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 月20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Mark Carney首次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登台發聲。這場題為“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nada’s Path《有原則且務實：加拿大的道路》”的演講，不只是一次外交亮相，更像是一份對世界秩序變局的冷靜診斷書，贏得各界的廣泛好評。在人們已經習慣了世界就是一個草台成員的情況下，出現這麼一個理性、專業、有洞察力的領導人，著實讓人耳目一新。卡尼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下地緣政治的困局：我們身處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弱者只能承受其所必須承受的。卡尼把自己的國家定位於中等強國，他指出中等強國不應該被動地隨波逐流，而是要積極地發揮自己的行動空間，強調加拿大並非無力旁觀者。他運用了金融領域的風險管理概念來避險地緣風險，他說：“當大國連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文章都不再維持，只為毫無束縛地追逐權力與自身利益——那種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將越來越難以複製。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休止地把關係變現、把盟友當收費項目，盟友會為避險不確定性而分散佈局以重建主權，類似於買保險。那種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主權，將越來越轉而錨定於抵禦壓力、扛住衝擊的能力，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他說，“主權就是承受壓力的能力。”他借用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無權者的力量》的意象，提出“弱者真正的力量，始於誠實地做自己，停止假裝世界仍按舊規則運轉”，直呼中等強國“直面現實、重建能力、結成聯盟”。他用一句高度凝練的話概括加拿大的新外交取向——“價值基礎上的現實主義”。——有原則：主權和領土完整，除《聯合國憲章》另有規定外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權；——也務實：認識到進步是漸進的，利益存在分歧，並非所有夥伴都認同我們的價值觀，不再幻想抽象秩序會自動保護自身，而是從國內實力、產業安全、盟友協作出發，重塑行動力。在2025年這個加拿大最關鍵的歷史關口，他從金融領域走向總理府，把金融危機中的“壓力測試”思維，移植到國際政治舞台。這也是加拿大在“後特魯多時代”的一次自我重塑。與前任更強調道義敘事和象徵政治不同，卡尼的語言冷靜、克制，更具操作性。他不承諾世界會變得更好，只強調加拿大必須先變得更強、更清醒、更可靠。“強者有他們的力量，但我們也有：直面現實、鍛造實力、聯合行動的能力。”或許，這就是在新世界格局中，“中等強國”該選擇的路或者是肩負的使命。在局勢瞬息萬變的時刻，保持冷靜，卡尼這種沉穩而深思熟慮的領導風格，與其個人經歷高度一致。馬克·約瑟夫·卡尼（Mark Joseph Carney），1965年3月16日生於西北地區的史密斯堡。他的祖父母是愛爾蘭人，卡尼六歲時，全家搬到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頓。卡尼是妥妥的學霸和冰球愛好者。在哈佛就讀本科期間，是冰上曲棍球校隊的候補守門員，牛津大學期間，是冰上曲棍球俱樂部的副隊長，他於1993年和1995年獲得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卡尼先是在高盛工作了13年，曾參與高盛處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的工作。2008年2月正式上任加拿大央行行長，成為8國集團和20國集團中最年輕的央行行長。卡尼預計美國金融危機將蔓延全球，加拿大央行向加拿大金融系統提供大量額外流通性，承諾將利率維持在一年內儘可能低的水平，這些措施對加拿大安全度過金融危機起到了積極作用。2013年7月1日，馬克·卡尼接替退休的默文·金爵士，出任英國央行行長，成為英格蘭銀行自1694年建立以來第一位非英國人行長。2020年3月卸任英格蘭央行一職，被任命為聯合國氣候行動與金融特使，同時擔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非正式顧問。2023年8月，卡尼被邁克爾·布隆伯格任命為彭博社新董事會主席。2025年1月6日在總理特魯多辭職後，卡尼投入領導競選活動，並辭去了所有參與的執行、董事會和諮詢職位。2025年3月9日，卡尼以85.9%的得票率當選加拿大自由黨黨首，隨後於3月14日出任第24任加拿大總理，成為第一位從未擔任過民選職位的加拿大總理。卡尼曾擁有三重國籍。透過其家族血統獲得了愛爾蘭公民身份，在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期間取得了英國護照。當選加拿大總理後，卡尼決定一心一意只做加拿大人，他在開始新工作之前放棄了愛爾蘭和英國國籍。以下是卡尼2025年達沃斯演講全文（現場翻譯版）：非常感謝，Larry，我準備先用法語開場，然後再切回英語。今天能在這樣一個關鍵歷史節點與各位相聚，是一種榮幸，也是一份責任。對加拿大、對世界都是一個轉折點。今天我將談論世界秩序的斷裂。那段“令人愉快的虛構”正在終結，而一場殘酷現實正在開啟。在這場現實中，大國地緣政治幾乎不再受任何約束。但我也要指出：其他國家—— 尤其是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並非無能為力，我們具備建構一種新秩序的能力，它應當融入我們的價值觀——比如對人權的尊重，可持續發展，團結互助，以及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弱者的力量” 首先來自於誠實——敢於做自己。似乎每天，我們都會被提醒：“我們身處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弱者只能承受其所必須承受的”。修昔底德的這句格言，被包裝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正在重新佔據主導地位，彷彿這就是國際關係的“自然邏輯”。而面對這種邏輯，各國很容易形成一種強烈傾向——順著走，只求相安無事，選擇遷就，避免惹麻煩，寄希望於“服從就能換來安全” 。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我們還有什麼選擇？1978年，捷克異見人士瓦茨拉夫·哈維爾，後來成為總統。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無權者的力量》。他在文中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主義制度為何能維持運轉？他的答案從一個菜店老闆講起。每天清晨，店主都會在櫥窗裡貼上一張標語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並不相信——誰也不信，但他還是照貼不誤，只為避免麻煩，用來表明順從，好讓日子過得下去。而因為每條街的每家店都這麼做，這個制度才得以延續，它不僅靠暴力維繫，也靠普通人的參與，參與那些他們私下知道是虛假的儀式，哈維爾把這稱為“活在謊言之中”。制度的力量不來自它的真實，而來自每個人都願意配合演下去，彷彿那就是真理。而它的脆弱也恰恰來自同一處，當那怕有一個人不再配合表演，當那位菜店老闆把標語取下來，幻象就開始出現裂縫。朋友們，是時候讓企業與國家，把自己的“標語”摘下來了。幾十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我們所謂的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下繁榮。我們加入它的機構，我們稱頌它的原則，我們受益於它的可預期性。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它的庇護下推行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我們也明白：這個關於國際秩序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完全真實。最強者會在需要時給自己開例外，只要“方便” ，貿易規則的執行往往並不對等。我們也知道，國際法的適用嚴不嚴格，常取決於被告或受害者“是誰”。但這套“虛構的秩序”曾經有用，尤其是美國霸權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許多公共品，開放的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解決爭端的制度框架支援等，這也是我們之所以願意把“標語”貼在櫥窗裡，參與那些儀式，並且大體上避免去點破言辭與現實之間裂縫的原因。但現在，“這筆交易”行不通了。我直說：我們正處在一次斷裂之中，不是一次“過渡” ，在過去二十年裡，一連串金融危機、公共衛生、能源以及地緣政治危機，暴露了極端全球一體化的風險。而且更近些時候，大國開始把經濟一體化當作武器，用關稅作籌碼、作槓桿，用金融基礎設施實施脅迫，把供應鏈變成可被利用的脆弱點，當“一體化”變成被支配的來源時，你就不可能繼續活在“互利共贏”的謊言裡。靠所謂融合來維持那套敘事，中等強國賴以依託的多邊機構，所依賴的體系——世貿組織、聯合國，氣候大會（COP）等架構，也就是集體解決問題的整套制度架構，都正面臨威脅。因此，許多國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必須在能源、糧食、關鍵礦產、金融與供應鏈等領域，打造更強的戰略自主能力。這種衝動可以理解，但一個連自己都養不活的國家，無法自給燃料、也無法自我防衛的國家，卻選擇不多。當規則不再保護你，你就必須保護自己。但我們要清醒：這條路會通向那裡？一個由“堡壘”構成的世界會更貧窮、更脆弱，也更不可持續。還有另一個事實，如果大國連“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文章都不再維持，只為毫無束縛地追逐權力與自身利益——那種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也會越來越難以複製。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休止地把關係變現、把盟友當“收費項目”，盟友會為避險不確定性而分散佈局。他們會“買保險” 增加選項，以重建主權，那種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主權，將越來越轉而錨定於抵禦壓力、扛住衝擊的能力。在座各位都明白：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當然風險管理也必然要付出代價。但戰略自主、主權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共同分擔。聯合投入，韌性建設，比各自築起堡壘更便宜，也勝過人人各建一座“要塞”。共同標準能減少碎片化，優勢互補帶來的是正和收益。因此，對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來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適應新的現實，因為我們必須適應。