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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米!亞塞拜然新第一高樓,方案揭曉!
在歐亞大陸交界的亞塞拜然,一座雄心勃勃的國家新地標已啟動!這就是位於首都巴庫的Cipriani Tower,坐落在裡海海岸線的人工半月島上,以323米的身姿,不僅改寫這個外高加索國家的城市輪廓,更成為該國未來第一高樓。它是義大利傳奇酒店品牌Cipriani與Sea Breeze度假村合作的標誌性作品。2026年1月31日,合作雙方在米蘭舉行了正式簽約儀式,標誌著項目進入落地實施階段。Cipriani Tower由迪拜著名建築師肖恩·基拉(Shaun Killa)設計,他以其富有表現力、以環境為驅動的當代高層建築風格聞名。建築師的靈感來自沙漠中為旅人引路的星辰,並將之轉化為流動的曲線與雕塑般的形態。塔樓優雅地立於裡海畔,既呼應著水光天色,也重塑著巴庫的城市風景。建築內部,127套超豪華住宅靜臥高處,116間酒店客房則安排於中低區,每一處空間都權衡著私密與開闊,力求將景觀收入眼底。除了居住與旅宿功能,這裡還將容納品牌標誌性的水療中心與餐廳,頂部更設有直升機坪,為貴賓提供雲端直達的體驗。雖然Cipriani Tower的具體造價未單獨披露,但作為Sea Breeze度假村的一部分,其投資規模可參考整體項目資料。根據AzerNews報導,Sea Breeze項目計畫在未來5年內追加100億美元投資,展現亞塞拜然打造世界級濱海目的地的雄心。工程層面同樣充滿挑戰。建築結構需適應裡海沿岸的地質條件,防風與抗震設計為工程重點。作為亞塞拜然最高建築,其基礎施工與垂直運輸系統的技術難度較高,預計採用先進的滑模施工技術以保障精度與效率。目前,項目已走過概念階段,正進入深化設計與開工前準備,預計在2026年內動工,2031年正式亮相。 (GA環球建築)
伊東豐雄在中國大陸的首個作品,即將建成!
在寧波華茂外國語學校的校園裡,一座建築如虹般輕盈地跨過內河,將兩岸風景連為一體。這便是由普利茲克獎得主、日本建築師伊東豐雄設計的寧波華茂國際學校國際圖書館,也是他在中國大陸落成的首個作品。項目總佔地面積約1.37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達3.98萬平方米,總投資約5億元人民幣,由中建八局承建。建成後,這座“河流之上的圖書館”將成為寧波城市文化新地標,與華茂美術館、華茂藝術教育博物館共同構成華茂“四校五館”教育文化矩陣。圖書館以柔美通透的姿態融入自然,彷彿一座“文化虹橋”。設計摒棄了現代建築的刻板印象,用18根清水混凝土樹狀柱支撐起漂浮於水上的立方體,結構似懸索橋般既有力量又不失輕盈。建築外立面選用清水混凝土、玻璃幕牆與U型玻璃,在光影中呈現豐富層次,屋頂的花瓣造型則為其增添了靈動一筆。整座建築共7層,地上4層,地下3層,以“單棟建築、多元功能”為佈局理念。地下設有活動大廳與餐飲空間;二層是學習交流區域,配有音樂廳與咖啡廳;三層為開放式圖書館,打破傳統格局,營造自由閱讀氛圍;四層則是融合藝術、科技與互動的探索空間;走上屋頂,空中花園與VIP多功能廳讓人在自然中靜思或交流。這裡既鼓勵獨處的沉思,也支援共同的探討,在平衡中營造出適合綜合性學習的氛圍。它不僅是校園內的精神驛站,也將面向公眾開放,與周邊的華茂美術館、藝術教育博物館共同構成獨特的教育文化矩陣。在滿足師生學習交流的同時,也為寧波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成為一座連接自然、人文與未來的標誌性建築。(GA環球建築)
劣幣出清,良幣上位!2月6日新政為RWA打開合規通道與長期紅利
前言2026年2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金融監管總局、證監會、外匯局八大部門,發佈了《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等相關風險的通知》(銀髮〔2026〕42號)。同日,中國證監會發佈了《關於境內資產境外發行資產支援證券代幣的監管指引》(證監會公告〔2026〕1號)。這兩份新政瞬間刷爆了Web3、RWA等相關行業的朋友圈,各路專家學者和從業人員都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詳細的解讀。今天我們也來湊個熱鬧,聊聊我們團隊對這兩份新政的理解。一、對政策的基本解讀對這兩份新政字面內容的分析,網上已經有很多專業的解讀,這裡我們就不詳細展開了。只說我們總結的結論:1、以傳統“幣圈”為代表的這類Web3業務,在大陸境內徹底沒有了生存空間。八部委《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等相關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中明確提到:(1)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包括貨幣兌換、交易、中介、發行融資等,均屬於非法金融活動,境內一律禁止並取締,境外服務亦不得向境內提供。(2)挖礦整治:存量關停,增量禁止,境內嚴禁“礦機”銷售,徹底清除境內虛擬貨幣產生的 "土壤"。(3)全鏈條管控:境內涉及虛擬貨幣的金融、網際網路、技術、市場准入、廣告等服務全面切斷。(4)穩定幣變相履行了法定貨幣部分功能。未經批准,境內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境外發行掛鉤人民幣的穩定幣。USDT、USDC等目前在海外主流的穩定幣在中國境內不受任何法律保護,與這些穩定幣相關的兌換、使用、交易、中介等行為都可能會被視為非法金融活動。(5)公安部門牽頭嚴厲打擊虛擬貨幣相關犯罪活動。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損失自行承擔;參與或協助非法金融活動、協助境外活動的非法服務,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幾條本質上是中國政府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政策的延續和進一步強調。從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發佈《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幣圈內一般稱之為“九四”)開始,直到今天,中國境內對虛擬貨幣的定義從來都是“非法金融活動”,這次的新政無非是進一步明確了對其涉及範圍的定義,其本意還是對境內金融消費者也就是絕大部分普通老百姓的保護。“九四”之後,雖然絕大部分交易所、ICO項目乃至“礦場”都轉移到了海外,但仍有不少實際在境內開展業務的行為,包括一些為虛擬資產相關業務做周邊服務(尤其是技術和廣告類服務)的小團隊或個人仍在境內,並為境外的虛擬資產活動提供各類服務。這些表面上在海外的項目,不管是虛擬貨幣還是穩定幣,實際上都通過各種地下管道在中國境內展業,譬如用虛擬貨幣或穩定幣進行行賄受賄、非法交易、洗錢等,又比如各種打著“Web3/技術創新”概念的“空氣幣”資金盤,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中國境內的金融秩序,嚴重損害了廣大境內金融消費者的權益。所以,監管層一定要嚴格規範和打擊這類行為。《通知》還屬於部門規章的範疇,不具備法律的強制約束力,因此我們估計,最快在今年的兩會上,就會有對相關領域的立法提案,最快今年底到明年上半年就可能有相關正式的專門法律出台。2、為RWA相關業務劃定了清晰的合規路徑。(1)《通知》對RWA(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首次進行了明確定義:使用加密技術及分佈式帳本將資產所有權、收益權等轉化為代幣/通證並行行交易的活動。(2)對RWA的監管採取“境內嚴禁、境外嚴管”的原則:在境內開展 RWA 代幣化活動及提供中介、技術服務,原則上屬非法金融活動,應予以禁止。境內主體直接或間接赴境外開展RWA相關業務,必須經業務主管部門依法依規同意,依託特定金融基礎設施開展。(3)RWA相關業務應按照“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規則”原則,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等相關部門按照職責分工,依法依規進行嚴格監管。(4)證監會配套推出了《關於境內資產境外發行資產支援證券代幣的監管指引》(以下簡稱《指引》):明確開展相關業務前,控制基礎資產的境內企業應當向中國證監會備案,嚴格遵守跨境投資、外匯管理、網路和資料安全等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這一部分其實是將RWA跟虛擬貨幣進行了實質意義上的切割分離。即RWA雖然在很多技術層面與前面所禁止的那些虛擬貨幣均使用了區塊鏈等技術,但因為其錨定的底層資產不同、發行和營運過程中的監管模式不同,所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物。對於以幣圈為代表的虛擬貨幣,中國境內是禁止和打擊的;對於RWA,作為一種金融+科技的創新模式,中國政府是認可的,但需要按中國政府制定的明確規範來開展相關業務。因此,對於真正想要在RWA方向上進行拓展的企業,不論是項目方還是服務商,都是重大利多。任何業務,只有在明確清晰的合規路徑下開展,才可能有長遠健康的發展;短期毫無秩序的蠻幹亂干,雖然可能確實會有一些吃到螃蟹的人,但對整個社會來說一定是弊大於利的;那些靠鑽空子甚至利用資訊不對稱而進行實質性“巧取豪奪”的人,長期來看也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此,總結下來,這兩份新政,其實就是“正本清源”,將RWA和虛擬貨幣區分開來,一個合規引導,一個嚴厲封殺,確保不會劣幣驅逐良幣。