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經濟崩了,德國怪美國
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其經濟困境近年來備受關注。2025年,德國工業生產持續下滑,多個關鍵行業面臨工廠關閉和產能外遷。最新資料顯示,德國工業產出在2025年多個月份出現顯著下降,例如8月環比下跌4.3%,為三年多來最大跌幅,主要受汽車行業拖累下跌18.5%。雖然9月有所反彈1.3%,但整體趨勢仍呈收縮態勢,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12月降至47.7,進一步陷入收縮區。德國工業聯合會(BDI)預測2025年工業生產將下降2.0%。與此同時,汽車巨頭大眾汽車宣佈關閉德累斯頓工廠,這是公司88年來首次在德國本土關閉生產設施,該廠曾作為透明工廠展示電動車生產,但因需求疲軟和成本壓力而停產。化學工業同樣承壓,巴斯夫等企業早在2024-2025年間關閉多家工廠,包括路德維希港的己二酸和相關衍生物生產單元,轉向中國等地投資以獲取更廉價能源。這些現象標誌著德國“去工業化”處理程序加速。去工業化並非突發,而是多重因素累積結果。然而,部分德國政界人士,如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領袖並德國現任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在近期言論中將經濟困境部分歸咎於美國,特別是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和“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的終結。這種歸咎方式引發爭議,因為它迴避了更深層的內部和結構性問題。首先,能源危機是德國去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因素。2022年以來,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實施全面制裁,導致德國失去廉價可靠的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此前,俄羅斯天然氣通過北溪管道等管道,為德國重工業提供關鍵補貼,使其在全球保持競爭力。制裁後,能源價格飆升,德國工業用電價格長期高於國際平均水平。能源密集型行業如化工、汽車和鋼鐵首當其衝。巴斯夫等企業明確表示,高能源成本迫使產能外遷至中國等地,後者可獲得更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最新分析顯示,能源成本上升直接導致德國能源密集行業產出下降7%以上,而疫情後本應出現的復甦未能實現,反而出現持續下滑。工業產出已較2018年峰值下降約20%,遠超疫情影響。其次,歐元區的結構性缺陷加劇了問題。歐元作為單一貨幣,使德國相對於南歐國家(如義大利、法國)更具競爭力,但也壓制了後者出口能力,導致歐盟內部去工業化先從南歐開始。如今,隨著能源補貼消失,德國自身也陷入同一陷阱。歐元匯率過高抑製出口競爭力,而歐盟內部不平衡進一步放大危機。分析指出,歐元引入後,德國受益於低實際匯率,但其他成員國競爭力受損,形成惡性循環。第三,綠色轉型政策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加重負擔。歐盟推動的“綠色協議”要求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但失去俄羅斯能源“補貼”後,轉型成本變得難以承受。德國原本計畫利用廉價俄羅斯氣支援電動車和綠色工廠建設,但如今汽車行業面臨巨大壓力。歐盟近期放鬆內燃機禁令,正是因為德國和義大利等國工廠無力快速轉型。中國憑藉規模經濟和廉價能源,在電動車領域獲得巨大優勢,進一步擠壓歐洲市場份額。與此同時,歐盟持續推進對俄制裁。2025年10月,第19輪制裁生效,針對液化天然氣和影子船隊;第20輪預計2026年初推出,可能擴展至核能、鋼鐵和化肥領域。儘管制裁旨在削弱俄羅斯,但歐洲自身經濟承受更大壓力。工業生產收縮、投資外流和失業上升,成為直接後果。在軍事重整方面,歐洲雖大幅增加支出——2025年歐盟國防預算預計達3810億歐元,較前年增長顯著——但實際能力提升有限。支出主要用於採購和研發,但工業產能不足導致交付延遲。德國軍工就業人數甚至少於玩具行業,整體歐洲軍力仍呈下降趨勢。重整 rhetoric 強烈,但缺乏實質工業支撐,無法快速轉化為作戰能力。梅爾茨等政界人士將問題指向美國關稅和川普政策,確有一定依據。川普政府對歐洲汽車徵收高關稅,影響德國出口美國市場,並可能引發貿易戰。但這僅是外部壓力之一,且美國關稅部分源於歐洲自身貿易順差和對美依賴。根本上,德國經濟困境源於內部決策:主動參與對俄能源戰、堅持歐元框架和綠色轉型,而未及時調整。歸咎美國,迴避了這些根源性問題,可能延誤必要改革。展望未來,若不解除對俄能源限制、改革歐元機制並最佳化綠色政策,德國去工業化將難以逆轉。俄羅斯天然氣已轉向中國和印度,歐洲難以恢復昔日優惠條件。歐盟內部反對聲音增多,如義大利、比利時等國抵制凍結俄羅斯資產用於烏克蘭援助,反映出政策疲勞。德國需直面現實:經濟衰退非外部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年政策累積結果。唯有結構性調整,方能重振工業競爭力。 (周子衡)
明年會更糟