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只靠把牆砌得更高來適應，還是能做得更有雄心。現在加拿大是最早聽到“警鐘”的國家之一，這促使我們從根本上調整戰略姿態。加拿大人知道，過去那些讓人安心的假設—— 以為憑藉地理位置與盟友關係，就能自動帶來繁榮與安全的假設，已經不成立了。我們的新路徑，基於亞歷山大·斯塔布所稱的“基於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力求做到既有原則又務實。原則體現在我們恪守基本價值觀：主權和領土完整、除《聯合國憲章》另有規定外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權。務實體現在，我們認識到進步往往是漸進的，利益存在分歧，並非所有夥伴都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廣泛而戰略性地參與其中。我們戰略上保持清醒、睜大眼睛，我們主動面對真實的世界，而不是坐等世界變成我們希望的樣子。我們正在校準各類關係，讓合作的深度體現我們的價值觀。鑑於世界秩序的不斷變化、由此帶來的風險以及接下來事態走向的巨大利害關係，我們優先考慮廣泛參與，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影響力。我們不再只依賴價值觀的力量，也要重視實力的價值。我們正在國內內夯實這種實力。自本屆政府執政以來，我們下調了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以及企業投資相關稅負，清除了所有聯邦層面的障礙以促進省際貿易。我們正在加速推進總額達一兆美元的投資，投向能源、人工智慧、關鍵礦產、新的貿易走廊等領域。我們將把國防開支翻一番，在本十年末之前實現，並以帶動本國產業發展的方式推進。對外方面，我們也在迅速實現多元化。我們已與歐盟達成一項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包括加入 SAFE （Security Action for Europe, 歐洲安全行動）以及歐洲防務採購安排。我們在過去幾個月還簽署了另外12項貿易與安全協議，覆蓋四大洲，用時僅六個月。就在過去的幾天裡，我們又達成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對象包括中國和卡達。我們正在與印度、東盟泰國、菲律賓以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就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我們還在做另一件事，來幫助解決全球性問題。我們推行“可變幾何”策略，換句話說，以共同的價值與利益為基礎，不同議題，組建不同聯盟。比如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是“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核心成員，按人均計算，我們在其防務與安全方面的貢獻位居前列。在北極主權問題上，我們堅定與格陵蘭和丹麥站在一起，並完全支援他們獨特且正當的權利，由他們來決定格陵蘭的未來。我們對北約《第五條》的承諾堅定不移。因此，我們正與北約盟友一道行動，包括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等，進一步鞏固聯盟的北翼與西翼安全。其中包括通過加拿大前所未有的投入，建設超視距雷達、潛艇、飛機，以及地面部隊 ——還有“冰上靴子”。加拿大堅決反對圍繞格陵蘭的關稅措施，並呼籲開展有針對性的磋商，以實現我們在北極的共同目標 ——安全與繁榮。在諸邊貿易方面，我們倡導搭建一座橋樑，連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歐盟，從而形成一個新的貿易集團，覆蓋15億人口；在關鍵礦產方面，我們正以G7為支點組建“買方聯盟” ，讓世界能夠實現多元化，擺脫對集中供應的依賴；在人工智慧方面，我們與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合作，確保我們最終不會被迫在“霸權國家”和“超大規模雲廠商”之間二選一。這並非天真的多邊主義，也並非依賴於日漸式微的機構。它指的是與擁有足夠共同立場、能夠攜手行動的夥伴，逐個議題地建構有效的聯盟。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夥伴將代表絕大多數國家。它還意味著，在貿易、投資和文化領域建構一張緊密的聯絡網路，以便我們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中等強國必須攜手行動，因為如果你不在談判桌上，你就成了別人的盤中餐。至少在眼下，大國可以單打獨鬥，它們擁有市場規模、軍事實力和話語權，可以左右談判。中等強國則不具備這些條件，如果我們只與霸權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我們就是在弱勢地位下談判，只能接受對方給出的條件，彼此競爭，看誰更“會配合”、更願意讓步。這不是主權這只是在“表演”主權，同時卻接受被支配的地位。在大國競爭的世界裡，夾在中間的國家其實有選擇：要麼相互爭寵、爭取偏愛；要麼聯合起來，開闢一條真正有影響力的“第三條路”。我們不應讓硬實力的崛起矇蔽雙眼，忽視合法性、正直和規則的力量依然強大——只要我們選擇把它們聯合起來使用。這讓我又想起了哈維爾。對於中等強國而言，“活在真相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給現實重新命名。別再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彷彿它還像宣傳的那樣正常運轉。要直呼其名，這其實是一個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的體系，最強者追逐自身利益，並把經濟一體化當作脅迫工具。意味著言行一致地行動。對盟友與對手一視同仁，適用同一套標準，當中等強國批評某一方的經濟脅迫，卻對另一方的脅迫保持沉默時，我們就是還把“標語”貼在櫥窗裡。意味著要踐行我們所宣稱的信念。建立並維護那些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制度和協議，讓它們確實“如其所述”地運轉，而不是坐等舊秩序的恢復。意味著要削弱那些助長脅迫的槓桿。建設強大的國內經濟始終應該是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國際多元化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審慎，更是誠實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礎。因為一個國家要贏得堅持原則立場的資格，就必須降低自己遭到報復的脆弱性。所以，加拿大—— 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我們是能源超級大國。我們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資源。我們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我們的養老基金是全球規模最大、最成熟最專業的投資者之一。換句話說，我們擁有資源、資本、人才，以及一個財政實力雄厚、能夠果斷行動的政府。我們擁有許多其他國家所嚮往的價值觀。加拿大是一個多元化且運轉良好的社會。我們的公共領域充滿活力、多元包容且自由開放，加拿大人始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裡，我們是一個穩定可靠的夥伴——是那種著眼長遠、重視並經營關係的夥伴。而且我們還有另一點，我們看清了正在發生什麼，並決心據此採取行動。我們明白，這場斷裂，需要的不只是“適應” ，它要求我們直面真實世界，坦誠以對。我們正在把“標語”從櫥窗裡取下來。我們知道，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也不該為它哀悼，懷舊不是策略。但我們相信，從這道裂縫中，我們能夠建起更宏大、更美好、更強大、更公正的東西。這正是中等強國的使命所在。它們在堡壘林立的世界裡損失最大，在真正合作的世界裡獲益最多。強者有強者的力量，我們也有我們的力量。我們有能力停止假裝，給現實正名，在國內夯實實力，並攜手共同行動。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們公開而自信地選擇它。而這條路，也向任何願與我們同行的國家敞開。非常感謝！2026達沃斯卡尼演講英文版（來自Prime Minister of Canada）Thank you, Larry.It’s a pleasure – and a duty – to be with you at this turning point for Canada and for the world.Today, I’ll talk about the rupture in the world order, the end of a nice 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a brutal reality where geopolitic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is not subject to any constraints.But I also submit to you that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middle powers like Canada, are not powerless.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build a new order that embodies our values, lik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idarit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tates.The power of the less powerful begins with honesty.Every day we are reminded that we live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at the rules-based order is fading. That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This aphorism of Thucydides is presented as inevitable – the natural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sserting itself. And faced with this logic,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for countries to go along to get along. To accommodate. To avoid trouble. To hope that compliance will buy safety.It won’t.So, what are our options?In 1978, the Czech dissident Václav Havel wrote an essay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it, he