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真的要崩了Ray Dalio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國家領導人都宣告，1945年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已正式成為過去式，會議發佈的《2026年安全報告》深入地闡述了這個圖景，報告題目非常應景，《大廈將傾》（Under Desctruction），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這裡閱讀全文（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6/）。具體的例子有很多，德國總理梅爾茨說，“過去幾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式進入“大國政治”時代。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前提”。法國總統馬克宏與梅爾茨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說，歐洲舊的安全結構的基礎就是舊的世界秩序，現在已不復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我們正處於“新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秩序”已經結束了。用我的話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世界大周期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極度混亂，沒有規則，強權即真理；這是大國衝突的時代。第六階段的規律邏輯，我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大周期”中做了詳細解釋。此前，我在部落格里長篇摘錄過第五章“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的內容，向大家講解了美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第五章所講的經典周期正好吻合。這一篇部落格，我會附上第六章的全部內容。鑑於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同1945年戰後世界秩序已經崩潰，我們正在進入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這一章的內容值得大家花時間認真閱讀。第6章：外部秩序與混亂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際關係所遵守的秩序，無論是內部秩序還是外部秩序，運作方式基本一致，而且內外部經常相互交織。其實，內外部秩序分明的歷史並不久遠。以前，內部和外部秩序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因為當時國與國之間並沒有清晰勘定、相互承認的邊界線。也正因此，第5章裡，每個國家由治及亂循環往復的（興、治、盛、奢、衰、亂）六階段興亡周期，同樣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只有一個因素需要特別區分：國際關係中，純粹的實力對比，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因為，一國之內，所有的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實施且廣泛認可的 1）法律法規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如警察），3）司法能力（如法官），以及4）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後果，這些後果既要與罪行相稱，又要得到執行（如罰款和徒刑）。然而，在國與國之間，要麼沒有這些要素，要麼有也不像在一國之內那樣落實有效。歷史上，我們也嘗試過建立更尊重規則的國際秩序，比如建立了國聯和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但都失敗了，因為這些國際組織在大國面前，財富和實力都相形見絀。而一旦強國的實力超過國際組織裡的其他國家，那麼擁有話事權的就必然是強國了。比如，假設美國、中國或別的什麼國家，實力比聯合國諸國都強，那麼主導事態走向的就是美國、中國或別的那些強國，而不是聯合國。畢竟，“強權即公理”，而在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不經歷一場較量，財富和權力不會輕易易手。如果強國之間有分歧齟齬，它們當然不會請律師找法官打官司；而是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兵戎相見。國際秩序更遵循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與國之間的較量，主要有五種方式：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熱戰。我們先簡單定義一下這幾種戰爭。1.貿易/經濟戰： 包括關稅戰，進出口限制，使用其他經濟打擊手段損傷對手經濟2.科技戰： 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限制技術出口和共享3.地緣政治戰： 圍繞領土和聯盟而產生的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公開或保密的承諾來解決，一般不會訴諸武力4.資本戰： 通過金融工具開展的鬥爭，手段包括制裁（如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一國的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資本進入其金融市場5.軍事熱戰： 正式交火，通過軍事力量開展的衝突大多數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都可以歸入上述爭戰類型，有時候會發生不止一種（例如，不管發生那種戰爭，幾乎都會伴隨網路戰）。這些較量的核心，是爭奪財富和權力，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雖然上述戰爭類型中，大多數沒有真槍實彈的交火廝殺，但都是實力的較量。多數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主要以前四種戰爭的形態演進，隨著時間推移，鬥爭愈演愈烈，直到軍事熱戰爆發。這些鬥爭和戰爭，不管有沒有真刀真槍的殺伐，都是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展現和過招。根據爭議的重要程度和對手的相對實力，出手可以是毫無保留，也可能是點到為止。但是，一旦軍事熱戰打響，其他四種戰爭手段會被極致武器化，用以強力殺傷。前幾章說過，驅動內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是同起同落，好時一起好，壞時一起壞。局勢變差了，爭議矛盾也會變多，鬥爭意願也會增強。這是人性使然，也是興衰罔替大周期的根源。一般而言，只有事關國家存亡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而又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的時候，才會爆發全面戰爭（因為國家的核心利益至關重要，國民願意為之戰鬥甚至犧牲生命）。全面戰爭的結果，會毫無爭議地明確勝利一方，勝者為王敗者寇，誰勝利，誰就能制定戰後世界的規則，奠定國際新秩序的基礎。下圖展示了公元1500年以來歐洲內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周期，以不同時期不同因素導致的死亡人數為指標。可以看出，五百年來，歐洲經歷了三個衝突興衰大周期，平均每個周期150年。雖然大規模內戰和對外戰爭持續的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衝突長期累積後的總爆發。雖然一戰和二戰各自有典型周期驅動的獨特原因，但兩次大戰也相互關聯。這張圖展示了 1400–2000 年間歐洲因衝突導致的死亡率（佔總人口比例），並用 15 年移動平均平滑資料，以便更清楚地看到長期趨勢。橫軸是年份，縱軸是死亡率；圖中藍色代表內部衝突導致的死亡率（如內戰），紅色代表外部衝突導致的死亡率（如國家間戰爭），灰色線是兩種死亡率相加的總值。從整體形態看，歐洲的衝突死亡率呈現出典型的“長時間低位 + 少數時期劇烈爆發”結構：大多數年份的死亡率接近低基線，但在若干關鍵歷史階段會出現陡峭高峰。圖上標註的主要峰值分別對應宗教戰爭與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以及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其中世界大戰階段的峰值最高，說明那一段時間衝突對人口的殺傷強度遠超其他時期。圖中同時標註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相對繁榮的階段，與戰爭高峰並列呈現出一種“周期性”：和平與發展往往持續較久，但矛盾可能在長期累積後以短促而猛烈的方式集中釋放。二戰後曲線快速回落並長期處於低位，可能是因為戰後“歐洲一體化（EU integration）”制度整合與安全架構變化。如圖所示，每個大周期都經歷一段相對漫長的和平繁榮期（比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時期），而和平繁榮期也為後來血腥恐怖的對外戰爭埋下了種子（比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無論是上升期（和平繁榮時期）還是下降期（蕭條與戰爭時期），都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影響。在主要強國繁榮時，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共享繁榮，因為國與國之間，通常是零和遊戲，我之所得，往往是彼之所失。比如，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的衰落期，被稱為“百年屈辱”，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掠奪。讀到這裡，請記住，只要發生戰爭，就有兩件事板上釘釘：第一，戰爭絕不會按計畫發展；第二，戰爭的殘酷程度一定會始料未及。正因如此，接下來我要講的原則，很多都是避免真槍實彈熱戰的原則。然而，熱戰還是時不時發生，有時候是出於正當理由，有時候藉口則很荒謬。有一點要說清楚，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人間悲劇，起因也往往荒唐可笑，但有些戰爭值得打——因為不打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比如會失去自由）。塑造外部秩序的永恆力量我在第二章解釋過的，除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之外，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個人、家族、企業、國家最主要的驅動力。又因為財富等於權力，畢竟有了錢可以建設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影響他國，所以國內執政實力與軍事實力是相輔相成的。買槍火彈藥（建設軍事力量）需要錢，買柴米油鹽（滿足國內社會支出需求）也需要錢。如果一個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強大軍備或足夠的物質幸福，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反對勢力面前就會變得不堪一擊。通過研究中國曆朝歷代和歐洲各大帝國的歷史，我認識到，財富雄厚，能在開支上壓倒對手，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優勢之一。美國就是這樣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只要能在對的地方花足夠多的錢，就不必打熱戰。而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就是在強大軍備和物質幸福之間取得平衡，不要因為走極端而導致衰落。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有足夠的財力，既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又能保護人民免受外敵侵略。能將這樣的強盛維持兩三百年的國家，就已經是非常成功的國家了，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那個國家能永遠保持這樣的盛世。一旦既有霸權開始衰落，或新興大國的實力逐漸逼近既有霸權，或兩件事同時發生，衝突就必然出現。如果雙方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爆發軍事戰爭的風險就極大：第一，雙方軍事實力旗鼓相當；第二，彼此存在不可調和的生死矛盾。截至本文發表時（2026年2月14日），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軍事衝突，就是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對抗。對決雙方的選擇不多，要麼開戰，要麼退讓，但兩個選擇都極其艱難。兩種選擇代價都很高：開戰，就有人員傷亡和軍費開支；退讓，就是放棄影響力和地位，因為這是軟弱的表現，軟弱就會失去別國的支援。如果競爭的兩強有相互摧毀的實力，雙方必須對彼此保持極高的信任，確信對方不會對自己造成難以承受的傷害或致命威脅。然而，能妥善處理這種“囚徒困境”的情況極其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其實沒有什麼規則可言，只不過是實力最強的國家給自己定的規則而已，這些規則的結果也有好有壞。具體來說，那些能讓雙方共贏的規則，肯定比導致兩敗俱傷的規則好。因此，這一條原則就至關重要：要想更多地實現雙贏，就需要在談判時充分考慮對方和自己各自最看重的是什麼，並懂得如何進行交易。高明的合作共贏，既能增加雙方的財富和實力，又能合理分配財富和權力，比兵戎相見要有利可圖得多，也比一方成王一方敗寇的痛苦小得多。只是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懂得站在對手的角度看問題，還要劃清楚和講清楚你的紅線在那裡（也就是絕不可妥協的底線）。所謂“贏”，就是在得到最重要的利益同時，沒有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所以，如果一場戰爭在人員傷亡和軍費開支上的代價，遠遠超過它能帶來的收益，那開戰就是愚不可及。但“愚不可及”的戰爭還是有人在打，原因容我慢慢道來。陷入愚蠢的戰爭實在太容易了，原因有以下幾點：a) 囚徒困境，b) 針鋒相對的態勢升級，c) 衰落大國認為退讓的代價太大，d) 在需要快速決策時發生誤判。兩強爭霸常常陷入囚徒困境；雙方都需要有途徑讓對方相信，自己不會先動手消滅對方，不然對方就會搶先下手。針鋒相對的態勢升級也很危險，因為一方升級之後，另一方要麼跟著升級對抗，要麼就失去對方在上一輪奪走的利益；這就像“膽小鬼博弈”一樣，逼得太緊，必然導致正面對抗。如果用虛假言論煽動民眾情緒，爆發愚蠢戰爭的危險會加劇，所以領導人最好實事求是、深思熟慮地向老百姓說明局勢以及應對之策（在民主國家，民意至關重要，這樣做尤其關鍵）。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面對民眾時既不誠實又情緒化，如果他們還掌控了媒體，那就更加雪上加霜了。總的來說，從雙贏到兩敗俱傷再到雙贏，往往有周期規律。在形勢大好時，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更願意合作；而到了艱難時期，就更容易發生衝突。當既有霸權相對於新興大國走向衰落時，既有霸權自然而然希望維持現狀或推崇既有規則，而新興大國則希望改變規則，以適應新的現實局勢。俗話說“情場如戰場，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我不太懂“情場”那部分，但“戰場”這部分我很清楚，的確是不擇手段。舉個例子，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軍排成佇列準備交戰，而美國革命軍躲在樹後射擊，英軍覺得這不公平，還提出了抗議。最後，美國革命軍獲勝，在他們看來，英軍太迂腐愚蠢，為了美國獨立自由的建國大業，改變交戰規則算什麼。戰爭就是這樣。接下來，是最後一條原則：要有實力，尊重實力，明智地運用實力。有實力是好事，因為實力永遠比協議、規則和法律更可靠。到了關鍵時刻，註定勝出的國家，是有實力按自己的解讀執行規則和法律的國家，是有實力重新解讀既有規則和法律的國家。