這恰恰表明,中國政府對RWA的未來是有著積極而明確的正面預期的,不然也不會這麼迅速而果斷的推出這一系列新政。二、對監管思路的理解所謂“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對政策的解讀,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解讀上,更應當刨根溯源,理解政府或者監管部門推出這些政策背後的宏觀考量和根本目的。這樣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對這些政策所涉及的行業未來發展有清楚的認知。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是目前全世界少有的“有為政府”。這點從我們建國以來,通過十五個“五年計畫”將新中國從一窮二白發展到目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製造業強國、綜合國力世界前列,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中國政府制定政策都是基於長遠規劃,有的放矢;即使過程中因為客觀原因要進行調整,但宏觀上的大方向基本上不變的。現階段中國的宏觀大方向大目標自然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是“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具體來說就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這一理論邏輯在二十大報告、十五五規劃等重要檔案中都有詳細闡述,這裡就不展開了。而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金融領域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是全球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製造業強國,中國實體經濟的對外開放已經是世界領先的水平,這個從25年中國貿易順差超過1兆美元這一事實就可佐證。但實事求是的說,中國的金融業對比於全球水平還屬於相對落後的,這裡面既有我們長期堅持外匯管制對金融服務業沒有完全開放的原因,也有我們並不完全認可西方那套金融理論擔心過度開放後“脫實向虛”的顧慮。然而,隨著我們的實體經濟發展,金融領域不可能長期“閉關鎖國”,也必須擴大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裡面其實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擴大開放”,二是“高水平”。傳統的金融業務形態,中國對比以美、歐為代表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自然沒資格稱得上“高水平”,但在以網際網路、區塊鏈等新技術為代表的新金融領域,卻未必如此。比如,中國是目前全球移動支付普及率最高、應用規模最大且斷層領先的國家,有著極其龐大的現金移動支付基礎設施和成熟的使用者習慣,所以中國在境內推行數位人民幣對比於全球其他國家,天然具備巨大的優勢。所以,中國從新金融的角度去擴大開放,就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同時,我們也不可否認,從金融服務效率的角度來說,基於區塊鏈等新技術的“新金融”確實效率遠高於傳統金融,譬如通過傳統SWIFT系統進行跨國轉帳一般需要1-5天時間,而通過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轉帳則基本上不會超過幾十分鐘甚至“秒到”,這在跨國貿易結算環節具有非常大的優勢。所以,新金融逐步取代傳統金融也是大勢所趨,基於新金融進行對外開放,中國才有類似新能源汽車那樣“彎道超車”的機會。其次,中國內地雖然長期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和金融監管政策,海外的資金也好、金融服務也罷,都不太容易方便的出入中國內地市場,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則是傳統的全球金融中心,長期以來都承擔著中國對外開放窗口的角色。所以,要“擴大”高水平的“新金融”開放,以香港為依託就是最佳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從17年開始就在虛擬貨幣領域開始探索。幾乎是與中國大陸的“九四”前後腳,香港證監會 (SFC) 就發佈《關於首次代幣發行的聲明》。這也是當時很多中國境內的虛擬貨幣從業機構和人員轉移到香港繼續開展業務的主要原因。對比於已經存在了數百年的傳統金融,虛擬貨幣為代表的新金融是一個全新的事務,一段時間內中國、香港乃至全球政府對於如何看待、如何監管、如何發展虛擬貨幣為代表的新金融,其實都是沒有概念的。一部分國家選擇了暫時全面切斷,比如中國大陸;一部分國家和地區選擇了有限度的放開發展,比如美國、新加坡、香港等;還有一部分小國家選擇了近乎於沒有限制的全面開放,比如薩爾瓦多、白俄羅斯、阿聯、馬耳他等。經過十來年的發展,全球主要國家基本都對虛擬貨幣以及其衍生出的穩定幣、RWA等概念有了較為清晰的認知,基於各自國家/地區利益的考量,在最近一兩年也都陸陸續續推出了相關的監管政策。尤其以美國和中國(內地+香港)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為代表。比如美國推出的《GENIUS 法案》(穩定幣聯邦監管框架)、《CLARITY法案》(數位資產監管管轄權劃分)和一系列 SEC/CFTC政策等等。我們暫且不去評論不同國家所推出的不同監管政策的優劣,也不去預測其未來的發展前景。僅就中國的角度來說,一直是以我為主,堅持自己的核心目標和價值觀導向來推進制定相關政策的出台及基礎設施的建設。簡單梳理下香港在虛擬貨幣、穩定幣、RWA等新金融領域的監管動作和階段成果,在對比中國內地的相關動作,整個脈絡就清晰可見了。從2017-2022可以算是香港在新金融領域的探索期,起因是中國內地的“九四”政策導致大量產業轉移,香港一下子成了全球主要的新金融中心之一。從17年9月:香港證監會 (SFC) 發佈《關於首次代幣發行的聲明》,確立監管原則、明確持牌經營開始;18年11 月SFC 推出監管沙盒,為早期探索提供安全測試環境;再到19 年 3 月:SFC 發佈《有關證券型代幣發行的聲明》,細化穩定幣與 RWA 協同發展操作細則;最後是22 年 10 月 31 日:香港政府發佈《虛擬資產政策宣言》,首次將 RWA 納入數位資產發展戰略,明確支援資產代幣化與穩定幣發展方向。同一時期,大陸則在不斷的進行規範打擊境內涉及虛擬貨幣的相關活動,防範風險反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1年9月人民銀行等十部委聯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業內一般稱為"924通知"),明確了“虛擬貨幣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幣、以太幣、泰達幣等穩定幣均屬此類;在境內開展虛擬貨幣兌換、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虛擬貨幣、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撮合服務、代幣發行融資以及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等業務活動,均屬於非法金融活動,一律嚴格禁止,堅決依法取締”。“924通知”基本上和昨天發佈的《通知》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大陸嚴厲打擊,香港摸索發展,是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徵。但因為中央政府對如何發展“新金融”還沒有完全考慮成熟,內外部環境也有所欠缺(包括疫情的影響),所以這一時期內地和香港在政策上還沒有形成嚴格同步。2023-2024年,可以算香港在“新金融”領域的成型期,主要是監管細則的逐步出台與沙盒的正式落地。23年12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FSTB) 與金管局 (HKMA) 聯合發佈穩定幣監管立法諮詢檔案,標誌穩定幣監管正式啟動;24年3月HKMA啟動穩定幣發行人沙盒機制,同時推出Ensemble 項目(RWA 監管沙盒),專注探索代幣化技術應用場景;24年7月,發佈穩定幣監管立法諮詢總結,明確法幣穩定幣 100% 儲備資產要求,公佈京東幣鏈、圓幣、渣打銀行等首批穩定幣沙盒參與者;24年8月29日,Ensemble 沙盒第一階段完成,公佈四大RWA代幣化案例,包括朗新科技與螞蟻數科合作的新能源資產代幣化項目(國內首單基於新能源實體資產RWA)。至此,香港對於新金融的監管框架基本成型,也基本具備了對應的典型示範案例。理論上後續會進入行業爆發期。事實也確實如此,2025年到年底之前,香港的新金融領域確實迎來了一波“爆發”。穩定幣方面:5 月21,港立法會三讀通過《穩定幣條例草案》,成為全球首個針對法幣穩定幣的專項監管法規;8月1日《穩定幣條例》正式生效。RWA方面:6月發佈《數位資產發展政策宣言2.0》;8月7日全球首個 RWA 註冊登記平台上線;11月13日,HKMA將 Ensemble沙盒升級為Ensemble TX試點平台,從虛擬測試邁入真實交易階段,已有華潤、中遠海運等央企佈局RWA項目。