2025年11月26日,英國財政大臣雷切爾·里夫斯(Rachel Reeves)在議會提交了工黨政府上任後的第二個主要預算案。此次預算在意外洩露的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OBR)報告影響下,成為近年來最具爭議的財政檔案之一。報告顯示,稅收負擔將升至佔GDP的38.3%,創下二戰以來最高紀錄。預算通過260億英鎊的稅收增加措施,試圖填補公共財政的300億英鎊“黑洞”,並將財政“緩衝空間”擴大至220億英鎊,以滿足財政規則並緩解債券市場壓力。然而,這一方案未能解決英國經濟長期低增長、低生產力和高債務的結構性問題。相反,它暴露了政府在支出擴張與稅收可持續性之間的艱難平衡,以及全球不確定性對本土經濟的放大效應。預算的背景源於2024年10月的“一次性”預算,當時里夫斯宣佈了400億英鎊的稅收上調,主要針對僱主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NICs),以逆轉公共服務衰退並投資基礎設施。這一措施本應為2025年預算鋪平道路,避免進一步借貸或稅收增加。但現實遠非如此。OBR報告指出,2024年稅收上調後,經濟增長並未如預期反彈。相反,全球事件如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於2025年4月發起的貿易戰,以及本土政策反覆(如冬季燃料補助和福利改革的U型轉向),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至5.0%。2025年第三季度(Q3),英國GDP僅增長0.1%,遠低於OBR三月預測的1.9%。生產力增長預期也被下調0.3個百分點,至1.0%,這將使2029-2030年公共借貸增加70億英鎊。此次預算的核心是260億英鎊的稅收措施,包括凍結個人稅收門檻至2028-29年(預計2029-30年增加80億英鎊收入)、對薪資犧牲養老金貢獻徵收國民保險(47億英鎊)、以及股息、財產和儲蓄收入稅率上調2個百分點(21億英鎊)。這些措施被設計為“漸進式”,避免直接提高所得稅或增值稅(VAT),以符合工黨競選承諾。但批評者指出,這本質上是“隱形稅收”,通過通膨侵蝕實際收入,將數百萬人推入更高稅階。OBR預測,到2030-31年,稅收佔GDP比重將達38.3%,高於疫情前水平,並超過許多歐洲國家。此外,取消福利“兩孩上限”將增加70億英鎊支出,預計惠及56萬家庭,平均每戶增加5310英鎊。支出方面,預算優先傾斜於公共服務和福利,總額增加113億英鎊,主要用於NHS(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和教育。但這些增長主要集中在議會初期,到2029年,部門支出漲幅將降至微薄水平,僅1.5%。OBR警告,特殊教育需求(SEND)和地方社會護理支出壓力將抵消部分收益,導致學校預算實際下降1.7%。債務利息支付已成為另一大負擔:2025年上半年已達410億英鎊,同比增長26%,佔政府支出的10%。淨債務佔GDP比重從95%升至97%,峰值出現在2028-29年。借貸預計從2025-26年的4.5%降至2030-31年的1.9%,但短期內將增加50億英鎊。經濟遺產:15年低增長的枷鎖英國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陷入長達15年的低增長陷阱。平均年增長率僅1.2%,遠低於G7平均水平。生產力停滯不前:2025年第三季度僅增長0.7%,年同比1.1%。OBR將此歸因於結構性因素,包括脫歐遺留問題、低投資和技能差距。里夫斯在預算演講中強調,這一“遺產”比預期更糟,生產力下調將使GDP周期內減少1%。通膨壓力加劇了困境:2025年10月CPI達3.6%,高於英格蘭銀行2%目標,主要源於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以及僱主NICs上調導致企業成本轉嫁消費者。失業率升至5.0%,高於德國3.8%,但低於法國7.5%。勞動力市場冷卻跡象明顯:職位空缺減少44%,工資增長放緩至3.5%。零售銷售資料進一步印證經濟疲軟:2025年10月實際銷量下降1.1%,為五個月來首次月度下滑,超市、服裝和線上零售均受挫。消費者信心指數在11月下滑,所有指標均降至低點,部分歸咎於預算前不確定性。全球因素雪上加霜。川普貿易戰導致英國對美出口下降21%,供應鏈中斷推高進口價格。油氣價格下跌雖緩解了部分通膨,但未能抵消地緣政治風險,如中東衝突對能源市場的衝擊。OBR預測,2025年GDP增長1.5%,2026年降至1.4%,遠低於三月預期的1.9%。政策困境:承諾與現實的衝突工黨上台時承諾不提高主要稅收(所得稅、VAT和員工NICs),並逆轉緊縮政策。這形成了“不可能的方程”:支出增加、財政規則遵守,同時避免大稅種上調。2024年預算通過提高僱主NICs率至15%(從13.8%上調1.2個百分點)和降低門檻至5000英鎊,籌集250億英鎊,旨在“避免直接徵稅工人”。但這一策略適得其反:企業招聘意願下降,失業率上升0.2個百分點;成本轉嫁導致通膨上升0.3%。2025年預算延續這一路徑,財政緩衝從99億英鎊增至217億英鎊,但依賴後置稅收增加。到2029-30年,稅收措施將貢獻四分之三的借貸減少。政策U型轉向進一步侵蝕緩衝:冬季燃料補助U型轉向增加支出,福利改革擱置導致110億英鎊缺口。里夫斯將此歸咎於“意外事件”,但經濟學家如德意志銀行的桑傑·拉賈(Sanjay Raja)指出,生產力下調的影響小於預期,但仍凸顯規劃失誤。債券市場反應劇烈。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升至4.53%,30年期達5.39%,為G7最高。這反映了“債券溢價”:市場對英國債務路徑的擔憂,導致借貸成本高於通膨和利率水平。OBR警告,若借貸維持5% GDP,將額外增加221億英鎊利息支出。X平台(前Twitter)上,經濟評論員朱利安·傑索普(Julian Jessop)稱此為“驚人想法”:2024年400億英鎊稅收後,2025年或再增500億英鎊,以填補新“黑洞”。長期壓力:養老金、健康與債務螺旋預算未能觸及最棘手的長期支出壓力。養老金“三重鎖定”(triple lock)機制——每年按最高者上調(CPI通膨、平均工資增長或2.5%)——已成為財政炸彈。OBR估計,自2011年以來,該機制已多支出120億英鎊/年,到2070年代將額外增加800億英鎊,佔GDP的1.5%。隨著退休人口占比上升,養老金支出將從GDP的5%升至更高水平。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指出,三重鎖定“不可預測且不公平”,主要惠及富裕養老金領取者,而年輕一代面臨更高稅收負擔。健康相關福利同樣膨脹:青年不活躍率上升,加上健康問題福利帳單,將雙重打擊財政。NHS支出雖增226億英鎊,但等待名單仍超預期。地方當局面臨社會護理、特殊教育和住房危機壓力,導致意外借貸增加。債務利息已成“末日循環”:高收益率推高成本,迫使稅收上調,抑制增長,進一步惡化債務。