調除非汽車企業在美國建廠,否則他將對墨西哥工廠生產的中國汽車徵收100%甚至200%的關稅。從川普的競選宣言中可以看出,透過關稅手段吸引製造業回流是川普的一貫主張,川普政府將美國貿易赤字、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等問題歸咎於國際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故而以單邊貿易為依託設定關稅壁壘,實現製造業回流美國國內。5月23日,對蘋果加征25%的關稅,是川普對蘋果公司的最新打擊,此前,川普持續加大蘋果公司及其CEO蒂姆·庫克(Tim Cook)的壓力度,要求其增加美國國內製造業生產。 5月23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接受福斯新聞採訪時表示,蘋果事件可能屬於川普政府推動「精密製造業」回歸美國計畫的一部分。 5月30日,據財聯社報導,在美國、亞洲和歐洲,包括蘋果、福特、保時捷和索尼在內的公司都已大幅下調了利潤預期。絕大多數公司表示,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反覆無常,導致無法精準估算成本。那麼,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在川普加征關稅背景下所面臨的困境有那些?跨國公司又是採取怎樣的因應策略?本文透過梳理國內外學術研究做如下概述。02. 加征關稅背景下跨國企業面臨的三大困境[7][8][9][10][11]川普密集地實施一系列加征關稅措施,尤其是將「關稅大棒」直指企業,對跨國公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生產成本增加、供應鏈中斷以及企業營運決策波動三個方面。第一,生產成本增加。在世界貿易體系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建構者和參與者的重要角色,直接影響了整個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結構。川普加征關稅會增加跨國公司的成本交易,進而壓縮跨國公司的經營利潤。貿易成本與商品利潤有反比例關係,川普關稅政策將提高跨國企業的採購成本(如進口原材料、零件或成品時需繳納額外關稅)。此外,跨國公司為避免高關稅或可調整供應鏈,其中所涉及的轉換成本(如搬遷、建廠、認證、員工培訓等)無法規避,從而導致供應鏈成本增加。例如,美國汽車製造商從墨西哥進口的引擎、變速箱等零件成本增加2,000-12,200美元/車,迫使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墨西哥或美國本土。同時,川普的關稅政策或可降低交易的可能性與利潤增加的不確定性,經過資本市場的傳導效應可能放大經營決策與生產活動的盲目性,誘發資本市場對政策訊號的過度解讀與短期投機,進而扭曲企業家的風險判斷,加劇產業鏈上的非理性擴張或收縮,最終導致資源錯配與效率損失。由此可見,川普的關稅政策必然會導致商品成本增加和利潤降低,進而威脅到產業鏈的完整性以及削減生產工序的競爭力。在這種背景下,跨國公司就極可能會將原產業鏈中的某個環節轉向其他成本較低的國家或地區,原來的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就會被瓦解,全球產業鏈呈現重塑趨勢。第二,供應鏈中斷。跨國公司是全球生產網路中的重要一環,它的生產過程通常複雜且多層次,涉及多個節點,構成了一個涵蓋眾多生產環節和工序的有機整體。這種生產模式要求對全球範圍內的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進行精細規劃和高效配置,企業不僅需要確保各生產環節的有效銜接,還必須維護其全球供應鏈網路的高效運作和穩定性。然而,隨著川普關稅政策的不斷加碼,貿易保護主義不斷上升,導致跨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加大,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有研究發現,美國的貿易政策衝擊透過全球價值鏈削弱了自身的競爭力,導致多數產業的增加價值下降、就業減少以及資本重新配置。川普的關稅政策無疑加劇了「斷煉」的風險,倘若供應鏈中斷,企業生產或可面臨停滯與延遲風險,導致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的庫存積壓,短期內影響生產進度和交貨期,進而挫敗客戶的滿意度與市場聲譽,生產停滯、庫存積壓、市場聲譽下降等過去因素,進而挫敗客戶的滿意度與市場聲譽,生產停滯、庫存積壓、市場聲譽下降等。第三,企業營運決策波動。面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隨時調整、豁免或取消),企業傾向於推遲或縮減在受關稅影響地區的重大長期投資,更關注短期內的靈活性和風險規避。最終,關稅政策像一隻“無形的手”,深刻重塑企業的全球資源配置邏輯,迫使它們從單純追求效率和規模經濟,轉向在效率、韌性、成本控制和地緣政治風險之間尋求新的、更脆弱的平衡點。根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22日報導,富士康是蘋果的主要iPhone組裝合作夥伴之一,正在斥資15億美元擴建印度工廠。在川普首個總統任期內,蘋果也不得不應對關稅威脅——當時美國政府曾考慮在2019年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15%關稅。彼時,庫克與川普關係密切,最終的貿易協定將蘋果核心產品排除在加征關稅清單之外。如今,蘋果再次成為美國總統的目標,同時在中國市場正面臨需求疲軟。為因應此狀況,該公司於5月22日宣佈在中國提升iPhone以舊換新優惠力道。身為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中短期內跨國企業將會採取更多元化的投資策略,甚至將部分產能轉出中國,而這勢必增加企業投資決策的風險。03. 關稅衝擊下跨國企業的策略選擇[12][13][14][15][16]隨著全球經貿不確定性加劇,企業的跨國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跨國策略調整成為企業維持競爭力的關鍵。第一,跨國公司的數位轉型策略。如前所述,川普關稅衝擊增加了跨國公司的進出口成本,為跨國公司的利潤收益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美國大規模加徵關稅等一系列經濟政策的出台,使得企業往往無法準確預期政府經濟政策,提升了企業面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使得企業更難準確衡量數位科技未來應用前景和預期收益。在此背景下,跨國企業亟需透過加速數位轉型進程,以技術手段重塑營運體系,系統提升企業組織韌性,進而建構應對複雜多變市場環境的動態適應力。一方面,跨國企業需以人工智慧技術為核心最佳化供應鏈彈性,建構以機器學習為基礎的關稅風險預警模型,即時監控全球貿易政策變化對生產成本、物流時效及合規性的影響,並結合即時資料動態調整供應商佈局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佈局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版面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另一方面,依託雲運算與工業網路平台,企業版位與庫存策略,實現供應鏈網路的彈性重構;第二,跨國公司外部市場策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可實施在地化與區域化策略,以更好地適應不同市場的政策需求和環境。根據已有研究,目前跨國企業的外部調整策略呈現三種趨勢:一是在華的資本性投入趨於理性;二是實施本土化策略;三是在華分支機構要求更高的經營自主權。