具體項目方面:發行了全球首批多幣種代幣化政府債券(港元、人民幣、美元、歐元),規模達21 億美元;華潤隆地完成首單央企實業領域 RWA 代幣化發行等等。同一時期,美國川普政府的相關政策也在不斷出台,再加上川普家族之間參與了不少虛擬貨幣項目,帶來的財富效應和新聞價值,使得整個市場呈現一片紅紅火火的景象。這一階段,中文網際網路上新金融的相關概唸成為熱點,各種大V現身說法,連三四線城市的大爺大媽似乎都言必稱“穩定幣、RWA”。市場情緒最火熱時,往往蘊含著巨大的風險。當時市面上最典型的風險有兩類,一是部分上市公司依託“穩定幣、RWA、Web3”等概念進行炒作,哄抬股價;二是部分別有用心者打著相關概念在內地搞“資金盤”,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乃至詐騙。比如因為京東幣鏈參與了首批穩定幣沙盒測試,25年6月起在網路上蔓延出一系列冒充京東集團以“京東穩定幣”為名義的虛假投資騙局,寧波、永修、蘇州、北京、上海、廣州等20 余個省市,註冊使用者超50萬人,活躍使用者數萬人;截至26年 2月,公安機關已立案超 2000 起相關詐騙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000餘人,凍結涉案資金5.2 億元。類似的案件在這一時期頻頻發生,還有一些可能暫時沒有被曝光的。這些案件的爆發,使得中國政府對打著“新金融”名義進行的非法金融活動的監管治理必須從嚴從快,於是11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召開包括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在內的十三部委參加的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炒作工作協調機制會議,隨後中國網際網路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等七家協會發佈《關於防範涉虛擬貨幣等非法活動的風險提示》。這一動作可謂給當時熱火朝天的“新金融”行業潑了一盆刺骨的冷水。一時間行業內風聲鶴唳,諸多大V紛紛偃旗息鼓或者轉向線下私域。與此同時,香港監管部門也在查漏補缺,進一步在實操層面推出更明確的監管細則。25年12月24日,FSTB與SFC 聯合發佈《虛擬資產交易及託管服務立法建議諮詢總結》,將RWA交易與託管納入強制發牌監管。1月,香港SFC啟動 "虛擬資產投資諮詢" 和 "虛擬資產管理" 兩項新服務專項諮詢,計畫 2026 年內完成立法;實施巴塞爾委員會 SCO60 監管標準,明確銀行持有 RWA 的資本要求與風險管控規則。2月初,HKMA 總裁余偉文在立法會表示,目標3月發出首批穩定幣牌照,但數量僅“幾個”,堅持“穩妥優先”原則。這一些列的動作明顯是和中央政府的相關動作進行緊密聯動。直到此次《通知》和《指引》的發佈,算是階段性的給出了明確的結論。即中國在香港進行基於“新金融”的“高水平擴大開放”的戰略決心絕不動搖,階段性的實施路徑和邊界也非常明確,境內禁止一切虛擬貨幣相關的非法金融活動,支援境內企業和資產通過合規途徑到香港開展相關業務。縱觀整個內地和香港的處理程序,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開放勢不可擋,中國也必須在新金融領域參與全球的話語權和市場競爭。這是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所必須進行的動作。不管其中有多少艱難險阻,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三、行業未來的方向和機會理解了中國政府和香港新金融領域的宏觀思路,我們還需要搞清楚新金融特別是香港的新金融領域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團隊的理解是:以區塊鏈、AI等為核心技術,以穩定幣為基礎設施,以RWA作為新金融的主要業務場景,配合香港不斷完善的監管環境,將共同建構新金融領域的世界級交易與服務中心。從技術層面來說,以區塊鏈和AI為代表的新技術在金融行業的更加廣泛應用是已然存在且還會持續推進的事實,在這些技術領域,中國不缺人才也不缺相應的軟硬體條件(包括大模型、算力、應用場景、電力及相關基礎設施等)。這些技術目前在中國境內和香港已經在大規模應用,包括數位人民幣的大力推廣等。所以,依託於中國的綜合能力,新金融所需的底層技術,香港具有足夠的競爭力。這塊不會成為香港未來成為世界新金融中心的障礙,同時也蘊含著大量的行業機會,在此不再贅述。從新金融的基礎設施來說,香港的穩定幣牌照預計於26年3月馬上就要發出。基於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監管思路的分析,穩定幣視同法幣管理的情況下,我們團隊認為最有可能第一批獲得牌照的可能是有傳統金融背景特別是“發鈔”經驗的機構,具體而言就是渣打銀行、匯豐銀行、中銀香港這三家。如果是這三家,那意味著依託於這三家既有的業務網路,香港合規穩定幣具備迅速普及到終端使用者的能力,比如直接在這三家原有的帳戶體系中新增穩定幣帳戶,提供同名帳號下法幣和穩定幣的雙向兌換服務。而一旦穩定幣大規模推廣,則面臨的直接問題是怎麼為這些穩定幣提供使用場景。不管是法幣還是穩定幣,其應用場景無非兩大類,一是實體產品或服務的支付結算工具,二是投資理財的支付結算工具。實體產品或服務的支付結算工具應用場景,需要有足夠多的應用終端節點接受用穩定幣結算,這勢必需要一定時間的市場滲透,這裡面主要得依託傳統銀行、信用卡機構和三方支付機構或者一些在國際供應鏈中有強勢影響力的中心節點(譬如京東、阿里巴巴、Temu、Tiktok這樣的在跨境貿易中有影響力的中心節點)的努力,但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在投資理財的支付結算場景下,則可能會更快的產生規模化的落地。這裡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過RWA的模式將大量優質資產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優質資產進行代幣化,提供合法合規且方便快捷的穩定幣與這些資產代幣的交易通道(平台)。新金融的對外高水平開放,絕不僅僅是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一定需要有實體資產支撐。中國作為全球數一數二的經濟體,國內政治穩定、產業眾多,其實有很多適合全球資本投資的資產。過去因為中國的外匯和資本管制,海外投資人想要投資中國境內資產,其實有較高的門檻,資金的進出也不太方便,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境內資產沒有投資價值。相反,在當今世界大環境下,中國境內資產不論從避險屬性還是從投資回報屬性,在全球範圍內都是非常有投資價值的。所以,海外投資人通過香港這個窗口,通過以RWA為載體的代幣化的投資模式,借助穩定幣這個基礎工具,方便快捷的實現對中國境內資產的投資,必然是未來的市場趨勢。我們預計,在未來五到十年內,這一領域的規模可能達到五兆甚至十兆美金的等級。這也是中國政府通過香港擴大新金融的高水平開放的直接目的所在。中國要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自然要與全球各國人民分享中國發展的成果,通過金融投資的方式必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情況就是最好的樣板。既然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全球資本參與中國資產投資的趨勢也就不可改變,借助香港的新金融作為通道也就是必然的路徑。所以,中長期來看,通過RWA的方式把中國境內資產通過香港推向全球投資人,必然是個非常廣闊有為的賽道。當然,這一趨勢一定不能說盲目無序的,必須在嚴格的監管環境下逐步推進逐步加速。我們判斷,這一趨勢從啟動到爆發,可能還需3-5年的時間。為什麼需要這麼久?道理很簡單。任何新興市場的培育都需要時間,需要時間和一個個具體項目具體應用場景的沉澱,才能讓足夠多的終端使用者接受。即使我們主觀上想要加速,也很可能因為步子邁的太大,而出現不必要的風險,反而會降低終端使用者的認可,導致整體進度變慢。其實從過往香港在新金融領域的實踐結果就不難得出這一結論。目前香港雖然落地了一些RWA相關的項目,但其實這些項目都缺乏真正市場化的資金參與。或者是基本都是一些一級市場的參與方。這裡面固然有監管刻意抬高准入門檻控制風險的考量,也實際說明目前這一市場還缺乏足夠的二級市場參與者。而我們都知道,二級市場才是決定一級市場的關鍵因素,沒有真正活躍的二級市場,一級市場也是虛假的不可持久的。要有足夠的二級市場參與者,既要有對應的基礎設施(譬如香港合規穩定幣),也要有完善的監管環境(讓二級市場的參與者理解和認可市場的規則),還要有典型案例的示範效應,這些都需要時間。但我們相信,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香港政府,都會竭盡全力去推動這些條件的落地,只不過步子會走的穩一點而已。基於上面的分析,那這個領域的機會何在呢?我們團隊的判斷是:短期內(3年內)對於項目方(主要指持有內地資產的企業或機構)及專業服務商會有非常多的商業機會,但想靠這些機會賺快錢賺大錢很難;長期(5年以上)來看,香港的新金融發展必然會惠及中國境內的普通金融消費者,也必然獎勵那些持續深耕細作的專業服務商。具體來說,既然政策已經明確了中國境內資產去香港發行RWA項目的路徑,那接下來自然會有諸多內地的項目方會考慮去走這條路融資。