asked a simple question: how did the communist system sustain itself?His answer began with a greengrocer. Every morning, this shopkeeper places a sign in his window: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He does not believe it. No one believes it. But he places the sign anyway – to avoid trouble, to signal compliance, to get along. And because every shopkeeper on every street does the same, the system persists.Not through violence alone, bu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ituals they privately know to be false.Havel called this “living within a lie.” The system’s power comes not from its truth but from everyone’s willingness to perform as if it were true. And its fragility comes from the same source: when even one person stops performing — when the greengrocer removes his sign — the illusion begins to crack.It is time for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o take their signs down.For decades, countries like Canada prospered under what we calle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joined its institutions, praised its principles, and benefited from its predictability. We could pursue 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ies under its protection.We knew the 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was partially false. That the strongest would exempt themselves when convenient. That trade rules were enforced asymmetrically. An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with varying rigour depending on the identity of the accused or the victim.This fiction was useful, and American hegemony, in particular, helped provide public goods: open sea lanes, a stable financial system,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frameworks for resolving disputes.So, we placed the sign in the window. We participated in the rituals. And largely avoided calling out the gaps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This bargain no longer works.Let me be direc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rupture, not a transition.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series of crises in finance, health, energy, and geopolitics laid bare the risks of extreme global integration.More recently, great powers began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apons. Tariffs as leverag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s coercion. Supply chains as vulnerabilities to be exploited.You cannot “live within the lie” of mutual benefit through integration when integration becomes the source of your subordination.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on which middle powers relied— the WTO, the UN, the COP – the architecture of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 are greatly diminished.As a result, many countries are drawing the same conclusions. They must develop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in energy, food, critical minerals, in finance, and supply chains.This impulse is understandable. A country that cannot feed itself, fuel itself, or defend itself has few options. When the rules no longer protect you, you must protect yourself.But let us be clear-eyed about where this leads. A world of fortresses will be poorer, more fragile, and less sustainable.And there is another truth: if great powers abandon even the pretence of rules and values for the unhindered pursuit of their power and interests, the gains from “transactionalism” become harder to replicate. Hegemons cannot continually monetize their relationships.Allies will diversify to hedge against uncertainty. Buy insurance. Increase options. This rebuilds sovereignty – sovereignty that was once grounded in rules, but will be increasingly anchored in the ability to withstand pressure.As I said, such classic risk management comes at a price, but that cost of strategic autonomy, of sovereignty, can also be shared.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 resilience are cheaper than everyone building their own fortress. Shared standards reduce fragmentation. Complementarities are positive sum.The question for middle powers, like Canada, is not whether to adapt to this new reality. We mus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adapt by simply building higher walls – or wh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 more ambitious.Canada was amongst the first to hear the wake-up call, leading us to fundamentally shift our strategic posture.Canadians know that our old, comfortable assumption that our geography and alliance memberships automatically conferred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no longer valid.Our new approach rests on what Alexander Stubb has termed “values-based realism” –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we aim to b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Principled in our commitment to fundamental valu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except when consistent with the UN Charte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Pragmatic in recognising that progress is often incremental, that interests diverge, that not every partner shares our values. We are engaging broadly, strategically, with open eyes. We actively take on the world as it is, not wait for a world we wish to be.Canada is calibrating our relationships so their