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呼籲廢除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是對一種難以容忍現實作出的可以理解的反應。在川普第二屆政府治下，ICE按其制度設計就被塑造成危險、既不受約束也缺乏問責的機構：它設定驅逐配額，用去人化的方式貶抑移民，並在司法程序之外宣示探員享有“絕對豁免權”。對明尼阿波利斯的突襲行動已經表明，當這套有毒的激勵機制被放任在一個社區裡釋放時，會發生什麼。ICE的運作更像一支入侵軍隊，而不是一支維護公共安全的力量。但更深層的腐朽在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內部。這個龐然大物統轄著ICE、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以及林林總總的其他聯邦機構，從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到特勤局。自2002年設立以來，組織結構缺陷與職能蔓延相互疊加，使DHS逐步演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套失控的國內安全機器，它把自己本應保護的人視為威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上一次真正就“美國政府應當如何組織，既保護美國人，也保護‘何為美國人’這一意義本身”展開過嚴肅辯論，差不多已經是二十五年前了。2001年9月11日襲擊之後，政客們圍繞如何在安全與自由之間求取平衡唇槍舌劍，彷彿兩者分坐天平兩端。可我們對安全的痴迷，在那些決意不讓自己顯得“軟弱”的政客，以及一系列強化總統權力的最高法院判決助推之下，已經把這種平衡徹底抹去。正如在其他國家發生過的那樣，對安全的追逐為權力的整合與集中鋪平了道路。如今，明尼蘇達州既沒有安全，也沒有自由。要把這套結構拆解並撥回原位，需要時間，而且在川普政府任內大機率難以實現。但開始這場辯論的時機就在現在。只要回望不算遙遠的過去，就能找到一個可行答案：終止在國土安全部（ DHS）體系內實施移民執法，把相關職能交還司法部，使其重新嵌入法治的軌道。這不僅僅是廢除當前形態的ICE。若要在這個國家實現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造DHS，並停止把美國的公共生活不斷上升為安全問題來治理的做法。2001年2月，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在一份備忘錄裡打趣說：“‘homeland’這個詞很怪。‘homeland defense’聽起來更像德國式的說法，而不像美國式的說法。”緊接著，9·11發生了。事發後的第一時間，陰謀的每個環節都被逐一細查：為什麼關於基地組織威脅的情報沒能在各情報機構之間共享？恐怖分子是怎樣拿到簽證的？他們又如何帶著刀具和美工刀登機？華盛頓壓倒性的本能反應，是必須做點什麼，以免我們再次在毫無準備時被打個措手不及。僅僅一年出頭，國會就以立法形式確立了自二戰後國家安全體製成形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聯邦政府重組。對防範襲擊負有最大責任的機構，聯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勢力強到足以躲過這場改革。相反，立法者把一堆機構以縮寫拼裝成一鍋“字母湯”，這套拼裝體後來被命名為國土安全部。他們把移民歸化局與邊境巡邏隊從司法部劃走，納入新設國土安全部的統轄之下。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簽署該法案時，把國土安全部描繪成反恐事業的一部分。他說，有了這個新的內閣部門，美國將更有能力應對未來的任何襲擊，降低我們遭受攻擊的脆弱性，並且最重要的是，防止恐怖分子奪走無辜美國人的生命。他對移民執法隻字未提。從一開始，這就是一樁彆扭的聯姻。國土安全部（DHS）旗下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唯一的共同紐帶，是它們在理論上都可能在預防或應對恐怖主義上派上用場：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官員可以驅逐一名潛在恐怖分子；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的人員可以處理襲擊後的應急處置；特勤局則可以把總統迅速護送到安全地點。到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襲擊新奧爾良時，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這個被打造為“巨型反恐臂膀”的政府部門，終究會被別的議題所塑形。此後，國土安全部一直在為自己的存在尋找理由，並隨著每一任總統的偏好和當下最突出的政治挑戰而不斷遷移重心：從反恐到颶風救災，從網路安全到禁毒，再到邊境安全與移民執法。這個部門唯一不變的，是它從反恐戰爭繼承下來的制度基因。任何在登機前被要求脫鞋的美國人，都能本能地理解這一點，即便他們並不知道，機場安檢曾一度歸交通部（DOT）體系管轄。 這些不便的源頭，竟是2001年一名男子試圖在飛機上點燃鞋中炸彈卻未得逞的行動。 然而，建立國土安全部意味著，我們選擇把所有人員與貨物流動都先當作潛在威脅來審視。又因為把如此多政府職能納入其統轄之下，我們等於按制度設計把這些職能編入一場戰爭的邏輯之中。起初，這場戰爭最醒目、也最迫切的部分發生在海外，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行動很快就變形為曠日持久的反叛亂行動，其中包括大規模監控、情報融合中心、軍事巡邏，以及針對威脅展開的定點行動，不論那些威脅是真實存在，還是僅僅被認定為存在。這種心態也在國內紮下根。國土安全部（DHS）幫助鋪設國內安全國家的底層管線，建立起自己的融合中心體系，並不斷擴張任務邊界。2012年一份參議院調查報告指出，這些中心幾乎拿不出多少對聯邦反恐真正有用的情報產出，卻在過程中增加了對公民自由等方面的風險。 與五角大樓一道，國土安全部也推動把反恐戰爭所積累的大量軍用裝備余量下沉到地方警務系統與聯邦機構，包括裝甲車輛、無人機、防彈裝備，以及曾在海外反叛亂行動中使用的突擊性武器。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成了這種職能蔓延最醒目的標本。它從司法部被剝離之後，便與移民歸化局中負責裁決與入籍的職能脫鉤。結果是一支安全力量失去了檢察規範、司法監督與權利保障文化的牽引。國會未能通過移民改革之後，反而把資源一股腦地砸向執法。在歐巴馬時期，我們曾把這理解為一筆預付款，彷彿它終將換來一部立法，為無證移民鋪出通往公民身份的路徑。我們錯了。隨著國土安全部擴建情報與監控能力，ICE也越來越依賴更精密、更複雜的資料，以支撐更高頻的行動節奏。在這些行動中，它動用了不斷膨脹的軍用硬體庫存。隨著探員招募激增，ICE幾乎必然地轉向後9·11戰爭的退伍軍人，從中補齊並擴充其隊伍。明尼阿波利斯之所以更像一場反叛亂戰役，而不像一次常規執法行動，是因為它本來就是這種東西：從戰術到裝備，再到所依憑的法律授權，都是從“反恐戰爭”那套體系裡延伸出來的。