我們前面分析過,中國內地資產項目對海外投資人來說,可能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於政治穩定帶來的收益穩定性、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匯率收益、資產本身的經營收益等,這些優勢在國內環境下可能並不顯眼,但放到國際環境則可能會大受追捧。所以,對於資產持有方來說,這個方向肯定是利多。但具體到實操層面,香港本身對於什麼類型的底層資產適合或者鼓勵發行RWA項目,是有明確要求的,綠色能源與可持續發展資產、跨境貿易與供應鏈金融資產、商業地產與資料資產、金融工具與固定收益資產這幾大類是明確鼓勵的,低流動性不動產、珠寶文玩類資產、純概念型資產、高風險金融資產等則是明確限制的。所以,也不是所有資產都適合去香港發行RWA項目。因為RWA涉及的新金融是個非常專業且複雜的領域,需要從法務合規、財務審計、技術服務、金融服務等多方面的專業服務,因此對於能合規提供有效專業服務的服務商來說,肯定也是有很多機會的。這裡面絕大部分服務商都必須在香港,按香港的相關要求合規展業;少部分服務商(主要是項目前置部分,如給資產持有方進行前期諮詢建議、境內部分的合規服務等)可能在內地。當然,這裡面的紅線是具體落地的RWA相關服務必須在香港的監管環境下開展,堅決不能向境內推薦項目或募集資金。至於長期來說,我們相信,隨著香港新金融領域的越發成熟,內地金融消費者的不斷成長,未來在合適的條件下有序的開放內地金融消費者參與香港的新金融市場,也是必然的趨勢,類似內地居民投資港股一樣。同樣的道理,香港的新金融領域主流資產可能是內地資產,但不意味著未來不會有海外資產在香港通過RWA的方式發行項目,特別是一帶一路合作國家的項目。新金融既然是“高水平對外開放”,未來就必然是全球共建共享的開放性市場,所以內地普通老百姓也不用著急,不用擔心錯過香港新金融的投資機會。我們相信,國家在合適的時候,必然會進一步擴大開放。在國家沒有明確開放之前,普通老百姓自己想方設法去參與這個市場,只能說風險自擔、後果自負。對於這個領域的各類專業服務商和從業人員來說,請務必牢記“金融服務實體”這條主線,不要妄圖通過各種所謂“金融創新”,試圖突破監管的底線或者鑽規則的空子,在“中國——香港”這個大環境下,賺快錢、賺超出市場正常邏輯的大錢都是有風險的。結語對於真正想做實事的人來說,《通知》和《指引》所代表的新政策,意味著對劣幣的果斷驅逐,對新金融基礎的進一步夯實,蘊含著光明的未來和眾多的機會。但無論如何,未來期望在這條賽道上前行的每個人,都必須腳踏實地,不忘初心,才有可能在新金融的賽道上獲得最終的成功。 (其新RWA研究)
台灣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由大陸變為美國
台灣2025年的出口同比增長35%,達到6407億美元。其中對美國出口占31%,對大陸出口占27%,對美出口自1999年以來首次躍居首位。川普政府正在要求糾正與台灣之間的貿易逆差……伺服器和零部件的出貨拉動對美出口(鴻海生產的面向輝達的AI伺服器)在台灣的出口目的地中,2025年美國所佔的比例超過中國大陸(包括香港),是26年來的首次。台灣2025年的對美出口同比增長78%,達到1982億美元,超過對大陸出口的1704億美元。按全年資料來看,對美出口自1999年以來首次躍居首位。台灣方面的統計顯示,台灣2025年的對美貿易順差膨脹至1501億美元,達到上年同期的2.3倍。美國川普政府正在要求糾正與台灣之間的貿易逆差。台灣的賴清德政府對來自美國的關稅壓力和糾正新台幣貶值狀態的要求等保持警惕。台灣的財政部的統計顯示,台灣2025年的出口同比增長35%,達到6407億美元。其中對美國出口占31%,對大陸出口占27%。台灣向美國出口建構人工智慧(AI)基礎設施所必需的高科技產品,這一點產生很大影響。從市場份額來看,台灣企業在面向AI的伺服器生產領域佔全球9成,在半導體代工領域佔7成。以AI熱潮帶來的巨額資料中心投資為背景,美國輝達等企業的需求擴大,顯著改變了台灣的出口結構。鴻海精密工業和廣達電腦等台灣大型廠商在中國大陸擁有個人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的生產基地,但面向AI資料中心的高性能伺服器則將主力基地放在台灣和東南亞等地。其背後存在重視資訊安全的美國IT巨頭的要求。對大陸出口大幅增加的2000~2010年代,呈現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建立個人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的大規模生產基地、台灣對大陸的半導體等零部件出口隨之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在AI伺服器方面,不經過中國大陸工廠,直接從台灣向美國供應產品的供應鏈成為主流。供應鏈的變化也可以從資料中看到。台灣的經濟部的統計顯示,在台灣企業從海外獲得訂單的產品的產地中,中國大陸和香港2016年約佔一半,排在首位,但2024年下降至33%。另一方面,台灣的產量2024年超過50%,東南亞的產量也在增加。大型民間智庫台灣經濟研究院的主任孫明德認為,“台灣對美出口超過對大陸出口的情況或將成為常態”。強勁的對美出口支撐了台灣經濟快速增長。台灣的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稱,2025年實際GDP將比上年增長7.37%。這是從世界金融危機中復甦的2010年以來的最高增長率。預計2026年增長3.54%。從數字產品來看,目前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影響有限。美國對台灣加征比日韓等更高的20%關稅,但很多半導體和伺服器相關產品被單獨豁免追加關稅。在對美出口激增的背景下,台灣的對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在關稅措施影響令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對美出口呈減少態勢的背景下,台灣的快速增長尤為突出。台灣經濟研究院的孫明德認為,2026年的出口動向取決於AI熱潮的前景,同時表示擔憂稱“如果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可能會引起川普政府的警惕”。關稅對機械和金屬等高科技以外的製造業構成打擊,台灣方面主張20%稅率是暫時性的,正在推進降低關稅的談判。抑制巨額貿易順差的對策將成為焦點之一。台灣方面提出的是被稱為“台灣模式”的方案,即由台灣高科技企業進駐美國。參考台灣各地的產業聚集地“科學園區”,在美國建立台灣製造業的聚集地,擴大本地化生產。然而,在美國複製整個複雜的供應鏈並非易事。即使建立了易於轉移的組裝工序,今後台灣對美國的零部件等供應也將增加。只要AI熱潮持續,抑制順差的難度就很高。 (日經中文網)
台積電中國區負責人:可以給大陸企業製造先進晶片,但部分不符合監管要求的敏感企業不行
01. 前沿導讀據科技媒體DIGITIMES發佈新聞指出,台積電中國區負責人、南京工廠廠長羅鎮球在2025年國際電腦輔助設計大會上明確表示,中國大陸客戶可獲得全球先進製程技術的支援。只要是符合相關監管要求的大陸企業,均可以利用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技術製造晶片,不必侷限於南京工廠。而對於部分敏感的大陸企業來說,現在仍無法與台積電的先進技術建立合作關係。參考資料:台積電高管:中國大陸客戶可獲全球先進製程支援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5_12_26_801757.shtml02. 分界線羅鎮球的發言解釋了一個曾經的誤區,中國大陸的客戶可以採用台積電總部的先進生產線製造晶片,但最終取決於監管要求,只有符合要求的企業才能使用。小米此前的玄戒O1,採用的就是台積電3nm製程技術。小米曾經在2021年被美國國防部列入所謂的“與中國軍方相關企業”名單,並一度面臨著美國的投資禁令,但是其並未被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BIS)列入實體清單當中。投資禁令所限制的是美國資本對小米的投資行為,並未禁止美國及全球供應商向小米出售產品和技術。因此,小米作為一家商業公司,其晶片設計訂單並不受美國出口管制中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等先進製程的直接約束。只要小米的晶片設計不涉及美國製裁條例所明確禁止的軍事用途等敏感領域,並且其本身不在美國的實體清單上,那麼它就可以像蘋果、高通、聯發科等其他全球客戶一樣,平等地參與台積電全球產能的分配,獲得最先進的製程支援,這是一種基於普適性商業規則和現行合規框架下的允許。而華為則是在2019年被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列入實體清單,並且此後的多年內製裁持續升級。2020年,美國出口管制中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明確規定,任何企業只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了美國的技術或軟體,那麼在為華為生產特定的先進晶片前,都必須向美國申請許可證。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技術,無論是位於台灣的5nm、3nm,還是未來的2nm工廠,其裝置、軟體和核心技術都深度依賴美國應用材料、泛林集團等公司的技術。因此,華為不再被允許使用台積電先進製程生產線製造晶片。而台積電為華為製造的最後一批先進晶片就是5nm的麒麟9000,當該晶片的所有訂單交付完成,台積電就正式切斷了與華為的後續合作。據科技博主極客灣發佈視訊稱,麒麟9000曾經有兩個設計方案,一個是已經量產的晶片方案,另一個就是採用X1超大核的高性能版本。