depth reflects our values. We are prioritising broad engagement to maximise our influence, given the fluidity of the world order, the risks that this poses, and the stakes for what comes next.We are no longer relying on jus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but also on the value of our strength.We are building that strength at home.Since my government took office, we have cut taxes on incomes, capital gains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we have removed all federal barriers to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we are fast-tracking a trillion dollars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AI, critical minerals, new trade corridors, and beyond.We are doubling our defence spending by 2030 and are doing so in ways that builds our domestic industries.We are rapidly diversifying abroad. We have agre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joining SAFE, Europe’s defence procurement arrangements.We have signed twelve other trade and security deals on four continents in the last six months.In the past few days, we have concluded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and Qatar.We are negotiating free trade pacts with India, ASEAN, Thailand, Philippines, Mercosur.To help solve global problems, we are pursuing variable geometry— different coalitions for different issues, based on values and interests.On Ukraine, we are a core member of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one of the largest per-capita contributors to its defence and security.On Arctic sovereignty, we stand firmly with Greenland and Denmark and fully support their unique right to determine Greenland’s future. Our commitment to Article 5 is unwavering.We are working with our NATO allies (including the Nordic Baltic 8) to further secure the alliance’s northern and western flanks, including through Canada’s unprecedented investments in over-the-horizon radar, submarines, aircraft, and boots on the ground. Canada strongly opposes tariffs over Greenland and calls for focused talks to achieve shared objectives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for the Arctic.On plurilateral trade, we are championing effort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reating a new trading block of 1.5 billion people.On critical minerals, we are forming buyer’s clubs anchored in the G7 so that the world can diversify away from concentrated supply.On AI, we are cooperating with like-minded democracies to ensure we will not ultimately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hegemons and hyperscalers.This is not naive multilateralism. Nor is it relying on diminished institutions. It is building the coalitions that work, issue by issue, with partners who share enough common ground to act together. In some cases, this will be the vast majority of nations.And it is creating a dense web of connections across trade, investment, culture on which we can draw for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Middle powers must act together because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Great powers can afford to go it alone. They have the market size, the military capacity, the leverage to dictate terms. Middle powers do not. But when we only negotiate bilaterally with a hegemon, we negotiate from weakness. We accept what is offered. W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be the most accommodating.This is not sovereignty.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sovereignty while accepting subordination.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u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We should not allow the rise of hard power to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the power of legitimacy, integrity, and rules will remain strong — if we choose to wield it together.Which brings me back to Havel.What would it mean for middle powers to “live in truth”?It means naming reality. Stop invok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ough it still functions as advertised. Call the system what it is: a period of intensifying great power rivalry, where the most powerful pursue their interests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of coercion.It means acting consistently. Apply the same standards to allies and rivals. When middle powers criticise economic intimidation from one direction but stay silent when it comes from another, we are keeping the sign in the window.It means building what we claim to believe in.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the old order to be restored, create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that function as described.And it means reducing the leverage that enables coercion.