下令發動我們如今所見這場鎮壓的人或許是川普，但它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國土安全部那套“國土防禦”的制度架構早已搭好，而這套架構如今正以拉姆斯菲爾德當年所擔憂的方式，讓人越來越覺得它更像“德國式”的國家機器。民主黨人已經提出了一批關於ICE應當如何運作的可行改革：不得蒙面；不得在學校、教堂與醫院開展行動；加強對招募人員的背景審查，並進行“降級處置”訓練，也就是在衝突升級前把局勢壓下來；把重點放在已被定罪者身上，正如川普曾經承諾的那樣；禁止在沒有司法令狀的情況下實施逮捕，這不過是把ICE本就應當遵守的法律再強調一遍。但這些改革之所以顯得必要，本身就說明問題不止在操作層面，而在結構更深處。把ICE與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相關職能交還司法部，我們才能把移民執法與歸化程序重新嵌回一個既負責執法、也必須守法的政府部門之中。這樣做會終結“現在這個樣子”的ICE，但並不等於否認移民執法本身的必要性。當然，在川普政府任內，這樣的變化幾乎難以想像。更麻煩的是，眼下這個版本的司法部也未必適合承擔這一任務。在川普治下，司法部更像總統特權的延伸，既服務政策意志，也服務個人意志。 但美國人正在尋找替代方案，而當下的現實並不必然要變成永久狀態。把改革方案擺到檯面上，就是拒絕強人政治刻意製造的那種“只能如此、別無選擇”的宿命感，同時也為民主黨提供可操作的重建藍圖，以便一旦窗口出現，就能據此動手修複製度。把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以及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的相關職能劃回司法部（DOJ），並不算激進；這只是把我們的移民體系拉回長期以來更符合憲制的治理方式。移民法將在一種更習慣於司法監督、檢察規範以及公民與人權保障的制度文化中得到執行。與此同時，這也會把這些職能安置到那個本就負責移民法庭體系的部門之中，由那套體系中的移民法官決定某位移民是否應當被移出美國。是的，司法部同樣可能被政治化，但它至少內建了通向透明與問責的制度通道，而國土安全部（DHS）顯然缺少這些機制。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可以留在一個規模更小的國土安全部之內，但它應當聚焦於邊境本身的安全，而不是把觸角伸到邊境線以內，去做那種面向社區的執法行動。國土安全部不應承擔國內治安執法、強制執行、拘押或情報蒐集等職能。讓司法部來做這些事。這一切都不是在淡化真實威脅：從恐怖主義到駭客攻擊，從芬太尼到大流行病。但從包括9·11在內的一次次失敗中得到的教訓，本應是政府需要更有效的協同。相反，我們經歷的卻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層層集中。國土安全部應當把重心放在與其他部門協作，守住邊境、網路空間、關鍵基礎設施與交通運輸，而不是把自己當作一場戰爭的一部分，更不該像ICE那樣在體制內部築起一塊塊封地。走到第二十五個年頭，“反恐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場針對我們自身的戰爭。這場無盡之戰必須結束。軍用裝備這套邏輯，夠了。大規模監控，夠了。用對一個不斷變換的“他者”的持續恐懼來支配公共生活，也夠了。民主黨人不該害怕為這種結構性調整辯護，也不該害怕為國土安全部以及那套迫切需要全面改革的移民體系提出更多重構方案。是的，美國人希望邊境安全。但我們大多數人同樣厭倦戰爭，警惕一個侵入性強、日益軍事化的政府，也願意歡迎移民，並守住我們最核心的自由。川普政府理應成為那個為9·11後時代畫上句號的階段。本·羅茲（Ben Rhodes，Benjamin J. Rhodes）是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評論作者，曾在歐巴馬政府擔任總統助理、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負責戰略溝通與撰稿），統籌國家安全傳播、總統演講與公共外交（2009至2017）。入白宮前，他在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ilson Center）為李·漢密爾頓（Lee Hamilton）任特別助理，參與撰寫《伊拉克研究小組報告》與“9·11”委員會建議，併合著《Without Precedent》。任內他主導美古秘密談判促成復交，並推動爭取伊朗核協議支援。離任後著有《The World as It Is》《After the Fall》，與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共同創辦並領導“國家安全行動”（National Security Action），並獲任命進入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理事會。 (一半杯)

與ICE有關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不止兩起，但這兩起被從各種角度拍攝的事件太具衝擊力。民間、政壇和左右派媒體都出現質疑ICE存在的聲音。最近發生的兩起射殺平民的事件，引爆美國，也讓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成為這場政治風暴的中心。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英文全稱是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縮寫是ICE。今年1月7日，一名ICE官員開槍打死了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駕車者蕾妮•妮可•古德（Renée Nicole Good），事件發生後，川普治下的美國聯邦政府稱，這是一起自衛行為，但該市市長稱，ICE的行為“魯莽”且“不必要”。今年1月24日，參與ICE聯合行動的美國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人員在衝突事件中擊斃了一位白人男性居民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據報他是明尼阿波利斯退伍軍人事務部（VA）醫療中心重症監護室的護士，聯邦政府稱，在他身上發現了手槍，但媒體指出，死者擁有合法持槍證，並在被擊斃前就已被繳械。雖然ICE的職責之一是逮捕和驅逐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但這兩位被ICE打死的人，不僅是沒有任何犯罪記錄的平民，而且是美國公民。事件發生後，美國多地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自從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以來，ICE 的行事方式受到部分民眾的強烈質疑，有人甚至將其形容為“川普的蓋世太保”（Trump’s Gestapo）。諷刺的是，ICE 成立於 2003年，其初衷是為了應對 9•11 事件後的反恐挑戰，保護國家安全，而如今它卻陷入了槍口對準本土公民的輿論漩渦。