尊重實力也很重要，因為明知必敗還要開戰，實在不智；還不如通過談判達成對自己最有利的和解方案（前提是有理智的戰略考量，也不排除因為愚蠢的自負，非要求死當烈士）。明智地運用實力同樣重要。明智地運用實力，不是逼別人就範逆來順受，更不是恃強凌弱。而是要知道，慷慨大度和真誠相待是實現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不論如何，雙贏關係比兩敗俱傷要有價值得多。換句話說，動用“硬實力”通常並非上策，運用“軟實力”才更可取。要明智地運用實力，還應該懂得判斷什麼時候該“文”（達成協議），什麼時候該“武”（動手開戰）。要做判斷，就必須先判斷自己的相對實力會隨時間增強還是變弱。最有利的，是在自己實力最強時，談判達成協議、強制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也就是說，如果自己的相對實力在走下坡路，那就趁早開戰；如果相對實力還在爬坡，那就推遲開戰。如果陷入了兩敗俱傷的關係，就必須想辦法脫身，最好脫鉤，雖然很有可能難免一戰。明智地運用實力，最好不要耀武揚威，不然會讓別國感到威脅，繼而建立自己的威懾力量，導致雙方相互升級對抗，最終兩敗俱傷。運用實力，最好像運用一把隱藏的匕首，只在真正近身開打時才亮出來。但也有時候，為了改善談判地位、避免衝突，最好的辦法就是展示實力並威脅使用武力。充分瞭解對方最看重什麼、最不在乎什麼，尤其是對方的“必救”“必戰”，這樣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雙方都認為能公平地解決爭端。有實力當然很好，但對於本來就不需要的實力，沒有也挺好。因為維持實力必然消耗資源，尤其是消耗時間和金錢。而且，實力越強，責任就越大。我常常驚訝地發現，實力較弱的人和更有實力的人相比，往往更幸福。秩序崩解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上文，我們瞭解了外部環境興衰治亂周期的驅動規律和應對原則，都是我研究大量案例得出的結論。本文，我想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案例，對上文的內容做簡要回顧，畢竟二戰是人類從和平走向戰爭最具有標誌性的最鮮活的例子。通過二戰這一個案例，可以清楚地瞭解三大周期的共振疊加能帶來什麼樣的巨大影響。這三大周期就是貨幣與信貸周期、內部興衰治亂周期以及外部興衰治亂周期。它們的力量交相呼應，為災難性世界大戰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雖然二戰時期的故事本身就引人入勝，但它們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為我們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幫助我們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發生什麼。尤其是，中美兩國正在經濟戰場上酣戰，且完全有可能演變為軍事熱戰。借古鑑今，通過研究1930年代的往事，可以為我們當下提供寶貴的思路，幫助我們理解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以及如何避免中美兵戎相見。通往戰爭的不歸路為了更生動地還原1930年代的歷史畫卷，我會先梳理一下1939年歐洲戰場正式開戰之前，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之間的地緣政治重點事件，然後快速回顧戰爭處理程序，再講講1945年美國實力巔峰時期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歷史。1929年，股市大崩盤，全球經濟大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因資產貶值蒸發而陷入嚴重的內部衝突。這促使各國政治轉向，推舉民粹主義、專制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政治轉向的國家，有的偏右，有的偏左，程度各異，因各國國情以及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而各有不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加上根基不牢的民主傳統，導致內部爆發極端衝突，並轉向擁護極右翼（法西斯）民粹或專制領導人，而在蘇聯和舊中國，在經歷極端困境的歷史時期，同樣因為缺少民主經驗，轉而擁護左翼（共產主義）民粹或專制領導人。在美國和英國，由於民主傳統相對較深，經濟狀況也沒那麼嚴峻，所以，雖然也變得更加民粹化和專制化，但遠不及其他國家那麼嚴重。法西斯德國與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因為戰爭賠款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但到了1929年，由於協約國推出“揚計畫”(Young Plan)【注】，德國開始擺脫這一枷鎖。“揚計畫”為德國提供了相當大的債務減免，外國軍隊也於1930年撤出德國。然而，全球經濟大蕭條依舊重創了德國，導致失業率接近25%，企業大量破產，貧困現象蔓延。果不其然，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展開了激烈鬥爭。阿道夫·希特勒，作為右翼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領軍人物，利用民族屈辱情緒煽動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簽署國刻畫為德國的敵人。希特勒制定了民族主義25條綱領，並圍繞綱領凝聚支援力量。為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需求，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他的納粹黨從懼怕共產黨人的工廠主那裡獲得了大量支援。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議會（國會大廈）選舉中贏得最高票和多數席位。譯者註：1929 年，美國銀行家歐文·揚主持提出揚計畫（Young Pla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針對德國賠款制定的第二個賠款方案。該計畫把德國賠款總額從 1320 億馬克削減為約 1139 億馬克，並把償付年限延長到大約 59 年，同時由協約國向德國提供貸款。這個計畫取消了對德國財政經濟的直接監督，希望在減輕德國負擔的同時維持戰後“賠款—戰債”體系的運轉。希特勒不願再支付戰爭賠款，退出了國聯，並於1934年掌控德國，形成獨裁統治。他身兼德國總理與總統雙重身份，成為國家最高領袖。在民主制度下，一直有合法途徑，允許國家領導人取得各類特殊權力；希特勒將所有特殊權力悉數攫取。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許多公民權利遭到限制，他鎮壓政治反對派共產黨，並強行通過《授權法案》，使他無需國會大廈和總統的批准即可頒布法律。他對任何反對勢力都毫不留情，不僅審查或接管報紙和廣播公司，還成立秘密警察，也就是蓋世太保，替他清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產，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揚雅利安種族是優越的主宰種族，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憑藉同樣專制/法西斯的手段，希特勒重建百廢待興的德國經濟，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指示成立大眾汽車公司，生產平價汽車，讓人人都買得起，使汽車更加普及，還主導修建了高速公路（Autobahn）。他強制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以資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由此產生的債務，則通過企業收益和中央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行之有效，幫助希特勒實現了他的目標。這也再次證明，如果以本幣借款、增加債務和赤字，並將借來的資金投入能夠提高生產力的投資，並能夠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債，那這樣的債務和赤字就能產生極高的效益。即使無法完全覆蓋債務成本，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也極具成本效益，極其划算。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德國失業率高達25%。到1938年，失業率已經降到了零。希特勒執政後的五年裡，德國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8%。如下圖所示，從1933年到1938年，德國股市穩步上漲近70%，直到熱戰爆發。左圖展示的是“德國股票收益（以本幣計）”。橫軸是時間範圍（1933年到1939年），縱軸是股票累積超額回報率。紅色曲線整體由左下向右上爬升，雖然中間有幾次明顯回呼，但趨勢始終向上；圖中的文字說明指出，從1933年1月到1938年，德國股市總體上漲了接近70%。右圖展示的是“德國人均收入（以2017年美元計）”。橫軸同樣是1933年到1939年，縱軸則是折算為2017年美元匯率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德國人均收入在這幾年呈現階段性爬升的趨勢，整體穩步上升。圖中的文字寫明：1933到1938年間，德國人均收入總共提高了約22%。1935年,希特勒開始擴軍備戰，實施雅利安人強制兵役制度。德國軍費開支的增速遠超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運轉，德國打算動用軍事力量來奪取所需資源。日本與德國一樣，也因大蕭條受到嚴重打擊，並因此走向專制道路。作為一個島國，日本的自然資源同樣缺乏，難以自給自足，並且依賴出口創收，並進口生活必需品，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大蕭條的衝擊。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了約50%，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被迫動用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實行浮動匯率，這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日本的購買力耗盡。嚴峻的經濟狀況，加上巨大的貧富差距，引發日本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激烈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肆抬頭，他們希望通過武力恢復日本的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決意從其他國家掠奪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也就是奴隸勞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並逐步擴張入侵中國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有人認為，日本與德國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方式，比傳統貿易和經濟手段更具成本效益，更划算。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政治動盪加劇，進一步強化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實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計畫經濟，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建立起軍工複合體，保護其在東亞和中國華北的佔領區，並繼續支援向其他國家的侵略擴張。與德國類似，雖然大多數日本企業是私有企業，但其生產活動受政府控制。何為法西斯主義呢？選擇治理方式時，一個國家需要做出以下三個重大選擇：1）決策方式是自下而上（民主）還是自上而下（專制）；2）生產資料所有制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介於兩者之間）；3）個人主義（個人福祉優先）還是集體主義（全民福祉優先）。你可以試著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最理想的方式。而法西斯主義結合了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使國家及人民富裕、繁榮、強盛的最佳治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由政府指導私有企業生產，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美國與同盟國1929年之後的美國，債務問題對銀行造成毀滅性打擊，導致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放貸大幅縮減，傷害了國際借款方。與此同時，經濟大蕭條導致需求疲軟，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出口雙雙暴跌。隨著美國人收入下降，需求進一步萎縮，信貸問題不斷惡化，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惡性循環。美國的應對措施是轉向保護主義，以求保障美國就業，1930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 經濟不景氣時，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提高關稅是常見的做法，但這通常也會降低效率，因為生產不得不轉移到效率更低的地方進行。結果，高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進一步疲軟，因為關稅戰之下，出台關稅政策的國家會失去出口市場。不過，受到關稅保護的企業則會受益，他們因此會幫助增加關稅的領導人贏得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1917-1922年的（二月、十月）革命和（蘇俄）內戰中恢復過來，加上對德戰敗、與波蘭的戰爭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1921年還發生大饑荒，整個1930年代又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1928-1930年，中國也遭受內戰、貧困和饑荒的摧殘。因此，1930年局勢惡化、各國開始徵收關稅時，中國、蘇聯的情況更加急轉直下，看不到生機和希望。19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遭遇了旱災，這讓局勢更加雪上加霜。* 自然災害（如乾旱、洪澇和瘟疫）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困境，自然災害一旦疊加其他不利條件，就很容易引發激烈的衝突。在蘇聯，極端的政府政策加上自然災害，導致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的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未經審判就被處決。* 本質上，通縮性經濟蕭條就是債務危機，其根源在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這種危機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推出刺激計畫，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則會降低。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有多少耐心、在何時採取行動。從1929年10月股市崩盤，到羅斯福總統於1933年3月採取行動，美國等了三年半。羅斯福就任後的頭100天，推出了多項大規模政府支出計畫，資金來源是大幅度加稅和提高預算赤字，而提高預算赤字則是聯準會通過債務貨幣化來融資。羅斯福推出了促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福利保障，以及親勞工、親工會的政策。1935年，稅收法案出台，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時僅為25%），被當時的民眾戲稱為“劫富稅”。