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economy should always be every government’s priority. Diversification internationally is not just economic prudence; it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honest foreign policy. Countries earn the right to principled stands by reducing their vulnerability to retaliation.Canada has what the world wants. We are an energy superpower. We hold vast reserves of critical minerals. We have the most educated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Our pension funds are amongst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We have capital, talent, and a government with the immense fiscal capacity to act decisively.And we have the values to which many others aspire.Canada is a pluralistic society that works. Our public square is loud, diverse, and free. Canadians remain committed to sustainability.We are a stable, reliable partner—in a world that is anything but—a partner that builds and values relationships for the long term.Canada has something else: a recognition of what is happening and a determination to act accordingly.We understand that this rupture calls for more than adaptation. It calls for honesty about the world as it is.We are taking the sign out of the window.The old order is not coming back. We should not mourn it. Nostalgia is not a strategy.But from the fracture, we can build something better, stronger, and more just.This is the task of the middle powers, who have the most to lose from a world of fortresses and the most to gain from a world of genuine cooperation.The powerful have their power. But we have something too – the capacity to stop pretending, to name reality,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act together.That is Canada’s path. We choose it openly and confidently.And it is a path wide open to any country willing to take it with us.（英文版來自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雋永書房)

2025年12月26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突然宣佈，該國正式承認索馬利蘭共和國為“獨立主權國家”，並與之簽署聯合聲明，建立全面外交關係，包括互派大使和開設使館。以色列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索馬利蘭為主權國家的國家。聲明稱，此舉“符合亞伯拉罕協議精神”，以色列將立即在農業、健康、科技和經濟等領域展開合作。索馬利蘭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興奮回應，這是“歷史性時刻”，並表示願加入亞伯拉罕協議框架，推動地區和平。但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彈：索馬里政府怒斥這是對主權的“蓄意攻擊”和“非法侵略”，阿拉伯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非洲聯盟、伊斯蘭合作組織等區域組織齊聲譴責，埃及、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21國發表聯合聲明警告此舉威脅地區穩定，甚至聯合國安理會緊急召開會議討論此事。美國雖表示將繼續承認索馬里領土完整，但川普稱“正在研究”。短短幾天，這個塵封34年的分裂問題，被以色列一紙聲明推到風口浪尖，紅海和非洲之角局勢驟然升溫。以色列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率先打破國際共識？這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戰略圖謀？索馬裡蘭的分裂由來索馬利蘭的歷史，得從殖民時代說起。19世紀末，北部地區被英國佔領，成為英屬索馬利蘭，南部則落入義大利手中。1960年，兩地先後獨立後迅速合併，成立索馬里共和國。但好景不長，1991年內戰爆發，北部單方面宣佈獨立，建立自己的政府、軍隊、貨幣、護照和選舉制度，維持了相對穩定與和平。34年來，索馬利蘭雖實際運作如獨立國家，卻始終未獲國際承認，國際社會堅持視其為索馬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洲聯盟更將維護殖民時代邊界作為核心原則。直到以色列這一步，突然改變了規則。表面冠冕堂皇，背後全是算計表面上看，以色列的舉動包裝得光明正大。納坦雅胡強調，這是擴展亞伯拉罕協議的自然延續——2020年川普推動下，以色列與阿聯、巴林等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系列協議。以色列承諾提供援助，幫助這個貧窮地區發展經濟和社會。但熟悉地緣政治的人清楚，以色列的外交從來不是單純的善意，而是精於算計的利益交換。最直接的考量，是地緣戰略支點。索馬利蘭控制亞丁灣南岸關鍵海岸線，正對葉門，扼守曼德海峽——紅海進入印度洋的咽喉要道。這裡是全球貿易和能源運輸的生命線。2023年加薩衝突爆發後，葉門胡塞武裝頻繁襲擊紅海航道，讓以色列海上貿易遭受重創。以色列過去依賴的基地政局不穩，現在索馬利蘭的柏培拉港成了理想前沿。以色列可以通過這裡部署情報設施、軍事存在，直接監視和打擊胡塞武裝，將戰略防線大幅前推。這就好比在對手對岸安插一個可靠據點，極大增強安全緩衝。這一步，還巧妙借力阿聯的長期佈局。阿聯早在亞伯拉罕協議前，就大力投資索馬利蘭港口和基礎設施，與當地合作緊密。以色列無需從頭起步，直接利用盟友網路，強化在紅海南部的投射能力。同時，這也精準制衡地區對手。土耳其和卡達長期支援索馬里中央政府，在摩加迪沙擁有巨大影響。以色列承認索馬利蘭，等於是公開挑戰安卡拉的區域佈局，加劇雙方緊張。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對紅海控制高度敏感，以色列插足紅海南端，無疑會讓他們警覺。甚至對伊朗支援的胡塞，以色列也能從對岸施加更直接壓力。加薩移民圖謀但更令人警惕的，是外界普遍懷疑的深層意圖。早在2025年3月，就有報導稱，美國和以色列曾秘密接觸索馬利蘭當局，探討將加薩巴勒斯坦人“安置”到那裡的可能性，作為交換提供外交承認和援助。雖然當時各方否認，但以色列此舉時機敏感——正值加薩戰事持續，國際社會對以色列人道問題批評不斷。索馬里官員直言，以色列動機就是為強制遷移巴勒斯坦人鋪路。索馬利蘭土地廣闊卻貧瘠，若獲國家地位和援助，當地領導人或願接受這種交易。相比遷往埃及或約旦，這在政治上阻力更小。這一指控雖未獲以色列證實，但聯想到加薩危機和相關報導，難以不讓人警覺更冷酷的算計。邁出危險的一步以色列此舉，還製造了明顯的分化效應。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原本在索馬里問題上表面一致，支援中央政府主權。但阿聯等亞伯拉罕協議國家，早與索馬利蘭有務實合作。現在以色列公開承認，迫使各方站隊：在道義支援索馬里，還是繼續現實利益？這削弱了它們在巴勒斯坦等問題上對以色列的集體壓力。同時，非洲大陸最忌分離主義擴散。以色列此舉被視為危險先例，可能激發其他地區效仿，動搖非洲聯盟核心共識。索馬里內部本就脆弱，極端組織或藉機煽動，釀成更大混亂。以色列當前外交陷入困境，加薩衝突讓其國際形象受損，歐盟、聯合國屢次批評，只有少數盟友支援。承認索馬利蘭，是以色列主動突破孤立、開闢新空間的冒險。索馬利蘭作為遜尼派穆斯林地區，卻願與以色列合作，這對以色列擴大伊斯蘭世界“朋友圈”有象徵價值。但風險極高：它公然挑戰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引發廣泛譴責，連美國暫不跟進。長遠來看，這一決定或適得其反。紅海本已緊張，胡塞威脅未消，現在又添分裂熱點。極端勢力可能借“反以色列”動員，代理人衝突升級。索馬利蘭雖歡慶，但若無更多承認，仍處尷尬。歷史早已證明，外部強行干預分裂，往往引發連鎖反應，傷及地區穩定。以色列看似獲戰略先機，卻可能為非洲之角注入持久動盪，最終自食其果！ (華語智庫)

中法雙方的共識，能夠給世界新的思考！「中俄雙方就涉日本問題進行了戰略對表，達成了高度共識。」在昨天（12月5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如此說道。林劍所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莫斯科與俄羅斯聯邦安全大會秘書紹伊古會談，其間進行中俄戰略安全磋商。法國總統馬克宏12月3日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圖：新華社而在法國總統馬克宏訪華期間，兩國發表了多份聯合聲明。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或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於烏克蘭局勢和巴勒斯坦局勢的聯合聲明》。1中俄對表，正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胡言亂語涉台問題。儘管此後，她——一忽兒說下不為例，以後不說了；一忽又說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承諾退出台灣了；忽然又說照著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辦…但始終沒有撤回其在日本國會眾議院所說相關「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言論。而下不為例也好，《舊金山和約》也罷，包藏著的禍心就是讓中方接受先前從未接受過的、非法的、無效的政治檔案。當其見一計不成，只得略微退卻。這退卻卻是另生一計。無非還想從中國身上謀些什麼。當地時間202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紹伊古共同主持中俄第二十輪戰略安全磋商，就涉及兩國戰略安全利益的重大問題全面、深入溝通，達成新的共識，增進了戰略互信圖：外交部網站在這樣的背景下，王毅與紹伊古的對表，充分證明了國際社會對日本狼子野心的防範是切實的。此前，有不少國家的領導人已經通過不同的方式，來聲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其實，高市早苗最終還是得回到「理解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無論她想要想什麼轍在國際上興風作浪，最終只能是無得而有大失！日本作為前戰敗國，還得在聯合國憲章「前戰敗國條款」前，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想要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門，也被堵死。這一次，全日本都應該看懂高市早苗一言喪邦的拙劣表演，也必得為其魯莽愚蠢的行為買單！