X使用者如馬丁·多布尼(Martin Daubney)將此歸咎於“脫歐藉口”,指出債務達3兆英鎊,月借貸200億英鎊。其他領域如國防、能源和醫療,也需增加GDP佔比支出,但稅收增長滯後。OBR預測,到2050年,三重鎖定不確定性將額外成本50億至450億英鎊。稅收體系的漸進性與侷限英國稅收體系在收入方面高度漸進:金融危機後,高收入者稅負佔比上升,部分因收入不平等加劇。2025年預算強化此特徵,通過資產收入稅上調(財產、股息、儲蓄)籌集22億英鎊,避免直接打擊中低收入者。僱主NICs上調雖針對企業,但間接影響就業和通膨。然而,這一體系面臨挑戰。IFS指出,僅靠“徵稅富人”無法資助全面福利;丹麥和挪威模式依賴25% VAT和高基本所得稅率。銀行部門盈利強勁,卻未被額外徵稅——里夫斯錯失機會,僅冬季燃料測試籌集5億英鎊,而銀行稅可達數十億。財富稅雖可籌集50-100億英鎊,但無法逆轉債務軌跡。評論與意見:樂觀的表面與深層擔憂預算引發廣泛辯論。支持者如工會大會(TUC)總書記保羅·諾瓦克(Paul Nowak)稱最低工資上調“非恐慌”,將惠及低薪工人。里夫斯強調“公平增長”,預測2026年通膨降至2.7%,利率下調將刺激恢復。X上,商會英國(Chamber UK)指出,稅收創紀錄但緩衝擴大,提供穩定性。批評聲音更響亮。保守黨領袖凱米·巴德諾克(Kemi Badenoch)指責里夫斯“抱怨性別歧視”以掩蓋稅收失敗。經濟學家如潘諾米經濟學(Pantheon Macroeconomics)的羅布·伍德(Rob Wood)警告,預算前混亂已打擊消費者信心,零售下滑即證。馬特·古德溫(Matt Goodwin)稱整個經濟模型“不再運作”,債務利息已吞噬60億英鎊/年。伯尼·桑德斯基金會(Intergenerational Foundation)呼籲廢除三重鎖定,稱其“不可持續、不公平”。X使用者查伊·鮑斯(Chay Bowes)將債務增長歸咎於烏克蘭援助,警告“末日循環”。樂觀論點包括經濟韌性:工資增長正面,失業相對低(歷史平均4.1%)。EY ITEM俱樂部預測2025年增長1.5%,得益於投資基金700億英鎊催化。但多數觀點如IFS的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認為,短期借貸增加,後期緊縮不可信,增長影響為零。展望:數百億英鎊的隱憂此次預算並非“20-30億英鎊的調整”,而是數百億英鎊的長期負債:維護積壓、養老金、健康和氣候轉型。里夫斯承諾“投資、投資、投資”,但未明確權衡:三重鎖定或基本所得稅上調?兩孩福利擴展或財富稅?X評論員伯恩賽德(Burnside)諷刺,每年稅收上調將達600億英鎊,直至“世界上最時尚的厄利垂亞人”。英國面臨十字路口:政治上,改變養老金或稅收均“不可行”;經濟上,市場對混亂政策日益沮喪。債券投資者每年購買3000億英鎊國債,主要依賴海外買家。若無激進改革,如生產力投資或福利重構,未來預算將重複“土撥鼠之日”。正如貝瑟尼·邁爾斯(Bethany Miles)在X上所言,債務95%、稅收38%、通膨3.5%——這不是穩定,而是“歷史高位下的警鐘”。 (周子衡)
“高市”熱搜下的日本全方位困境
近期,日本因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對華台海言論頻頻被掛上熱搜,近日又爆出擬修改日本國策“無核三原則”,在國際引發廣泛討論。除了政治層面親美反華舉動引發的關注,日本早期積累的國際製造業優勢似乎正在國際關注目光中淡去,那麼日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現在的全方位困境地步的呢?一、“重硬輕軟”引發的AI全面落後作為精益生產的發源地,日本豐田模式(TPS)也曾風靡全球,為日本二戰後重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奠定了當時日本製造業的全球地位。隨著網際網路的崛起,日本仍停留在“造物精神”階段,講究硬體的精益求精,在美國亞馬遜、Google以及中國阿里巴巴、騰訊等軟體廠商在全球崛起,並逐步建構起生態護城河時,日本仍停留在產品思維,錯過了生態建設的關鍵期。再之後在中美搶占人工智能發展先機時,再次錯過AI浪潮下產業重塑的窗口期。根據日本總務省公佈的2025年版《資訊通訊白皮書》顯示,2024財年國內僅有26.7%的民眾“使用過生成式人工智慧”,這一比例雖然已同比大幅增長,但相較於中國的81%和美國的68.8%,日本已明顯落後。此外,報告還顯示日本只有49.7%的企業制定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相關政策,而美國則為84.8%,德國為76.4%。從表層資料看,從民用到企業端,日本AI使用率都已全面落後。日本也正嘗試做出改變,試圖在AI領域加碼,2025年,日本通過《人工智慧相關技術研究開發及應用推進法》,設立AI戰略本部,本財年AI預算達1,969億日元,達到歷史新高,但投入及執行效果卻有待考證。二、AI落後引起的傳統優勢產業潰散AI應用的落後,導致日本引以為傲的製造業優勢正在被侵蝕,像傳統半導體產業、汽車製造、手機家電等領域,錯失轉型契機,市場份額逐漸被中國、韓國等新興市場滲透。儘管半導體裝置、工業機器人在國際上仍具有較大競爭力,但產業空心化使其在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較大供應鏈風險。回看日本製造業的巔峰時刻:半導體產業—8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如日中天,DRAM晶片佔據全球超過80%的市場份額,連美國都望其項背;尼康的光刻機佔全球市場份額達50%;佳能的步進式光刻機在歐洲市場佔一半。當時憑藉“超大規模積體電路計畫(VLSI計畫)”戰略,突破了技術瓶頸,產業競爭力趕超美國。如今雖然在光刻膠、矽晶圓、塗布/顯影裝置等半導體裝置和材料領域保持全球領先,掌握產業鏈上游命脈,但中游設計製造環節全面落敗,不足以支撐半導體產業的全球競爭力。汽車製造—80年代,日本車企通過技術創新、精益生產及全球化佈局,奠定了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一度擊敗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國。豐田、本田等日系車憑藉其“物美價廉”的特質迅速打開美國、東南亞和中國市場,豐田模式被全球學習。