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81%，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時僅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許多其他稅種。儘管徵收了上述各類稅收，經濟復甦還帶來了稅收增長，預算赤字佔比仍從GDP的約1%增加到約4%，因為美國政府的支出增長實在太多了。從1933年到1936年底，美國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美國經濟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驚人的9%。1936年，為了平抑通膨、給過熱的經濟降溫，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政策，結果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國內和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演變為血腥的西班牙內戰。在希特勒的支援下，右翼的佛朗哥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 經濟衰退嚴重和貧富差距巨大時，通常會出現革命性的大型財富再分配。來文的和平手段，是對富人大幅加稅，或者大量增加貨幣供應讓債權人的債權貶值；來武的暴力手段，就是強制沒收財產。在美國和英國，雖然也進行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得以保留。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這些制度則未能倖存。* 在全面熱戰爆發之前，通常會先爆發經濟戰。正式開戰之前，通常會有十年左右的經濟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在此期間，衝突各方相互威脅升級，試探對方實力的極限。雖然普遍認為，1939年是歐洲戰場衝突的開端，1941年是太平洋戰場衝突的開端，但其實，衝突早在大約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除了各國內部因經濟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以及造成的政治轉向之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經濟蛋糕在不斷縮小的同時，它們都想爭奪更大的份額。由於國際關係遵循的是弱肉強食法則，法律其實是中看不中用，於是德國和日本的擴張性越來越肆無忌憚，在爭奪資源、領土、政治領地上，開始不斷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底線。在深入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想先詳細說一下，把經濟和資本工具用作武器時常見的策略。一直以來，常用的策略就是下面幾個：1. 凍結/沒收資產：阻止敵國/競爭對手使用或出售所需的境外資產。這種措施的力度可大可小，小可能只凍結一部分人的資產（例如美國現在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大可以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或直接沒收一國資產（例如，部分美國高層決策者曾提出，美國可以不償還欠中國持有的美債）。2. 封鎖資本市場：禁止一國進入本國或他國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券，以打壓俄羅斯的軍事建設；美國現在威脅要對中國採取同樣的措施）。3. 禁運/貿易封鎖：禁止在本國進行商品、服務貿易，有時還會要求中立的第三方跟進，目的是削弱目標國家實力，或阻止其獲得關鍵物資（例如，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並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或者封鎖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從而切斷其外匯收入來源（例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的封鎖）。如果你想瞭解這些策略從1600年至今的應用歷史，可以訪問 economicprinciples.org 查看詳細資料。熱戰爆發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召集高層官員，宣佈計畫擴張德國領土，以獲取資源並團結雅利安民族。隨後他就付諸行動了，先是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蘊含豐富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觀望著，不想在一戰的慘痛之後這麼快又捲入另一場戰爭。和所有戰爭一樣，不確定因素從來都遠遠多於確定因素，因為：a) 敵對雙方只有在實力相當時才會開戰（否則明顯較弱的一方發起戰爭無異於愚蠢至極的自殺行為），b) 你來我往的進攻反擊行動五花八門，根本無法預測。熱戰開始後，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戰爭會帶來極大的苦難，甚至可能導致毀滅。因此，理智的領導人只有在被對方逼到不戰鬥就只能屈服退讓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同盟國而言，那個時刻發生在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德國來勢洶洶，勢不可擋；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義大利的同盟關係，三國有共同的敵人且意識形態一致。通過快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儲量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留存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掠奪，始終是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力，推動其戰爭行動深入俄羅斯和中東。與蘇聯的戰爭註定不可避免；唯一不確定的是何時開戰。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俄羅斯，這使德國陷入兩線作戰，並付出了慘痛代價。在太平洋戰場，1937年，日本擴大在中國的佔領區，控制了上海和南京，並進行殘暴屠殺，僅在佔領南京時就殺害了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中國記錄是30萬受害者）。雖然美國保持孤立主義立場，但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戰鬥機，並派飛行員（飛虎隊）對抗日本，也算是參與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美日之間的衝突開始爆發。在南京，一名日本士兵打了美國領事約翰·艾利森的面部，日本戰鬥機擊沉了一艘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承諾美國將遠離戰爭，贏得連任。可實際上，美國已經採取經濟行動保護自身利益。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美國向它同情的國家提供了經濟支援，對它不支援的國家實施了經濟制裁。1940年初，戰爭部長（國防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對日本實施強硬經濟制裁，促成1940年出台《出口管製法》（Export Control Act）。1940年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移防部署至夏威夷。10月，美國加大禁運力度，限制“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鋼鐵出口”。這一計畫的目的，是切斷日本的資源供應，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這個法案規定，如果美國認為那個國家“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那美國就可以向它出借或出租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向同盟國施以援手，對美國是有利可圖的，畢竟，這些准盟國在戰爭中連維持生產都很艱難，美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資，能賺得盆滿缽滿。但美國也不完全是唯利是圖。英國很快就無力支付（黃金儲備消耗殆盡），於是美國允許英國等戰後再付款（甚至免除部分欠款）。雖然這時美國沒有正式宣戰，但是《租借法案》頒布後，美國其實已經結束中立狀態。* 國家一旦國力虛弱，敵對國家就會趁虛而入謀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但由於在歐洲戰場消耗過度，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侵略。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屬中南半島，將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擴張，吞併”南方資源區”。1941年，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擴張領土，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擴張的野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出手回擊，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關閉巴拿馬運河，禁止日本船隻通行，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計算，它的石油儲備將在兩年內耗盡，因此必須在屈服退讓或攻擊美國之間做出抉擇，陷入兩難境地。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協調多部力量，先後襲擊了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駐軍，正式揭開太平洋戰場上美日對抗的序幕，並在隨後幾天促成美國對日、德、意宣戰，從而全面捲入亞歐兩大戰場。雖然廣泛觀點認為，日本當時要想取得勝利，根本沒有可行的方案，但日本領導人卻極度樂觀，認為美國在兩條戰線上作戰，註定會一敗塗地，而且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肯定打不過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體制和軍工指揮系統。他們還盲目地相信，自己有更強的意志和意願，願意為國赴湯蹈火、犧牲捐軀，這也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意志力有時比造成痛苦的殺傷力還重要。戰時經濟政策經典的經濟戰打法值得關注，各國在戰時採取的典型經濟政策同樣值得研究。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幾乎全面管控所有事務，因為國家要將資源從逐利賺錢轉向戰爭武備。例如，政府能決定 a) 生產那些物資，b) 那些物資可以買賣、買賣數量多少（也就是配給制），c) 那些物資可以進出口，d) 物資價格、職工工資和企業利潤，e) 個人能否持有金融資產，以及 f) 資金能否轉移出境。由於戰爭必然耗資巨大，通常政府會 g) 發行大量債務並將其貨幣化，h) 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貨幣已不被接受，i) 採取更專制的統治方式，j) 對敵國實施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本來源，以及 k) 承受敵國對其實施的制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全面參戰，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的主要國家領導人紛紛實施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採取更專制的統治手段，而這些做法也得到了各國民眾的廣泛支援。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實施的經濟管制措施。熱戰期間的市場走勢深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政府管控措施，二是戰場形勢變化帶來的勝負機率波動。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在戰爭年代對市場和資本流動實施的管制措施。各國股市停市的情況十分普遍，持股投資者無法變現，資金被徹底套牢。而且，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通常不接受貨幣和信用交易，因為大家都擔心對方貨幣會變成一堆廢紙，這種擔憂完全合理。如前所述，戰時真正流通的“硬通貨”就是黃金，有時也用白銀或以物易物。在這種時期，物價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管制，因此很難說清楚商品的真實價格到底是多少。戰敗，通常意味著徹底喪失財富和權力，所以戰爭期間仍在開市交易的股市走勢，主要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勝負成敗，因為戰果直接影響了勝利的天平向誰傾斜。比如二戰初期，德國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佔據上風，德國股市就表現強勁；而當美英等同盟國扭轉戰局後，德國股市便開始走弱。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至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橫盤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雙雙停市，近五年後才重新開市，而開市時基本上已經血本無歸；相比之下，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這張圖顯示的是二戰前後（大約 1938–1950 年）四個國家股市的回報指數（以美元計）：藍色=美國、灰色=英國、黃色=德國、黑色=日本。縱軸是指數水平（可以理解為戰前投入 1 美元，後面不同的年份市值是幾美元），橫軸是年份。•1939–1942 年：德國股市表現很好，原因是軸心國在戰爭初期節節勝利，市場對德國前景樂觀。•1942 年之後：美國和英國股市幾乎一路上漲，圖中標出“1942 年中途島海戰”之後，美英戰局好轉，投資者預期勝利、經濟復甦，因此指數持續抬升。•日本：早期也有“戰時繁榮”，但很快被嚴格的政府管制壓住，股價長期幾乎走平，圖中文字說明“日本戰時繁榮更快消退，股票價格受抑制走平”。•圖上有一條橫線標註“德國和日本市場關閉”，說明戰時後期證券市場被關閉、指數（黃色線和灰色線）無資料顯示。•戰後德國和日本市場重新開放時，“指數大幅下跌”，說明一旦恢復交易，價格立刻大幅向下調整，把戰時被管制、被人為維持的價格一次性修正。•到 1950 年：美國和英國指數都顯著高於 1，特別是美國線衝到接近 3，說明如果戰前持有美國股票並一直持有到 1950 年，實際回報非常可觀；而德國、日本因為戰敗和資產重組，長期回報遠落後於美英。在戰爭年代，保護自己的財富極其困難：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傳統的避險資產不再安全，資金流動受阻，而且國家和民族在為生存而戰時，還要面臨沉重的稅負。此時此刻，保護富人的財富根本不是優先事項，當務之急是把財富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至於投資的話，則是清倉所有債務資產、買入黃金，因為戰爭要靠舉債和印鈔來籌資，這會讓債務和貨幣貶值；而且人們有充分理由不接受信用支付。結論得益於強國獨特的環境條件以及自身的性格特質和文化底蘊(比如強烈的職業道德、聰明才智、嚴明紀律、良好教育等核心要素)，每個強國都有其輝煌強盛的時刻，但它們最終都會走向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較體面，創傷代價較小，但衰落終究無法避免。有些強國衰落則會導致生靈塗炭，使歷史進入至暗時期，對財富與權力的激烈爭奪，會付出經濟和生命上極其慘重的代價。然而，如果各國在富強階段能夠保持生產力，量入為出，讓體製為大多數國民服務，並與主要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互利共贏的關係，歷史大周期未必要以這種方式演進。歷史上有許多帝國和王朝延續了數百年之久，而美國建國245年，也證明了自己是最持久的國家之一。 (萬事如譯)