X1超大核版本的配置更高,但是其良品率並沒有四大核的A77好,並且當時美國已經開始對華為實行封鎖,為了避免產能風險,華為最終選擇了更穩定可控的A77方案,放棄了X1超大核方案。台積電的客戶中立性原則,其適用範圍被嚴格限制在未被制裁的客戶之內。台積電的製造技術和製造裝置高度依賴於美國企業支援,這也是台積電聽從美國調遣的核心原因。03. 南京工廠台積電在大陸建設有兩座工廠,分別位於上海和南京。上海工廠是8英吋生產線,南京工廠是12英吋生產線,負責製造16nm、28nm等成熟製程晶片。南京工廠每月產能為20000片16nm或12nm晶圓,以及40000片28nm及22nm晶圓,約佔台積電總產能的3%。美國曾經給予台積電南京工廠VEU(終端使用者認證)的資格,獲得該資格的工廠在向中國客戶供應符合規定的技術時,可以免去繁瑣的逐案申請,大大提升效率。該政策曾是南京工廠的一個重要優勢,在中芯國際、華虹等大陸工廠的成熟產能沒有發展起來之前,台積電南京工廠基本上是大陸地區成熟晶片的核心製造工廠,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大陸本土企業的發展。美國在2025年9月宣佈終止台積電南京工廠的VEU資格,新政策將於12月31日生效,屆時南京廠須改為逐案申請許可,從特別通道模式回歸逐案審批。該政策的調整,意味著美國在成熟晶片領域的對華管制進一步收緊,不再給予南京工廠特殊的政策扶持。據台灣地區經濟部門評估稱,該政策的調整併不會影響台積電整體的產業競爭力,台積電的核心產業仍然是先進製程。台積電南京工廠的持續營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和其遵守美國法規而可能引發來自中國大陸方面的壓力,相當於緩衝帶的作用。如今中國大陸工廠的成熟晶片在技術和產能上均達到了一個不錯的水平,美國通過VEU來扶持台積電南京工廠的效果甚微,對其終止VEU的資格也是意料之中。 (逍遙漠)
歐亞大陸的“東西南北中”
今年以來,中亞五國(C5)成了國際關係的熱門詞彙。中美俄的視線紛紛聚焦中亞:6月,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在哈薩克舉行,六國圍坐在一起,共商合作大計。10月,第二屆俄羅斯—中亞峰會在塔吉克舉行,這場峰會同獨聯體峰會背靠背舉行。11月上旬,第二屆美國—中亞峰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美國狠狠在中亞刷一波存在感。11月下旬,第七屆中亞五國峰會在烏茲別克舉行,計畫成立“中亞共同體”。亞塞拜然也宣佈加入中亞五國機制,C5變C6,中亞團結合作的勢頭更進一步。當然了,歐盟、印度、土耳其等國家同中亞的C5+1峰會也在上演,本文只重點敘述中俄美在中亞的三國演義,這也是三個大國在歐亞大陸競合較量的一個縮影。一、三個“結合部”中亞有大中亞和小中亞之分。狹義的小中亞,就是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五個國家。廣義的大中亞,指的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西起黑海、裡海一帶,東至帕米爾高原、天山一帶,包括中亞五國,外高加索三國(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喬治亞),以及中東和南亞部分國家。在中亞的東方是農耕文明,以中國、印度為代表,人們主要靠種地為生。在中亞的西方是海洋文明,以羅馬、希臘等為代表,主要發展海上貿易。中亞所在的區域則是草原戈壁、沙漠綠洲文明,如波斯、阿拉伯帝國,展現獨特的遊牧和商業文化。因此,中亞是亞洲和歐洲的地理結合部,又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結合部,以及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的結合部。中亞作為三大結合部,自古以來便是東西方爭奪的要地。從東邊看,中亞所在的帕米爾高原,分化出了天山山脈、喜馬拉雅山脈、興都庫什山脈等。這些山脈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客觀上阻止了伊斯蘭帝國的東進。唐朝的時候,我們和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那會兒被叫作黑衣大食),在中亞打了一仗,這就是公元751年著名的怛羅斯之戰。這一戰,唐朝吃了敗仗,失去了對中亞的控制權。不過,阿拉伯帝國也損失慘重,不敢再東進。同中國比起來,印度人的命運便有些慘了。帕米爾高原延伸出的大山脈在印度大平原那塊留了一個缺口,這就是開伯爾山口。歷史上,中亞的穆斯林勢力均是通過這個山口入侵和統治印度。印度著名的德里蘇丹王朝、莫臥兒王朝,其實都是外來的阿富汗人、烏茲別克人建立的。蘇丹在阿拉伯語中指的是國王,莫臥兒在波斯語中指的是蒙古。從西邊看,阿拉伯王朝也是西歐基督教國家“十字軍東征”的主要目標。阿拔斯王朝多次同英法以及拜占庭帝國發生戰爭。歷史上,“十字軍東征”總共有8次,持續了將近200年。這不僅是宗教戰爭,背後更是海權國家對陸權國家的圍剿。而在東西方之間來回征戰的中亞、中東國家,也在戰爭中吸收了東西方的文化,建立了自成體系的伊斯蘭遊牧文明。比如中亞穆斯林從拜占庭帝國那裡學習了羅馬物理知識,又從中國人那裡見識了人力投石機,最終發明配重投石機,這就是著名的“回回炮”。後來,蒙古人正是使用“回回炮”攻破襄陽,打敗宋朝,建立了元朝。由此可見,在中亞的大博弈,自古有之,一直延續到現在。二、三種地緣學說到了近代,英國和沙俄在大中亞地區展開了半個多世紀的大博弈,也被看作是國際關係史上的“第一場冷戰”。這也是英國海權同俄羅斯陸權的正面較量。俄羅斯本質上是一個陸權國家。可能有人會說,俄羅斯北面靠著北冰洋,東臨太平洋,西邊還有波羅的海和黑海,怎麼會是陸權國家呢?這一點可以看看之前的《大港,海權與超級大國》以及《從來沒有大三角》兩篇文章。俄羅斯天生跟海不和,是個真正的陸權國家,命中註定沒法實現海權稱霸。俄羅斯的地盤看起來確實很大,但嚴重缺乏不凍港。從本質上看,俄羅斯領土擴張的主要驅動力就是尋找不凍港和出海口。北冰洋方向,俄羅斯唯一的不凍港就是摩爾曼斯克。太平洋方向,俄羅斯從清朝手裡奪取的海參崴等港口都是凍港,建國初期蘇聯還想在大連港設立軍事基地,被教員硬生生懟了回去。波羅的海方向,彼得大帝從瑞典人手裡奪取的聖彼得堡也是凍港,而且波羅的海進入大西洋需要經過波蘭、德國的控制區。黑海方向,葉卡捷琳娜大帝倒是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取了塞瓦斯托波爾、敖德薩等不凍港,但這兩個港口在冷戰結束後都歸了烏克蘭。這也是俄羅斯2014年出兵克里米亞、2022年出兵烏克蘭的重要原因。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已經持續1360多天,眼瞅著要趕上蘇聯衛國戰爭的1418天,可普丁還是沒有要停的意思。俄羅斯國內很多主戰派都主張,一直要打到烏克蘭的敖德薩,把烏克蘭打成一個內陸國家。歸根結底,不凍港一直是俄羅斯作為陸權國家的心頭好。回到英俄的中亞大博弈,這場博弈從19世紀中葉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俄羅斯要南下,英國自然要北上,雙方在中亞的地緣戰略矛盾迅速激化。英國以英屬印度為基地向北滲透,兩次發動阿富汗戰爭。最終沙俄前哨與英屬印度的距離僅有30公里。1907年,一戰前夕,英俄兩國都爭不動了,於是簽訂《英俄協約》,終結了這場持續半個多世紀的“大博弈”,劃分了在中亞、波斯等地的勢力範圍。夾在英國獅和俄國熊之間的阿富汗可這一劃分,也留下了諸多禍根。英俄勾兌的杜蘭線、帕米爾勢力範圍線等成為南亞、中亞國家諸多領土爭端的源頭。清政府當時管轄的瓦罕走廊也被英俄單方面劃給阿富汗作為兩者之間的緩衝帶。接下來,一戰、二戰國際博弈的大背景主要圍繞美英俄德四組關係展開。從陸權論出發,俄羅斯最終建立包括中亞五國的蘇聯,並努力修建從莫斯科經中亞到阿富汗的鐵路,勃列日涅夫還發動阿富汗戰爭。另一個陸權國德國,1903年則推出2B鐵路計畫,即巴格達-柏林鐵路,試圖打造對抗英國全球海權的利器。從海權論出發,英國從荷蘭、西班牙等國手裡奪取了直布羅陀海峽、蘇伊士運河、荷姆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海上要道的控制權。同一時期,另一個海權國家美國啟動巴拿馬運河修建,悄悄同英國開啟海軍軍備競賽。後來便發生了二戰,英國與美國海權霸主易位,德國陸權衰落,而蘇聯陸權達到鼎盛。相比英國,美國的目標更為宏大,是對歐亞大陸國家(歐盟、俄羅斯、中國等)進行分而治之,離岸制衡。美國在歐洲、中東中亞、亞太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實施“三線遏制”。歐洲方向是北約,冷戰後又推動北約六輪東擴,全力遏制俄羅斯。中東方向是中約,1955年組建巴格達條約組織,後改名中央條約組織,1979年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後解散。如今,川普不斷推銷《亞伯拉罕協議》,希望同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組建中東版“北約”,全力遏制伊朗。亞太方向是南約,1954年組建東南亞條約組織,聚攏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等盟友,在越南戰爭後走向解體。如今,美國又推出“印太戰略”,試圖打造亞太版“北約”,全力遏制中國。不難看出,美國時至今日仍沉溺於冷戰思維,在歐亞大陸實施“分而治之”:一把刀插在歐亞大陸底部,通過北約牢牢困住俄羅斯的雙腳;一把刀插進歐亞大陸腹部,通過“亞伯拉罕協議”繼續對伊朗極限施壓;一把刀插進歐亞大陸頭部,通過“四邊機制”“奧庫斯”等小集團收緊對中國的島鏈遏制。三、三大國際運輸走廊新世紀以來,新一輪海陸角力的連續劇,又在中美俄之間上演。