與此同時,圍繞混動技術、精益生產體系和核心零部件專利及供應鏈管理等領域逐漸建構的技術護城河,使其市場競爭力得以鞏固。但成也技術敗也技術,隨著新能源浪潮的衝擊,技術路徑依賴導致戰略轉向緩慢,逐漸被美國和中國趕超,市場份額逐漸被壓縮。手機家電—在電子消費領域,憑藉著高品質製造的垂直整合優勢,日本產品風靡全球,索尼、松下、東芝、夏普等百年品牌,共同締造了日本電器的輝煌30年。但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快速席捲,更具價格優勢的中低端產品成為市場青睞,憑藉著“創新+本土化適應”的組合拳,中國產品迅速在全球鋪開,打破了日本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日本錯失終端市場後,退居上游供應領域,如索尼的圖像感測器仍保持全球市場份額第一。三、產業沒落導致的經濟困境傳統產業結構性矛盾引發的經濟困境全面暴露。“失去的三十年”後,日本GDP增速常年徘徊在1%左右,今年第三季度下降1.8%。出現了2024年以來的第二次負增長。日本政府此前不久更是將2025財年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0.7%。日本央行自1990年代起實施低利率政策,通過大規模購債壓低10年期國債收益率(0%)。這一政策雖短期刺激經濟,但導致政府債務高築、企業創新動力不足、貧富差距擴大。2025年9月CPI同比增速達2.9%,通膨壓力迫使央行面臨“鬆緊都不妥”的兩難境地。人口結構的嚴重不均衡更是加劇了經濟困境,截止2025年9月,日本老齡化率達29.4%,創歷史新高,再次蟬聯全球老齡化程度最嚴重國家。與之鮮明對比的是少子化現象,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同比下降5%,總和生育率為1.15,遠低於全球2.2的平均水平,也被發達國家1.4的平均生育率甩在腦後,與日本2.07的人口替代率也相距甚遠。“超老齡化+少子化”的雙重絞殺加劇了產業發展和內需擴張的壓力,導致經濟發展缺少內生源動力。四、經濟困境加劇了日本野心與能力的結構矛盾日本作為戰敗國,日本自1947年施行《日本國憲法》,其中有兩項“集體自衛權”規定:第一項申明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與武力威脅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第二項規定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並否認國家交戰權。上述規定導致日本頻頻投靠美國獲得戰略自衛權,“安保三檔案”對軍事限制的放寬以及近期高市早苗擬修改日本國策“無核三原則”的傾向,都暴露了其試圖恢復軍國主義的野心。2025年國防預算達8.7兆日元(約合551.4億美元),用途包括研發防衛通訊衛星、採購導彈等遠端打擊武器、建造配備“宙斯盾”系統的艦艇(ASEV)和“大鯨”級潛艇等,結合高市早苗對台海的言論,其挑戰野心不可謂不狂妄。但科技的落後與經濟的困境,成為日本軍事野心的兩大障礙。日本軍工企業規模很小,前五大軍工企業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NEC、富士通、三菱電機防務收入總和還不及洛克希德・馬丁的1/5。自主研發製造能力不強,裝備全靠向美國氪金獲取,所以只能淪為美國政治的馬前卒,充當美國對中國的牽制力量。五、小結就像央視網親自下場編曲的《高市,別再搞事!》,任何妄圖挑戰他國主權的行為,都要小心後果是否能承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和平與發展,大勢不可逆”。挑釁的時候,請先想想自國發展困境,不能老學美國禍水東引,通過外部挑事來轉移國內矛盾,打鐵還需自身硬,自身發展才是硬道理。 (稻香湖下午茶)
“西方世界”分裂,二次世界大戰後秩序崩潰
歐美裂痕下歐洲的困境與日本的抉擇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歐洲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不能讓華盛頓和莫斯科決定歐洲的未來”,法國總統馬克宏的這一言論,如同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深刻反映出歐洲在當前國際格局中的思考與掙扎,也揭示了歐美關係出現的巨大裂痕。與此同時,日本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也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一、歐美關係的歷史與現狀在近現代史上,歐洲和美國常常被視為一個整體,共享民主和法治等“西方價值觀”,這種緊密的聯絡在二戰後尤為明顯。美國通過馬歇爾計畫等舉措,助力歐洲戰後重建,歐洲也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的保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為跨大西洋聯盟的重要基石。在冷戰時期,歐美共同對抗蘇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保持著緊密的合作 ,“西洋=歐美=西方”的觀念深入人心。然而,近年來,歐美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川普政府上台後,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對歐洲展現出諸多不友好態度。川普質疑北約存在的價值,逼迫盟友大幅增加軍費開支,甚至暗示美國不會無條件履行對歐洲的安全承諾。例如,他曾威脅對歐洲汽車加征高額關稅,在移民問題、貿易問題上與歐洲產生嚴重分歧。美國繞過歐洲盟友與俄羅斯直接對話,更是引發歐洲對自身安全主導權喪失的深度焦慮和強烈憤怒 。英國《金融時報》形象地描述,當美國和俄羅斯討論烏克蘭的未來時,歐洲被安排“坐小孩那桌”。