2026年1月9日到15日，我應聯合國和國際可再生能署邀請參加聯合國SDG7 HLPF 高等級政治對話，那時的阿布扎比氣候宜人。在城裡有駕駛法拉利的中東貴胄們從你身邊經過，在城外有騎著駱駝盯著手機娛樂的年輕人朝著車窗裡的你微笑。但是，祥和的氛圍也散發著危機的氣息。我看到了阿布扎比許多武器彈藥的存放點，預感到了此地區的即將到來動盪，尤其是當乘坐的飛機飛越荷姆茲海峽上空時，那種心底的不安在不斷加劇，但我依然沒有想到戰爭會來的這麼突然。2月底以來，美國與伊朗在波斯灣地區的軍事對峙驟然升級，戰火蔓延至荷姆茲海峽及伊朗縱深地帶，特別是伊朗封鎖海峽後，原油運輸受挫，國際油價大幅上漲。更重要的是，本次衝擊的影響並非油價的大幅波動這麼簡單，衝突的本質是美國為維護已出現系統性裂痕的“石油美元”體系而發動的一場戰略自救。美國使用軍事手段，反映了其應對其金融主導地位根基動搖的深層焦慮，但這一過程也加速了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構。石油美元——美國全球主導權的“血管”要理解這場衝突的根源，我們必須首先分析“石油美元”體系，以及其對於美國而言意味著什麼。這一體系遠非一種簡單的國際貿易安排，它構成了美國全球主導優勢的“心血管系統”，為其輸送著維持權力優勢的關鍵血液。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關閉美元兌黃金的窗口，布列敦森林體系轟然倒塌。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理論上失去了其作為“世界貨幣”的硬通貨基礎。然而，美國迅速找到了新的“錨定物”——石油。1974年，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秘密協議。根據該協議，沙烏地阿拉伯承諾將其石油出口全部以美元定價和結算，並將賺取的巨額“石油美元”投資於美國國債。作為交換，美國則為沙烏地阿拉伯提供軍事保護，並承諾保障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安全。此後，這一模式被逐步推廣至歐佩克（OPEC）所有成員國。至此，石油美元體系得以正式確立。石油美元體系強化了美元作為全球結算貨幣的地位，並為美國建構了一個精妙且高效的“邏輯閉環”。任何需要進口石油的國家，無論其與美國關係如何，都必須首先獲得美元。這人為地為美元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國際需求，使其在全球外匯儲備、大宗商品計價和國際貿易結算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產油國出口石油賺取大量美元，但這些資金無法在國內完全消化。產油國通過主權財富基金等管道，大量投資於美國國債、股票和房地產。這筆巨額資金回流美國，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為其天文數字般的財政赤字、龐大的軍費開支和民眾的高消費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資。此外，這一體系使美國獲得“囂張的特權”，通過印鈔即可低成本獲取全球能源和商品，同時將通膨壓力和經濟調整成本轉嫁給其他國家。基於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金融制裁能力。通過切斷他國與SWIFT系統的連接，凍結其海外資產，美國能夠對任何“不聽話”的國家實施精準打擊，而無需動用一兵一卒。聯準會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雖從世紀初的70%以上降至約58%，但仍舊遙遙領先。行業也普遍認為全球約80%的石油交易仍以美元結算。美國能源資訊署資料顯示，2023-2024年OPEC成員國的石油出口淨收入總額通常在5500億至8000億美元之間波動。IMF報告顯示，產油國通常將約40%-60%的石油收入通過購買美元資產進行回流，這意味著石油美元體系每年回流美國資本市場的資金規模高達數千億美元，無疑是美國財政融資的關鍵支柱。因此，對於美國而言，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是比任何單一軍事基地或盟友關係都更為重要的“核心資產”。任何試圖挑戰或繞開這一體系的行為，在美國看來，都無異於對其國家生存根基的威脅。這構成了理解美國對伊朗採取極端手段的根本前提。伊朗的非對稱反擊如果說美國是石油美元體系的“守成者”，那麼，被美國長期制裁的伊朗，則扮演了石油美元體系“顛覆者”的角色。在長期的生存壓力下，伊朗採取了一系列手段，其對石油美元的挑戰並非偶然，而是系統性、戰略性的全面突破，直擊美國金融主導權的核心。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油氣企業被徹底驅逐出伊朗，伊朗的石油順差不再回流美國金融市場，導致全球石油美元循環中出現“堵點”。伊朗也長期處於美國的制裁陰影之下，國際能源署（IEA）官方報告顯示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並重啟“極限施壓”後，伊朗的石油出口從2017年高峰期的每日約250萬桶銳減至2020年日均不足40萬桶。面對生存危機，伊朗只得奮力自救，而“去美元化”是其最有效，也最根本的突圍路徑。早在2010年代，伊朗就與主要貿易夥伴達成了使用歐元、人民幣、盧布和盧比進行交易的協議。2024年，沙烏地阿拉伯在能源結算多元化、地區外交自主等方面動作增多，反映出美沙傳統盟友關係的結構性調整。伊朗也抓住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微妙變化帶來的機遇，加速去美元化的處理程序，在石油貿易中減少使用美元，增加非美元貨幣的結算比例。同時，伊朗也正在探索多元化的跨境支付與金融合作路徑。在制裁背景下，其對替代性支付體系和新型金融基礎設施表現出一定關注。例如，由國際清算銀行與多國央行推動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項目，旨在通過央行數字貨幣提升跨境支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傳統支付體系的依賴。衝突升級後，圍繞荷姆茲海峽這一全球能源運輸關鍵節點，伊朗在“通行權”與“結算權”兩個維度上探索反制措施。一方面，伊朗國內部分議員曾提出對過境船隻徵收費用的設想，反映出將地緣戰略位置轉化為經濟收益來源的意圖；另一方面，在石油出口及相關貿易中，伊朗擴大人民幣、盧布、迪拉姆等非美元貨幣的使用範圍。這顯現了一種新的趨勢：伊朗正通過將海峽控制權與結算體系相結合，逐步削弱美元在能源貿易與海上運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但是這種去美元化的演進路徑並非一次性制度替代，而更可能通過“局部試點—規則外溢—區域擴散”的方式漸進推進。荷姆茲海峽是全球能源供應的“大動脈”。全球約20%的石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氣需要經過這條最窄處僅33公里的海峽。伊朗通過部署大量導彈、無人機和快艇，具備了在短時間內封鎖該海峽的能力。戰爭風險導致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原油運輸保險費率暴漲數倍，推高了全球油價，加劇了世界石油消費國的通膨壓力。但在實際衝突中，伊朗並未完全封鎖海峽，而是採取了更精細的策略：選擇性扣押與美英以等“敵對國”有關或涉嫌走私的油輪，並對未按要求報備資訊、未通過安全稽核的通行油輪實施威脅。這種“可控的不確定性”帶來了兩個嚴重後果：首先是戰爭風險導致通過荷姆茲海峽的原油運輸保險費率上漲數倍，推高了全球油價，加劇了美國等石油消費國的通膨壓力。更重要的是，當“物理通道”被武裝力量掌控時，以美元進行的“金融定價”就變得脆弱。交易商開始尋求繞過美元的直接易貨貿易或本幣結算，以規避因船隻被扣押而導致的美元計價交易無法履約的風險。然而伊朗也並非孤軍作戰。它與同樣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羅斯、朝鮮等國家形成“反美元聯盟”。這種聯盟並非正式的軍事同盟，而是一種深度繫結的金融與能源合作。伊朗與俄羅斯等國，已經形成了“石油/天然氣換工業製成品”的易貨貿易模式，這極大繞過了美元結算。伊朗與俄羅斯還在遭受金融制裁的應對經驗上進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如何在被切斷SWIFT連接後維持國際貿易，兩國央行實現了支付系統的部分對接。伊朗的存在和抵抗，極大地削弱了SWIFT制裁的威懾力。當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現，被踢出SWIFT的伊朗依然能夠通過替代系統維持其經濟命脈時，SWIFT作為“金融核武器”的威力便開始遞減。“石油美元”保衛戰面對伊朗對石油美元體系的挑戰，美國政府的反應必然超越常規的外交斡旋和經濟制裁。在川普政府看來，當金融制裁的“軟刀子”割不動伊朗時，就必須亮出軍事打擊的“強硬手段”。這場軍事行動，其核心目的正是為了強行修復這套正在崩塌的石油美元體系。伊朗在意識形態與外交戰略上長期處於反美立場，其在中東地區支援了一系列反美力量，使其成為美國中東戰略中的核心對抗對象。這種政治對立進一步加劇了其在經濟與金融領域對石油美元體系的抵制，從而使伊朗問題具有明顯的“體系性衝突”特徵。此次衝突，美國的戰略目標清晰而直接，意圖通過一場有限但高強度的戰爭，重新確立對中東石油的絕對主導權，具體體現為掌握定價權、結算權與通道權。過去十年，美國頁岩油革命在能源領域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定價權”的流失依然是美國的核心關切。長期以來，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在OPEC+框架下的默契減產行為，是油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美國實際上試圖通過軍事手段強行打破現有平衡，在削弱伊朗石油出口能力的同時，迫使沙烏地阿拉伯等傳統盟友擴大石油產量，以此壓低油價，緩解國內通膨壓力，同時打擊俄羅斯等產油國的財政收入，最終讓油價重回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舒適區間”。“史詩怒火”行動也是美國向全球所有能源貿易商發出最嚴厲的警告：任何繞開美元與伊朗進行的石油貿易，都將面臨美國軍事力量的直接干預。這無疑是“殺一儆百”，意在阻止其他國家效仿伊朗的“去美元化”行為。軍事行動是對伊朗“海峽封鎖”威脅的直接回應，旨在用武力重新打通這條被伊朗武裝力量“軟封鎖”的全球能源通道。然而，此次美國的軍事決策存在一個嚴重的戰略誤判：它認為憑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可以速戰速決，通過摧毀伊朗的關鍵軍事設施和石油基礎設施，迫使其政權更迭或投降。但伊朗展現出的“不對稱戰爭”能力和地區的複雜局勢，使這場戰爭迅速演變為一場消耗戰。美國試圖通過戰爭鞏固金融主導優勢的邏輯思維，在實戰中暴露了其固有的脆弱性。“後石油美元”時代的到來這場美國意圖鞏固全球結構性權力的戰爭，最終卻產生了深刻的“反作用”。它非但沒有修復石油美元體系，反而成為其加速瓦解的催化劑，開啟了“後石油美元”時代的序幕。戰爭爆發後，全球主要的石油進口國，深刻認識到將能源安全完全繫於一條受美國控制的、以美元結算的供應鏈上是極其危險的。多元化的能源供應管道也是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必需品。為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各國被迫加速尋求多元化的支付管道。印度與俄羅斯的結算機制被覆制到與伊朗的貿易中，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人民幣結算談判處理程序也大大加快。此次衝突還為去美元結算提供了絕佳的試驗場。在荷姆茲海峽的緊張局勢下，石油貿易開始進行數位人民幣試點結算。因其交易效率高、可規避美元制裁，未來將成為越來越多石油貿易的現實選擇。美國濫用美元主導優勢進行金融制裁，以及主動挑起戰爭的行為，也嚴重動搖了其傳統盟友的信心。歐盟長期以來試圖建立獨立的支付系統（如INSTEX），但因規模有限而進展緩慢。此次衝突讓歐洲國家意識到，它們在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面前同樣脆弱。歐盟宣佈將加速推進“數字歐元”並擴大INSTEX的使用範圍，將其從人道主義物資擴展到更廣泛的能源貿易。除了美國的傳統盟友，金磚國家（BRICS）也舉行了特別金融峰會，重點討論擴大本幣結算和建立金磚共同支付系統的具體方案。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對參與多元貨幣體系的興趣。一個多極化的、由多個相互競爭的支付系統構成的全球金融新格局，正加速從設想走向現實。石油美元體系的終結，大機率不會以瞬間崩塌的形式發生，而是一個“漸變+突變”的過程。此次美伊衝突，很可能就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突變點”。在未來，美元仍將是全球最重要的貨幣之一，但其在能源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將被打破。全球可能會形成一個“一超多強”的貨幣格局——美元、歐元、人民幣等貨幣在能源貿易中形成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結語此次美伊衝突表面上是關於核不擴散與地區主導權的較量，但透過“美元-石油”的棱鏡，我們能看到一場關於全球金融秩序主導權的深層博弈。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根本動因，是其對石油美元體系“生存危機”的應激反應。它試圖通過軍事手段，強行逆轉“去美元化”的歷史潮流，重新確立美元在能源貿易中的壟斷地位。然而，歷史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在高度互聯的21世紀，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來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單極金融體系，其結果必然是“按下葫蘆浮起瓢”。然而這場戰爭最終暴露了美國工具箱的有限性——當金融制裁失效時，軍事打擊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加速問題的惡化。它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訊號：過度依賴由單一國家意志主導的貨幣體系，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戰略風險。從長遠來看，2026年的美伊衝突，很可能被將來的歷史學家視為“石油美元”體系由盛轉衰的一個關鍵節點。這次事件非但沒有成功捍衛美元舊秩序，反而為一種更加多元、更具韌性的新型全球金融秩序的誕生，清除了最後的障礙。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多種貨幣、多種結算系統並存的多極化時代，而美國將不得不學會在這個它不再能完全主導的新體系中生存。 (騰訊財經)

