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要聞摘要：川普政府啟動新關稅措施。韓美科技巨頭達成價值9500億美元合作項目。輝達、微軟表態支援開源AI模型。AI瘋狂燒錢Google、特斯拉現金流轉負。前兆富翁馬斯克身家一周縮水1300億美元。通用汽車從純電動汽車戰略轉向。大眾汽車放棄2026年營收增長目標。耐克明年清退中國數千家線上經銷商。宜家中國掛牌出售八家閒置商場資產。本屆世界盃為全球GDP貢獻超過400億美元。 1 川普政府啟動新關稅措施 美國川普政府7月24日依據《貿易法》第301條，對進口自日本、中國和歐盟等60個國家和地區的商品啟動10%至12.5%的新關稅措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準備了被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為違憲的“對等關稅”延續措施。此前適用了作為取代對等關稅的過渡性措施的10%替代關稅，但期限為150天。60個國家和地區幾乎涵蓋了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3日發佈公告，宣佈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以所謂“強迫勞動”為名對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加征10%至12.5%的關稅，以替代即將到期的全球進口關稅。新關稅將於美國東部時間7月24日0時01分生效。 川普政府在美國最高法院於今年2月否決其規模最大關稅措施後，轉而採用臨時10%全球關稅措施。這些關稅措施將於美國東部時間7月24日0時01分到期。 (紅星新聞)

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對行政權力的濫用。周五，最高法院以6比3的多數意見推翻了總統唐納德·川普的廣泛緊急關稅措施（Learning Resources訴川普案），這是對憲法三權分立原則的重大肯定。您或許可以稱其為真正的關稅解放日。法院這一裁決對法律和經濟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如果川普先生勝訴，未來的總統就能夠利用緊急權力繞過國會，幾乎不受約束地徵收邊境稅。正如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在多數意見中所寫：“鑑於徵稅權具有獨特的重要性，而制憲者又剛剛經歷了一場在很大程度上由‘未經代表同意而徵稅’所激發的革命，因此他們把‘唯有國會得以接近人民的錢袋’這一權力，交給了國會。”川普先生去年2月將芬太尼販運認定為國家緊急狀態，他聲稱這賦予了他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簡稱IEEPA）對加拿大、中國和墨西哥徵收關稅的不受限制的權力。後來他又表示，美國貿易逆差是一種緊急狀態，以此為由對任何國家徵收關稅，並且稅率可隨其個人意願調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授予總統應對外國威脅的緊急權力，包括“regulate（管制）……外國財產的進口或出口”的權力。但該法律並未提及關稅，此前也沒有任何總統使用該法來徵收邊境稅。首席大法官在由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以及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共同加入的意見書中寫道，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存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沒有任何總統援引該法來徵收任何關稅，更不用說如此規模和範圍的關稅了。“當國會委託其關稅權力時，它都是以明確條款進行的，並且受到嚴格限制。”這些跡象表明，這些關稅違反了法院的重大問題原則，該原則指出，總統在採取具有經濟和政治重要性的行動時，需要獲得國會的明確授權。法院曾運用這一原則推翻拜登的學生貸款減免、驅逐禁令和疫苗強制令。正如首席大法官所寫，本案的“利害關係”遠遠超過其他重大問題案件。他引用川普團隊自己的說法：“政府指出，這些關稅預計將使國家赤字減少4兆美元，並且依賴這些關稅達成的國際協議可能價值15兆美元。”川普先生還聲稱，《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中的“管制”一詞含義足夠廣泛，可以涵蓋關稅權力。佈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和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三位大法官在異議意見中或多或少同意這一觀點。但正如首席大法官所寫，“regulate（管制）”一詞按其通常用法，意思是“固定、確立或控制，通過規則、方法或既定模式進行調整”。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指出：“許多法條都賦予行政部門‘管制’的權力。”但他接著說：“然而，政府無法指出任何一部法條，其中的管制權力包含徵稅權力。”他在此劃出一個關鍵區分，而異議意見把這一點模糊了。他強調，真正的問題並不是“關稅是否曾經可以作為管制商業的一種手段”。真正的問題在於，國會在授予“管制進口”這一權力時，是否也把“由總統單方面自行裁量徵收關稅”的權力一併交給了總統。並沒有。政府最有力的論點是，在涉及外交事務的問題上應得到尊重。異議意見也同意這一點。但正如戈薩奇大法官在一份出色的協同意見中所指出的，這種邏輯將要求法院在西弗吉尼亞訴美國環境保護局案（West Virginia v. EPA，2022年）中支援歐巴馬的清潔電力計畫，因為氣候變化是一個國際問題。戈薩奇大法官承認，“在總統和國會在憲法下享有重疊權力的領域，重大問題原則的影響力可能較弱”。但憲法明確將徵稅權和對外貿易權賦予國會，而非總統。戈薩奇大法官還巧妙地用自由派大法官先前批評共和黨總統越權的異議意見來反駁他們。“他們今天的態度很難與他們過去對其他法律的解釋保持一致，”他寫道。的確如此。川普先生周五猛烈抨擊了那些反對他的大法官。但他隨後援引另一項貿易法第122條，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從而證明了他們的推理是正確的。該法律明確授予總統為解決國際收支逆差而徵收最高15%的邊境稅的權力，期限為150天，之後必須獲得國會批准。這一關稅雖然政策不佳，但卻是合法的。這一關稅法律裁決也戳穿了民主黨對現任法院是川普橡皮圖章的指責。法院如今已經表明，它願意阻止兩黨總統對行政權力的濫用。這正是憲法要求大法官們履行的職責。 (一半杯)