而中亞,從英俄大博弈、美蘇長冷戰的前沿陣地,變成了中美俄大博弈的關鍵類股。先來說說美國。在美國的新中亞戰略中,中亞是同南亞、中東、外高加索等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相互聯通的樞紐地帶,是北約和歐盟向東擴張的合作夥伴。一是謀求中亞和南亞聯動。美國務院將中亞問題從歐亞事務局剝離,專設中亞和南亞事務局,謀求建立以阿富汗為中心的大中亞。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而川普多次表示,要恢復在阿富汗駐軍,奪回巴格拉姆空軍基地。二是謀求中亞和中東聯動。在今年11月召開的美國—中亞峰會上,美國說服哈薩克宣佈加入川普倡議的《亞伯拉罕協議》,推動中亞和中東局勢聯動,企圖用阿拉伯國家的錢和以色列的技術投資哈薩克的稀土和礦產資源,自己好從中撈一筆。三是謀求中亞和外高加索聯動。川普高調宣佈將聯合歐洲投資建設“中間走廊”,並計畫將“中間走廊”與“川普國際和平與繁榮走廊”連接起來。“中間走廊”又叫“跨裡海國際運輸走廊”,這是中亞國家、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土耳其聯合倡導的國際運輸走廊項目。所謂“川普國際和平與繁榮走廊”其實是連接亞塞拜然及其飛地納切希萬的“贊格祖爾走廊”,這個走廊要經過亞美尼亞領土。今年8月,川普親自接待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總統,促成兩國簽署意向性和平協議,宣佈把“贊格祖爾走廊”更名為“川普國際和平與繁榮走廊”,美國可以營運99年。“中間走廊”示意圖美國人之所以投資“中間走廊”項目,並不是為了幫助中亞國家發展建設,更多是瞄準中俄,誘使中亞國家擺脫中國主導的能源資源和稀土供應鏈,以及擺脫俄羅斯主導的跨國運輸網路。要知道,美國是典型的海權國家,而中亞國家是距離海洋最遠的國家,雙方壓根不是一路人。2024年,美國同中亞五國的貿易額不到50億美元,對中亞國家的投資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中亞國家對此心知肚明,表面上對美國阿諛奉承,稱呼川普為“世界總統”“天降的和平使者”,實際上對美國在中亞地區策動“顏色革命”的擔憂從未消退,近年來不斷加強對美西方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和拔除。接著來說說俄羅斯。同美國不同,俄羅斯是典型的陸權國家,共同的蘇聯歷史令俄同中亞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2024年,俄同中亞五國的貿易額超過450億美元。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彼得大帝遺志和蘇聯雄心,先後組建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聯盟,利用不同機制層層套住中亞,將中亞視作俄羅斯的南部後院,在此基礎上繼續向南拓展,努力建設“北南國際運輸走廊”,採用陸海聯運連接俄羅斯和印度、波斯灣和北歐,打造替代蘇伊士運河、打破美西方制裁的戰略通道。北南國際運輸走廊總長7200公里,分三條支線互補。西線從俄羅斯經亞塞拜然陸路至伊朗,佔總貨運量約70%;東線從俄羅斯經哈薩克、土庫曼抵達伊朗,於今年剛剛實現常態化營運;跨裡海路線則通過鐵路加海運方式,銜接俄羅斯、亞塞拜然與伊朗的裡海港口。三條支線最終均能經伊朗港口對接印度及南亞國家。對比蘇伊士運河路線,“北南國際運輸走廊”的效率和成本優勢顯著,比如孟買到莫斯科的運輸時間能縮短40%~50%,成本節省40%~55%。陸權的集中體現就是鐵權。外交手腕深厚的俄羅斯在推進“北南國際運輸走廊”過程中有著自己的小九九,致力於打造1520寬軌空間。什麼是“1520空間”?俄羅斯鐵路使用寬軌(1520毫米),比國際標軌(1435毫米)要寬。俄羅斯的外交準則是,寬軌所至,能力所及。近年來不斷推動蒙古、中亞等國在新建鐵路時沿用寬軌標準,這是俄羅斯維護地緣安全、打造勢力範圍的重要一環。俄羅斯的“1520空間”心思自然也引發中亞國家的嘀咕,畢竟如果未來發生戰爭,俄羅斯的軍隊和坦克坐上火車便可直達中亞。尤其在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後,中亞國家對俄羅斯的恐懼和戒心進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中亞國家的“去俄化”心理和趨勢越來越明顯。今年11月,中亞五國聯合召開中亞五國峰會,並計畫升級為“中亞共同體”,正是撇開俄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強化中亞戰略自主的體現。最後來談談東大。同美國、俄羅斯都不同,中國是陸海兼備型國家,同中亞的關係互補性強,發展潛力大。中亞五國都是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這是中國在周邊的首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叢集。在今年6月的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上,中國同中亞五國簽署《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更是成為全球首創。2013年,東大分別在哈薩克、印尼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12年過去了,“一帶一路”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受歡迎、成果最多的國際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原則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目標是互聯互通互助。從歷史和現實經緯來看,“一帶一路”完全超越了陸權論、海權論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學說,開闢了新型國際關係理論。具體到中亞方向,中歐班列在2024年開行超過2.1萬列,其中過境中亞超過1.6萬列。在俄羅斯遭受美西方制裁的背景下,過境中亞的中歐班列大幅增長。當前,中國和中亞國家已就“一帶一路”和“跨裡海國際運輸走廊”對接合作達成共識,中吉烏鐵路等一大批項目也在加緊推進。更重要的是,中吉烏鐵路在吉境內混合採用標軌和寬軌,設立內陸港迅速換軌,實現在中亞標軌鐵路的突破。同時水漲船高的還有貿易額數字,中國已超越俄羅斯成為所有中亞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2024年,中國同中亞五國的貿易額將近1000億美元,是俄羅斯的2倍多,是美國的近20倍。前文說過,中亞是中美俄在歐亞大陸競合博弈的縮影。中亞這塊古老的土地,彷彿一面鏡子,照見了大國最根本的戰略底色。美國,這個海權霸主,骨子裡流淌著“分而治之”的血液。它打出的“中間牌”,本質是離岸平衡手的經典復刻,試圖用一條“中間走廊”將中亞從歐亞大陸的版圖上切割出來,成為遏制中俄的楔子。俄羅斯,這個陸權巨獸,對勢力範圍和戰略縱深有著刻入基因的執念。它的“北南牌”與“1520寬軌空間”,是彼得大帝遺囑在現代的迴響,企圖用鋼鐵軌道將中亞牢牢鎖在自己的南部後院。而中國,作為新興的陸海雙棲強國,則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們的“東西牌”,下的是一盤聯通共贏的大棋。“一帶一路”不搞勢力劃分,不建軍事堡壘,而是鋪鐵路、促貿易、保民生,其核心是幫助中亞這片“失落的心臟地帶”重新跳動起來,從封閉的內陸變成聯通四方的“黃金十字路口”。歷史終將證明,誰在分裂世界,誰在聯通未來。所謂執大象者,天下往之;促聯通者,天下歸之。這不再僅僅是理想,而是正在歐亞大陸上發生的、由鋼鐵駝隊書寫的新現實。按照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的理論,歐亞大陸的棋手是俄羅斯,中國,印度等。棋子國家是土耳其,烏克蘭,哈薩克,亞塞拜然、伊朗等。美國要打一拉一,各個擊破。但真正的智慧不在於割裂大陸而治,而在於聯通大陸而興。這或許正是中國給這個撕裂的世界的最大啟示。地緣政治的終局,不該是棋手的對決,而應是棋盤的聯通。 (盧克文工作室)
美國在歐亞大陸,正被邊緣化嗎?|IPP編譯