美國副總統范斯在德國慕尼黑髮出“歐洲最大的威脅來自自身內部”的論斷,也讓整個歐洲目瞪口呆,西班牙《國家報》網站刊文指出,歐美之間出現自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距離,美國政府已經充分表現出對歐洲盟友的漠視。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美歐之間也存在嚴重分歧。美國在未與歐洲充分協商的情況下,擅自與俄羅斯進行談判,試圖重塑俄烏衝突的解決框架,將歐洲降級為協議執行者,這引發了歐洲各國的強烈不滿。法國總統馬克宏批評說:“若烏克蘭和歐洲缺席,和平將不能持久。”德國總理蕭茲也對這一安排表示批評 。此外,美國在對烏軍援上的態度變化,如削減對烏軍援並施壓烏克蘭接受領土妥協,讓歐洲意識到自己在衝突中既是最大埋單者,又是和平處理程序的局外人。二、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努力面對美國的種種行為,歐洲內部呼籲結束對美依賴、實現戰略自主的聲音日益高漲。其中,法國提出的“核保護傘”計畫備受關注。(一)法國“核保護傘”計畫的提出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多個場合表態,已準備好討論歐洲的核威懾問題,法國可以用本國核力量保護其他歐洲國家。2025年3月5日晚,馬克宏發表電視講話,宣佈將就向歐洲盟國提供“核保護傘”展開戰略討論。他強調,法國擁有獨立、完整的核威懾能力,因此在歐洲防務問題上享有特殊地位 。這一表態是對德國聯盟黨領導人默茨所作“歷史性呼籲”的“回應”,默茨曾指出美國政府如今“對歐洲的命運漠不關心”,呼籲法國和英國擴大“核保護傘”覆蓋範圍、討論“是否將其核保護延伸至德國” 。法國擁有外交和軍事大國的強烈自豪感,並且具有與英美等盎格魯 - 撒克遜國家保持距離的戴高樂主義的遺產。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法國歷屆政府始終將本國核力量與歐洲安全相聯絡,法國目前擁有的290枚核彈頭,雖數量僅為美國的7.8%,但其海基(凱旋級核潛艇)、空基(陣風戰鬥機搭載ASMP - A導彈)雙重投送體系,延續了戴高樂時期確立的“最後警告”原則,即保留在極端情況下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權利,這種戰略模糊性成為馬克宏提出“核保護傘”的底氣所在 。(二)歐洲各國的反應對於法國的“核保護傘”提議,歐洲各國反應不一。波蘭總理圖斯克表示法國的方案非常有前景,若法國能為歐洲提供核保護,將提升歐洲安全保障水平,減少對美依賴 。然而,部分歐洲國家對法國“核保護傘”的實際效力存在疑慮。德國雖然候任總理默茨呼籲與英法討論“核共享”,但德國長期以來依賴美國的核保護體系,對於是否願意接受法國的主導地位尚未可知。並且,德國憲法禁止在本土部署他國核武器,民眾對核風險也極端敏感 。此外,駐紮著美國B61戰術核彈的布歇爾空軍基地,仍是橫亙在法德戰略互信前的現實障礙。一些東歐國家更傾向於加強與美國的防務合作,而不是接受法國的戰略主導。波蘭議員怒斥馬克宏的倡議是“用巴黎的核按鈕綁架歐洲”,立陶宛代表則堅持要求保留美國駐軍作為“安全雙保險”。拉脫維亞表示暫不考慮在本國部署核武器,斯洛伐克直接亮明“不接受”的態度 。從整體來看,法國自身核武器力量相對有限,導致部分歐洲國家難以完全信任其“核保護傘”。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文章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法國和英國的核力量是對美國核威懾的補充。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2023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也指出,鑑於法國的核武器規模,如果美國不再保障歐洲安全,法國的盟國也難以“無條件地信任法國” 。(三)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除了歐洲各國態度不一外,法國推行“核保護傘”計畫還面臨諸多問題。在法國國內,馬克宏政府與反對黨針對本國核力量運用存在“歐洲屬性”與“法國屬性”之爭,後者堅稱法國核力量“既不能被分享,更不能被委託” 。從歐洲軍需產業角度來看,精通外交和安全的法國前參議員加特倫(音譯)承認,歐洲軍需產業要從美國的供應鏈中獨立出來,“需要10年時間” 。這意味著在實現防務自主的過程中,歐洲在軍事裝備等方面將面臨一段時間的困境。此外,核保護還涉及到核戰略的可信度問題。法國要承擔核保護義務,意味著必要時有決心承擔對方的核報復,同時應儘可能確保這種核報復對其他歐洲國家而言不是毀滅性的。並且,接受“核保護傘”不是免費的,受保護的國家需要承擔相應成本,例如建立軍事基地,建立與北約不同的核武器指揮體系,或者乾脆將最終指揮權交給法國 ,這在實際操作中面臨重重困難。在跨大西洋關係層面,鑑於現行“核共享”機制是美國掌控歐洲安全事務的終極像征,雖然歐洲在川普政府全球戰略優先排序中有所降級,但這並不等於美國會放任他國“另起爐灶”,侵蝕其對歐洲安全事務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一旦法國推動“核保護傘”計畫,可能會引發美國的強烈反應,進一步加劇美歐之間的矛盾。(四)歐洲的其他努力除了“核保護傘”計畫,歐洲還在採取其他措施來增強自身的戰略自主性。一方面,歐洲試圖維護北約的團結,儘管美國對北約的態度讓歐洲失望,但北約在歐洲安全架構中仍具有重要地位。歐洲帶著徒勞的覺悟心理準備說服美國,希望美國能夠重視歐洲的安全需求,繼續履行對歐洲的安全承諾 。另一方面,歐洲加強與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其中包括吸納已脫離歐盟的擁核國家英國。英國雖然脫歐,但在安全等領域與歐洲仍有緊密聯絡。通過加強與英國的合作,歐洲希望能夠增強自身在安全事務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同時,歐盟投入巨額資金尋求“重整軍備”,德國則修改基本法(憲法),增加防衛費用。這一系列舉措表明歐洲正在努力擺脫對美國的軍事依賴,提升自身的防禦能力 。