川普關稅措施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不僅限於貿易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五個月內縮小70%關稅導致服務業出現趨軟跡象圖 路透/Carlos Barria隨著消費品進口大幅下降，美國6月貿易逆差縮小，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縮至21年來最小，這是川普總統對進口商品徵收全面關稅給全球貿易造成影響的最新證據。川普關稅措施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遠不止貿易，7 月服務業活動陷入停滯，企業表示，大量新的進口關稅推高成本，使商業規劃更加困難。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周二表示，6月整體貿易逆差縮小16.0%，至602億美元。幾天前出爐的報告顯示，商品貿易逆差縮小10.8%，至2023年9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政府稱包括服務在內的整體貿易逆差也降至自那以來的最低水平。6月美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為2773億美元，低於5月的逾2780億美元；進口總額為3375億美元，低於5月的3503億美元。消費品、工業用品及材料進口均創下新冠疫情中期以來的最低水平，資本財出口則創下歷史新高。貿易逆差減少給美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GDP) 反彈做出巨大貢獻，扭轉了第一季度進口大增造成拖累的局面，當時消費者和企業爭相趕在川普徵收關稅前搶購。美國經濟第二季度環比增長年率為 3.0%，第一季度萎縮 0.5%，但總體資料掩蓋了經濟活動正在趨弱的潛在跡象。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目前估計，隨著從 10% 到 41% 不等的美國進口關稅稅率從 8 月 7 日開始生效，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已從 1 月川普重返白宮前的 2% 到 3% 急升至 18.3%，為 1934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上周的貿易公告降低了政策不確定性，但那些原本希望關稅只是威脅的企業現在必須適應現實，關稅將持續下去，”Nationwide Financial Markets 經濟學家Oren Klachkin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我們認為，高關稅的負面影響將蓋過政策不確定性降低帶來的任何積極影響。”周二報告的重點是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大幅下降。6 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下降約三分之一，至 95 億美元，為 2004 年 2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在連續五個月下降之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已縮減 222 億美元，降幅達 70%。“我們非常接近達成協議，”川普周二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我們與中國相處得很好。”在與加拿大的貿易對話陷於僵局，以及美國對汽車、鋼鐵和鋁徵收高額關稅的情況下，美國與加拿大的貿易逆差降至近五年來最小的13億美元。美國對德國的貿易逆差下降至38億美元的五年來最低水平。但美國對亞洲兩個主要貿易夥伴——台灣和越南——均出現創紀錄的順差。**服務業趨軟**關稅效應在7月顯示出蔓延至國內服務業的跡象，服務業約佔美國經濟活動的三分之二。7月，美國服務業企業活動意外基本持平，訂單幾乎沒有變化，就業進一步趨弱，但投入成本創下近三年來最大漲幅，凸顯出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的持續拖累。7月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從6月的50.8下滑至50.1，路透調查的經濟學家此前預測服務業PMI將升至51.5。PMI高於50表明服務業正在增長。調查中的服務業就業指數從6月的47.2降至46.4，為3月以來最低。該指數顯示，就業在過去五個月中有四個月出現萎縮。美國勞工部上周發佈的就業報告意外疲軟。與此同時，物價壓力持續上升。調查顯示，衡量企業投入價格的指數從6月的67.5升至69.9，為2022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ISM調查的受訪者經常提到關稅是拖累因素。一位建築行業的受訪者表示：“貿易不確定性促使客戶重新評估某些行業項目的可行性，從而導致一些項目延期或取消。” (路透財經早報)