編者按:文章宣稱,美國的對手正通過武器共享、聯合演習等擴大影響力,而美國盟友已自發加強合作,例如日本、韓國向烏克蘭提供援助,歐洲國家在印太地區開展部署。作者建議,美國應主動引導盟友間的協作,整合防禦工業、增強軍事生產能力,並參與新興的多邊機制,避免被排除在全球秩序重塑處理程序之外。作者認為,若不調整策略,美國可能在新興的國際格局中邊緣化。近日,《外交政策》2025年11-12月號刊登了美國前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朱莉安·史密斯以及美國國防部前副助理部長林賽·福特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國的主要對手正在歐亞大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強協作,形成跨區域的對抗陣線,而美國的盟友也在加速跨大西洋和印太地區的合作以應對挑戰。然而,當前美國政府卻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要求歐洲和亞洲盟友各自專注於本地區事務,忽視了其主要對手在軍事、技術及灰色地帶行動上的深度聯動可能引發多戰區衝突的風險。朱莉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克拉里昂戰略公司(Clarion Strategies)的總裁兼聯合創始人,曾於2021年至2024年擔任美國常駐北約代表,並於2012年至2013年擔任美國副總統喬·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林賽·福特(LINDSEY FORD)美國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America)高級研究員,曾於2024年至2025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南亞事務高級主任,並於2021年至2024年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南亞和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2024年10月28日,一群韓國情報官員向北約成員國及其在印太地區的其他三個夥伴國——澳大利亞、日本和紐西蘭——通報了烏克蘭戰爭中一個令人震驚的進展:朝鮮向俄羅斯庫爾斯克地區部署了數千名士兵,以協助莫斯科的戰爭行動。首爾派遣其頂級情報分析人員前往布魯塞爾參加此次通報會的行動本身,就幾乎與朝鮮決定介入烏克蘭戰爭一樣令人震驚。這兩項進展都反映了一個新的現實。美國的對手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協調,在歐亞大陸形成了一個更加統一的競爭格局。作為回應,美國的盟友們正在聯合起來。幾年來,美國一直主導著這項行動。2021年,美國與澳大利亞和英國建立了安全合作機制——AUKUS(澳美英安全合作機制)。2022年,北約開始邀請亞洲國家參加其年度峰會。2024年,日本、韓國、美國和歐盟組建了一個聯盟,旨在削弱中國對醫藥供應鏈的控制。目前,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已就與其他國家在《AUKUS條約》框架下的合作進行討論。日本一直被提名為該條約第二支柱(即先進技術能力)下的潛在合作夥伴。圖源:AAP然而,如今美國似乎正在放棄跨區域的大國競爭策略。今年5月,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布裡奇·科爾比勸阻英國官員按計畫派遣一艘航空母艦前往印太地區部署。據Politico援引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話稱,科爾比的立場很簡單:“我們不希望你們去那裡。”他敦促英國將注意力集中在更近的威脅上——即俄羅斯。華盛頓如今鼓勵其亞洲和歐洲盟友固守各自區域——這種過時的外交政策已不合時宜。美國的對手正在同步採取越軌行動,共享武器和技術。它們聯手構成的威脅比美國幾十年來面臨的任何威脅都更為嚴峻。亞洲和歐洲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一個大陸的危機就會對另一個大陸產生溢出效應。美國應該努力影響其盟友正在建構的新網路,而不是與之對抗。否則,華盛頓可能會發現自己被邊緣化,無法融入新的全球秩序。齊心協力美國的霸權地位取決於亞洲和歐洲的安全。20世紀40年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論證了控制歐亞大陸沿海邊緣地帶的重要性。他寫道:“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統治了歐亞大陸;誰統治了歐亞大陸,誰就統治了世界的命運。”(“Who controls the rimland rules Eurasia, Who rules Eurasia controls the destinies of the world.”)自那以後,除川普外,每一位美國總統都認同斯皮克曼的觀點。他們也一致認為,美國絕不能再次允許出現一個可能威脅美國利益的強大的歐亞集團。任何地區強權的結盟,無論是結盟還是聯合對抗美國,都可能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威脅。20世紀10年代和30年代,這種情況兩次發生,美國都被捲入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因此,儘管二戰後美國領導人致力於維護亞洲和歐洲的安全,但在接下來的50年裡,他們也竭力使美國的對手和盟友間保持分裂。這種策略曾使美國保持了數十年的霸權地位,但如今已不再適用。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個正在崛起的歐亞軍事工業集團(Eurasian military-industrial bloc)的威脅。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正與俄羅斯建立一種實際上等同於聯盟的夥伴關係。兩國都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去年,俄羅斯與朝鮮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中國也與白俄羅斯和塞爾維亞舉行了聯合軍事演習。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還在積極利用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BRICS)等國際機構。2024年6月,俄羅斯總統普丁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在平壤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圖源:朝鮮《中央日報》儘管這種敵對勢力之間的鬆散聯盟更多是出於共同的不滿而非共同的利益,但美國不能對此視而不見。華盛頓必須通過投資跨區域聯絡來鞏固其盟友關係。美國前總統拜登認識到這一必要性,並致力於增強“民主聯盟的肌肉”(the muscle of democratic alliances)。例如,AUKUS就是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旨在以全新的方式加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盟國國防工業之間的聯絡。隨著朝鮮軍隊協助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行動,歐洲夥伴意識到他們不能置身於亞洲地緣政治之外。印太地區的夥伴也明白,烏克蘭局勢的走向可能會影響中國未來的對台政策。正如日本前外相林芳正所言,歐洲安全與太平洋安全“密不可分”。過去七年間,法國、德國、荷蘭、英國和歐盟都制定了新的印太戰略,強調與亞洲民主國家合作,建構具有韌性的供應鏈,並維護航行自由。2021年,德國和荷蘭數十年來首次向印太地區部署護衛艦。據德國智庫基爾研究所稱,日本向烏克蘭提供的雙邊經濟和人道主義援助超過了芬蘭、法國和波蘭。自今年1月以來,美國一直抵制其亞洲和歐洲夥伴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絡。9月,川普表示,他對中俄結成反美軸心“絲毫不擔心”。在2025年香格里拉對話——亞洲規模最大的年度防務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呼籲美國的歐洲盟友“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在各自大陸的比較優勢”,並提醒他們“北約中的‘北’代表的是‘北大西洋’”。五角大樓官員與歐洲盟友會晤的記錄不再像過去幾年那樣頻繁提及印太安全問題。美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會晤也不再提及烏克蘭和平的重要性。6月,儘管印太地區各國對歐洲防務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三年來首次缺席北約峰會。川普在2025年北約峰會上促成北約盟友作出承諾,將防務支出的GDP佔比提高至5%。圖源:路透社川普政府似乎希望其盟友,尤其是歐洲盟友,安分守己,專注於自身安全,從而承擔更大的責任。美國則專注於維護西半球秩序、保衛本土以及限制其在海外的承諾。然而,美國的對手正在以各種方式共享技術和軍事資源,這可能會削弱單個美國盟友的實力,並延長地區衝突。此外,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全球範圍內部署網路、太空和其他工具,這降低了任何單一危機被限制在單一地理區域內的可能性。將亞洲和歐洲盟友彼此隔絕,會削弱美國及其盟友的力量。多線危機爆發的風險日益增加。華盛頓及其盟友需要做好準備,以遏制不同地區的多個對手。他們能否組建統一戰線,將影響北京和莫斯科領導人的考量。美國的盟友和對手正在重新調整格局。華盛頓可以選擇置身事外,也可以嘗試塑造有利於自身的新秩序。雙重麻煩在亞洲和歐洲,莫斯科和他的夥伴正利用“灰色地帶”行動欺凌美國盟友,削弱其軍事實力,並質疑歐盟、七國集團和北約等民主組織的團結和能力。如果沒有獲得來自亞洲的武器、技術和人員,俄羅斯總統普丁對烏克蘭長達數年的轟炸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官員表示,莫斯科正在向平壤等地提供隱形技術、潛艇技術、導彈技術和衛星技術,以此作為回報,而這些技術此前莫斯科並不願意與它們分享。美國情報界最新的威脅評估警告說,這種對手之間日益緊密的合作“增加了美國與任何一個對手發生緊張關係或衝突,並可能將其他對手捲入其中的可能性”。2024年,一個由前高級文職和軍事官員組成的兩黨國會委員會也得出類似結論,認為美國“應該假定,如果美國捲入涉及俄羅斯、伊朗、朝鮮和其他國家的直接衝突,那麼該國將從其他國家獲得經濟和軍事援助”。