目前，這兩起事件已經從地方衝突，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憲法危機。在衝突“風暴眼”中的明尼阿波利斯，儘管氣溫在零度以下，仍有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在普雷蒂被擊斃的地點，民眾用木托盤、垃圾桶和家具築起了路障，街道上隨處可見“ICE OUT”（ICE 滾出去）和“Fuck ICE”（去你的ICE）的噴漆。如今，抗議已蔓延至美國全境許多地方。從波特蘭（緬因州）到安娜堡（密歇根州），數以百計甚至上千的抗議者在嚴寒中舉行守夜和遊行。其實，“川普2.0”時代與ICE有關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不止這兩起槍殺事件，但這兩起被路人從各種角度拍攝成視訊的事件太具有衝擊力，由此引發的憤怒情緒不僅爆發在街頭，也充盈於網際網路上，甚至蔓延到那些通常不涉及政治的網路空間：美國的一些網上高爾夫論壇、愛貓社區和波旁威士忌（Bourbon）粉絲群都在談論這兩起槍殺事件，談論對ICE的厭惡和反感。例如，在全球最大的網上社交論壇Reddit的愛貓者類股r/catbongos，一個網貼這樣寫道：“如果你仍然支援川普/ICE，那怕是輕度支援，你也不會在我們這個類股受到歡迎。”兩位遇害者普雷蒂（退伍軍人醫院護士）和古德（母親/詩人），則被民間視為“美國英雄”。為普雷蒂家屬發起的眾籌，在短短一天內就籌款逾70萬美元。美國民間、政壇和左右派媒體都出現了質疑ICE存在的聲音。在全美各地的示威活動中，許多抗議者舉著“廢除ICE”的牌子。根據YouGov在今年1月底的最新民調，支援“撤銷 ICE”的美國人比例激增至 46%，而反對者僅佔 41%。這一歷史性的民意逆轉，反映出相當大比例的美國民眾對ICE進入社區並殺害公民的反感和恐懼。民主黨籍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明確表示，由於這兩起槍擊事件，民主黨將全力阻擊包含 ICE 預算在內的撥款法案，這使得聯邦政府再次面臨停擺風險。兩位民主黨籍的女性聯邦眾議員更進一步，要求廢除ICE。阿雅娜•普雷斯利（Ayanna Pressley）稱ICE為一個“無賴、暴力的機構”，並明確表示：“這個機構無法改革，國會不應再為其殘忍行徑提供一分錢。”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的措辭更為激烈，她稱ICE的行為是“國家暴力”（state violence），並指出單純“撤銷ICE”都已經不夠了，必須徹底清算其權力。美國前總統歐巴馬與克林頓平時極少對川普政府的日常舉措發表評論，但如今，他們也將如今的局勢稱作美國的關鍵轉折點——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與自由正面臨切實的威脅。這種憤怒甚至撕裂了共和黨內部。今年1月26日，共和黨籍的明尼蘇達州長競選人、曾在內部調查中為射殺古德的那位ICE官員辯護的資深律師克里斯•馬德爾（Chris Madel）憤然宣佈退選。他抨擊ICE的行動是對本州公民的報復，並直言自己無法再留在這樣一個違憲的政黨之中。儘管聯邦政府利用合格豁免權保護了射殺古德的官員免受刑事起訴，但馬德爾的退選證明，法律上的豁免無法遮掩政治上的道義缺失。連政治立場一向穩健、中間偏左的《今日美國報》（USA TODAY）也在今年1月27日發表的一篇題為《“廢除ICE”並不激進，民主黨應該擁抱這個口號》的評論中指出，廢除ICE並不意味著開放邊境，而只是除掉一個成立不到四分之一世紀卻“除了傷害別無他用”的機構。撰寫這篇評論的《今日美國報》意見委員會成員薩拉•佩克尼奧（Sara Pequeño）在文章中這樣寫道：“現在是參議院民主黨人挺起脊樑的時候了。他們不應該僅僅是發表譴責聲明或要求調查，他們必須在接下來的國土安全部（DHS）撥款法案中投下反對票。不應該再給這個機構一分錢。”針對國會中那些無原則支援川普的某些共和黨議員的反對，薩拉•佩克尼奧反駁說：“共和黨人會聲稱民主黨人這是在玩火。他們會說如果不給DHS撥款，國家就會陷入混亂。但目前的狀況難道不是混亂嗎？當聯邦探員可以在沒有當地警察授權的情況下進入我們的城市，並留下公民的屍體時，這就是最高等級的混亂。”即使是默多克旗下的右派報紙《華爾街日報》，也在今年1月27日印刷版發表的社論中引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對ICE資料的評估指出，自2025年10月以來，被ICE拘留的人員中，73%沒有刑事定罪，只有5%擁有暴力犯罪定罪。《華爾街日報》的這篇社論因此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一切都意味著，川普政府關於遣返罪犯的言論與其當前範圍廣得多的全量遣返政策並不匹配。隨著ICE特工將目標對準企業、學校和家庭，涉及母親、兒童和長期留美居民的逮捕場景變得更加普遍。這解釋了為什麼移民執法正在成為共和黨人的政治包袱。”ICE未來的命運，究竟是被原封不動地保留？被迫進行大規模改革？還是被徹底廢除？最終可能需要取決於美國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政治博弈和較量。無論接下來位於風口浪尖上的ICE命運如何，川普繼續執行其現行對非法移民政策的難度都會上升，面臨更多輿論性與制度性掣肘。 (FT中文網)

當地時間1月27日，美國前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批評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移民執法行動，並呼籲對蕾恩·妮科爾·古德（Renée Nicole Good）和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的致命槍擊事件進行調查。拜登在他的社交媒體平台上上發帖表示，“我們不是一個會在街頭槍殺自己公民的國家”，並稱正義要求對這兩位在自己家鄉城市喪生的美國公民的死亡進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調查。1月7日，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執法人員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抓捕非法移民時，開槍打死美國公民蕾恩·妮科爾·古德，引發當地的局勢緊張，在全美多地引起抗議活動，以反對暴力執法。1月24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再次發生移民執法人員槍擊致死事件，37歲的美國公民亞歷克斯·普雷蒂被執法人員使用槍支擊殺死亡。2025年12月，川普政府開始在明尼蘇達州發起大規模移民執法行動，2026年1月初開始進一步擴大行動規模。有媒體報導稱，截止2026年1月23日，美國政府已經調遣近3000名聯邦機構執法人員前往該州，並在當地逮捕了2500多人。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及其周邊地區開展的突擊搜查行動，不僅引發了多起大規模抗議活動，更因為暴力執法等亂象頻頻陷入輿論中心。目前，輿論普遍認為，川普政府1月初在明尼蘇達州發起的大規模移民執法行動表明，美國總統將國家與公民的關係定義為總統權力的直接展現，而非規則。