近期中美關係有觸底回升之勢，在“對等關稅”暫停一個月後，川普打通了他嚷嚷四個月的中美通話，還獲得了訪華邀請。中美經貿磋商機制的首次會議也正在倫敦舉行，坊間對此次磋商取得成果頗為樂觀。但筆者認為，我們不應滿足於當前階段，在“貿易戰”這個框架敘事下去收復有限的“關稅失地”，而要將眼光放到更為深遠的地方，那就是美國對我的非關稅制裁，其歷時之久、涉及之廣、危害之深，都遠勝於關稅戰。資料圖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考慮到5月12日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後美國的所作所為，不能排除在不遠的將來，美國會繼續在非關稅制裁上向我們發難。也正是現在，是我們在這一階段，對美發動反制裁反攻的最佳時機。這方面，我們也該先發制人，先出一個新時代的戰略機遇期。美國是如何利用非關稅制裁，一點點收緊絞索的美國對華制裁由來已久，一部新中國的歷史，本身就是反制裁的鬥爭史。改革開放以後，美國對華制裁一度縮小至軍事和尖端技術領域，但為了遲滯中國的發展，又在過去十幾年漸趨擴大。2011年，美國炮製了臭名昭著的沃爾夫條款，禁止NASA和任何有中國官方背景的組織和個人開展科研合作，打響了本世紀美國對華制裁邁向非軍事領域的第一槍。不久後的2014年，美國以協助伊朗提供彈道導彈零部件為由，制裁大連中創炭素有限公司，以此為開端，開始了無數次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欺凌中國企業的長臂管轄，進而將黑手一點點地伸向整個中國產業，最終撕碎所有偽裝，妄圖切斷中國企業和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過去十幾年，美國建構起了一套極其繁瑣龐雜的制裁體系，看似來自不同的角度，卻又相互勾稽、犬牙交錯，由其出招套路，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項：（一）炮製法案，從頂層設計上倒打一耙眾所周知，美國對華制裁是在其市場競爭處於劣勢後，“打不過就掀桌”的盤外招。美國對此也心知肚明，因此更強調以“法制”為遮羞布，以“國家安全審查”為藉口，揮舞管制大棒，且愈發圖窮匕見、不講武德。2021年6月，美國參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公然宣稱要動用外交、經濟、政治、文化“組合拳”對抗中國，參與起草法案的共和黨議員吉姆·裡施更是公然叫囂“整個21世紀的問題，就是中國，中國，中國！”該法案由多個子法案巢狀，徹底撕下了“公平競爭”的假面具，其中《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將對華科技種種挑釁行為制度化、框架化，由於該法案系驢像兩黨共同起草，是美國兩黨一致反華、從立法層面推動中美關係走向對抗的標誌性法案。《無盡前沿法案》框定了美國在人工智慧、超級計算、量子資訊、機器人等十個“關鍵技術領域”，直接針對中國設定排他性條款，要求必須防止相關研發成果流向中國。《2021年迎接中國挑戰法案》主要著眼於在國家安全和金融服務領域對中國採取制裁措施，著重規定製裁網路攻擊行為，為打擊中國網路攻擊行為提供新的制度工具。該法案特別提出要評估中國軍民兩用技術。總之，隨著該法案的出台，也標誌著中美在供應鏈和科學技術上的全面競爭上升至立法高度。轉年針對晶片行業，參眾兩院“再接再厲”，又推出了《2022年晶片與科學法案》，打著振興美國國內半導體製造業的旗號，做著“確保美國在半導體領域至少領先兩代”的夢，公然要求企業在美國產業補貼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投資兩者之間“選邊站”，明文限制受美國政府補助的半導體企業在華投資，並限制中國企業參與美國製造項目。更大的瘋狂發生在2024年，從9月9日到9月13日，美國眾議院連續通過《生物安全法案》《反制中國無人機法案》《擺脫外國敵對勢力電池依賴法案》《結束中國電動汽車在美國主導地位法案》《保護美國的創新和經濟安全免受中國侵害的法案》《中國貨幣問責法案》《打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惡意影響基金授權法案》《台灣衝突威懾法案》《香港經貿辦驗證法案》……共計25項法案！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這些法案的名字，就為了“奇聞共欣賞”，這些法案只看個名字，都能感受到是何等的頤指氣使。也由此可見，某些人標榜的所謂美國“凡事依法”，這個“法”本身又是立得如何隨意，甚至連取名都這麼隨心所欲。這荒唐的一周，被美國國會自己洋洋得意吹噓為“中國周”，一個對華經濟、技術、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全方位圍堵的體系，就這一麼一點點實現了它的制度化、常態化。國會立法的頂層設計如此，行政部門的建章立規更是步步緊逼。就以“供應鏈審查”這一項為例，在上述法案授權下，美國近年來以部門協同大搞供應鏈審查已經成了常規操作。其往往以總統行政令開路，國土安全部、國防部、商務部、能源部等等各大部門分別出動，推出五花八門的“識別供應鏈風險”藉口，建構了一個極其龐雜的供應鏈安全審查制度。（二）拉“黑名單”，從具體操作上全面圍堵由各部門齊出動的行政執法往下看，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美國對華“黑名單”。其中又分為兩條線：一條是自上而下，上文中的相關部門依據上述法案或行政命令的授權“拉清單”；另一條則是自下而上，美國政府基於具體事由來行政“貼標籤”。由此形成了數十個簽發“黑名單”的連接埠，足以讓人眼花繚亂。