高市早苗圖：資料而中俄對表，達成了高度共識，一致認為要：堅定維護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二戰勝利成果，堅決抵制任何為殖民侵略歷史翻案的錯誤言行，堅決反擊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捲土重來的圖謀，承擔中俄作為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共同責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維護歷史真相和國際正義。2另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互動動當然有另一番令人矚目！法國總統馬克宏訪華。中法最高領導人在北京、成都的互動，法國領導人在成都晨跑時與中國人民的互動，都是此輪外互動動值得關注的點。可以說，馬克宏不是第一次訪問華了。而在默克爾不再擔任德國總理以後，馬克宏大抵是歐洲主要大國領導人中訪華最勤者！在華期間，法國與中國達成不少共識。光聯合聲明就簽了不下五份。海叔感覺，例如有關加強全球治理之聯合聲明，日本最好也研判一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共識，也不會因為短期的國事之短長，而改變大方向！這次高市早苗涉台胡說之後，包括美國、法國在內，反正西方七國集團中除日本以外的另外六國，基本上都沒怎麼幫著日本說話。儘管這些國家中，美國將中國視為當下最重要的戰略對手，而其他西方工業化國家中，不少是美國的追隨者。但海叔要說，在反法西斯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各國還是有所深思，並多多少少能夠做出相對來說冷靜合理的動作。中法之間還有這些聯合聲明：兩國合作應對全球氣候和環境挑戰、持續推進和平利用核能領域合作、農業與食品交流與合作、烏克蘭局勢和巴勒斯坦局勢。其中，尤其是有關烏克蘭局勢與巴勒斯坦局勢的聯合聲明，總感覺有成果，並為世界所矚目。要知道，自俄烏衝突以來，西方一些人總認為中國在力挺俄羅斯。甚至馬克宏此次行前，都有西方媒體在分析，法國總統是不是有可能到中國，親自談有關俄烏衝突之事，請中方向俄方吹風？目前看，可以肯定的是中法在烏克蘭局勢上已經有共識。但並非西方一些人所臆測的那種情況。從中法相關聲明可見：中法支援一切在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基礎上停火止戰、恢復和平的努力。什麼叫「求同存異」？反正從中法相關聲明可見，中法最大的共識是，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認為，要在國際法和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問題。都知道美國也在調停。海叔個人認為美國的相關調停，沒有照顧到俄烏雙方的安全關切，截至目前為止，俄烏都尚未同意美國所提方案。就算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聲稱美方所提方案是俄方給的俄語版，由川普總統通過AI翻譯成英語給烏克蘭方面看。總感到魯比奧的戲言也顯示出美方相關人員對川普也有不滿。搞得烏克蘭方面看不懂俄語似的！如果俄烏雙方能夠回到聯合國框架來談些什麼，情況會否有新的轉圜？3中法有關巴勒斯坦問題，從聯合聲明中可見，最大的共識是雙方都支援「兩國方案」。「兩國方案」恰恰是以色列、美國都不支援的。在美國主導沙姆沙伊赫和平峰會，看似加薩地帶比先前略微平靜的情況下，如何令中東，特別是令巴基斯坦長治久安？想來，中法雙方的共識，能夠給世界新的思考！ （新民周刊）

以色列空襲了伊朗並在襲擊過程中團滅了伊斯蘭革命衛隊高層，再度將伊朗這個國家的抽象程度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伊朗有人口、有縱深、有資源、有軍隊，具備地區強國的所有條件，但內部卻被美國和以色列滲透得千瘡百孔，連最重要的人員和軍事基地都無法保住。伊朗之所以會變成今天這樣，不僅存在教權與現代化、城市與農村、民族矛盾等各方面的問題，也是因為內部存在大量的親美派。伊朗內部的親美派是公開的，是可以影響國家政策的，這些親美派的存在使得伊朗無法在與美國和以色列的對抗中組織起來。為什麼被美國製裁幾十年的伊朗，內部會存在那麼多親美派？一、伊朗往事圖1：F14戰鬥機在巴列維王朝時代，伊朗還是美國的鐵桿盟友。伊朗的石油是美國幫助開採的，伊朗的軍隊是美國幫助訓練的，美國F14雄貓戰鬥機唯一的海外使用者就是伊朗。但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徹底改變了這一切：美國和伊朗從鐵桿盟友變為不同戴天的死敵，而美國大使館人員被扣留的嚴重事件更是加劇了雙方的敵對程度。美國對新生的伊朗伊斯蘭政權充滿敵意，伊朗伊斯蘭政權從誕生之初就是美國的重點打擊對象。可以說自七十年代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後，伊朗就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完全孤立，並且一直被孤立至今。圖2：伊朗宗教領袖隨後就是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全方位的制裁，持續至今的制裁。美國甚至不允許伊朗出口石油，直接影響到伊朗的生存。在布什政府時代，伊朗升級為“三大邪惡軸心”之一，至今仍是西方文明眼中的異類！伊朗希望通過發展核武器自保，但這導致伊朗受到整個西方世界更加嚴厲的制裁。雖然被西方長期制裁，但是在伊朗內部親美派的數量卻不少，甚至政壇上也有不少明目張膽的親美派。為什麼美國人眼中的“邪惡軸心”，被美國全面封堵幾十年的國家仍然存在大量的親美派呢？深究其背後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格局伊朗親美派的存在，既有現實利益的需求，也是世界大部分國家心酸無奈的選擇！二、對美關係是一道必答題對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來說，對美關係是最重要的外交關係。圖3：美國航母美國是當今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1、軍事實力：美國的軍事實力全球第一，美國的軍事基地遍佈全球，美國是世界警察。2、經濟實力：美國的經濟規模全球最大，美國市場是全球最大單一市場，任何國家想要發展經濟都離不開美國市場。3、金融實力：當今的全球貿易是建立在美元結算體系之上的，美國控制了SWIFT系統，可以說美國掌握了全球貿易的鑰匙。4、科技實力：美國的科技實力全球第一，是諸多新技術的發明者。以電腦、網際網路、移動通訊為核心的資訊技術產業是當今支撐經濟和社會運行的核心架構，而產業的核心技術是掌握在美國手中的。5、軟實力：美國的文化教育、媒體宣傳、意識形態等軟實力條件全球最強。圖4：北約組織基於美國在所有領域的全球影響力，對美關係是所有國家面臨的首要對外關係，即使是對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都不例外。對美關係不僅僅是與美國的雙邊關係，而是與美國為首的、涵蓋北美西歐日韓等地區的整個西方發達經濟體系的關係。這是當今全球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最強大的集團，七國集團、北約都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此外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組成了軍事聯盟，通過盟友以及北約組織，美國的實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放大。因此對美關係必然是伊朗的首要對外關係，除了在經濟、貿易、科技等方面不得不與美國打交道之外，伊朗對美關係還有更迫切的需求——安全問題。美國在中東部署了龐大的軍事力量，在中東擁有諸多盟友，這些軍事力量和盟友都敵視伊朗的伊斯蘭政權。伊朗從自身生存的角度，也必然需要重視與美國的關係。三、伊朗的選擇面對敵視伊朗的美國以及美國控制的軍事聯盟，伊朗人有什麼選擇呢？理論上伊朗有兩種選擇——對抗或投降，實際上只有一種選擇！為什麼不談判？伊朗人倒是想談，也一直在爭取談判，但是美國不給機會啊！伊核會議的主角是歐盟，但是沒有美國的點頭，歐盟能談出什麼呢？圖5：蘇萊曼尼將軍我們再來看看伊朗的兩種選擇，到底那種更好?第一種選擇是對抗，這也是很多有民族自尊心的伊朗人的選擇，例如被以色列暗殺的蘇萊曼尼將軍。問題是伊朗有能力反美嗎？反美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伊朗的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經濟實力與美國相比根本就不在同一個維度上，伊朗根本就不具備反抗美國的實力。美國有航母、有五代戰機、有GPS，伊朗有什麼？美國之所以沒有攻打伊朗，無非是美國的心思不在伊朗這裡，攻打伊朗的成本和收益對美國來說不划算。但美國絕對是具備佔領伊朗的能力的，伊拉克已經打過樣了。圖6：伊朗軍事力量從前景來看，伊朗的技術研發能力、軍事裝備的研發能力根本就沒有趕上美國的可能。伊朗想依靠自身的力量反美，基本上不可能獲得成功。伊朗國內有民族自尊心、不願意屈服美國的那批人，只要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對反美的前景都是極度絕望的。美國給了伊朗兩個選擇——要麼做狗要麼去死，這兩個選擇對有自尊心的伊朗人來說都是最差的選擇。反美不僅沒有看不到前景，而且還會直接影響日常生活！改善日常生活水平的各種產品幾乎都是美國發明的——PC、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Google、Youtube等等等等。脫離了這些產品和服務，相當於遠離了現代生活。圖7：美國和以色列軍事聯盟除非不過現代生活，否則伊朗就不可能擺脫美國的影響。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與外國打交道（主要是美國及其盟友）的人才有機會獲得更高的收入，物質生活水平才會更好。這些經濟上的現實原因也使得反美難以普遍，反美等於減少收入和遠離現代生活。為什麼伊朗國內會存在大量的親美派？因為反美的前景太渺茫，完全看不到希望，最終大量的人不得不對現實利益妥協。其實不僅僅是伊朗，世界大部分其他國家都是這樣，根本無法與美國對抗。即使是中國至今也存在大量的親美派，原因也基本相同。四、親美派的最大敵人——美國伊朗人想親近美國，但是美國人不待見伊朗的親美派。伊朗親美派最大的敵人是美國！圖8：美國總統川普美國政客普遍敵視伊朗。現實原因是美國選擇了油水更多、價值更大、更聽話的沙烏地阿拉伯，而且美國的核心盟友以色列也是伊朗的死對頭。歷史原因是伊朗人質危機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陰影。在美國人的意識裡伊朗這種政教合一的國家是邪惡軸心。不管是基於現實利益，還是出於認知和意識形態原因，美國政客都不會選擇親近伊朗。伊朗不能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價值，這也是美國不接納伊朗的重要原因。即使伊朗徹底投降美國回到巴列維時代，美國也不過是多了一個盟友而已，美國現在並不缺少盟友，接納伊朗反而會危及美國現在在中東的佈局。美國在中東需要伊朗這樣一個又有份量、又被孤立的國家存在，伊朗是美國留在中東並繼續向阿拉伯石油國家索取利益最好的藉口。圖9：伊朗遇襲身亡的指揮官即使伊朗不投降，當前伊朗能給美國造成的麻煩也十分有限。伊朗的軍事實力無法威脅到美國，最多給美國帶來點麻煩而已。伊朗沒有價值，核心還是既沒有錢也沒能力傷害美國。況且中東早已不是美國關注的焦點，美國的戰略重點方向已經轉移到太平洋東岸了。即使伊朗人想投降，美國也沒動力接受，這是伊朗親美派最尷尬的地方。伊朗人想要引起美國的關注，還是要在中東給美國製造足夠大的麻煩，逼迫美國產生止損的心態，然後投降才有可能。