而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出現的聯邦執法人員與市民的衝突，是川普政府與美國民主“最深刻的決裂”。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訊顯示，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在低於零度的寒冷天氣中粗暴對待移民和示威者。美國居民亞歷克斯·普雷蒂遭槍殺的事件中，普雷蒂擁有合法持槍許可證且未攜帶武器，但仍被聯邦執法人員近距離連開數槍。在1月24日的事件發生後，川普政府第一時間回應，否認了聯邦執法人員的暴力執法行為，並稱被害人是“准刺客”。但不到24小時內，隨著多段槍擊事件的視訊在網路流傳，川普政府又改口將這起事件的責任歸結為民主黨。而川普本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你們不能擁有槍支，你們不能帶著槍行走，你們不能這麼做。”隨後記者問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該修正案允許美國公民合法持有並攜帶槍支。對此，川普重申，“你們不能帶著槍行走。這是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事件發生後，多位前任美國總統發聲批評川普。1月25日，美國第42任總統威廉·克林頓（William Clinton）在社交平台X上發表聲明，譴責川普政府的移民執法行動，稱相關執法事件“不可接受”。他呼籲美國民眾“站出來”並“勇敢發聲”，以此表明“我們的國家仍然屬於人民”。同一天，美國第44任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同樣譴責了聯邦政府在明州開展的移民執法行動。聲明稱，“總統和現任政府官員似乎急於升級局勢，而不是試圖對他們部署的特工施加某種程度的紀律和問責。”該聲明也是歐巴馬夫婦“罕見公開”反對川普政府行動的例子。1月27日，美國前任總統喬·拜登同樣發帖譴責川普政府的行為，呼籲對槍擊案件進行調查。迫於輿論壓力，川普1月27日公開表示，聯邦政府在明尼蘇達州的移民執法行動將適當降級、緩和，以應對目前局勢。 (i商周)

2026 年 1 月 7 日，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發生一起涉及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的致命槍擊事件。時年 37 歲、育有三名子女的美國公民蕾妮·妮可·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一次移民執法行動中試圖駕車離開現場時，遭 ICE 人員開槍射殺。▲ 遭 ICE 射殺的美國公民蕾妮·妮可·古德（圖源/中國日報）隨後，民眾對 ICE 暴力執法的憤怒迅速被點燃，引發全國範圍的抗議浪潮。地方官員、民權組織及部分聯邦檢察官紛紛質疑相關執法的合法性與問責機制。緊接著，在 1 月 14 日，一名來自委內瑞拉的男子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再次被 ICE 探員開槍擊中腿部。美國國土安全部稱，該男子在一次交通攔截中試圖逃逸並抵抗執法人員，執法人員不得已才在所謂“防衛情況下”開槍。這一事件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緊張局勢，並引發新一輪民眾抗議。在川普政府執政期間，ICE 的執法方式與政策取向呈現明顯強硬化趨勢其血腥行為，讓人不禁聯想起上世紀權傾一時的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其在打擊黑幫分子後風頭無兩，也經歷了權力擴張和濫權，最終被國會立法限權。我們不禁發問：ICE 的權力是否也能被制度約束？其阻礙何在？▲ 槍擊事件後，當地居民走上街頭，與聯邦執法人員對峙（圖源/CNN）ICE 的前世今生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成立於 2003 年，是9·11 事件後美國政府安全重組的產物。2001 年發生的 “911” 恐怖襲擊暴露了當時聯邦政府內部在移民執法與情報共享方面的體系性漏洞，19 名劫機者均以合法或臨時身份入境，美國現有執法機構未能及時識別潛在風險。這一失敗被視為國家安全體系中的重大問題之一。為了改變這一局面，美國國會於 2002 年 11 月通過了《國土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啟動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聯邦機構重組。該法案於 2003 年 3 月 1 日正式實施，美國國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正式成立，本分散在財政部、司法部和海關系統內的移民執法與調查職能被整合進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其下設的機構之一是移民與海關執法局。▲ 2002 年 11 月 25 日，美國布什總統簽署了《美國國土安全法案》（圖源/CNN）並且美國國會還賦予 ICE 民事與刑事結合的權力，以更好地保護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利用這些權力，ICE 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刑事和民事方式執行聯邦法律，促進國土安全和公共安全，涵蓋邊境管控、海關、貿易和移民。與公眾固有印象不同，ICE 並非單一的“移民警察”機構，而是由執法與遣返行動局（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ERO）和國土安全調查局（Homeland 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HSI）兩大系統構成。執法與遣返行動局負責移民法的執行與遣返事務，涵蓋身份識別、逮捕、拘留、保證金管理及遣返執行，重點對象包括被定罪的非法移民、幫派成員、被驅逐後非法重返者以及移民逃犯，並在國際刑警合作框架下追捕海外犯罪嫌疑人。國土安全調查局則是國土安全部的主要調查部門，擁有廣泛的聯邦刑事調查權限，負責打擊跨國犯罪組織和恐怖網路，調查領域涵蓋恐怖主義、毒品走私、人口販運、金融犯罪、網路犯罪、武器與技術非法出口等。其制度目標以效率和國家安全為核心，使得 ICE 同時擁有移民執法權與刑事調查權，在聯邦執法體系中佔據獨特位置。與地方警察不同，ICE 直接對聯邦政府負責，同時它也與傳統行政機構不同，其日常工作高度依賴強制執法工具。這一安全導向的建制邏輯也為其權力擴張提供了基礎。▲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提出《大而美法案》（圖源/路透社）根據國土安全部和 ICE 官方資料，截至近年，ICE 在全球設有約 400 多個辦事處，擁有約兩萬多名執法和支援人員，其年度常規預算約為 80 億美元左右。