本文自然無法一一窮盡這些“黑名單”的批發流水線，僅舉其中影響較大的幾類，首先我們做個宏觀鳥瞰：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共有1065家中國實體或個人被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列入“實體清單”，佔到整個“實體清單”名單的近1/3，涵蓋人工智慧、晶片、量子計算等前沿科技領域；890家中國實體或個人被美國財政部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清單），主要涵蓋航天航空、核工業、衛星、電子科技等；134家實體被美國國防部列入軍事企業制裁清單，主要涵蓋航天航空、重工、晶片半導體、無人設施等領域；159家中國實體被美國國土安全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列入所謂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UFLPA）清單。近年來被“拉黑”的中國企業數量急劇增多。圖源：中倫律師事務所在這些五花八門的“黑名單”中，美國最常用、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所謂的“實體清單”（Entity List），華為、中興早就悉數在列。一旦誰被列入了“實體清單”，就意味著除非獲得美國商務部許可，否則大家都不能再向其出售被管制商品。其中又存在一個未經核實清單（Unverified List），被列入該名單的企業和個人將無法通過許可例外來接收美國出口、再出口或國內轉移的物品。即使是運輸不涉及美方出口管制的物品，出口商在與未經驗證名單上的個人或企業進行交易時，也需要從後者那裡獲取並保留記錄以備查驗。五年前，美國發明了一個新款“黑名單”——最終軍事使用者清單（Military End User List），針對流向緬甸、中國、俄羅斯及委內瑞納用於“最終軍事用途”的受控物項，或對“最終軍事使用者”獲取的受控物項施加了物流限制。這種終端認定的解釋權歸美國所有，又由此引發出一系列的牽扯攀附。就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為例，近年來的出鏡率是越來越高，根據英文首字母縮寫，它又被稱為是“SDN黑名單”，凡被列入該名單的企業、組織和個人，不僅嚴禁與美國人進行任何交易，且其相關財產和權益還將遭到美國政府的凍結，也無法接入美國掌控的金融系統。這還是個“傘形黑名單”，可以延伸放毒，那怕是非美國的個人和機構去與名單中的實體進行交易，也可能會受到美國的二級制裁。由於SDN清單常帶有金融制裁屬性，相對於實體清單，其還有“制裁升級”的意思。此外，近年來，美國還針對一系列具體事項，隨時“拉黑”中國的企業和個人，外因俄委伊敘，內有港台疆藏，無所不包。甚至連中國民營企業到柬埔寨去投資，都會被美國以賄賂柬埔寨、危害美國國家為由威脅制裁，當真就是“管天管地管空氣”。在上述這些制裁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涉疆制裁。其“黑名單”是由2021年生效的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延伸出的“UFLPA實體清單”，由美國國土安全部發佈。這份“黑名單”也是兩線運作，無論是產地在新疆，或是不在新疆，但由被納入“UFLPA實體清單”的機構開採、生產或製造的產品，均會被認為是“強迫勞動”的產物，除非進口商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產品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認定為使用強迫勞動的情況，否則產品將被禁止進入美國市場。根據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的統計，短短兩年時間，該“黑名單”已經導致3596批次的貨物被禁入美國，範圍涉及太陽能電池、電子產品、汽車相關產品、服裝、化學品和地板等產品。而所謂的“UFLPA實體清單”仍在不斷擴大中，每年都有數十家中國企業中招，為美國一手炮製的、子虛烏有的新疆“世紀謊言”買路又買單、流血又流淚。僅在2024年11月和2025年1月，就分別有29家和37家機構被新添入這份“黑名單”。（三）技術管制，“小院高牆”被打通成了“大宅門”美國對華技術管制由來已久，“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和貿易限制的國際組織）就成立於1949年。傳統的出口管制框架主要用於防止相關產品技術在對華出口中被用於軍事目的，但隨著川普第一任內對華貿易戰的升級而逐漸泛化。到2019年5月，美國以“實體清單”的形式，將華為及其70個關聯企業列入管制，切斷華為獲取美國晶片設計軟體、半導體裝置等關鍵技術的管道。此後，美國又陸續將數十家中國科技企業納入“實體清單”，管制範圍不斷擴大，力度持續加強。2020年，美國進一步收緊對華半導體產業的管控，要求使用美國技術或裝置的外國公司，在向華為等中國特定企業出口晶片時必須獲得美國許可。此後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小院高牆”，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競爭者”，不斷強化對我相關產業供應鏈與技術的“精準脫鉤”，倒逼國產自主。黑色幽默的是，隨著中國產業升級的提速，美國人自己守不住它自己所標榜的“精準對抗”，又開始泛化制裁。阿斯麥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早在2019年底，阿斯麥已經受到美國壓力，停止向中國企業銷售較為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EUV），短短四五年年時間，升級至上一代深紫外光刻機（DUV）也不放過。美國政府還親自致函半導體裝置製造商，要求不得向中國公司提供14奈米以及更先進的半導體製造裝置。阿斯麥潔淨室內景圖片來源：ASML“小院高牆”搞到最後被打通成了“大宅門”，裡屋坐著個邊抽大煙邊粗話連篇的老太爺，阿斯麥沒幾天就要在門口哭喪著年關難過，前幾天還進言“出口禁令只會適得其反，與其遏制對手，不如專注創新”。可都被這老太爺當作耳旁風，或是想要親他屁股的求饒。