然而,這些努力也面臨諸多挑戰,例如歐洲各國在軍費投入、軍事戰略等方面存在分歧,如何協調這些分歧,形成統一的防禦體系,是歐洲面臨的重要問題。三、歐洲國家模式轉變的痛苦隨著歐美關係的變化以及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努力,歐洲正面臨著國家模式轉變的痛苦。(一)安全架構的重塑二戰後,歐洲的安全主要依賴美國的保護,北約成為歐洲安全的重要支柱。然而,美國近期的行為讓歐洲意識到這種依賴存在巨大風險。歐洲需要重塑自身的安全架構,從依賴美國轉向自身主導安全事務 。這一轉變涉及到軍事戰略、軍事力量建設、軍事指揮體系等多個方面的調整,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在軍事戰略上,歐洲需要重新評估自身面臨的安全威脅,制定相應的戰略方針。過去,歐洲主要將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在軍事部署和戰略規劃上圍繞這一威脅展開。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歐洲面臨的威脅更加多元化,如恐怖主義、網路攻擊等 。因此,歐洲需要制定更加全面、靈活的軍事戰略。在軍事力量建設方面,歐洲需要加大軍費投入,提升自身的軍事裝備水平和軍事人員素質。然而,增加軍費投入面臨諸多困難,一方面,歐洲部分國家經濟發展面臨困境,難以承擔高額的軍費開支;另一方面,增加軍費投入可能會引發民眾的不滿,因為這可能意味著減少在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在軍事指揮體繫上,歐洲需要建立更加獨立、高效的指揮體系。目前,歐洲的軍事指揮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要實現戰略自主,就需要減少美國的干預,建立屬於歐洲自己的指揮體系 。但這涉及到與北約現有指揮體系的協調問題,以及歐洲各國之間的軍事合作與協調問題,操作難度極大。(二)經濟與政治一體化的困境長期以來,歐洲致力於經濟和貨幣政策的一體化,歐盟的成立是這一努力的重要成果。然而,隨著歐洲尋求戰略自主,在安全領域投入更多資源,可能會對經濟和政治一體化處理程序產生影響 。在經濟方面,增加軍費投入可能會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從而減少對經濟發展的投入。例如,德國若要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可能需要削減在教育、科研等領域的資金,這對德國的經濟長期發展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此外,歐洲在實現軍需產業獨立的過程中,可能會面臨貿易摩擦等問題,影響歐洲的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在政治方面,歐洲各國在安全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可能會影響歐盟內部的團結。例如,對於法國的“核保護傘”計畫,各國態度不一,這可能會導致歐盟在安全政策上難以形成統一的立場,進而影響歐盟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 。而且,歐洲在擺脫對美國依賴的過程中,需要在國際政治中重新定位自己,這可能會引發與美國以及其他大國之間的政治博弈,給歐洲的政治穩定帶來挑戰。(三)民眾觀念的轉變歐洲國家模式的轉變還需要民眾觀念的轉變。長期以來,歐洲民眾習慣了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現在要實現戰略自主,增加軍費投入,面臨潛在的安全風險,這需要民眾改變觀念,支援政府的決策 。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民眾觀念的轉變並不容易。例如,在法國,當馬克宏提出增加軍費投入時,引發了部分民眾的抗議,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將更多資源投入到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等領域,而不是軍事領域 。在德國,民眾對核風險極為敏感,對於在德國部署核武器持反對態度,這也給德國在安全政策上的調整帶來了困難。四、日本的抉擇在歐洲面臨困境、努力尋求戰略自主的同時,日本也面臨著類似的國際形勢,需要做出艱難的抉擇。(一)對美關係的重新審視日本長期以來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的保護。然而,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以及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表現出的不確定性,日本需要重新審視與美國的關係 。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重點逐漸向印太地區轉移,這對日本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日本希望借助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佈局,提升自身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擔心美國在處理與亞洲其他國家關係時,會忽視日本的利益 。例如,美國與朝鮮、中國大陸進行對話時,日本擔心美國會在一些問題上做出讓步,而損害日本的利益。日本需要思考如何在維護與美國同盟關係的同時,保障自身的利益。是繼續無條件地追隨美國,還是在一些問題上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這是日本面臨的重要抉擇 。日本不能因為川普政府的行為而時喜時憂,而應主動採取行動,建立新的秩序,尋求與美國更加平等、互利的關係。