根據川普在去年 7 月份簽署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國土安全部將獲得約 1650 億美元的資金，其中針對 ICE 的預算條款在未來四年內總計約為 750 億美元。該法案還計畫新僱傭 1 萬名執法特工，並為在崗特工在未來四年內合計約 1 萬美元的獎金激勵，官方目標是將年驅逐人數提升至約 100 萬人。一些左翼團體人士對此評論稱，ICE 很有可能超越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成為美國最大的聯邦執法機構。▲ ICE 人員招募海報（圖源/美國國土安全部官網）川普 2.0 的權力氾濫化自 2025 年川普再次執掌白宮以來，川普政府將移民治理置於其核心政策議程之中，延續並強化了以往對移民問題的強硬立場。上任當天，川普簽署了《保護美國人民免受入侵》（Executive Order 14159 - Protec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gainst Invasion）的行政令，宣佈擴大快速遣返人員規模、對“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y，指北美一些反對驅趕非法移民的市政管轄區）撤銷聯邦資金支援，並對未登記的移民施加更嚴厲的民事與刑事處罰措施。通過這一系列措施，該行政令在制度上推動聯邦執法機關更高頻率地執行邊境與內陸移民執法行動。川普政府的移民優先策略主要是對非法移民的大規模拘捕與驅逐指令，要求執法機構提高逮捕數量指標，並擴大在工作場所及社區環境中的突擊式執法。部分地區因此出現聯邦執法人員與地方居民及民權組織的對抗。與此同時，川普政府通過法律訴訟和部署國民警衛隊等手段，限制了地方政府在限制移民執法上的行動空間。▲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表示，他可以撤回對“庇護城市”的聯邦撥款（圖源/CNN）聯邦政府為推進所謂移民執法目標，將 ICE 和其他聯邦執法力量大規模部署至某些由民主黨執政的州和城市，有報導指出，在明尼蘇達等地部署的聯邦執法人員超過數千人，引發州政府的法律抗爭與政治對立。據路透社報導，此類部署被批評為將移民執法作為政治動員工具，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丹·邁爾斯表示，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內，其更激進地使用行政權力標誌著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對峙加劇。川普政府又進一步將無證移民問題與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主義風險相聯絡，通過安全化敘事將移民執法塑造為國家安全議題。這種話語降低了對執法強度與程序正義的政治敏感度，也為 ICE 的權力擴大提供了一個容易被輿論所接受的環境。同時，強硬的移民執法被用作川普競選宣傳的工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ICE 不僅僅是一個執法機構，也成為了政治敘事的一部分。在推行方式上，川普政府大量依賴行政命令、執法指引和部門內部備忘錄來調整移民執法標準，而非通過國會立法。這種行政路徑繞過了立法層面的審議與制衡，使 ICE 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擴大執法對象範圍、強化行動方式。同時，隨著部分州和城市採取“庇護政策”來限制地方執法機構配合移民執法，聯邦政府轉而通過 ICE 直接介入地方事務，這反而推動者 ICE 獲得更多的資源與授權，以繞開地方阻力執行聯邦政策。▲聯邦執法人員在巴爾的摩（Baltimore）一次加強執法行動中，對一名非法入境者實施手銬拘押（圖源/ICE官網）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ICE 的權力開始氾濫化，其行動的邊界得到了極大的拓展。第一，其執法對象的界定發生了重大轉變。川普政府時期移民執法政策的實施標準不再僅限於針對有嚴重刑事記錄的無證移民，而是逐步擴展到更廣泛的無證居留者群體。這一變化意味著 ICE 的行動對象增多，執法覆蓋面得以提升。第二，ICE 的執法強度得以加強，ICE 的日常操作中突襲行動、夜間執法以及針對社區場所和工作場所的搜查頻率顯著提升。同時，其執法的手段也日益強硬化。2018 年川普政府推動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對 ICE 執法邏輯的影響深遠，使得 ICE 在執行過程中更加傾向於採取強硬模式，注重行動效力而非程序保障。與之相伴的是公眾對 ICE 高強度執法方式的持續批評。2026 年明尼蘇達槍擊事件隨即引發的廣泛抗議，則是這一長期趨勢的集中體現。批評者指出，該事件反映出聯邦執法在缺乏地方監督和透明機制條件下，其權力運行易引發嚴重社會後果。那麼，在權力擴張之後，是否有辦法可以對其進行限制呢？▲ 抗議者周六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Boston）舉行示威遊行，悼念在明尼阿波利斯被 ICE 特工槍擊致死的蕾妮·古德並表達憤怒（圖源/CNN）氾濫的權力能否被約束？在美國歷史上，並非僅有 ICE 經歷過權力的擴張與濫用。早在上世紀，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就遭遇民怨後被立法限權的情形。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美國國稅局因執法方式強硬、程序不透明，以及納稅人權利保障不足而遭遇廣泛公眾不滿。多起媒體調查和國會聽證揭露，國稅局在稅務稽查與徵收過程中存在濫用權力的現象，包括過度罰款、強制扣押資產、對納稅人施壓以達成和解，以及缺乏有效申訴管道等問題。1996–1997 年，美國國會就美國國稅局管理和執法行為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揭露了納稅人在與國稅局互動中遭遇的權利侵害問題。這些聽證會及隨後圍繞 IRS 改革的立法審議過程推動了 1998 年《國稅局重組與改革法案》(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Act of 1998, H.R.2676-105thCongress）的通過。▲ 美國國稅局（圖源/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該法案在參議院以一致票通過，並通過建立納稅人權益保護機制等一系列條款回應了公眾和立法機關對納稅人權利保護的關注。由此，“保護納稅人權利”成為一個獲得跨黨派支援的政策議題。該法案對國稅局的權力和組織結構進行了系統性改革，主要通過轉移舉證責任至國稅局、設立國稅監督委員會、增強納稅人起訴政府及追索民事賠償的權利，有效解決了國稅局權力濫用的問題。但其成功，主要也是因為在稅收議題具有跨黨派共識，濫權問題也集中在行政程序層面，並且改革並不總是涉及國家安全框架。限權 ICE 緣何難以實現？近年來，“Abolish ICE” （廢除 ICE）的口號在部分進步派群體中獲得持續關注，但其在制度層面的實際影響始終有限。