耐人尋味的是，面對這樣荒唐的場面，那些“行政不得干預市場”、“尊重企業家精神”、“學習西方契約精神”的嘴巴們，對國內一貫自詡獅子吼，對此卻一律很安靜。安靜得就像烤熟了的鵪鶉。（四）組建聯盟，跨國運作“打群架”美國能管到荷蘭的阿斯麥，得益於霸權支撐的跨國大網。由上文提到的系列法案，可以發現美國在“排除中國供應鏈”這個議題上，經歷了從“單打”到“打群架”的過程，先是自己排除，再是以補貼誘惑大家選邊站，再後面則是組建排他性聯盟。拜登政府任內，美國鼓吹“科技民主聯盟”，從技術、規則、標準、供應鏈、市場、監管等多方面形成強大共識，合力圍堵中國，除上文提到的“晶片四方聯盟”，還在推動排除華為、中興的“下一個G聯盟”，並圍繞半導體晶片、人工智慧、國際空間技術、能源礦產等領域狂撒胡椒面，搞出了美國半導體聯盟、人工智慧全球合作夥伴組織、跨大西洋人工智慧聯盟、全球電信聯盟、聯邦量子系統、礦產安全合作夥伴關係等事實上的“產業排華聯盟”。甚至還和印度都談了一個“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為了建這堵牆，連恆河水都可以導流。這不啻於對中國高新技術原有產業格局的一次精準爆破，根據當時的統計，中國需要但被美國出口管制的產品種類中，來自美國的約為12.79%、美國之外的約為87.21%。其中，前5名分別為日本、德國、中國台灣地區、韓國、義大利，佔比超過一半，就這樣被美國的各種聯盟悉數覆蓋。此外，歐盟、英國、日韓、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在諸如新疆“強迫勞動”、“人權問責”、調查轉口貿易等領域與美國亦步亦趨，甚至還出台了部分法案，即使如今川普無差別揮舞關稅大棒，但這些已有的設計，也為未來西方對華協同發難留下了制度性的隱患。（五）煽動撤資，醞釀對華“資本脫鉤”本輪貿易戰，川普政府是用《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強行徵稅，為此還鬧出了美國的釋法風波。但其實早在他第一任期內，已經多次威脅將借助該法，打擊中國海外投資或勒令美國企業從中國撤資，並醞釀“資本脫鉤”限制措施，試圖通過金融手段對中國施壓。美國政府還陸續出台了《外商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明確限制中國對美高精尖產業和領域投資併購的能力，定點清除中國一些知名企業在美存在。譬如，聯邦通訊委員會依據含混的“國家安全理由”粗暴發佈命令，強行扼殺了中國電信企業在美國的存續，將其全面驅逐出境。與之相配套的，就是美國針對我方組織和個人進行各類制裁，實施簽證禁令、財產凍結和交易限制。同時，還收緊中國留學生和科研人員在美學習工作的空間，妄圖切斷中國的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管道。在煽動撤資這個議題上，美國還有兩個新動向值得關注：其一是對外擴散拉幫結派，譬如美國近年來不斷在中東活動，以提供資金和技術為誘餌，要求中東投資者從中國撤資；其二則是對內施壓，如去年11月，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州長阿博特下達行政指令，公然要求撤出與中國相關的投資。這張記錄了中美建交的經典照片就拍攝自德州，中國在美第一個總領館也位於德州，卻在2020年被美方以進行“顛覆活動”為由強行關閉，成為中美40餘年外交關係變化的縮影。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沃利·阿德耶莫曾說：“對俄制裁取得巨大成功，這得益於我們使用了創新性方法。”而對待中國，他們也用了異曲同工的“創新性方法”，一張大網越鋪越廣、越勒越緊。現有案例說明，光靠企業自己反擊制裁是遠遠不夠的美國這套又繁蕪又反動的制裁體系宛若一個黑洞，時不時就會拉出幾張“黑名單”碰瓷，而中國企業一旦墮入其間後，又會發生什麼呢？很巧，筆者的企業朋友裡就有好幾個打過類似官司的，筆者也和他們做過相關溝通，總結後的心得是：這既是一出“燈塔祛魅傳”，又是北美版的“官場現形記”。首先，美國在羅織罪名時，比“伊拉克洗衣粉”還要信手拈來。就以涉疆制裁為例，有些咱國內的老闆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一個出洋的，怎麼就讓我入疆了呢？面對美國法院的傳票，“白宮已經決定了”，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企業和新疆還有關係。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那怕上了法庭依然不知道美國政府憑什麼精確的證據指控自己和新疆有關，問就是“國家機密”，反倒要花大價錢大力氣去掏腰包、請律師、提供全套證據，證明自己真不是“強迫勞動”，否則吃它一耙。用他們的原話是：“往那法庭一站，什麼罪都感受到了，就是感受不到‘疑罪從無’。”其次，在企業配合調查時，流程走得比美國審計史密斯專員還慢。本以為和美國政府在法庭上論戰，是怎一個你來我往、高空搏鷹。沒曾想節點放不完的鴿子，流程爬不完的烏龜，約定好的庭審流程說改就能改，法院也管不了政府。答辯說推遲就推遲，冷不丁拋出個談判窗口，誘導企業不要敬酒專吃罰酒，由此又推遲了審理程序。不斷製造預期，又不斷管控預期。最令人齒冷的是，美國政府一邊引誘企業談判所謂的“行政救濟”來緩解制裁，並總有掮客在其中遊走暗示這個管道那個媒體的疏通，讓企業加倍掏錢。一面卻又和法院唱雙簧，後者會以“可能申請行政救濟”為由暫停訴訟程序。美國政府再稍微找個理由拖延談判，便能讓企業兩頭踏空。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一項研究顯示，由於投資仲裁的資訊成本高昂，中國跨國公司對此興趣不冷不熱，只有大約30%的中國投資者會考慮與美國政府仲裁爭議，付諸實施的會更少。此時就會有人出來老生常談，教育中國企業家與國際接軌，學會講美國政府聽得懂的話。但說實話，中國的跨國企業家凡位居細分領域龍頭者，基本上都是我們這個國家最會算帳、最會總結、最善於腳踏實地反思的一群。