除非美國及其盟友也開展軍事合作,否則它們將無法應對這一挑戰。幸運的是,華盛頓的盟友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北約之所以能夠維持烏克蘭的防禦,是因為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一直在悄悄地補充美國的155毫米炮彈和愛國者導彈庫存。同樣,歐洲向印太地區的部署雖然有限,但也幫助維持了盟軍在南海和台灣海峽的存在,尤其是在美國艦艇被重新部署到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下。這些舉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美國及其盟友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應對多戰區衝突的風險。今年7月,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警告說,一旦台灣危機爆發,中國可能會要求俄羅斯通過攻擊北約領土來牽制華盛頓及其夥伴,使其“忙於應對歐洲局勢”。莫斯科還可以通過非軍事手段,例如對歐洲電網發動網路攻擊,來分散或阻止各國援助台灣。盟軍及其國防規劃人員需要共同應對多戰區戰爭的可能性。美國及其夥伴應首先擴大各國首都之間的即時資訊共享,降低關鍵基礎設施的脆弱性,制定應對能源市場衝擊的計畫,並整合其太空和網路能力。美國及其盟友應協調國防工業生產,以彌補彼此武器庫的缺口。他們應力爭在未來五年內將遠端打擊武器、彈藥和無人機的總產量翻一番。如果美國及其盟友不共享資源,未來衝突中可能面臨嚴重的彈藥短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進行的戰爭推演表明,如果美國與中國因台灣問題開戰,美國可能在最初八天內就耗盡彈藥。美國及其夥伴需要共享資源,才能獨自對抗北京的軍工產能,美國盟友利用集體資源的必要性將更加凸顯。美國提出的“複製器”計畫明確要求,在數年內部署數千套低成本無人平台,將單套採購成本壓縮至傳統裝備的三成左右。圖源:路透社華盛頓應努力在歐洲和印太地區建設軍火工廠,從而降低美國對手切斷其補給線的可能性。它還應在盟國建立更多美國平台維護、修理和大修設施,以提高美軍在危機中的戰備水平。華盛頓及其夥伴也需要練習跨戰區快速部署能力。例如,美國應邀請更多歐洲和印太地區的盟友參與“機動衛士”(Mobility Guardian)演習。該演習每兩年舉行一次,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日本、紐西蘭、英國和美國將參加,演練部隊和武器的長途調動。被排除在群聊之外美國的盟友已經意識到需要加強合作。事實上,亞洲和歐洲的夥伴長期以來一直將彼此視為避險美國風險的途徑。當華盛頓變得不可靠或難以預測時,亞歐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加強。川普第一屆政府放棄自由貿易政策促使歐盟與日本和越南簽署了全面的貿易協定。在川普第二屆政府的領導下,歐盟正在敲定與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新貿易協定。今年7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安託身旁表示,“當經濟不確定性與地緣政治動盪同時出現時,像我們這樣的夥伴必須更加緊密地合作。”由於美國反覆無常的外交政策,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達成共識。2023年,日本和英國簽署了一項協議,為聯合訓練和輪換部署鋪平了道路。法國和菲律賓正在考慮達成類似的協議。同年,澳大利亞成為歐洲機動協調中心(Movement Coordination Centre Europe)的首個非北約成員國。該後勤組織允許其成員國共享軍艦和飛機進行運輸。2024年11月,歐盟分別與日本和韓國簽署了新的安全和防務夥伴關係協議,這是布魯塞爾首次與亞洲夥伴簽署此類協議。華盛頓不應抵制或否定這種合作,而應積極參與塑造合作格局。歐洲領導人已表示有意最終加入亞洲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此舉可能使華盛頓被排除在這個佔全球GDP約30%的貿易集團之外。美國仍可通過提供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或與夥伴和盟友協調標準(例如資料隱私規則或人工智慧監管)來引導國際貿易走向。一個更加一體化的友好國家集團對華盛頓來說無疑是件好事。它的盟友們終於開始積極分擔國際責任。例如,法國、印度和歐盟正在合作加強印度洋的海上監視。德國正在向菲律賓等在南海的國家提供海上訓練。澳大利亞軍隊也在英國訓練了烏克蘭新兵。但盟友間其他形式的協調可能對美國構成風險。義大利、日本和英國正在聯合設計一款新型戰鬥機——作為未來項目的試驗平台。幾十年來,盟國間的互操作性一直以美國技術為中心。如果亞洲和歐洲的盟友也自主研發技術,這種整合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而且,如果沒有美國的專業技術,盟國的資產競爭力可能會下降。韓國總統李在明誓言2030年前將韓國打造成全球第四大防務工業強國。圖源:AP如果美國不參與其盟友組建的新團體或機構,它將失去制定國際貿易和安全規則的機會。歐盟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成員國已表示有意在不經美國干預的情況下,協調亞洲和歐洲的數字貿易規則。此類網路最終可能更直接地與美國政策相悖。亞洲和歐洲國家可能會為中國的投資和技術創造更寬鬆的環境,停止與台灣的初步合作,或減弱對烏克蘭的支援。它們也可能採用中國的電信基礎設施。如果華盛頓繼續留在談判桌上,它有能力阻止其中一些更令人擔憂的後果。街區新樓盤美國盟友與對手的重新調整可能會削弱那些支撐美國主導地位的機構。儘管美國的工業中心地帶為贏得二戰提供了強大的實力,但真正鞏固美國在整個冷戰時期主導地位的,是華盛頓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諸如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跨區域機構已經取代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成為多邊合作的重要平台。通過這些機構,俄羅斯等國正在建構新的金融工具和國家主導的網路安全模式。9月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讓美國清楚地認識到此次峰會的利害關係。在這次有20多位世界領導人和聯合國秘書長出席的會議上,中國明確表示不願讓“少數國家的規矩”主導全球事務。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宣佈成立一家新的開發銀行,該銀行將與金磚國家主導的類似機構以及中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駕齊驅。此外,峰會還宣佈成立新的區域中心,以協調執法、反恐和禁毒行動。北京方面也利用此次峰會宣佈了其“全球治理倡議”。近年來,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都吸納了新的對話夥伴,這使得中國和俄羅斯不僅在整個歐亞大陸,而且在所謂的“全球南方”地區,都得以宣稱其領導地位和影響力。這些機構的實際影響有時難以察覺。但它們的持久性和發展壯大反映出人們對西方標準和貿易慣例的不滿。儘管世界距離放棄美元還很遙遠,但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正試圖加速去美元化。它們的成員國正在進行貨幣互換,並簽署跨境支付協議。在烏克蘭衝突全面爆發後,北約深化了與澳大利亞、日本、紐西蘭和韓國的關係。由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和美國組成的“五眼聯盟”情報合作機制也採取措施加強資訊共享,並強化供應鏈安全。此外,七國集團也定期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參加其峰會。川普政府可以利用這一勢頭,鼓勵盟友承擔更多責任。七國集團+(G7+)作為一個由受衝突影響國家組成的政府間組織,可以成為在保障關鍵礦產資源或打擊毒品走私方面開展合作的平台。美國參與的兩個“四方安全對話”(Quad)——一個是位於印太地區的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另一個是位於歐洲的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包括法國、德國和英國——舉行聯合會議,有助於這兩個區域組織協調其出口管制、產業政策和技術發展。無論美國是否加入,美國的盟友都將繼續彼此合作。但如果沒有華盛頓的參與,它們就無法充分發揮潛力。八十年前,正是美國大膽的領導力和外交手段締造了全球秩序。重塑全球秩序同樣需要創新性的領導力。美國為舊時代建構的聯盟體系必須進行徹底改革,以適應對抗聯盟的新現實。川普除了敦促夥伴國增加國防開支外,對重振或重塑聯盟關係幾乎毫無興趣。美國的盟友因此變得更加強大,但仍然缺乏整合其新能力的明確戰略。如果沒有美國的領導,盟國聯盟可能沒有足夠的實力成功對抗北京和莫斯科。美國單憑自身之力無法駕馭由此引發的歐亞大陸衝突。無論華盛頓是否樂見,美國的盟友都在迅速調整彼此關係;這些關係網路能否維護美國利益,取決於華盛頓如何應對。如果美國未能重塑與亞洲和歐洲夥伴的關係,就有可能在瞬息萬變的世界秩序中被邊緣化。 (IPP評論)