與美國國稅局等傳統行政機構不同，ICE 的權力來源更直接嵌入《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及國土安全立法框架，其執法權限具有明顯的安全化特徵，包括無需地方政府授權即可展開行動、對非公民實施拘留與遣返、以“國家安全”名義開展跨部門協作，以及依照聯邦執法標準使用武力。▲ 民眾爆發廢除 ICE 的集會（圖源/紐約時報）這種制度設計使 ICE 不完全受制於地方政府，也較難被州法律有效限制。儘管 ICE 仍受到聯邦內部審查、國會監督和司法訴訟的制約。但這些問責機制往往具有滯後性、碎片化和高度政治化的特徵，難以及時對其執法行為形成實質性約束。與被立法限權的美國國稅局相比，對 ICE 進行制度性限權面臨更為複雜且深層的障礙。第一，ICE 的權力直接嵌入移民法與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之中，對其進行實質性限權意味著必須重新審議並修改相關核心立法，這不僅涉及法律技術問題，更牽動國家安全、主權與邊境控制等高度敏感議題，其政治和制度成本遠高於針對一般行政機構的改革。第二，移民問題在美國政治中呈現出高度兩極化特徵。對移民執法強度的立場差異已成為民主、共和兩黨意識形態分野的重要標誌，並被持續用於選舉動員和政治對抗。在這一背景下，由於缺乏類似“保護納稅人權利”那樣能夠跨越黨派界限的共識基礎，任何針對 ICE 的系統性立法改革，都難以在國會獲得穩定支援。▲ ICE 探員執法現場（圖源/ ICE 官網）第三，ICE 的執法行為長期被納入反恐、打擊跨國犯罪、維護邊境安全等安全化敘事之中。這種敘事為其權力運行提供了合理依據，使得對其進行嚴格審查與限權更加困難。因此，儘管公眾抗議、地方政府抵制也許可以促成局部政策調整，但在現實政治條件下，通過一次性立法對 ICE 進行系統性限權幾乎不可行。未來，潛在的改革更可能體現在執法方式與程序規範的調整上，而非對其權力的實質性限制。 (民智國際研究院)

當地時間10日至11日，美國數十座主要城市發生1000多場遊行示威，抗議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7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開槍打死37歲美國籍女子蕾妮·古德。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稱，這一事件再次揭開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創傷，這座城市仍籠罩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事件的陰影下。美國聯邦政府和民主黨主政的明尼蘇達州政府對古德被殺事件各執一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稱，由於聯邦和州官員之間互不信任，司法部阻止明尼蘇達州調查人員參與對該事件的調查——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舉動。據美聯社報導，國會正在辯論古德事件可能對ICE乃至國土安全部長諾姆造成的後果。部分民主黨議員主張彈劾諾姆，並削減給該部門的預算。口號：“徹底廢除ICE”《華盛頓郵報》稱，10日，明尼阿波利斯市氣溫低至零攝氏度以下，上萬名抗議者冒著嚴寒走上街頭。他們聚集在市南區一座覆蓋著新雪的公園裡，這裡離蕾妮·古德被槍殺的街道不遠。報導稱，現場有母親抱著孩子，還有老年人舉著自制的標語牌，上面寫著“ICE 謀殺了蕾妮·古德”和“起訴特工喬納森·羅斯”等字樣。法庭記錄顯示，羅斯正是殺害古德的ICE執法人員。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雅各布·弗雷10日表示，該市絕大多數抗議者都在進行和平示威，有人試圖煽動人群訴諸暴力，“我們不能上當”。他說：“我們面對的是巨大的絕望，但也充滿了希望。我們採取了戰略性措施。”類似的抗議活動10日也在華盛頓、紐約、費城、波士頓、西雅圖、洛杉磯、奧斯汀等美國主要城市舉行。抗議者們高舉“廢除ICE”“把ICE徹底趕出我們的街道”“不要對我們的城市宣戰”等標語橫幅，抗議聯邦政府現行的驅逐非法移民政策，反對執法機構暴力執法，要求對槍殺古德事件進行徹底調查和追責。在白宮圍欄外的總統公園，示威者手舉寫有“為蕾妮·古德伸張正義”“喚醒美國”等標語橫幅，要求追究ICE的責任。示威活動由美國多個民間團體發起。據主辦方介紹，10日至11日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超過1000場抗議活動，以“徹底廢除ICE”為口號。主辦方在一份聲明中說，聯邦移民執法機構對社區成員濫施暴力、濫用職權，卻逍遙法外，“這起殺戮事件僅是冰山一角”。美國《時代》雜誌11日稱，古德被殺以及兩名委內瑞拉移民8日在波特蘭被殺，迅速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抗議活動。“徹底廢除ICE”集會的組織者表示：“全國各地的社區將聚集起來，舉行非暴力、合法且由社區主導的行動，以悼念逝去的生命，要求追究責任，並讓世人看到ICE行動造成的人員傷亡。”還有抗議者表達其他訴求。據英國《衛報》報導，在費城，抗議者還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在委內瑞拉的行動。抗議組織者表示，“從委內瑞拉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政權為維護自身權力不惜殺害自己的公民，也不惜殺害外國公民”。媒體質疑政府說法誰該為古德之死負責？在這一事件的性質認定及調查方向上，明尼蘇達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分歧明顯。事件發生後，川普在社交媒體發文稱，古德“暴力、蓄意且惡毒地駕車撞向ICE官員”；副總統范斯稱古德之死是“她咎由自取”；國土安全部長諾姆指責古德試圖開車撞向ICE官員，這是一起“國內恐怖主義行為”。明尼蘇達州政府否認這些說法，稱ICE特工對一名試圖離開現場的平民濫用致命武力，是不正當行為，並呼籲民眾上網觀看現場旁觀者拍攝的視訊。多家美國主串流媒體對聯邦政府的說法提出質疑。《華盛頓郵報》稱，其對旁觀者拍攝的視訊進行逐幀分析後發現，古德駕駛的SUV確實朝一名站在車前的ICE官員駛去，但該官員及時躲開，並在車輛轉向時，從側面至少開了兩槍，導致古德死亡。CNN稱，國土安全部10日在網上發佈了一段3分半鐘的視訊，聲稱古德“在（事發）當天上午跟蹤並妨礙執法行動”，但沒有提供證據。NBC稱，其獲得的目擊者證詞和視訊引發了對古德的車輛是否對ICE官員構成直接威脅的質疑。“可能改變政治格局”美聯社稱，古德被殺事件在國會山引起強烈反響，民主黨人和一些共和黨人誓言要強硬回應，包括要求全面調查該事件、改革ICE突襲行動政策、削減ICE資金、彈劾諾姆。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哈基姆·傑佛瑞斯表示：“明尼蘇達州發生的事件完全是恥辱。未來幾天，我們將討論眾議院民主黨人如何做出強有力且恰當的回應。”評論認為，古德之死是自川普政府發起大規模驅逐移民行動以來已知的至少第五起死亡事件，可能會改變政治格局。另據美國“政治新聞網”11日報導，古德之死被一些州議員用作將 ICE 驅逐出各自州的理由。該事件發生後，從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到伊利諾伊州、紐澤西州，全國各州議會都在加快制定政策，限制ICE的權力。這些政策包括：禁止ICE特工在本州佩戴口罩、禁止在川普第二任期服務於ICE的人在本州執法部門獲得工作等。 (環球時報)