對伊朗的親美派來說，團結起來給美國製造麻煩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想投降也沒地方。親美派最大的敵人是美國！五、中國崛起改變了什麼？我們在前面說過，對美關係是所有國家最重要的對外關係，美國及其盟友是全球軍事、經濟、技術和文化等所有方面的主導者。但是中國崛起改變了這一切，世界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與美國及其盟友對等的國家。中國的崛起使得世界各國多了一個選項，融入美國主導的體系不再是唯一的答案。圖10：中國的實力中國的崛起給伊朗提供了備選項，而且是唯一的備選項：商品進口可以完全擺脫西方，完全依靠中國。俄羅斯已經打了樣，因俄烏戰爭而被發達國家制裁的俄羅斯充分驗證了中國的含金量。俄羅斯被美國及其盟友全面制裁，甚至連放在西方國家的資產都被沒收，但是這並沒有危及到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甚至通膨水平還下降了！為什麼？因為中國可以提供俄羅斯需要的所有產品，而且質量更好、價格更低！軍事裝備可不可以依靠中國？巴基斯坦已經給出答案了。隨著人民幣支付體系的建立，在金融上可不可以依靠中國？這些都是可能的。實際上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歷史上已經確實發生過了。圖11：殲10戰鬥機伊朗就是一個小號的俄羅斯，伊朗的石油中國完全有能力消化；伊朗需要的工業產品，中國完全有能力供應；伊朗需要的軍事裝備，中國也全部都有。中國是西方體系外的另一個選擇，俄羅斯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不知道伊朗的政客們是否察覺到世界形式的變化沒有？不知道伊朗國內有多少人看出了這一點？他們現在除了投降和去死之外還有其它選擇，而且這個選擇不需要出賣尊嚴或靈魂。圖12：伊朗復仇的旗幟伊朗對美關係有投降和去死兩個選擇，但實際上只有去死一個選項。談判了幾十年，美國一直都沒有給伊朗投降這個選項，美國早就把路走絕了。但伊朗的精英和民眾至今都看不到這一點，仍然幻想著投降。伊朗人也看不到國際形式的變化，看不到世界上已經誕生了有能力取代美國和西方體系的國家。只把象徵復仇的旗幟升起來是沒有多大作用的，工業實力、軍事實力才是真正的籌碼。伊朗看不到世界形勢的變化，看不到中國的價值，這是他們一敗再敗的根源。傲慢才是生存的最大障礙！六、不能用中國的視角去看待世界關係俄羅斯曾經的想法和伊朗一摸一樣，也想通過投降換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認可。可惜美國同樣沒有給俄羅斯投降的選項，俄羅斯也只有去死一條路：美國挑動烏克蘭發起戰爭，炸掉了俄羅斯出口天然氣的管道，凍結了俄羅斯數千億美元的資產，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俄羅斯也是在這種絕境之下才認識到中國的能力，知道中國的重要性。俄羅斯被全面制裁後沒有崩潰，背後站著的是中國。莫斯科超市的貨架在西方企業全部退出之後之所以沒有變空，完全是中國的功勞。中國商品可以完全替代西方國家，而且是全部！伊朗傲慢自大，既看不清跟西方國家談判的前景，也看不到世界格局的變化。對華關係的重要性應該是所有國家對外關係中僅次於對美關係的地位，而且中國與各國往來的條件可比美國好多了。伊朗不僅沒能認識到對華關係的重要性，甚至把對華關係作為與美國談判的籌碼，以為能通過出賣中國能換取利益。伊朗今天的結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們會被以色列和美國繼續摁在地上摩擦卻沒有反抗能力，苦難的日子不會結束。我們再回到最初的問題：伊朗為什麼會存在大量的親美派？親美派的存在既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現實利益的原因。美國曾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對美關係是必答題，必然會誕生大量的親美派。伊朗的問題是看不到世界形勢的變化，不知道現在已經有中國這個選項了。對於伊朗內部存在的親美派，我們也無需過多苛責。即使是中國，即使是現在，也存在大量的親美派。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中國是在立國之初就打敗了實力處於巔峰的美國，是可以把帝國主義定義為紙老虎的國家。中國是製造業規模全面超越美國，半導體產業在美國全面圍剿之下仍然能夠發展的國家。即使如此，中國內部還會存在大量的親美派甚至跪族，逞論伊朗。親美派的存在不僅有意識形態原因，而且有現實的經濟利益。隨著中國的發展，親美派的經濟基礎在崩塌，意識形態基礎更是喪失殆盡，未來中國的親美派會越來越少。伊朗沒有中國這樣的實力，但伊朗應當看到世界的變化、擁抱世界的變化，這樣才能更好的生存下來。 (郭滿天)

5月21日，川普與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白宮舉行會晤。期間美方突然播放一段影片並展示新聞剪報以指責南非正在發生的“針對白人的種族屠殺”，雙方發生爭執，會晤陷入僵局。事實上，這場外交風波只是川普對南非持續施壓的最新體現。雙方關係的惡化始於川普1.0時代，並在2022年後因俄烏衝突、南非起訴以色列等系列因素進一步惡化。自川普2.0以來，華盛頓對比勒陀利亞持續施壓，雙邊外交關係滑向斷裂邊緣。2月，川普炮轟南非國內土地改革政策，指責南非政府沒收土地對南非白人構成種族歧視，簽署行政命令宣佈終止對南非的一切援助。同月，國務卿魯比歐拒絕出席南非主辦的G20外長會議。 3月，美方以煽動種族情緒為由驅逐發表涉川普言論的南非駐美大使易卜拉欣·拉蘇爾。 5月，美國宣佈不參加南非主辦的G20領袖峰會，並在拉馬福薩訪美前夕接收了59名南非白人農場主及其親屬赴美安置。從終止援助到白宮“伏擊”，從種族歧視指控到當眾羞辱，川普對南非的惡意，何以如此赤裸裸？▍南非存在「針對白人的種族屠殺」？川普的種族主義政治敘事川普對南非的惡意，很大程度上源自於以川普為核心的MAGA群體長期建構的種族主義敘事，或者說白人受害者敘事。早在2018年，川普便在社媒上宣揚「南非正在大規模殺害白人農場主」等極端言論。重返白宮後，川普以南非新版《徵用法案》為由，將旨在解決歷史不公的土改政策貼上「逆向種族歧視」、「白人種族滅絕」等標籤，並跳過聯合國難民署程序，啟動特殊難民計畫。在本周會晤中，川普當眾展示南非少數極端言論與缺乏信源甚至存在事實錯誤的影片和報導。事實上，雖然南非暴力事件頻繁，但根據​​聯合國對於「種族滅絕」的定義，目前並無確鑿證據顯示南非存在針對白人農場主的屠殺。多家媒體對川普相關敘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報告指出，南非白人僅佔總人口的7%，卻擁有全國超70%的土地，而占人口80%的黑人僅擁有4%的土地。同時，農場攻擊事件主要出於搶劫等經濟動機，而非針對特定族群的系統性暴力。南非總統拉馬福薩也在會晤中強調此類指控“完全虛假”，暴力犯罪影響所有種族群體，且黑人受害者比例更高。此外，川普政府對南非個別白人農場主的政治關懷與對其他地區難民的長期拒斥形成鮮明對比，凸顯其敘事策略的選擇性與虛偽性。這種「白人受害」論述不僅與國際極右翼勢力宣傳的思想高度吻合，迎合了「MAGA」運動白人至上主義傾向。這部敘事在川普第二任期被整合進美國對外政策中，而作為反對種族隔離典範的南非，則被視為「反西方價值」的代表，成為白人邊緣化敘事下承接川普惡意的載體之一。▍南非「背離」了西方？地緣政治博弈下的戰略算計赤裸的惡意，不僅是種族敘事的表達，更是美方在地緣政治博弈中對南非的外交警告。在川普政府看來，儘管南非在地理位置與資源稟賦上具備合作潛力，但其近年來日益強化的多邊主義立場與全球南方重要參與者的定位形成對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秩序的“背離”，戰略威脅超過戰略機遇。南非對美構成的戰略威脅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南非與俄羅斯在外交和軍事領域的互動增加，包括聯合軍演和高層互訪，引發美國對其戰略立場的擔憂。第二，南非與伊朗在能源和經濟領域的合作，也被美國視為對伊制裁政策的挑戰。第三，南非在以巴議題上的政治立場與美產生分歧。 2023年12月，南非在國際法院對以色列提出訴訟，指控其在加薩實施“種族滅絕”，並要求國際社會介入，川普政府指責此舉破壞中東和平處理程序。同時，美國指控南非為哈馬斯和真主黨提供了政治支援，推動針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川普政府認為，南非既拉攏西方，享受與美國經貿合作的紅利，又持續與美國的「對手」加深合作，是全球南方崛起、「背離」西方陣營的典型代表，其獨立立場和政策選擇激化兩國結構性矛盾，挑戰美國戰略佈局，損害其國家利益。▍「馬斯克們」的隱形力量－南非裔科技右翼可能的干預邏輯如果種族敘事和戰略考量是川普對南非惡意的顯性表達，那麼矽谷右翼科技菁英則形成了一股隱密而關鍵的暗流。彼得·蒂爾（Peter Thiel）、戴維·奧利佛·薩克斯（David Oliver Sacks）和伊隆·馬斯克（Elon Musk）三位科技巨頭與南非有著密切聯絡，在川普2.0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蒂爾是川普的支持者與副總統范斯的介紹人，馬斯克則以總統高級顧問身份主導多項激進改革，薩克斯身兼白宮人工智慧與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以及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主席等關鍵職務。此外，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自今年1月川普就職以來，包含馬斯克與蒂爾在內的矽谷科技巨頭擁有、創立或投資的公司已獲得十余個聯邦合同，總額約60億美元。如下圖所示，馬斯克等人在聯邦機構中的盟友網路迅速擴張，超過三十名與其關係密切的僱員、法律顧問、投資人及前高管被任命進入關鍵聯邦機構，部分甚至參與監管其本人的公司，形成前所未有的「旋轉門」現象。巧合的是，三人雖然成長軌跡各異，卻都在南非度過童年或少年時期，最後於矽谷相遇。蒂爾於1970年代隨父親赴南非工作，幼年在當地小學就讀；薩克斯出生於開普敦，1977年隨家人移居美國；馬斯克則自出生至1989年大多時間生活於比勒陀利亞。三人共享的那段記憶正值南非社會震盪期。儘管在1960至70年代，南非經濟高速成長，工業體系高度完備，被稱為“非洲的准發達國家”，但社會內部貧富差距嚴重，少數白人掌握絕大多數土地、資本與政治權力。隨著1980年代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持續高漲，作為反種族隔離運動重要一環的「南非撤資運動」極大衝擊了南非經濟，間接致使社會治安惡化，流血衝突與政府鎮壓此起彼落。在1970至80年代的動盪時期中，許多白人紛紛離開南非，其中便包括蒂爾、薩克斯和馬斯克的家庭。儘管難以直接證明三人共同的南非記憶與其政治態度之間的聯絡，但這段經歷有可能轉化為“馬斯克們”對南非的持續關注，親歷種族隔離制度下白人的特權地位，並見證種族解放後經濟的下行，或許會讓他們將南非國家發展中的挑戰歸因於白人的退場，以及各屆民主黨政府的鼓動，然後讓他們將南非國家發展中的挑戰歸因於白人的退場，以及各屆民主黨政府的鼓動，然後塑造了“馬斯化民主黨”對政治主義的強烈政治主義。此外，南非「黑人經濟賦權」政策阻礙馬斯剋星鏈（Starlink）計畫的落地（本周會晤後已啟動一項審查程序以加速計畫落地），此事件或許加劇了馬斯克對於南非經濟政策的不滿與干預慾望。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源自於個人成長經驗與利益訴求的政策邏輯，與川普及其陣營所宣揚的「白人至上主義」敘事之間高度契合。從南非到矽谷再到華盛頓的權力核心，這群有著南非生活經歷的矽谷右翼可以透過影響議程設定、直接參與決策等途徑，將其對自由秩序失控的修正慾望轉化為川普政府現實中對南非政府的惡意，悄然推動一場有著「私人情緒」的政策變奏。▍赤裸的不只是惡意當白人受害者敘事與地緣政治考量交織，當科技巨頭的個人經歷與政治意志滲入國家政策，川普對南非惡意的赤裸實質上暴露出美國自身戰略的嬗變，更對應出全球秩序的重構。作為全球南方的關鍵國家，南非既是西方舊秩序的裂縫之地，也是新興多極格局的交會節點。南非並非起點，也絕非終點，誰將是下一個川普外交惡意的出口？ （文化縱橫）