他們非但不需要教師爺，反而比這些書齋裡的教師爺更適合講授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三，在法庭攻防階段，美方提供的所謂證據，比公開的甘迺迪遇刺檔案還黑。美國政府提供製裁依據會做成兩個版本：一是供包括被制裁公司在內所有人看的“公開版本”，絕大部分實質內容均被遮擋；二是僅向律師提供的“機密版本”，內容略多於公開版本，但大部分仍被遮擋，就這樣還要求律師“只准看，不准說”，嚴禁將內容披露給被制裁公司。更有甚者，美國政府繼續秉承“問就是國家機密”的原則，也不給出將行政記錄內容進行遮擋的精確理由，導致法院也根本無法確定塗黑的內容是否構成真正的機密資訊，只能加大力度要求被制裁企業自證清白。可憐中國企業就在美國政府和法院“一個敢黑、一個敢審”的迷霧中艱難摸索，順便體驗了“三權分立”有多麼地“扇拳瘋厲”。這樣審下來的結果就是，法院的斷案能比賈雨村的葫蘆案還糊。譬如上文提到的不去美國不知道自己涉疆的企業，去法院申請初步禁令，用於暫停將自己放入涉疆清單的行政命令。就這麼一件事情，可以扯皮好幾年，等到判決的時候，推向荒誕的高潮。法院表示自己能不能給這個等了上千個日日夜夜的“初步禁令”，基於四個標準：（1）企業勝訴的可能性；（2）若不授予禁令，企業是否會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失；（3）比較美國政府和企業因授予禁令與否，各自遭受的損失；（4）發佈禁令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請大家再仔細看看這四條標準，啥都考慮到了，就是考慮不到真相是什麼？就是考慮不到美國政府的指控到底是不是事實？更荒唐的還在後面，當法庭判決不支援企業申請初步禁令的主張時，還給出了補充說明：一方面，承認美國政府的證據“不夠充分”，但是指出在判決前美國政府補充了“線人”指控，因此“提供瞭解釋”。至於這個線人姓甚名誰、在何處高就，不好意思，無可奉告。另一方面，法院認為，涉訴企業所提供的損失測算，只是“未經證實的估算”，並未附有財務報表或其他獨立證據來證明這些損失的嚴重性，不足以證明其將會遭受實質性的財務損害。這時候的美國法院，根本不是一個探尋真相、維護公正的機構，倒像是一個隨機把手放在秤砣對面、強行展現平衡的奸商。而奸商還不只是美國法院，從律師團隊的選擇、到行政仲裁的疏通、以及形形色色的“場外溝通”。本來美國最花錢的項目之一就是打官司，和美國政府打官司，自然更貴，還保證能把錢花到與真相沒關係的地方。這個黑箱是缺乏統計資料的，卻因為美國黨爭給我們揭開了冰山一角。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川普第一任期大打貿易戰時，申請豁免的遊說公司及其員工如果是為共和黨提供政治捐款的，更可能獲得批准。其中向共和黨提供了大額捐款的公司遊說，通過豁免的機率比向民主黨提供捐款的高出2/3。K街是華盛頓特區中心最重要的街道之一，雲集了大批智庫、遊說集團、公關公司等。那麼，只有共和黨執政時候是這樣嗎？這就是當前美國向我們的企業施加非關稅制裁的亂象。這就是當前我們的企業在美國法庭親身經歷的近況。美國法制和公正的畫皮正在飛速被戳破，但它越是青面獠牙，越不該讓我們的企業去獨自面對這樣的制裁。需要站在全域性高度部署對美製裁的反制，戰略機遇期是打出來的通過上文的盤點，相信讀者朋友們已經能夠看到美國如今對中國產業的打壓，用“絞殺”形容毫不為過，關稅只是浮於表面的策略。中國如今已經領受著前所未有的制裁，諸多非關稅制裁形成了“廣、多、重”的特點。所謂“廣”，是制裁範圍較廣，電子資訊、船舶、航天航空、核、衛星、電子科技、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計算、無人設施等前沿科技領域無一不被打擊，從西方盟國到第三世界國家也時不時會被勒令參與。所謂“多”，是制裁手段層出不窮，平均每3天就出台一項制裁措施，20年間暴漲9倍多，罰款、加稅、限制、切斷、禁令、羈押等手段屢見不鮮。所謂“重”，則是制裁壓力加大，美國依託自己的霸權，在越來越廣的範圍、採取越來越多的手段，對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重。而且事實上缺乏供中國企業申訴的空間，美國法院對其政府的施暴給不了多少約束，很多時候還是縱容。根據美國研究機構整理的案例統計，單獨貿易制裁的成功率僅為25%，單獨金融制裁是36%，但金融制裁聯合貿易制裁的成功率能達到40%，如果在短期內迅猛地實施制裁，效果更佳。近些年美國政府的出招，顯然是吸取了這樣的“巨量資料分析”，中國是在用自己的體量和規模效避險美國的壓力，且因為成功地應對，更多、更快、更猛的火力會向中國襲來。這背後則是中國正常的發展權與美國霸權之間的結構性衝突，這將是雙方必然的結構性矛盾，對此無須諱言，也必須早做應對。更有甚者，近年來中國的發展引發了霸權主義者們更刻骨的仇視，導致洩憤式的隨機制裁更是層出不窮。如兩年前所謂的“流浪氣球”飛越美國事件後，搞不定一隻氣球的丟人現眼後，美國商務部一口氣將6家與飛艇、氣球相關的中國機構，以“涉嫌支援中國軍事航空航天項目”的理由，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再比如今年1月，在明知缺乏充足證據的情況下，美國國防部將騰訊、寧德時代等多家中國企業納入美國“中國軍事企業清單”。在川普顏面掃盡的第一波對等關稅戰後，面對自身財政與產業的結構性矛盾，也很可能加碼非關稅制裁，並且更容易得到跨黨派的支援。就在本月5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又召集一批由學界、產業界的所謂“專家組”，謀劃“阻止中國主導供應鏈”。後者一面反對徵收關稅，一面“建言”應採取“全面、結構性的”措施來“阻止中國成為關鍵供應鏈的一部分”。而且，無論從正反兩方面來說，當前都是我們去聚焦反制美國製裁的有利時機。筆者在前文中已經復盤過川普政府當前的內外交困，矛盾可能將提前激化，即使已經經過中美元首通話和新一輪貿易談判，但仍不排除其為了轉嫁國內矛盾進而“暴走”的可能。當前時點有一個相當特殊的情況，就是在川普顛三倒四操作引發美國股債匯三殺、產業和金融同時陷入危機，美國國債的風險敞口也正在暴露，數兆美元巨資正在離開美元資產，轉投歐洲和亞洲資產。