1.08兆。不久前，中國海關總署發佈的資訊：今年前11個月，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了1.08兆美元。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成績，不僅在中國外貿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甚至在全球範圍內也尚屬首次。在這個數字背後，汽車出口堪稱其中增速最快的類股之一。在大部分人的印象裡，過去兩年，中國穩居全球汽車出口第一大國，主要還是靠新能源汽車。而到了今年，據《日本經濟新聞》預測，中國的油車出口量也將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一。11月份，比亞迪、長城等多家車企直言自己的海外銷量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新高。這不是個別現象。乘聯會資料顯示，今年1-11月，中國乘用車市場整體銷量增長6.1%，而出口的增速則達到了17.2%，明顯高於車市整體。伴隨出口量高速增長的，是海外業績在各個車企中的佔比：2023年，奇瑞的海外銷量佔比就達到了49.81%；到今年，這個數字已經基本穩定在50%以上。長城方面，最近幾個月不僅海外月銷量接連突破5萬，11月份海外市場的佔比也首次超過了40%；按照這個趨勢，明年超過50%也許不是什麼難事。至於發展最快的比亞迪，海外增速則遠超國內——在國內銷量連續幾個月下滑之後，11月比亞迪的海外月銷量超過13萬輛，同比增長297%，在總銷量中佔比也接近30%。而按照摩根士丹利的預測，2026年比亞迪的海外營收有望先於銷量，率先達到50%的佔比。‌‌再加上吉利、長安、東風……幾乎沒有一家車企不在出海上下功夫。不誇張地說，在國內市場還處於一眼望不到頭的內卷當下，海外快成中國車企的主戰場了。NO.1[ 產能規劃近千萬輛，中國車出海進入狂飆時代]12月15日，小鵬汽車宣佈在馬來西亞啟動本地化生產項目。這也是繼印尼、奧地利之後，小鵬今年在全球佈局的第三個本地化生產項目。作為新勢力中第一個實現海外生產的車企，這一系列動作也標誌著小鵬的出海進入了全新階段。事實上不只是小鵬，整個2025年，中國車企海外建廠的速度都在明顯加快。從不完全統計來看，僅今年投產的海外工廠，規劃產能就超過了120萬輛——和國內已經產能過剩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而統計多個主流車企的海外整體佈局也能發現，目前海外已經成了這些企業重要的生產基地，產能甚至遠高於國內的直接出口量。尤其是2025年已經簽約，未來一兩年將逐漸落地的項目。和已經投產的工廠相比，這些即將落地的項目不管是生產模式還是產能規模上，都顯得更加成熟。具體來說，過去的中國汽車出海以“整車出口+散件組裝”形式為主，而從長城俄羅斯圖拉工廠開始，如今在主流海外市場，越來越多的車企開始傾向於建立全工藝整車生產基地。這樣做的好處，既能深入當地市場，更好利用當地資源，也能有效避免當前對中國汽車出口影響最大的關稅問題。而在模式策略上，中國車企們的思路也逐漸清晰。概括來說，即核心市場普遍採用獨資模式把控主動權；新興市場以合資或協議組裝快速切入，降低市場風險；而在歐洲、日韓等准入門檻較高的成熟市場，則採用與當地品牌合資、技術合作等更深入、更創新的方式。比如在西班牙，奇瑞就與當地車企Ebro-EV Motors公司合資建立了工廠，不僅生產奇瑞的車型，還通過技術授權復活了Ebro品牌；在韓國、巴西等地，吉利則持續與雷諾合作，通過入股和技術合作的形式，共享雷諾在當地的工廠產能和市場網路……策略豐富且日漸成熟。NO.2[ 高定價、低競爭，海外成自主品牌搖錢樹]在中國市場上價格戰還在持續的當下，最近高盛卻在報告中預測，未來三年，比亞迪的盈利年均複合增長率將達到30%。主要被看好的，正是其在海外市場的增長。按照預測，未來比亞迪的海外利潤貢獻度將從2024年的21%提升至2028年的60%；從明年到2035年，其海外銷量有望達到150萬至350萬輛。海外市場豐厚的利潤，正是車企們紛紛選擇出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一般而言，在海外市場，中國汽車往往能擁有比國內更高的溢價。以比亞迪海鷗為例，在國內市場其售價只有6.98~8.58萬元，而到了泰國市場，其售價則折合人民幣16萬元以上；在國內起售價只有5.99萬元的瑞虎5X，在澳大利亞的售價可以達到11.25~12.66萬人民幣，同時還能以性價比著稱。即使扣除關稅、物流、清關等費用，“高定價、低競爭”帶來的毛利率也明顯比國內更可觀。比亞迪財報顯示，今年三季度其海外市場的毛利率為27.3%，顯著高於國內市場的17.7%。長安方面，其三季度的海外業務毛利率也衝到了26.2%，對比來看國內卻只有 12.1%。一直以來，迫於國內市場連續不斷的價格戰壓力，自主品牌一直存在毛利率偏低的問題。而當海外銷量佔比不斷提升，這一問題或許有一天也將不復存在。如果盤點一下上半年各個跨國車企在全球不同地區的經營情況，可以發現在中南美洲、中東、非洲等新興市場，豐田、大眾等跨國巨頭的市佔率和利潤率甚至遠不如中國車企。這是傳統巨頭的薄弱區，也是中國車企的突破口。而在歐洲等傳統車企的強勢地區，中國品牌的存在感也越來越強。比如今年前10個月，即使有關稅影響，但中國車企借助多動力形式，在歐洲的市場份額也實現了同比翻倍。按照這個趨勢，中國車企更進一步只是時間問題。NO.3[ 寫在最後]繼歐盟和美國對來自中國的汽車加征關稅之後，最近墨西哥也宣佈自2026年1月1日起，對來自中國的汽車及零部件最高加征50%的關稅。對於中國汽車出口來說，這一消息產生的影響甚至遠高於前兩者。畢竟在今年，墨西哥已經超過俄羅斯，成為中國汽車出口第一大目的地。但換個角度，中國車企當前的處境，又和20世紀80年代的豐田、本田、日產等企業有著諸多相似之處。當年，為應對出口增長放緩、貿易摩擦加劇等問題，日系開始相繼在北美建廠，日本汽車產業由此開始從出口為主導的模式，全面轉向全球生產佈局，並有了後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從某種程度來看，如今的關稅大戰對於中國車企出海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蝶變的契機。考驗自主品牌智慧的時刻，到了。 (AutoReport汽車產經)