筆記君說：都說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押著相同的韻腳。當債務“吸毒式”循環遇上政治極化，當AI奇蹟難填財政窟窿，當地緣博弈聚焦於一條海峽的控制權——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警告，美國已站在其“大周期”理論的“第五階段”：秩序崩潰的前夜。這位頂級宏觀投資者係統拆解了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力量，並指出，我們正在目睹的國內黨爭、黃金暴漲、中東危機，不過是同一檯曆史機器輸出的不同症狀。今天這篇文章，讓我們跟隨達利歐的“周期透鏡”，看清國家興衰的底層邏輯，並探討在這個動盪的時代，普通人該如何定位自己、保護資產、尋找機遇。內容來源：本文彙編自網路公開資料。分享嘉賓：瑞·達利歐（Ray Dalio），橋水基金創始人，暢銷書《原則》作者。一、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核心力量歷史裡有“秩序”，也有“系統”。1. 貨幣體系：債務循環與崩潰機制首先，存在一個貨幣秩序。經濟怎麼運作？你投入資金，創造信用。擁有信用的人用它來做事情：他們借貸。如果他們能賺到足夠的錢來償還，系統就能良好運轉。於是生產力提高、機會出現、資本市場發展等等，這就是貨幣體系。在一個周期裡，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是：當沒有債務時，比如1945年，我們開啟一個新的貨幣秩序，那時候沒有債務，然後在一個金融體系中，債務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累積。它的機制是：當償債支出相對於收入增加時，就會擠佔其他開支，就像企業遇到的一樣——只不過政府可以印鈔。但印鈔也會擠佔支出，而這會成為問題。接著你還會面臨供需失衡：當你擁有一個新的貨幣體系，比如美國建立的新貨幣體系，當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你就能出售更多的債務。然後這種情況積累起來——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資產——大家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當你再出售更多債務時，就會出現供需機制上的變化。再往後，當政治、世界政治、地緣政治介入時，這套貨幣體系會因此更有風險。但這五種主要主導性因素裡，首要因素就是貨幣體系的機制。2.國內政治秩序：從極化、民粹到專制風險第二個因素是國內政治秩序。所有國家都有秩序和體系，而這些秩序會變化，會演進。當然它與經濟體系密切相關。當社會出現巨大的財富差距、價值觀分裂，人們會覺得現有體系不再為他們服務；再加上政治極化，民粹主義就會興起——就像20世紀30年代左右翼勢力崛起那樣。圖註：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魏瑪政權同時面對著左翼勢力（共產黨）和右翼勢力（納粹黨）的興起，1933年，納粹黨為栽贓德國共產黨而炮製了“國會縱火案”，並在之後一步步瓦解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這種民粹主義會發展到不可調和：不願妥協，不願接受失敗，不願失去選票……最後變成“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要鬥爭，我要贏”。這種動態貫穿歷史反覆出現。你可以從中國歷代王朝看，也可以看羅馬——凱撒、元老院，以及凱撒在元老院被刺殺。柏拉圖大約公元前350年在《理想國》裡論述過這種循環。民主制度的挑戰在於投票等機制，但隨後會出現貧富差距、財富集中——誰掌握財富？以及出現不願投票的人群，推動變革的動能就出現了。所以黨派之爭變成僵局、不可調和，最終就必然演變為專制統治。當我們不再願意接受這個體系、接受體系的規則——大家都覺得它被操縱了——那麼你會開始質疑：最高法院是不是“被操縱了”，因為某一黨派任命更多大法官？司法系統在定罪時是否公正？等等。以前你相信體系，即便有缺陷。當這種相信不再存在，當人們支援的議程對他們來說比民主制度本身更重要時，體系就岌岌可危。3.地緣政治秩序：多邊體系的瓦解與力量考驗第三個主要因素是地緣政治秩序。國家之間怎麼運作？體系是什麼？二戰之後我們建立了一套多邊體系，也許它顯得有點天真，但它和以往的任何體系都截然不同：聯合國、世貿組織、世衛組織、國際法院等，以代表性為基礎，在一個特定的、基於規則的體系裡做決策。這是我們選擇的道路。但問題在於，任何體系都需要強制執行的機制。如果一個多邊體系整體與最強大國家的利益不一致，那麼強權就會主導，於是秩序就會發生瓦解。所以我們正在以一種非常經典的方式瓦解：我們在瓦解貨幣秩序，也在瓦解政治秩序，也在瓦解地緣政治秩序。必須認識到，歷史長河中，這些秩序一直在變化，從來沒有某個時刻不變化、不出現問題。某些方面，它們正在回到過去的模樣。4.自然災害與新技術：不容忽視的變數與勝負手第四個因素是自然災害。乾旱、洪水、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戰爭，不容忽視。第五個因素是新技術的發明。尤其是那些驚人的新技術。它們不僅對繁榮重要，對戰爭也重要。誰贏得科技戰，往往也能贏得經濟戰與地緣政治戰爭。新興力量挑戰既有力量時，沒有法庭可去，沒有解決機制可訴——力量在經受考驗，我們正處於這種力量動態之中。二、美國“大周期”第五階段：症狀、風險與貨幣危機1.美國的症狀診斷：處於“第五階段”目前，美國正處於關鍵時刻，比如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可能失去眾議院，甚至參議院也可能不保。你要設想衝突會如何演變：是在法治的原則內進行競爭，還是變成“不惜一切代價地贏”？有沒有規則？人們是否還在規則框架內博弈？這種動態會反覆上演。當你理解這種動態隨時間如何運作之後，再看具體症狀——換句話說，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裡（大概五年前寫的）把這個周期分解為六個階段，也列舉了18項衡量國家健康狀況的指標——教育、軍事、儲備貨幣等等，用來衡量國家實力。現在美國仍是最強大的國家，但處於相對衰落期，同時在經歷這些衝突：比如，移民潮、黨派紛爭、債務危機、資產分配不均等問題。如果你看這本書，會發現我們處於我所說的第五階段，這意味著我們處於某種邊緣，但尚未越過邊緣。也就是在一個可能發生貨幣秩序崩潰的大混亂時期之前。第六階段是這些秩序開始崩潰的時候，我們還沒到那個階段，但已經很接近，並且朝那個方向前進。比如，從貨幣角度看，就是對儲備貨幣的需求追不上供應的增速。你會看到供需問題：供給大量增加、需求不足；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長期利率會上升，而央行試圖通過降低短期利率、縮短債務期限來壓制長期利率——就是這種動態。然後這些債務和貨幣相對於黃金之類的非信用貨幣會貶值。你正在看到各國央行與國家持有黃金作為替代儲備資產的趨勢，部分原因正是這種供需狀況，部分原因是他們擔心可能會出現支付困難的問題。支付問題——就像二戰前日本經歷的那樣——會導致經濟問題。當時美國對日本實施制裁，沒有向日本兌現其購買的債券，這實質上就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支付問題。在類似情況中，俄羅斯能夠掌控局面，是因為它能控制國庫和相關資產。於是人們更不願持有那些法幣，而是轉向非信用貨幣——黃金。2.貨幣崩潰的“預演”：透過黃金看美元貶值我大約不到一年前新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我在其中展示了35個案，目的就是要把債務危機的運作機制展示出來——讓人看到“它到底是怎麼運轉的”。最核心的動力，還是那種對支出、對供需的擠壓動態。你會開始看到：長期利率上升而短期利率下降，因為央行正在壓低短期利率，然後他們縮短債務的期限，接著央行購入這些債務，於是央行開始持有大量國債。隨後央行會開始虧損：它持有國債，而資產價格、利率等因素會讓它在帳面上承受損失。為了維持低利率，它就必須創造貨幣和信貸來把利率壓住；而它虧損的金額會越來越大。這種動態變化並不會阻止資本流向的轉變。因此在這些案例裡，你往往會看到人們轉向“硬通貨”，轉向黃金——我們現在也正在看到這種傾向。黃金作為貨幣，有兩個職能：作為交換媒介和財富儲存方式。因此，除了黃金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理想的儲備貨幣。它基本上是一個默認選項。因為通常來講，貨幣儲備是一種債務；而黃金——正如人們所說——是唯一一種不屬於“他人的負債”的資產。但事實上人們確實會誤解，他們以為黃金只是一種投機性的金屬，卻沒意識到黃金實際上是一種貨幣。對中央銀行們而言，黃金是第二大貨幣資產。圖註：2022年以來，中國官方黃金儲備量不斷上漲；2025年12月，中國官方黃金儲備已達約2306.32噸，佔總外匯儲備的約10.70%。當你透過“錢”的視角看世界時，就像戴上了一副濾鏡，你會用那副濾鏡看萬物的價值。人們卻僅僅透過美元的濾鏡觀察，只看到黃金價格上漲，但他們並沒看到問題的本質——如果透過“黃金”的濾鏡看世界，人們就會看到“法幣”紛紛貶值。鑑於人們的經歷和實際情況，這對很多人來說難以置信，就像讓他們去相信牙仙或聖誕老人一樣。但當你理解經濟循環，你就會明白“驚喜”為什麼會發生：因為大家以為不可能，但它其實是合乎邏輯的。3.技術並非萬能藥：AI奇蹟填不平債務壓力試圖通過經濟增長來擺脫債務困境，即刺激經濟——使用財政和貨幣刺激，寄希望於新技術帶來足夠的收入增長，讓赤字比例向3%靠攏。在我看來，這不太可能發生。人工智慧和技術奇蹟當然是偉大的奇蹟，非常有益。我研究過很多偉大的奇蹟，比如電的發明——想想如果沒有它我們會在那裡。但問題在於：在我們當下討論的時間尺度內，把AI轉化為“足夠顯著的生產力奇蹟”，這件事的可能性並不大。因此，債務問題那種動態仍然存在，它仍然不容易解決。而且這裡還有另一個關鍵問題：繁榮與生產力進步如何能被人們所共享？生產力的進步會造成巨大的財富差距，我們正在看到某些人群的財富急劇增長——“兆富翁”之類的現象。與此同時，還有60%的美國人的閱讀水平低於六年級。你必須考慮這些人群的生存狀態與福利。於是問題變成：有多少生產力能夠轉化為大眾的收入？政府如何獲得收入來處理債務，從而讓債務持有者獲得有效的實際回報，而不引發更大問題？如果要採用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會有很多因素讓這一切變得非常、非常困難。說到債務，就不得不談財產和財產稅——這值得我們去理解。“財產”和“金錢”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財產很容易“創造”，幾乎像會計操作：我可以籌集5000萬美元，或者以10億美元估值獲得融資。人們就會說“那個人是億萬富翁，財富又增加了十億美元”。但這不意味著你真的有一堆現金能花。財產本身並不值多少錢，除非你把它轉換成錢。換句話說，你擁有很多財產，但你不能直接花費財產，除非賣掉一部分才能獲得金錢來支付。所以當資產相對於貨幣大幅增長時，你就面臨風險。因為一旦有風吹草動，泡沫就會破裂。當市場發生變化、你需要現金時——很多時候這筆現金需求來自債務償付——你就不得不想辦法把“資產”換成“錢”。而通常的情況是：人們會借貸來購買資產。借貸行為非常普遍，不僅個人買股票如此，企業自身也會通過借貸來創造資產。在所有股市泡沫時期都一樣：大量借貸以購買資產；當現金需求出現時，就不得不賣掉部分資產來換取現金，於是就催生出那種動態。這正是戳破泡沫的原因。還有一個關於資產的政治議題：要不要對資產徵稅？比如，加利福尼亞會發生什麼？對資產徵稅會給其他地方帶來什麼影響？如果你對資產徵稅，人們就必須出售資產來繳稅，這會產生一個“降低資產價值”的動態過程。我認為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是：我們在世界各地以多種不同方式看到，人們——特別是加州的人——正在搬離。並不是因為有什麼事“正在發生”，而是人們擔心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總的來說，人們常常會遷往文明與機遇並存、爭端和戰亂較少的地方。他們希望生活在稅收較低、同時充滿活力的地方：德克薩斯、佛羅里達，以及中東一些同樣充滿活力、事情不斷髮生的地方。你會看到這種遷移模式。但這會造成另一個問題：流出地會空心化。因為當他們離開時，稅基會下降。粗略講，一個地區前10%的人支付了大約80%的稅收。如果你失去這些人中的一半，你會損失大量稅收收入，然後又形成新的動態。所以技術問題也是資產問題，而資產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市場問題，這也是一個必須理解的重要問題。三、地緣博弈與技術幻象：荷姆茲海峽的終極考驗當前，中東局勢日趨緊張。在我看來，中東這場潛在的“最終之戰”，不僅關乎一場戰爭的勝負，更關乎全球金融體系、美元地位以及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在這場與伊朗有關的戰爭中，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幾乎得到了普遍共識：一切都取決於誰控制荷姆茲海峽。如果伊朗仍然掌握決定誰能夠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權力，甚至僅僅保留用此作為談判籌碼的能力，那麼：美國將被認為輸掉了戰爭，而伊朗將被認為贏得了戰爭。原因在於，如果伊朗能夠控制荷姆茲海峽並將其作為武器使用，這將清楚地表明美國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局勢。如果允許伊朗關閉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峽——一個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必須確保航行自由的海峽——其後果將對美國、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海灣盟友）、那些高度依賴該海峽石油運輸的國家、世界經濟以及全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如果唐納德·川普和美國沒有贏得這場戰爭——而勝負的衡量標準其實很簡單：是否能夠確保荷姆茲海峽的安全通行——那麼他們也會被視為製造了一場自己無法解決的災難性局面。如果美國失去荷姆茲海峽控制權，對美國而言，很可能就像：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於英國；18世紀荷蘭帝國的類似挫敗；以及17世紀西班牙帝國的類似失敗。帝國崩潰之前的事件模式幾乎總是相同的。這場決定勝負的“最終決戰”往往會重塑歷史，因為人和資本總是迅速而自然地從失敗者那裡流向勝利者。這些轉變會影響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黃金市場——以及地緣政治力量的格局。當一個擁有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主導強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並在軍事與金融控制上同時顯露出弱點時，就要警惕其盟友和債權人信心的喪失、儲備貨幣地位的動搖、債務資產被拋售以及本國貨幣的貶值——尤其是相對於黃金。由於人、國家以及資本流動總是迅速地向勝利者聚集，如果美國和川普總統無法控制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航運流量，這將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以及現有的世界秩序。這場“最終之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將擴散到世界各地，影響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以及與相關國家的地緣政治發展。當前戰爭以及近期的其他戰爭，實際上只是更大規模“大周期”（Big Cycle）處理程序的一部分，這一處理程序同時包含金融、政治和技術層面的影響。理解這些影響的最好方式，是研究歷史上類似戰爭，並將經驗教訓應用於當前環境。四、穿越動盪周期：普通人的資產保護與機遇選擇基於此，我有一些建議：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掙得比你花得多；儘量存錢；分散投資組合，包括關於錢的配置。這些事情至關重要。同時要想想這個國家、想想機遇：機遇在那裡？人們一直在遷移，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以尋找機遇，跟著機遇走。最重要的是把孩子養育好，讓他們接受良好教育，能夠有所作為，同時具備文明素養，成為高效能的人。正如我所說，一個國家只需做好三件事——對個人也是一樣：好好養育孩子，讓他們受教育、能自食其力；去那些運作良好的地方，去那些有文明、有生產力、也有機遇的地方；遠離內戰和國際戰爭。那你把這些事情做好了嗎？我的意思是，只要把這些事情做好，幾乎其他所有事情都會自行解決。參考資料：1.《達利歐發文：終極決戰！一切都取決於誰控制荷姆茲海峽》，華爾街見聞；2.《達利歐：政治極化疊加債務失控，美國正處於“內戰前夜”？》，底線思維。 (筆記俠)