當此之時，不能排除美國會狗急跳牆，在熱點區域策劃政治動盪和軍事衝突，迅速抬高非美區域的風險溢價，驅趕資金“回巢”。反制非關稅制裁，也有利於增厚我們應對突發情況的安全墊，避險黑天鵝風險。即使真當川普政府轉性了，為了謀求喘息之機以及順利實現訪華，暫時不會挑事，反而是我們利用這種心態，迫使其在這方面進行鬆綁的窗口期。而且可想而知，這樣的讓步會刺激在野黨的反彈，促使美國陷入更為劇烈的黨爭，從而干擾其形成合力。一言以蔽之，我們應該將目標提高，不只要應對話題，也要引領話題；不只滿足於對方不再向我進攻，而要發起反攻，把對方這十年侵佔我們的陣地給爭奪回來，把對方這十年顛倒過的黑白擺正回來。不要覺得這會影響中美關係的緩和，中方從來不是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人，立好了我們的規矩，才有利於發展更為健康的中美關係；幫扶了我們自己的企業和產業，才有助於推動“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去建構新時代的中美關係。而且，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說，對美非關稅制裁的反制，也脫離了“被動應戰”範疇，進入了更高層次的有所作為，其中涵蓋了高技術產品的供應鏈、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營運、技術標準和規則的設定、以及向對象國從技術到產業和泛宏觀的經濟政治影響力培育，它已經不單是對要素流通的把控，更是一種權力和規則塑造。大爭之世，重構之期，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有些戰略機遇往往會以挑戰的形式出現。我相信，遲早有一天，我們會全面應對美國套在我們脖子上的這連環枷鎖，也期待這一天能早日到來。我希望我們能夠儘早從頂層設計上，規劃我們全面的反制裁體系，完善《反外國製裁法》，組建跨部門協調機制，去蒐集、歸納中國企業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設計相應的救濟措施，並做好協同應對的預案設計和工具箱建設。我希望我們能在未來的中美經貿談判上，理直氣壯地向美方提出撤銷非關稅制裁的動議，並且打磨我們的礦產管制、進口商品替代、反傾銷反歧視調查、不可靠實體清單等措施的應用，讓它們和今天稀土的反制一樣擁有效力。我希望我們能強化對那些隱藏在美國政府公文中的“線人”的甄別力度，堅決打掉其中的“帶路黨”。尤其是對於那些靠遊說美國政府來打擊中國企業的，更是要強化“不可靠實體清單”的應用。別說他們有他們的被逼無奈，我們有我們的企業要愛。我更希望並堅信，祖國不僅有作戰的能力，還有建設的能力，尤其擅長“邊打邊建”，我們一定能夠通過經濟的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通過支援產業“走出去”、擴大市場份額、深入標準設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紮紮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情時，為中國的反制制裁霸凌創造可持續的條件。我們正身處於轉折點，打掉霸權主義強加的制裁，也是轉折點的應有之義。 (底線思維)

日美部長級磋商後，日本經濟財政再生相赤澤亮正回答記者提問（6月6日，華盛頓）在日美關稅磋商中，日本向美國提出了應對中國的一攬子方案。但與此同時，中美兩國表現出接近的姿態，這可能使日本在美國眼中的優先順序下降。日本表示“面向達成協議，討論進一步深入”，但同時表示：還未找到一致點……日美兩國政府正在不斷快速推進關稅談判。日本經濟財政再生相赤澤亮正於美國當地時間6月6日下午在華盛頓出席第五次部長級磋商。日美最近已連續三周進行高頻率談判。赤澤亮對記者團表示：“以達成協議為目標的討論進一步取得進展”，但同時也表示“尚未找到一致點”。考慮到6月中旬的首腦會談，正在加緊進行協調。日本首相石破茂6月7日對記者團的提問回答稱：“據我所知，雙方圍繞國家利益展開了全力以赴的認真討論”。磋商結束後的6日晚（日本時間7日），赤澤亮正出現在日本駐美大使館，做出揉眼動作，顯露出疲憊的神情。談判團的一名成員透露：“連續出差讓身體有些吃不消了”，“雖然很想休息，但現在並不是休息的時候”。此次赤澤亮正先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舉行了約45分鐘的磋商，然後與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會談了約110分鐘。他已與盧特尼克連續兩天會談。赤澤亮正再次向美方提出重新審視一系列關稅措施。部長級磋商於4月16日啟動，在近兩個月內共進行五次磋商。與川普第一屆政府簽訂日美貿易協定時，談判耗時半年多，總共進行了八次會談。目前的會談頻率是當時的兩倍以上。此次談判的難點在於美國對汽車等產品徵收了高關稅。日本經濟新聞截至5月的統計資料顯示，36家主要上市企業預計2025財年（截至2026年3月）因美國關稅導致的利潤損失金額合計達到2.6兆日元。汽車佔其中的7成。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日本的打擊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對等關稅額外部分的暫緩措施將於7月9日到期。鋼鋁額外關稅已於6月4日從25%提高至50%。6月6日磋商結束後，赤澤亮正強調：“日本經濟每天都在產生重大損失。那怕提前一秒鐘也好，打算盡快消除影響”。2019年達成日美貿易協定時情況不同。經濟部門的高層回憶稱“美方在談判中顯得急切”。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後，剩下的11個國家重新簽訂了協議，建立了低關稅的貿易區。美國產的牛肉和豬肉在日本市場上仍然面臨徵收傳統關稅的劣勢。日本一直遵守將關稅降至與TPP相同水平的日美貿易協定，此次幾乎沒有額外的籌碼可用。在對美談判中，率先達成協議的英國與美國本來沒有自由貿易協定（FTA）。