當倒計時的秒針歸零，中國海關的徵稅系統準時啟動，自12月23日起，對原產於歐盟的進口相關乳製品，徵收臨時反補貼稅保證金，比率最高達42.7%。沒有預留周旋的窗口，沒有模糊的解釋空間。從公告發佈到正式執行，僅僅4天。法國疾呼，歐盟緊急磋商，但一切為時已晚。中方的反制鐵錘，已按照自己設定的時間表，準時落下。這一刻，被無數歐盟政客刻意忽視或試圖挑戰的紅線，化作了實實在在的關稅數字。這不僅僅是一場貿易爭端，它正成為壓垮歐盟內部團結與戰略信譽的最後一根稻草，甚至可能宣告一個舊時代的終結。1、準時啟動中方徵稅行動的“準時”，是其最致命的特性。它徹底打破了歐盟長久以來的一個幻覺：即可以通過無休止的談判、拖延和外交辭令，在不付出代價的情況下延續對中國的單方面施壓。在過去數年，特別是馮德萊恩領導下的歐盟委員會，在貿易政策上呈現出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矛盾。一方面，馮德萊恩等人高舉“去風險”大旗，緊隨美國步伐，對中國電動汽車、太陽能、風電等多個關鍵產業發起反補貼調查，築起貿易壁壘。另一方面，以馬克宏為代表的“務實派”，又頻頻訪華，大談合作與對話，希望在中國市場為其紅酒、飛機、奢侈品爭取最大利益。他們的算盤是：在安全上依附美國，在經濟上收割中國。 這種“好處佔盡，風險轉嫁”的精緻利己主義，建立在低估中國反制決心與能力的誤判之上。此次針對白蘭地等產品的徵稅，目標直指法國——歐盟核心國家，也是在對華政策上跳得最高的國家之一。選擇的時間點，更是妙到毫巔：在歐盟內部為新一輪對華電動車調查吵得不可開交、且川普威脅對歐徵收全面關稅的敏感時刻。2、內部分裂：27國聯盟難以承受的壓力測試法國的反應最為激烈，立即要求歐盟召開緊急會議，試圖動員整個聯盟的力量進行“集體反擊”。然而，“集體”在今天的歐盟，已是一個奢侈而虛幻的概念。中東歐國家如匈牙利、塞爾維亞，與中國有著深厚的經貿聯絡與政治互信，他們絕不會為了法國的白蘭地而犧牲自身的國家利益。德國汽車產業與中國市場深度繫結，柏林在響應任何可能引發中國進一步報復的行動前，都會三思而後行。南歐國家深陷經濟困境，中國市場是其重要的復甦希望。當法國總統馬克宏呼籲“歐洲主權”以對抗中國時，他聽到的回應很可能是來自東歐的冷笑：一個在安全上完全依賴美國、在關鍵時刻無法保護成員國防空（如援烏“愛國者”導彈系統的扯皮）、內部市場規則又常常被法德等大國雙標執行的“主權”，有何說服力？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此前直言歐盟正處於“瓦解狀態”，並非危言聳聽。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的結構性矛盾之上，如今又疊加了無法調和的對華戰略分歧。 面對中國的反制，歐盟不僅無法形成統一有力的對外響應，其內部“誰該犧牲、誰該獲利”的爭吵，就足以耗盡所有政治能量。3、錯把妥協當軟弱，誤將平台當實力歐盟今日的困境，根源在於其持續性的戰略昏聵。這種昏聵體現在兩個致命的誤判上。第一，誤判了中國的戰略定力與反制決心。 長期以來，部分歐盟政客沉浸於一種“教師爺”的優越感中，將中國為維護雙邊關係大局所做的克制與忍讓，視為可以得寸進尺的軟弱。他們習慣了對中國提出各種基於意識形態的先決條件，卻從未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看待這個龐大的合作夥伴。第二，誤判了自身真實的國際地位與實力。 歐盟本質上是一個經濟聯盟，卻在幻想扮演一個地緣政治強權。它既沒有美國那樣的全球軍事投送能力和金融霸權，也沒有中國那樣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內需市場。它的影響力嚴重依賴其作為“統一大市場”的平台價值。歐盟的未來，取決於它能否進行痛苦的自我革新：是繼續作為美國的地緣政治附庸，在對華對抗中消耗殆盡；還是真正覺醒，找回“戰略自主”的勇氣，作為一個獨立的、建設性的力量，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方，共同建構一個更加平衡、穩定的多極世界。 (羅列思維)

12月18日起，海南自由貿易港正式啟動全島封關。作為中國高水平開放的標誌性舉措，全島封關引起廣泛關注。封關是否等於封島？進出海南島會變麻煩嗎？是否會影響我們“買買買”？資料圖：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線口岸”（貨運）集中查驗場。（無人機照片） 中新社記者 駱雲飛 攝01 什麼是全島封關？封關是指，將海南島全島建成一個海關監管特殊區域，實施以“‘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為基本特徵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一線”放開，指將海南與中國關境外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作為“一線”，實施一系列自由便利進出舉措；“二線”管住，指將海南與內地之間作為“二線”，針對“一線”放開內容實施精準管理；島內自由，指島內各類要素相對自由流通。02 封關是封島嗎？封關不是封島，而是進一步擴大開放。封關後海南與國際的聯絡將更加便捷，這對於加快吸引全球優質要素集聚，促進海南自貿港高品質發展，為全國改革開放探路開路，具有重要意義。03 封關為何定在12月18日？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在12月18日這一天啟動封關，具有重要像征意義，是向世界展示中國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和信心。04 封關後，進出海南島會變麻煩嗎？按照現階段的封關制度設計，除部分貨物從海南自貿港進入內地需要接受查驗外，大多數貨物以及所有的人員、物品、交通運輸工具等進出海南島，仍按現行規定管理，封關前後沒有變化。大家到海南島出差、旅行，都和現在一樣，不需要辦理額外證件。資料圖：cdf海口國際免稅城和海口新海港客運樞紐。（無人機照片） 中新社記者 駱雲飛 攝05 離島免稅購物政策會變嗎？全島封關後，將繼續實施離島免稅購物政策。調整海南離島旅客免稅購物政策已於11月1日起實施，允許“離島且離境旅客”享受離島免稅購物政策。06 “零關稅”商品範圍有多大？全島封關以後，進口“零關稅”商品將實行負面清單管理，由進口徵稅商品目錄取代此前的“零關稅”商品正面清單。“零關稅”商品範圍將由目前的1900個稅目擴大至約6600多個稅目，約佔全部商品稅目的74%，比封關前提高了近53個百分點。07 “零關稅”會惠及所有企業嗎？全島封關之後，進口“零關稅”享惠主體將基本覆蓋全島有實際進口需求的各類企事業單位還有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封關以後，進口“零關稅”商品及其加工製成品不再侷限於企業自用，可以在享惠主體間自由流通，免於補繳進口稅收。08 海南會成為“避稅天堂”嗎？海南自貿港的“低稅率”以合規為前提，“零關稅”以監管為保障，與“避稅天堂”存在本質差異。通過享惠條件限定、反避稅條款、資訊透明化及嚴格的反洗錢機制，海南正建構“開放而有秩序”的稅收環境。海南洋浦區域國際集裝箱樞紐港擴建工程（一階段）二期碼頭。（無人機照片） 中新社記者 駱雲飛 攝09 海南房子會變成“離岸資產”嗎？封關後，海南雖實施特殊政策，但仍在國家法律和宏觀管理框架內。房地產調控會因城施策，但遏制投機炒房、保障居民住房需求的原則不會動搖。海南房產的所有權、使用權等權益依然受國內法律法規約束。10 封關是否意味著自貿港全面建成了？按照規劃，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貿易自由便利和投資自由便利為重點的自由貿易港政策制度體系。到2035年，自由貿易港製度體系和運作模式更加成熟。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自由貿易港。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