(二)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調整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一直是影響其國際地位和安全的重要因素。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日本需要調整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以適應新的國際格局 。在與韓國的關係上,雖然兩國在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等方面存在矛盾,但在面對美國政策變化以及地區安全形勢變化時,日本和韓國有加強合作的需求。例如,在應對朝鮮的核問題上,日韓需要協調立場,共同應對 。然而,如何化解歷史矛盾,建立互信,是日韓加強合作面臨的主要障礙。在與中國的關係上,日本應認識到中國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重要地位。中國是日本的重要貿易夥伴,在經濟上與日本緊密相連。同時,在地區安全問題上,日本也需要與中國進行溝通和協調 。然而,日本在一些問題上追隨美國,對中國採取不友好態度,這不僅損害了中日關係,也不利於日本自身的利益。日本需要重新審視對華政策,在堅持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共同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三)尋求多元化的合作框架為了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增強自身的國際地位和安全保障,日本應尋求多元化的合作框架 。一方面,日本可以與澳大利亞等國家加強合作。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在安全和經濟領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例如,在海上安全、貿易等方面,兩國可以開展合作,共同應對地區挑戰 。另一方面,日本可以加強與歐洲的合作。歐洲在技術、經濟等方面具有優勢,日本與歐洲加強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在安全領域,日本和歐洲都面臨著對美國依賴帶來的風險,雙方可以在相關問題上進行交流與合作 。通過建立多方面的合作框架,日本可以提升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更好地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五、結論在當今國際形勢下,歐美關係的裂痕日益加深,歐洲正努力尋求戰略自主,擺脫對美國的依賴,這一過程充滿了痛苦與挑戰。法國提出的“核保護傘”計畫,雖然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一次重要嘗試,但面臨著諸多問題和不確定性。歐洲在重塑安全架構、推進經濟與政治一體化以及轉變民眾觀念等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與此同時,日本也面臨著類似的國際形勢,需要在對美關係、與周邊國家關係以及尋求多元化合作框架等方面做出艱難的抉擇。無論是歐洲還是日本,都不應再盲目依賴美國,而應主動採取行動,建立新的秩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格局 。未來,國際形勢將更加複雜多變,歐洲和日本的抉擇不僅關係到自身的利益和發展,也將對全球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國際社會應密切關注歐美關係的發展以及歐洲和日本的戰略走向,共同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穩定的國際秩序 。資料來源:1. 《法國“核保護傘”能否撐起歐洲安全防務 - 新華每日電訊》(新華網),2025年3月9日11時9分發佈。2. 《記者手記 | 美歐分歧:歷史的輪迴還是歷史的宿命? - 新華網》(新華網),2025年2月21日16時47分發佈。3. 《法國核武器可保護歐洲!美國在歐洲的榮耀,將在馬克宏手中終結? _ 航天君》,2025年3月6日15時6分發佈。4. 《國際觀察:歐美關係迎來“川普之變” - 新華網》(新華網),2017年1月27日0時0分發佈。5. 《法德倡議歐洲“核共享” - 新華網》(新華網),2025年3月17日17時38分發佈。6. 《范斯拒絕會談請求,德國總理轉身找上中方,美企對華“舉白旗” _ 張殿成軍情觀察》,2025年2月18日12時32分發佈。7. 《歐洲“核自主願景”陷入安全困境 - 軍事 - 人民網》(人民網軍事),2025年4月17日9時25分發佈。8. 《“向歐洲提供核保護傘”,馬克宏將了川普一軍 | 京釀館_新京報》(新京報),2025年3月3日11時12分發佈。9. 《跨大西洋關係的“四道裂痕” - 新華每日電訊》(新華網),2025年2月19日16時32分發佈。10. 《法國,推進“歐洲核保護傘”! _ 陸棄》,2025年3月6日14時26分發佈。 (i財經)
他在白宮哭了!分析馬斯克的歷史困境及撤退策略