與日美兩國都以汽車為核心產業、利益相悖不同，英國與美國的合作相對容易。日本將“應對中國的措施”作為打開局面的籌碼，已向美方提出。日本將在加強中國限製出口的稀土供應鏈上與美國合作。在中國佔全球市場一半份額的造船業，日本也將支援美國復興。關於第五輪談判的結果，赤澤亮正表示“面向達成協議，討論進一步深入”，避免提及具體內容。但同時表示：“我們還未找到一致點”能否進一步加速高頻率談判尚不可知。過去四輪談判都提前公佈了下一個日程的計畫，而這次則表示“目前沒有特別確定的事項”。與此同時，中美兩國表現出接近的姿態。這可能使日本在美國眼中的優先順序下降。美國總統川普6月6日宣佈，將於6月9日在倫敦舉行與中國的第二輪部長級磋商。美國方面，貝森特、盧特尼克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格里爾將前往參加。這三人也是赤澤亮正的談判對象，今後的日程協調將更加困難。與各國平行推進談判的美國，協調時間表並非易事。日美第五輪的具體日期直到最後時刻才敲定。日美兩國政府自談判之初就達成了“儘可能盡快達成協議”的共識。眼下目標是在6月中旬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G7峰會）期間，首腦會談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並未明確設定具體的截止日期。赤澤亮正用“緩慢地急迫”來形容。日本首相石破茂6月7日也對記者表示：“得出結論當然是越快越好。但急於求成而損害國家利益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內山千尋 華盛頓報導日美關稅談判“不會立即達成協議”日本首相石破茂6月8日在首相官邸與經濟財政再生相赤澤亮正會面，聽取了日美關稅談判的報告。赤澤亮正在報告結束後對記者表示，“或許不會出現首相立即與川普總統對話，得出應有的協議結論的局面”。赤澤亮正的言辭表現出在6月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G7峰會）之前，日美首腦很難進行磋商的意向。日本政府內部也出現了首相在峰會前訪美的方案。赤澤表示“（兩國首腦）在峰會上一定會見面。屆時不可能不談論關稅談判的話題”。解釋稱“目前的談判是想著雙方能有多少共識？能讓兩位首腦說些什麼？”也強調了力爭在峰會上達成共識的想法。赤澤亮正當地時間6月6日在華盛頓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等人進行了第五輪部長級磋商。赤澤亮正表示“這次要達成的協議在事情性質上並非那麼單純，需要在事務官員和部長級層面敲定的事情非常多”。 (日經中文網)

日本首相石破茂27日說，美國關稅措施對日本產業的影響正在顯現，日本政府決定全力支援本國產業。據日本廣播協會報導，日本政府當天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應對美國的關稅措施。石破茂說，受美國的關稅措施影響，部分日本企業預計本財年的利潤將減少，中小企業對未來前景表示擔憂。會議決定動用本財年預備金補貼電費和燃氣費，並支援中小企業融資。據日本媒體報導，日美擬於美國東部時間30日在華盛頓再度舉行關稅談判。日方談判代表、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赤澤亮正27日說，將謹慎推進日美達成協議，避免因急於達成協議而損害本國利益。截至目前，日美已舉行三輪關稅談判，日方要求美方全面取消加征關稅，但美方對此持否定態度。 (譯通社)

美國聯邦法院阻止總統川普在4月2日的“解放日”宣布的關稅政策，裁定川普的決定是超越了總統權限的行為。川普政府表明會就裁決提出上訴。28日，位於紐約曼哈頓的國際貿易法院裁定川普在4月2日向多個國家發起的關稅措施是超越了總統的權限。由3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在裁定中指出，法院不會評判總統使用關稅作為籌碼是否明智或可能有效，但美國憲法賦予國會監管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的專屬權力，總統為保護美國經濟而行使的緊急權力不得凌駕於此權力之上，川普的做法是不被聯邦法律所允許。這起裁決來自兩起訴訟，其中一起是由無黨派自由司法中心代表五家從受關稅影響國家進口商品的小型企業提起，另一起由美國13個州提起。這些公司包括紐約的葡萄酒和烈酒進口商，以及弗吉尼亞州的教育套件和樂器製造商，指關稅措施損害了他們的經營能力。當中民主黨籍、領導俄勒岡州訴訟的總檢察長雷菲爾德指，川普的關稅政策是非法和魯莽的，並會對經濟造成破壞，又指這次裁決表明，貿易決定並不是由總統隨心所欲地去做。川普一直堅稱自己有權應對國家緊急狀態，而這個緊急狀態就是所謂“貿易逆差”。法官認為緊急法案並沒有授權給美國總統通過關稅來進行干預，即便是授權但貿易逆差也不構成國家緊急狀態。因為美國已經連續49年對外貿易都是呈現逆差，因此法官在未署名的意見書中寫到，對關稅權力的無限制授權將構成對立法權的不當。川普政府在裁定出爐的幾分鐘就提交了上訴通知。白宮指出，由非民選出的法官來決定如何實施國家緊急狀態是不合適的做法。白宮稱貿易逆差是國家緊急狀態，已經摧毀了美國的社區，使美國的工人被拋在後面，並且削弱了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白宮強調川普政府將會致力於動用一切的行政權力手段來應對這一危機，來恢復美國的偉大。白宮的高級顧問米勒還在社交媒體上發推指這是一場司法政變的失控。司法部也指出，應該駁回這些訴訟，因為原告尚未受到尚未繳納的關稅的損害，而且只有國會才有權挑戰總統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而宣佈的國家緊急狀態，私營企業沒有該權力。這次的訴訟是川普宣佈關稅政策以來首次遇上的重大法律挑戰，針對這次關稅措施最少還有五項法律挑戰尚待解決。 (鳳凰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