美以與伊朗的軍事衝突進入第12天，並正向消耗戰與心理戰發展。雖然以色列仍堅持加大軍事打擊力度，但美國已轉向如何盡快結束這場衝突。3月9日，川普在記者會上稱戰爭“即將結束”，宣稱已摧毀伊朗海軍、空軍及通訊系統。他甚至考慮部分解除（針對俄羅斯的）石油相關制裁，以平抑油價飆升對美國經濟及全球市場的衝擊。面對油價飆升、股市震盪、供應鏈中斷和共和黨中期選舉風險的上升，川普團隊正想方設法將這場軍事行動包裝為“勝利”從而體面地收場，同時內部圍繞這場衝突的起因、目標和撤出策略方面的分歧也開始顯現。但與川普政府“後撤”的姿態不同，伊朗政府態度強硬，強調戰事的結束將由伊朗決定，並繼續對以色列實施報復性打擊。早在美以發起對伊軍事行動的第一周，美國國內就開始質疑這場行動的目標。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布克國際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中東問題專家凱伊（Dalia Dassa Kaye）3月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文稱，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不會按照美國想要的方式塑造中東。文章批判稱，川普通過戰爭尋求伊朗“政權更迭”的做法充滿幻想，非但不會帶來親美的“新中東”，反而可能製造權力真空、激化地區仇恨，損害美國盟友的信任。戰爭拖得越久，風險越大，因此，作者呼籲美國國會和地區盟友現在必須推動停火，以降低這些戰後潛在風險。美國的誤判凱伊認為，美以對伊朗開戰，是一場影響全球的地區戰爭，擾亂了石油和金融市場、供應鏈、海上貿易和航空旅行。這場戰爭如何結束仍不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川普對戰爭目標的制定過於樂觀，充滿幻想。川普政府假設認為，斬首伊朗領導層可能引發政權更迭、削弱伊朗革命衛隊實力將會讓伊朗不再對地區或美國利益構成威脅，進而迎來一個更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中東”。但凱伊稱，這些假設都缺乏現實基礎。轟炸結束後，伊朗和該地區可能比戰前更糟糕，至少不會更好。凱伊提到，伊朗不是委內瑞拉，沒有內線人在幕後等著執行華盛頓的命令。美國短期內也無法扶持親美政權。伊朗反對派也比較分裂，沒有清晰的替代方案。更有可能的結果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強硬派繼續統治，或政權崩潰造成政治真空，將伊朗拖入長期混亂和暴力。但兩種情景對美國而言都不利。▲3月7日，人們在美國華盛頓參加集會，抗議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而且，伊朗被削弱或政權倒台，也不會自然解決中東的各種問題。比如，以巴衝突、利比亞和蘇丹等國內部衝突，主要和阿拉伯國家及土耳其有關。其中，以巴衝突早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前就已存在。而伊拉克民兵、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賽武裝等伊朗的“代理人”擁有各自的國內政治議題和權力來源，不完全依賴伊朗。比如，真主黨就發展了自己的無人機生產能力；胡塞武裝也有自己分散的武器供應網路。文章稱，這並不是說削除伊朗影響力無關緊要，但總體而言，即使伊朗被擊敗，地區激進主義也不會被消滅。即使沒有了伊朗的支援，真主黨也能生存，並催生新的反以、反美的激進團體。戰爭不太可能推動地區國家民眾更強烈支援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中國和俄羅斯也可能從中獲益。俄羅斯不想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後又失去另一個地區盟友。目前來看，這次美以針對伊朗的戰爭至少暫時給俄羅斯帶來了優勢。川普9日和普丁通話，考慮取消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就是例證。“升級陷阱”凱伊在文章中提到，伊朗“橫向升級”（horizontal escalation）攻擊地區國家的經濟和基礎設施，使得後者付出了代價，可能會強化反伊朗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海灣國家會更親美。鑑於廣泛的經濟聯絡和地理鄰近，海灣國家戰後仍需與伊朗維持某種關係。而且，戰爭反而可能在中東激起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怨恨。海灣國家民眾可能會怨恨美國把它們拖入戰火。美國研究空中力量和戰爭升級的專家、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3月9日在《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伊朗“橫向升級”所帶來的優勢，認為美以的初始打擊看似成功，但實際陷入了“升級陷阱”（Escalation Trap）。佩普在文章中稱，美以起初通過精確空中打擊（包括殺死伊朗最高領袖和革命衛隊高級將領）展示了強大的技術優勢，試圖通過“斬首”迅速癱瘓伊朗政權、實現政權更迭。但是，僅僅數小時之內，美以通過“斬首”來限制戰爭規模的希望徹底落空。伊朗的反擊嚴重損害了海灣地區的穩定，美軍第五艦隊高度戒備。衝突爆發後不久，石油期貨價格大幅上漲。伊朗作為較弱一方，不試圖在正面戰場與美以硬碰硬，而是“橫向”擴大沖突範圍，延長戰爭時間，以此來改變美以的戰略算計。具體方式就是攻擊美國在中東的盟友的油氣設施或者美軍基地。▲3月9日在法國巴黎拍攝的一座加油站的油價牌。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法國加油站燃油價格明顯上漲。佩普認為，伊朗這一策略的目標不是在軍事上擊敗美以，而是製造足夠的政治和經濟代價，讓美國及其盟友的國內民眾、盟國政府難堪其重，從而被迫停止此次行動或開啟和伊朗的談判。而且，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單純靠空中轟炸無法推翻政權。佩普提到，在越南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美國空中力量佔絕對優勢，但對手通過橫向升級，製造了更高的政治代價，最終挫敗了美國目標。另外，在“斬首”行動後，如果對方政權沒有崩潰，就會有更強烈的“橫向升級”的動機，以此展示自身的韌性，因為它需要快速證明自己的政權“還活著、還能繼續戰鬥”。此次美以的“斬首”行動反而強化了伊朗的民族主義和政權韌性。川普不但沒有看到街上的民眾反政府遊行，反而美以的行動讓伊朗民眾更加團結、一致對外。佩普最後稱，美以可能“自不量力”，以為精確打擊就能速勝，結果是“吃不了兜著走”。及時止損凱伊在文章中認為，現在沒有任何“靈丹妙藥”能夠帶來一個更加穩定的中東。現在，川普政府能夠做的就是盡一切努力減輕此次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需要避免戰爭造成的動盪演變成更廣泛的人道主義危機。同時，美國還需要協助該地區國家抵禦難以預測的攻擊，並幫助修復在戰爭中因伊朗多輪打擊而受損或被摧毀的基礎設施。凱伊提到，現在就該結束戰爭，轉向及時止損，而不是繼續幻想“改造中東”。儘管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但仍有太多美國政治人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可以通過美國的“硬實力”來塑造中東格局。現實情況卻是，這場又一次魯莽且代價高昂的戰爭只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實力。這場戰爭不僅不會幫助塑造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中東”，相反，它很可能維持甚至延長舊有的中東格局，包括持久的衝突、代理人戰爭、地區不穩以及伊朗施加地區影響力等老問題。 (中美聚焦)

在最近一次演講中，加拿大總理卡尼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其實，美國單邊主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加速，只要有利可圖，西方大部分國家都予以配合。如今這種局面已不復存在。最近，加拿大總理卡尼（或許是自由派的終極代表）在達沃斯發表了一篇具有開創性的演講。他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強權的外交新時代。但這一主流敘事存在漏洞。美國主導的規則秩序並非在達沃斯終結，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它一直都是虛構的概念。規則秩序與國際法1945年後，美國及其盟友建立了基於規則的的國際秩序。它包括條約、規範、慣例、機構以及由實力支撐的預期。其關鍵的跨國支柱，是戰後從布列敦森林體系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知名多邊機構。理論上，這套規則具有普遍適用性。但實際上美國保留了諸多特權，包括制裁、域外管轄和軍事干預。它表面上看似普世，實則是美國制定、美國管理、為美國服務的秩序。從一開始，這種秩序就受到追求國際法力量的挑戰。與單邊強權政治不同，全球南方國家和許多小國將國際法視為主權平等國家之間協商一致的法律體系，其根基不僅在於條約，還在於習慣法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這是它們的夢想：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美國舊金山“老兵戰爭紀念館”舉行。國際法基本原則包括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唯一的例外是自衛或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也印證了規則本身。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看似基本保持一致，儘管這種一致性主要侷限於西方陣營內部。《聯合國憲章》的規範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美國的利益仍與體系的穩定大體一致。而蘇聯的存在形成相互制約，促成雙方的克制。而反過來也一樣。隨著蘇聯解體，聯合國式的多邊主義對華盛頓來說失去了意義。多邊主義的興衰讓我們把聯合國投票的一致性作為全球規範共識指標，即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與國際多數立場投票一致的頻率。契合度越高，表明對多邊共識的融入越深；反之亦然。相反，契合度低則表明存在規範分歧或單邊立場。聯合國成立以來，全球南方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表現出最高的協調性。1970 年達80%左右峰值，如今徘徊在70%左右。中國從較低起點（65%）起步，其軌跡與全球南方國家相似。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比例上升至聯合國標準，1980年達到80%峰值，如今穩定在70%-75%之間。中國既不是聯合國規則的破壞者，也不是美國那樣的單極規則制定者。▲2024年1月19日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拍攝的不結盟運動第19次峰會會場。通常，美國、歐洲和日本被統稱為“西方”。但根據聯合國投票結果看，這種歸類並不精準。它們的一致性僅持續了十幾或二十年。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步調一致。它們對國際法原則的維護力度不及全球南方國家和中國，但也沒有追隨美國的路線。歐洲和日本的投票模式更接近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它們奉行的是法治。“美國優先”規則全球所有主要發達經濟體裡，美國是一個極其反常的特例。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建立起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後，便開始背離這一秩序的多邊原則。此後，這種偏離趨勢愈加嚴重。到了21世紀初，美國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異類。它不追求中國或全球南方國家倡導的國際法、多邊主義和普世性，它追求單邊霸權的傾向也與歐洲和日本等主要盟友大相逕庭。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核心始終潛藏著根本性裂痕。在國際法層面，各國在形式上平等，但實踐中它們從未真正平等過。在基於規則的的國際秩序中，大國與小國之間始終存在著等級差別。選擇性適用法律在這一秩序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許多例子都證明了這一點，包括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人道主義干預（1999年科索沃）；打著維護規則旗號的非法戰爭（2003年伊拉克）；未經安理會批准、單邊實施、具有域外效力且造成嚴重人道後果的制裁製度；以及，美國要求國際刑事法院問責他國，卻拒絕法院對美國自身特別是其軍事干預的管轄。毫不奇怪，在全球南方國家眼中，這套基於規則的秩序一直被視為虛偽的雙重標準——“規則用於他人，而規則制定者可以有變通空間”。在冷戰後長達十年的“單極時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之間的分歧急劇加劇。美國從受法律約束的領導者，變成可以自由裁量的執法者。事實上，“美國優先”的例外主義遠早於川普政府，後者只是撕下了多邊主義的所有偽裝。制裁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聯合國多邊主義到美國單邊制裁作為單邊強制性措施，美國的制裁正是單極野心的體現。冷戰結束以來，由於技術進步（可實現精準制裁）和多邊合法性的削弱（不再對單邊強制措施構成約束），制裁的使用激增。冷戰期間，三分之一的制裁由聯合國及多邊共識授權，美國發起的制裁約佔五分之二，其餘部分由歐洲或美歐聯合實施。西方制裁全球南方國家，讓人想起舊時的殖民依附關係。相比之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的制裁佔比微乎其微。冷戰結束後，聯合國授權的多邊制裁佔比從30%降至近於零，美國單邊制裁的比例則從38%升至55%左右。與此同時，歐洲的佔比翻倍至26%，美歐聯合制裁更是增長兩倍，達24%。相比之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發起的制裁仍極少，甚至幾乎不存在。單邊或西方主導的制裁（美國和歐盟）已成為常用手段。其中許多並非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引發了人們對選擇性執法與國際法授權合法性的爭議。全球南方國家認為，單邊制裁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尤其在沒有獲得廣泛多邊認可且具有脅迫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最後一顆釘子在達沃斯，加拿大總理卡尼稱：“世界秩序出現斷裂，美好的虛構已經終結，殘酷的現實就此開啟，地緣政治中，尤其是主要大國，將不受限制，不受約束。”▲1月20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講，宣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這是一篇極具衝擊力的演講，反映了許多西方人的觀點。但是，這種斷裂並非近期才出現的。充滿殘酷大國競爭的世界，早在19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和血腥殖民主義時期就已存在。在當時的世界，一直是“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這正是百年殖民屈辱給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帶來的教訓。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這一併不美好的虛構從上世紀70年代起已經開始褪色。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盟友們一直享受它帶來的物質好處，當這些好處不再時，卡尼親手為這個鏽跡斑斑的棺材釘上了最後一顆釘子。 作者：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全球諮詢機構Difference Group創始人 (中美聚焦)