「我的一生都在做交易。」約一個月前，美國總統川普在同法國總統馬克宏會談後這樣說。「交易外交」 — 這是美國媒體定義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高頻詞。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刊文說，川普外交政策的本質是「純粹的交易」。從揮舞「關稅大棒」到一心謀取資源，「川普的外交政策既咄咄逼人、又包羅萬象，既適用於盟友、也適用於對手」。1月2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川普在美國第47任總統就職典禮上發表演說。新華社/美聯社事事皆可「交易」？執政兩個月來，川普政府在外交方面四處出擊，認為一切都是可以談的：領土、科技、礦產等等。而促成交易的手段，正如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西特所說：“我們可以用'胡蘿蔔'做到這一點，也可以用'大棒'做到。”2月28日，美國總統川普在華盛頓白宮迎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右）。新華社記者胡友松攝——在烏克蘭危機上，為促成雙方談判，川普政府威脅，俄羅斯若不參與談判，就會面臨美國製裁；烏克蘭若不答應談判，美國將停止援助。美國還覬覦烏克蘭的資源，先是要稀土，然後是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礦產資源，近日又提出「擁有並管理」烏方核電廠。烏總統澤倫斯基一度強烈反對。他與川普在白宮上演的「世紀爭吵」震驚世界，美方隨後暫停對烏軍援，切斷對烏情報共享。——在以巴問題上，川普政府要求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釋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員，以“否則你們將惹上大麻煩”相威脅；川普政府一度提出“清空加薩”，並以停止援助為要挾，逼迫埃及和約旦接收巴勒斯坦人。——為解決美國國內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的問題，美國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揮起「關稅大棒」。依照川普政府的邏輯，這兩大問題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造成的，不解決就加關稅。——川普還盯上了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稱“無論如何都要得到”，甚至不排除使用“軍事或經濟脅迫”手段。如果丹麥不答應，那美國就要對丹麥加關稅。美國智庫國際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西納·圖西指出，川普的外交策略與他所寫的《交易的藝術》一書中描述的房地產策略如出一轍：激化矛盾、極限施壓，將局勢推向災難邊緣，試圖在最後一刻達成交易。「交易外交」陷入僵局「交易外交」成效如何？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美國與俄烏兩國的分歧顯現。在川普18日和19日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後，美國媒體認為，俄方實際上已拒絕了美方先前提出的俄烏停火30天方案。美國《華盛頓郵報》分析說，美俄元首通話凸顯兩國間的更多分歧而非共識。同時，烏方對俄烏30天內停止攻擊對方能源基礎設施的提議也不滿意，希望停火範圍包括其他民用基礎設施。澤倫斯基也強調，烏方無意轉讓川普政府「有興趣」的札波羅熱核電廠。3月20日，在葉門首都薩那，人們在被美軍空襲損毀的一棟建築物內查看損失。新華社發（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攝）——加薩和葉門戰火重燃。川普先前聲稱要“為中東帶來和平”，但透過脅迫施壓方式“促成交易”失敗，戰火重燃。在與美國「充分協調」後，以色列軍方18日起恢復對加薩地帶大規模空襲，意味著加薩停火協議已破產。另外，美軍15日開始對葉門胡塞武裝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作為反擊，胡塞武裝稱已多次襲擊美軍航空母艦。——多國反制美國加征關稅。川普政府發起「關稅戰」後，多方推出反制措施。加拿大政府12日宣佈對總計298億加幣（1加幣約0.69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25%的反制關稅。歐盟委員會12日宣佈，歐盟決定對價值260億歐元（1歐元約1.09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反制關稅，將影響美國的牛肉、家禽、威士忌、摩托車等產品，於4月生效。英國《經濟學人》網站日前刊文說，美國加征關稅是「嚴重自殘行為」。——格陵蘭島反美情緒高漲。為抗議川普的「奪島」言論，格陵蘭島首府努克15日舉行反美遊行，上千名示威者行軍至美國駐努克領事館。丹麥和歐盟官員也紛紛發聲為格陵蘭島「撐腰」。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森日前說，格陵蘭島將繼續是丹麥的一部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支援丹麥捍衛包括格陵蘭島在內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川普在1月20日就職典禮上宣稱：「我最自豪的身份將是和平締造者和團結者。」不過，兩個月後，日本《讀賣新聞》3月20日社論如此評述：「中東地區再次發生大規模攻擊，俄羅斯無意響應全面停火倡議。川普的「交易外交」陷入僵局。法新社報導寫道：“川普誓言實現和平，但在戰爭肆虐之際面臨殘酷現實。”3月10日，在加拿大溫哥華，一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酒類專賣店的店員從貨架上撤下美國酒類產品。新華社發（梁森攝）“只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分析人士認為，“交易外交”陷入僵局的根源在於，川普只考慮美國自身利益，對外交往的動機是“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而不顧及他人尤其衝突各方的訴求，更不去努力解決根源性問題。美國國際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圖西說，對川普政府而言，「外交不是透過嚴肅談判，而是為了表演、施加影響力以及建構於己有利的敘事」。分析家指出，川普能憑空製造交易籌碼，透過威逼利誘使對方讓步，倚仗的是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其「交易外交」的實質，不過是基於強權的脅迫外交，服務的是美國的一己私利；不是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而是不顧相關方訴求、脅迫其接受美國開出的條件。如此外交即便能夠達成“交易”，恐怕也難以持久。「川普團隊宣稱，其交易將帶來和平，被搭了80年便車的美國要將其超級大國地位轉化為實際利益。」英國《經濟學人》一篇文章寫道，「然而，這只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讓美國變弱、變窮」。 （新華國際頭條）

據德國《焦點》周刊網站2月18日報導，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18日分別率領兩國代表團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舉行會晤，討論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可能性。 報導說，美國總統川普在這場會晤前就出掉了手裡所有的王牌，對俄羅斯做了出人意料的讓步。例如，不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以及要求歐洲獨自承擔維和責任。 報導指出，俄羅斯已由此實現重要目標，因此其在利雅得最在意的是恢復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德國科隆大學的政治學家托馬斯·耶格爾說，俄羅斯總統普丁是會晤的最大贏家。 1月18日在利雅得舉行的美俄會談現場（美聯社）

導語： 當地時間12月29日，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美國東南部佐治亞州家中去世，享年100歲。1977年至1981年，在卡特出任總統期間，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這給當今的中美關係敲響了陣陣警鐘。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將回顧吉米·卡特總統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以及他留下的寶貴遺產。卡特總統作為自由國際主義者，一直致力於國際協商和衝突化解，他的行為至今仍然影響著世界的和平處理程序。 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吉米·卡特如何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一份持久而又被誤解的遺產》（How Jimmy Carter Chang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 Enduring—and Misunderstood—Legacy），作者是美國科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高級法律顧問和前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斯圖亞特·E·埃森斯塔特（Stuart E. Eizenstat）。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1978年9月17日，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面臨重大危機。近兩個星期以來，他一直與埃及總統安華·薩達特（Anwar al-Sadat）和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藏在戴維營，試圖敲定一項歷史性的和平協議。儘管強硬派貝京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出了不妥協的態度，但卡特繞過貝京，直接與以色列外交部長摩西·達揚 （Moshe Dayan）、國防部長埃澤爾·魏茨曼（Ezer Weizman）和法律顧問阿哈龍·巴拉克（Aharon Barak）進行談判，取得了巨大進展。然而，在第13天，貝京劃下了底線，他宣稱自己不能再妥協了，準備離開——卡特拿他的總統職位做賭注的談判都將變成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