其中,跨國公司主要憑藉技術優勢和敏捷的本土化策略尋求市場空間,不僅體現在生產製造,還包括自建完整供應鏈,例如GE醫療、飛利浦和西門子醫療都已實現從整機到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供應;通過收購或控股取得本土化供應鏈,例如美敦力收購康輝,波士頓科學收購先瑞達;與本土企業合作共同研發或參與醫療資訊化系統,例如飛利浦投資入股創業慧康,深度合作建置全院級智慧醫療資訊化系統。可以說,在成本倒逼與政策引導的雙重壓力下,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成本與安全中權衡,趨向選擇“近岸化”的供應鏈佈局模式,而所謂“近岸化”,主要指企業將生產或供應鏈活動從地理位置較遠的低成本地區轉移到鄰近國家或地區,以縮短物理距離、增強供應鏈並降低風險。例如,2020年7月生效的《美墨加協定》(USMCA)促進美國製造業的近岸化,2022年4月,美國眾議員Mark E. Green提出了《西半球近岸法案》,其中內容包括:美國將為從中國轉移到拉美地區的企業貨物和服務提供免稅待遇,自公司在遷入地運營之日起算,免稅年。圖1 關稅衝擊下跨國公司可能的策略選擇①(資料來源:德勤中國報告2023年8月《跨國公司戰略重塑: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之間尋求平衡》)第三,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分配。跨國公司可透過國際聯盟實現要素流動與企業全要素生產力的提升,策略聯盟合作是促成企業雙方資源要素互補的重要手段,也是產業組織演進過程中的組織互動關係的典範。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對於提高企業價值、改善公司治理和促進研發創新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首先,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推動企業之間的交流互動和生產要素的水平式雙向流動,並透過資源有效配置為企業帶來價值創造效應。同時,跨國企業可以取得合作夥伴的互補性資產(包括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擴大企業利用外部資源的邊界。其次,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為企業接觸對方知識提供了機會,有效地提高了學習效率,雙方可透過知識與能力的累積為企業創造價值。最後,跨國企業在技術研發和基礎建設投資等領域內的合作能夠增大全球價值鏈的維度,進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2024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與世界經濟論壇聯合發布的報告稱,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正處於拐點,在過去十年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全球合作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但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基於此,報告指出,強化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能夠更好地應對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概括而言,跨國企業之間的合作可以促進資源的高效流動與合理配置,特別是在川普加徵關稅的背景下,這種跨國企業間的合作與交流可有效減少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緩解跨國企業面臨的資訊不對稱問題,降低跨國企業的交易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整體生產效率。04. 小結[17][18]川普的關稅政策看似搖擺不定、波動混亂,但背後有著深層的邏輯。一方面對於美國內部而言,將國際貿易逆差與國內失業、利益分配不均與兩極分化格局巧妙地聯繫起來,以此獲得美國民眾的支援,鞏固其執政基礎;另一方面,就美國外部而言,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新興經濟體在世界格局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透過資本發展對國家的方式難以推動這項經濟的方式以推動美國經濟主義推動這項經濟的方式,”川普對以蘋果、三星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加徵關稅的舉動更為直觀地體現了其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動機,面對當前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跨國公司應著力於數位轉型、市場戰略調整與跨國企業間的合作三個方面,這既是應對川普關稅的權宜之計,也是跨國企業在複雜國際競爭中實現轉型的必由之路。最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川普政府走向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是矛盾的,提高關稅固然可以減少外國公司與本土公司的競爭,從而將利潤從他國轉移到本國,但在全球化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加徵關稅無疑會對跨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川普的加徵關稅政策並不可持續。註①:主要表達在華跨國公司未來可能的情景。據德勤報告稱,在強硬脫鉤的情況驅動下,跨國公司加速離開中國市場。參考文獻[1] Steven E.Lobell, Norrin M.Ripsman and Jefferey W.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4,43,56.[2] 王玉主,蔣芳菲.川普政府的經濟單邊主義及其影響[J].國際問題研究,2019,(04):110-122.[3] “Speech:Donald Trump Holds a Campaign Rally in Pittsburgh,”Roll Call,November 4,2024.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rump/transcript/donald-trump-speech-campaign-rally-pittsburgh-november-4-2024/.[4] “Trump Welcomes China to Build Cars in US in Departure from Biden,”Bloomberg,July 19,2024.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7-19/trump-welcomes-china-to-build-cars-in-us-in-departure-from-biden.[5] 財聯社:川普「關稅大棒」影響幾何?全球大企業損失已超340億美元…https://mp.weixin.qq.com/s/5QmcOYy_mBIGJ26n6HCIhQ[6] 張鴻韜.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全球價值鏈的挑戰與中國應對[J].現代經濟探討,2019,(09):69-73.[7] Nilsson, L.,Nolt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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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財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