2026，像極了1936：達利歐的終極警告與世界秩序崩塌前夜一、引言：當歷史的幽靈再次徘徊2026年2月14日，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篇標題僅為一句話的長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正式宣告：世界秩序已崩塌）。這篇文章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軒然大波，而在國內，一句“2026年，像極了1936年”的論斷更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社交媒體上激起千層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後，達利歐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他警告稱，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這並非危言聳聽。1936年，大蕭條的餘波未平，全球貿易萎縮、債務高企，一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名存實亡，地緣衝突頻發，各國在恐慌中相互提防，最終一步步滑向全面戰爭。而在90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正站在一個驚人相似的歷史節點上。本文將基於達利歐的最新論斷，結合詳實的經濟、政治資料，深入剖析2026年與1936年的歷史鏡像，探討世界秩序崩塌的深層邏輯，並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應對這一“大混亂時代”的生存策略。二、歷史的鏡像：2026與1936的驚人相似（一）經濟底層：債務-蕭條-復甦-再緊縮的完全重合1936年，世界仍未走出1929年大蕭條的陰霾。全球經濟陷入通縮性蕭條，債務危機蔓延，各國貿易往來大幅萎縮，需求疲軟形成自我強化的下行螺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關稅戰愈演愈烈，進一步割裂了全球經濟體系，讓本就低迷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2026年的全球經濟，同樣面臨著增長乏力、債務高企、貿易壁壘林立的困境。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資料，2025年底全球債務總額攀升至348兆美元的歷史峰值，較上年增加29兆美元，創下疫情後最快年度增速。其中政府債務增長佔據主導地位，新增規模超過10兆美元，美國、中國和歐元區貢獻了約四分之三的增幅。儘管債務佔GDP比重微降至308%，但新興市場債務比率持續攀升至235%的歷史高位。更嚴峻的是，2026年全球將面臨高達29兆美元的債務到期再融資壓力，其中新興市場將面臨逾9兆美元的債務償還壓力，而成熟市場則需應對超過20兆美元的到期債券和貸款。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將在2026年迎來一場巨大的“還債潮”，任何輕微的流動性緊縮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在貨幣政策方面，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次年直接引爆了“羅斯福衰退”，而如今的邏輯也完全一致。當利率見頂、赤字遮羞布失效，一場劇烈的去槓桿風暴已箭在弦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顯示，在現行政策基本不變的假設下，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佔GDP比重將在2026年達到101%，到2036年將進一步飆升至120%，超過1946年創下的歷史高位。（二）社會撕裂：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的致命共振1936年，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而在2026年，全球貧富差距已攀至“歷史高點”。《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全球最富10%的人群掌握著75%的財富，而底層50%群體僅掌握2%。更極端的是，全球0.001%的超級精英（約6萬人），掌控著超過6%的全球財富，這一數字是底層50%人口總財富的3倍，他們人均資產高達10億歐元。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在撕裂社會結構。在美國，兩黨對立、制度信任度低於30%，甚至有25%的人口表示願意為自己的陣營進行暴力對抗。達利歐警告，美國正發展出某種形式的“內戰”，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有效治理能力喪失。這種內部撕裂不僅限於美國，在歐洲、拉美等地區同樣明顯，社會共識的缺失正在侵蝕民主制度的根基。（三）舊秩序失效：從規則主導到叢林法則1936年，凡爾賽體系崩潰，國際聯盟失去作用，法西斯國家肆意擴張，無人能約束。希特勒悍然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英法因經濟泥潭選擇沉默退讓，這無疑讓希特勒更加膽大妄為。如今，1945年布列敦森林體系、聯合國等二戰後建立的多邊主義體系正在崩潰，美國作為單極主導力量的時代已經結束。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法國總統馬克宏警告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承認“舊世界已經消失”。這場會議被達利歐視為一個歷史節點：194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正式宣告死亡。國際關係正從“規則主導”轉向“叢林法則”，貿易戰、科技戰、地緣衝突成為新常態。達利歐將當前的大國衝突歸納為五種形式：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他警告說，這些衝突不再是局部摩擦，而是全面升級的系統性對抗。“當大國之間不再遵守共同的規則，衝突就會從經濟領域蔓延到軍事領域，就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四）軍備競賽：從經濟絞殺到軍事對抗1936年，德國、日本等國開始大規模擴軍備戰，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而在2026年，全球軍費開支預計將首次突破2.6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國2026財年國防預算約9010億至1兆美元，佔其GDP約3.3%；波蘭敲定2026年軍費預算，直接把軍費佔GDP比例提升至4.81%，遠超北約要求的2%最低標準；日本2026財年的國防預算初案也達到了歷史新高。這種開支的增長不僅僅是總量的增加，更代表了一種深層次的範式轉移。各國政府的預算邏輯正從過去三十年的“和平紅利”導向轉向“安全優先”模式。這一轉變的底層動力在於，各國普遍認識到傳統戰爭形態與高科技消耗戰共存的現實，迫使國防預算必須同時覆蓋昂貴的現代化項目（如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武器）和海量的傳統彈藥儲備。三、達利歐的“大周期”理論：世界為何會走到今天？（一）三大周期的同步觸頂達利歐在其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通過復盤500年全球歷史，總結出驅動全球秩序更替的三大核心周期：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周期、外部秩序周期。當這三大周期同步進入衰退末期，必然引發舊秩序的徹底崩塌。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全球債務累積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個人，都背著沉重的包袱。當債務無法持續時，危機便會來臨。各國只能印鈔稀釋債務，貨幣持續貶值、普通人財富縮水。內部秩序周期：社會內部的矛盾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對立和不滿情緒上升，這會影響政策的穩定性和社會的凝聚力。最富0.1%的財富等於底層90%的總和，社會撕裂、民粹與極端主義抬頭。外部秩序周期：國家間的競爭從合作轉向對抗，貿易、科技甚至地緣政治領域的摩擦不斷。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時，衝突就會產生。達利歐指出，當崛起國達到守成國實力約60%時，衝突機率陡增，而中美競爭正是當前的核心風險點。（二）第六階段：舊秩序崩潰，強權即公理達利歐將國家興衰的大周期劃分為六個階段，而我們現在正處於極其關鍵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非常鮮明且令人不安：舊秩序徹底瓦解：1945年後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元主導的多邊規則不再有效，國際社會從“規則至上”退回叢林法則、強權即公理。多維衝突全面升級：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戰、金融戰常態化，制裁、資產凍結、技術封鎖成為常規手段，風險不斷向軍事衝突邊緣試探。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交織：國內的貧富衝突、政治極化與國際的大國博弈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危險的反饋循環，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四、資本戰：新時代的“熱戰”前奏達利歐特別強調，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如今，我們正處於一場“資本戰”的邊緣。達利歐警告，世界正處於“資本戰”的邊緣，各國將通過制裁、資產凍結、資本管制等手段，將貨幣本身武器化。SWIFT系統武器化：俄羅斯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凍結，這一先例讓全球各國對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產生了深刻的不信任。美元霸權遭遇信任危機：中國和部分歐洲國家開始減少購買美國國債，擔心未來可能面臨的制裁。這種趨勢如果持續，將導致美國債券收益率飆升、借貸成本大幅上升，或迫使聯準會大量印鈔，進一步削弱美元價值。去美元化加速：中國推動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已經覆蓋了110個國家的部分貿易，雖然總量還不大，但已經使既往世界的金融體系出現裂痕。五、生存之道：在大混亂時代如何自處？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達利歐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了一系列應對策略。他強調，過去幾十年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與發展”環境正在遠去，投資邏輯和生存法則都需要根本性重構。（一）投資策略：從效率優先到安全優先黃金是終極壓艙石：達利歐建議將黃金配置比例提升至15%-20%，認為黃金已經從“避險資產”升級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黃金的核心價值在於其不依賴任何政府信用，是唯一“不依賴他人”的普世貨幣。遠離長期國債：在通膨高企、債務過剩的環境下，長期國債是“價值陷阱”，久期債將大幅跑輸。擁抱硬資產與現金流：投資邏輯應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現金流優先”。重點關注與國家安全、供應鏈本土化、關鍵技術相關的公司，如國防軍工、半導體、新能源等行業。地域與資產多元化：通過地理分散和資產多元化降低風險，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二）普通人生存建議（2026-2030窗口期）最佳化資產結構：除自住外，出清低效房產，優先持有流動性強的資產。控制槓桿，持有現金：減少債務槓桿，預留足夠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以應對突發的資金需求或市場波動。提升核心技能：在動盪時期，個人的核心競爭力是抵禦風險的最佳屏障。不斷學習，提升自己在關鍵領域的技能，增強不可替代性。保持理性，避免極端：在資訊爆炸和情緒極化的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至關重要。避免被民粹主義和極端思潮裹挾，堅守常識和底線。六、結語：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2026年與1936年的相似之處令人不寒而慄，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不會簡單重演。與90年前相比，當今世界擁有核威懾這一終極制衡力量，這使得全面熱戰的成本極高，衝突更多表現為代理人戰爭、貿易戰、科技封鎖。同時，全球產業鏈深度互聯，完全脫鉤的代價巨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國衝突的極端化。然而，達利歐的警告依然振聾發聵。他提醒我們，速度不會改變結局，只會讓結局來得更突然。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舊的秩序已經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這個“大混亂時代”，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本身。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徹底重構自己的投資框架，從追求高收益轉向保障本金安全。對於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需要更加審慎地規劃自己的財務和人生，提升自己的抗風險能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無法阻止它，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正如達利歐所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理解並適應大周期的變化。”資料來源Ray Dalio, "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 LinkedIn, February 14, 2026.Fortune, "Ray Dalio warns of ‘great disorder’ period for world economy, marked by ‘clash of great powers’—just like the 1930s", February 17, 2026.Nasdaq, "Will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2026? Billionaire Ray Dalio Just Gave a Clear Warning to Investors", February 15, 2026.國際金融協會（IIF）, "Global Debt Monitor", February 2026.《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 World Inequality Lab, December 2025.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5", April 2026.瑞·達利歐,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集團, 2021.慕尼黑安全會議, 《2026年安全報告：正在解構》, February 2026. (i財經)

筆記君說：歷史的洪流從不提前打招呼，但總有人能通過周期讀懂它的走向。瑞·達利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後，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在最新長文中，他詳細拆解了從“有秩序”到“失序”的臨界點。當大國博弈不再尋求法律仲裁，而是回歸原始的叢林法則，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紅利、全球化紅利，或許都將被重新定價。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後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了梅爾茨的判斷，並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於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的時期。鑑於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一、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關於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動態。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並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要麼不存在，要麼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係時有效。儘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鬥爭的情況下被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鬥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於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衝突。科技戰則是關於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衝突。地緣政治戰指關於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這類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鬥。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衝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衝突。