很多人對馬斯克感覺很複雜——每次看科技新聞會為他鼓掌,但一看到政治新聞,又為他掩面嘆息。昨天剛看到一個內部傳聞,說馬斯克在白宮裡忍不住哽咽落淚。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只要他繼續跟川普混在一起,歷史評價的天平就一天天地往壞裡傾斜。他和川普,一個是矽谷的狂人,一個是白宮的瘋王。看上去像是一對天生盟友,都愛懟媒體,都愛搞大動作,都自信得像宇宙的中心。但如果真把兩人放在同一張牌桌上,結局其實已經註定:馬斯克是玩不過川普的。這不僅僅因為川普更懂政治,更因為兩個人骨子裡的不同,決定了他們玩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場遊戲。川普,是純粹的權力動物,是個典型的NPD人格。他不相信理想,不相信人性,他只相信力量。他的人生哲學可以濃縮成一句話:"贏就是一切"。 為了贏,他可以扔掉一切,包括曾經最親近的盟友。他的政治手法就是:用完即棄,毫不留情。而馬斯克呢?儘管也越來越瘋,但他骨子裡是有理想主義的一面的。他是真的想讓人類去火星,也在乎過AI的威脅,也真想推動電動車改變世界。所以,他內心是撕裂的,一邊想著拯救人類,一邊又離不開政治、市場、資本的遊戲。他常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拉扯,這讓他面對川普這樣的純力量玩家時,天然就有心理負擔、有內耗。更要命的是,川普從不講規則,馬斯克還得看股東臉色、看市場情緒,他無法像川普那樣“管他身後洪水滔天”。結果是什麼?馬斯克常常被迫在關鍵問題上模糊、退讓,而川普從來都是不計後果、無恥者無畏。所以,在川普面前,馬斯克始終處於被動,根本沒得打。馬斯克遲早會被川普拋棄有人以為,馬斯克如今跟川普走得近,是一種互利。但歷史上,川普跟誰不是“互利”?問題是:川普只認短期利益,絕不講長久感情。看看川普的戰績:彭斯,昔日副總統,跟隨川普四年,結果在1月6日拒絕配合他推翻選舉,立刻被川普拋棄為“叛徒”。班農,川普的頭號軍師,2016年贏得大選的大功臣,不到一年就被掃地出門。蓬佩奧,國務卿,也因不再全盤迎合川普而被冷落。所以,馬斯克指望能“與虎謀皮”,無異於痴人說夢。更何況,馬斯克本身就是個無法長時間沉默的人。他喜歡在X上放炮,喜歡表達自己的“真性情”,難道指望他在川普未來不可避免的極端行動裡還能沉默?一旦馬斯克那句話不合川普胃口,川普立刻會翻臉不認人,甚至反手把馬斯克罵成“背叛者”。換句話說,馬斯克不是會不會被川普拋棄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被拋棄。雖然馬斯克在政治上註定是輸家,但在更長遠的歷史裡,馬斯克的歷史地位會遠遠高於川普。第一,川普只是美國社會撕裂的一個符號,而馬斯克推動了人類文明的技術革命。川普做的一切,從反移民到貿易戰,從攻擊民主制度到煽動騷亂,歸根結底不過是美國政治的內鬥、民粹化的縮影。幾十年後,他的名字多半會被歷史當成警示案例,提醒後人“民粹主義的危險”。馬斯克雖然爭議巨大,但他讓電動車成為主流、推動人類飛向火星、開發腦機介面,這些都是改變文明的動作。這種成就,即使他本人再瘋、再不討喜,也足以讓歷史銘記。第二,歷史記住的是推動人類前進的人,不是破壞遊戲規則的人。川普也許能一時呼風喚雨,但他的影響是破壞性的,註定在歷史上不會有正面角色的位置。馬斯克的貢獻,那怕夾雜著商業利益,依然推動了新能源、AI、航天、腦機介面這些改變未來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馬斯克終究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馬斯克的困境:不甘被玩弄,又難以抽身馬斯克其實不是不懂政治,而是他還沒學會如何從政治的“黑箱”中自保。一方面,他依賴政治力量推動自己的商業帝國:特斯拉的發展,離不開美國政府的稅收減免、新能源政策。SpaceX的火箭,幾乎一半的合同來自美國政府。Starlink的軍事價值,也讓五角大樓成為他的重要買家。但另一方面,馬斯克又討厭政府、討厭控制,夢想自己“以科技改造世界”不受束縛。他想做獨立的存在,卻又不得不跟川普這樣的人做交易。這才是馬斯克真正的悲劇——他不願屈服,但又無法擺脫。他不是不懂川普是“猛獸”,而是相信自己能駕馭這頭獸,結果反被牽著走。就像歷史上很多天才,一旦涉足政治,常常被權力機器吞噬:達文西的科學和機械設計,被宮廷權力操控,最終無法完成真正偉大的發明。愛因斯坦反對核武器,卻無法阻止他的理論被用來製造毀滅世界的炸彈。尤里·加加林,蘇聯英雄,最後在體制的巨大壓力中死去,至今死因成謎。馬斯克,正徘徊在這樣一條危險的路上。的人川普也許能在短期內攫取權力,讓整個美國、甚至全球為他的話語震動。但歷史會怎麼記住他?看看歷史:拿破崙一度席捲歐洲,最終留名的是滑鐵盧,是失敗;希特勒更曾席捲歐洲,留下的是戰爭罪行的審判;麥卡錫用紅色恐慌控制美國,最後卻因濫權被歷史唾棄。而同一時期,愛迪生、特斯拉、達爾文、圖靈這些推動文明進步的人,即使有爭議,也最終被寫進了人類進步的篇章。川普可能成為美國歷史的“意外”,而馬斯克則可能成為人類向太空邁進的象徵。所以,從長遠來看,歷史會選擇推動人類向前的人,而不是阻礙者。那怕馬斯克今天被川普利用,那怕他政治上遭遇慘敗,只要他推動人類文明往前一步,他的名字就不會被忘記。馬斯克如果退出這場遊戲,應該怎麼做?他必須盡快認清現實,選擇幾個“退場”的策略,或許能有一場“勉強體面的告別”:1.以技術和未來為核心話題,弱化政治站隊:重新回到技術預言者的角色,減少在X上的政治發言,尤其是對川普的直接表態。他可以繼續談AI風險、太空探索,但避免跟川普繫結。2.尋找新政治靠山,平衡風險:聯合共和黨內部溫和派,或其他政治力量,建立替代性支援體系,擺脫對川普的單一依賴。3.借用外部事件,自然“分道揚鑣”:馬斯克不需要突然翻臉,而是通過少發相關言論、轉移話題,慢慢跟川普保持距離,避免被拖下水。等待川普下一次“出格”言論或行動(這一定會發生),馬斯克可以借題發揮,“作為企業家”發表溫和但堅定的反對聲音,強調“企業不應被捲入政治極端”。這樣,既劃清界限,又不會立即得罪川普的支持者。4.聯合其他科技領袖,建立“科技未來聯盟”:馬斯克不是一個人,他完全可以聯合OpenAI、微軟、Google、Meta等其他科技巨頭,推出一套“未來人類科技倫理宣言”,為自己重新塑造形象,也讓自己從孤軍奮戰變成群體共識。5.讓SpaceX、特斯拉等公司高管公開主導日常事務,自己退居幕後:主動讓企業回歸正常經營,把自己塑造成“遠見者”而非“掌控者”,減少個人的政治色彩,增加企業的“去馬斯克化”獨立性。馬斯克和川普終究不是一路人。川普玩的是現實權力的叢林法則,馬斯克打的是科技與未來的夢想。川普屬於現實權謀,成也民粹,敗也民粹,而馬斯克屬於技術烏托邦,雖然跌跌撞撞,但他如果不放棄初心,終究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探索者之一。然而,如果他執迷不悟,繼續和川普捆綁,最後一定會被政治這頭猛獸吞噬。那麼他帶給歷史的也許就不再是星艦飛天,而是一場科技烏托邦的幻滅。歷史終會選擇改變世界的人,而不是操縱世界的人。 ( 對角巷3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