國家間的大多數鬥爭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鬥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鬥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於人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那一方勝出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於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衝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如你所見，有三個衝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衝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會遠比想像的糟糕。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後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儘管如此，無論出於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二、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普適力量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後，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瞭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於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禦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同時擁有：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戰鬥，要麼退讓，非常難以做出決定。兩者代價都很高：戰鬥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並知道如何交換它們。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識別並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後會解釋。由於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麼升級，要麼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遊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總的來說，在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鬥爭。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鬥，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並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並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儘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有力因素，雙贏關係比雙輸關係有利得多。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並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麼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麼晚打有利。如果處於雙輸關係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儘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並威脅使用它，對於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鬥最為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願意為什麼而戰、不願意為什麼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於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三、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1.通往戰爭之路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後，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於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1929年大崩盤之後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於財富的巨大內部衝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向要麼偏右，要麼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麼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2.德國和日本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鬥爭。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希特勒採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並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裡，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並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並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並向亞洲各地擴張。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盪，並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要理解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首先是決策方式，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後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並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3.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並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並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衝突時期。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並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舉措。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裡，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通過大幅增稅和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計畫。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徵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些稅種。儘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於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膨並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佈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於經濟動機的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由於支配國際關係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這類措施的範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准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4.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佈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畫。隨後他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了當時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這麼快就被捲入另一場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於已知，因為a）競爭對手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並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麼戰鬥、要麼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後贏得連任，儘管美國已經在採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製法》。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畫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准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但其動機並非純粹是僱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後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隻關閉巴拿馬運河，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麼退讓，要麼攻擊美國的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並使美國也捲入了歐洲的戰爭。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並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願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那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5.戰時經濟政策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那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c）那些物品可以進出口；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權地治理；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機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機率。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於他國，當時德國佔領了領土並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後，其表現落後。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收。相對於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並非優先事項。至於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於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儘管如此，如果處於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並維持雙贏關係，那麼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筆記俠)

2月15日，橋水基金的達利歐在推特上發佈了《官方共識：世界秩序已崩塌》的萬字長文，在全球各種社交媒體上被瘋狂刷屏。這篇萬字長文提出來了一個鮮明的觀點，那就是在全球各主權國家的官方敘事中，世界秩序已崩塌，我們正進入500年來最危險的無序期。在此之時，普通人將被動面臨命運轉折點。因為當桌子上的規則不再管用，決定勝負的，就不再是你的牌面，而是你的出牌策略。我們將達利歐的萬字長文總結了幾條生存博弈論，這些總結對於我們普通人，也會很有啟發：第一、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轉向“實力決定一切”的模式。用川普最喜歡的語境，就是全球進入叢林法則時代，一切以交易為主。所謂盟友、規則、秩序的合法性，將不再由共識主導，而是徹底的交易利益。換句話說，全球秩序將由地緣衝突、經濟不平等和大國競爭驅動。第二、這意味著全球話語權從規則到實力的轉變；那種有事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大家一起商量、討論、仲裁的模式，已經失效了。對話與談判正是美國在“二戰”後國際秩序中所確立的解決衝突的基石，如今卻正被美國自身以單邊要求和脅迫手段所取代。川普希望回到19世紀的國際秩序。大國將直接靠實力對抗，弱國再難中立，必須選邊站隊，類似冷戰格局。第三、全球化之下的債務和貨幣體系崩潰風險。全球的資產錨是美元，美元的基礎是美債，但全球最大的安全資產美債已經到了危險拐點。最後的結果終將是貨幣貶值、通膨，削弱美元霸權。第四、財富差距加劇引發社會動盪和政治極端化，與歷史帝國衰落周期相似，可能導致國內秩序混亂。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全球財富的K型分化日趨加深，越是危機加深，這個趨勢就越陡峭。全球貧困人口比例及人數（資料：世界銀行）第五、以上種種，能導致貨幣、經濟和政治秩序聯動衰落。在經濟上行期，會形成全球穩定秩序和秩序繁榮；但是在這種繁榮中，會不自然的堆積債務；發達國家越來越實業空心化、產業完成大轉移，發達國家徹底金融化。這終將導致泡沫難以持續。結果就會是貨幣貶值和秩序重塑。這是盛衰周期的必經之路，當前階段類似於荷蘭、英國帝國轉折點。第六、最近的黃金敘事主要來源於此。在不確定期，黃金優於現金或短期信貸，不受政府操控，在貨幣動盪中保值。第七、政策和底層之間的錯配感越來越嚴重，全球經濟衰退時，會帶來政策密集期，但低利率，以及政策刺激推高了資產價格，但掩蓋底層問題。2025市場上漲主要是政策驅動，非基本面。2025年，美國GDP增幅在4.5%。但是在穿透之後，發現這些增長主要來自於AI投資,已經投資帶動的股市瘋狂增長.並由此帶來的富人財富升值,最終又帶動了富人消費.而這一切和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財新的資料是,1%的頂級富豪佔了美股整體市值的10%;10%的富豪佔了美股市值的50%;而最基層的50%的窮人,佔得市值只有1.5%.第八、關稅並非核心，表面是貿易戰，本質則是經濟/貨幣秩序崩潰。投資者關注債務增長和還債能力，而非單一政策。這時，投資者需要關注的是資產修正而非對未來的預測。因為市場轉嚮往往在“意識到錯誤”時已走完大半。所以，建立可修正的投資體系無比重要。槓鈴策略可能是對於普通人來講，在危機時代的最好投資策略。第九、我們要逼自己養成長期視角，當前全球格局是歷史大周期的重複，包括信用/債務、政治秩序和國際關係。所以，要從過往的歷史轉型模式中，找到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基礎法則。 (成竹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